西安飞重庆也不过一小时，遭了这样的罪，那一小时就显得太漫长了。我感觉飞很久了，看看表还不到10分钟。这时间怎么停了步？
飞行组里一位大个子美军从驾驶室来到机舱，脸色很难看，好像比我们还负担重，走到周恩来和陆定一面前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也叽哩咕噜说英语，我们听不懂，只觉得那手势和神情都有些不妙。周恩来站起身，随大个子美军去了驾驶室，在那边还是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会英、法、德、日、俄五种外语，除俄语稍差些，另外4种语言当时讲得都很帅，这也是我常为共产党感到自豪的地方，蒋介石可没这两下子！
“何副官！”周恩来朝我招呼，“你过来。还有李秘书！”
我和李全德跌跌撞撞走过去。周恩来以很少使用的严厉声音命令：“机长说现在必须减轻载重，你们把那些可以丢掉的货物和行李都甩出去，注意文件箱和公文包，要保护好，别丢错了！”
显然，我们遇上严重的危险了。安全第一，人命要紧，没什么可犹豫的。大个子美军拉开舱门，寒风呼啸着冲进舱内，冲撞、扫荡、屠杀。两耳轰轰响成一片，听不见谁喊什么，反正动作要快，拎着机上的便梯、铁桶、铁箱就往外甩。扔光了美国人的东西再扔我们自己的东西。几箱子延安梨扔出去了，几捆羊皮筒子扔出去了，几匹延安纺的毛呢料扔出去了，手枪箱子、个人行李，连江青的行李皮箱也扔出去了，最后把为延安购药的一箱子20万元钞票也扔了！他妈的，那大个子美军眼睛转着还要找东西扔，再扔就该扔人了！
说实话，先扔美国人的东西，扔一件就像扔一个包袱似地轻松，轮到扔我们自己的东西，扔一件就像割去一块肉，带来的不是是锥心的痛楚。我们经济上多困难哪，一支香烟几个烟鬼轮着一人狠狠吸一口，现在这么多钱和财物大手大脚全扔了……
可是，也怪不得美国大兵还要找东西扔，这天气跟国民党蒋介石一个毛病，你让一步他逼一步，你让多少步他就不放松地逼多少步。气温越来越低，机翼机身结满了冰，而且越积越厚，机翼的冰引起气流改变，升力骤减，连飞机的升降和转舵都难以操纵了。大个子美国兵再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又走到周恩来跟前，俯下身子一脸无奈地叽哩咕噜，还不时指点我们这些乘客作手势，那手势叫我直抽凉气，分明是要“扔人”了，扔几个来保住剩下的人！
周思来一脸严峻，眉宇间蹙起“山川”，终于点点头。于是，陆定一便立起身来，那是要宣布重大决定的神情。我当然不相信扔人，但美国大兵的手势绝对明确是朝舱门外扔人。他想扔谁？20年后也许人们会说先扔江青，那时扔谁也不可能扔她和杨眉两个女同志啊。不是首长的只有作家戈茅、秘书李全德、军事参谋童陆生和我这个副官……
“外面气候恶劣！”美国大兵说一句，陆定一大声翻译一句，“为了先生们的安全，请作好准备，背用降落伞，必要时就跳伞离机！”
原来是这么回事！美国大兵开始给我们发伞，边讲边示范：如何背伞，如何跳，如何拉伞，什么是错误的动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刚刚放松一点的神经，随着他讲一项要求又绷紧一步，到最后，无异“扔人”一样紧张了。谁跳过伞啊，跳出去伞张开张不开呀？探望舷窗外，秦岭一条条山脉像章鱼伸出的狰狞的爪子要攫住我们的飞机和每一个人……
邓发走到我身边，脸孔像秦岭那寒风中的岩石，一字一顿对我说：“小鬼，如果跳伞，你一定要好好紧跟周副主席，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首长放心！”我用力点点头。人就是这么怪，一旦想到责任，其他杂念便立刻烟消云散，那种庄严神圣又慷慨激昂的情绪便澎湃起来。
大个子美国兵站到了舱门那里，等候机长命令，随时准备拉开舱门招呼我们跳。因为这种飞机还没有跳伞的自动开伞装置。他没有背伞，机组人员都没背伞，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条令对运客飞机机组人员的规定，是为了替每一名乘客负责任。望着他那严肃待命的表情，我心里忽然一热，产生了好感和敬意，这真是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富有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的好兵啊！
震耳的马达声中，我忽然听到一阵隐隐的呜咽声，像蚊虫似地微弱。寻声找去，原来是小杨眉。她坐在江青身边，伏身嘤嘤轻泣。我正要过去，周恩来已经先一步过去，坐在了杨眉另一边，轻轻抚慰她：“杨眉，不哭，不要怕……”
“周伯伯。”小杨眉抽泣着，“我，我没有伞包……”
真是忙中出错，竟忘了这个小人儿。周恩来立即站起身，解下身上的伞包，给杨眉背好，一边安慰着：“勇敢点，杨眉，学习你爸爸，什么都不要怕！”
这个情节后来传扬出去，成为尽人皆知的周恩来让伞的佳话，并且被编入学生的语文课本。
周思来在危难时刻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确实使机上每个人都深深受了震动和感动。我马上解下身上的伞包，走过去递给周恩来。当我们互相坚持让给对方背时，大个子美国兵又找出一个伞包给了我，并且伸出大拇指朝我们叽哩咕噜一番。
飞机还在颠簸飘摇，终于，机长的命令传下来，情况严峻，无法过秦岭，只能返回西安。
周恩来尊重他们坚持科学的态度，同意返航西安。
飞机在西安机场着陆停稳后，我那颗悬着的心才从喉咙落回到胸腔里。下飞机一看，好家伙，机身晶明透亮一层厚冰，在阳光下咔咔地响着裂开，大块小块往下掉。
“中午在鸿宾楼请客，”周思来大声说：“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一下这些美军人员，他们的态度和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美军人员对周恩来如此厚待他们，高兴不已。席间，美国大兵说：“今天能大难不死，这是上帝保佑你周将军。”周恩来笑着说：“不是靠上帝，是靠你们美国军人高超的技术和艰苦顽强的努力。”美国大兵听了都鼓了掌，兴奋不已。当局思来表示一定要赶去重庆，下午还要冒险一飞时，机长马上同意了，并且很有信心地说，有经验了，下午先升到5000米以上，避开结冰的气温层，然后再飞越秦岭。
饭菜鲜美，美国大兵个个吃得红光满面。我们这些上天就吐的人却敢看不敢吃，都吐怕了。
午后2点，我们带着希望、信心，也带着紧张和风险又登上了那架美国运输机。
飞机扶摇直上，重新笼罩我们的又是冷。奇冷、酷冷，比上午还冷，我过雪山也没觉这么冷，这辈子再没遇过那么冷！周恩来脸色灰白，胸脯起伏着，我们也都强烈地感到胸闷气短，拼命作大呼吸。登机前机长就提醒，这一次飞得高，会缺氧，现在我们尝到了缺氧的滋味，我脑子里不时闪出离了水的鱼儿拼命煽动两腮，嘴巴翕动不已……
周恩来忽然起身，头重脚轻地走到驾驶舱，请大个子美军拿来飞行员自备的氧气。若不是忍耐到极限，周恩来不会这样做……
可是，我错了。周恩来没有吸氧，他喘息着说：“何副官，你给江青吸吸氧。”
周恩来对江青的关心是格外的。午饭时，我和李秘书向他检查，不该匆忙间扔掉20万元钱，周恩来并没责怪我们，却吩咐办事处周子健处长赶紧替江青买些生活必备品带上，以免到了重庆临时受窘，生活不方便。
现在，他自己忍受着缺氧的折磨，却首先关心江青缺氧，显出不支，由我和大个子美军帮她戴上氧气罩吸氧。
江青大口大口地吸着，苍白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她感觉好一些，便拿下来给她心爱的小杨眉吸。
说实话，江青是真喜欢天生丽质，无比聪俊的小杨眉，时时惦着她，关心她，跟她聊天，见她冷就搂紧她，用体温温暖她，那种爱时时可以从一瞥目光或一声轻唤中感受到的。然而，她什么都可以关心照顾到小杨眉，唯独到了最紧迫关头作不到把自己的伞让给小杨眉，只会焦急地喊：“哎呀，小杨眉还没有伞呢，快，快，小杨眉还没有伞呢！”
周恩来平时没有江青那么表现出对杨眉无时无刻不在的关心，但他最后让出了自己的伞。小杨眉一定是明白这里分量的差别吧？她接过氧气不肯吸，一定坚持要周恩来吸。她依向周恩来举着氧气罩向他鼻子上送：
“周伯伯，你吸，你吸呀……”小杨眉哭了，“你不吸，我决不吸一口……”
周恩来眼圈湿了，我们在场的人眼圈都湿了。
由于飞机绕道成都加油，所以傍晚时节才到达重庆上空。重、庆四季多雾，冬春尤其大雾不断，人称“雾都”。
飞机开始下降，大个子美军来到机舱比划手势叫我们系好安全带。窗外云雾如翳，舱内一片昏暗，有夜色的感觉。飞机降得很快，我们的心也跟着下坠，下坠，因为始终不曾钻出云雾，而飞机放起落架的声音已经听到。我们虽然不懂飞行，可也懂得，钻不出云雾，飞机不可能降在跑道上……
蓦地，那颗下坠的心向上一跳，飞机吼叫着又直向上空钻去，显然，第一次降落失败了。
无线电里不时传出陆空对话声，周恩来以其事必躬亲的一贯作风走去驾驶舱，我本能地跟过去。
机长说明云雾太大，而且低垂，找不到机场。而机场塔台也不同意降落，说天气恶劣，要求飞机返回成都。
“你们要沉着冷静，”周恩来没有讲英语，由陆定一翻译他的话，“一定要做到安全着陆。”
美国驾驶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种自信心，简直可以说是自负，好像任何怀疑都是对其荣誉的伤害。
机长说：“只要能判明地面一两个目标，我就能安全降下去！我飞过多次重庆，这个机场三面环山，一面丘陵，条件是差，可我有经验和技术。”
飞机再次下降，穿云作低空飞行。钻云雾真是一种阴森森入地狱的感觉，飞机下降下降，没完没了地下降，好几次我都以为要撞山或栽进地里去了，但始终没听到那轰然的截止声，倒是又听见发动机一声怒吼，飞机再次朝天上骤升，一个劲地升上去。
塔台通过无线电命令飞机返回成都降落，机长大声说：“那样就会发生燃料不足的问题！”
周思来转身望住舱内，目光依次扫过每个人面孔。我们都无法掩饰那种懊悔的心情。早知落不下去，实在不该作这次冒风险的飞行。
“镇定。”周恩来轻轻说一声，忽然笑了，那是使人忘记外面危险的微微一笑：“我们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了能最后签订政治协议才掐着日子回延安，又掐着日子赶来重庆，冒点风险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
天黑得很快，机舱里亮起两只昏黄的灯泡。美军驾驶员在争取最后的一线希望，第三次下降，争取在天黑前能落下去。
周恩来又钻进了驾驶室，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飞机的前方，其实也是下方。在一阵难熬的下降飞行之后，左前方忽然闪现一个隐约的目标。
“那里！”周恩来手指目标叫一声。
美军驾驶员的目光一瞟，已经拉起机头，将飞机重新升上天空，并朝周恩来举起拇指作个有力的赞赏表示。这些美国大兵确实技术厉害，眼前就晃了一下隐约的目标，外人根本不知那是什么东西，是山是楼是塔台？他们已经信心十足地一推驾驶杆，迅猛地进入第四次迫降。
下降、下降……崩！所有人一震，还没完全明白过来，飞机已经变成水平运动。经验马上告诉我，这是在地上滑行！由于东西全扔了，飞机没滑行多远便停稳。我们欢呼着差点跳起来。下飞机一看，乖乖，差不到5米就冲出跑道了。原来飞机是在跑道中段才触地，要不是负荷轻，真不知又要出什么危险呢。
周恩来带着我们全体乘客去向美军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同他们一一握手。大难不死，这些美国大兵的神情永久地留在了我记忆中。那位机长立正敬礼，然后握手，然后将一只手朝天上伸去：“周将军是伟大的人物，上帝总是保佑您的。”那个接触最多的大个子美军还挺严肃认真地点点头：“能为周将军服务我感到荣幸。”
最近我常想，这些美国大兵还有在世的吗？如果他们知道周恩来以后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所受到的广泛尊重和爱戴，他们一定会为这次“服务”更感荣幸的吧……
我讲的第二件事发生在柬埔寨，真是说险不险，说不险比哪次都惊吓人，所台风险比哪次都大。
那是1960年，我跟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当时我的职务已经从总理副官改为机要秘书。
在越南访问时，就传来柬埔寨国王去世的消息。柬埔寨是我们出访的国家之一，周总理一得到消息，马上叫我发电致哀。到了印度，周总理又叫我们每人买了一套白色西服，去柬埔寨时穿。
我不理解：“总理，为什么穿白色西服去柬埔寨？”
周恩来说：“穿白色西装，到柬埔寨也算我们的悼念。”
我说：“国王死了，我们是外宾，还给他穿孝服呀？”
周恩来指点我说：“何秘书，这个道理也需要我讲吗？人家国王逝世，是国丧期；从礼节上，从理解上，我们都应该这么做。去吊丧是我们出访柬埔寨的重要内容之一，你告诉大家，这个思想一定要明确。”
到达柬埔寨时，我们清一色白色西装，友好而肃穆地走下飞机。西哈努克亲王见了，大受感动。这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柬埔寨，与西哈努克亲王立刻建立起了很深的私人友谊。
周恩来要和代表团一起住旅馆，西哈努克亲王不答应，坚持要周恩来住王宫。总理早就给我们出访定下了规矩，重要的一条就是“客随主便”。
客随主便，周思来被西哈努克接入王宫。当时王后还在，周恩来同西哈努克都住在了王宫里。
王宫不大，还不如我们北京的官园大；房子不大也不多，我和总理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没地方休息，只能轮流进地下室去休息。不过，王宫的花园不小，非常漂亮，体现了真正大自然的美。
客随主便，西哈努克安排周总理参观柬埔寨的医院，电台，这都是我们援建的。西哈努克亲自担任讲解。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强烈地感受到这位新国王很聪明，受过很好的教育，举止言谈文雅礼貌，风度翩翩。柬埔寨的华侨非常爱国，周总理每次外出，华侨们都全体出动，在马路两边和公共场所自动形成纠察线进行保护。因为当时柬埔寨不太平，南越人经常搞偷袭，每次外出公开活动都包含有一定危险性。西哈努克对于华侨们的表现满意又自豪，两眼朝周恩来一闪一闪地望着，说：“这是柬埔寨的华侨，他们爱第一祖国，中国；也爱第二祖国，柬埔寨。”
这天晚上看过演出，陈毅外长对周恩来说：“总理呀，咱们明天可得分开活动了。我去吴哥窟，纯是游玩，你和西哈努克参观白马，可是重头。”
第二天，周恩来与陈毅便分开活动了。这一切都是客随主便，听西哈努克亲王安排。陈毅先走了。陈毅走后，西哈努克才请总理出发。我们当时谁也没料到这是西哈努克早已心中想好的一步棋。
简易机场上停有两架小飞机，螺旋桨式的小飞机。西哈努克陪周恩来上了第一架飞机。这是西哈努克的飞机，里面装饰过，很漂亮，但是很小，坐不多人。西哈努克带了个警卫，周恩来只带了法文翻译齐宗华，我们都没上去，主人安排我们上第二架。
上飞机前，只遵循客随主便的原则，也没多问，都以为去白马参观。西哈努克一上飞机，形势全变了。他突然赶开飞机驾驶员，说：“今天我亲自给周总理开飞机。”
我的天哪，西哈努克要开飞机？而且是载着我们的国家的总理周思来！西哈努克当时还很年轻，完全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我们的总理可是62岁的老人了。西哈努克如果60岁，他决不会这么冲，这么冒失，他的这个举动充满了青年人所特有的血性、锐气和热情，但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带来的可是承受不起的压迫力。我承认西哈努克聪明，聊起天来，天文地理，鸡毛蒜皮，什么都懂一些；他还会作诗，会作曲，会唱，会表演，他会开汽车，但说啥也没想到他还会开飞机。这毕竟是1960年啊，一国元首开飞机我实在是第一次听说，并且马上要见识……
陈毅元帅要是在就好了，他一定会巧妙地谢绝阻止。可他已被聪明的西哈努克先打发走了，剩我们这些人，事前不知道，事发也没法劝，这种场合可是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只能看周总理自己的态度了。而总理的态度，不看也知道，肯定是客随主便。
果然，总理只是微笑点头，毫无担忧和拒绝的表示。然而事情还没完，西哈努克坐上了驾驶位，又发话了。
“总理，咱们今天不去白马了。”他回头望住周恩来，“咱们今天去××岛，到那里视察一下。”
这个岛名我现在记不准确了，当时所受惊吓太大。因为那个岛就在南越的边边上。这个岛本来是属于柬埔寨的，南越反动当局在美国支持下搞霸权，争这个岛，说应该归南越，所以经常派武装部队去骚扰。那岛子是兵家所争之地，已经充满危险性，偏又听说还有土匪，更是险上加险。西哈努克现在就要开飞机去闯那个岛。
今天讲起来，我不能不佩服西哈努克那种勇敢无畏的闯劲，他虽然出身高贵，从小生活优越，但在为民族和国家的奋斗中，确实不乏献身精神。在当时，我却实在认为他是年轻人的冒失，并且也明白他的用意：你南越不是有美国人支持吗？我有中国朋友！现在中国的总理陪我一道来视察岛子了，这就是承认并支持柬埔寨对这个岛屿所拥有的主权。
客随主便，飞机起飞了。虽然距离很近，飞行时间不长，我却汗透两层衣。想想刚访问过的尼泊尔，比亨德拉国王叫周恩来坐他的飞机，起飞后就发生故障，飞机差点坠毁。那次周恩来、陈毅都在飞机上，警卫人员基本没上去，也是这种小飞机，我在场，急得我心差点从嗓子眼跳出来。那场惊吓的后遗症还没消失，现在又乘上了这种小飞机，我一个劲地从窗子朝外扫视，就怕前面的飞机出事。我相信，老国王要是不去世，决不会发生这种事。
始终没有望见总理的飞机。舱里不知谁喃喃，美国和南越的飞机常窜过来……
我的心咯噔一下，忙又朝窗外望，这次可就怕发现飞机了，要是南越飞来几架战斗机，那可成大事呢。我还记得1956年11月那次，周恩来与贺龙从河内飞金边，航线恰好要从美国控制的南越和泰国的空军基地间穿过，那里仗打得正凶，周恩来却说：“不管危险多大，一定要飞过去，人家在等着我们呢，不能第一次打交道就失信，我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那次周恩来亲自参加飞越的研究会，设想各种应付方案。飞越险区时，无线电里一直响着美军基地的陆空对话声，周恩来和贺龙却一路谈笑风生，使我多次想起草船借箭里的诸葛亮，想起当年跟随周恩来参观武侯祠……
那次低空飞行，平安过了战火激烈的险区。我还跟总理穿越过美国和蒋介石封锁的台湾海峡，虽然都过来了，却每次都压力大得减寿。以一国总理之尊，屡次冒这样大的风险，值得吗？
谢天谢地，飞机终于着陆了。我不等出舱便看到了西哈努克驾驶的那架飞机，长长舒口气：这个年轻国王还真有那么两下子。
下飞机时，突然听到叭叭一串清脆声响，实在是跟随总理多年，年年都遇有险情，稍有情况便联系起一堆经验之想。我马上想到了劳山遇险那一次，曾错把枪声当成鞭子声……
土匪！这是生出的第一个念头。刹那间的紧张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紧冲两步，发现周恩来一脸平静轻松的微笑，完全是游览名胜的悠闲自在的神情。有人在喊：
“中国的总理来了！”
“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前来参观视察！”
我稍松一口气，到底没弄清那声响是枪声还是鞭炮还是甩鞭子声？总之岛上的人一听说是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到了，都表现出热烈、激动和友好。我能鲜明地感到中国的国威，感到周恩来的赫赫英名就是在这荒僻小岛也尽人皆知，并且民皆仰之。特别是华侨，那激昂热烈的情绪使我坚信，真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发生，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代表祖国出访的周恩来总理。
那一趟视察，无论风景多美，异国情调多么迷人，我始终不曾有丝毫的轻松可言。直到回了金边，那汗还没有出完。一到王宫，我就抱怨：“总理，这可太危险，太不象话了。”
周恩来淡淡一笑：“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不该这样说。人家是国王，是元首，你们不能把总理考虑到国王、元首之上。”他眨了一下眼，目光变得深沉。“你们替我担心着急，一方面是负有责任，另方面是不是有大国思想？不要把大国的总理考虑在小国的元首之上。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在国际关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不但要这样说，更要这样想，这样做。”
陈毅元帅来了。他显然听说了这件事，那坦荡的性情再配上个大嗓门，一见总理便嚷起来：“不行，我得去找西哈努克亲王说说，这还得了，这么大的事……”
他被周恩来一个严厉的手势止住了，怔怔地望着周恩来。
“国王、元首给你总理开飞机，你说什么？你再高有人家元首高？”
“可也得打个招呼哟。”
“人家国王也去了嘛，我们要支持，那岛子本来就是人家的么。”
陈毅同西哈努克的友谊是很深的，私人交往也密切，很有感情，所以说话没那么多顾忌：“唉，他是够勇敢够敢闯的，又开飞机，又拉了中国总理去岛子上向南越示威……”
周恩来笑了：“人家元首开飞机，我能拒绝吗？越是小国家，我们越是要尊重，决不能损伤小国的自尊心。我们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原则：大国小国一个样，穷国富国一个样。生活中人与人交往也不能嫌贫爱富啊，何况是国家之间。”
陈毅连连点头，不再提这件事，转而介绍他参观的吴哥窟。周思来也并没把这次冒险当回事，在他的经历中，这也确实算不得什么“险”。他只是遗憾没看到吴哥窟：“唉，未能一睹为快啊，可惜！””
不同于枪弹下的幸免于难，也不同于空中的遇险，周恩来还曾多次在大的政治较量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凭着大智大勇，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转危为安。那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度，堪称千古一绝。
1931年4月下旬，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在是段灰暗的日子。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中央代表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谁能想到这2人变成两股祸水？张国焘到了那里后，利用“肃反”将开辟鄂豫皖根据地的优秀红军将领几乎杀光，其黑暗和残酷程度在60年后的今天都不宜全部披露，最后发展到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地步。对于张国焘的罪恶人们已经知道不少，无须多讲。这个护送张国焘的顾顺章还可以再谈谈。他虽然危害时间极短暂，却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堪称创造了一项中共党史之最。
顾顺章原是个上海工人，参加共产党后，到这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领导中央特科工作，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熟知中共中央机关和多数中央领导人的住址，掌握党的大量重要机密，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护送张国焘走后，在武汉被捕，很快叛变，并且向国民党当局献计献策，想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在这一危急时刻，首先立大功的是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他获悉情报，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转报中央。
要在极短时间里，要在敌人统治下，迅速完成大规模的疏散隐蔽任务，其艰巨性，危险性在白区工作中都是罕见的。中央将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委托给以周恩来为首的几位同志全权处理。周恩来一分一秒不放松，与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同志协助下，销毁大量机密文件，疏散所有党的负责人和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捕的干部；切断叛徒在上海可能利用的所有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赶在敌人行动之前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
周恩来在重大关头所表现的这种惊人的静气，他在危难时刻所显示的钢铁意志，周密准确地估量形势，果断正确地采取行动，在以后重大政治斗争中多次再现。比如长征途中张国焘准备加害中央之际；比如加纳发生谋刺总统事件后，他如期访问加纳给予支持；比如尽人皆知的“9．13”事件中。
邓颖超曾对我们讲述她与周恩来在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明周恩来每临大事有静气，沉着、机智、果敢的品格。
1928年，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当选为代表，邓颖超列席会议，两人在五月初一道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
船过青岛时，周恩来与邓颖超上岸吃饭，并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当时山东济南刚发生日本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的惨案，因惨案发生于5月3日，所以又称“五三惨案”。报纸上几乎全是报道这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买许多报纸，引起日方侦察员注意，轮船停靠大连码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正准备下船，面前出现了3名穿警服的日本人，也不讲话，目光灼灼盯紧周恩来，就那么沉默着挡住去路。
人心中但凡有隐秘，最惊的莫过于这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和沉默，许多极富经验的斗士也难免栽在沉默中。周恩来却表现出超人的静气，显出一种惊讶、不解和不满的神情，皱起眉头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事吗？”
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官没有诈出破绽，便冷冷而又突然地问出一声：“你的，什么的干活？”
“做古玩生意。”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应上一句。虽然他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但自小受家庭熏陶，关于古玩的知识却不少，完全可以周旋下去。
“你买那么多报纸干什么？”又一个警察用流利的中国话抢问。
“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消遣。”
“你要去哪儿？”
“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望舅舅。”
3个敌人交换一下目光，指住周恩来：“你的，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周恩来不耐烦地又皱起眉头。
“水上警察厅。”
“我跟你们一起去。”邓颖超不放心。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周恩来发火地瞪一眼邓颖超，那神情态度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夫妻在家庭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周恩来转望住3名警官：“我可以跟你们去。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旅馆住下，回来我也好找她。”
3名警官怔了怔。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里所显示的自信确实具有震撼力，3名警官顿时有些泄气，心劲明显减弱，帮邓颖超找好旅馆，安排邓颖超住下，然后才带周恩来走。
在水上警察厅，他们拿出记录的纸笔，例行公事地问一遍姓名、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情况，然后吸燃香烟，这是正式交锋的前奏。
周恩来始终是那么坦然，那么自信，那么既来之则安之，就是没有一点惶恐不安，连目光都不颤一下。
“你舅舅姓什么？”敌人冷不防问。
“姓周。”
“叫什么？”
“曼青。”
“干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这几句问答行云流水，一气完毕，又快捷又干脆。
可是，主审官嘴角流出了得意的略含讥嘲的冷笑：“你大概忘了你姓什么？”
“姓王。开始我说过。”
敌人口气陡转，又凶又急：“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
这次轮到周恩来笑了。他的笑中含着苦涩也含着讥嘲，那是“秀才遇见兵”的神情：“先生，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叔叔和我姓氏一致，舅舅可不一致，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所以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敌人有些尴尬，嘴唇张了张，不甘心地站起身，逼视着周恩来：“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而是当兵的。”
周恩来表情的变化是那么自然而适度，始而惊讶，继而苦笑，伸出两只手：“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几个警察都去看那双手，那是一双写字的手。
主审官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片仔细看着，猛一掀眼帘，目光直逼周思来，叫：“周恩来！”
周恩来茫然地皱起眉头，既没应声也无脸红，被喊愣了一般。
“你就是周恩来。”敌人肯定地再说一句。
周恩来脑子马上闪出上海登船后，餐厅里遇到的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天津口音，是商人。很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他的……
然而，近10年过去了。周恩来抚下满腮的胡子，笑着摇起头：“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姓王，淮安人，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周恩来？”
主审官张了张嘴，没有答出来。他重新坐下，拿过记录，将问过的话再重新问一遍。周恩来对答如流，与记录上一字不错。他那非凡的记忆力确实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于是，敌人终于缓下态度：“对不起，误会了。先生，你可以走了。”
周恩来却不忙于走。他是在日本人的势力下活动，走出警察厅容易，再被请回来也很容易。
“唉呀，耽误快两小时了。”周恩来看看表，认真请求道：“先生，我还得麻烦你们一下，帮我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
敌人再次面面相觑，终于点点头：“可以。”
“辛苦你们了。”周恩来将钱递上，“我在旅馆等票。”
至此，周恩来才不慌不忙走出警察厅。回到旅馆，他仍是那么从容不迫，喝水休息，只是喝水时低低交待一句：“把接头证件销毁。”
邓颖超若无其事地上厕所去了。很快，厕所传出了冲马桶的声音。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拿了警察厅代买的火车票，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连……
这一段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八小时以外》等杂志登过文章。邓大姐曾说，“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周恩来在北戴河讲过这件事，邓大姐也对我们讲过。她说：“我是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的两个人之一，恩来也跟我详细讲了他在警察厅同敌人斗智的情况。”
小说分类导航：原创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古典小说｜现代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纪实小说｜军事小说｜外国小说｜更新列表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周恩来与酒
周恩来能喝酒；为了工作平时不喝酒，为了工作也可以连续喝下大量的酒；他喝酒有节制，偶尔也有失去节制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喝酒的故事太多了，充满迷人的魅力，要是一件件讲详细，一本书也写不完。不过，他喝酒的故事大多都是与“茅台”联系在一起。自从红军长征路经贵州，攻占了茅台镇，“那里的酒全喝光了”以后，周恩来就与茅台结下不解之缘。我常听人们讲笑话：“其实五粮液酒的质量早已超过茅台，但仍然没法跟茅台比。因为红军没有喝五粮液，因为总理喜欢喝茅台。差了这么两条，五粮液永远也赶不上茅台。”
笑话终归是笑话。不过，茅台名震全球，确确实实与我们的总理分不开。长征经过茅台镇，总理用超过1两的杯子喝下25杯茅台酒。这是他亲口所讲，也为我后来目睹的事实所验证。
那么，就从总理的酒量谈起吧。
1940年我到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一路上的国民党军官，包括那些司令长官，军长师长，见了周恩来莫不毕恭毕敬。因为大多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都曾是周恩来的学生；学生见了老师摆酒洗尘是免不了的。那一路我就发现他酒量很大，没有一个学生能比。但到底酒量有多大？我心里没底。够我醉3次的酒，他一次喝完没有任何失常。一定要找点对酒的反应，那就是变得更精神更风采更机敏。我心里给他算计：能喝一斤？至少8两吧……
显然我是低估了。
第一次开眼界是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到达后，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宴会。谈判开始了，喝酒也开始了。从国民党及其政府，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宴请几乎没断。每次宴会，人们都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主席敬酒。那段时间周恩来陪伴毛泽东真是形影不离，就是怕人谋害毛泽东。宴会上也不例外，他总是紧贴毛泽东而坐；谈话时他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敬酒时他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哎哎，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
看着周恩来代替毛泽东一杯又一杯地喝干酒，把一圈又一圈的敬酒人挡回去，不知为什么，我眼圈忽然湿了。
跟随周恩来5年多，看他出席酒会，听他论酒，我也多少有了一些关于酒和喝酒的知识。
他讲，喝酒有人上脸，有人不上脸；上脸的未必不能喝，不上脸的未必就能喝。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眼睛发亮有神，这样的人其实很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红润，甚至是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周恩来就是这种类型。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本来亮晶晶的眼睛变黯淡，明锐的光波被一种涣散的淡漠所替代，这样的人就真不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发紫发暗，缺少光彩。眼神聚起又散，时聚时散，他喝酒就不成享受而成受罪。毛泽东大约就是这种类型，所以喝酒从不过3杯，以免失态。不上脸的人其实不存在，那只是相对而言。确实不上脸的人确实能喝，这种“不上脸”表现得容光焕发，只是那淡淡一层红晕或因皮厚肉重，或因肤色黑浓而不显眼罢了。比如许世友就属于这一类型。看似不上脸，其实变白变灰或变青的人，那是真不能喝，所谓不上脸是由于这3种颜色的变比不易察觉。比如贺老总年岁大以后，脸不变色总理也不让劝他酒喝。
同一个人酒量也无法明确界定。因为还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睡眠状况，下酒菜的质量以及喝酒时的心情气氛有关。比如睡好觉能喝一斤白酒，那么失眠或连续不得休息就可能降成半斤的量。比如吃牛羊肉能喝一斤，吃猪肉可能变9两，吃鱼肉剩8两，吃青菜也许6两，空肚子喝3两准晕。比如两天没喝酒，开怀畅饮可以喝一斤，这样的人如果中午喝了晚上接着喝，头天喝了第二天又喝，那酒量就会大打折扣。另外，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杯醉”也是不无道理的。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喝酒时，不利条件几乎全占了。他严重睡眠不足，体质明显下降。毛泽东本人就是精力过人，睡眠极少。他醒着时，周恩来从没睡过，要讨论处理繁重的工作；毛泽东休息了，他也不能休息，又继续开会，听汇报，检查和布置第二天工作。每次宴会他来不及吃一口菜，第一轮敬酒便开始了。往往是几杯酒、甚至十几杯酒落肚，才能匆匆夹几筷子菜吃。而那新一轮的敬酒已经又开始了……
与民主党派喝酒稍好些，与国民党喝酒简直是又一场战斗。像张治中将军这样的是真心敬毛泽东，但那些来自cc系和军统系的人物便不能不让人格外提心。各色人物混杂，有些人的背景和面貌就不明，其中不少是“南征北战”酒场上杀出来的，又能喝酒又会劝酒，特别是两杯酒下肚后，真心的和假意的便都热烈起来，笑语鼎沸，都是感人话：
“毛先生，这次重开谈判比前一阶段顺利许多，祝我们早日达成协议。干杯，干杯。”
“恩来兄，毛先生的酒你代替了，还有你自己的呢？要干两杯，两杯……”
“周先生，兄弟是代表市党部，国共合作么，要一视同仁。第一杯是代毛先生，这第二杯才是你的……”
参加宴会者，称兄道弟多，也有称先生或称“周公”的，由于周恩来挡在毛泽东前，很快就成了焦点，敬酒不如说进攻，海潮一样一波退下，一波又推涌而来，那场酒真是喝得“轰轰烈烈”，到后来已经变成惊心动魄。那是谈判陷于僵局之后，终于在坚持和妥协之间，周恩来找到了突破点。国民党既为共产党作出的巨大让步而窃喜，又为一时攻不破共产党的主要阵地而恼火不安，各种情绪都带到了酒宴上。看着那场面，不能不让人想到海景：大海威猛地耸起长列的浪脊，汹涌奔来，呼啸之声仿佛要吞没一切。它轰然巨响地撞在壁立的岩石上，立刻变得粉碎，带着沉重无奈的叹息声退落下去。然而，新的长列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又翻卷而出，继续朝着那巍然屹立的岩壁汹涌迫去，发出令人颤栗的喧啸声……
周恩来始终不倒地挡在毛泽东前面，迎着那浪潮一杯接一杯往下干。他的脸上红光流溢，两眼亮得出奇，威武的两道眉毛稍稍上扬，更显出神采飞扬：“我提个建议，我们不要继续打乱仗。无论谈判还是喝酒，我们应该平等地进行。现在我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将目光扫过全场，微笑点头：“先喝为敬啊。”
周思来连干三杯。仍然红光流溢，仍然神采飞扬，仍然彬彬有礼，就那么微笑着又举起杯，用他那如绍兴黄酒一样温和醇香的嗓音说：“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
他又连干三杯！
会场陡然静下来，久久卷不起浪头，只有周恩来温和文雅的声音：“我们不是赌酒，是为友谊干杯。不强人所难。能喝的就请先干三杯，然后继续来。”
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站起来了，纷纷支持道：“恩来兄讲的对，不要打乱仗。”“谁能喝就单站出来敬，不要取巧耍滑……”
有几个连干三杯酒，但没一个再敢站出来单独挑战。有个背照相机的记者对我们说：“唉，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
回红岩办事处时，我鲜明地闻出，周恩来呼出的气都充满酒香。我心疼地小声问：“周副主席，你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他只要喝半杯你就可以少喝三四杯啊。”
“我怕酒里有人作手脚，放毒……”他只耳语一般地喃喃了一声。
那次酒后，周恩来又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我常想，像他那样连续工作，睡眠严重不足，体质下降，又空腹地连续大量地喝酒，甚至一次喝几十杯白酒仍然不醉不倒，支撑他的只剩了心情和气氛。面对围攻的气氛，保护毛主席的心情，使他激昂，使他振奋，酒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
给我印象深的，能够显示他酒量的还有一次发生在云南，是完全不同于重庆那次的气氛和心情下，轰轰烈烈地喝了一场大酒。
记得那是亚非会议结束以后，我们跟随总理乘飞机从万隆回到昆明。云南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为了庆祝万隆会议圆满成功，举行宴会招待总理和代表团。
那天晚上，省委、人委、军区，几个系统的领导干部轮番向总理敬酒，这是出于敬爱、欢迎和感到无比荣幸的敬酒，总理不愿扫大家的兴，更不愿让敬酒者尴尬，尽量满足每个人。无论熟与不熟，职务高或低，他都满足了每个人的愿望。当他频频与敬酒者碰杯干杯时，我就联想到他与群众握手的场面。周恩来无论见哪方面的干部群众，都一定满足大家握手的愿望，与前排的握完手，也不忘中排后排，有手伸过来就一定要握。有次他手破了，很痛，加之右臂曾经骨折，活动受限，我们劝他不要握手了。但他拿掉手上的药布，站在门口，坚持和被接见的280多名代表一一握手告别！
现在，他喝酒就像握手一样热情周到，不拒绝敬酒，还主动向同志们敬酒，越是职务低，越是一般工作人员，他越不忘敬酒。
应该说，云南省党、政、军干部都喝得实实在在，绝没谁取巧耍滑，即便不能喝酒的也大口干杯，用他们醉后讲的话说：“跟总理喝酒，醉了也值，醉了也高兴。”
说实话，那次喝酒仍属总理喝得最多，甚至多很多。但是，云南干部喝醉许多，总理却一点没醉，仍然是我所熟悉的那样：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兴致勃勃地同大家交谈；上下5千年，纵横lO万里，那渊博的知识和机敏的思想谈吐，倾倒了所有在场的人。
不过，所有这种宴会场合，只能说个总理很能喝，确实酒量大，却很难真正说清到底喝了多少？
工作中，总理最讨厌“大概”、“可能”、“估计”一类笼统话；他格外注重数字，为了准确。这点后面要谈及。那么，总理喝酒我也不能总讲笼统场面上的话。我可以举两次“赌酒”的例子。这是“单个教练”，可以准确说出喝了多少酒。
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有天晚上总理从主席那里出来，吩咐说：“到尚奎同志家去，他和水静请我吃饭呢。”
提起杨尚奎和他的夫人水静，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因为杨尚奎是老革命了，当年在中央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建国后任江西省委书记，中央在庐山开会时，他和夫人水静总要尽地主之谊。水静那时年轻潇洒，待人热情，给大家印象很好，还曾帮助一组卫士找对象，一时传为佳话。
她给大家印象深，还有个重要原因是酒量大。由于江西在国家3年困难时期，每年拨出十几亿斤粮支援各地，到1961年秋，江西生产形势和经济恢复都比较好，所以总理显得很高兴，路上兴致勃勃问一句：“都说水静酒量很大？”
我说：“好象听人讲过。女同志不喝则已，只要是敢喝的，一般都要比男同志能喝。”
“嗯，”总理笑着点头，神情蹊跷：“她把我的部长灌醉了呢。”
“谁？”
“廖鲁言。”
“真的？”我吃惊地睁大眼，“哎呀，那总理可要小心点。”
总理能喝酒。国务院能喝酒的不少。张彦、乔冠华他们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每逢有喜庆日子，常站起来就坐不回去，互相碰杯，敬酒劝酒，兴致极高。常有喝醉的时候喝醉的人；醉后话多，出过不少洋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