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最喜欢和陈毅、乔冠华一道喝，有这两个人，气氛就热烈，就愉快。这两个人放得开，但是不粗俗；酒兴大发也不会讲出低级趣味，必是山南海北，天地文章；诗词歌赋，妙语如珠。
所以，总理喝酒喜欢问两句话：“陈老总来不来？”或吩咐：“叫乔老爷来参加。”
总理与陈毅私交甚深，自不必言。乔冠华是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家，一直深得总理喜爱。我曾想过其中的原因。比如乔冠华不拘束，性格坦荡活泼，他敢在总理面前出洋相，但分寸把握的好，决不伤大雅，这是可以给总理带来很大愉快的。毕竟总理也愿意过上一般人际交往的生活，但多数干部对总理都是毕恭毕敬，礼貌周全，拘束了自己也就拘束了总理。
“乔老爷”一出场就敢出洋相。总理访问非洲，获得很大成功。返回北京前，在西北14号机场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返京接受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乔冠华接不住那活跃性子，跟大家策划鼓动一番，第二天一早就带大家提前来到机场，按高矮次序分几排站好队，忍住笑在那里等总理的车到。
总理的车驶来了，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减慢速度，缓缓向队列前滑过。于是，乔冠华像个中学生领队似地跨前一步，斜侧半面带领大家呼起口号。那动作是模仿欢迎群众，又露几分夸张的滑稽：
“热烈欢迎周总理！”
“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胜利归来！”
乔冠华的洋相，逗得周恩来在车里就噗嗤一声，感叹着摇摇头，那眼神仿佛是忆起了学生时的生活，忆起了青年时的活跃、嬉戏、自由自在。
车停下来。周恩来再次感慨万千地摇摇头又点点头，才钻出车门，一边朝大家走，一边忍俊不止地乐，指点着乔冠华说：“你这个乔老爷呀，总有出不完的洋相！”
在一片欢笑声中，乔冠华不失时机地指挥记者：“来来，给总理和大家合个影。”
于是，欢呼声更高，是真正的皆大欢喜。
在我的印象中，只要周恩来、陈毅、乔冠华3个人到了一起，准喝得厉害。你敬他，他攻我，我劝你，各有一套办法。酒桌上的其他人被他们一带动，再拘束的人也会放开了，气氛准好。何况，总理、陈毅、乔冠华3个人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有闹酒的“物质基础”。
不过，真论酒量，还数不到一斤量的陈毅和乔冠华。首长里很有一些“大喝”。比如地方干部中，有名的是“南京四大喝”。这“四大喝”中又以许世友声名最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喝酒主要不是能喝不能喝，而是敢喝不敢喝。会喝的都伯敢喝的，敢喝就是敢玩命。许世友一生传奇，7次参加敢死队，9次负重伤，那股二杆子劲若是上来，玩命跟你拼起来，后果足堪忧，所以没人敢撄其锋锐。
国务院这边要讲“大喝”，廖鲁言可以说最负盛名。据说一次散席，桌上剩半瓶汾酒，他拿起来灌汽水一样喝掉了，淡淡说一句：“别浪费了。”
可是，就这位国务院最能喝的部长，竞被一个文秀洒脱的水静给灌醉了。看来国务院的最高领导现在是要向她讨回这个“公道”。
“水静，我迟到了。”总理笑着点头致歉。
迎出门口的水静也带着歉意说：“总理，真对不起呢，小平、富春他们等你很久，后来听说主席找你，知道一下来不了，他们就先吃了……”
“这就对了嘛，不要等。”总理反而轻松一些，他就是担心叫其他客人久等。
“他们吃完就走了，尚奎也陪他们去了。”水静仍然歉意难消：“尚奎叫我在家等你，他再三关照，说总理重诺守信，说了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我答应了的就会来的。”总理随水静进了餐厅。
记得那次吃饭时间不长，不到一小时总理就出来了，说去跳舞。我闻到了酒味，不放心问：“水静很能喝？”
“嗯，”总理点点头，“名不虚传。”
我问水静是否能喝，是为了测测总理喝了多少，以便把握是否适合跳舞？总理只说“名不虚传”，没讲喝多少。见他步履稳健，还像平时一样轻快似阵风，我就放下心，没再多问。30年后看到水静写的文章，才知道那天总理喝了整一斤茅台酒。
据水静著文回忆，那天总理坐下就问：“还有剩菜吗？”
“剩菜怎么行呢，”水静说，“总理，我给你留了菜。”
“那就不客气了，”总理把手放在餐桌上，“我就吃吧。”
水静回忆说，是她亲自为总理收拾桌面，摆上饭菜。都是江西特色，总体上是以尚奎同志的家乡兴国县的“四星望月”为主，这个雅称还是主席在兴国搞调查时给取的哩。那个“月”是米粉蒸肉，那四颗“星”是四碟小菜，无非辣椒、青菜、豆腐之类。
总理没有动筷子就问：“有茅台吗，水静？”
“有。”水静取来一瓶茅台。
“还有吗？”周恩来含笑扬扬下颏，“有就再拿一瓶来。”
“有。”水静忙再拿出一瓶，怔怔地望住总理，不明所以。
“好了，水静。”周恩来指指桌边，“来，你也吃一点。”
“总理，我刚吃过了……”
“吃过了就随便吃一点么。”总理继续指点桌边。
水静忽有所悟。既然是请客，哪有让客人独酌独饮的道理？咳，起码的礼节都忘了。尚奎不在家，作为女主人理应作陪。于是，水静忙招呼服务人员再取一套餐具，坐在桌边。
总理将一瓶茅台推向水静，平常口气平淡声调：“听说你会喝酒，今天我们俩一人一瓶，怎么样？”
这才是常里识英奇，淡中见豪侠，水静忙不迭摆手：“哎呀，总理，我哪能喝这么多呀？”
“喝吧喝吧。”总理心中有数，知道豪饮的人说谦虚话只是随口而不会随性，“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总理吃一口粉蒸肉，说：“在中央苏区时，常吃到这种菜，其中以兴国的最具特色。”说着嚼着，已然斟满一杯酒，对水静一举：“感谢你和尚奎为我准备了如此佳看，干！”
会喝的人客气只是嘴头上，见总理斟酒水静也为自己斟满杯。随着总理一声“干！”总理一饮而尽，落杯时，水静紧随着举杯，一饮而尽。
总理如此豪爽，水静自然不会再有丝毫拘束，马上斟满第二杯，举起说：“都是些土产，总理太客气了。这一杯我感谢总理的光临。”
水静仰面干杯，落杯时见总理微微一笑，也痛快干脆地将杯中酒一干见底。
总理夹一口菜，边嚼边又斟满酒：“这次又在庐山开会，江西是东道主，尚奎和你都很辛苦。”说着，酒杯已经又举起来：“这一杯是为你们优质接待工作道谢的。”
总理稍稍一仰脖子，转瞬间酒杯又空。水静不加停顿地紧随干杯，并且不慌不忙地斟酒回敬：“总理到江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应该我们感谢总理。”
水静一饮而尽，总理也一饮而尽。
总理吃一口菜，又斟满酒：“这一杯，我代表小超大姐敬你。”
总理一直称邓颖超为“小超”。水静略略一怔，马上明白过来，酒里有了大姐的情谊，当然喝得痛快。而且，这一杯下去，更需要回敬：
“总理，我也代表尚奎同志敬你一杯。”说着，水静又干了杯。总理当然也跟着痛快干杯。
敬酒的话题很多，回敬的话题自然一样多，话赶话连续不断，
一阵工夫两瓶茅台全空了。
“还有酒吗？”水静回忆当时情景，感觉总理酒兴正酣，“你还能喝吗？”
“酒是有的，不过我不能喝了。”水静解释，“我不嗜酒，今天喝得太多了。”
“如果你不喝，我也不喝了，吃点饭吧。”总理并不勉强，因为水静已经陪过小平、富春等同志，当然是喝过酒的了，这样喝下去水静就吃亏了。总理感慨道：“不过，我今天算是知道你的酒量了。”
“什么酒量呀？”水静不明白总理试她酒量的原因。
“我在北京就听说杨尚奎的夫人很能喝酒，”总理笑着透露了这次试她酒量的原因：“你把我们的农业部长廖鲁言都灌醉了。对不对？”
“哎呀，总理，那可不能怪我。”水静大概明白了总理跟她喝酒的原因，这是“欺侮”了国务院的部长，总理“讨公道”来了。她笑着说：“不是我主动找他喝酒的呀。”
“廖鲁言同志是部长中最能喝酒的一个，竟然败在你的手下，说明你很不简单。”总理哈哈笑出声，说：“今天我就是来试一试，这一试，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这么多酒，确实不多见哪。”
“真的，总理，我平时是不喝酒的。”水静赧额解释说，“刚才是总理让我喝，才不知不觉地喝了这么多。我已经醉了。”
“醉人不说醉，说醉的其实没醉。你没有醉，我看得出来。”总理放下饭碗，兴致勃勃提议：“舞会还没有散，跳舞去吧？”
“总理你先走一步吧。”水静摸摸额头，“我真有点头晕呢，休息一下再去，”
总理从来不做勉为其难的事，笑笑说：“那好吧，我就先走了。”
就这样，水静送总理出来了。
就这样，总理对我评价水静：“名不虚传。”
由于双方都没多少酒意，刚起兴便结束了，仍然说不出到底能喝多少？按照总理喝酒的阶段，我们称为3个“高原现象”。
第一个高原现象是“自然风光”，从外表看不出是喝了酒。比如总理常举行家宴，宴请中外宾客及我们工作人员。有邓大姐在，他不多喝，与大家喝差不多酒。大家喝好了，他基本不逞酒意。又比如感冒之类小病，他基本不大吃药。好几次都是喊我：“何秘书，搞点酒来。”我也有了经验，逢这时就帮他拿一瓶茅台，准备一个酒杯。总理喜欢用花生米作下酒菜，抓一把花生米放碟子里或桌子上垫张纸，斟一杯酒，边饮酒，边吃花生米，边继续批阅文件。有时还把脚泡在热水中。三杯酒下肚，鼻子上微微有汗了，就倒头好好睡一觉。他睡眠太少，这几小时的好觉对他来说，又配了茅台酒和热水泡脚，就实在是一剂最好的良药。一觉醒来，感冒症状全消，重新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社会上每年都要流行几次感冒，这种流行性感冒难免被我们工作人员传入中南海，但是很少因此传上周总理，即便偶染，他喝点酒睡个好觉就抵抗过去。基本不曾影响工作。症状轻时，甚至不用喝酒，在嘴里抿点茅台就行。好几次他被传染了，鼻子不通，连打喷嚏，就对身边卫士说：“唉，不行了，今天不行了。来点儿，给我来一点儿。”卫士都明白，给他一小杯茅台，他抿在嘴里，抿一会儿鼻子就通了。夏天患了热感冒，逢上宴会有冰淇淋，他总是在冰淇淋上浇点茅台，吃过就好。有热伤风就治热伤风，没有也能预防。不少同志跟他学，冰淇淋的味道也变好吃了。红军长征时，就把茅台酒当成包治百病的灵药，直到进了中南海，总理还保持了这种战争年代缺医少药时养成的习惯。关于茅台酒治病的故事，总理对斯诺对尼克松都曾讲过。
第二个高原现象就是进入兴奋状态。这一“高原现象”延续很久很广，主要表现就是两目有神，容光焕发，思维敏捷，话多、话题广；上下5千年，纵横10万里，情绪在极峰上明光闪烁。就这个阶段不好把握，半斤也是兴奋，2斤也是兴奋；多数时间就在这种兴奋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偶尔多那么一杯两杯，也许就会“飞跃”，进入第三阶段。那就糟了。或呕吐，或醉倒，也就是结束了第二个高原现象，进入第三个高原现象。这个现象非有一两天的沉睡休息是不能完全摆脱的。当然，这种现象极少出现，后面还要谈及。
总理喝酒在兴奋愉快的状态下结束，能够明确说出量的是与许世友将军的一次赌酒。
许世友这位传奇式的将领，把喝酒作为看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重要标志之一。特别是盛年时，桌子中间放个大空碗，叫做滴酒罚一碗。他身后立一名卫兵。叫做监酒，不但监视谁耍滑，而且具体执行罚酒任务，和许司令同样级别的上将，卫兵也敢动手得罪，叫做“各为其主”。
一些吃过苦头，被强迫吃罚酒的将军免不了说出去，免不了有人向总理告状诉苦。
周恩来善于处理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许世友，除了毛主席，等闲人说了话他不会老实听；他性烈如火，连全军敬畏的彭老总都说要让他三分。对于这样的同志，单纯批评不解决问题，劝说效果也不大，说轻说重也不好把握。但是，总理心里有数，这种有着特殊经历的义气深重的人，一旦心服，他会说到做到。
于是，当许世友到北京时，周恩来向这位嗜酒的司令员发起了“进攻”。
“许司令哪，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周恩来亲切邀请。
“没事，我没事。”许世友两眼大放光彩。他本来就崇敬周恩来，本来就喜欢结交酒友，并且也久闻总理善饮；如今听说邀请，真有些“受宠若惊”，搓着两只大手不知该怎样回报总理，终于冒出一句：“下次我想法给总理打只豹子！”
晚上，许世友满心激动地如约赴宴，总理已经迎在小餐厅门口，拉住他的手说：“许司令，今天我们是小范围宴请，尽可随便。”
真是小范围。入席一看，只有周总理和他，再无第3人。要说有第3人，那就是上菜的服务员。上来四盘菜就站到一边不动了。
早就听说总理招待客人是四菜一汤，果然不差。许世友不无遗憾：“总理，你到南京我请你吃野味，都是我打的。”
总理笑着点头，他相信，并且早有耳闻。
“许司令，喝什么酒？”
“总理定。”
“听说你喜欢茅台，我也喜欢茅台……”
“就喝茅台。”
周恩来朝服务员吩咐：“上茅台。”他望住许世友问：“听说南京有四大喝，哪几个呀？”
“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和我。”
“我听说你是排第一的，你们4个到底谁酒量大些？”
许世友憨然一笑：“算我大吧。”
“南京你行，在山东你不行吧？”
“怎么不行？”许世友这一生，怕人激，怕人说不行，谦虚话一句也没有了：“我打遍山东无敌手。”
“你是说打仗吧？”
“打仗打赢了，打进济南府，喝酒也没输过。”
“打仗我信，喝酒我不信。武松18碗酒，山东人豪饮。”
“总理你别不信，”许世友起急了，“喝酒我从来没遇过对手。”
服务员已经上来酒。周恩来不等服务员斟酒，用手接来酒瓶放桌上，用怀疑的眼神望住许世友笑：“许司令是老实人，我听人说，就是喝酒不老实，喜欢吹牛。”
“啊，总理，这是谁说的？妈了个×的我找他……”
周恩来连连作手势，把“一激一跳”的许世友稳住，笑得平静，说得平静：“现在你去哪儿找啊？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喝，看看许司令能不能比我多喝……”
“总理，这，这怎么行？”
“连我都喝不过？”
“我怎么喝不过？”许世友着急又为难，“我怎么能跟总理赌酒呢，总理不信，另找个能喝的来……”
“喝酒不论官大小，只论酒量大小。世友同志，你要是喝不过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过总理，我、我……”许世友真被激起来了，脑袋晃动着朝前倾，像要在桌上寻找什么，终于找来一句话：“我给总理磕三个响头！”
“这不行，我不会磕头。”
许世友好象已经赢定了，粲然一笑：“我哪敢叫总理磕头呀，我只要总理说一句话：许世友喝酒无敌手，一点不吹牛。”
“好，看你吹牛不吹牛。”周恩来亲自给许世友斟酒。
“不要斟酒，”许世友拿过酒瓶，豪气十足，先声夺人：“这瓶是我的了，总理你自便。”
周恩来注目许世友，微微一笑，转向服务员：“怎么办？再给我拿一瓶吧。”
一瓶对一瓶，服务员帮忙启封开盖。
许世友立起身，像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总理，我敬你，立地三杯。”
他连干三杯，显示地倾倾空杯，坐下来，竭力显出毫不在意的样子。
周恩来一直平稳安静，好象早忘了赌酒的事，一边吃花生米，一边慢斟慢饮，仔细品尝着酒香，并且不忘聊天。时而问问部队情况，时而很动感情地回忆往事。
许世友却时刻不忘赌酒的事，这事对他关系重大，关系到吹牛不吹牛，老实不老实。他不会慢斟慢饮，歇口气，干两杯，再歇歇，再干两杯，并且总是要在周恩来望着他的时候用大幅度动作来完成。一句话，他不仅是喝酒，更是叫周恩来“看酒”，看看许世友是怎样一条汉子！
“总理，干了！”许世友将酒瓶子垂直向下，晃一晃，只晃下一滴酒。杯子垂直倾下，喷喷有声，杯子干净了。他响亮地咂一下嘴，将空瓶空杯放桌上，很文明地轻轻放。虽然脸全红了，却尽力不喘大气，轻松地望住周恩来。
“哦，我落后了。”周恩来拿起自己的酒瓶，朝杯里倒酒。这时，许世友忽然吃惊地睁大了眼：那酒瓶居然也成垂直，流出的酒只剩少半杯，又被周恩来不忙不迫津津有味地一吸而尽。
该不是见鬼了？许世友一脸狐疑。他轰轰烈烈喝干一瓶，周恩来不显山不露水，吃着聊着也喝干一瓶。会不会有假？可是千真万确是原装原瓶当场当面启封开盖啊，这还假得了？
许世友像面对大海，突然感到深浅莫测，信心动摇了。
“许司令，用你们练武人的话，咱们点到为止，好不好？”周恩来才是真正的面不改色心不跳。
“不行，总理，喝一半怎么算好？”瞬间，许世友的酒劲涌上来了，豪兴大发地朝服务员嚷嚷：“去，再拿两瓶茅台。”
总理同水静喝酒时，总理要第二瓶，水静恰到好处地叫停；总理同许世友喝酒，总理想恰到好处叫停，许世友却决不是水静，兴致一起就收不住了。
“我看点到为止吧？”周恩来再劝。
“不行，总理请客不叫喝好可不行。”许世友解开衣扣，“大干一场”地朝服务员喊一嗓子：“拿酒去！”
服务员朝周恩来望。周恩来略一沉吟，大概是估量一下酒量，他办事历来谨慎，终于点点头：“那好，再拿两瓶。”
服务员又上来两瓶茅台。
“许司令，你拿一瓶。”周恩来慢条斯理嚼花生米。许世友脸上曾经闪过的一丝狐疑躲不过他。
许世友自己开瓶，嗅一嗅，狐疑尽消，多几分尴尬，好象已经败了一场似地。喝酒还计较着怕吃亏，总理可根本没在意别人是不是耍滑。
“都一样，我随便。”许世友勉强作出不在意的样子，拿过一瓶朝杯里倒。
周恩来仍然是边吃边聊，慢斟慢饮不停杯。
许世友仍然是干两杯，歇歇气，再干两杯。
总理本来是最喜欢痛快干杯的，他参加的大场合多，客人纷纷敬酒，他也频频干杯。这一次改变了习惯，不停地有节奏地喝下去，酒兴起来了也控制着不像以往那么连续猛干，始终保持着节奏，始终保持着从容。
喝酒喝气氛，气氛越好喝得越多。这是一次特殊的气氛，周思来不像以往那么热烈洒脱，话多笑多，许世友也不像平时那么豪放喧闹，但他们显然比平时都表现出有酒量。平时喝一瓶茅台，总理会表现出几分酒意，这一次怪了，始终不像有酒意。许世友平时喝一瓶也会酒意大发，今天也十分节制不要失态，只是每次干杯之后歇的工夫不断延长，嘴角有时禁不住抽搐几下。
两个小时后，许世友终于干掉第二瓶。他不再喊酒，只是摇晃着身子看周恩来。周恩来不说什么，将酒瓶朝酒杯垂直起来——那瓶子早空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恩来声音像往常一样柔和、礼貌，“看样子许司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艰难，笑得僵硬，好象脸上的肌肉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又竭力掀上去，又耷拉下来又勉强掀上去，目光茫然朦胧。
服务员第三次上来两瓶茅台，抿着嘴忍笑不住，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许世友。
这次是周思来动手开瓶。
“许司令，你要哪瓶？”他柔和地问。
没有回答。许世友点点头，大概想说“随便。”但他那粗壮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仰靠着椅子往下滑，往下溜。他想坐起来，可心有余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滑落更快，一下子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似乎胜了，那种酒意便一下子涌上来，用豪迈兴奋的动作哗哗地斟满一杯酒。直到酒溢出杯沿，才停下来，举起杯，身体也随着站立起来，说：“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说着，一口干掉杯中酒。
这些话语都是许世友以往劝酒的常用语，今天被周恩来一一搬出。可许世友却无法“英雄”、“仗义”、“给面子”了。他粗粗地喷口酒气，说：“输了！我，我给总理磕——头！”
周恩来一把扶住许世友。他也喝到了极限，站立不是很稳，却以极大的毅力保持着清醒。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后，你，你指向哪里．我，我就打向哪里……”
“又胡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对，对对。”许世友大事上还没糊涂，望着总理重新说：“总理，叫，叫我死，我，就不活。我听总理的：”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同志朋友间高兴了，高兴了，一起喝点酒，本，本来是好事么，你强人所难不是伤和气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要自己能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人过50岁，身体素质下降，再那么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酒不许超过6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超过半斤。”
后来，周恩来对许世友的孩子们也交待过，让他们监督劝说父亲，喝酒不要超过6杯。许世友基本作到了。偶尔逢了热闹场合，多喝几杯也不忘解释：“总理叫我自己喝不要超过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但是，他文明而有所节制了，很少再喝醉，也不再强人所难，搞什么监酒罚酒。
对于中国人来讲，像茅台这样的烈性白酒，一次喝两瓶而不醉倒的，恐怕找不出几个。周思来确实“海量”，超过常人。
然而，喝醉的往往是会喝能喝的。周恩来这样惊人的酒量，偶尔也有喝醉的时候。不过，他再醉也不会有伤大雅，始终保持着他那与生俱来的翩翩风度。我见过醉后哭闹，甚至洋相百出的人。周恩来从不会这样，他是文明和礼貌的化身。当然，这与他喝酒的习惯不无关系。
周恩来是心情越好越近酒，心情越糟越远酒。几十年相随，我从没见他喝过一次闷酒，绝对不干“以酒解愁”的傻事。他说心情不好时喝酒，误国误民糟蹋自己。他也不允许我们这些身边人喝闷酒，劝说我们心情不好时千万不要沾酒。
总理办公室有位年龄较大的秘书，没找到对象，有点“困难户”了，就以酒解愁；晚上没地方去，有时拉我们陪他喝酒。我们正是能闹的年纪。前几天跟总理去了趟颐和园，总理问卫士长成元功找到对象没有？我还打趣他，做了一首打油诗：“小成二十五，衣服没人补；要想找人补，还得二十五。”当时逗得总理和邓大姐哈哈大笑。陪这位大龄秘书喝酒，我们自然也少不了闹，逗逗闷子大家寻开心。一天夜里他又拉我们几个喝酒，喝多了些，醉意上来，话多起来，声也高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胡侃，半是玩笑半是劝慰：
“咳，不结婚未必是坏事，结了婚也未必是好事，各有各的难处，犯不着发愁。”
“也真怪了，咱们×秘书要样有样，要才有才，那些女人真是有眼无珠呢；满大街看着都是女人，这些女人怎么就楞没看见咱们老×呢。”
“你别说，还止不定有多少女人也在那儿骂男人呢，满大街看着都是男人，就没有男人找她谈对象呢，哈哈……”
那时，我们的办公室与总理的办公室也就一板之隔，正逗着侃着，门开了。大家陡然一静，是总理进来了。
“小声点。”总理说着，目光在桌上扫过，又依次望望我们的面孔，眉毛皱了皱：“喝不少了。”
大家都有些尴尬。虽然是星期六，但是总理正办公，我们也不能算假日。
总理走进来，望住尚未结婚的秘书：“心情烦闷不要喝酒，酒是高兴时候喝的。找对象不要急么，江山都能打下来，对象还怕找不到？”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也轻松许多。本来么，不信找对象还比打江山难？
总理又认真望望大家：“人家没找到对象，年龄也不小了，这里有许多客观原因，一直打仗么，现在进城不久，工作又忙，大家既然都是同志，就该理解和体谅他，给他一些切实的帮助，不要光陪着喝闷酒，信口乱开玩笑，这不是真正的关心。”总理说着，拍拍那位“困难户”的肩膀：“要有信心有勇气，既要积极又要慎重，等你结婚的时候，大家再开怀畅饮。”
换一种场合总理的态度就不同了。那也是50年代的一个晚上，三天三夜没合眼的周总理，在早晨6点终于改定了政府工作报告。他放下笔，起身围绕办公桌活动着，情绪好极了，大声说：“嗨，肚子提意见了，让厨师准备几个菜，把茅台酒拿出来，咱们好好吃一顿！”
那天早晨，几位陪总理加班的秘书又陪总理吃饭喝了酒。在我们秘书之中，韦明是爱喝酒也最能喝的一个，平时出去参加招待会，总理常提醒他少喝，怕他喝多了误事。这次不然，总理举起酒杯，两眼闪闪发亮地望住韦明说：“韦明，今天你就放开喝吧！”
高兴头上不容易醉。这次大家喝得痛快尽兴．但谁也没醉。总理吃过早饭，在三天三夜没合眼之后，终于睡了4小时。下午便参加人代会，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
总理就是这样，只有高兴的时候才喝酒。我所知道的他的3次嘴酒，都是发生在他高兴愉快，心境极明朗，情绪极佳的状态下。这种时候喝醉了，不会像心情不好时喝醉那样出大洋相。
我所知道的周恩来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他与邓颖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里。那一次我当然不可能亲眼见，邓大姐曾说起这件事，笑着摇摇头感叹：“从那天起，我才知道总理能喝酒，也就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反对他喝酒。可是没办法，几十年了，也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的酒一直没少喝……”
那是1925年的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废除了一切旧习俗，只有几个亲密同志一道喝了酒。气氛热烈，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据说胡志明也参加了、喝了不少。最后喝了多少谁也说不清，反正是喝醉了。有人一醉就瘫，就蔫，周恩来是另一种类型，醉了也精神，吐过之后仍然情绪高涨，谈兴甚至更浓。
那天晚上，蔡畅大姐在场，看到天已很晚，又是新婚之夜，就要告辞。周恩来拦住，死活不叫走。蔡大姐看他醉得厉害，说也没用，只好留下来陪着邓颖超，同周恩来一道侃天论地。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革命青年壮怀激烈之时；从五四运动谈到广东的革命形势，从法国的勤工俭学，谈到俄国的十月革命，谈到高兴处，周恩来两眼朦胧，像遥望着逝去的岁月，动情地说：“我从日本回到天津，有次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一个两只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周恩来停顿一下，目光明确地一闪，简捷地补上一句：“这就是小超。”
蔡大姐笑了：“看来这双眼睛给恩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邓颖超说：“他那时激烈得很，抱定独身主义呢。”
蔡畅续一杯浓菜水叫周恩来喝。周恩来神思悠悠地回忆着说：“当时我们不少学生相约，不恋受，不结婚，把全部身心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旅欧时，我才考虑，革命者找个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伴侣，这不是更好吗？”
周恩来新婚之夜醉酒，正符合他高兴时喜欢喝点的特点。越高兴越近酒，他确实太高兴了。他是1919年4月由日本回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过15岁。他们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接触虽多，却还谈不到恋爱这一层，在周恩来眼中，邓颖超还不过是个“小妹妹”，有时称她“小超”，才15岁么。
周思来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颖超保持着通信关系，通信内容全是探讨“中华雄飞”之路。那时也还不存在恋爱。何况年轻的周恩来在法国有了一个女朋友，关系很不错的。
1956年，周思来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讲过，他在旅欧初期，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就是说，对革命仅仅是同情还不够，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才好成为终生伴侣。
周恩来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说的这个“通起信来”，是指1923年给邓颖超的一次来信，在这封信中，他首次向邓颖超表露了爱慕之情。第一次表露不免含蓄，何况邓颖超也知道周恩来在法国曾有一个女友，所以没作任何表示。
邓颖超无表示，周恩来便接二连三来信，一次比一次谈得明确，并且请邓颖超作明确答复。邓颖超是独生女，她的答复是：这桩大事要和妈妈商量。而妈妈的态度是：“别着急，等他回来以后我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急呀？”
于是，事情拖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周恩来频频来信，虽然是谈国家、民族之命运，论人民大众之疾苦，但每信不忘催问邓颖超本人对这个恋爱问题的态度。李维汉从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
周恩来1924年归国，到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津调广州，他们已经有五年未见面。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
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像普通人的家庭一样，当丈夫好酒时，妻子难免要有意见，在以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邓颖超一直反对周恩来喝酒，并且为酒继续产生过一些矛盾。作妻子的都怕丈夫喝酒误事又伤身。
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我们一些同志聊天，就有人掰着指头总结过不是规律的规律：喝大酒比抽烟多还要伤身。
从毛主席开始，他数了许多在世不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抽烟很厉害但不嗜酒，这些领导同志没有谁是患癌症；从周总理开始，他数了陈毅、乔冠华等外事活动多，喝酒场合多，以及许世友等嗜酒的领导同志，虽然不抽烟，但或早或晚都发生了癌症……
当然，这只是下过闲聊天，并没什么真正的科学考究。
周总理的第二次醉酒，我是亲眼见了。那是1954年4月，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前后4个月的时间，总理奔波于世界各地，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完成的工作量是没有任何一人所能比的。苏、美、英、法及其他与会国，都没有任何一人能比。这是早已为历史所承认了的，也是被大量回忆文章所书写过，证实过的。我这里不重复，只谈—件小轶事。
出发前，邓大姐不无担心地嘱咐我要多关心、照顾总理的身体。当时，总理劳累过度，刚流过几次鼻血，身体状况不大好。大姐特意关照，要提醒总理少喝酒。
大姐的担心是有原因的。苏联人本来就善饮，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几乎个个都是“酒桶”。这些寒冷地带的人肠子里那种化解酒精的酶要比我们生活在温带的黄种人多很多，喝起酒来碜人。65度的汾酒也敢拿大茶缸子一口气地灌，连医药酒精他们也敢喝，兑点水就咕吟咕吟灌几口。他们要是上了宴会，几杯酒下肚之后，便高门大嗓地完全“解放”了，不喝个东倒西歪不结束。总理虽然酒量大，毕竟是咱们黄种人，从生理上说就不能跟寒冷地带的白种人比。这就像现在的百米赛跑一样，黑种人的生理特征，他们的细胞结构就决定了他们的爆发力适合跑百米，不适合游泳。所以，跑道上活跃的尽是“黑旋风”，游泳池的泳道上，就难以发现黑影子，满眼都是“浪里白条”。
黄种人喝酒，在生理上就弱于寒带的白种人，何况总理的肝又不好，长征时患肝脓肿，高烧昏迷多天，若不是从60里外的雪山取来冰块冷敷，性命都差点不保。解酒主要靠肝脏，总理在这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更何况总理去莫斯科，是在人家的地盘上，难免要碰上人家“人多势众”，喝起酒来以寡敌众，这形势就尤其不妙了。
从给总理当副官时起，总理平时的喝酒场合就是由我来管。建国后，出于对总理身体的爱护，又考虑喝酒容易误事，我就跟总理提过建议：以水代酒。这个建议总理是同意的，他也时常警惕离酒远点。
中南海服务科的老服务员都懂以水代酒，红茶水代红葡萄酒，白水代白酒，那时都是土办法：把茶水或白水灌在相应的酒瓶子里，藏在低垂的帘布后面，服务员手上带个酒托子，一次可以卡住两瓶或四瓶酒，总之同样的酒要卡两个瓶子，给“自己人”一定要倒水不倒酒，给外人必须倒酒不倒水。那是反复训练过的，从没出过差错，动作一样，不同对象从不同的瓶子里往外流水或流酒。为此，在我们作东请客时，确实使苏联及其他国家的“酒桶”们为总理的“酒量”惊讶不已，佩服黄种人也有这样出类拔萃的压倒白种人的“海量”。
然而，在家可以用这个办法，出去作客可就行不通了。总理1月1日到莫斯科，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上的步调。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看法后，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由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协商情况。临行前的晚上，为庆祝会谈胜利结束，苏联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那天一上宴会我就知道不妙。我不懂俄语，翻译是老资格的师哲同志，听他们嘟噜嘟噜讲话，看到那些闻到酒精味就兴奋的苏联领导人，我一阵阵起急。尤其赫鲁晓夫，入席时就不停地转动腕子上的手表带，捋下来放桌上，随即又拿起来戴回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式。我急得原地打转，想不出对策。
没法作假，且不说我上不去，就是叫我上去帮助服务，也无法再以水代酒。那还是阶级斗争正激烈的年代，苏联的保安措施十分严格。对一切食品、酒水的检查都非常严密，每上一样东西都是严格检查之后，上来就不许换样，吃完喝完，撤下为止。中间是不能随便换动的。
赫鲁晓夫起来讲话了。话很简短，几句便开始敬酒，一敬酒那些苏联领导人便都起立举杯。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比的。中国人敬酒，一般是谁敬谁喝；苏联人不然，赫鲁晓夫敬酒，咕咚一口干杯，那些跟着举杯的主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都实实在在地“咕咚”干杯，我们的总理便也不能不“咕咚”了。
外交礼节，人家敬了酒，你就不能不回敬。所以总理也得讲几句，也得回敬，眨眼工夫，又响起一片“咕咚”声。
现在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对酒的危害认识多了，电视上的宴请场面，都是拿着酒杯转圈，看不到什么干杯的场面。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的领导人，文化程度高，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像那时的领导，都是战争培养出来的，艰苦环境里奋斗出来的，气质上就不同。那时喝酒也不像现在马上要在电视上与群众见面，无须过虑形象。苏联当时的领导人都是经历了“十月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与白匪的艰苦作战，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性格上多属粗犷豪放，在喝酒上也表现很鲜明。民族特色、经历战争环境以及个人性格素质，这三方面一结合，喝起酒来可就惊心动魄了．看不到一个“绅士风度”，苏联领导人那种连续不断、热烈豪爽的敬酒劝酒，整个给人一种英雄好汉相聚的感觉。
总理参加外事活动的原则是客随主便，一旦陷于这群“酒桶”之中，那情景便可想而知了。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就不知空了多少，服务员忙在上酒，不大留意上菜。总理即便想吃菜也不能随意了，因为周围随时都有酒杯举过来。
我明白，今天是在劫难逃了。记得1952年，总理来谈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人民最终争取到156项援建项目后，就曾在这样的场面中被灌醉，上车后吐了，由苏方派了医生护士折腾一夜。这一次……
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他已经红了整个脸，鼻子尖上都是汗，嘟噜嘟噜说个不停。翻译讲的大致意思是：这次的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
总理神采飞扬，脸上红光流溢，这说明他已喝到第二个高原现象，反应更敏捷，思路仍然清晰。他幽默地将酒杯上下颠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头脑不够用，听完翻译并没理解这话的深刻含义。美国是不承认中国，不承认朝鲜、越南，但他现在不得不同中国代表团坐在一起讨论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承认，说明他懂得，没有中国参加，不与中国直接对话，亚洲是问题就解决不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不要想获得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