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斯基几乎每战皆捷，使他的员工们也心存疑窦。研究主管莱斯曼知道，布斯基选择购股不是根据公司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进行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布斯基交易的模式化，没有注意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在这些交易中的特殊参与。就在那年布斯基鸿运当头期间，有一次，莱斯曼得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和西格尔在一起收购案中担任目标公司的代理，而布斯基的公司也在这起收购案中做交易。他知道布斯基和西格尔经常通电话，于是去向布斯基通报这个消息。
“我刚才听说基德尔在这起收购中当代理。”莱斯曼说，好像对得到这个信息挺自豪，“为什么不给马蒂·西格尔打个电话，看能不能得到些帮助？”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布斯基警觉地问，看上去生气了，“马蒂·西格尔凭什么会帮我？”
“我的意思是说，你跟他关系不错，是吧？”莱斯曼说，“你可以……”
布斯基打断了他，厉声说：“实话告诉你，本公司与马蒂·西格尔没有特殊关系。没别的事你出去。”
1984年夏发生了一件对西格尔和布斯基不利的事，让西格尔惴惴不安。近些时间，尽管布斯基取得了很大成功，却没有怎么引起金融媒体的关注。然而，1984年夏天，《财富》杂志女记者格温·金基德约访布斯基，准备写一篇大型特写报道。布斯基很少搭理记者，不过这次他接受了金基德的采访，但是拒绝谈论交易问题和生活琐事。
西格尔知道这篇报道正在准备。金基德找过他，没有找到，就给他的秘书留了个字条儿，而西格尔给她回电话时她又不在，而且后来也没再来联系他。西格尔猜想金基德只是寻求他对布斯基的评论。7月最后一个星期，布斯基给西格尔打电话，提醒他注意文章中对布斯基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和第一波士顿银行关系的不利“报道”。
西格尔被惊呆了。“这很不好，”他生气地说，“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
布斯基显得满不在乎。“你反应过度了。”他对西格尔说，并说这篇文章里其实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重复”《洛杉矶时报》一篇报道的内容，那篇报道也提到布斯基与这两家投资公司的关系。这话更让西格尔感到不安。《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他甚至就没有听说过这件事。这会不会引发大量不利报道的出现？他知道他的业务对媒体来说非常敏感。
西格尔要赶在这篇报道刊出前把消息告诉德农齐奥。德农齐奥很关心这件事，但没有过分担忧，也没有问西格尔这篇报道的真实度如何。他们把兼并收购部主管彼得·古德森（名义上的主管）叫来，一起讨论这篇报道对公司兼并业务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后得出结论说影响会很小。各种谣言一直在华尔街上流传，但他们很感宽心的是，第一波士顿银行在报道中也被提到了。
下个星期一，西格尔老早就跑到报刊亭买8月6日出版的那期《财富》，关于布斯基的特写报道就在这一期上发表。报道中的大多数内容是无伤大雅的，着重描写布斯基的辉煌成就和远大志向，也直言不讳地详细述及他早期的生活背景。然而，随着报道的深入，文章中出现了两段让西格尔不安的内容，上面写道：“布斯基的竞争对手们对他交易时间把握得出神入化地准确窃窃私语。有许多谣传说，他介入的交易都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和第一波士顿银行有关。布斯基极力否认使用了内幕信息……”
接着，文章提到一件特别敏感的事：“去年，当马里兰州液化气分销商帕尔加斯（Pargas）公司被加拿大名门望族——贝尔兹伯格家族追购的时候，布斯基的招术（以及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和福斯特曼·利特尔公司的招术）吸引了华尔街。”这起事件涉及到布斯基与几个人的密切关系，其中有西格尔、特迪·福斯特曼和穆赫伦。西格尔跟布斯基谈过帕尔加斯公司的事，但没有向他透露内幕信息；特迪·福斯特曼是福斯特曼·利特尔公司的创建人，经常与布斯基谈论此事；贝尔兹伯格家族是穆赫伦的主要客户和支持者。西格尔知道，穆赫伦经常向布斯基传送贝尔兹伯格家族活动的消息。
文章继续道：“在贝尔兹伯格家族把收购决定知会帕尔加斯公司之后而做出公开宣布之前，布斯基买进了3．5万股帕尔加斯公司的股票……”虽然这完全属于细节描写，但它明显是暗指布斯基掌握了这起收购案的内幕信息——可能是通过帕尔加斯公司掌握的，从而矛头指着了西格尔。
文章接下去说，在福斯特曼·利特尔公司宣布退出对帕尔加斯公司的收购而引起股价下跌之前，布斯基抛售了大量的帕尔加斯公司股票。这是指福斯特曼可能事先向布斯基泄露了这个计划，而西格尔也有这样的怀疑。布斯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反应，金基德引用了他的原话：“交易方面的事我无可奉告。我们每天买卖股票，一直都做得很好。我们有一流的顾问一直在指导我们。”
西格尔惴惴不安。怎么会弄成这样？他最担心的是他与布斯基的关系可能被发现，他们的事现在就白纸黑字地印在这份全国性的畅销刊物上，华尔街上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莱斯曼的朋友们开始戏称西格尔是布斯基的“执行副总”，“专门负责有关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事务”。
临近8月底的一天，西格尔接到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套利主管罗伯特·弗里曼的电话。弗里曼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套利人。多年来，西格尔几乎每天与他在电话里交谈，关系变得很密切，刚开始时他们谈论业务方面的事，后来话题逐渐发展到体育、哲学、薪水、追求等，进而无话不谈。弗里曼的家原来在新泽西州，后来搬到纽约州东南部的拉伊市。他在这里买了一处豪宅，紧挨着有名的阿帕沃米斯乡村俱乐部。西格尔把弗里曼看作是电话“笔友”。
弗里曼风度翩翩，温文尔雅，说话斯文，办事稳健。他大学先是上的达特茅斯学院，专业是西班牙语，接着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毕业后进入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工作。在公司里，他跟着罗伯特·鲁宾学习套利，鲁宾后来成为该公司的联合业务总监。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董事长古斯塔夫·利维是个知名人物，他本身也是个套利人，而且是华尔街上套利界的泰斗。1978年，弗里曼被提升为公司的合伙人。随着套利工作对兼并收购、资本调整及其他重要业务的结果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公司其他合伙人经常向弗里曼问这问那。
为了保护公司的声誉，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做出严格规定：套利业务部与其他部门之间不许交流情况。公司还印发一份“限制名单”，上面都是参与未决投资金融活动的客户的名字。公司规定，由于公司参与了这些客户的投资活动，本公司的套利人和其他人员不允许交易这些客户的股票。因此，弗里曼经常向西格尔诉苦说他有很多交易做不了。
像布斯基一样，弗里曼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信息源，因为他周围有一个密集的资深套利人圈子。实际上，西格尔一直怀疑这些套利人之间互通信息。可以想见，尽管某个套利人因为本公司参与某项活动而被禁止在该项活动上交易，但这个圈子里的其他套利人并不会被禁止。他们可以自由交易，只要他们与其他人分享类似的信息。这就是这种圈子的妙处。
西格尔知道，这种信息总是以某种方式赶在公开宣布之前找到进入市场的途径。如果股市上某只股票的交易量突然增加、股价突然上涨，任何人都会看到，而且按图索骥找到购买者也不难。华尔街上出现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套利人，他们只跟在套利人圈子成员的屁股后面走，盲目以跟风方式进行买卖。
这次西格尔接到弗里曼电话的时候，卡内申公司收购案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这加强了西格尔对套利人圈子的怀疑。弗里曼在电话里说，他知道布斯基买了100万股卡内申公司的股票。这话让西格尔感到更加吃惊，既惊于布斯基的购股量如此巨大（他对布斯基的交易量一直不了解），又惊于弗里曼对布斯基的情况这么清楚。显而易见，布斯基那里保密不严，至少对像弗里曼这样有影响的套利人是这样。难怪媒体上会报道出来。弗里曼不停地说着，西格尔的脑子快速地转着。然后，弗里曼又说了一句让他更加担心的话。“你应该注意点。”弗里曼说，“外面都在说你与布斯基走得太近。”
“我不会再给他提供了。”西格尔脱口而出道，“我以前常常这样。”
弗里曼的话使他下了最后决心，他发誓卡内申公司收购案是他最后一次给布斯基提供信息。他必须与布斯基拉开距离，而且要赶快，否则，外面的传言会永远缠着他。
接着，正当西格尔觉得《财富》报道事件平静下来时，接到了《大西洋月刊》记者康妮·布拉克的电话，她也要写一篇关于布斯基的报道。她看了《洛杉矶时报》和《财富》上报道布斯基的文章，准备在她报道中涉及到布斯基与西格尔关系的地方把西格尔的名字提出来。西格尔恳求布拉克不要把他往文章里写，但无济于事。于是西格尔再去找德农齐奥，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表示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布拉克。他们采取了措施。当布拉克向杂志社交稿时，杂志社的律师告诉她说，必须删去文章中关于西格尔的内容，否则不予刊载。她一开始表示抗议，但后来迫于压力让步了。这篇文章在12月那一期上刊出，没有提到有关西格尔的情况。西格尔后来才知道，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律师介入了，他们威胁《大西洋月刊》杂志社说，如果布拉克文章中的冒犯性材料不删去，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将提起诉讼。
那年（1984年）后来，西格尔坚持不与布斯基联系，也没有再给布斯基提供内幕信息。然而，快到年底时，尽管他有各种忧虑，还是盘算起在布斯基那里的年底“奖金”来。1984年，西格尔收入很丰厚。他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薪水和奖金突破了100万大关，获得的现金和公司股份共计110万美元，这些都是他的合法收入。不过，格雷西广场那套公寓的装修费超出了他的预期，接近50万美元。最后，他还有一份“外快”，布斯基用他提供的价值连城的信息和建议赚取了巨额利润，他应该从中分得一杯羹。
1985年1月，西格尔和布斯基又相约来到帕斯特拉米恩—瑟英斯咖啡店，商讨西格尔的“奖金”。鉴于上次的教训，这次西格尔在拟订的数额上提高了一些，以把送钱人的短头儿也包括进去。他要求40万美元，除去送钱人的，期望实际到手35万左右。用这些钱，他可以把公寓的装修费都补齐了。布斯基对这个数欣然同意，其实卡内申公司收购案中的信息价值还没有算。关于这笔钱的交接，布斯基这次准备采用一种新的方式，不再沿用以前在广场饭店大堂交接的方法。
布斯基计划的新方式是这样的：西格尔于约定日期上午9点准时到达第55街与第一大道交叉处的一个投币电话亭，拿起话筒，装出打电话的样子。这时，送钱人将站在他的身后，好像等着要打电话。他会把一个手提箱放在西格尔的左腿边，然后走开。西格尔觉得这听起来比原来的方法还可笑，像是蹩脚的间谍小说里的东西，但布斯基坚持采用这个方法。
在约好那天，西格尔早早就来到指定地点。为了打发时间，他到马路对面一个咖啡馆去喝咖啡，选一个靠窗的桌子旁坐着，边喝边观察外面的动静。忽然，他看到了一个可能是送钱的人。那人皮肤黝黑，身穿一件黑色粗呢上衣，手里拎着一个手提箱，在电话亭旁的一幢小楼附近来回走动。
接着，他看到在离这条街不远处还有一个人。那人也是黝黑的皮肤，在路边走来走去，眼睛盯着西格尔怀疑是送钱的那个人。这时，西格尔心里开始发毛了。怎么回事？怎么还有一个人？突然，西格尔又想起布斯基说的他当过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事，心里更害怕了。西格尔心想：“他们是要来杀我。”布斯基之所以想出让送钱人站在他身后的怪主意，就是要让那个人谋杀他。想到这里，西格尔赶紧喝完杯里的咖啡，付了账，起身逃走，留下那个送钱人提着满满一箱子钱继续在那里溜达。
西格尔刚回到办公室，布斯基打来了电话，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
“没有办成。”西格尔回答。
“为什么没有？”布斯基不安地问。
“那里又出现了一个人。”西格尔解释说，“有个人在监视。”
“那当然，”布斯基叫道，“一直是这样的。我要确保交接成功。”
西格尔吃了一惊，原来布斯基连自己找的送钱人都不信任。
布斯基坚持要西格尔再去电话亭交接钱。他说：“我好不容易把这钱给你弄来了，你得把它取走。”西格尔仍保持着警惕，不愿用这种方法，但他又不能不去把这笔钱取回来。拖了几个星期后，他让步了。他又去到那个电话亭，这次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与上次一样，箱子里的钱少了一些，但西格尔懒得再跟布斯基说。他在心里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他不想总是生活在恐惧中。
在西格尔看来，与布斯基的协议结束了，最后的付款也结讫了。他开始彻底停止给布斯基打电话，而当布斯基打电话给他时，他要么躲避，要么说忙，要么刚说两句就急着挂线。很快，布斯基就意识到了怎么回事。
一天下午，西格尔又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当他又想急匆匆地结束通话时，布斯基轻轻地问：“怎么回事，马蒂？你不想跟我说话，也不再给我打电话。我再也见不着你了。你不再喜欢我了吗？”布斯基的声音柔柔的，透出一种发自内心的伤感。
对西格尔来说，他与布斯基的内幕交易关系不是他对《财富》刊出那篇报道感到恐慌的惟一原因。就在他坚持与布斯基保持距离的时候，也就在弗里曼提醒他注意关于与布斯基关系的不利谣传的时候，他正在与弗里曼进行着内幕交易。与弗里曼的这种关系不是受西格尔个人利益需要的驱使，而是受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利益需要的驱使。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表面上看起来不错，实际上公司运作陷入了危机，公司盈利严重依赖于西格尔。就在公司传统的收入来源（如经纪和承销佣金）已经枯竭的时候，公司决策者却迟迟不愿开发新的业务增长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自己的套利业务部，与华尔街上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司不同，它不自我开户交易。阿尔·戈登和德农齐奥都认为，公司自我开户交易会模糊公司对客户利益的责任。没有这些顾虑的公司运作都很红火，如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有一个套利部，一直在从事大规模的套利业务，摩根·斯坦利公司近来也欣然介入了这个领域。
德农齐奥被公司里一些年轻人起了个“驼鸟”的绰号，讽刺他是一个不正视现实的人。每当有人提议新的业务方向时，他都要问该项业务是不是公司为给客户提供服务所“必须”从事的，而答案很少是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对手们的基础资本都在飞速增长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资本增加处于停滞状态。该公司仍然在依靠它的零售经纪网和分销能力来增加资本，这是一种过时的方法，而且利润率越来越低。
更为糟糕的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声誉在1984年3月遭受了一次重创。该公司年轻的证券经纪彼得·布兰特向证交会承认参与内幕交易。布兰特经常在宣传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杂志广告中出现，是一个为人圆滑、不甘平庸的人。在威南斯内幕交易案中，布兰特是政府的主要证人。威南斯全名Ｒ．福斯特·威南斯，原为《华尔街日报》记者，主持该报富有影响的“道听途说”专栏，曾多次预先向布兰特泄露专栏内容。这是多年来最耸人听闻的一起内幕交易案。
这起案件轰动一时。它公开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故事中有酒鬼律师，有同性恋者，还有在豪华餐厅和马球俱乐部里召开的秘密会议。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其他人被卷入，公司极力淡化这件事，但公司的法律顾问罗伯特·克兰茨成了证人席上的倒霉蛋。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监管程序好像形同虚设。
这起事件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寻找新的业务增长源的工作显得更加迫切。早些时候，德农齐奥和戈登面试了一个名叫蒂莫西·塔伯尔的年轻人，对他挺有好感。塔伯尔英俊潇洒，看上去有点孩子气，获得过罗兹奖学金。他的会计经验和牛津大学背景吸引了德农齐奥和戈登，他们聘他为公司顾问，直接向德农齐奥负责，头衔是负责计划的副总裁。
塔伯尔审查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业务运作及其盈亏状况，得出结论说，公司的生存取决于开发新的盈利渠道，公司必须大胆进行自我开户交易，舍此别无选择，为此公司需要建立一个套利业务部。塔伯尔主动要求亲自参与这项新业务，他说他做过一些股票购买权的自我开户交易，但并没有套利方面的经验，交易知识也不多。
德农齐奥不太情愿地接受了塔伯尔的建议，决定在公司开展套利业务，但要求不公开地进行。他安排公司的资深交易员理查德·威格顿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威格顿当过信贷分析师，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度过的，曾在多个岗位上工作过。他工作兢兢业业，但成绩不瘟不火。威格顿身材肥胖，为人和善，但不是很精明。在公司里，大家都叫他“威吉”。
威格顿当交易员时，跟在公司的一些精明的客户后面做些“搭车”交易，看他们买卖什么，他也买卖什么，通过这种方式多少挣得一些利润。就以这么微弱的一点基础，德农齐奥让他启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套利业务部。塔伯尔来这里和威格顿一起工作，公司图书馆的一位雇员被派到这里当文员。
德农齐奥把西格尔叫到他的办公室，给他通报了组建公司套利部的事，同时提醒西格尔说，他不想让公司外边的人知道本公司有套利部，以免客户们产生不良反应。
西格尔熟悉威格顿，也喜欢这个人，但认为他做套利业务能力欠缺。至于塔伯尔，西格尔不太了解，只知道他看上去毫无经验，而且刚到本公司来。接着，德农齐奥做出了一个让西格尔意外的决定：要求西格尔当套利部的“顾问”，指导他们的工作，而且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西格尔不由暗暗叫苦。
那时，即1984年3月，海湾石油公司收购案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西格尔正在做ＫＫＲ公司的代理，参与对海湾石油公司的竞购。当时国会也介入了，当它对这起收购案提出反托拉斯议案时，套利人和其他投资商都非常紧张，纷纷抛售海湾石油公司的股票，使其股价不断下跌。这时，西格尔决定测试一下自己做这个新的套利“顾问”的能力如何，于是给威格顿和塔伯尔打电话，让他们买进海湾石油公司的股票。他说：“这只股票的价值是明摆着的。该公司要被别人收购，这是肯定的。”他说这话是有根据的，他是ＫＫＲ公司的代理，对海湾石油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资产状况进行过研究。因此，他对国会的反托拉斯威胁不屑一顾。威格顿和塔伯尔购进了20万股，按照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标准这个数量算是很多了。（而当时布斯基购入了400多万股，对比何其鲜明。）当加州标准石油公司最终完成了对海湾石油公司的收购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赚了270万美元，西格尔被惊呼为套利天才。德农齐奥非常兴奋，一个劲儿地称赞西格尔眼光独到。西格尔感到惊奇：套利这么容易！他相信他会做得好。这时，他感到自己正在为公司做出另一份重大贡献。
好像没有人认识到西格尔几近违反一个通例，即在投资金融公司中套利业务与公司其他业务应互相隔离，不能互通信息。西格尔在担任ＫＫＲ公司的金融顾问时，获得过不少机密信息。虽然他在指导威格顿和塔伯尔时没有使用这些机密信息，但接近了危险的边缘。
一天下午，罗伯特·弗里曼又像往常一样给西格尔打电话，提到他看好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的股票，并说他个人也买了一些。公司袭购手索尔·斯坦伯格对沃尔特·迪斯尼公司股票大量囤积，套利人都推测他要收购该公司。同时，以投资精明著称的得克萨斯州巴斯家族也大量积聚该公司的股票。弗里曼虽然没有明说，但明确暗示他与理查德·雷恩沃特有直接联系。雷恩沃特是一位金融家，巴斯家族的许多成功都有他的功劳。
西格尔想，套利网络就是这样运作的——大家互相提醒、暗示、示意、相互联系、建立互惠关系，再接下去就该实际传送内幕消息了。既然任何人都能证实某个消息的可靠而不用问消息是怎么来的或从哪里来的，还有什么可愁的？
西格尔吩咐威格顿和塔伯尔购买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的股票。此后不久，1984年6月，市场上出现了“绿票讹诈”的传闻，称斯坦伯格不但收购沃尔特·迪斯尼公司不成，而且要被该公司反拿。西格尔马上给弗里曼打电话，弗里曼向他保证说没事，称“不会发生那种情况”。于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把股票抛出，而西格尔匆匆赶往机场，乘机前往克里弗兰。按计划，他要去那里会见一个客户。
西格尔一在克里弗兰机场下飞机就给办公室打电话，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斯坦伯格接受了绿票讹诈，他的收购威胁结束了。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的股价跌了下来。更糟糕的是，威格顿和塔伯尔对此还一无所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在迪斯尼股票上失手了，损失超过了上次在海湾石油公司股票上赚的270万。西格尔惊呆了。他这个套利“天才”不过尔尔。
第二天上午，西格尔气愤地给弗里曼打电话。当弗里曼告诉西格尔他在消息公开之前已把自己的股票出手时，西格尔更愤怒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西格尔喝问，“是你让我买那只股票的，现在你有了这个消息却不让我知道？”西格尔不相信弗里曼会那样玩弄他。
弗里曼真地很无辜。他说他不知道西格尔买了这么多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的股票，而且，他得到这个消息时打电话找过西格尔，要告诉他的，但西格尔当时正在去克里弗兰的飞机上。西格尔稍微缓和了一些，但损失仍让他心痛。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德农齐奥解释这件事，特别是，在事先有那么多绿票讹诈传闻的情况下，他竟然还让威格顿和塔伯尔握住股票不放。
几天后的一个星期五，西格尔在位于康涅狄格的家里给弗里曼打电话。这时，他已彻底从迪斯尼股票失手事件中恢复过来，两人又像以前那样谈论起股市和兼并收购的新动向，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西格尔不假思索就把话题引到了大陆（Continental）集团公司上。该公司是一个包装公司，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一个大客户，当时已成为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的收购目标。西格尔问弗里曼他认为詹姆斯爵士的收购会不会受阻。
鉴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是大陆集团公司的投资银行，正在积极参与大陆集团公司的战略策划，西格尔期望从弗里曼那里得到一些有用但不一定详细的信息。或许弗里曼对大陆集团公司的情况一无所知，因为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严格禁止套利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交流。但是，弗里曼知道了消息，他说：“没关系，他们无论如何会把公司卖掉的。”
西格尔很是吃惊。这句话从大陆集团代理公司的一个合伙人口里说出来，听着像是一个内幕消息。他挂断电话，望着窗外一览无余的暮春中的康涅狄格海岸风景，陷入了沉思。他知道，在与弗里曼的交谈中，他们刚刚越过了一条不言而喻的界线。他也知道，他可以不采取行动，从而很容易地不犯内幕交易的错误，因为内幕交易就是根据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如果没有交易行为，就算不上内幕交易。但是，他还想到，在他遭受颜面尽失的迪斯尼股票折戟后，弗里曼欠他一份人情。套利网络不就是这样运作的吗？
西格尔拿起电话找到威格顿和塔伯尔，建议他们购进大陆集团公司的股票。但是，让他非常恼火的是，他们拒绝了，他们两个还在对迪斯尼股票一事耿耿于怀。西格尔提高了声音，告诉他们他刚给弗里曼打过电话，并一字一句地向他们重复弗里曼说的关于该公司打算卖掉的话。“现在你们明白了吗？”他问。他们明白了，并顺从地开始买进。
大约一个星期后，西格尔又向弗里曼询问大陆集团公司的消息。弗里曼情绪很高，他说：“我也干起投资金融了，我也干起你的活儿了，马蒂。”接着，弗里曼大胆地越过了内幕消息的界线。他解释说，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正在安排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充当拯救大陆集团的“白衣骑士”，他叫大卫·默多克，以前是一个公司袭购手。弗里曼把默多克的计划详细地讲了出来，并说他在做默多克的顾问。这下子好了，西格尔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取内幕消息，一个方面是大陆集团公司，一个方面是默多克。西格尔给威格顿和塔伯尔打电话，敦促他们多买些大陆集团的股票。
詹姆斯爵士提高了发盘价格，使大陆集团的股价急剧上升。西格尔又给弗里曼打电话，弗里曼劝他：“别急，我们要再多买一些。”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又买进了一批，最后总共购进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大陆集团公司股票，这是它历来购入量最多的一次。
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除西格尔、威格顿和塔伯尔之外，只有两个人可以看到套利部的交易单，即德农齐奥和公司总裁约翰·Ｔ·罗切。鉴于上次在迪斯尼股票上遭到的损失，德农齐奥对公司在大陆集团公司股票上大量押注越来越担心，最后让西格尔到他办公室对情况做出解释。
德农齐奥看上去很着急，额头上汗都出来了，他心情紧张时经常这样。西格尔怎么能拿公司这么多钱去冒险？他怎么能这么有信心？最后，西格尔脱口道出了实情：“消息都是从鲍勃·弗里曼那儿得来的。”德农齐奥很清楚弗里曼是谁。他停顿了一下，显得很严肃，然后只说了四个字：“保护自己。”而后，他对公司买进大陆集团股票的数量没有再说什么。
大陆集团公司收购战在6月29日达到高潮。默多克提出了最高报价——每股58．50美元，超过了詹姆斯爵士报出的58美元，而另一个竞购者坦尼科（Tenneco）公司（系一家大型集团公司）提出的价格只55美元多一点。下午4点钟左右，大陆集团公司董事会特别秘密会议接受了默多克的报价。这个消息在下午近5点半时才公开宣布，但西格尔知道得比这早，弗里曼在董事会决定做出后不到二十分钟就打电话告诉了他，比消息公开时间早了一个多小时。
威格顿和塔伯尔将大陆集团股票出手后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赚得380万美元，补偿上次在迪斯尼股票上的损失之后还有余。每个人都非常高兴。西格尔“套利天才”的名声又恢复了。当然，德农齐奥知道，西格尔的成功并非只建立在“天才”上。罗切拍着西格尔的肩膀说：“你让公司活了。”
西格尔意识到，是弗里曼确保他挽回了上次的损失。现在，他感到他可以信任弗里曼，弗里曼是一个声誉卓著的人。西格尔发现，自己喜欢套利的刺激和兴奋。他喜欢当消息的接收者，而不是提供者。这个过程看来是非常安全的，被发现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西格尔继续从与弗里曼的联系中获取内幕信息。同时，为了使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这种交易不引起注意——既不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也不在本公司内引起注意，威格顿和塔伯尔通过第三方经纪人进行买卖。例如，博伊德·杰弗里斯就是这种第三方经纪人，他是洛杉矶的一个经纪人，开了一个主要接手这种秘密交易的经纪公司。这种交易方法被称为“第三市场”交易或“场外市场”交易。这样做的好处是，从交易纪录上看不出弗里曼打给西格尔的电话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交易有直接联系。威格顿喜欢把这种策略称为“垂帘听政”。
西格尔没有告诉弗里曼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在做套利业务，因为德农齐奥仍然坚持要对本公司建立套利部的事保密。西格尔对弗里曼说他是在自己做个人开户交易。令西格尔吃惊的是，弗里曼告诉他，他也在积极进行个人开户交易，而且还在以他子女为受益人的账户上交易。
通常情况下，大公司都严格禁止本公司的套利人做个人开户交易，因为做个人交易容易把个人利益放在公司利益之上，从而在交易时以个人账户买卖第一，即所谓的个人交易先行。西格尔肯定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一定也有这样的禁令。弗里曼对西格尔的询问显得漫不经心，他解释说：“公司的交易做完我才去做自己的。”
毫不奇怪的是，弗里曼不久就向西格尔寻求报偿了，这个报偿使得布斯基给西格尔的变得不值一提。在大陆集团收购案期间，西格尔和弗里曼还忙于另外两起正在酝酿的大宗收购业务：一起是废物处理公司考虑收购ＳＣＡ服务公司，另一起是鲁珀特·默多克意欲收购圣里吉斯造纸公司。废物处理公司是废物回收与处理行业的巨头，成为它收购目标的ＳＣＡ服务公司是该行业的一家小型公司，是西格尔的客户。传媒巨头鲁珀特·默多克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客户，被他瞄上的圣里吉斯造纸公司是一家大型林业产品公司。
6月份，在废物处理公司发给SCA服务公司一封收购意向书之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根据弗里曼的建议开始买进SCA服务公司的股票。这封意向书措词强烈，向SCA服务公司提出对它进行善意兼并，这种手段被套利人称为“黑熊之拥”。这封书信公开发出后，SCA服务公司立即组织抵抗，并聘请西格尔帮助筹划。该公司筑起的第一道防线威力很大，它宣称这起拟议的收购涉嫌反托拉斯问题，可能引起政府的干预。
由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买进的SCA服务公司股票数量很大，反托拉斯问题的传言引起了弗里曼的极大不安，他赶忙给西格尔打电话探听虚实。“马蒂，SCA一案你得帮我。”弗里曼说，“这个反托拉斯威胁是真的吗？”
西格尔顾左右而言它，极力坚持不泄露内幕消息，但弗里曼逼着追问，最后西格尔坚持不住了。他把SCA服务公司的具体防卫计划都告诉了弗里曼，并说提出反托拉斯问题只是一个策略，主要是为了使对方提高收购价格。“这个公司正日薄西山。”西格尔给他的朋友吃了一颗定心丸，并鼓励他增加购股量。
随着SCA收购案的一步步发展，西格尔和弗里曼在通话中逐渐开发出了一种暗语，使传送的消息听起来不那么直白。就在另一家废物处理公司——勃朗宁·费里斯公司加入对SCA服务公司的竞购之前，西格尔告诉弗里曼：“这个家伙真地准备去交易了。”听到这个，弗里曼知道SCA股票的价格即将上涨。
8月13日（星期一），SCA服务公司宣布，除废物处理公司外，它还在考虑其他公司的报盘。接着传出了勃朗宁·费里斯公司将以更高价格发起竞购的消息，于是SCA服务公司的股价立即上升。上星期四和星期五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买了7万多股SCA股票，本星期一又买了5．7万股，是在SCA服务公司的通告引起股价上涨之前买的。
这次股价突涨后，弗里曼担心，由于人们都认为这起收购还要涨价，市场对这起收购的前景太过狂热。他思忖是不是应该把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手里的股票抛出一些，于是又给西格尔打电话。
“你对这只股票的价格怎么看？”弗里曼问。
西格尔决定向他卖卖关子，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但心中不安的弗里曼无心给西格尔捉迷藏，他有些急了，不耐烦地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看很好。”西格尔赶忙认真地回答。他知道“很好”一词弗里曼会理解，并据此再购入更多的ＳＣＡ股票。于是，在以后几天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又买进了12．35万股。最后，废物处理公司的出价的确超过了勃朗宁·费里斯公司，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套利部大获全胜，利润数百万美元。
现在球跑到了弗里曼一边，又该他欠西格尔人情了，而圣里吉斯造纸公司收购案看来是用以回报这份人情的理想工具。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一直想收购一个林业产品公司（最终购得皇冠齐勒拜奇公司），1984年年初就开始了对圣里吉斯造纸公司的攻击。惊惶之下，圣里吉斯求助于摩根·斯坦利公司，摩根·斯坦利又与另一家大型造纸公司——冠军国际联系，商议让它出面拯救圣里吉斯造纸公司。由于冠军国际公司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客户，所以圣里吉斯造纸公司的股票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被列入了“灰名单”。灰名单各个公司都有，这是一种密级更高的限制名单，这种名单上的股票本公司人员禁止交易。一般限制名单在公司内是广泛印发的，发现非常容易泄露，所以灰名单只印发到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最后，圣里吉斯造纸公司通过“绿票讹诈”全部买下了詹姆斯爵士手里的股票，收购威胁似乎散去了。于是，与冠军国际公司的商议停止了，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也把圣里吉斯造纸公司从灰名单上撤了下来。但是，与冠军国际公司的商讨很快又恢复了，因为新的收购威胁又来了，是鲁珀特·默多克发出的，他和巴斯家族（又是受弗里曼的朋友雷恩沃特的建议）公开宣布拥有大量的圣里吉斯造纸公司股票。
弗里曼给西格尔说过他总是在做完公司的交易后才做个人和子女的交易，他这话说得不够坦诚。7月16日，冠军国际公司与圣里吉斯造纸公司在互相审核了对方的财务状况后签署了一份秘密合并协议。这时候，按规定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人员是不能交易这两个公司的股票的，但是，第二天弗里曼就个人购买了1．5万股圣里吉斯造纸公司的股票，价格从每股43美元到45美元不等。同一天，默多克宣布以每股52美元收购圣里吉斯造纸公司。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合规部本来应该审查弗里曼的这种交易，但它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同类部门一样无能，资历和级别都较低的合规部人员不敢对弗里曼这样的强势合伙人的交易提出异议。这种现象几乎不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所特有的。
几天后，圣里吉斯造纸公司正式拒绝了默多克的收购报盘，市场上对圣里吉斯快速就范的希望破灭了。然而，第二天，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根据弗里曼提供的消息，开始陆续购进圣里吉斯的股票，直到7月底冠军国际公司宣布出价20亿美元收购圣里吉斯造纸公司。
西格尔和弗里曼的关系有很多功能，交流内幕信息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们的关系还以其他方式发挥作用。圣里吉斯造纸公司收购案刚开始不久，帮助该公司组织反收购工作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的人员给西格尔说，他们不会支持冠军国际公司去打收购战。西格尔通过市场信息人员了解到，尽管摩根·斯坦利公司说过那样的话，但它正在利用冠军国际公司企图抬高这起收购的价格，以使自己获取更高的服务费。西格尔立即向弗里曼通报了这个情况，弗里曼又把这个消息直接告诉了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负责人约翰·温伯格。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对抗摩根·斯坦利公司的做法，而冠军国际公司坚持于当晚签署了最终合并协议。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还利用这个信息增购了10万股圣里吉斯造纸公司的股票。
冠军国际公司与圣里吉斯造纸公司签署最终合并协议的消息第二天上午宣布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和弗里曼将圣里吉斯股票出手后都获取了丰厚利润。
西格尔心花怒放。华尔街开始繁荣起来，而他就是其中一分子。他甚至开始不再担忧这种交易可能会被发现。美国经济正在恢复信心，正在走向欣欣向荣。弗里曼被视为伟大的成功者，获邀去洛杉矶观看1984年的夏季奥运会。在SCA收购案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天弗里曼给西格尔打电话，他赞许地说：“我很佩服你，你对利用信息交易得心应手。”
紧接着，出现了《财富》杂志文章一事。突然，西格尔被弗里曼的话搅得心神不宁。正如他发誓与布斯基拉开距离一样，西格尔决定停止与弗里曼交换内幕消息，不再向他提供任何机密信息。不过他会继续与弗里曼交往，因为他喜欢弗里曼，虽然不与他谈内幕消息，交流合法的市场信息是完全可以的，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源。
不管怎么说，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套利部已经取得了许多人梦想不到的成功，它成立不到一年就创下了700多万美元的利润，一下子成为公司创利最多的部门之一。他、威格顿和塔伯尔即使这年其余时间什么也不干，也一样堪当公司的英雄。尽管如此，套利只是他的副业。
西格尔感到很欣慰。他拯救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至少可以使它再熬过一年。他可以不再感觉自己是罪犯了。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投资业务员哈尔·里奇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里，一上午都情绪不佳。1984年夏，他作为西格尔的助手参加了SCA收购案。前一天，他听误了西格尔交待的一件事，从而无意中把传给美林公司的东西弄差了。西格尔大发雷霆，到里奇的办公室来大叫大嚷地喝斥他，简直使他无地自容。
西格尔的这种行为让里奇很厌恶。虽然里奇比西格尔小几岁，但他身上似乎更具有悠久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特点。他深蓝的眼睛，金黄的头发，是斯坦福大学和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他办事特别细致，考虑问题周全。在年度考评中，西格尔对他的评价是“太好了”。
在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工作以前，里奇与约翰·戈登就是好朋友。（约翰·戈登与西格尔共用一个秘书。）当西格尔一开始想招里奇当助手时，戈登警告里奇不要来。戈登不仅看不惯西格尔的工作老是有优先权，他还对里奇说西格尔这人是个“邪门儿”。西格尔锋芒太露，有时简单粗暴，戈登觉得他不好相处。但在西格尔与简·戴结婚后，戈登改变了对西格尔的看法。他告诉里奇说西格尔成熟了、变好了，并说里奇现在可以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与西格尔共事了。
西格尔的那场大声嚷叫让里奇很难过。他觉得戈登对西格尔性格的乐观评价是不是下得太早了。但是，第二天西格尔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看上去有一种内疚的不安。他问里奇：“你没事吧？”里奇说他猜想没事。“对不起。”西格尔说，“我很难过，我不该那样对你叫嚷。”里奇感到好受了一些。
但里奇有时对西格尔感到一种担心。里奇住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城，与住在拉伊的弗里曼离得不远，两人经常搭乘同一辆车进城上班。里奇很喜欢弗里曼这个人。一天早上，他们又一同乘车上班，边走边聊起《克莱默夫妇》这部电影。里奇认为，弗里曼似乎对这部影片中描写的离婚等家庭问题很敏感。里奇知道弗里曼是做套利业务的，但觉得他与其他套利人不一样。里奇对大多数套利人都不喜欢。弗里曼在沃特街60号下车，在他就要下车的时候，轻声对里奇说：“回去告诉马蒂·西格尔，不要跟伊凡太近乎。”里奇还没有来得及问他怎么回事，他已经下车走了。
里奇不知道弗里曼那话是什么意思。弗里曼为什么不自己去告诉西格尔？里奇的办公桌离西格尔的很近，他知道弗里曼经常给西格尔打电话，一天两、三次。“博比的电话”成了一句常用语，他知道博比就是弗里曼。还有，弗里曼是一个套利人，为什么他不让西格尔跟另一个套利人太近？难道套利人之间就这样吗？
然后，里奇看到了《财富》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弗里曼又对里奇说：“马蒂·西格尔最好小心一点，这看来很不好。”最后，里奇向西格尔提起了这个问题，他对西格尔说：“不要跟伊凡太近乎，马蒂。他是个丧门星。”西格尔坚持认为没什么好担心的，他对里奇说《财富》上那篇文章是“瞎扯”。
里奇相信了西格尔，诚实的他认为西格尔不会与伊凡·布斯基做不正当的事情。另外，他还知道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正在做套利业务。尽管公司对这件事保密很严，有些情况还是泄露了出来。套利部创造了巨额利润，这已不是秘密了。大家都不相信仅凭威格顿和塔伯尔两人就能取得如此非凡的成果。经常接近西格尔的里奇猜测到，至少西格尔参与了套利部的运作，在一旁指导他们，或许还根据他的兼并收购经验向他们提供一些真知灼见。
后来西格尔证实了他的这些猜想，给他简单看了套利部的交易纪录，并盛赞从事套利的几个人干得好。里奇惊诧于买卖股票的数量之大和冒险投入的资金之多。“不能让威格顿负责这事，”他说，“他能力欠缺。你们得聘一个专业套利人来负责。”他推荐了他在迪安·威特公司时认识的一个人。西格尔跟那个人谈了，但他后来告诉里奇说不准备雇那个人。“我们不能把威吉拿下来，”西格尔说，“他是团队的一员。”里奇不相信西格尔会那么向着威格顿。他想明白了：西格尔玩套利玩得正开心，不想让其他人插手。
公司的这种做法让里奇感到担心。他在迪安·威特公司时，该公司建立了套利业务部，他曾参与筹建工作。套利部开始运作前，公司专门请两个法律事务所拟定套利业务与公司其他业务安全分离的规定。（这两个事务所是希尔曼和斯特林律师事务所及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后者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法律顾问。）套利与其他业务相分离是一种惯例，也是一项基本要求。而今，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开展了套利业务，却没有把这项业务与其他业务分开进行。
里奇觉得应该向上司反映这个情况。他不能去找西格尔，因为按照公司的组织结构，西格尔不是兼并收购部的主管，主管是彼得·古德森（名义上的主管）。于是，里奇去找古德森。“彼得，我知道我们公司开始做套利业务了。”他说，“但公司有件工作没有做，这是危险的。我在迪安·威特公司做过这方面的事，我可以帮忙。西格尔是不能卷入这项工作的。我们必须把套利与其他业务分开。”
古德森显得很关注此事，他说：“你说的对，哈尔，这是很麻烦。我要就这个问题给拉尔夫（即德农齐奥）写一份备忘录。”
但是，情况依旧，里奇还是经常听到西格尔在电话里吩咐威格顿和塔伯尔做这做那。因此他又去找古德森，说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古德森承认他没有给德农齐奥呈报备忘录，也没有写其他书面的东西。“不过，我跟拉尔夫谈了这个问题。”古德森说，听起来好像跟德农齐奥谈了就行了，他和里奇就不用再管了。“你知道，”古德森接着说，“马蒂有点疲沓，他做兼并收购做烦了，套利这活他做做也不错。”里奇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只能做到这一步，别的他也无能为力。古德森毕竟是一个部门主管，西格尔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SCA收购案期间，里奇的工作时间特别长。西格尔经常要在康涅狄格的家里陪妻子，当时他妻子怀孕了，还是一对双胞胎。西格尔向里奇和约翰·戈登夸耀说，他妻子怀上的双胞胎是异卵双生，是由两条精子生成的，好像要以此说明他的性能力非同一般。戈登认为西格尔这样说表明他在这方面极不自信。
因为里奇和戈登都参与了这起收购案，他们特别注意SCA服务公司股票的交易情况，并屡屡对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购股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啧啧称奇。他们从记录上看到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就在勃朗宁·费里斯公司意外加入竞购前大量购进了几批股票，戈登说：“真是邪了！他们怎么会那么精明？”两人推测有泄密的可能性，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西格尔可能干这种事。即使有人这样说他们也不会相信。
为西格尔选俱乐部的事也让戈登很头疼。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决定让西格尔参加一个俱乐部，因为他是公司的顶梁柱，应该加入一个纽约的高级俱乐部，这样可以为他创造与各公司大亨接触的机会，从而为本公司开发客户。西格尔对选择俱乐部一直很挑剔，说他讨厌同质性强的、思想势利的或观念陈旧的俱乐部，要加入就要选档次高的。实际上，他是希望找一个能显示身份的俱乐部。
因此，他让约翰·戈登去替他联系河流俱乐部。这是一个以ＷＡＳＰ为主的聚餐俱乐部，入会条件特别严格，位于52街东河附近的河流公寓大楼一层。该俱乐部由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创办，是纽约东部地区社会名流和工商精英经常出入之地。能成为该俱乐部会员的犹太人寥寥无几，亨利·基辛格是其中之一。
约翰·戈登的父亲阿尔·戈登是河流俱乐部的重要成员，父子俩开始调查西格尔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可能性。结果很不妙，即使他们没敢提西格尔是犹太人，他获准接收的可能性也不大，特别是他在兼并收购领域的名声对他很不利。“他不是那个黑心的兼并收购狂吗？”一个成员问道，口气里透着一种鄙夷。另一个成员说，他认为西格尔是一个“强买强卖的骗子”。约翰·戈登没有争辩，担心这时候太替西格尔说话可能损害自己的声誉。公司袭购手罗纳德·佩雷尔曼也派人联系加入该俱乐部的事，一个成员对佩雷尔曼大加挞伐，不言而喻，佩雷尔曼被当即拒绝了。现在，戈登自己也开始产生别人那样的怀疑。SCA收购案后，他偶尔向西格尔汇报说正在继续加紧替他联系，但实际上他只是三心二意地在做这件事。
最后，西格尔加入了另一个俱乐部——联盟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位于公园大道，档次和级别都不可与河流俱乐部同日而语。西格尔在这里没呆多长时间就退了出来。他发现这里特别守旧，而且有性别歧视，不让女性加入。尽管纽约州司法局长敦促它取消性别歧视，但它仍一意孤行，简·戴对此非常气愤。西格尔借此机会从中退了出来，以示抗议。德农齐奥按旧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标准塑造西格尔的努力付诸东流了。
1985年3月，西格尔夫妇的双胞胎出生了，是一对龙凤胎，他们格雷西广场公寓的空余房间很快都用上了。随着兼并收购交易以人们预想不到的速度继续快速发展，西格尔的业务非常红火。他希望威格顿和塔伯尔能够不用他大量指导，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前一年的成功基础上有所建树，但这种希望不久就破灭了。
公司对威格顿和塔伯尔的投资额度做了限定，如果是他们自己决定交易，一般情况下最多只允许动用100万美元，在收购案已经宣布、风险降低（潜在利润也降低）的情况下，可以动用500万美元。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断陪钱。他们对西格尔说，他们必须得有一把“杀手锏”。西格尔非常明白，他们是期望他把“杀手锏”授给他们。
到1985年春，西格尔发现情况又严重了。德农齐奥继续为公司的财政状况心急火燎。西格尔感到有一种压力，要求他再给威格顿和塔伯尔提供信息，但他阻止了自己，他不能再去向弗里曼索取这种东西。
西格尔和弗里曼仍然几乎每天都通电话，交流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布斯基、穆赫伦、桑迪·刘易斯（就是介绍穆赫伦与布斯基相识的那个人）以及其他华尔街著名套利人的有关情况。快3月底时，弗里曼提到一个投资公司，叫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该公司系由一个名叫基思·戈拉斯特的投资业务员和另外两人一起组建。
弗里曼是通过好友詹姆斯·里根认识戈拉斯特的。里根是弗里曼在达特茅斯学院上学时的同窗，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里根开了好几个投资合伙公司，包括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华尔街上一直就有许多私人投资合伙公司，但很少有像20世纪80年代时那样红火的。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开一家这样的合伙公司，向富商们筹集资金（就像布斯基所做的那样），然后拿这些资金去投资，从中赚取资金管理费和一定比例的投资所得。
西格尔从来没有听说过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该投资公司是靠投资低值的封闭式共同基金启动的。它开始对基金管理带来压力，从而导致更广泛的和更有利可图的代理权之战和收购威胁。在弗里曼向西格尔提起该公司时，它还不很出名，可信度也不高。然而，弗里曼却看好这个公司，说它是值得关注的一支袭购力量。
弗里曼告诉西格尔，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现正在囤积斯托勒（Storer）通信公司（一家有线电视和广播公司）的股票，可能要对它发起收购。弗里曼也在大量买入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既有给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买的，也有给自己买的，购股量已达斯托勒通信公司股票的约3％。弗里曼说，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意欲促成一笔大交易，并表示：“他们是认真的。”
西格尔脑子里映出这样一幅图景：弗里曼坐在源源不断的信息流旁边，信手拈来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像一只大棕熊蹲守在湍急的河流边悠然捕食肥美的鲑鳟鱼一样。不过，西格尔有一点不明白：弗里曼是怎么知道科尼斯顿投资公司计划收购斯托勒通信公司这个敏感消息的？最后他向弗里曼提出了这个疑问，弗里曼回答：“我与替科尼斯顿投资公司购买股票的人关系很近。”弗里曼没有提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名字，也没有提詹姆斯·里根的名字。里根在替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购买股票，同时捎带着为自己的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公司买进一些。一俟斯托勒通信公司被收购，他们就可获取丰厚利润。
这时，西格尔甚至没有想到去告诉威格顿和塔伯尔也买进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虽然弗里曼可能就是希望他参与购买。弗里曼可能想为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制造购买压力，好软化它一下，使它对可能出现的收购有思想准备。西格尔这时马上想到的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或许可以借此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自从西格尔在海湾石油公司收购案中做过ＫＫＲ公司的代理之后，经常与该公司的负责人亨利·克拉维斯电话联系，他知道克拉维斯正在寻找收购目标。西格尔通过听到的斯托勒通信公司的有关情况，又检查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自己对这家公司的研究，越想越觉得该公司对ＫＫＲ公司是一个机会。
因此，西格尔给克拉维斯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克拉维斯说：“好极了！我们见个面怎么样？”西格尔接着又给斯托勒通信公司的代理狄龙－里德公司打电话，介绍了KKR公司的意向，于是他们一起开会对与KKR公司交易的前景进行了初步讨论。当西格尔又与弗里曼通电话时，吃惊地发现，弗里曼对会上的一切好像都已经知道了。
4月15日，西格尔给弗里曼打电话，提出要把一些有关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资料给KKR公司看。他故意提出这件事，想看看弗里曼会不会反对。弗里曼根本不在乎。
由于拥有内幕信息，弗里曼继续大肆购进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4月17日增购了超过7．4万股。他的助手弗兰克·布洛森斯也给自己购买了2000股（投资额接近75万美元）。
西格尔告诉弗里曼他现在正在做KKR公司的代理，于是两人商讨起有关策略。斯托勒通信公司没有发出欢迎善意兼并的信号，而ＫＫＲ公司也尚未开始任何非友好袭购行为。西格尔和弗里曼都希望KKR对斯托勒通信公司发起非善意兼并，两人还琢磨起怎样才能使这起收购之战鸣枪开始。他们讨论了发送“黑熊之拥”信件的可能性，即让ＫＫＲ向斯托勒通信公司发出一封恩威并施的收购意向书，提出对它进行善意兼并，同时表明若善意兼并被拒，将诉诸恶意兼并。投资业务员与套利人之间经常这样讨论问题，其好处是，双方可以在不泄露秘密计划的前提下获取关于未来可能发生情况的线索。
正如西格尔此前给弗里曼保证的那样，4月19日，KKR公司向斯托勒通信公司发出了收购报盘。让西格尔有点失望的是，第二天，斯托勒通信公司拒绝了KKR公司，并向股东们发出一封信，敦促他们拒绝KKR的任何要求。此后不久，弗里曼即给西格尔打电话，他给西格尔打气说：“别着急，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戈登·克劳福德和我——我们会一起给它的董事会施加压力。”（然而，弗里曼和他的这个联盟从未向证交会报告他们是一体的。）
接着，下个周末，弗里曼又给西格尔打电话。从声音听得出来，他有点心神不宁。他说他受不了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他问西格尔这样一个问题：KKR公司准备发送“黑熊之拥”信件吗？事实上，前一天，克拉维斯同意了西格尔的建议，决定向斯托勒通信公司发送一封准“黑熊之拥”信件，西格尔称之为“玩具熊之抚”，就是温和版的“黑熊之拥”，信中有意淡化威胁性语言。西格尔知道，如果他回答弗里曼这个问题，然后弗里曼据此进行交易，那么他们就又非法越界了，他以前的起誓也就白发了。但他同时感到，让弗里曼知道这个消息符合他的客户的利益，因为弗里曼是斯托勒通信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他可以影响该公司做出有利于KKR公司的行动。于是，西格尔回答：“是的，KKR准备发这封信。”
西格尔又去找克拉维斯讨论，几天后他们增加了一些购买股票的认股证书，以此作为推动交易成功的催化剂。西格尔又与弗里曼联系，弗里曼不太高兴，他希望ＫＫＲ提高收购报价。“这是底线了。”西格尔说，“我们不准备再高了。”4月22日，KKR公司发出了修订报盘。
接着，斯托勒通信公司威胁要破坏他们的计划。它再次拒绝了KKR的收购报盘，向股东们提出了一个资本结构调整计划，但这个计划价值大小很难评定。在弗里曼和里根继续购买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和选择权的过程中，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宣布将发起一场代理权之战，以挫败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计划，并逼迫该公司接受出价最高者的收购。
弗里曼和西格尔继续就斯托勒通信公司收购案保持密切联系，就是在这起事件陷入旷日持久的代理权之战时也是如此。7月4日左右，有传言说又有一个公司准备加入对斯托勒通信公司的收购。弗里曼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西格尔，西格尔立即把这个重要信息转告给克拉维斯，克拉维斯这时正在英国温布尔登观看网球公开赛。一个星期后，考姆卡斯特（Comcast）公司发起了对斯托勒通信公司的收购。弗里曼打电话给西格尔，问道：“KKR会和考姆卡斯特竞争吗？”西格尔向他保证说会。他相信克拉维斯不会介意他把这个消息向外泄露。西格尔给克拉维斯大体上说过他与弗里曼的关系，虽然克拉维斯对泄露内幕信息一直持反对态度，但他承认对斯托勒通信公司保持压力对他有利。弗里曼现在对KKR公司方面的秘密信息了如指掌，就如同他是这个公司里的成员一样。
最后，7月末，竞购价达到了出乎人们预料的水平。弗里曼又给西格尔打电话，说他个人买入了大量的斯托勒通信公司股票（其实这一点西格尔早就很清楚）。弗里曼问：“我刚刚以90＋2美元的价格出售了8月份的股票购买权。我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出售购买权乃基于对最终价格不会高于某个水平的判断——在本案中，购买权价格是90美元，选择权价格是2美元。）
西格尔知道KKR公司要出的最终秘密价格是多少。不知为什么，弗里曼卡得很准——就是92美元。西格尔说：“我听着不错。”听到这个，弗里曼满意地笑了。西格尔决不会知道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弗里曼、里根、戈拉斯特和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这个“小集团”具体赚了多少，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那就是他们的利润非常之巨，因为他们操纵着一笔联合资本，形成了一种合力，积聚起恢然破竹之势，这种优势是布斯基所不具备的。
KKR公司对西格尔的工作很满意。它以每股92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斯托勒通信公司，尽管价格不菲，但斯托勒通信公司成为ＫＫＲ最成功的收购之一。
此役后，西格尔再次感到弗里曼欠下了他的“人情”。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西格尔下定的断绝与弗里曼交流内幕信息的决心烟消云散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又从断连处续接上了。弗里曼不久就开始对西格尔慷慨相报。
弗里曼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地位更高了，现在可以参加与公司一些最重要的客户举行的高层战略会议。这些最重要的客户包括尤纳考（Unocal）公司，这是一家石油公司，最近成了布恩·皮肯斯的袭购目标。这起收购不久就演变成了一场最激烈、最艰苦的收购战，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在这场收购战中帮助尤纳考公司组织应对工作。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兼并收购业务主管彼得·塞克斯经常每天与弗里曼磋商应对策略，每次长达两三个小时，从而使得弗里曼可以针对各种应对方案如何为套利所用向本部门的人员提出独特的富有价值的意见。塞克斯与弗里曼的这种交流违背了套利业务与其他业务分离的规定，而且，塞克斯不曾知道的是，弗里曼还向外泄露尤纳考公司的秘密。
就在西格尔第一次向弗里曼泄露KKR公司收购斯托勒通信公司的具体计划不久，他就提到他买有尤纳考公司的股票。弗里曼向他保证这只股票会“有利可图”，于是西格尔要求威格顿和塔伯尔增加购股量。后来，尤纳考公司计划把一些石油生产部门分离出去，以其为主体专门设立一个独立的由它控股的有限责任合伙制公司。当弗里曼把尤纳考公司的这项计划具体泄露给西格尔时，西格尔再敦促威格顿和塔伯尔增持该公司的股票。
弗里曼向西格尔泄露的关于尤纳考公司的许多信息都表明，在金融业务中，即使是看似秘密的信息，对于老练的投资商也是非常重要的。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帮助尤纳考公司策划了多种反收购策略，其中一个是，尤纳考公司提出以每股72美元的价格回购本公司50％的股票，未被购回的股票将按市场价格正常交易，但是，皮肯斯手里的该公司股票不在回购之列。这个消息在市场上引起了恐慌，因为皮肯斯可能要提出起诉。这个时候，西格尔正在从达拉斯飞往塔尔萨的途中。他一飞机就给威格顿和塔伯尔打电话，由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购进的尤纳考股票很多，这两个人正急得发疯。为使电话记录上显示不出直接给弗里曼的办公室打过电话，西格尔打通秘书的电话，由她转接到弗里曼办公室。“别着急，”弗里曼说，“这没关系。我们（指尤纳考公司）无论如何都要以部分股权收购的形式收购股票。”这就意味着，即使法庭判决皮肯斯的股票必须包括在尤纳考公司的回购之列，尤纳考公司也要按既定计划行事（最后果然如此）。
得知这个情况，西格尔立即挂断弗里曼的电话，又打给威格顿和塔伯尔，建议他们采取一项策略，即出售购买权，以锁定勿需回购的那一半股票的利润。（威格顿和塔伯尔实际上购买了股票出售选择权，即以固定价格出售尤纳考公司股票的权利，这样实施了同样的策略。）
西格尔放下电话的时候，心里非常兴奋。他知道尤纳考公司收购战就要达到高潮了，现在他可以保证，在弗里曼信息的帮助下，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在这次收购中最终定将大有斩获。他将会挽回威格顿和塔伯尔前期的损失并创造新的利润，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部将迎来又一个丰收之年，而且可能比前一个丰年还要喜人。于是，来自德农齐奥的压力将会减轻。西格尔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兴奋和喜悦，这种感觉有时与布斯基做交易时产生过。
西格尔在塔尔萨机场误机了，后来才搭乘航班返回纽约。他突然产生一种与别人共享这个好消息的冲动，因此又走进电话亭。激动之下，他贸然把电话打给在家里的德农齐奥，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包括如何给弗里曼打电话，如何让威格顿和塔伯尔锁定利润。德农齐奥似乎也兴奋起来。于是，西格尔心中漾起一种由长者赞许所带来的温暖和兴奋。
尤纳考公司的股票回购策略见效了。部分股权收购实施后，按量系数（即每个股东提交的实际被回购的股票的百分比）必须根据实际提交的股票总数来计算。弗里曼把这个属于秘密消息的百分比告诉了西格尔，使西格尔可以精确地运作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最终购买权交易，这就如同桶中捉鱼，十拿九稳。弗里曼对西格尔说：“你们就等着数钱吧。”他说的很对。
西格尔与弗里曼的这种关系这年一直继续着。他们不断通电话，常常一天两三次。他们在通话中大多数时候甚至并不交流内幕消息，而是越来越多地谈论在其他方面有用的互惠信息，如如何加强客户开发，如何强行促成交易，如何提高销售价格、赚取服务费，以及如何为公司创造更多利润。当然，他们谈论的东西对外界都是保密的。
但是，内幕消息的交流并没有停止。虽然是非界线有时比较模糊，但越线时西格尔几乎都是非常清楚的。每当这时候，他总是至少会产生一种负罪感和焦虑不安。当国际控制（International??Controls）公司收购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客户纵横国际（Transway Transway Transway??International）公司时，西格尔把国际控制公司的收购计划提供给弗里曼，弗里曼据此为他的子女购进了大量的纵横国际公司股票。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参与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对通用食品公司的收购期间，西格尔问弗里曼：“你认为这只股票（指通用食品股票）怎么样？”弗里曼回答：“我看不错。”这就是说西格尔应该购买它，于是西格尔就指示威格顿和塔伯尔照此行事。
弗里曼还给西格尔透露了巴克斯特·塔文诺尔实验室收购美国医疗设备供应公司的具体计划。1986年，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融资支持R．H．莫赛公司的一项收购计划期间，弗里曼告诉西格尔，市场上对莫赛公司将要降低收购价格的消息反应过激，该公司的确正在降低出价，但降价幅度比市场上预料的要小。融资工作是安全的。
这期间，布斯基曾给弗里曼打电话，也询问有关R．H．莫赛公司收购降价的问题，弗里曼同样慷慨相告，向他保证说融资是安全的。其实，布斯基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还有一个提供莫赛公司收购案信息的线人，这个人在公司房地产业务部。
这种泄密行为是司空见惯的，使得公平市场的说法沦为笑谈。不过，其他人在泄露信息时很少像弗里曼和西格尔这样直白，因为他们知道没必要这样。另外，其他人也不是事无巨细一概泄露。同时，西格尔仍然把他的泄密行为建立在对他的客户有利这样一个“合理化”基础上。
这些现象在比阿特丽斯（Beatrice）公司收购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阿特丽斯收购案是最大的一起融资买断交易，也是1985年最具代表性的交易。这起收购案是西格尔与KKR公司合作的顶峰，也是使ＫＫＲ确立威名的一役。此后，KKR公司成为美国威力最强大的受融资支持的收购力量，它的名字令人闻风丧胆。同时，比阿特丽斯公司收购案也是涉及华尔街人员非法行为和可疑行为特别多的一场交易。
比阿特丽斯公司收购案是KKR的第一起“恶意”收购。KKR公司一直以友好方式进行公司兼并——在与目标公司资方合作之下实现双方自愿合并，或介入恶意兼并战充当拯救者。然而，在比阿特丽斯公司收购案中，KKR公司在西格尔的建议下，与比阿特丽斯公司前董事长唐纳德·凯利联起手来，向比阿特丽斯公司施压。如果比阿特丽斯抵制KKR的收购，那么KKR将其兼并后将解散现任管理班子，安排凯利及其人马取而代之。这个计划与KKR公司的一贯理念严重冲突，使得公司的资深合伙人杰罗姆·科伯格不久退出了这个冠有他名字的合伙公司，提出的理由是与其他两个合伙人（即科伯格的表兄弟亨利·克拉维斯和乔治·罗伯茨）“观念不一”。
尽管科伯格有保留意见，收购仍按计划进行。弗里曼不久就为自己、子女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购买了大量的比阿特丽斯公司股票。在这起收购案期间，他像往常一样几乎每天与西格尔联系，但西格尔不愿透露内幕消息。有时，弗里曼好像不需要从西格尔那里索取信息，他的身份使他可以直接与克拉维斯交谈。例如，万圣节前夕，在约翰·穆赫伦听到ＫＫＲ收购可能搁浅的传言而出售了手中四分之一的比阿特丽斯公司股票后，弗里曼给克拉维斯打电话，问他比阿特丽斯股价为何下跌。克拉维斯对弗里曼说：“一切都平安无事。”然后又加了一句：“我们是不会撤出的。”这是一次格外有价值的通话。几分钟后，弗里曼增购了6万股比阿特丽斯股票和几百手儿股票购买权。
比阿特丽斯公司董事会最后接受了KKR公司在1985年11月提出的收购报价——每股50美元。此后不久，为KKR公司此次收购安排融资的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告诉KKR，他们难以按50美元的价格进行融资，价格必须降低或融资方案重新调整。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对市场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这项决定密级非常高，连西格尔都没有告诉。套利人理查德·奈伊仿佛先知再世，第二天就处理了手中的30万股比阿特丽斯公司股票。奈伊是纽约名流，也是资深套利人圈子里的核心成员。那天晚些时候，弗里曼和奈伊在电话里谈了此事，于是弗里曼又给克拉维斯打电话。
次日（即1986年1月8日）上午，股市一开盘，弗里曼就把股票购买权全部抛售了。不久后，莫里斯·巴尼·拉斯克尔打电话告诉弗里曼，说ＫＫＲ的收购遇到了麻烦。拉斯克尔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名人，也是套利人“俱乐部”的成员。弗里曼找西格尔确认，但西格尔确认不了，因为他还没听说过这个消息，是从弗里曼这里第一次知道。
西格尔很是吃惊。看来这些日子华尔街上真是无密可保了。他是克拉维斯的投资员兼顾问，他连收购融资出问题的消息闻所未闻，外面倒先知道了。这只是证实了他素有的一种怀疑，即非法泄密者不只他一个，交流内幕消息的现象在华尔街上已蔚然成风。西格尔给ＫＫＲ公司打电话，询问了问题的详细情况。
不久后，西格尔给弗里曼回电话。“你这家伙鼻子够尖的。”西格尔说，同时对自己的用语感到挺有趣。得到西格尔对消息的确认，弗里曼那天下午抛售了10万股比阿特丽斯公司股票和3000手股票购买权（即可再购买30万股的权利），获得巨额利润。
KKR公司的收购条件不久进行了修改，虽然修改后的条件（现金部分从43美元降为40美元）不像以前那样对股东有利，但比阿特丽斯公司还是别无选择地接受了，其股价也相应下降。其实，即使没有西格尔对消息的确认弗里曼也可以从比阿特丽斯公司股票上获得丰富利润，但是，西格尔的确认使他及时出手，免受了很大损失，从而使他的收益达到最高。
鉴于西格尔在比阿特丽斯公司收购案中的角色，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部没有参与这起交易。尽管如此，1985年对威格顿和塔伯尔来说仍然又是一个成绩惊人的年份。尽管该部门的一般管理费和其他费用在公司偏高，但扣除这些费用后，它的总利润依然达到了700万美元以上。由于他们又取得了第一年那样的成绩，公司里存在的一些怀疑也就烟消云散了。虽然人们仍然觉得威格顿和塔伯尔的本身技能并不高，但是，这一年的收购交易太多了，使人们觉得仿佛任何人都可以简单地在收购案宣布后投入资金而套利生钱。其实，可能真是如此。
但是，西格尔明白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威力的真相。就像耽于吸毒一样，一次套利成功兴奋之后，马上会产生对下次收购案的渴求和心理不安，同时产生对新的内幕信息“杀手锏”的需要。西格尔知道，他拯救了公司，使它可以再撑一年。但是，新的一年又来了，日历已经翻到了1986年，他能在新的压力下一切再重新开始吗？他对未来越来越担忧。
1985年初，西格尔在等待他的孪生儿女降生的时候，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做的债券发行广告，那时它刚刚完成海岸公司收购美国自然资源公司一案。当时，西格尔暗中思忖：如果他们能筹得这种钱，定会成为一支威力无比的力量。如今，他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了。他看到，产生这种力量的发动机就一一排列在他的面前，尤其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它能够在几乎一夜之间筹集数十亿美元，这种惊人的能力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永远难以具有的，这种非凡成绩也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难怪在斯托勒收购案和比阿特丽斯收购案这样的交易中，德莱克赛尔能有那么庞大的收益。在这些收购案中，西格尔担任克拉维斯的顾问，以机敏和智慧向克拉维斯提供计谋和策略，为收购的最后成功贡献良多，但是，最后他获得的只不过是区区一些顾问费，而德莱克赛尔得到的却是极其丰厚的融资服务费。例如，在斯托勒收购案中，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挣了700万美元，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所得达到5000万美元。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其他对手，如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都正在打造资金基础，开发业务增长点，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却仍然抱残守缺地在无利可图的经纪业务上挣扎。西格尔感到好像是他一个人在支撑着整个公司，而他不知道自己在想放弃之前还能坚持多久。
1985年底，大概是核算奖金的时候，他去找德农齐奥，但这次不是商讨奖金问题。这年西格尔的奖金没有问题，德农齐奥根据1985年西格尔对公司的贡献（包括给公司带来的套利收益），给他核发的奖金是210万美元现金，几乎是以前的两倍。然而，西格尔并不觉得高兴，反而感到一种绝望。《机构投资者》上的一篇负面文章加剧了他的担忧：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作为一个机构，已是四面楚歌。他恳求德农齐奥：“拉尔夫，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公司不能只靠我一个人支撑。我每天的时间是有限的，光靠我一人给公司带来利润是不能长久的。”西格尔告诉德农齐奥，他认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要生存下去，必须与其他公司合并。与别人合并不就没有独立性了吗？德农齐奥看上去又惊又愁。同时，他表示无权做出这种变卖公司的决定。西格尔难以使德农齐奥面对现实，他非常失望。
西格尔开始考虑离开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到一个实力强大、发展健康和前途光明的公司去。这是他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考虑，这种想法以前是难以想像的。他必须脱离套利业务，他知道他参与这种业务是错误的。但是，他很清楚，只要威格顿和塔伯尔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部，他就难以从中解脱出来。
于是，西格尔同意与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负责人米歇尔·大卫－威尔见面。他感到这种见面有点偷偷摸摸。会面地点在纽约上东区的卡莱尔饭店，两人相约在那里吃早餐。西格尔坐在舒适的软长椅上，把自己藏在一簇鲜花后面。大卫－威尔如数家珍地列举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优势，表示这里正是西格尔这样明星人物的用武之地，并讲述了菲利克斯·罗哈汀是如何在这里如日中天的。
西格尔突然想起几年前有一天，当时还是年轻投资业务员的他，在一项交易上被公司安排与罗哈汀共事。那天，他萌发了一个愿望：有朝一日要成为罗哈汀式的风云人物。可是，后来他并没有朝这个目标去努力，而是在交易中做起了秘密的违法活动。
但是现在，这种愿望又回到了他的心中。他要离开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没有布斯基、没有弗里曼、没有威格顿也没有德农齐奥的生活，一种远离犯罪泥沼的生活。凭着他在兼并收购界的声誉和名望，他可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当20世纪80年代的华尔街历史正在书写的时候，西格尔想成为其中叱咤风云的中心人物。
第四章
是狼狈为奸？
约翰·穆赫伦穿上运动鞋，系好鞋带，开车前往ＨＥＡＲ学会运动场。ＨＥＡＲ学会是一个运动健身中心，位于新泽西雷德胡克，离穆赫伦在拉姆森的家不远。穆赫伦决心把自己的体形再找回来，他讨厌陷入中年发胖。
在他旁边，摇滚歌星布鲁斯·斯普林斯迪恩正在做仰卧举重。穆赫伦心中称奇：“斯普林斯迪恩看着真棒。”他上次见到斯普林斯迪恩的时候，斯普林斯迪恩与其他35岁的男子没什么两样，很纤瘦，肚皮也有点鼓，而现在，他看上去又结实又健美。穆赫伦对斯普林斯迪恩不熟，但他体形的变化使穆赫伦对自己的体形更看不惯了。
与马丁·西格尔一样，穆赫伦在工作中的压力很大。到目前为止，1984年的业务一直像过山车一样，他年初时做得很好，接着春季很差，而夏季又扶摇直上。但是，穆赫伦感到自己心情越来越忧郁。这种心理问题有好几年了，现在他才重视起来。他知道他是一个临床上的躁狂抑郁症患者。他几乎总是很“亢奋”，精力旺盛，睡眠很少，许多事情做起来没有节制，如滥饮、狂欢、沉迷股票分析等。他在服用一种叫锂（lithium）的药，这种药有助于控制他的情绪。但他逐渐发现这种病四年一个周期，周期到来的时候，他有时会极度抑郁，产生自毁倾向，这种心境能持续好几天。在那些时间里，他经常想到自杀。那年夏天，他感到这种心境又要来临了。他对去公司上班越来越没有兴趣，想辞掉在斯比尔·利兹和凯洛格公司的工作。
接着，8月的一天下午，他突然听到妻子南希一声尖叫。他赶紧跑过去，发现他们领养的18个月大的儿子淹在了游泳池里。穆赫伦以前当过救生员，他立即把孩子从水里捞上来，这时孩子已没有呼吸。穆赫伦对孩子进行人工呼吸，他动作很轻，小心不伤及小孩的肺部。终于，孩子呛出了堵在嗓子眼里的水，穆赫伦夫妇赶紧接着把他送到医院。四天后，孩子恢复了正常。
这次事件对穆赫伦影响很大。他感到，如果那天他不在家，儿子就活不过来了。第二天，他到斯比尔·利兹和凯洛格公司，告诉他的合伙人：“我不来上班了。”
辞职后，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穆赫伦全力投入健身运动。通过与斯普林斯迪恩进一步接触，他发现两人有许多共同点。首先，他们都在拉姆森住，都35岁，都每天花大部分时间在健身房锻炼，而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并不多。他们都不用早早起床。斯普林斯迪恩喜欢熬夜，而穆赫伦几乎就不睡觉。穆赫伦喜欢音乐，在斯普林斯迪恩这位词、曲、唱全能歌手成为大明星以前，穆赫伦就已经是他的歌迷了。穆赫伦以前还是一位打击乐迷。像穆赫伦一样，斯普林斯迪恩做事很投入，他也坚持这样的观点：凡是值得做的事，就要忘我地去做。因为情趣相投，他们不但一起健身，还一起出去游玩。他们在离穆赫伦作为投资购买的海滨俱乐部不远的大西洋近海上玩气滑板，并带领家属一起在洛基山玩高山滑雪。不久，穆赫伦就把斯普林斯迪恩视为最好的朋友。
穆赫伦从斯比尔·利兹和凯洛格公司辞职后，有一天在家里接到布斯基打来的电话。布斯基态度很不好地问：“你为什么要辞职不干呀？”他似乎对穆赫伦的解释很不满意。这个时间正是西格尔开始疏远他的时候，他一定对再失去穆赫伦这个信息源感到不安。此后布斯基很久没有再给穆赫伦打电话，直到出现皮肯斯的一起交易陷入麻烦的消息。这时布斯基给他打电话探听有关信息，因为他知道穆赫伦与皮肯斯是好朋友，两人肯定有这方面的交流。“发生什么事了？”布斯基问道。穆赫伦回答：“我一点都不知道。”他确实没有这起交易的消息。布斯基嚷起来，坚持认为穆赫伦与皮肯斯有这方面的联系。
其他华尔街的同行和朋友经常给穆赫伦打电话，劝他回去工作。拜厄和斯特恩斯公司负责人阿伦·Ｃ·格林伯格竭力挖他去加盟。但是，穆赫伦都拒绝了，宁愿炒炒房地产和与斯普林斯迪恩一起健身、游玩。然而，当斯普林斯迪恩开始筹备他的1985年“生于美国”专题巡回演出时，穆赫伦开始坐不住了。斯普林斯迪恩马上就要出发了，两人要分开了。穆赫伦开始怀念起他的老本行来。
富有的贝尔兹伯格家族主动向穆赫伦提出帮他设立一个自己的公司，穆赫伦同意了。他开始筹集资金，最后筹得6500万美元，以此作为新公司的启动资金。这个新设立的公司叫做杰米（Jamie）证券公司，Jamie一词是由穆赫伦的全名（John??A．Mulheren）和他的合伙人以色列·英格兰德（Israel Ｅnglander ）的名字的第一个英文字母组合而成。穆赫伦给布斯基打电话通报了此事，布斯基给他提了一些融资方面的建议。穆赫伦还随时向布斯基介绍自己新合伙人的情况。布斯基突然又成了穆赫伦的朋友，率直的穆赫伦急于像以前那样取悦他。
杰米证券公司1985年7月开业的时候，穆赫伦立即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布斯基知道穆赫伦有许多资金还没有投向市场，对他说自己急用现金，想卖给穆赫伦一些股票。穆赫伦买吗？如果买，买多少？穆赫伦出于帮忙，提出买1000万美元的。
于是，布斯基让他的交易主管迈克尔·戴维多夫接着与穆赫伦进行具体联系。“伊凡说你要帮我们的忙。”戴维多夫对穆赫伦说，然后提出卖给穆赫伦33万股尤纳考公司的股票。穆赫伦表示同意。
“好，”戴维多夫继续道，“我把这些股票卖给你，可能还会把它们买回来。这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你一分钱都不会损失。”突然，穆赫伦明白了，布斯基是要把他的这些股票“寄存”在他这儿，让人觉得股票是穆赫伦的。与此同时，布斯基会继续承担风险或实现盈利。穆赫伦不喜欢这种做法。
“你先打住。”穆赫伦说，“这种交易我不做。如果我没有市场风险，我就不做交易。”
“好吧，多谢，让我们按你的意思做。”戴维多夫回答，显得急着做这个交易。后来，尤纳考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穆赫伦损失了几十万美元。一个同事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穆赫伦回答说：“这是帮伊凡一个忙。不要多虑。”
尽管布斯基提出这种要求，穆赫伦并不觉得自己是被布斯基利用。在他看来，华尔街就是一张互帮互惠的大网。帮忙也是一种投资，回报的形式被称为“软美元”，即互惠交换。如果布斯基给穆赫伦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信息，穆赫伦要回报他，就把更多的业务通过西玛拉进行，这是布斯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经纪－销售平台。
当布斯基要求帮忙的时候，穆赫伦不过多地考虑他的动机。但是，由于布斯基购股贪大贪多，甚至举债经营，经常有违反净额资本管理规定的危险，这一点已不是秘密了。
布斯基和许多其他套利人一直把净额资本管理规定不当回事。他的手下康威和穆拉迪安（特别是穆拉迪安，他因布斯基违反此规定而受到牵连，差点失去从业资格）对这项规定很重视，想方设法让布斯基遵守。为此他们甚至采用一种他们所称的“危言耸听法”，即夸大布斯基的实际借贷量，以使他在资金运用中不越界。
但是，1985年，随着兼并收购业务步伐的加快和由此带来的套利机会的增多，让布斯基遵守净额资本管理规定越来越难了。最后，康威那年夏天生气地给布斯基写了一份“陈情表”：“你继续对我们的净额资本数量或我们借贷协议里的债务契约不闻不问……这样下去，我们就难以筹到新的资金或借入资本，从而最终自取灭亡……你的这种经营方法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蛮干而不计后果，你这是孤注一掷，在拿自己的声誉冒险。我们必须尽快缩减投资规模。我们必须把最低净额资本保持在1500万美元……我们正坐在一颗定时炸弹上，再有十八天，债务契约中的违约规定就要开始生效了。你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当然，布斯基可以通过卖出一些股票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他认为手里的股票仍在升值时，就不好办了。于是，他让戴维多夫再给穆赫伦打电话。
“我们需要你帮个忙。”戴维多夫说。
“怎么回事？”穆赫伦问。
戴维多夫回答：“我们有很多股票，你可以挑一些。”穆赫伦选了三只：斯托勒通信公司股票（当时ＫＫＲ公司收购该公司的战斗已进入后期）、博伊西·卡斯卡达公司股票（经常有谣传说该公司已被收购者盯上）和沃纳通信公司股票。布斯基知道过段时间后布斯要再把它们买回去。就像上次卖给穆赫伦尤纳考公司股票时一样，戴维多夫说：“风险我们承担。”“我以前给你说过，”穆赫伦插入说：“我不做这种交易。我是一个生意人，我要承担风险，因为你那样做是不合法的。”
现在，减去放在穆赫伦那里的股票，布斯基的账目上显示符合资本和债务管理规定。但是布斯基仍然把卖给穆赫伦的股票看作是“他的”，看到沃纳通信公司股票价格一直上扬，他特别高兴。当穆赫伦手里的沃纳股票利润达到50万美元时，戴维多夫又打电话来了。他说：“这真地要成一个问题了。”
“哦，不，”穆赫伦回答，“这对你们要成一个问题，而对我来说是一笔利润。”
戴维多夫感到不安起来。他问：“你在这上头什么也不给我们吗？”
“我可没有那样说。”穆赫伦答道，“我只是告诉你这些股票是谁的，而且我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有决定权。”当穆赫伦最后把沃纳通信公司股票卖回布斯基时，赚了170万美元。这下子，布斯基认为，穆赫伦欠他钱。
那年晚些时候，在其他股票上也发生了类似问题后，布斯基亲自打电话给穆赫伦。穆赫伦一开始声称他拥有这些股票，但不久两人就陷入了关于穆赫伦如何补偿布斯基的争论。
“你知道，你是在这些股票上挣的钱。该怎么补偿呢？迈克尔（指戴维多夫）一直给你谈这件事。”
“我知道。”
“你不认为你欠我们什么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穆赫伦回答。
“那么，你给我写个支票行吗？”布斯基问。
“这不可能。”穆赫伦答道，“我不会给你钱，不会给你现金。”
“那你什么意思？”布斯基问。
“我可以给你做别的事。我可以给你出主意，可以给多给你些经纪佣金，可以通过各种软方式、也就是各种普通方式给你回报。”
布斯基同意了。这之后，穆赫伦言出必行。当布斯基把穆赫伦通过西玛拉交易的经纪账单发给他时，穆赫伦填发票时把佣金数扩大十倍。其他时候，他在给布斯基付款时多加些钱。最后，布斯基很满意。后来，增加付款停止了，但互惠交换仍在继续。
在布斯基卖给穆赫伦尤纳考公司股票后不久，他又让穆赫伦帮另外一种忙。斯普林斯迪恩的“生于美国”巡回演出成为1985年摇滚音乐界的一件大事。这次巡回演唱会使斯普林斯迪恩成了超级明星，他在新泽西梅多兰兹巨人体育场举行演出的票一下子就卖光了。布斯基想托穆赫伦给他的几个孩子弄几张票。虽然穆赫伦与斯普林斯迪恩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但穆赫伦还从来没有向斯普林斯迪恩要过他音乐会的免费票，也从来没有想过利用斯普林斯迪恩的名气做什么事。
“伊凡，我不会去向斯普林斯迪恩要票。”穆赫伦说，“我从来不做这种事。但是，你如果想要，我可以从票贩子手里给你弄几张，不过你得掏钱。这种票很贵。”
“给我弄吧。”布斯基说，“多少钱都行，我不在乎。”
第二天，穆赫伦打电话告诉布斯基票搞到了，他可以来取。“好极了。”布斯基说，“但我的孩子非常想见见斯普林斯迪恩。你可以开着你的直升机把他带到基斯科山来，我们一起吃顿饭。没有别人，就你、我、孩子和斯普林斯迪恩。然后你就可以飞回去。时间不长，就一个晚上。”
穆赫伦不由吃了一惊。“看在上帝的面上，伊凡。”他说，“他不是马戏团的黑猩猩。”
这是1985年1月初的一个星期五早上，天气阴冷。布斯基的员工们聚集在会议室里，准备召开每早例会。本星期举行了许多场新年联欢活动，大家都期盼着过一个安静的周末。会议一般都是在9点开始，9点45分结束，由布斯基在会上布置当天的工作，提出有关要求。交易员们通常在9点半以前离场，去为开市做准备。
布斯基9点准时来到会场。他象征性地向大家点点头，然后在椭圆形会议桌的首席坐下来。离他不远处有一部电话，触手可及。布斯基开始讲话。大约二十分钟后，布斯基的秘书艾安西·彼得斯出现在布斯基背冲着的会议室门口，一副焦急的样子。她知道布斯基最烦在讲话时被打扰，如果强行打扰，一般都会惹他勃然大怒。“迈克的电话。”她说。布斯基立即停止讲话，说道：“我来接。”
大家都知道“迈克”就是米尔肯。交易员们称他为“西海岸”，但布斯基的秘书总是简单地叫他的名。米尔肯是惟一能使布斯基随时接听电话的人。
布斯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环顾四周，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拿起话筒。两人在电话里没有寒喧。布斯基不怎么说话，多是嗯嗯啊啊地对米尔肯的话表示同意。当他挂掉电话时，眼睛里流露出激动。
“我们都要紧张起来，开足马力。”布斯基大声叫道。每个人都意识到想过一个安静周末的希望成泡影了。布斯基命令莱斯曼开展对戴蒙德－歇姆洛克公司股票和戴蒙德－歇姆洛克石油公司股票的研究，命令戴维多夫带领交易员立即购买前一只股票，越多越好，同时卖空后一只股票。戴维多夫当即行动，最终抢购了350万股戴蒙德－歇姆洛克公司股票。但是，他在卖空戴蒙德－歇姆洛克石油公司股票时遇到了麻烦，只卖出了1．9万股。
莱斯曼对突然在这两只股票上大动干戈很纳闷。米尔肯给布斯基说什么了？在那天早上开会以前这两只股票并没有列入研究范围，也没有列为交易对象。他认为情况可疑。接着，在他对这两只股票的研究还没有多少进展时，这两只股票的交易应各自公司的要求突然叫停。然后，这两家公司联合宣布“可能进行业务合并”，现正在就此进行商讨，于是这两只股票的交易又重开了。这项宣布内容不够明确，所以市场上没有什么反应。通常情况下，在兼并收购中，被收购者股价急升，收购者股价下降，但这两家公司在新闻发布中没有说明是谁收购谁。有时，“业务合并”意味着进行股票交换，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交换比值，两家公司的股份可能相同。布斯基对这些情况都不考虑，他对自己的策略信心十足。
前一天，奥克西邓特尔公司总裁雷·伊朗尼（他是米尔肯的客户）正在参加一个讨论与戴蒙德－歇姆洛克公司合并事宜的午餐会，中途出来给米尔肯的高级助手彼得·阿克曼打电话。奥克西邓特尔公司委托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仔细考察这项交易，提交一项“公平意见书”，向奥克西邓特尔董事会保证该项交易对股东是公平的。
伊朗尼向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简单介绍了这项拟议交易的条件。次日上午，德莱克赛尔派了一个专门小组赶到洛杉矶奥克西邓特尔公司，开始拟订意见书。根据计划，奥克西邓特尔公司和戴蒙德－歇姆洛克公司通过一对一股票交换的形式实现合并，这就意味着，奥克西邓特尔公司要拿一股股票交换戴蒙德－歇姆洛克公司一股股票。因为1月3日奥克西邓特尔股价是26．75美元，戴蒙德－歇姆洛克股价是17．75美元，戴蒙德－歇姆洛克股票的持有者将有每股9美元的意外之财。由于大量新股的发行会带来股权收益减损，奥克西邓特尔公司的股价几乎肯定看跌。
在这样的交易条件下，布斯基买进戴蒙德－歇姆洛克股票而卖空奥克西邓特尔股票着实是精明之举。米尔肯的高级营销员詹姆斯·达尔的办公位置与米尔肯的挨着，他听到米尔肯吩咐布斯基卖空奥克西邓特尔股票而买入戴蒙德－歇姆洛克股票，当时这项交易的条件还没有公开宣布。然后，他还听到米尔肯对策略做了改进。
米尔肯向布斯基提供这个内幕信息不只是出于友情，他自己也参与了这项交易，尽管担任奥克西邓特尔代理的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人员根据规定是不允许介入交易的。米尔肯和布斯基商定，布斯基手里的奥克西邓特尔股票和戴蒙德－歇姆洛克股票有一半秘密归米尔肯所有。这就是布斯基的员工星期五在会议室开会时布斯基和米尔肯在电话里交谈的内容。
这次交易似乎是米尔肯和布斯基第一次公开以内幕消息合作。可惜的是，这次交易时运不济。接下去的星期一，戴蒙德－歇姆洛克公司董事会否决了与奥克西邓特尔公司合并的计划，交易告吹了，米尔肯和布斯基的美梦破灭了。消息传来后，达尔发现米尔肯神情沮丧。米尔肯又拿起电话，打给布斯基，这次他几乎是在尖叫：“交易完蛋了，马上清仓！”
布斯基气急败坏，发疯似地命令戴维多夫倾销戴蒙德－歇姆洛克股票，但为时已晚。股市下午4点闭市，这两个公司合并流产的消息4点18分对外公布了。现在，每个套利人都在试图抛售这只股票。
那天下午和次日，米尔肯不停地给布斯基打电话，一个劲儿地埋怨布斯基抛售动作太慢。布斯基不客气地回敬他，说是米尔肯把事情弄到这步田地的。米尔肯简直要气疯了。最后戴维多夫把电话接过来，告诉米尔肯他在尽最大努力，并向米尔肯报告了他对这次损失的估计。由于戴蒙德－歇姆洛克股价这天狂降不止，他们损失惨重。
达尔听到米尔肯啪地撂下电话，抱怨说本部门在这起交易上的损失超过了本月的盈利。达尔感到很不解，这起事件怎么能影响到高收益证券的运作呢？米尔肯生气地解释说，本部门“离线”与布斯基共同投资了一只股票，结果现在又欠下布斯基1000万美元。达尔仍不明就里，但米尔肯情绪很坏，他不好再追问。过了一会儿，达尔去找洛厄尔·米尔肯去问怎么回事，但洛厄尔没理他。那天下午，米尔肯一直愁眉苦脸。
接下来，达尔和同事们对米尔肯的状态和对办公室里的压力及其影响越来越担心。业务忙乱不堪，公司纽约总部不断打电话了解贝弗利山分部的工作情况。米尔肯一直担心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可能失去在高收益债券市场的霸主地位，对每项业务都来者不拒。这期间，他们参与了皮肯斯对菲利浦石油公司的收购，米尔肯一个周末就为这起收购融资20亿美元。
工作气氛很紧张，使人透不过气来。米尔肯每天在交易台上一坐就是十四小时，眼圈都发黑了。他竟然称达尔为“汤姆”，一直这样叫了六个月，达尔也不敢给他纠正。达尔告诉洛厄尔：“迈克直说胡话。”洛厄尔说：“是的，我也很担心。”
让米尔肯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是欠布斯基的钱太多，其数量比他向达尔暗示的要大得多。布斯基和米尔肯一直在肆无忌惮地进行“互惠”交换，手段之多、危害之大前所未有。
1984年春天，米尔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客户之一戈登纳吉特（Golden??Nugget）公司（一家娱乐公司，董事长为米尔肯的朋友史蒂文·怀恩）开始秘密积聚MCA公司（环球电影公司的所有者）的股票，可能要收购它。到7月底时，戈登纳吉特公司已购得200多万股MCA股票，其股价从每股38美元左右升至43美元。然而，到8月时，怀恩和米尔肯发现这起收购不可行。戈登纳吉特公司想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将手中的股票出手，但如果让外界知道风声，这只股票的价格会很快下跌。尽管如此，怀恩10月告诉《华尔街日报》说，戈登纳吉特公司拥有的MCA股票只有不到5％，而且“目前”不打算清仓。
形势很微妙，米尔肯又找布斯基帮忙。于是布斯基以高价从戈登纳吉特公司手里接下了大批MCA股票，米尔肯承诺保证补偿他的损失。由于布斯基加入了对这只股票的购买，由于该股票的交易量继续增加，而且由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在做戈登纳吉特公司的代理，在外界看来，MCA公司被收购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了。
由于预期MCA公司可能被收购，其他投资者介入了对该公司股票的购买，这时布斯基趁机出售这只股票。他分期分批出售，每次数量不大，以免引起注意。最后，布斯基确实蒙受了损失，但戈登纳吉特公司却以高价卖出了手里的股票，得以安然脱身，于是对米尔肯更忠诚了。这个误导市场的花招耍得非常成功。
现在米尔肯又欠下了布斯基在MCA股票上的损失。在此之前，他在费斯克拜奇公司收购案上还欠布斯基800万美元。布斯基飞往洛杉矶，第二天早上就提醒米尔肯不要忘了他们的协议。米尔肯安排手下的交易员加里·莫塔斯克（他一直负责记录米尔肯与布斯基的“互惠”交易）跟布斯基谈，让他们计算清楚结欠余额。与此同时，米尔肯开始炮制一连串的交易，尽力缩小差额。
由于米尔肯对垃圾债券市场拥有绝对控制权，他可以随意规定这些债券的市场价格，实际价格是多少客户们根本不知道。于是，米尔肯以极低的价格把证券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手里买回来，稍微提价后卖给布斯基，赚取少许利润。接着，让布斯基以高价将其返卖给德莱克赛尔。最后，德莱克赛尔再以更高的价格把这些证券返卖给客户们。通过这种方法，米尔肯偿付了布斯基数百万美元，同时自己也有盈利，可谓一箭双雕。当然，德莱克赛尔的客户们始终被蒙在鼓里，无辜成为“冤大头”。
但是，这些手段使过后，米尔肯仍没有彻底清偿欠布斯基的钱。于是，在布斯基的要求下，米尔肯又策划了一系列交易，这次是做手脚使布斯基减少纳税。
到1985年5月，米尔肯与布斯基之间的欠账抹平了。不过六个月，米尔肯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还给布斯基1000多万美元，这么多钱就这样“过户”给了布斯基，没有任何正常手续，连张支票都不用写。米尔肯对市场的超凡控制力由此可见一斑。米尔肯和布斯基都意识到，他们可以联手达到其他目标，不仅是通过内幕交易获利，而且在兼并收购中操纵市场，为所欲为。
那年春天，像西格尔和弗里曼一样，米尔肯也参与了KKR公司收购斯托勒通信公司一案。亨利·克拉维斯与米尔肯的关系不断增进，他对米尔肯的融资能力印象很深，于是委托米尔肯为收购安排融资，同时聘请西格尔担任顾问。西格尔在这起收购过程中始终没见到过米尔肯，但这是他第一次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人员一起共事。在这个收购案中，米尔肯当然是不允许买卖斯托勒通信公司股票的，但他通过布斯基来买卖。在他和同事们开会商讨为ＫＫＲ公司的提价收购提供融资一事后，马上要求布斯基替德莱克赛尔买进斯托勒通信公司股票。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布斯基一步步地根据米尔肯的信息和指示进行交易，最后将替米尔肯经手的股票出手后为他们赚了100多万美元。
但是，根据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收入并不多，即使是十拿九稳的内幕交易，其收益与米尔肯从收购交易本身挣得的钱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单是为KKR收购斯托勒通信公司提供融资，米尔肯就挣了4960万美元融资费。此外，他还在KKR收购后的斯托勒通信公司中获得股权利益。他把这些股东权益分成多个私人股份，以自己、家人和高收益证券部的同事为受益人。他没有告诉KKR公司或德莱克赛尔总部的约瑟夫他对股东权益做了这样的处置，而是谎称这些股东权益用来刺激客户购买债券了。在米尔肯的同事们看来，斯托勒收购案激起了米尔肯的无限贪欲，使他渴望参与更多的收购案。如果收购交易出现问题，尽管请神通广大的米尔肯参与，他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使问题迎刃而解。
这一点在特纳广播公司收购MGM／联合艺术家（MGM／United Ａrtists）公司一案中表现得很清楚。斯托勒收购案结束以后，刚过几个月，亚特兰大特纳广播公司派人来与米尔肯接洽。无论从哪方面讲，特德·特纳都是米尔肯喜欢的那种客户。特纳是“亚特兰大勇士”棒球队和“超级电台”ＷＴＢＳ的所有人，最近又大胆创建了一个新的有线电视系统——有线新闻网（CNN）。特纳恃才傲物，行为果敢，一向令业界侧目。现在，他想买下MGM／联合艺术家公司，部分原因是该公司有一个经典电影库，他可以用它开办一个有线电影频道。然而，MGM／联合艺术家公司比特纳的公司大得多，而且特纳的资金状况很紧张，他打该公司的主意似乎自不量力，收购前景不妙。
米尔肯向特纳保证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能够为他筹集到收购所需的资金。MGM／联合艺术家公司和特纳都委托德莱克赛尔做代理，这对德莱克赛尔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利益冲突的可能性，虽然米尔肯向特纳保证他会对特纳给他的任何信息保密。
尽管米尔肯对特纳下了保证，但这起收购在进行过程中显得越来越玄。特别是由于特纳和MGM／联合艺术家公司的财务状况在那年夏天都不断恶化，连米尔肯垃圾债券的忠实客户也对购买这批债券踌躇不前。媒体开始出现怀疑的声音：《纽约时报》8月7日报道称，“华尔街对特纳能否弄到足够资金仍心存怀疑”；《华尔街日报》8月16日发文称，“尽管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表示保证为特纳融到所需资金”，但特纳如何消化如此巨额债务“仍是未知之数”。
8月，米尔肯指示布斯基购买MGM／联合艺术家公司的股票，并商量利润或亏损两人平分，米尔肯的所有权保密。米尔肯决心完成这笔融资，不过这起交易的条件确实需要重新调整。他安排布斯基购买MGM／联合艺术家公司股票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首先，让人产生著名套利人布斯基看好这起收购的错觉，从而有助于支持这只股票的价格；其次，有助于说服米尔肯垃圾债券的客户们相信，这批收购融资债券是值得投资的。当然，在米尔肯内幕消息的帮助下，两人的合作又告圆满成功。最后，布斯基和米尔肯在这只股票上共赚300万美元。像在斯托勒收购案中一样，这笔钱只是小头儿。米尔肯的部门最后为特纳成功筹得收购所需的14亿美元，从中获融资费6680万。
在马克萨姆集团公司收购太平洋木材公司一案中，米尔肯提供信息与布斯基具体操作二者的“珠联璧合”达到了极致。太平洋木材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红杉林所有者，而马克萨姆集团公司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它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它的崛起就得益于米尔肯发行的垃圾债券。这起收购案与上起不同，在上起收购中，MGM／联合艺术家公司至少想与特纳的公司合并，而在这起收购案中，太平洋木材公司极力为独立而战。但是，在米尔肯的作用下，太平洋木材公司的抵抗最终徒劳无功。
1985年9月底，马克萨姆集团公司宣布对太平洋木材公司实施收购，同一天即委托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为其安排融资。收购一宣布，米尔肯就指示布斯基大量购进太平洋木材公司的股票，这样一则可以推高收购出价，二则向太平洋木材公司施压，使其接受马克萨姆的收购。像以前一样，布斯基购入这只股票的收益有米尔肯一半。到10月22日太平洋木材公司终于被迫就范时，布斯基购进的该公司股票超过了总量的5％，对拉高股价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萨姆集团公司分别于10月2日和22日两次提高收购价格，最后以每股40美元成交。
布斯基和米尔肯在太平洋木材公司股票上的净收益超过100万美元。布斯基大量购入太平洋木材股票拉高了股价，促使马克萨姆集团公司提高了收购价格，同时也提高了该公司的融资成本。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挣得2050万融资费，并得到了25万份购买太平洋木材股票的认股证，这是一种潜在价值更大的股权股。当然，布斯基在提交证交会的持股情况申报文件中，没有说明他买进的太平洋木材股票有一半为米尔肯所有。另外，布斯基大量购买太平洋木材公司的股票也达到了威慑该公司接受收购的目的。由于布斯基是一个让人敬畏的套利人，他的购买行为确实是促使太平洋木材公司最终屈服的因素之一。
马克萨姆集团公司购得太平洋木材公司后，为了偿还债务，不久就砍伐了大片红杉林，激起了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的愤怒。
就在太平洋木材公司收购案进行过程中，米尔肯还运用类似手法策动哈里斯制图公司被别人收购。最后，米尔肯从这起收购中获取了更多的利润，因为他本身是该公司的主要股东。
哈里斯制图公司成立于1983年。当时，一个以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多个合伙人为主的投资小组收购了哈里斯公司的印刷部，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哈里斯制图公司，然后将股份对外发行。米尔肯等合伙人持有股份120万股左右，这些股份是在该公司成立时以每股1美元的价格获得的。哈里斯制图公司的原始投资商还包括人寿保险公司总裁弗雷德·卡尔和信赖（Reliance）集团公司董事长索尔·斯坦伯格，这两人还都是米尔肯的重要客户。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纽约总部的利昂·布莱克是哈里斯制图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1985年5月，哈里斯制图公司管理层为了筹集资金，决定对公司股票进行二次发行。这样做虽然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但会立即稀释米尔肯等合伙人的股份持有量。正当哈里斯制图公司委托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操作这次发行时，米尔肯决定抵制此事。按照他的计划，先让哈里斯制图公司股票二次发行流产，然后，无论该公司喜欢与否，它将被卖掉，以向合伙人折现巨额利润。
为此，米尔肯及其贝弗利山分部的同事立即开始向客户（包括布斯基）推销哈里斯制图公司，为寻找买主做铺垫。5月22日，即按计划举行股票二次发行的前一天，哈里斯制图公司管理层惊愕地发现，一场收购威胁似乎正在逼近。同日，米尔肯命令布斯基开始购进哈里斯制图公司的股票，购股量要达到股票总数的5％以上。然后，布斯基可以向证交会提交文件，向外界宣布哈里斯制图公司已成为一个收购对象。布斯基立即按照米尔肯的指示行动。同时，与以往一样，布斯基购入的这些股票有米尔肯一半。
由于股票突然被炒卖，而且可能面临收购威胁，哈里斯制图公司不得不放弃举行股票二次发行。米尔肯的第一步计划实现了。为了实现第二步计划，必须找到真正的买主。于是，米尔肯命令能言善辩的营销员们分头行动，物色愿意购买哈里斯制图公司的人。他们把焦点集中到ＡＭ国际公司上，该公司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对印刷业务有兴趣。与此同时，按照米尔肯的吩咐，布斯基继续向哈里斯制图公司施加压力，对该公司股票的持有量达到了8％以上。斯坦伯格也在向该公司施压，开始囤积该公司的股票，持有量增加到了5％以上，并也向证交会提交了汇报材料。现在，哈里斯制图公司发现有两个潜在的袭购者正对它虎视眈眈，它感到自己腹背受敌。
在这种情况下，当ＡＭ国际公司最后以每股22美元的价格对哈里斯制图公司发出“友好”收购时，哈里斯制图公司几乎是求之不得地扑进了它的怀抱。对米尔肯来说，收益滚滚而来，合伙人折现3000多万美元。布斯基在哈里斯制图公司股票上赚了560万美元，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赚了630万美元。哈里斯制图公司作为一个独立公司无端被毁，沦为AM国际公司无足轻重的一员。
就这样，米尔肯和布斯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肆无忌惮地进行全面的犯罪活动。综合来看，他们的犯罪活动包括许多技术犯罪和一系列金融犯罪。在金融犯罪中，他们先是进行内幕交易，继而披露虚假信息，实施税务欺诈，人为操纵市场。然而，对于他们的犯罪活动，令人震惊的不只是犯罪种类之多或频次之繁，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犯罪活动如何成功钻过证券法律的空子，瞒天过海，畅行无阻。这些犯罪活动只是发生在某项金融活动过程中的一个个“插曲”，而这些金融活动（如恶意兼并）表面上是完全合法的。
这就是米尔肯与布斯基犯罪活动的美妙之处。他们两人之间结成的关系比布斯基与西格尔或与利文之间形成的关系要有价值得多，而且这种关系似乎更加安全。他们的活动只有他们两人知情，外界根本无从知晓，甚至连蛛丝马迹也发现不了。米尔肯从来不会背叛布斯基，因为布斯基一旦出事会很快把他牵连进去。尽管两人经常发生争执，有时大声吵闹，但布斯基对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感到安慰。
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特点是布斯基很清楚的。米尔肯是他们创造利润的发动机，因为他毕竟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客户的业务活动和机密计划的知情者。布斯基只不过是米尔肯命令的执行者，是额外资金的来源处，是米尔肯大型阴谋活动的掩护伞。
有时，米尔肯让布斯基买卖某些特殊证券；有时，布斯基借助于米尔肯发挥自己的优势。他们的犯罪活动步伐不断加快，接着又先后参与了多起收购案，米尔肯仍是主导力量。这些收购案涉及以下公司：绿树阿克赛普顿斯（Greentree Acceptance）公司、因瑟奇（Ensearch）公司、国民保健公司、美国连锁医院公司、森德拉斯特（Centrust）银行、迈普科（Mapco）公司、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布斯基交易的股票数量不断增多，令他的主管会计穆拉迪安越来越头疼。穆拉迪安需要不断对“专案”夹里的账目类别进行更新，因为布斯基经常增加或更改持股种类或数量，并要求穆拉迪安定期对实际持股情况进行修订。布斯基常常在电话里向他强调：“这些情况只限你我知道，不要告诉别人。”（布斯基与穆拉迪安现在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布斯基等人搬到曼哈顿中心区后，穆拉迪安等人仍留在原地。）
太平洋木材公司收购案和哈里斯制图公司收购案之后，布斯基让穆拉迪安把账目修订好。“我们得跟德莱克赛尔结账了。”布斯基说。这句话让穆拉迪安的耳朵都竖了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与这些“专案”文件有关，但他对此没有多想。
5月份，穆拉迪安出去休假。这个休假他已等了很长时间，因为太忙，一直拖到现在。一天，他正在位于佛罗里达鲳海滩他哥哥的家里休息，布斯基的电话跟踪而来。他休假的时候布斯基总是打电话找他，使他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让他烦透了。
“我要的账表做完了吗？”布斯基连一句起码的问候都没有，劈头就来这么一句。
“我在休假，伊凡。”穆拉迪安提醒说。
“这我不管。反正账表必须完成。”
无奈，穆拉迪安给办公室打电话，要人坐飞机把那本系有红线的“专案”文件夹送到佛罗里达来，办公室里一个年轻雇员玛丽亚·特迈因主动要求承担这个工作。于是，穆拉迪安和特迈因忙着做起账表来，布斯基和米尔肯股票交易的损益表铺了满满一桌子。布斯基对穆拉迪安说，有矛盾的地方找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一个叫“瑟曼”的人核对解决。但当穆拉迪安打电话找这个人时，得知那里没有叫瑟曼的，那个人实际上叫查尔斯·瑟内尔，布斯基根本没有把人家的名字搞清楚。瑟内尔替米尔肯保管着一份类似的股票交易记录，不一致的地方穆拉迪安和他一起核对解决，而这种不一致的地方非常多，到穆拉迪安休假结束的时候，还有好多没有核对完。
穆拉迪安和瑟内尔两人在对账过程中经常遇到困惑。穆拉迪安每去问布斯基，布斯基总是说：“50％是我的，50％是他们的。去问戴维多夫。”但戴维多夫更不清楚。布斯基所说的50％所有权是指一直这样还是只是有时候这样？瑟内尔那边遇到问题时，会对穆拉迪安说：“我得去问迈克。”
到年底时，账目的核对工作仍然未能完成。布斯基继续催促穆拉迪安，要他划出账本底线。穆拉迪安对布斯基说，与瑟内尔通过电话核查进展特别慢，必须面对面工作。布斯基正有去贝弗利山的打算，于是建议穆拉迪安和他一起去。
穆拉迪安对有机会去贝弗利山感到很兴奋。他带着妻子拉斯蒂一起前往，在那里呆了一个周末，住在贝弗利山饭店。饭店的迷人环境使他们着实享受了一番，虽然他们没有资格在饭店的马球厅进餐。当那些社会名流和影视巨星们在马球厅尽情畅饮时，他们只能备受冷落地在普通餐厅坐着。但是，在布斯基一天晚上在他们的桌子旁停了一会儿以后，情况完全变了。此后，穆拉迪安夫妇被待为上宾。穆拉迪安后来对朋友们说，这次贝弗利山之行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候”。其实，在那段时间里，布斯基在其他方面对穆拉迪安夫妇并无关照，他自己乘豪华轿车去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而穆拉迪安却打出租车去。但是，穆拉迪安对这些并不介意。
在穆拉迪安心目中，米尔肯是“垃圾债券之王”，但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米尔肯。穆拉迪安很喜欢瑟内尔和他的秘书，他们一起坐在会议室的大桌子前，试图弄明白交易纪录中那些让人费解的地方。一次，在谈到某个问题时，穆拉迪安说：“伊凡真讨厌，这件事他一直把我蒙在鼓里。”
“我知道你的感觉，”瑟内尔回答，“迈克也这样对我。”
当瑟内尔把各种交易纪录都拿出来时，他们发现一个问题，即有些成本的计算是不同的。由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能以7％到8％的低短期拆息利率从经纪人手里借到贷款，它的股票交易的成本要低得多。布斯基的成本要高出很多，部分原因是米尔肯发行的债券利率很高，多在13％到14％，而这些债券是布斯基交易资金的重要来源。他们发现，通过把交易成本的计算协调一致，大多数矛盾之处都可以解决。不过，不管怎样，有一个情况是清楚的：鉴于布斯基按照米尔肯授意购买的这些两人共同拥有的股票收益巨大，布斯基实际欠米尔肯数百万美元。米尔肯让他把这些钱如数还清。
在米尔肯日益增长的轰轰烈烈的业务中，这点钱微不足道。1985年是兼并收购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融资能力和垃圾债券的效力由一支新型待验武器转变成为华尔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实用性强而威力无比的收购支持力量。1985年的“掠食者集会”拉开了一系列让投资者眼花缭乱的恶意兼并的序幕：皮肯斯先向菲利浦石油公司发起收购，继而又向强大的尤纳考公司发起进攻；ＫＫＲ公司先后拿下斯托勒公司和比阿特丽斯公司；罗纳德·佩雷尔曼攫取里夫隆（Revlon）公司；鲁珀特·默多克夺得Metromedia公司。年底，GAF董事长塞缪尔·海曼斥资60亿美元向联合碳化物（Union Union Ｃarbide）公司发动闪电战。联合碳化物公司是美国一家蓝筹股工业公司，也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依据公司之一。这起收购同样是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融资支持下进行的，米尔肯几天时间就为它筹得50亿美元。
这种走火入魔般的收购狂潮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关注，国会酝酿提案限制垃圾债券融资扣税制度，并就尤纳考公司受到的收购威胁举行公开听证会。对政治比较缺乏经验的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急忙向议员们游说以获取支持，并在华盛顿专门设立了办事处和聘请了说客。但是，尽管国会的吵闹和威胁不断，德莱克赛尔和米尔肯却基本上没有政府方面的担心，因为现在正是里根政府的黄金时期，该政府奉行高度自由的经济政策，反对政府干预市场。
随着那一年米尔肯事业红火、捷报频传，周围的人发现，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他总是与交易员和营销员们一起用纸盘子吃午饭，现在却让送饭者把他的午餐用瓷盘盛装，而且常常一个人吃，或在洛厄尔的豪华办公室里与洛厄尔一起吃。米尔肯的外表也变了。他买了一副很昂贵的假发套，工艺精湛，有以假乱真之效。上面的头发看上去自然鬈曲，衬得他年轻而又时髦。米尔肯以前不太讲究穿着，经常穿一双不配套的袜子来上班，现在却穿戴考究，衣服做工精细得体。他和托马斯·斯皮格尔一起买了一架最新式的湾流四型（Gulfstream??）型私人飞机。斯皮格尔是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的负责人，是米尔肯的重要客户，也是米尔肯的密友。两人还开始频繁出入名人荟萃的高档餐厅，如比斯特罗－加登（Bistro??Garden ）和莫顿（Morton's）。米尔肯雇了个保镖，而且上下班由专门司机用豪华轿车接送。
本部门的聘人程序也跟过去不一样了。以前，公司要招人的时候，米尔肯把候选者带到贝弗利山办公室，让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审视一下，提出意见，大家谁都有权否决某个候选者。这种制度有助于维护员工们的集体决策感。然而，现在只有一个人的意见管用，就是米尔肯的。大家都抱怨说，花一两个小时与候选人见面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无论提什么意见，米尔肯都置若罔闻。米尔肯强行招进的最有争议的雇员之一是他的连襟阿伦·弗兰斯，他是洛丽·米尔肯妹妹的丈夫。弗兰斯是一位牙科医生，对证券业务几乎一窍不通，米尔肯安排他跟着达尔实习。
达尔很快就发现弗兰斯朽木不可雕。他认为，弗兰斯对公司基本上没有任何贡献。弗兰斯经常要两份免费午餐，吃一份，另一份包着拿到车里放起来。他总是几个小时也不回来，同事们偶尔看到他在车里睡午觉。在两年时间里，弗兰斯获薪金500多万美元。
凭米尔肯的关系进来的还有一些他儿时的伙伴，哈里·霍罗威兹就是其中一个。霍罗威兹刚来公司时负责电脑操作和维护，曾花好几百万美元买电脑设备，后来发现买的型号不对，不得不换掉。然后，霍罗威兹被安排组织债券会议，后来又从事游说工作和负责米尔肯的慈善活动。
属于米尔肯儿时伙伴的还有一个叫理查德·桑德勒的，他和米尔肯小时候经常在桑德勒家后院的小棚屋里玩耍。公司里一些人觉得他这个人更招人讨厌。桑德勒是个律师，把他的办公室安在德莱克赛尔贝弗利山分部里，似乎专门为米尔肯及其家人提供服务。有些人轻蔑地称他为“房地产律师”，不过他们都小心翼翼地刻意不疏远他。桑德勒和洛厄尔两人经常关在小屋里窃窃私语。
米尔肯在合伙关系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也引发了大家的不满。有一点让加里·温尼克特别感到怀疑：米尔肯坚持说每个人都入了股，但就是不向大家公布合伙投资的具体项目以及每个人的股份分配情况。一天，温尼克把达尔叫到他办公室说：“我给你看样东西，你看了肯定会骂娘。”温尼克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一份合伙关系明细表，从上面可以看到，有四十多个账户是米尔肯及其妻子、儿女以及其他亲属的。
温尼克去质问米尔肯，米尔肯非常恼火。此后不久，温尼克向米尔肯提出辞职，米尔肯接受了，同时主动提出筹集一笔新的基金要温尼克运作。米尔肯说：“我们就像ＫＫＲ公司那样把这笔基金放在一起，由你来运作。”他们最后筹集了10亿美元，温尼克据此成立了太平洋资产控股（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ｓｓｅ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公司。
时间不长，温尼克就发现，原来他并没有逃出米尔肯的控制。有一次，拜厄和斯特恩斯公司给他带来一笔颇有潜力的融资买断业务，他很感兴趣。然而，这时米尔肯的高级助手阿克曼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不是米尔肯给的业务不能做。“这笔基金是我们的。”阿克曼傲慢地说，“我们不让你投资拜厄和斯特恩斯公司的业务。”温尼克运作的资金完全成了又一支受米尔肯随意操纵的工具。
在比阿特丽斯收购案中获得的认股证兑现后，其他人也开始发出不平之声。由于实际兑得的款项比预期的要少得多，一些员工鼓起勇气在部门会议上提出质疑。这次又惹恼了米尔肯，不过他答应让洛厄尔向大家做出解释。但没有人出来解释。事实上，实际存在的问题比米尔肯敢于承认的要严重得多。
这些比阿特丽斯公司的认股证（可据以低价购买比阿特丽斯公司股票的凭证）是米尔肯向KKR公司硬要来的，当时他的借口是他需要把这些认股证送给客户，以刺激他们购买比阿特丽斯的垃圾债券。实际上，他把这些认股证几乎都留在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并将其中主要部分归在自己和家人名下。这些认股证原是以每个0．25美元要来的，现在可据以购买超过22％的比阿特丽斯股票，每股可兑现26美元，共计可达6．5亿美元。之所以员工们分得的兑现款很少，是因为米尔肯把兑来的大多数款项归了自己和家人。如果大家知道这一情况，可能早就公开造反了。
年底时除了计算奖金和合伙股利，米尔肯还总要导演一些专门在纳税上做手脚的交易，与像哥伦比亚储蓄银行这样的客户做的交易就有这方面的嫌疑，他把证券或现金“寄存”在外面以逃避纳税。
一天，阿伦·罗森塔尔（他是最早跟随米尔肯从纽约总部来这里的人员之一）来到正在Ｘ形交易台中央端坐着的米尔肯身边，笑嘻嘻地给他看一份诙谐模仿《华尔街日报》的小报，叫《鲍尔街日报》。当时，其他人都在这里。“大家听好，我给你们读一个消息。”罗森塔尔说，然后大声读出该报上一篇文章的大字标题和内容提要：“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的迈克尔·米尔肯最近被控参与纽约市寄存违例丑闻。虽然米尔肯好几年没在曼哈顿呆了，但他惯常违例寄存，参与这起丑闻没有疑问。”
大家都笑起来，但当发现米尔肯一脸严肃时，大家的笑便戛然而止。“阿伦，”米尔肯绷着脸说，“把那张破报纸给我扔一边去！”
1985年暮夏的一个下午，里德·纳格尔在哈佛俱乐部等布斯基。纳格尔很年轻，外表整洁体面。他来自新泽西，从事储蓄信贷工作。纳格尔在昏暗的会客室里不耐烦地四处扫视一下，然后看看手表。现在已接近下午3点了，布斯基还没有到，而他答应2点就到的。
大约一年以前，布斯基的首席运营官斯蒂芬·康威就开始与纳格尔联系，就可能收购一家储蓄信贷银行一事向他寻求建议。现在，布斯基给他打电话，说要给他谈一件工作。布斯基当时讲得比较含糊，大意是说打算在自己的诺斯维尤公司开发一项金融服务业务。
哈佛俱乐部没什么人。突然，双层门开了，布斯基急匆匆地朝纳格尔走来。“很抱歉我来晚了。”布斯基说，“我只有十分钟时间。”
两人找了一个靠里的地方坐下来谈话。纳格尔始终不明白自己这样背景的人怎么适合做套利业务，于是问布斯基为什么对他感兴趣。布斯基说，套利对他不再具有挑战性，他要寻找新的挑战。“那么，你想干什么？”纳格尔疑惑地问。
“现在哪些行当能挣大钱？”布斯基反问道，接着自我回答：“房地产，石油，金融服务。”说完，布斯基把眼睛从纳格尔脸上移开，看着墙上悬挂的历代哈佛大学杰出校友的画像，说道：“我要做当代的罗斯蔡尔德。”最后，当两人结束谈话的时候，十分钟已扩展成了一小时。
纳格尔对获布斯基约见感到受宠若惊。那年夏天正是布斯基风头正劲的时候，报纸杂志的宣传介绍使他名闻遐迩，举国皆知。另外，为沽名钓誉，他还出了一本书，并在全国做巡回宣传。与此同时，他与米尔肯的“合作”正在全速进行。
布斯基这本书的名字叫《合并热》，副标题是“套利：华尔街赚钱秘笈”。布斯基对《华尔街日报》记者说：“我曾考虑过要不要谈论幕后的操作技巧和烟雾缭绕的房间，但最后决定把它写成一本严肃的套利专业书。”该书厚二百四十二页，据称布斯基花了三年时间才得以完成。这是一本枯燥的关于套利技术的专题书，书中把套利人描写成技术娴熟、具有远见卓识的业内典范。最后，布斯基煞有介事地对记者说：“不义之财决不染指，套利人不靠背后耍手段挣钱。”
这本书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且大多是积极而正面的。布斯基摇身成为一个著名专家，被纽约大学商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聘为客座讲师。邀请他发表演讲的请柬雪片般飞来，他穷于应付，很多只好推掉。每当他到某个单位演讲时，总是受到非常隆重的欢迎。
在这些光环的笼罩下，布斯基好像已不是普通的套利人。在别人眼里，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做起风险套利业务，因为他经常大量买进某公司的股票，以此逼迫该公司接受买空或收购。不过，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他有时也显出缺乏自信。6月，当他的新书巡回宣传抵达华盛顿一站时，《华盛顿邮报》记者大卫·怀斯问他事业的动机是什么。怀斯问道：“你已经是一个富有的人，你还在追求什么？”
“是这样，我有时想，我是一匹擅于沿着一条路奔跑的马，这是上帝恩赐我的礼物。”布斯基解释说，“我不知道其他的路。我不知道怎样去当一匹产奶的马，也不知道怎样去牧场。因此，我只是一直在做自己承蒙有幸能做好的工作，并努力把它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接着，他说出了一个奇怪的预感：“不管我的这套东西以后还行不行，陪审团还没有出场。很可能明天你会看到我的墓志铭，上面写着类似这样的字：‘消息不明，停止交易。’”
布斯基用以实现新抱负的工具是一家储蓄信贷银行——圣芭芭拉金融公司，米尔肯和达尔正在帮他努力取得对该公司的控股权。他们之所以对储蓄信贷银行感兴趣，是因为政府解除了对该行业的管制，使其发展潜力大增。以前，这些银行的业务被限制在储蓄、家庭贷款和房屋按揭上，如今它们可以自由进行各种投资。这些银行以高利率吸引存款。对于储户和储蓄信贷业主来说，风险都很小，因为政府给所有的储蓄都上了10万美元的保险。看来，政府是鼓励储蓄信贷银行业主做投机业务。
为了支付高利率，储蓄信贷银行必须通过投资获得高回报，而回报率较高的垃圾债券似乎是理想的投资对象。米尔肯已经把很多这类银行转变成了垃圾债券的大主顾，如森德拉斯特银行、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美国金融公司和美国储蓄银行，布斯基和圣芭芭拉金融公司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
布斯基一直在为套利业务寻找资本，他认为储蓄信贷银行可以无限制地供给他所需要的资金。但是，无论布斯基自己的资金计划是什么，米尔肯他们总是能颇有自信地预知大多数资金的最终去向，即投资米尔肯选择的高收益债券。
纳格尔应邀去百慕大埃尔博海滩饭店参加一个布斯基所称的“商业银行”会议。布斯基乘私人飞机前往，身边跟着他外出常带的几个随从：康威、外聘会计史蒂文·欧彭海姆和律师斯蒂芬·弗莱丁。欧彭海姆来自ＯＡＤ会计事务所，弗莱丁来自弗赖德、弗兰克、哈里斯、施里弗和雅克布森律师事务所。布斯基在这家饭店订了一套总统套房用以自己住宿和大家开会。
纳格尔对收购圣芭芭拉金融公司有无价值心存疑虑。他向布斯基指出，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对用于投资普通证券的储蓄信贷资产的数量仍有限制，所以布斯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从该公司调取所需资金。而且，纳格尔认为，圣芭芭拉金融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好，并且还在恶化。
布斯基很有礼貌地认真倾听，但看起来纳格尔的话并没有让他感到担心。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指导下，他已获得了圣芭芭拉金融公司10％的股权，并通过诺斯维尤公司得到了该金融公司的股票购买权，从而可以把他的股份提高到51％，这一切都是在米尔肯的融资支持下取得的。布斯基坚持说，圣芭芭拉金融公司会确立他的“商业银行家”的地位。
米尔肯很快就按自己的意愿支配起布斯基和圣芭芭拉金融公司来。布斯基与圣芭芭拉金融公司签完购股51％的协议不久，就指示说，在具体收购程序进行以前，该公司必须改善业务运作。他提出的改善方案就是大量购买一批米尔肯选择的垃圾债券。鉴于布斯基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而且马上就要成为该公司的老板，公司董事会对布斯基的话不敢怠慢，马上去贝弗利山与米尔肯和达尔见面，从而在接下来的八个月时间里从米尔肯的高收益债券部一共购买了超过2．5亿美元的垃圾债券。
然而，布斯基要拥有圣芭芭拉金融公司的美梦最终未能成真。虽然里根政府时期经济自由度非常高，但金融法规监管人员对储蓄信贷银行把储蓄金投入套利运作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套利的投机性太强，储户的钱投在这上面不安全。因此，他们虽然不拒绝布斯基提出收购圣芭芭拉金融公司的申请，但对递交的申请采取搁置的方法，始终不给予批准。与此同时，圣芭芭拉金融公司购来的垃圾债券还握在手里。
康威立即为布斯基寻找其他收购目标。他知道布斯基对伊卡恩坐拥ＴＷＡ等多家公司十分羡慕，感到自己也可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布斯基曾差点儿收购斯科特和费泽尔公司（一个家用产品公司），只欠融资支持。但康威未能说服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提供融资，因为德莱克赛尔不看好这个公司，它对该公司价值的评估比康威的评估还保守。最后，著名投资商沃伦·巴菲特把这个公司买去了。
他们先后又找了几个收购目标：科比真空吸尘器公司、全钢家具公司和路易斯安娜的一条小型铁路。对每个收购目标布斯基都要挑出问题，而且一个解决了又找出一个。这使康威越来越泄气。他对布斯基说：“这种交易没有十全十美的，总是有某种风险。”康威发现，布斯基魄力或信心不够，难以成为第二个伊卡恩。布斯基期望自己像袭购手那样攻城掠地，但他害怕失败，担心受到别人嘲笑。他还告诉康威，他怕花钱太多。康威感到，布斯基在德莱克赛尔的信誉正在消失殆尽。大卫·凯一开始曾表示，如果布斯基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当作顾问和融资者，德莱克赛尔愿意为他创造机会并提供研究工作，并补偿他最后的融资和兼并费。这种做法在华尔街的大多数公司都是正常的，实际上没有人直接为研究付钱。但是，显而易见，由于布斯基东挑西捡什么收购也做不成，德莱克赛尔提供服务的动力降低了。
在研究收购目标时，有一次康威对布斯基说：“伊凡，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公司，现在就说出来，不要等大家辛辛苦苦忙了两三个月后你才说。当你理由不充分地说不的时候，大家的士气会受到影响的。”
布斯基经常为自己的收购失败寻找理由，说这些收购目标不够大、不够气派，不合他的胃口。他想要引人注目，想要具有诱惑力，那么媒体似乎是正合适的工具。他的好友马丁·佩里兹买下了《新共和国》杂志，使他也产生了收购一家全国性刊物的念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吸引了他，而且该杂志在华盛顿特区还有一些价值不菲的房地产。但是，由于他过于谨小慎微，这次收购又没有成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后被房地产商莫蒂默·扎克曼买走了。布斯基甚至考虑过为一份新创立的讽刺性月刊《间谍》提供资助，但该杂志没有依靠他的帮助而发行了。
接着，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出现了。布斯基的老朋友伊卡恩建议他关注海湾和西部公司的股票。海湾和西部公司拥有派拉蒙电影公司和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在影视业和出版业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两个行业对布斯基都很有吸引力。伊卡恩还对布斯基说，他认为该公司的股票“估价过低”。于是，布斯基开始囤积海湾和西部公司的股票，拥有量接近5％时停了下来。
布斯基与伊卡恩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伊卡恩也大量拥有海湾和西部公司的股票，两人的拥有量加在一起接近10％，使他们成了举足轻重的股东。于是，伊卡恩建议两人“以两个股东的身份”去拜访海湾和西部公司董事长马丁·戴维斯。布斯基的律师们提醒他，他和伊卡恩不能说是一起的，否则就得公开披露他们的持股情况和购股目的。
戴维斯与作为海湾和西部公司股东的伊卡恩打交道已有好几年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83年，那是戴维斯的前任查尔斯·布鲁道恩刚去世不久。那是一次针锋相对的会面，伊卡恩要求海湾和西部公司注重短期效益，而戴维斯坚持从长计议治理公司。几年来，戴维斯勉强建立起对伊卡恩的尊重，他逐渐认识到伊卡恩的话也有道理。
戴维斯与布斯基的认识是另外一种情况。几个月前，布斯基想方设法与戴海湾和西部公时，戴维斯一直在为纽约卡内基音乐堂的翻修拉赞助，给布斯基也发了一封筹款书。伊卡恩不久就给戴维斯打电话，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傻冒儿，伊凡会以这为借口见你的。”果然，布斯基去找伊卡恩，说他要向卡内基音乐堂捐款，想把支票亲自送给戴维斯。因此，伊卡恩为他们安排了一次会面。戴维斯几乎一见到布斯基就不喜欢他，而且布斯基的“慷慨解囊”——捐款5000美元——也没有使他的这种印象改变多少。
但是现在，布斯基已和伊卡恩一样成为海湾和西部公司的大股东，戴维斯觉得不能不见他们。于是，9月5日，戴维斯邀请布斯基和伊卡恩到他的私人餐厅吃饭，地点在位于中央公园西南角的海湾和西部公司大楼的顶层。戴维斯要求布斯基的保镖把身上的武器暂时交由海湾和西部公司的保安保管，布斯基不太乐意。席间，布斯基对戴维斯极尽盛赞之能事，称海湾和西部公司是“一流的公司”，戴维斯是“优秀的经理”、“杰出的经理”。戴维斯顿生疑窦。布斯基的过分夸奖使他觉得很不舒服。
一通溢美之词之后，那天晚上，布斯基和伊卡恩提出一个融资买断方案，两人据此将海湾和西部公司收购，使其私营化，但公司管理班子不变，戴维斯仍为董事长。由于该公司的股价为40多美元，他们愿意把收购价定为每股52美元。布斯基说，按照这个价格，戴维斯可以“把1亿美元装进自己腰包”。
戴维斯大骇。他说：“你们这样违背股东们的意志。”戴维斯认为，布斯基和伊卡恩的这种建议实际就是企图贿赂他低价将公司卖掉。布斯基承认这样的出价不算高，但似乎并不觉得不妥。他对戴维斯说：“你可以当我的合作伙伴。”这样的前景戴维斯简直难以想像。
戴维斯谨慎地说这个建议他需要考虑。与许多公共公司的董事长不同，戴维斯经常说他的主要目标是提高股东的价值，他不会立即拒绝收购报盘。有许多公司管理者通过融资买断的方法将公司贱卖，但他不愿成为这种人。他对伊卡恩和布斯基说，他喜欢管理公营公司，并想继续如此。不久，他给布斯基打电话，婉拒了他们的融资买断建议。
伊卡恩和布斯基固执己见，于是10月1日再与戴维斯会谈。这次他们谈了更具体的财务计划，但戴维斯对自己的意见也很坚定。会谈是晚上8点前开始的，持续了三个小时，戴维斯也没有招待他们吃东西。他说他主意已定，不想让公司私人化。
两天后，即10月3日，布斯基的朋友约翰·穆赫伦造访戴维斯。戴维斯没有见过穆赫伦，穆赫伦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靴，戴维斯觉得他看上去像个伐木工。穆赫伦努力把话题引到对海湾和西部公司的收购问题上，他对戴维斯说：“你不能信布斯基。你要相信我，我可以当你的眼睛和耳朵。”
穆赫伦向戴维斯保证说，他手里并没有海湾和西部公司的股票，也不打算买。但是，戴维斯也不信任穆赫伦，他担心穆赫伦把他对收购建议的反应传递给其他投资商，甚至传递给布斯基，尽管穆赫伦承诺与布斯基保持距离。他谢绝了穆赫伦。
伊卡恩和布斯基在一起研究可选方案。布斯基对伊卡恩说，他们应该增购海湾和西部公司的股票，以增加对戴维斯的压力。但是，伊卡恩告诉布斯基（和戴维斯），没有戴维斯的同意他不那样做。布斯基给戴维斯打电话，这次没有了溢美之词，而是提出了威胁，声称要把股票拥有量增加到9．9％，并补充道：“我要在董事会占两席。”戴维斯也不甘示弱：“那是不可能的！你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其他没什么好讲了。”
布斯基稍停了一下说：“那你把我的股票都买走。”他提出每股要45美元，而当天该股的收市价是44美元。“绝对不可能。”戴维斯回答，“当股票交易价到45美元时，我才考虑这种可能性。” 海湾和西部公司最近宣布了股票回购计划，但戴维斯并不打算实行布斯基和伊卡恩现在所期望的绿票讹诈。
布斯基黔驴技穷，再一次败下阵来。实际上，他已经受到过收购公营公司失败的打击。那年早些时候，由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领导的保守媒体监督组织——“公平媒体”的代表吁请布斯基对ＣＢ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起恶意兼并。布斯基觉得这起收购比较荒谬，但考虑到ＣＢＳ是一家久负盛名的媒体，他仍然动了心。布斯基分析认为，联邦通信委员会可能不会对这起收购设立障碍，但进行这个收购需要数十亿美元，他自己难以筹到这么多资金。如果他能大量买进ＣＢＳ的股票，并达到一定数量（可能需要15％），就至少可以使ＣＢＳ成为收购目标。其他人无疑也对这块肥肉垂涎欲滴，据说特德·特纳就是其中之一。布斯基回想起自己和米尔肯曾经没怎么费劲就把太平洋木材公司和哈里斯制图公司送到恶意兼并者的手里，于是觉得自己和米尔肯联合起来的威力无人能及，凭借这个力量他或许可以在ＣＢＳ董事会得到一个显赫的位置。因此，布斯基开始买进ＣＢＳ的股票，并让米尔肯也替他买。
然而，当布斯基向证交会提交持股材料并希望以此给ＣＢＳ来一个下马威时，ＣＢＳ却发起了坚决而猛烈的反击。让布斯基非常失望的是，该公司董事长托马斯·怀曼甚至不屑于与他面谈。同时，该公司委托律师起诉布斯基，指控他在购买ＣＢＳ股票时超额融资，违反了净额资本管理规定。
ＣＢＳ提起诉讼那天，布斯基表情严肃。他怀疑有人告密。ＣＢＳ和它的律师怎么能单单注意到布斯基的这个致命之处？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发现他与米尔肯的合作关系。于是，布斯基立即屈服了。双方达成妥协：ＣＢＳ停止诉讼，布斯基签署一份限时协议，承诺不再增持ＣＢＳ股票，并将已有股票出手。
就这样，布斯基在ＣＢＳ及海湾和西部公司两起未果收购中都碰了个头破血流。所幸的是，他的ＣＢＳ股票很容易就出手了，而且获利不菲，因为ＣＢＳ运营的改善和仍然存在的关于该公司被收购的推测大大推高了股价。但现在，他手里的海湾和西部公司股票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海湾和西部公司股价下跌，布斯基大量的海湾和西部股票被套住了。
几星期后，海湾和西部股价止跌回升，到10月中旬达到每股44美元。于是，布斯基打电话给穆赫伦。“我喜欢海湾和西部股票。”布斯基说，“我要买的话出价不愿高于45美元，而如果以45美元交易的话会很棒的。”
“我明白。”穆赫伦回答。通常当布斯基说他“喜欢”什么东西时，穆赫伦就会指望有大的收益。因此，他开始购进海湾和西部股票，促使价格进一步攀升。他的一个助手问他为什么买这只股票，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伊凡喜欢这只股票。”这样的解释足够了。
最后，主要由于穆赫伦介入购买的原因，海湾和西部股票涨到了45美元。过了一会儿，穆赫伦从股市行情自动收录带上看到有人以这个价格抛出了670万股。他意识到布斯基卸载了，把他的股票卖给了海湾和西部公司。同时，穆赫伦买进了不少。其实，布斯基哪里是“喜欢”这只股票，他只是想通过穆赫伦推高股价，以便厚利清仓。“婊子养的！”穆赫伦大声骂了一句，没有针对具体人。
到1985年年末时，布斯基要做当代罗斯蔡尔德的梦想似乎更遥远了。因此，他又去求助惟一可能使他跻身美国一流金融家的人——迈克尔·米尔肯。
收购ＣＢＳ和海湾和西部公司失败后，布斯基对米尔肯说他有一个宏愿，就是想筹集一笔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套利资本。其实，这时他们两人对如何增加布斯基套利资金的问题已经讨论一年多了。按照他们以前讨论的方案，布斯基要关闭现在的伊凡·Ｆ·布斯基股份公司，从有限合伙人中筹集到2．2亿美元，然后米尔肯通过垃圾债券的销售筹集6．6亿美元。这样就会有将近10亿美元的套利资本，这样的购买实力是布斯基做梦都不敢想的。若以3：1的比例获得投资支持，布斯基就拥有30亿美元的投资能力，从而完全可以纵横驰骋，为所欲为，就是最大最强的公司也会闻之丧胆。
但这样布斯基也有代价，对米尔肯的依赖进一步加强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康威很快就看得很清楚。1986年年初，美林公司给康威和布斯基提供了一个几乎毫无风险的机会：古顿工业公司正在遭受马克四型（Ｍａｒｋ Ⅳ）工业公司的恶意兼并。古顿的代理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请求布斯基做“白衣骑士”拯救古顿工业公司，投资不到5000美元将其拿下。康威研究了古顿工业公司及其运营状况，认为这个投资非常划算，相信就是谨小慎微的布斯基也会看好。他告诉布斯基说，这笔生意“几近完美，机会难得”。于是，诺斯维尤公司（布斯基用于收购的工具）董事会开会批准参与这起收购。
接着，就在康威认为这项收购一切都已就绪、可以正式开始时，布斯基却问他：“我应该给米尔肯打个电话问问他的意见吗？”
“不用！”康威强调地大声说。这笔生意是美林公司介绍的，由美林公司安排融资，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康威知道米尔肯一旦得知此事会非把它搅黄不可。“别跟他说，伊凡。”康威请求道，“他肯定会说这笔交易这不好那不好，最后把你说得三心二意。”康威强调表示，如果布斯基在这件事上向米尔肯请示，康威会“很不高兴”。
“那么，至少让我再考虑考虑。”布斯基说。
第二天上午，美林公司已准备好进行下一步工作，这时布斯基把康威叫到办公室，对他说：“迈克说这笔交易可能不划算。”康威十分震惊。米尔肯对古顿工业公司的了解肯定没有康威多。康威想，显然，现在布斯基是撒尿都得经过米尔肯批准。 “别做商业银行家的美梦了！” 他生气地对布斯基说，然后拂袖而去。布斯基一笔收购生意也没有做成，不久，康威辞职走了。
布斯基雇用纳格尔接替康威的工作。纳格尔帮助布斯基紧张地筹集布斯基和米尔肯计划的2．2亿美元资金。他们走马灯似地挨个儿拜访，先后拜见了贝尔兹伯格家族、里克里斯、伦敦投资商杰拉尔德·朗森、赫龙（Ｈｅｒｏｎ）国际公司董事长、歌唱家保罗·安卡和房地产商彼得·卡利考。每到一站，布斯基都大力宣传套利的好处，称套利带来的财富巨大，只是从来没有公开过。他还谈起套利的历史，并把套利界的泰斗——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古斯塔夫·利维也抬出来。他还表示，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融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种优势别人没有。”他在总结时大声道，“这种机会千载难逢。”
在交谈中，话题常常很快就从套利上叉开。例如，卡利考是个飞机迷，他的办公室墙上贴着很多私人飞机的照片，他和布斯基谈着谈着具体谈起下次买什么样的飞机来。贝尔兹伯格家族喜爱船只，与布斯基大谈船只话题，并把自己最喜欢的游艇的图片拿给布斯基欣赏。
总体来说，投资商们对布斯基的筹资活动反应热烈。出资最多的个人是杰弗里·皮克沃，他向布斯基投资了2800万美元。纳格尔觉得这个人很神秘，不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皮克沃在曼哈顿一幢没有名字的大楼里上班，他的办公室外面没有任何标记。
其他投资者包括：古德公司（该公司是布斯基通过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经纪人唐纳德·利特尔联系到的，投了570万美元）、英国水利局退休基金会、林肯国民人寿保险公司、瑞士合作银行、北方信托公司、马丁·佩里兹以及纽约投资商米尔顿·德莱斯纳和约瑟夫·德莱斯纳。
但是，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布斯基和米尔肯的筹资计划受到了冷遇。曾在费斯克拜奇收购案中力劝米尔肯远离波斯纳的斯蒂芬·韦恩罗思现在又开始劝说米尔肯远离布斯基。弗雷德·约瑟夫要求韦恩罗思注意这个融资计划。他们认为，由于布斯基的主要业务是套利，公司给他大量融资会产生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
韦恩罗思马上就对这个计划做出了反应，认为不可行。布斯基公司的财务报表实际上没有意义，因为他购买的大量股票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投资商们无法评估他所持股票的价值大小。布斯基甚至不愿提供持股情况季度报告，认为这些东西是机密信息。如果布斯基出现问题，向他提供资金的投资商们就会被殃及。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雇了一个私人侦探调查布斯基，但这个侦探只发现了一个情况：证交会向布斯基发出过几次质询，而这些质询已得到满意解决。虽然如此，韦恩罗思认为自己已成功说服约瑟夫和公司的其他人拒绝这个融资计划。接着，1985年11月，即布斯基收购ＣＢＳ及海湾和西部公司彻底失败后，他和米尔肯开始催促融资计划赶紧完成。
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也出现了联合反对布斯基的现象。米尔肯的高级助手之一彼得·阿克曼警告说，投到布斯基手里的钱太多了，他难以有效地掌管这么多钱，会不做分析地盲目乱投。米尔肯的弟弟洛厄尔也反对给布斯基融资。洛厄尔说，他不喜欢布斯基，也不信任他。达尔对这个融资计划也持反对意见，说如果市场突然动荡，布斯基就会完蛋，债券投资者也就跟着倒霉。当达尔与洛厄尔就这个问题交流意见时，洛厄尔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哪根筋不对了要做这事，去问我哥哥。”
米尔肯当即否决了这些反对意见，他再次坚决表示：“德莱克赛尔支持赢者，而布斯基就是一个赢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这样结束了。当然，米尔肯没有透露的一点是，他在布斯基的业务中会得到个人利益。这种互利关系会把布斯基与米尔肯拉得更近。
韦恩罗思试图越过米尔肯去阻止这项计划，他恳求约瑟夫否决米尔肯。约瑟夫本来可以这样做，但他没有做。
就这样，米尔肯通过垃圾债券销售为布斯基融资6．6亿美元的计划（正式名称叫“哈德森融资”）在他的坚持下强行开始实施了。刚开始时，市场的反应好像要帮助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阻止这项计划，虽然德莱克赛尔自己没有阻止成功。许多债券购买者对购买这批债券踌躇不前，甚至德莱克赛尔一些最忠实的债券买主也是如此，他们表示不愿投资风险较大的套利基金。德莱克赛尔的债券营销大师达尔对推销这些债券也束手无策，担心很多债券要压在公司自己手里。韦恩罗思、达尔等设法劝说米尔肯对这批债券的发售条件进行一些修改，设定一些限制。布斯基对被特别禁止用融得的资金购买他渴望已久的湾流型私人飞机大为光火。布斯基希望无限制地得到融资，他坚持三比一的投资－资产比，不想在产权比上再附加限定性条件。原定条件要求，布斯基的资产价值若降到规定水平之下，必须实行清算。
后来，债券的销售有了转机。达尔向林肯储蓄信贷银行的查尔斯·基廷推销了1亿美元的债券，这使他的销售大师的名气更大了。这项6．6亿美元的融资计划定于1986年3月21日结束。与此同时，伊凡·Ｆ·布斯基股份公司将被变现，而伊凡·Ｆ·布斯基有限合伙公司将成立。
最后，米尔肯为布斯基融到了6．6亿美元，从而为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赚得2400万美元的融资费。米尔肯还从布斯基处获得500万美元的股本利益（投资业务员在套利公司拥有固定利益关系本身是危险的），德莱克赛尔贝弗利山分部以外的人都不知道这一点。现在米尔肯和布斯基之间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在两人前期的非法活动中布斯基欠米尔肯好几百万美元的账没有还。有这6．6亿美元在手，米尔肯握有主动权。他平心静气地告诉布斯基，必须先把欠账还清，这笔融资才能给他。
3月21日（即拟定融资计划结束那一天），一通电话之后，布斯基同意还钱。由于这会儿时间太晚，无法像以前那样通过证券交易划账，布斯基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米尔肯一些房地产认股证和联合艺术家公司的股票。之后，按照穆拉迪安和瑟内尔的计算，布斯基还有530万美元的亏欠额。为把欠账问题赶紧彻底解决以尽早得到6．6亿美元的融资，布斯基尝试了一种他在以前的非法交易中从未用过的方法——让穆拉迪安发一张530万美元的支票，费用项目记为“交易佣金”。
如果不是ＯＡＤ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们，布斯基欠米尔肯账的问题可能就算完全解决了。ＯＡＤ会计事务所受聘审计伊凡·Ｆ·布斯基股份公司的账目，并发布“告慰函”。告慰函是一种例行公函，表明没有在被审查的公司财务报表中发现问题，是被查公司资质良好的反映。如果ＯＡＤ在审查伊凡·Ｆ·布斯基股份公司的账目后发布告慰函，会有助于投资商对布斯基新成立的合伙公司建立信心。
伊凡·Ｆ·布斯基股份公司于3月21日下午4点（即股市闭市时）正式停业，ＯＡＤ的会计们前来审查该公司最后几天的账目。其中一个名叫彼得·特斯特弗德的会计负责哈德森融资项目的账目，他与穆拉迪安一起在会议室审查最近的交易。特斯特弗德是穆拉迪安的老朋友，他希望账目一切正常。然而，下午4点10分左右，特斯特弗德发现一笔1万美元的应付账款。“这是什么？”他问穆拉迪安。
穆拉迪安查看了底账，一时也说不出这1万美元是怎么回事。布斯基这次筹资一共筹到了将近10亿美元，在这么一笔大账中他对这区区1万美元没有注意。“我真地不知道。”他说。
“我需要看这笔账的单据。” 特斯特弗德说。
“唉呀算了，皮特。”穆拉迪安回答，辩称这么一点数目无关紧要。
“我必须看有关单据，西特。” 特斯特弗德坚持道，“对不起了。”
穆拉迪安恼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皮特，”他说，“你为什么揪住这事不放呢？”接着，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说出他认为更值得担忧的一件事：“你为什么在乎这点小账？我这里还有一笔530万美元的款子呢。”
房间里一阵沉默。穆拉迪安后悔不迭，希望能收回刚才那句话。毕竟他还没有实际支付这笔款，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做账。当然，如果他按原计划在那天晚些时候或次日支付这笔款，需支付的钱得增加一些，但这样不会有人发现，因为到那时整个项目都已结束了。此刻，他多么希望特斯特弗德没有注意到他那句话，但是，从特斯特弗德的脸上可以看出，秘密已经泄露了。
特斯特弗德显然很警觉，问道：“什么530万美元？”
“嗯……忘了这事吧，”穆拉迪安说，“权当我没有说。我们现在不能谈这件事。” 特斯特弗德收起笔记，放在公文包里，起身要走。看到这个阵势，穆拉迪安想布斯基的融资计划可能会因此难以如期结束，于是急了，大叫道：“别，别走！这事我们慢慢说。”
接着，穆拉迪安确认他有530万美元的应付账款尚未入账，这笔账没有任何单据，只有布斯基要求付款的命令。得知这个情况，特斯特弗德回事务所（离这里只隔一个街区）去了。他说他必须就此事与负责布斯基账目的高级合伙人史蒂文·欧彭海姆商量，才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穆拉迪安在会议室等着，如坐针毡，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似乎是漫长的几个小时（其实不过十五分钟）后，电话响了。
“你这个傻球！”布斯基尖叫道，“你这个婊子养的。你他妈的在做些什么？”穆拉迪安与布斯基在一起这么多年还没有听他这样责骂过。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布斯基就啪地把电话挂了。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布斯基又叫骂一通。在不到一个小时里，布斯基给穆拉迪安打了四五次电话，一遍又一遍地骂“你这个傻球”，听得穆拉迪安耳朵都起了茧子。
穆拉迪安被骂得晕头转向。他想今年的奖金泡汤了，而且还可能被炒鱿鱼。像他这样受到过证交会处罚的人，再找工作比登天还难。
在ＯＡＤ事务所，欧彭海姆告诉布斯基，那笔账目没有单据，事务所就不能签发告慰函，从而意味着融资计划不能告以结束。稍微平静些以后，布斯基给米尔肯打电话商量此事。两人商定，这530万美元可以作为支付给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咨询费”，毕竟德莱克赛尔为布斯基的各种项目做过不少研究，这样说能讲得通。于是布斯基把他的会计（包括他聘请的ＯＡＤ的会计）和律师们叫来，告诉他们说这笔钱是作为研究费和其他咨询费支付的。考虑到有关单据马上就会寄来，大家同意各项工作继续进行。
在贝弗利山，米尔肯让他的弟弟洛厄尔起草一封信函，声称这530万美元是布斯基支付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咨询费。洛厄尔起草完毕后，拉住当时正巧在附近的一位名叫唐纳德·巴尔萨的低级雇员与他在信上联合署名。
尽管布斯基在这笔巨额账目上的前后做法非常可疑，但他的会计和律师们向他保证说不会再有问题了。布斯基明显放下心来，但他懒得打电话通知穆拉迪安。晚上7点半左右，穆拉迪安才知道此事，是纳格尔给他打的电话，把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一切都好了。”纳格尔说，“德莱克赛尔马上会把咨询服务费的单据发过来。伊凡消气了。”
穆拉迪安彻底松了一口气，没有再深想此事。通过与瑟内尔一起对账，他发现布斯基和米尔肯是某种合伙人，在联手做什么事情，可能是德莱克赛尔一直在为布斯基做某些研究工作。当然，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出现这么大个乱子。但如果不是这样，又是什么？他无权过问，也不想过问，自己遇到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三天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寄来的收费通知单到了。上面写着：经1986年3月21日议定，咨询服务费计530万美元整。里面还有一封附函，是瑟内尔写的，内容言简意赅：
布斯基先生：
请按上方所列地址将您的汇票如数直接寄给在下。
收方当然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而不是纽约总部。穆拉迪安尽职尽责地办理此事，把汇票发过去。
穆拉迪安深层担忧的问题没有出现。布斯基和米尔肯按计划融得的近10亿美元如期到账，使布斯基成为历史上资金最雄厚的套利人。穆拉迪安不仅没有被解雇，还得到了35万美元奖金。那年其他人获得的奖金比他的多得多，但他不怨恨。戴维多夫的奖金为150万美元，莱斯曼的超过100万，纳格尔的100万。另外，韦基利的奖金也是100万，尽管穆拉迪安不知道他都干了什么。
穆拉迪安非常高兴没有丢掉工作，特别是在一个如今坐拥近10亿美元资金的公司里。他高兴地对妻子说：“我们会富起来！我们的轮船已经进港。”但是，穆拉迪安永远不会忘记3月21日那天的事，不会忘记布斯基的那顿臭骂和自己由此受到的痛苦和屈辱。
最后的盛筵
吉姆·达尔深吸一口气，然后走进会议室进行他的年度薪酬核算。这是1986年，他准备坚持多要点，无论米尔肯提出给他多少，他都要争取多加。他从来不知道高收益部的实际奖金总额多少，他只知道这个数字非常之大。其他员工，如阿克曼，用甜言蜜语从米尔肯那儿哄骗巨额奖金。今年，达尔是无可争辩的营销冠军，在最困难的形势下依然取得了不凡的业绩，比如在布斯基债券的销售中向查尔斯·基廷推销了1亿美元。
米尔肯直奔主题，他对33岁的达尔说：“你今年的奖酬是1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是达尔做梦都不曾想到的，比他预料的要高得多，但他没有忘记坚持多加的决定。“我认为我有资格得到更多。”他坚持道，并列举出自己的成绩。米尔肯认真地听着，显出同情的样子，但很快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吉姆，我真地不能再给你多加了。”米尔肯用温和的口气说，“不然你挣的比我都多了。这样不公平，是吧？”
“我想是的。”达尔说，他对米尔肯拿的这么少感到吃惊。他猜想米尔肯是把本部门的大部分奖金滚存为公司的资本了，而且这个数字比他想像的要多。达尔拥有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将近1％的股份，所以他对米尔肯的“无私”深感钦佩。
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纽约总部，弗雷德·约瑟夫为米尔肯的报酬问题可是绞尽了脑汁。那年春天，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林顿卸任，约瑟夫从公司金融部主管升任首席执行官。在某种程度上，约瑟夫并不想要这次提升。《机构投资者》刚刚评选他为华尔街最佳公司金融经理，他很喜欢公司金融部的工作，觉得正在利用米尔肯现象成就一番事业。同时，他喜欢有些空余时间，以便与妻子在新泽西西北的自家农场劳动。
米尔肯明确表示反对约瑟夫这次调任，他说约瑟夫在公司金融部对他很重要。米尔肯拥有指定首席执行官人选的影响力，但他没有提出合适的继任者。他一开始提议埃德温·坎特，但坎特的个人形象欠佳，不符合公司的需要，这一点米尔肯也不得不承认。风度翩翩的约瑟夫几乎是不争之选。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业绩辉煌，甚至超越了约瑟夫的宏伟规划。1986年，按照公司的奖金分割方法，米尔肯的高收益证券部分得7亿美元奖金，其中约一半属于客户开发费。相比之下，公司金融部的奖金只有1．4亿美元左右，从中可以看出差额之大，并反映出贝弗利山分部的威力之强。
约瑟夫批准了高收益证券部的7亿美元奖金之后，这笔钱在高收益证券部的具体分配就由米尔肯做主了。他拿出约1．5亿分给同事们，包括给达尔的1000万。但是，他分给自己的并不是他向达尔暗示的只有1000万，而且他也没有像达尔猜想的那样把奖金余额滚入了公司资本。真正的情况是达尔万万想不到的：米尔肯把余下的5．5亿美元悉数纳入了自己囊中。这个数字比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全年总利润都多，那年该公司总盈利只是5．225亿美元。
然而，独吞下5．5亿的米尔肯仍不知足，他对约瑟夫分配给高收益证券部的奖金数量感到不满。
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奖金制度中，客户开发费是奖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客户开发费的划定和分配由约瑟夫负责，由他和米尔肯一起商量。两人每年都在电话中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确定谁给公司带来了什么客户，应该得到多少奖金。通常这方面的问题有一百五十到二百起，其中相互冲突的例子占20％。
前一年，有一笔客户开发费的划分没有让米尔肯满意，他坚持认为这笔钱应该归他。他承认另一部门在开发这个客户上有功，但他辩称他与该客户的私人关系是这起开发成功的决定因素。约瑟夫不同意这一点，拒绝将这笔客户开发费归米尔肯。
在1986年的客户开发费评定快结束时，米尔肯又提起了这件事。约瑟夫对他在此事上的“执著”感到吃惊。米尔肯不愿让步，不愿就此罢休。他不停地给约瑟夫打电话，一争论就是几个小时。他条分缕析地举出该客户是在什么时候与本公司拉上关系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到本公司的。约瑟夫不知道米尔肯是从哪儿得到这些情况的。最后，两人都不让步。米尔肯依然没有得到这笔钱，他继续坚持认为约瑟夫骗他。那么，这笔争执不下的客户开发费是多大一笔钱呢，令米尔肯如此耿耿于怀？其实，这笔钱不过1．5万美元。
约瑟夫不理会这件事，认为米尔肯习惯睚眦必争。米尔肯一直对工作极其执著，显然这种性格也用在了追求报酬上。
无论如何，约瑟夫要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情。他挡开了国会在尤纳考收购案上的叫嚣，使限制垃圾债券发行的立法被搁置。媒体也注意到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吹捧、赞扬该公司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章杂志，不仅金融类媒体上有，普通出版物上也有。大多数记者都喜欢为人和蔼的约瑟夫，以及他的顾问人员和媒体公关人员。在他们的笔下，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在冲突和成功的交织中前进，在创新与守旧的较量中发展。
精明的约瑟夫决定对媒体的厚爱做出积极反应，于是举行盛大的年中午餐会招待他们。然而，米尔肯对媒体的态度与约瑟夫完全相反。他讨厌媒体宣传，对所有的采访要求一概拒绝，对记者表示不屑一顾，甚至连一句“无可奉告”都不愿对他们说。他执意保持默默无闻，达到惊人的程度。在这方面，在西海岸地区居住帮了他的忙。米尔肯从不参加公司在纽约举行的新闻招待会，从而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性。
新的重要竞争对手不久都蠢蠢欲动，他们试图赶超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成功，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垃圾债券部，积极参与恶意兼并和融资买断。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与莫赛公司商定了一项40多亿美元的融资支持计划。摩根·斯坦利公司与德莱克赛尔联手支持罗纳德·佩雷尔曼夺取里夫隆公司（此役给德莱克赛尔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声望），在业内引起震动。美林公司和希厄森·莱曼兄弟银行也不甘示弱，纷纷出击。第一波士顿银行拥有兼并业务明星布鲁斯·瓦瑟斯坦，在这个领域更是不甘人后。
米尔肯决心捍卫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市场份额，于是与竞争对手们展开了激烈搏击。他向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发出威胁，声称要以巨额资金支持他的客户夺取该公司领导的对沃纳科（Ｗａｒｎａｃｏ）公司和纳申纳尔－吉普瑟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ｙｐｓｕｍ）公司的融资买断业务。他还从萨罗门兄弟公司手里争抢维克斯（Ｗｉｃｋｅｓ）公司的业务，萨罗门兄弟公司董事长约翰·格特弗兰德恼羞成怒，派他的高级助手去贝弗利山警告米尔肯：“如果你们不罢手，我们就宰了你。”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还胁迫斯塔利大陆（Ｓｔａｌｅｙ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公司进行融资买断。斯塔利大陆公司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大型谷物加工商，德莱克赛尔在1986年底左右开始购进该公司的股票。一天，德莱克赛尔一位负责人给斯塔利大陆公司的首席金融官罗伯特·霍夫曼打电话，表示德莱克赛尔有兴趣“与斯塔利大陆公司建立投资业务关系”。两天后，该负责人又给霍夫曼打电话，告诉他德莱克赛尔贝弗利山分部拥有“大量的”斯塔利大陆公司股票。然后，贝弗利山分部的达尔打电话给霍夫曼，坚决表示德莱克赛尔“要担任斯塔利大陆公司的投资代理”，并称德莱克赛尔手里有150万股斯塔利股票。霍夫曼问德莱克赛尔为什么不向证交会提交13－Ｄ持股情况报告，达尔答称这种报告“不利于做生意”，接着向霍夫曼建议由德莱克赛尔领导进行一项融资买断计划。达尔夸称：“我们可以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让斯塔利大陆公司私有化。”
霍夫曼非常震惊，粗暴地拒绝了达尔的建议。过了一会儿，达尔又打电话，提出让斯塔利大陆公司派人到德莱克赛尔纽约总部，一起研究融资买断所需要的资金数额。霍夫曼又拒绝了，这次达尔被惹恼了，威胁称斯塔利大陆公司应该与德莱克赛尔“坐下来商谈”，以免“我做出对你们不利的事来”。
可怜的斯塔利大陆公司看来要遭受太平洋木材公司那样的命运，但这时约瑟夫介入了，他赶忙安慰简直要崩溃的斯塔利大陆公司，向他们保证德莱克赛尔不会以恶意手段对付斯塔利。德莱克赛尔贝弗利山分部还以高压手段胁迫温－迪谢（Ｗｉｎｎ－Ｄｉｘｉｅ）公司（南方一家大型食品连锁公司），约瑟夫也以类似的方法对该公司进行安慰。约瑟夫担心以高压手段拉业务的方法正在失控。他知道，如果用这种方式进行市场竞争，德莱克赛尔在垃圾债券市场上的主宰地位早晚要丧失。
约瑟夫努力加强公司其他部门的实力，争取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建设成为像戈德曼和塞克斯和摩根·斯坦利那样全方位发展的大型公司。在约瑟夫的弟弟斯蒂芬·约瑟夫的领导下，德莱克赛尔的抵押证券部业务繁荣，跻身华尔街同类业务部门前五名。德莱克赛尔的市政金融部以前毫无名气，现在在华尔街挤进了前十名，在政府有价证券交易业务中位居第八。同时，它的资产净值研究部在业内声望很高。然而，这些部门在促进公司盈利和增长方面都不能与米尔肯的高收益证券部比肩。它们发展越多，高收益证券部超越它们越快。
这在公司内部形成了两大派系——东海岸派和西海岸派，并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张。东海岸派的主要人员有约瑟夫、韦恩罗思和公司金融部主管赫伯特·巴切勒，西海岸派以米尔肯为首，成员还包括在纽约的恩杰尔、凯和布莱克。米尔肯阵营批评公司金融部表现不佳，说金融部不开发客户，只会借助西海岸创造的优势刨食。他们甚至要求罢免巴切勒的主管职务，被约瑟夫驳回。约瑟夫认识到，纽约总部需要“明星”与米尔肯阵营抗衡，这种明星人物至少需要一个，多了更好。丹尼斯·利文难当此任。
大卫·凯一直称赞利文“出色”，但公司内外其他人不以为然。1985年罗纳德·佩雷尔曼收购里夫隆公司期间，利文以高级投资业务员的身份参与了这项业务，但负责融资的米尔肯坚持要求公司同时派其他人参加，包括阿克曼和恩杰尔。他们与佩雷尔曼在会议室开会时，利文经常出去打电话，有时整天如此。偶尔，他会从外面跑进来，散播听到的谣言。阿克曼特别看不上利文，说他是个骗子。利文向同事们吹嘘说，里夫隆公司收购案是“他的”功劳。
因此，约瑟夫决定再次招贤纳士。四年前，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招聘一流投资业务员的想法只是一种奢望，而现在这种想法似乎不再高不可攀。而且，约瑟夫有一个打算：与两位最负盛名的兼并收购明星马丁·西格尔和布鲁斯·瓦瑟斯坦联系，邀请他们加入进来，在德莱克赛尔打造一个华尔街前所未有的兼并收购力量中心，并在公司纽约总部形成一支足以与贝弗利山分部相抗衡的力量。
这一次，当约瑟夫向西格尔打电话时，发现西格尔对他的话听得很认真。
约瑟夫第一次给西格尔打电话是在1985年6月，当时两人面谈了一次。约瑟夫强调表示，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拥有不断增长的资本优势，其融资能力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难以具备的，而且，德莱克赛尔具有将其客户基础向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蓝筹股大客户领域扩展的潜力。约瑟夫说，随着形势的发展，华尔街不久将由几家资本雄厚的公司所主宰，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显然不会是其中之一。
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内部，公司“长老”阿尔·戈登也开始认识到公司应该卖掉，他准备通过自己的大量股份兑换巨额现金。但是，德农齐奥反对这样做。几年来，精明的德农齐奥把公司股份都分配给了自己的同盟者。他早就认识到，像戈登这样的人早晚会与他发生冲突。
公司其他人赞成别的解决方案。小马克斯·查普曼提出出售公司20％的股份，可能是卖给日本人。查普曼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定额收入与金融期货部主管，他使公司成为指数套利与程序交易（运用芝加哥多角市场指数选择权和电脑程序交易法进行交易）领域的重要成员。查普曼是德农齐奥的接班人人选。德农齐奥试图在查普曼与西格尔之间营造一种竞争关系，但西格尔告诉德农齐奥他对当接班人没有兴趣。德农齐奥坚持道：“不要对查普曼这样说。”现在，查普曼提出出售公司20％的股份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筹集公司运作所需要的资金，又可保持公司的独立，从而不影响他日后当接班人。
其他管理人员赞成将公司公开上市，这样可以使他们最终以市场价格兑现手里的股票，同时可以保持公司的独立性。摩根·斯坦利公司那年早些时候就将部分股份成功上市了。但西格尔等人认为，由于本公司状况不好，能否上市成功是个未知之数；即使成功上市，公司也可能很快失去独立，因会它会像任何其他公开上市的公司一样，容易成为收购目标。德农齐奥似乎情愿让各种意见互相争执，从而维持他所希望的现状。
1985年底，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遇到了一场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使西格尔对公司的前途彻底失望了，从而坚定了他离开此处的想法。当时，该公司在投资一笔创记录的市政公债及其他证券的年底库存。为尽可能多地购买这些证券，缺乏应有资本基础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进行了大量融资，致使它像布斯基那样超出了最低资本管理规定。于是，公司年底现金周转不开，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渡过危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四处借贷，但都被银行拒之门外。公司首席金融官理查德·斯图尔特在除夕那天四处打电话求情借钱，终于在晚上10点争取到了一个美外投资商联合财团的支持。该财团表示愿意提供一笔短期贷款帮助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渡过危机，不过这笔贷款的利率非常高，超过15％，但在绝望中挣扎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不得不接受。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雄心勃勃地计划扩展零售经纪网。斯图尔特辞职去了美林公司，部分原因是对公司资本不足表示不满。还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挂冠而去，市政金融部主管投奔了第一波士顿银行。然而，德农齐奥对这种现象无动于衷，没采取任何措施亡羊补牢。
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1985年底遭受危机时，西格尔与约瑟夫的联系增多了。这期间，他第一次表示他倾向去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工作。尽管西格尔到德莱克赛尔的职务是兼并收购部联合主管（另两位是大卫·凯和利昂·布莱克），但他将直接向约瑟夫负责。另外，他要来德莱克赛尔，还需要得到米尔肯的批准。
1986年1月，西格尔飞往贝弗利山去见米尔肯，住在离米尔肯办公室只一街之隔的贝弗利·威尔榭饭店。米尔肯给西格尔省去了大多数求职者都要接受的早上4点半的面试。那天下午，纽约股市闭市以后，米尔肯来到西格尔入住的房间与他交谈。西格尔以前没有见过米尔肯。米尔肯一来，西格尔马上感觉到他犀利的目光有一股穿透力，并感觉到米尔肯单薄的身体里散发出激情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