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比斯大林、米高扬更早看出自己能够担任总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领袖们》的中文版，里面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思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
尼克松难以赞同田中角荣的话，我们国内却有人赞同，甚至更夸大其词。什么原因呢？
非“同志关系”的人这样讲不足为怪，“同志”中有人这样讲，其中大约有3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有些好心人，对总理感情深的人帮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是公认，于是，出于热爱便有人总想把总理摘出来。总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断，以为对党和国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好心人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根据”，硬要把总理的深信和拥护说成违心，把赞同说成屈从，把尊重说成让步。这样做的结果，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掉的，反而把总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则和勇气的人，这就从人品上损害了总理。岂不是适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历史的人，最终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个人迷信，把天下功劳都归于毛泽东，错了。此后功劳是大家，错误全推在毛泽东身上，又错了。为什么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讲点实事求是的真话呢？“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段时间，没听说有几个人反对，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不少人被打倒了还真心喊万岁呢。各省市自治区的问题都是总理主持处理的，要说错了，总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首先站出来承担责任。生前全党就一致公认，他是最富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从不推诱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政治上浅薄的“中才之人”，清谈之士，喜欢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他们一件事也干不成，但没有一件事不会发议论。“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周恩来逐渐看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到后期，他对毛泽东为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图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于是，这些“中才之士”虽然从未进过政治游涡，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把总理的韬略说成不敢冒冲突的风险同毛泽东正面交锋，把顾全大局埋怨为不敢像彭德怀那样摔帽子骂娘，把坚强的党性和服从组织决议说成缺少独立和个性。
中国共产党能夺得天下，靠的是党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党员的“独立”“个性”。即便是错误，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否则就不能保证正确时的全党服从中央，就无法步调一致，就无法形成统：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审查干部时，再大的错误，只要是执行组织决议而非另搞一套，你就不能把帐算到他个人头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则后患无穷，党将失去统一的意志和力量。
5千年的历史证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难改变思想。跟他们共事容易建功立业。打天下的共产党人，或者是经天纬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识的“老粗”“下愚”，过去的八大军区司令没几个有文化，他们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团结奋斗，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却什么都知道一点，这种人难有自知之明，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气；清谈起来一个比一个“见解”多，干起来只会抱怨不会克服，任何事都难于同他们合作完成，特别是在危难时刻。正所谓“秀才闹事10年不成”，那是千古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第三种情况是，缺少一点理解。
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当你信仰的东西与你民族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择什么？”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这样，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时，周恩来能出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边，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周思来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后面的几章也将谈及。但他首先是中国人。“四人帮”批儒，批周公，其实就是批周恩来，这一点不假。过去二千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色。周恩来自小就熏陶于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的儒学的氛围中，他的矛盾的性格中，必然有温和、谦恭、礼义的一面。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也必然有顾全情义，有失锋锐；谦和有余，直言不足的一面。
其实毛泽东说他“政治上弱点”就是指此而言，并非指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政治上的信仰。
其实周恩来性格中的这一面，不仅是对毛泽东，对父母、亲友、同志都有表现。后面几章我将以事实证明。从大量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所有当事人都是歌颂怀念周恩来性格中的温和、谦恭、礼义的；为什么周恩来这一性格表现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时，我们就不能理解体谅了呢？这不公平不客观么！
没有谁能否定自己性格中的矛盾性、双重性。毛泽东也说他的性格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周恩来的性格当然也无例外地有着双重性。对于周思来的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宰相”，有人议论为“伟大的谦虚”，有人议论为“明哲保身”或“处世精明”。这些议论者为什么不想想，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7年，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从来不曾表现什么“伟大的谦虚”或“明哲保身”。即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风恶浪，他也不曾明哲保身地退出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敏感位置；即便面对“四人帮”那样不可一世的来头，他也没有表现丝毫伟大的谦虚，让张春桥或什么人去当总理或组阁。历史难道不是这样吗？
联系“绍兴师爷”、“张良庙”、“武侯祠”想想，周恩来是主动、自信、坚定、执著地作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自己不推委也无须谁去好心地帮助推诱。早在1940年他便预见预言到自己未来的位置，充分证明了他的自知知人之明，这种自知知人之明是建立在熟解我们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令我至今回思不止并为之感慨无穷的周恩来的第二个预见预言，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
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我想先纠正两个说法。
一种说法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坚决斗争，终于夺取了胜利。我认为不准确。我的体会是，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中，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说白了，是“天授”而非人力所能强求。
第二种说法是关于“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现在好象说成了：要不就是黑暗的国民党，要不就是光明的共产党。但是我的所历所闻，似乎不是这样，至少是概括得太简单了，离开了历史的真实。
作为副官，我跟随周恩来左右，经历了他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全过程。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和他代表的共产党，首先争取的中国之第一种命运，既不是黑暗的国民党，也不是光明的共产党。
当时无论是党内同志谈话还是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谈话，共产党争取的第一种命运都是和平民主建国。我们确定的建国方针并不是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实行三民主义，并且明确以民国13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为标准。我们甚至明确表示“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必须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和平等地位。
结果怎样呢？蒋介石国民党既不允许共产党平等，事实上也不允许其合法。天下只能是国民党一家，蒋介石一人的。美国人现在骂我们中国共产党“独裁”，不搞西方式民主。那时他们可不骂蒋介石国民党搞独裁，不搞西方式民主，相反要提供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大量援助来帮助其建立独裁统治。
记得谈判争论的焦点是军队。有人说，你共产党交出军队，国民党就会给你合法平等的地位。这话本身就是放屁。合法平等是相互的，不是“恩赐”的，一党给另一党合法平等地位，这能是，合法平等吗？“恩赐”是在不平等基础上才会有的产物。
共产党可以交军队，但只能交国家，不能交国民党蒋介石。所以谈判中，我们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办法。国民党蒋介石自然也须把军队交国家。那么，政治民主化就成为交出军队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交出军队就是交给了国民党蒋介石，就是交出了民主与平等。
有人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不是交出了军队吗？40万大军一交，就取得了合法平等的地位。
说这个话的人肯定不是中国种儿，最多是个杂种儿，他不懂中国。
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他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远远无法同毛泽东比；在其各自民族史上的地位，更无法同毛泽东在其民族史上的地位比。这且不说。他们交出军队，真也罢，假也罢，不说平等地位，总还有点合法地位，其领导人还当了几天副总理。中国共产党如果交出武装，结果将会如何？
“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杀就是回答。
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曾经交出武装，换来的不是合法，更不是平等，而是几乎被杀绝，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人”的空前残酷和独裁。
毛泽东和周恩来决不是陈独秀。他们是从“四一二”和“七一五”的血泊里冲出来，所以才能讲出那千古绝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但是，中国共产党争取的第一种命运，还是“大家民主建国”。为了中国能有这样一个好命运，共产党对国民党一让再让，却越让越不合蒋介石心意。蒋介石希望的不是让步，而是找到进攻借口，以便彻底消灭共产党；
1946年2月26日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就是通常所说的“整军方案”。蒋介石明白，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这个“国军”是国家军队之意，而非国民党军队。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所以，签字归签字，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一刻也不松，全国各地的内战不断升级。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3人小组开始视察各地对停战协定执行的情况并解决整编中的问题。
军事三人小组，共产党是周恩来，国民党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都是上将军衔。下设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国民党是郑介民，美方是白鲁德，都是中将军衔。
2月28日，军事3人小组乘马歇尔的专机，由重庆飞北平，先后到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汉口等地视察。我和童小鹏、章文晋跟随周恩来一起行动。一个星期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张，白天黑夜地谈话听汇报。那时还没有什么大的争吵，主要是了解情况，宴会上也多是讲一些客气话。
不过，对于形势的发展，每个人心里都有个预测，公开场合的发言同私下的交谈也不同。
在归绥城里同傅作义将军谈话后，军事3人小组当天下午就飞往延安。在飞机上，沉思默想的周思来轻轻叫一声：“文白啊。”
“呢？”闭目想心事的张治中将军睁开眼，侧脸望住周恩来。
周恩来浓眉下那双极富魅力的眼睛盯着张治中，停有3秒，才缓缓咬清每一个字说：“你们不打，大家民主建国；你们打，你们就要失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周恩来的目光移开，深深吸口气，声音始终平缓，因而更显得自信，有分量：“我们共产党就会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那就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今天回过头看，不难看出，周恩来在争取“大家民主建国”的第一种命运时，已经开始考虑无法回避的第二种命运的可能性。
我看到张治中将军就那么痴痴地望着周恩来，大概是品味这番话的含义，片刻，他嘴唇抽动一下，什么也没说，隐隐从鼻腔里呼出一股粗气，便恢复了原来闭目养神的姿式。我相信他一定在想周恩来的话。
飞到延安，军事3人小组住进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腾出的房子。马歇尔和张治中将军会见了毛泽东。晚上，先举行宴会，然后在延安礼堂开欢迎会。
我记得很清楚，张治中将军在讲话中，朝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望了一眼，忽然大声说：“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将来你们共产党写历史，不要忘了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
毛泽东用他那高亢的湖南腔大声说：“当然忘不了你张治中。”
顿时间，礼堂里哄堂大笑，并伴以热烈掌声。我却想：老话说，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莫非张治中在飞机上想一路，想到“大家民主建国”的第一种命运难以实现？想到内战不可避免？内战一起，只能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想到共产党会夺得天下？
我相信，对于周恩来的预测，他至少是默认了有可能性，否则为什么会讲“你们共产党写历史”？
停战谈判进展真艰难。那期间我一直跟随在周恩来身边，因为我已被提拔为他的副官。
感受最强烈的是，周恩来明知蒋介石下了决心要打，和平无望，但他仍然为和平奔跑，不放弃民主建国的哪怕是一线的希望。国民党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转向南京。离开重庆前，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举行向文化界人士的话别茶会，当时心情很沉重。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周恩来深深叹了一口气，眉宇间皱出两道纹。“差不多10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他的目光扫过会场，提高了声音。他总是这样，当感情自然流露时，总能及时把握住，振作着转向激昂：“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周恩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了。坚持到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坚持到国民党召开了一党的伪国大。“该让的我都让了”，周恩来曾这样对马歇尔说。我看到他当时的表情很冷静，那是决心下定之后的冷静。就连马歇尔也承认，伪国大的召开标志谈判破裂的大局已定，不得不表示他将为中共人员撤回延安提供交通工具。
在我侧面的接触和观察中，马歇尔要比司徒雷登好一些。他虽然偏向国民党，但也做了一点调停工作。比如蒋介石派30万大军将我中原军区的6万部队分割包围成品字形，意在歼灭。周恩来心急火燎，由重庆一飞到南京，立刻带我们去找马歇尔，要求军事3人小组马上去宣化店进行调停。马歇尔同意了，国民党就不好再反驳。
我对马歇尔有一点点儿好感，主要还在于他最后一次讲话。他总的来说是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但他对周恩来个人的印象非常好，显出一种由衷的钦佩。记得1946年11月1J6日，也就是伪国大召开的第二天上午，周恩来走访马歇尔，实际上就是告辞。马歇尔表示愿为我们提供撤回延安的交通工具。出于礼节，他也和我们工作人员道别。这时，他用一种真诚的表情说：“谈判破裂我很遗憾。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包括蒋介石，都不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国民党找不出像周这样精明，这样学识渊博，这么坚韧强硬的人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了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17日下午又接受了《新民报》总编辑曹仲英和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的访问。
周恩来回答记者提问时，讲过“有朝一日国民党打不下去了，极可能提出再谈判。但那时形势变了，谈判的形式和内容也将变，将不同于过去了。”“政治协商的对象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必然将有所变化。”
这种公开场合上讲的含蓄的话，我一下子还不可能全部理解。
飞返延安的前一天，撤离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我去向周恩来报告。
他坐在办公室里，左手插在腋下，右手扶着额头。这些天他昼夜工作，六七十个小时，其间只是偶尔这样坐着打个盹。我屏住呼吸，悄悄往出退。
“何树英，”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叫住我，“有事吗？”
“没有。东西和文件都收拾完了，明天走没问题。”我小声说，“周副主席，你就睡一会儿吧。”
周恩来缓缓放下手，望住我；眼里网了红丝，却仍然炯炯地光彩照人。
“谈判破裂，全面内战开始。”周恩来问：“小何，说说你对形势是怎么看的？”
“有毛主席领导，我们肯定可以打败蒋该死！”
周恩来轻轻点头，带了沉思的表情：“大革命失败后，1931年我离开上海，那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一次不同了，我相信，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战场上就会有个分晓。”
我用力点头：“他是找死！”
周恩来笑了：“见分晓，还不等于消灭他。我估计，彻底消灭他还要三到五年。不过，他的失败是肯定的。”这时，周恩来的神情起了变化；凝重庄严，又含了一丝讥嘲：“蒋介石看错了形势哟！这一错，历史就变了。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
我想起几乎每个记者都问过的问题：“以后还会谈判吗？”
“会谈判。”周思来肯定地说，神色变得冷峻，“但那时的谈判同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一切反动派和封建法西斯分子，政治协商的对象不会再有他们，联合政府也不会有他们，他们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11月19日，我们跟随周恩来，乘美军专机飞返延安。两年后，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再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其中，第八项条件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全面内战开始，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这才是通常人们所讲的“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而我们共产党所争取的“两种命运”又不同。首先争取的第一种“命运”是“大家民主建国”。历史证明走不通。于是有了第二种命运，就是建立起以中国共产党为首，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对反动派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
当张治中将军率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设宴招待他们时，看到国民党代表一个个心事重重，沮丧尴尬的样子，我耳畔便又响起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也就是说，必然导致人民民主专政。
这才是真正英明的预见预言。绝非欺人欺世的占龟卜势，也非耸人听闻的特异功能，甚至也不同于“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地球最终要毁灭”这类有着非凡魄力、非凡想象力的虽然正确但充满理性的遥远而末得证实的预见预言。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真正闪烁着伟大思想家的智慧的光芒。
人的一生都少不了说几句“预见预言”，哪怕是为了表达某种信念或诅咒。比如撤离南京时，多数人都郑重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电影里也是这样演的，但是没有谁像周恩来那样具体、细致、准确地预见其过程和结果。
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是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通过科学智慧的分析判断而作出的。
1941年12月13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预言：“太平洋战争将是长期的。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线……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圈内要塞的守卫。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制他于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这是周思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5天后所写的文章。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如周恩来预言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展开。70年代我看日本拍摄的影本“啊，海军”，其反映的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也完全与周思来的预见相吻合！若没有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地理、历史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丰富知识，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预言的。
1949年，周思来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鸟瞰当时成十字形的“广场”，对北京市的负责同志们预言：“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天安门城楼这么雄伟，将来一定要配上个大广场；周围的规划要从长计议。我看东面可以建一座历史博物馆，西面可以建个大剧场，作为人民聚会议政的地方……”
10年后，经人大代表及专家们讨论、研究、设计、建设的天安门广场完全与周恩来建国时的设想不谋而合，只不过这个“大剧场”的名称叫了“人民大会堂”。
有时，周恩来的预见颇有些“神”，若被算命先生拿去肯定要大作文章。话虽如此，这些预见确实证明了周恩来观察事物之细，知火之深，深诺事物发展的规律。
那是1957年春末，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日程包括游览杭州。周恩来提前一天到杭州，准备迎接。
早晨起来，我们工作人员陪他散步，走到一座寺庙前。周恩来朝着庙顶注目片刻，忽发一声感慨：“再过几年就不会有人来抽签了。”
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从我个人跟随周恩来十几年的体会，他不信神，不信命，并且竭力在领导全民族走向科学。但是，在他破除迷信时，不能不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几干年来都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既要破除迷信又要保护民族文化，既要同宗教的反科学性作斗争又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在把握和处理上，政策性是很强的。1957年春末是处于一个微妙的时刻，富有政治生活经验又处于权力最高层的周恩来当然很清楚地感觉到那风暴到来之前的动荡。他一边感慨一边侧过脸，望住站他旁边的外事秘书马列，问：“你有什么心愿没有？”
马列挠挠头，说：“今年我的大孩子要考中学，我希望他能考上个重点中学。”
周恩来目光一扫，天还很早、四周围人迹渺渺。他忽然发笑，朝庙里指指：“那你进去抽个签看看。”
马列也笑了，只当是开玩笑，果真进了庙。工夫不大，拿着签符出来了，是半尺来长的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卦词，嘟哝着：“这写的什么东西啊？看不懂。”
周恩来刚接过签符，就轻轻“哎呀”一声，说：“糟糕，是下下签。”
马列皱着眉头抱怨：“老和尚刚睡醒，迷离迷糊，见我不烧香不拜佛，上去就摇卦签，他不高兴，准是咒我呢。”
周思来一句句地解释那4句卦词：“这是说你办事不顺，万事难如意，还要倒个大霉。”接着摇摇头，笑道：“马列，你要遇上不吉祥的事呢。”
大家哄笑一番，并没放在心上。
结果，马列的大孩子如他所愿考上了重点中学北京8中。他高兴得很，那个卦签简直是胡扯淡。可是，没等他笑够，他的爱人林颖就被打成了右派，从行政12级降成14级，开除党籍，调离纺织部，下放到保定化纤厂去工作。
这种一连串的倒霉事叫贺老总一说就简单了。
贺龙曾对廖汉生等将军说：“运气这个东西就是怪，你们说有没有？我看是有点。运气来了，牌坊也挡不住；运气要是走了，牛也拖不回来。”
其实，贺龙所讲的“运气”，是指一种客观规律性，而规律这个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周思来听说林颖被打成右派，并没立即找马列谈话，也决没因此“株连”马列。只是后来聊天时，随便说几句：“都是工作上的事，不要背包袱。其实林颖同志就是娇骄二字，是个阳性人，有啥说啥，心里不藏事。”
周恩来这个评价与组织部对林颖的结论相距甚远，这是因为周思来讲的都是实话，而非政治上的风头话。
林颖确实是冤枉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错划了。她不过就是坦荡直率，敢讲真话而已。周恩来了解这种同志，是“阳性人”，不是阴面人。
我个人常想，卦签的事周恩来也许是说签巧合，但也不排除他知人知形势的一种预感。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要求反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甚至讲，不研究反右的问题不参加会。在这种形势下，周思来料定反右运动势在必行，运动一旦起来，不可能四平八稳，历史的经验没有不误伤人的，特别是那些“阳性人”容易受到伤害。
周恩来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党内可说是最强的。他不可能去插手一级组织的工作为林颖解脱，但也绝不因此对马列有成见，在生活上，比过去更关心马列，常问候一下他爱人和家中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在表明他的态度。
讲这些小事上的预见预言，是为了引出我要讲的周恩来的第三个预见预言。这个预见预言已经完全被今天的事实所证明。
那还是吃“精神食粮”的年代，社会风气好，群众热情高，但吃面要面票，吃肉要肉票，吃蛋要蛋票，广大农村还为温饱问题发愁。
不过，还有比我们更愁的。比如“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反对修正主义最激烈，国家也最穷；过去依赖苏联吃饭，这时依赖中国吃饭。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列加又来访问了，说白了就是要援助。当时要援助要得最厉害的就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而且给少了不行，动不动就闹“脾气”，惯出毛病了。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很不好。老百姓只知道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知上面有争吵。双方谈得不好，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后来，总理决定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意思是叫他们看看我们的农民是怎样一种精神，怎样一种奋斗。科列加去看了，说了许多赞誉的话，但东西一样不少要。
送走科列加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当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场合，接连讲过几次：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周恩来对此是赞同的。他在送走科列加后说：“搞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经济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阿尔巴尼亚在经济上只会依赖我们，他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迟早是要垮的。
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曾寄希望于新领导班子。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失望了。回国后，他作过一次形势报告，对阿尔巴尼亚、东欧乃至苏联今后的发展作了具体详细的预测预言。
早在苏共22大召开时，毛泽东曾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至此已经登峰造极，恶贯满盈，从此要往下走，走向他的反面。”这个预见被证实了，不到三年赫鲁晓夫下台。
1964年10月19日上午，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作报告，讲赫鲁晓夫下台，不讲垮台。他说：“娃娃们议论纷纷，垮台跟下台有什么区别？”周恩来解释了区别。一个赫鲁晓夫下台了，但其思想、路线、政策并没变。最后变不变还要看。所以讲下台不讲垮台。
去过莫斯科，证实赫鲁晓夫是下台，而非垮台。周恩来在分析赫鲁晓夫的假马克思主义时，有段话给我印象很深。许多人都作了笔记：“（他们）连资本主义也不如。阿朱别依（赫鲁晓夫女婿）去访问西德，据说他访美访法访西德，主席团不同意时，赫就让他当《消息报》主编，一步登天。赫鲁晓夫任人唯亲，搞封建家族主义，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培养蒋经国，花30年功夫，还要照顾部下，照顾影响，赫鲁晓夫什么也不顾。阿朱别依在美国替赫鲁晓夫开道，到法国道没开好，又到西德。甚至连乌布利希有癌症都说出来。西德来访华的人跟我们讲，阿朱别依在西德说：西德打中国，我们让道，让我们共同防止黄祸……”
周恩来接下来进一步预言东欧各国及苏联。他的预言并非出于某种信念而预言一个结局，而是具体地预言出了他们的演变过程。当时国内外不少人预言“坚持社会主义的重担最终将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苏联帝国最终将瓦解”。但没有谁像周恩来这样以其惊人的知识、阅历、对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作出如此具体、鲜明、准确的预见和预言。按一些老同志当时所作记录，话大致是这样讲的：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新领导，现在看来不行。他们仍然坚持赫鲁晓夫主义，政策没有变……仍然是“两霸合作”，仍然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但这只是苏联的一厢情愿，美国能同意存在两霸吗？……
他们搞的和平过渡，不革命，本质是和平演变。莫斯科的美国生活比美国人的美国生活更加美国化。演原子战争的影片美国怕引起国内恐慌，不让在国内演；苏联不仅演自己的，还演美国的，瓦解自己。苏联是精神上先垮了，毫无中国人的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个英雄气概。麦克纳马拉都明白地讲：“炸了中国的原子基地，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知识；炸了中国的物质，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精神……”
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美国和平垄断。他们伸手向美国要贷款，美国想从中控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美国人手里拿着钱讲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可是苏联还答复可以试一试……
美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先露骨地出卖西柏林，能出卖西柏林就可以出卖东德，进而出卖整个东欧，最终必然是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
搞经济要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阿尔巴尼亚是依赖经济，我们总劝他自力更生，他总想靠在中国身上。在经济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国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决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政治经济都有斗争。象阿尔巴尼亚这样，经济上不行，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苏联的经济很僵化，停滞不前，民族矛盾复杂……最终是要出大乱子。
当然，总理在分析和作出预言时，讲的话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色。但他抓住了经济和精神这两条；抓住了从柏林问题到东德到整个东欧这个过程；抓住了苏联存在的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所以基本与后来发生的变化相吻合。
毛泽东和当时我们的党中央也看到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病，想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改为农轻重的顺序；又树了两个榜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但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可以说是失败的。
是邓小平解决了这个问题。从60年代初提出“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到改革开放，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使中国的经济终于开始腾飞。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在“6·4”事件前后，人民和历史能够再次选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如果只是清谈马列主义教条，是无法避免发生苏联和阿尔巴尼亚那样的后果。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命运，改变中国历史的巨人。我相信，这是全民族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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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遇险履险
周恩来端庄、高雅、细致。
他的翩翩风度和彬彬有礼，他温馨的目光和极富魅力的微笑给人印象太深了，以致不少人忘记了他那更深沉也更基本的性格特征：喜欢挑战，勇于冒险。
早在他领导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就喜欢上最前线。炮弹近在咫尺地爆炸，他及时卧倒而幸免于难。纠察队员劝：“总指挥，这里太危险。”他淡淡地说：“我喜欢危险。”
他一生都是轻描淡写论危险。五四运动时，请愿代表遭逮捕，他平静地说：“被捕不算什么，用不着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他推开军警的枪，强行闯入直隶省公署的衙门口，被逮捕，度过半年铁窗生活，末了只说一句：“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前几年，我们几位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老人共同议了议，议出周恩来出生入死的遇险履险竟达22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他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之后。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中，像他这样多方面地频繁地遇险履险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沙基惨案”，英、法军警突然打出第一排枪时，周恩来身边挽臂而行的同志，一左一右都倒下去牺牲了。老天执意把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在搜捕刺杀廖仲恺的凶手时，蒋介石突然改变口令，提前戒严，使驱车前往司令部的周恩来遇到迎面射击。司机看到对面举枪的刹那，出于本能打方向盘准备躲闪，射向周恩来的子弹连续钻进司机的头部，老天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周恩来。第四次反“围剿”后，6架国民党飞机突然来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头顶扔下炸弹，周恩来大喊一声“卧倒！”扑过去将乱跑的18岁的肖华压在身体下边，这样一来，老天不但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周恩来，也不得不留下18岁的肖华，让他最终当上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
历史上，杰出人物都有许多大难不死的经历，而被后人津津乐道。其实，这不全是运气，更不是什么天意。大难不死自有不死的道理，偶然性里深藏着必然。每当这种时刻，杰出人物的全部勇气、智慧和力量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本能地发挥出来，这种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显示出的英雄本色，使人们无法不为之折服。
比如“劳山遇险”，就是一次在猝发的枪弹面前的大难不死……
一辆军用的敞篷卡车在延安南门外驶上依山修筑的黄土公路，这路是通向西安，也通向谈判。
卡车驾驶楼里，坐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昨日他同毛泽东谈话一整天，现在要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
一路黄尘滚滚，车上笑语阵阵。车厢里有张云逸、孔石泉这样的著名将领；有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有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连同警卫战士，连同记者、翻译，连同司机，这一车共有25人。他们中的多数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像这样坐着“轮子”进西安这一古都市，生平还是第一道，难免心动神驰，笑语不断。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延安城里潜伏着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已经在前一天将情报送出。毛泽东生前谈警卫工作，特别举过这个例子，批评警卫形式张扬，而缺乏警惕性。
这是1937年的4月25日，那时延安地区的土匪还很多，有数千之众，夜聚昼散；抓起刀枪便打家劫舍是土匪，拿起镢头又晃身一变成了农民，不好收拾。其中人数多危害大的是李清伍这股悍匪。
李清伍是河南人，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他自小耍枪弄棒，是个不安分的人，长大后成了土匪一个小头目。1935年陕北红军占领甘泉，将其队伍收编为甘泉县独立营，他被任命为教导员。这位教导员不懂共产主义也不懂三民主义，只精通吃喝嫖赌抽，借东北军围攻陕北红军之机，杀了甘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与国民党临镇民团团总姬延寿相勾结，重操土匪旧业，四出烧杀抢掠。他也打劫东北军的车，也打劫红军的车，就为了抢钱抢财物。接到坐探冯长斗的情报后，他就率了100多名土匪连夜翻过龙盘山，埋伏在了劳山腹地。
劳山自西向东，隔开延安和甘泉两县，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在黄土高原那波状起伏的地貌里，这山虽算不得高，但由于有千沟万壑，满山都是梢林荒草，那地形便显出奇突惊险。卡车吼叫着，喘息着，沿劳山北麓的坡路，从一道沟谷爬上一道山梁。过了梁就是甘泉县境，卡车一头扎进了那簸箕形的山坳坳里。
“砰！”一声脆响，在旷谷里引来颤动的回音。
“什么声音？”陈友才本能地去摸手枪。
“好像是甩鞭子。”刘久洲张望着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收敛了反共气焰，也讲了团结抗日的话。延安到西安，沿途驻扎着已成友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至于土匪，在我们清剿之下躲都躲不赢，难怪警卫员没有马上想到是枪声。
可是，卡车忽然怒吼加力，朝着正前方的十多丈高的大坝梁子猛冲直闯。原来那“砰”的一响也传入了驾驶楼，周恩来在卡车冲入山坳坳时就感到这是块险地，异常的声响乍起，他便马上想到敌情，一边朝外观察，一边向司机下令：“冲，加大油门，冲上那个坝梁！”
话音末落，又是“砰砰”两枪。
司机也意识到了情况危急。冲过那道坝梁自然可以摆脱敌人，他将油门一踩到底，卡车吼叫着喷出黑烟，直冲大坝梁。
可是，坝梁上忽然炒豆一样叫响了，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机枪步枪同时扫射，这些土匪枪法还准，刹那间司机便倒在驾驶座上，身上多处冒出血来，卡车轮子也打瘪了，车头一歪，嘎然而止。
不等车停，几乎是在对面枪响的同时，周恩来已然飞身跳下车。车前窗被子弹打出一串洞眼，却未能伤及他一点皮毛。他贴身车头，朝车上人急令：“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将军一边拔枪还击，一边命令陈友才：“陈副官，你和警卫员马上掩护周副主席转移，陈排长，你负责组织战士抵抗！”
干部战士纷纷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陈友才还没来得及跳车，腿上已经中弹。警卫员回身想扶他，他奋力将手臂一挥：“别管我，掩护周副主席撤！”
他本是穿着解决“西安事变”时的那身西装，戴着礼帽，挥手间，马上吸引了众多敌人的火力，因为敌人以为他是最大的官。陈友才也意识到敌人这种误解，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敌人，索性不走了，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作掩护，与敌人进行周旋。
当你受到淬发的打击而陷入危急之中时，最紧迫的事莫过于迅速看清形势，定下行动的方向。周恩来在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已经看清地形：山坳谷地中间的个“湫”，也就是潭。潭左是一片苇塘，苇塘后是沙质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梢林后是被雨水冲出的深沟大壑。枪声连续响起时，周恩来已判明形势：坝梁上枪声密集，已被封锁；左侧沙质山包和山上的峰壁上是最先响枪的位置，显然也有埋伏。只有右侧的梢林一片寂静。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现场的枪声判断，袭击者不大可能是国民党军，最大可能是劫财的土匪。那么土匪瞩目的自然是“载货”的卡车，卡车遇伏只有朝坝梁上冲，不可能朝沟里栽，所以梢林及林后的沟里很可能不会有伏兵。
“突围，尽快摆脱敌人！”周恩来在分秒之间已经定下决心，将手一挥：“向梢林里撤！”
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在周恩来带领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梢林中。
事后查证的情况果如周恩来所料，李清伍就是在坝梁上的山神庙里指挥这次伏击。他的护兵李卓才曾指着钻林子的周恩来一行人喊：“看，那几个要跑！”
“嗯，”李清伍鼻腔里喷一股粗气，“早就看见了。”
“快叫上几个人去迫吧！”
“追他干毬甚！”李清伍白一眼护兵，“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细软都在车上呢！”
周恩来进入梢林后，虽有子弹把树枝打得纷纷折落，但这种乱枪已带了很大盲目性，威胁性小多了。一行人转过一个山头，喘喘气，才发现张云逸的手部被子弹擦伤一块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洞。真够玄。
顺沟转过几个山包，糟糕，发现进了沟掌：前边是两丈多高土崖，两侧全是悬崖峭壁。由于并没完全脱离危险，警卫战士急得满头大汗。
“不要紧张。”周恩来轻轻摆了一下手。据战士回忆，口气轻松得像日常聊天。他接着仰面望望崖上，目光落在低垂的树梢上：“嗯，办法是想出来的么。”
轻松的语气驱散了浮动在人们心头的急躁惶恐，战士曹鸿都顺周恩来的目光望住那低垂的树梢，心中忽有所动，跳几步纵身一跃，抓住了树枝，顺势荡去，脚在崖壁上紧蹬两下，一把抓住崖头的灌木便翻了上去。他迅速解下绑腿，放下来，把崖下的同志一个个拽到了崖上。
这里还能听到沿揪山的枪声。周恩来伫立崖头，望着枪响的方向，久久没作一声。
他在想什么，惦念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
作为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周恩来等领导撤退，拖着一条受伤的腿，拼命向敌人射击，直到最后牺牲。
这场战斗，我们共牺牲了11名同志。据当时曾在李清伍手下当过土匪的高彩娃回忆，当土匪们一窝蜂地拥上卡车时，全傻了眼。车上既无银元，也无烟土及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不死心地去搜检牺牲了的战士，只从陈友才身上搜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是陈友才为在西安联络工作而带在身上的。有识字的土匪拿着名片念出三个字：周恩来……
李清伍刚听完这三个字，立刻像被烙铁烫了一般跳起来，脸孔刷地全变白了，惊叫道：“啊呀，坏了！捅下大乱子了！快，快跑！”
刹那间，这群土匪便如鸟兽散。
李清伍还算明白，他确实捅下大乱子了！几乎成为历史和民族的极大罪人。此后不久，他和他的土匪部队便全部被红军剿灭了。他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
当周恩来一行走到三十里铺时，卡车遭土匪袭击的消息便迅速传到延安。一批批的骑兵、步兵、民兵紧急出动，进赴出事址点。然而土匪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望着公路边，田埂旁那战友们的尸体和鲜血，随增援部队一道杀回来的张云逸哭了。
周恩来没有休息，第二天便又起程赶赴延安。起程前，他匆匆跑一趟军委医务所，看望安慰负伤的警卫战士，其中包括打伤臀部，伤及中枢神经的贴身警卫刘久洲。
“周副主席，我不能保护你去西安了……”刘久洲话没说完便哭了。
“别哭，小鬼，很快会好起来的。我还会来看你。”
1969年，周恩来还到北京前门饭店看望了担任饭店革委会主任的刘久洲同志。他对在场的同志们说：“30年一晃眼。30年前他跟我在一起，我在劳山遇险，他为了掩护我，身负重伤，是个好同志啊！”
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到延安访问，谈到劳山遇险时，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他要为陈友才等同志扫墓，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同志的坟墓不曾保存下来。周恩来难过地说：“陈友才同志牺牲得很英勇，要把烈士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1985年6月，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政府，在沿揪山发生战斗的地方，为烈士们立起了一块石碑。
周恩来的一生，最多的是工作，最缺的是时间。他对时间的珍惜处处都能表现出来。比如他不会走慢步，双脚不动则已，一动就是高频率。比如他不赞成毛泽东乘飞机，那个年代的飞机安全系数太小；但他自己又酷爱乘飞机，他说：“能节约很多时间，冒点险值得。”
我们这些老人一块议论，周恩来的遇险履险，最多的还是在飞机上。比如由西安飞延安途中迷航，幸末像“4．8”烈士那样撞山；比如出访阿拉伯国家，在灯火全无的黑夜里被迫盲目迫降；比如赴万隆会议时，他所拟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比如为了吊唁胡志明逝世，飞机冒险进入雷雨区，风狂云卷，更有电光雷火，整个天空黑透红透，那惊险壮观的景象就连飞行几十年的老驾驶员张瑞霭也生平仅见过一次。当我惶恐不安地想去提醒驾驶员太危险时，周恩来竟能稳稳坐在舷窗旁，入戏一般欣赏着外面的风云变幻，烈焰满天！最后，飞机侥幸未被雷电击中，在云隙中钻出险区。机上所有人都大汗淋漓，神经差点绷断，周恩来却始终一身轻松：“我知道瑞霭有办法。”
在议论中，我讲了这样两次各富特色的飞行遇险和履险……
1946年1月30日，我跟随周恩来冒着严寒赶到西安机场。
冬日天短，快9点了，太阳才不过一竿子高。不过，这是一分难得的大晴天；极目四望，云彩丝儿都不见。停机坪上，一架美军c一47型运输机被朝晖染上一层淡淡的玫瑰色。我心里一阵欢乐，一阵轻松。
欢乐是因为8年抗战终于胜利，“政治协商会议”也即将结束，何况昨天办事处的周子健、伍云甫招待我们在西安上等浴池洗了个痛快热水澡，扫荡一遍身上虱子，这辈子还没洗过这么舒适的澡。说轻松是因为天气好，免去昨夜的担忧。“政协会议”结束前，周恩来赶回延安是为了同毛主席党中央商量如何再向国民党让一些步，以求达成协议。会议明天要闭幕，周恩来无论如何会坚持今天飞回西安。我只担忧遇个恶劣天气，他也会坚持起飞，那前途可就难卜了……
幸亏是个大晴天！
机长已经出现在舱门的舷梯旁，当周恩来走近时，他马上立正敬礼，并大声报告。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军人士气正高，何况这是马歇尔将军专门为周恩来指派的专机，何况周恩来在这次“政协会议”上被定为上将军衔，以便开展军事三人小组的调处工作。所以，美国飞行员都称周恩来为周将军。
除了我们随行的工作和警卫人员，依次登机的还有陆定一和邓发同志，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叶挺将军的爱女小杨眉。舱里共坐10个大人1个小女孩儿，这个女孩子便成为话题的中心。
“杨眉，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能出来吧？”邓发问。
“知道。”小杨眉生得聪俊，特别招人喜爱。“周伯伯说，蒋介石打了败仗输了理，不得不答应恢复爸爸自由，让他光荣出狱。”
“蒋介石这个人，从来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陆定一幽默地评论，“他要不跟你玩名堂，他就不是蒋介石了。”
“那他要不放爸爸出来怎么办呀？”杨眉着急了。
“这次他不想放也得放，”邓发作个手势，“这次我们是用5个大坏蛋跟他换2个人，换回你爸爸和廖承志叔叔。”
“叔叔你骗人！”杨眉瞪大天真稚气的眼睛，她不信像爸爸那样的好人怎么会用坏蛋去换取。当时杨眉那双容不得一点污垢的清澈的眼睛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至今想来都不由得流泪。谁能想到呢，这样天真纯洁的孩子，在2个月后竞死在了空难中……
当时，周恩来给杨眉作了解释，说蒋介石节外生枝，提出要我们党释放他们进攻我抗日根据地而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官马法五等人，他们才释放叶挺将军和廖承志。为了尽早迎接叶挺将军出狱，我们只好答应了。
说话间，飞机已经发动。从西安飞往重庆的航线是极为特殊的，不是仰角向前升空，而是以大角度一个劲作螺旋式爬高。这是由于秦岭一拔千仞地横在航线上，飞机必须先爬高到5000米以上高度才好向前飞越它。
飞机油门不断加大，马达的震动使得机体像要碎裂一般，飞机上升仰角大，每个人不但要系紧安全带，还不得不用手扳着铁凳维持平衡。那时飞机简陋，舱内金属骨架裸露，又没有保温设备，不久我们便开始经受那种这一生再未曾经受过的严寒的考验。
然而，这还不够。开始气短，开始耳胀，五脏六腑开始翻涌，多数人终于按捺不住地大吐特吐起来。我正理不清嘴里鼻腔里的刺人的酸辣味道，机身又颤抖起来，并且像断线风筝二般忽上忽下，左右无根基地晃荡浮沉，头顶和身后的钢铁骨架惊心动魄地咯嘣乱响，好像随时都可能散架。
“把口张开，张开耳膜就不那么鼓胀了。”
这是周恩来轻松而亲切的声音。我狠狠吐出从胃翻上嘴里的腌臜物，掀眼帘望去，周恩来没事人一样，还笑呢。我笑不出来，张大了嘴巴喘气。我听到机身上砰砰乱响，接着是江青不安的声音：“冰雹，遇冰雹了。”
江青去重庆是为医治她的牙齿。在延安她捂着腮闹牙病，周恩来说：“到重庆去看看吧，我认识一个牙科专家，是给蒋介石看牙的医生。”就这样，江青和我们一同上了飞机。那位给蒋介石和江青看牙的医生的儿子，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