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们三人第一次呆在一起。弗里曼是套利界的名人，威格顿给他打电话他从来没有给回过。
“你好。”威格顿说。
“你好。”弗里曼回答。他们好像都一时找不出话来。
这三个人的律师倾向要他们与政府对抗。布斯基丑闻公布后不久，由于担心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被卷入其中，该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位名叫斯坦利·阿金的刑事律师。阿金是一位著名刑事律师，该事务所有刑事案件经常请他处理。现在，威格顿被安排由阿金做辩护人，阿金从禀性上喜欢与政府对抗。阿金为塔伯尔推荐了一位律师，叫安德鲁·劳勒。像在米尔肯案中一样，律师之间的经济关系意味着一个核心辩护小组（本案中系由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主导）会对案件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负责支付所有的律师费。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代理佩多威兹建议弗里曼聘请保罗·柯兰当辩护律师。柯兰以前当过美国检察官，现在是凯、斯科勒、菲尔曼、海斯和汉德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弗里曼因布斯基一案接到传票后，佩多威兹所在的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查。那些传票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内没有引起过多的担忧，而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调查认为弗里曼及公司没有过失，因为调查中没有发现任何违法行为的证据。
在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接受庭审之前，2月12日（星期四）大约中午时，设在地下的审判室里才来了一半人，多是记者。从某种程度上说，逮捕弗里曼等人的消息比向德莱克赛尔和米尔肯提出指控要让人震惊得多。虽然被逮捕的这几个人在个人权力和影响上无法与米尔肯相比，但他们所在的公司——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在华尔街上都是很有名的。尽管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据悉经营比较困难，但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总体上可能是华尔街上具有支配地位的公司。这不是一个涉及暴发户或贪婪新贵的案件。指控这种级别的公司进行内幕交易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逮捕中所采用的方式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不像逮捕利文，逮捕这几个人都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逮捕塔伯尔是在他的公寓楼大厅里，逮捕威格顿和弗里曼是在他们的公司里。这样做是确保这个消息在华尔街和媒体流传开来。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包括引发了一些不实报道，比如有报道称，平时非常温顺的威格顿把一位逮捕他的执法人员一拳击倒在地，戴上手铐才被制服。华尔街上许多人对他们的同行被像普通犯人一样对待感到愤怒。还不断有指责称，一直爱在媒体前做秀的吉尤利安尼想往上爬，他是为达个人目的企图借此事耸动视听。尽管逮捕的建议是卡伯里提出的，但这些指责乃信者为实。
到现在，华尔街的人们非常害怕。许多人曾经——委婉一点说在机密信息问题上不很慎重。甚至就在这次逮捕行动之前，许多套利人和交易员还在担心政府的调查可能往哪儿发展。他们害怕的是，证券法规中的刑事条款——甚至是那些他们长期以来因技术性太强而不予理睬的方面，如禁止“寄存”的法令——可能真地要实施了。如今，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这两个全国著名的公司都被牵涉出来了，许多人断定政府的调查已经失控了。这正在威胁着每个人的幸福。
这次庭审引起了更多的谣传、推测和怀疑。政府把指控这三名套利人的证人称为“CS-1”，即“机密证人一”，暗指可能还有“机密证人二”（CS-2）。政府说，CS-1在案发时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政府拒绝提供更具体的说明，只是说CS-1的“可靠和确实”是经过“充分证实”的。
根据公开出来的指控，CS-1曾把有关KKR公司收购斯托勒通信公司的内幕信息透露给弗里曼，弗里曼当时已买入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他利用得到的内幕信息来“确定合适的出售股票购买权的价格”。指控还称，在布恩·皮肯斯收购尤纳考公司时，弗里曼曾把尤纳考公司防御策略的关键内容通过电话披露给CS-1。CS-1接着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威格顿和塔伯尔，威格顿和塔伯尔利用所获信息实施了一项复杂的交易策略，通过购买尤纳考公司的股票出售选择权获取了大量非法收益。这项有关尤纳考公司的指控使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特别尴尬，因为该公司在它最近发表的1986年年度报告中还着重提到它为尤纳考公司设计的反收购策略。政府补充道，这种非法活动大约从1984年6月一直持续到1986年1月，涉及“许多具体的重要交易”。
庭审后过了一会儿，美国检察官鲁道夫·吉尤利安尼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这些逮捕行动只是“漫长重要调查”的开始。在一项明显针对米尔肯、德莱克赛尔、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以及其他牵涉到这些活动的未具名者的评论中，吉尤利安尼说：“如果他们知情明理，还有几分道德感的话，就应该与政府合作，努力帮助美国政府清理这个混乱局面。”
提审结束后，弗里曼回到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与套利部前主管罗伯特·鲁宾进行了交谈。鲁宾对弗里曼因布斯基一案收到传票倒没感到担忧，但政府的逮捕行动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完全是瞎说。”弗里曼说。
鲁宾显然是公司董事长约翰·温伯格接班人之一，他在公司里支持弗里曼。鲁宾决定负责这起调查工作，与佩多威兹密切合作。当他看政府的逮捕证时，对上面的“广泛共谋”的说法感到不相信。如果弗里曼与西格尔有共谋的话，为什么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在政府指控中没有提到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一些其他交易中竟然赔了钱？鲁宾很了解弗里曼，他所了解的鲍勃·弗里曼绝对不会做这些事。鲁宾对吉尤利安尼公开污辱弗里曼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怒不可遏。作为一位民主党筹款人，鲁宾不愿让共和党的吉尤利安尼以贬损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而获得政治上的好处。
鲁宾和佩多威兹找到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因素。当他们更加仔细地检查政府的指控时，很快做出断定：政府是非常错误的。杜南签署的宣誓书在描述尤纳考公司收购案一情时有一个差错：它说有关尤纳考公司的信息是在4月由弗里曼泄露给CS-1的，而不是这起交易的实际时间5月。
杜南在转抄帕斯查尔的笔录时愚蠢地犯了一个错误。对这种情况政府可能会在后来做出澄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政府对此进行了澄清，说它在时间说明上犯了一些纯粹技术性的错误，这些是因匆忙而造成的无过之错。但是，对于存心相信弗里曼无辜而认为政府错误的人，政府的这些澄清只是过耳清风。按照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强硬态度，即使政府的差错程度再小，政府证据的可信性也要大打折扣。
那天下午，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管理委员会举行了一个非正式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支持弗里曼。与此同时，鲁宾要佩多威兹继续进行调查，说他要在弗里曼是否真地做了错事的问题上弄清真相。然而，他们关心的问题主要是政府是否能够排除一切怀疑地“证明”指控的真实性，而不是弗里曼是否做了错事。因此，他们的调查主要是为可疑交易寻找看似真实的借口，而不是审查弗里曼与西格尔是否真地有内幕交易关系。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可能也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强烈的反政府心态的必然结果，弗里曼被捕后，这种心态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很有影响。
那天晚些时候，威格顿与律师交流完毕后，本能地返回自己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办公室。当同事们看到他从门口进来时，都站了起来，热烈欢迎他。威格顿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说他会准时回家吃晚饭。下午5点45分，他和以往一样，与其他两个同在新泽西住的搭帮用车的同伴一起乘车回家。在路上，他们边走边聊，谈论起当天的市场活动和他们的周末计划。出于对威格顿的尊重，他的同伴们没有谈论他被捕的事。威格顿自己也没有提这个话题，他认为提这种事会显得失礼。
在威格顿等人被逮捕和提审当天，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都公开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有违法行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发言人说：“本公司向来反对根据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这是公司的一贯政策。就我们所知，这项政策得到了严格遵守。” 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声明说得更直截：“根据我们自己的内部审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本公司的套利部主管或本公司有任何违法行为。”
CS-1当然就是西格尔。星期四一早，杜南就给西格尔打电话。“今天不要去上班。”杜南命令道，“直接去杰德（即拉考夫）的办公室。”在去见拉考夫的路上，西格尔意识到杜南是准备让他进行法庭答辩。根据他与检察官办事处的协议，何时答辩他要听从政府的安排，而不许自己选择答辩时间。
上午10点半左右，西格尔到了穆吉·罗斯律师事务所办公室。拉考夫告诉他，配合政府进行秘密调查的行动停止了，他被安排于次日进行答辩。（“他们可能会要你在星期五——即13日——答辩。”几个星期前拉考夫曾这样预测道。现在看来他言中了。）西格尔给他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告诉他的秘书凯茜他没去上班。凯茜再次成为西格尔的重要消息传送人，她十分兴奋。“他们逮捕了威格顿、塔伯尔和弗里曼。”她说，“他们是把他们铐走的。”她把股市行情收录器上打出的这条消息放在面前，读着上面的内容。当然，这三个人凯茜都认识：威格顿和塔伯尔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弗里曼经常给西格尔打电话。
凯茜继续向西格尔讲述情况。“这里每个人都很激动。”她是指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说公司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都非常高兴。西格尔一时不明白为什么，但凯茜很快做了解释。几个月来，媒体上关于德莱克赛尔涉嫌布斯基丑闻的报道长篇累牍，使德莱克赛尔受到很大压力，而今，最终被牵连的并不是德莱克赛尔，而是其他公司。而且，被牵连者中还有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它是最受德莱克赛尔尊重的一家公司，也是德莱克赛尔试图超越的公司。德莱克赛尔一直想对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取而代之，以成为华尔街上的龙头老大。
让西格尔惊奇的是，凯茜没有暗示有人怀疑他可能受牵连。与凯茜交谈完，他挂掉电话。他感到难过的是，凯茜对他如此忠诚，而他要让她震惊了。
拉考夫和斯特劳斯带西格尔梳理一遍第二天法庭答辩时要谈到的事情。西格尔认罪资料的副本和政府新闻稿副本那天夜里很晚才到。很明显，事情进展很快，政府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在讨论政府将要披露的关于西格尔的材料时，西格尔与政府在他从布斯基那里实际得到的现金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西格尔坚称这个数字只是70万美元，但布斯基对政府说是80万美元。检察官们似乎对这种不一致很恼火。他们不想公开猜测西格尔和布斯基中有一人说谎，所以他们强迫西格尔接受布斯基的说法，这个钱数他们要写在新闻稿里。西格尔坚定地拒绝了。他认为，钱数出现不一致的原因是送钱人揩油了，但这跟他没关系。他收到的是70万，他不能说其他数，无论受到多大压力。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谎言中，他不想再说谎了。最后，政府放弃了原来的要求。
现在，西格尔开始做他担心是最困难和最痛苦的一件事。在配合政府进行秘密调查阶段，政府禁止他把他出事的消息告诉除他妻子之外的任何人。现在，他可以把事情告诉亲属、同事和朋友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但他必须去面对。
他打电话找到了父母，他们现在正在佛罗里达，乘坐他给他们购买的娱乐车在那里旅行。他让父母两人都来听电话。几星期前，当西格尔告诉父母他不能参加他们的四十周年结婚纪念时，他们很失望。现在，儿子又告诉他们这个更坏的消息，他们简直承受不住了。儿子曾经取得了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成功，而现在这个可怕的消息更让他们始料未及。母亲禁不住哭了。然而，他们主要是为儿子的健康担心。他们要立即过来看他，但他劝阻了他们。他向他们解释了以后几天要发生的事，极力劝他们放心，说他会一切都好的。
西格尔接着给他弟弟、妹妹和简·戴的父母打电话，他们无不对西格尔出事的消息表示震惊和难以置信，继而难过地哭泣。然后，他给关系最近的一些客户和同行打电话。他想找ＫＫＲ公司的亨利·克拉维斯，但没有找到，只好把电话打给乔治·罗伯茨。罗伯茨表示听到这个消息很难过，希望他保重。西格尔也给以前的邻居塞缪尔·海曼打了电话。海曼试图支持西格尔，说他确信有地方弄错了，但他没有强要西格尔与政府对抗。接下去，西格尔给公共关系专家格舍恩·凯克斯特和另一位主要客户斯托克顿·斯特劳布里吉打电话。他也给彼得·施瓦茨打了电话，施瓦茨是个出租车司机，西格尔经常坐他的车，两人成了朋友。西格尔对施瓦茨说：“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最后，他给马丁·利普顿打电话。利普顿是他的良师益友，对他帮助非常大。他还不知道利普顿和他的事务所正在做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代理。西格尔重复着以前向利普顿说过的道歉的话，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他多么希望利普顿能做出一些同情或原谅的表示啊。
“我要看看能给你做些什么。”利普顿最后说。利普顿冷冷的脸上哪怕闪出一丝亮光，西格尔都会深受鼓舞。
然后，西格尔再次给凯茜打电话，这次是让她到拉考夫办公室来。她来到后，西格尔把她领到一个会议室，关上门。“我犯事了。”西格尔对她说，“我让你失望了。”他感到好像是在向自己的女儿坦白过失。凯茜似乎仍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告诉她他犯了内幕交易罪。
凯茜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为什么？”她抽泣着说，“为什么？”
西格尔难以回答她。他感到这一天来的痛苦和压力要给他撑破了。两人一起哭了起来。
拉考夫仍然担心西格尔的心理状态，第二天上午，他用自己的车拉西格尔去法院。西格尔可能在去法院的路上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拉考夫不想冒这种风险。到法院大楼后，西格尔被领着从侧门进去，然后被带到一楼大审判室，在这里可以听到诉讼人的申请和答辩。这天西格尔穿着一套深灰色西服，里面是一件蓝色衬衫，扎着红色领带。罗伯特·沃德法官把西格尔的答辩排在当天日程的最后一项，这意味着他得等待将近三个小时后才能出庭。
CS-1将确认身份并答辩的消息传遍了各大媒体，因此审判室里挤满了各路记者，这与前一天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在这里受审时的情况形成明显对比。旁听者中还有素描画家，他们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专注地盯住西格尔。各大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挤在通向审判室大门和联邦法院大廊柱的宽阔楼梯上。最后，沃德法官宣布西格尔出庭。
西格尔向法官保证，他没有服用药物，也没有看过精神病医生。沃德法官问他的文化程度。西格尔迟疑了一下，他准备说是哈佛商学院，那是他的母校，但他不能，因为他太惭愧了。“大学毕业。”他最后回答道。法官开始宣读起诉书上的指控，西格尔被控犯一项违犯证券法律罪和一项逃税罪（没有申报从布斯基那里所得的非法收益而逃税）。西格尔几乎没有听到法官在说什么，他擦着眼里的泪水。
“你如何答辩？”他听到偌大的法庭里回响着这句话，然后是寂静。
“服罪，法官阁下。”他说，柔声而坚定地。沃德法官宣布将于4月2日对西格尔进行宣判，离现在不到两个月。
西格尔被推回被告席，和那天上午接受审讯的二十七名贩毒者一起按指印。为了避免遭到记者围追，他想从一个地下室的门走出法院，但被等在那里的国家广播公司的记者堵住了。他的律师们拥着他往车旁挤，记者们的照相机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上车前，他只停了一下，吻了一下奥德丽·斯特劳斯的面颊，然后上了车，车门随着砰地关上了。这辆车拉他直接去机场。
不安的华尔街
西格尔认罪及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被捕的消息使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及其新主人通用电气公司极为不安。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兼并收购部主管听到西格尔认罪的消息后，哭着从交易厅跑了出来。西格尔仍然有许多敬慕者，尤其是那些支持他的人。但是，随着事实的揭露，特别是他接受过布斯基的黑钱这样的事情被公布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里反对他的情绪增强了。对于西格尔投奔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直就有一种怨恨。现在这种怨恨很快变本加厉了。
当通用电气的高级官员们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正在公司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总部的餐厅吃午饭。他们本来认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是一家杰出的投资公司，向它投资了6．5亿美元，现在他们意识到，这笔投资陷入了危险，这使他们很震惊。那天晚上，通用电气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两家的有关管理人员在曼哈顿高档的勒伯纳丁酒楼举行了一个晚宴，庆祝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最近一起业务的成交，宴会上了解的情况使通用电气的官员更加警醒。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管理人员与其新主人之间磨合得不是很好，而威格顿被捕一事又给他们造成了不和。当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马克斯·查普曼等人替威格顿辩护时，通用电气的官员不以为然。通用电气的官员们有过与政府打刑事官司的经验，他们认为，政府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是不会发起大型调查的，更不会公开逮人。他们知道，有西格尔的合作，政府会掌握强有力的证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有不当行为的证据。一个公司通常要为员工的犯罪行为承担罪责，而西格尔正在认罪。
通用电气公司兼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具体管理仍由德农齐奥负责，通用电气很少插手。然而，认识到目前情况潜在的严重性后，通用电气安排分管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副总裁兼金融服务部总监劳伦斯·博西迪负责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案的处理，并指定拥有刑事案处理经验的通用电气副总法律顾问约瑟夫·汉德罗斯负责此案的具体事务。博西迪以前是一位著名的职业棒球运动员，为人正直诚实，人品无可指摘，而且对“旧”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个人情结。他决心快速修补任何已造成的损害。
通用电气此前已经向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派出了一支自己的审计小组，彻底审查该公司的财务执行和控制情况。现在，通用电气立即要求该审计小组调整方向，转而调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被控的内幕交易问题。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也组织了一支自己的工作组，成员包括约翰·戈登、西格尔的朋友彼得·古德森和公司内部律师罗伯特·克兰茨。随着他们开始工作，恐惧感——大多是不可名状的恐惧感——笼罩着整个公司。西格尔会不会牵连到其他人，特别是德农齐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套利运作是怎么一回事？有的人听说该公司有个套利部，感到很震惊。审计小组在仔细审查交易记录时，按“可疑”和“有问题”进行分类，并做出统计。哈尔·里奇听说，“可疑”交易仅仅几天就列出了一百多宗。
里奇和戈登的担忧还有其他理由。他们在研究政府对弗里曼的指控时，回忆了他们自己在ＳＣＡ交易中的经历。他们当时的怀疑现在似乎被证实了。他们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政府对弗里曼的指控看来是真实的。
西格尔答辩的第二天，即星期六，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小组应召到圣安德鲁斯广场与吉尤利安尼和卡伯里等人会谈，检察官办事处方面同时参加的还有刑事处主任威尔逊和负责弗里曼案的检察官卡图西耶罗。另外，证交会的林奇和斯特克也参加了，因为关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任何决议中都必须包括一份与证交会的协议。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方面参加的有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马文·施瓦茨、克兰茨、汉德罗斯和加里·纳夫塔利斯，其中负责者是施瓦茨。纳夫塔利斯曾当过威尔基斯的律师，汉德罗斯后来请他担任通用电气的法律顾问。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违法是没有疑问的。”吉尤利安尼开始道。但施瓦茨立即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你们应该道歉。”他愤愤不平地对吉尤利安尼说，接着开始责备检察官办事处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
卡伯里对施瓦茨予以反驳。他指责施瓦茨的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有利益冲突，因为它曾在其他事务上既做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代理又做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代理。施瓦茨简直要从椅子上跳起来，提高嗓门说：“用不着你来在这方面教训我。我即使需要有人在职业道德方面提建议，也轮不到你。”
政府律师们想不到施瓦茨一上来就要求政府道歉。自威南斯案以来，他们一直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及其法律顾问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有怀疑。从威南斯一案可以看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显然法纪意识淡漠，内部管理不善。如今，该公司以前的业务明星西格尔已坦白了在该公司时的主要犯罪活动，而该公司竟然认为政府应该道歉？
克兰茨出来替施瓦茨帮腔。“我们的当事人有什么问题？请告诉我。”他说，同时扫视着在座的政府律师。政府律师们没人理他，他接着说：“我实在看不出我们的当事人哪儿违法了。”
吉尤利安尼仍然很镇静，“我们认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违法了，这是我们的想法。”他说，“你们的当事人出问题了，这个问题你们解决得越快越好。你们必须受到某种惩罚。”然后，卡伯里把话茬儿接过来。他回顾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要为西格尔的行为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并提醒他们在威南斯事件中的不良表现，包括威南斯在一本书中披露出来的一些违规行为。接着，卡伯里抛出一枚重磅炸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问题并不仅限于西格尔的事。根据政府还掌握的情况，该公司的波士顿经纪人唐纳德·利特儿（与布斯基有往来）进行股票寄存交易，该公司资本交易部联合主管也有问题，而且，最令人吃惊的是，该公司总裁约翰·罗切也不清白。
“我们要起诉你们。”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施瓦茨好像非常吃惊。吉尤利安尼告诫施瓦茨公司要为员工的罪行承担责任，施瓦茨反击吉尤利安尼不通情理。在双方的反唇相讥中，会议很快就破裂了。施瓦茨率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小组拂袖而去，吉尤利安尼等人不胜气愤。
汉德罗斯把这次会谈情况向博西迪做了汇报，博西迪听后大吃一惊。他认为，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所采取的态度愚蠢到了极点。博西迪决定，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且要快。他看到过政府起诉赫顿银行时对该银行造成的毁灭性影响，相信政府若起诉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对该公司声誉的影响也将是毁灭性的，即使公司最后侥幸获胜也同样是有弊无利。
通用电气公司的审计小组加快了工作进程，并向汉德罗斯和博西迪汇报调查结果。他们的发现不令人鼓舞。在受调查的交易中，有些根据公开信息可以解释得通，有抗诉的余地，例如关于通用食品公司收购案的交易。但在大陆集团公司收购案的交易中情况如何呢？大陆集团公司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客户，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部选择购买该集团公司股票的时间恰到好处，正巧在“白衣骑士”出现之前。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交易有类似的“巧合”。“这种情况一到两起我们能够容忍。”纳夫塔利斯对汉德罗斯说，“但多达五六起就不行了。”
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高层人员的晤谈也不能让人拂去疑虑。德农齐奥表示，他对西格尔与弗里曼的内幕交易关系并不了解。通用电气公司愿意相信这个说法，但是，德农齐奥鼓励西格尔向威格顿和塔伯尔在套利业务上提供建议，他甚至连表面上的分隔套利部与其他部门的措施都没有。他疏于内部控制。通用电气官员认为，德农齐奥对公司的管理是很糟的。他们还断定，公司总裁罗切（现正被调查）和公司内部律师克兰茨更不称职。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小组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会谈破裂后两个星期，纳夫塔利斯给卡伯里打电话。“通用电气人员想见你。”他对卡伯里说，“这次没有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或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人。”通用电气公司决定把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控制权拿过来，而且不只是对这次刑事调查的控制权。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此案代理人身份被中止了，由纳夫塔利斯和他所在的克莱默、莱文、尼森、卡敏和弗兰克尔律师事务所取而代之。3月7日，博西迪亲自与吉尤利安尼和卡伯里进行了十五分钟的会谈，他在会谈中的口气与上次施瓦茨的迥然不同。
博西迪在会谈中非常坦率，就差直接承认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有罪了。他叙述了通用电气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进行的彻底调查，并承认发现了“严重问题”。检察官们认为，这种调查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文过饰非式的内部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博西迪强调表示，通用电气只是刚刚兼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对调查中暴露出来的情况一无所知。该公司若遭到起诉，就可能破产，七千名无辜员工就会失业。
接着，博西迪提出了具体的补救措施：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高层人员包括德农齐奥、罗切和克兰茨——将被解职，必要的话还要予以开除。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将彻底取消套利业务。（博西迪断定，金融公司不应从事套利业务；在这种公司里，即使套利部与其他部门相分离，也不可能保证不出现利用内幕信息的问题。）另外，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还要与证交会达成一项合适的解决方案。
通用电气公司的坦诚和果断给两位检察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吉尤利安尼对博西迪说，通用电气的做法与其他牵涉这起丑闻的公司的行为相比，不啻一缕“新鲜空气”。显然，他所谓的“其他公司”是指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自从政府实施逮捕行动以来，博西迪和纳夫塔利斯第一次看到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不会被起诉的一线希望。
正当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案发生有利转变的时候，政府又获得了另一个胜利。1987年4月，杰弗里斯集团公司董事长博伊德·杰弗里斯承认两项重罪，并同意与政府合作。杰弗里斯集团公司是洛杉矶一家大型经纪公司，是场外市场交易的开创者。杰弗里斯为布斯基“寄存”过股票，布斯基给了他300万美元的“好处费”，政府掌握这方面的证据。这笔钱的发票上写的是“投资咨询服务和公司金融服务费”，从这里可以确认布斯基曾以类似的在发票上虚列开支的方法支付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530万美元黑钱。
更让人吃惊的是，杰弗里斯还供出了一桩与布斯基无关的活动。他供称，他曾应一位同伙的要求，在美国运通银行二次销售费尔曼基金会的股票时操纵股价。这项活动也涉及在发票上虚列开支问题。杰弗里斯在通过大量购买股票而推高股价时自己遭受了损失，那位同伙就是以虚列开支的形式支付补偿杰弗里斯损失的钱。与其他涉案者不同，杰弗里斯对那些在华尔街上极其正常的行为也承认有罪。正如他的律师告诉政府的：“博伊德是在帮客户的忙。他是在客户间互帮互助的环境中长大的。而现在规则正在变化。”
让杰弗里斯操纵费尔曼基金会股价的那个同伙不是别人，正是桑迪·刘易斯，即在艺人餐馆介绍穆赫伦与布斯基认识的那个套利人。后来，刘易斯与布斯基闹翻了。为报复布斯基，刘易斯那个夏天几乎天天缠着加里·林奇，敦促他继续调查布斯基。现在他的愿望达到了，布斯基完蛋了，但是，刘易斯的下场比布斯基还惨。刘易斯一直以来总是摆出一副道德高尚者的样子，他在接受调查时愤然否认自己有罪。但没几个人相信他的话。他越来越因虚伪受到人们的嘲笑。不久，他在华尔街的事业就完结了。
检察官办事处在这些胜利上的欢欣很快被其他案子的不顺取代了。在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的案子上，政府好像在艰难地挣扎。西格尔结束法庭答辩回到佛罗里达后，有一次，他看到了根据他的供述拟写的逮捕弗里曼等人的逮捕证，于是立即变得心烦意乱。政府在签发逮捕证时，专门把西格尔供述的最复杂的尤纳考和斯托勒两起收购案提了出来。关于这两起交易，杜南只审问过西格尔一次，当时是帕斯查尔作记录。当西格尔看到杜南签署的宣誓书时，感到很震惊。这份宣誓书的大意是准确的，但是，正如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已经发现的，宣誓书上的细节有错误。
按照宣誓书所称，关于尤纳考公司股票回购计划的所有联系都是西格尔在塔尔萨机场与弗里曼的通话。事实上，在塔尔萨机场的通话只是一部分，宣誓书上错误地把多日和多星期的通话给缩短了。政府还出了一个错误，它宣称弗里曼每做完一笔交易都把有关材料保存起来。西格尔对此同样感到很震惊，他告诉政府律师说，保存这种材料的是布斯基，不是弗里曼。拉考夫知道，优秀的辩护律师会利用政府的这种失误，质疑政府指控的真实性，从而使政府窘迫。西格尔担心，政府会不公平地指责并起诉他撒谎。拉考夫本来希望政府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之前，让他和西格尔先检查一下对这几个人的指控材料，但检察官们为了保密没有这样做。现在一切都晚了。
拉考夫给卡伯里打电话，让斯特劳斯在一旁监听。他要明确地向卡伯里说明，西格尔对这些错误没有责任。卡伯里承认政府出现了这些错误，并说政府会找机会予以更正。令拉考夫释然的是，卡伯里并没有责备西格尔的想法。而且，卡伯里似乎对这些问题没有过分担忧。
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被逮捕约七个星期后，于4月9日被起诉。政府对自己的错误简要做了更正，表示尤纳考交易发生的时间是1985年5月15日和17日，而不是以前所称的4月，斯托勒交易发生的时间是4月，而不是12月。但是，政府保持针对这两起交易的起诉，指控每个被告四项重罪。
颇有意义的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受到指控，说明通用电气官员与吉尤利安尼达成的谅解起了作用。为表示对政府的支持，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立即停了威格顿的职，并停止为他支付律师费，同时也停止替塔伯尔支付律师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通用电气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通用电气的律师会见了威格顿的律师斯坦利·阿金，直言告诉他，威格顿只有真地无罪时才可以与政府的指控相对抗，如果有罪，就应该认罪并合作。不仅如此，通用电气的律师还说，如果威格顿与政府对抗到最后却被判明有罪，通用电气将要求他交回该公司购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股票时付给他的300万美元，并将拒付仍欠他的另外300万美元。
与通用电气形成对比的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仍然顽固支持弗里曼，不过它又发表了一份声明，措词比以前那份温和了许多。这份声明说：“我们了解他、信任他。就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我们继续认为他没有违法行为。”
通用电气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一个公司中，被起诉员工应该被停职。而且，通用电气的官员对威格顿或塔伯尔确实都不了解，停威格顿的职也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看法，即政府关于这两人知道西格尔有内幕消息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停止支持威格顿的做法在公司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对公司自治权被通用电气这样的工业巨人夺走仍然感到愤愤不平者。同时，这些变故对一向镇定自若的塔伯尔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失去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支持使他感到伤心，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坚持认为自己无罪。
与一个月后发生的一场喧闹相比，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出现的这种抱怨算得上是温和的。5月12日，负责这起案子的两个检察官——卡图西耶罗和约翰·麦坎尼出庭，对法官路易斯·斯坦顿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为此案的审判做准备。麦坎尼承认道，“事后想来”，政府本来可以推迟进行这些闹得满城风雨的逮捕行动。他同时承认：“如果动作过快，我们可能出错。”
这种做法是令人震惊的，这等于在关键时刻承认政府判断有误，不仅是在本案上，而且在其他正在进行的调查上，包括米尔肯案。通常情况下，要求推迟审判的是被告方，但在本案中，被告辩护律师意识到加快速度对他们有利，所以反对推迟审判。政府提出推迟建议的第二天，斯坦顿法官支持被告方，否决了政府的提议，引用《第六修正案》加快此案的审判。吉尤利安尼的发言人对《华尔街日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失败。”但是，显而易见，被告方及其支持者有理由欣喜若狂。
现在，政府遇到了麻烦。这些案子是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寻求撤诉？许多人认为撤诉是不可思议的。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论。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没有参与逮捕决策的制定，但他们坚定地认为政府有义务继续将案子进行下去。特别是卡图西耶罗，多年来他一直在该办事处工作，深受吉尤利安尼前任们办事传统的熏陶。按照那种传统，检察官办事处一般不批准匆忙逮人。但是，一旦对被告实施了逮捕，卡图西耶罗就严肃坚持应有的权利，快速驱散笼罩在他们声誉上的乌云。
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都认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办理这个案子，而且有很好的成功机会。他们相信西格尔将是一个极好的、非常可信的证人。他们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搜集了许多交易记录，可以为西格尔的供词提供充分支持。但是，他们缺少合适的印证证人。对任何检察官来说，只根据一个主要证人对被告提出指控都是不安全的，更不用说这个证人是一个刚刚服罪的人。
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反对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的观点。他说，政府现在不应该再贸然继续此案，以免错上加错。他坚持这种立场可能还有其他考虑。威尔逊工作的一部分是保护他的上司吉尤利安尼及其政治前途。吉尤利安尼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功，包括对前布朗克斯民主党领袖斯坦利·弗莱德曼的定罪，这起案子是他亲自办理的，赢得了很多赞扬。他还因确定布斯基认罪协议和整治华尔街而获得了进一步的赞誉。吉尤利安尼风头正劲，凭这种架势可能很容易地入主纽约市长官邸或州长官邸。他在媒体上的形象几乎一律都是积极和正面的。但是，现在怎么做会更好呢？是暂停此案以后再重新起诉（那时吉尤利安尼可能已离开该办事处），还是不惜可能遭遇尴尬而继续进行此案，从而使吉尤利安尼受到责备？
该卡伯里表态了。当初他同意了杜南提出的逮捕建议。他对这起案子有信心。他不会玩政治游戏，也没有政治野心。作为一位资深检察官，他不愿否决对此案尽职尽责的同事们的意见。他同意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的观点，建议此案继续进行。
吉尤利安尼进退两难。如果否决卡伯里的建议，对卡伯里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但是，吉尤利安尼在逮捕提议上支持过卡伯里，而结果是如此之糟。最后，吉尤利安尼同意了威尔逊的意见，命令助理检察官们准备一份寻求撤消此案的动议。
到第二天中午，谣传就起来了，说政府要采取非常措施撤案。拉考夫给西格尔打电话讲了此事，西格尔疑惑地问：“会那样吗？”
“那是不可能的。”拉考夫回答。他是根据自己曾在检察官办事处工作多年的经验做出这种判断的。他仍然认为，政府实施逮捕行动是有备而为，肯定是有了印证证人才动手的。他推测政府完全会将案子继续下去，即使这样会使检察官们感到有些紧张。他在检察官办事处工作时，遇到这种情况至少就会这样处理。
然而，拉考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当天就发生了。5月13日，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再次出庭。由于此案很快变成了内幕交易丑闻中第一大有争议的案子，法庭上挤满了记者、其他潜在被告的律师和好奇的旁听者。卡图西耶罗明显很痛苦，但他的精神比前一天要好一些。他对斯坦顿法官说，政府在是继续此案还是要求撤诉的选择中，“经过论证决定撤诉”。为淡化这种尴尬之举的影响，他补充说现在的起诉“只是冰山的一角”，并发誓政府将寻求新的起诉，把内幕交易陈词从两种交易扩大到九种不同的交易。
三名被告本人都没有出庭，而代表他们出庭的律师难掩内心之喜，他们不失时机地抨击政府。威格顿的律师阿金称，政府耍这种花招“明显是要逃避此案的快速审判”，“是可笑的”。塔伯尔的律师劳勒说，政府此举“说明政府证据不足，逮捕行动错误”。同时，媒体大肆进行各种报道，称被告被捕后受到虐待，并被剥夺宪法赋予的权利。在大多数未决案件中，辩护方律师都是想方设法避免冒犯检察官，因为检察官在决定检控程序上有很大的决断权。但是，在这起案子上，辩护律师却公开而明显地与检察官斗法，而且战无不胜。
此案的这种奇变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内没有对人员士气产生什么影响。威格顿的支持者受到案情变化的激励，开始强烈要求为威格顿复职。政府撤诉第二天，通用电气履行对检察官办事处的承诺，免去了德农齐奥、罗切和克兰茨的职务，任命通用电气董事、伊利诺伊机床厂前董事长赛拉斯·卡思卡特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新董事长。此举在该公司引起了更大的愤怒。
“前几天我还在想，我们这里需要的是一个乖乖听话的人。”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个管理人员说，语中透着挖苦。博西迪在为通用电气的决定辩护时说，通用电气的调查发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在财务、行政、管理和信息系统等方面的控制上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作为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忠诚者的抚慰，马克斯·查普曼（过去曾和西格尔一起是德农齐奥的继承者人选）被任命为首席运营官，向卡思卡特负责。“他们要我给公司挣钱，而来的卡思卡特61岁了。”查普曼对《华尔街日报》说，讽刺卡思卡特年老。
通用电气公司刚兼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时，对该公司的管理是放手的，毫无疑问，现在它要行使对该公司的控制。它安排亲通用电气人员负责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高级财务和管理工作，并调派一批通用电气的信贷人员进入该公司的垃圾债券和融资买断领域。通用电气公司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有6亿美元的投资，它要努力保护这笔资金。几个星期后，当证交会宣布它正在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商讨课罚该公司2530万美元事宜时，通用电气的策略就变得明显了。与此同时，吉尤利安尼公开宣布，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将不被检控。
通用电气公司对于结果没有感情用事。博西迪达到了他确定的首要目标，即让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免于起诉。于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幸存下来了。对于通用电气来说，虽然有损失感，但更多的是有一种困惑感：像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这样历史长而声誉好的投资金融公司，怎么到了如此失控的地步？该公司得以幸存下来的东西就是，摆脱了2月份逮捕事件以来所面临的被检控危险，现在可以自由恢复业务。
但是，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许多人看来，该公司变得面目全非了，成了通用电气信贷公司的一个附属小店，而通用电气信贷公司也只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个附属物。威格顿职务的剥夺和待遇的取消打碎了人们对公司的忠诚，没有人再把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视为一个“家庭”了。不少人很快就离开了这里，投奔他处，其中有哈尔·里奇。最后，连约翰·戈登也走了。这个组织他们已不再认识了，在这里他们感到失落和孤立。在冥思静想时，他们意识到，他们曾经熟悉和热爱的那个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很久以前就消失了。80年代是制造圈钱“明星”的年代，迈克尔·米尔肯、伊凡·布斯基和马丁·西格尔这些闻名全国的风云人物应运而生，但他们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1987年5月13日，许多助理检察官和纽约南区校友来到公园大道一座大楼，参加本年度的校友聚餐会。他们一律穿着正装，看上去有点僵硬。举办这种年度聚餐会是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长久以来的一项传统，目的是把现在该办事处工作的和曾在这里工作的律师们召集到一起，并维持一种非正式的校友关系网。这种聚餐会由各位成员轮流做东，今年的做东者是保罗·柯兰。
今年聚餐会的日子正好是检察官办事处要求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等人撤诉的日子，其中的弗里曼是柯兰的当事人。在聚会的大餐厅里，大家议论纷纷，几乎一致对检察官办事处的做法提出批评。有的人责怪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说如果这个被告不这么财大气粗，就不会有这么大喧嚣，当然也就不会引起媒体的注意。但这种观点明显只是少数人的。撤诉至少令检察官办事处非常尴尬，更不利的是，它反映该办事处无能，损害该办事处的声誉。
聚餐会上，杰德·拉考夫来到霍华德·威尔逊身边，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这是一件重要案子，你们把它弄糟了。”
威尔逊马上替吉尤利安尼辩护。他说：“你在说什么呢？是你那小子不济事，害得我们还要做大量印证工作。”他所说的“那小子”是指西格尔。
拉考夫本来希望友好地讨论问题，但威尔逊的话把他激怒了。“你那样说不公平。”他反驳道，“我一直说，他能供述的就是这些。他完全是诚实的。撤诉的馊主意是你出的。”
在检察官办事处，遭受挫折最大的似乎是卡伯里。他像往常一样神秘莫测，但好像失去了某种热情。不利宣传是令人痛苦的。卡伯里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害羞的人，对表扬性宣传会感到不自在。
柯宁聚餐会不久，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在低潮中努力重新积聚动力和士气，而卡伯里则宣布辞职，让同事们大为震惊。他在公开解释辞职原因时只是说，关于米尔肯和弗里曼的这两起主要案件可能要拖上几年。他还说，弗里曼的案子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挑战，这起案子不像米尔肯案那么复杂，它所涉及的只是相对简单的内幕信息交换，只需进行例行印证。还有其他原因。卡伯里觉得，当他在1986年接受反欺诈处主任一职时，他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工作的时间已经超过了通常的三到四年聘任期。他在这里已工作了八年，那些亲密的朋友都已经走了，现在该他动一动了。
这些理由都是真实的。但是，卡伯里的许多同事并不认为这些就是圆满的解释。有一点他们很清楚，就是吉尤利安尼对卡伯里失去了信任，尽管吉尤利安尼不承认。信任的丧失会使任何具有卡伯里那样的自尊和专业水平的人都难以再工作下去。
但卡伯里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他不愿到陌生人那里推销自己。然而，最重要的是，他的朋友们不太相信他会扔下米尔肯案而抽身退出。他正在进行一场执法行动，这场行动可能重塑华尔街，重整全国金融市场。米尔肯是这场调查案的核心人物，当卡伯里一开始获得利文合作的时候，可能就开始下定决心将米尔肯这样的“塔顶”人物缉拿归案。现在他怎会扔下此案不管？
做出辞职决定后，卡伯里抓紧时间找工作。8月份，克利夫兰一家大型全国性律师事务所——琼斯、戴、里维斯和波格律师事务所与卡伯里联系，要他在该事务所驻纽约办事处开办白领辩护业务。卡伯里甚至不知道琼斯、戴、里维斯和波格律师事务所有一个纽约办事处。他飞往克里夫兰，与他未来的合伙人见面。他不想再找来找去了，所以没有考虑其他机会就接受了该事务所的邀请。10月，卡伯里离开了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他本来应该功成身退，这下却似乎更像是退却。
吉尤利安尼快速行动，任命布鲁斯·贝尔德为反证券欺诈处主任，试图以此积聚动力，重获主动。贝尔德是吉尤利安尼的高级助手之一，多年前与吉尤利安尼在司法部共事过。他1980年加入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后，成功办理过一些有组织犯罪案件，包括科伦波案。他先是担任反毒品处主任，后转任刑事处主任。他在戴维斯－波尔克和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对证券法有所了解。戴维斯－波尔克和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是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现正与凯、斯科勒律师事务所一起做弗里曼的代理。
贝尔德与卡伯里从外形到性格都没有共同点。卡伯里身材肥胖，有幽默感，而贝尔德又高又瘦，为人严肃，而且说话乖巧。贝尔德是美国中西部人，毕业于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他的办案方针比卡伯里的更强硬。由于他在最棘手的执法领域工作过，所以他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被逮捕和被当众上铐并不感到不妥。他的是非观非常鲜明，这一点与吉尤利安尼很相似。
当吉尤利安尼提出要贝尔德担任反证券欺诈处主任时，贝尔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知道，他将要在外界的注目之下主持本办事处的两起最重要的案子，即弗里曼案和米尔肯案。他明白，这两起案子的结果可能影响本办事处的信誉和吉尤利安尼的政治前途。他必须赢。
然而，当他接手工作的时候，胜利的可能性似乎很遥远。由卡洛尔和法德拉负责的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调查好像停滞了，对弗里曼的调查也没有新的进展。华尔街的人抱团对付政府的调查。
贝尔德立即注意到，这些内幕调查案与他办理过的黑手党案具有相似性。像有组织犯罪者一样，华尔街上的嫌疑犯视沉默和忠诚高于一切，把讲真相和根除金融腐败的义务弃之一旁。比如，如果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某位合伙人参与了违法活动，那么他宁愿自己坐牢也不把公司的其他参与者牵涉出来。还有，在有组织犯罪案的调查中，有许多连锁案，但没有足够的侦查人员来追踪所有的线索。贝尔德画了一个图表，写下嫌疑者的名字，并把名字用方框框起来，然后按照连锁关系把这些方框连在一起。整个图表完成后，贝尔德画出了近二十个方框，大致连成一个圆圈。并非所有的线索好像都能查到结果。米尔肯位于顶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接近中间位置。
12月，贝尔德和同事们偶然发现了米尔肯案的一些有价值的证据。调查人员在检查有关布斯基交易的所有文件时，在布斯基的个人文件中发现了一个标记为“ＤＢＬ计划”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显然是由布斯基的秘书保存的，里面的内容看上去正是由穆拉迪安整理、后来又按布斯基的吩咐销毁的账表。卡洛尔立即让穆拉迪安前来辨认。
“就是它！”穆拉迪安看到这个文件时大叫道，“这就是我在佛罗里达休假时整理的东西。”布斯基显然忘记了，他在把这份德莱克赛尔的购股记录原件交给穆拉迪安备案以前，让秘书把这个记录复印了一份。
现在，穆拉迪安可以不用重补这份文件了。政府不仅有了实际的原件副本（这份证据更有价值），而且上面的数字确证了穆拉迪安凭记忆告诉他们的证言。
此后不久，检察官办事处又在米尔肯案和弗里曼案上取得了另一个突破。贝尔德就任反欺诈处主任后，马上与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开会研究弗里曼案。由于此案给检察官办事处造成了负面影响，吉尤利安尼明确要求工作人员把它作为当务之急来办理。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说过中止的起诉只是冰山的一角，发誓要找到更多的证据。他们必须兑现誓言，因而压力很大。去哪儿找更多的证据呢？
卡图西耶罗记得，西格尔在供述过程中说到他在斯托勒收购案期间与弗里曼的一次对话。弗里曼向西格尔透露说，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正在积聚斯托勒股票，准备“认真”促成一笔大交易。西格尔问弗里曼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弗里曼回答：“我与替科尼斯顿投资公司买股票的人关系很近。”
卡图西耶罗认为西格尔提供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弗里曼除西格尔之外还有其他的内幕消息来源。但是，西格尔记不起弗里曼所说的与他关系很近的那个人的名字，而且怀疑弗里曼是否向他提到过那个人的名字。卡图西耶罗通过快速调查，弄清楚了这个疑问。科尼斯顿投资公司是通过一个名叫奥克利－萨顿的公司购买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奥克利－萨顿公司的人员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人员是同一班人马，负责人是詹姆斯·里根。里根是弗里曼在达特茅斯学院上学时的同窗好友。当然，他就是向弗里曼提供科尼斯顿公司积聚斯托勒股票一情的消息者。弗里曼被捕和西格尔认罪后大约两个星期，里根和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被传讯。交易记录揭示了斯托勒股票的预期交易情况，而电话记录表明，里根和弗里曼在这起交易期间经常通电话。
贝尔德认为，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深入调查的目标。或许该公司的那些负责人与弗里曼是同谋，他们本身就可以证明检控的正当性，或者他们可以与政府达成认罪求情协议或求得豁免，以此为条件向政府提供弗里曼犯罪的证物和证言。但是，贝尔德需要更多的信息，他不想让该公司知道它已成为政府调查的目标。因此，贝尔德计划采用一种传统的调查方法——找一个与该公司有矛盾的雇员盘问，这种人往往是前雇员。不久，他找到了这样一个人。
在弗里曼案的压力下，卡图西耶罗把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雇员们的交易记录都收集过来，挨个儿进行检查。这项工作虽然单调乏味，但终有所报。检查中发现，该公司一个名叫威廉·黑尔的雇员在本调查案涉及的一项交易中有内幕交易嫌疑。当检察官们锁定黑尔（也是达特茅斯校友）时，得知他已不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工作了。他被该公司解雇了。
检察官办事处向黑尔发了一个传票，但这种方法没有奏效。黑尔说他不会与政府合作。他雇了一位律师，检察官们打算通过他的律师达成某种协议，暗示检察官办事处希望黑尔提出一个价值预估，特别是提供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其他人员的违法情况。黑尔的律师回话说，黑尔拒绝向政府提供任何种类的价值预估。无奈之下，检察官们决定采用最后一招，即在大陪审团面前讯问黑尔，迫使他在获取豁免的条件下作证。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他们知道他们可能想晚点检控黑尔，但觉得别无选择。
1987年11月，黑尔前来作证。他是个身材颀长的年轻人，头发深黄，面部棱角分明。他看上去不感到紧张。贝尔德亲自提问他。不出他所料，由于黑尔避重就轻，闪烁其词，讯问没什么结果。然后，贝尔德转向一个好像无关紧要的问题，问黑尔为什么离开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黑尔只稍稍犹豫了一下就如实回答道：“不是我离开，是我被解雇了。”
“为什么？”贝尔德接着问，本能地抓住黑尔突然现出的坦率。黑尔接下来的回答令人震惊，大大出乎贝尔德的预料，在他作为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出乎预料的事。
黑尔的回答是：“我不能忍受他们正在犯的种种罪行。”
黑尔谈起了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违法活动，贝尔德简直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出现这种情况让检察官们喜出望外。看来政府不仅可以获取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违法活动的证据，而且，根据黑尔所述，该公司的主要同谋者不是别个，正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突然间，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活动看来使反欺诈部两个最大的案子之间有了联系。
根据黑尔的供述，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经常在美林公司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寄存”股票，制造假损失，欺骗国内税收署。该公司在德莱克赛尔的联系人通常是布鲁斯·纽伯格，他是贝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就是有一次把电话听筒软线嚼断的那个人。为制造假损失、少缴税，普林斯顿－纽波特常常以亏本价把证券“卖”给德莱克赛尔的高收益证券部，不久再以相同或稍高的价格将它们“买”回来。黑尔说这些交易确实是假的，因为德莱克赛尔不承担任何货主风险。德莱克赛尔给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帮这种忙，是为了使该公司成为受它摆布的客户，这样，当德莱克赛尔的营销员推销垃圾债券时，普林斯顿－纽波特就会愿意、甚至急切地购买。
黑尔解释说，他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时，他的上司保罗·伯克曼安排他进行“赋税寄存”，这让他很担心，因为这里面显然有潜在的法律问题。但是，伯克曼对他的担心不以为然。在一次公司会议上，伯克曼毫无忧虑地说：“国税局没有人力区分这些类型的交易，也没有把它们弄明白的能力。”他指示黑尔把证券先卖出去，然后以稍微不同的价格将其重新买回，通过这种方法来“掩饰”这项计划。他还让黑尔在“寄存清单”上把这些证券和价格记下来。
黑尔对贝尔德说，当他表示不愿做这件事时，就被解雇了。
虽然黑尔未能向检察官们提供有关里根与弗里曼关系的情况，但他突然之间成了意外有惊人价值的证人。而且，他提供了更多值得追查的线索。他说，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纽伯格毫无疑问是一个知悉内情的参与者。纽伯格还有一个助手，名叫莉萨·安·琼斯，她经常替纽伯格处理交易，可能能够确证黑尔许多供述的正确性。而且，黑尔还讲出一个重要情况，说有关股票寄存计划的谈话可能无意中录了下来。他解释说，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一直有一种录音制度，公司交易员的谈话按照惯例都被录下来，虽然他们不是公司的高级官员。这种录音制度在许多公司都很常见，其用途是解决可能与客户发生的纠纷。
贝尔德和卡图西耶罗决定，在黑尔获豁免并作证的消息传出去之前，迅速就他提供的情况展开调查。幸运的是，黑尔的解雇使他与以前的同事们关系疏远了，所以他自己向外讲述他与政府合作一事的风险非常小。但是，消息会在辩护律师之间传播。检察官们尤其担心录音磁带问题。黑尔说过这些磁带定期六个月后销毁，如果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听到黑尔泄露了情况，可能会提前销毁磁带。
尽管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一事上舆论宣传对检察官办事处不利，但检察官们并没有对可能再次实施强力出击畏手畏脚。他们利用黑尔供述的情况，快速获取了搜查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搜查证，出具的理由是该公司有偷税嫌疑，但没有提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或弗里曼。贝尔德的执法方法更为严厉，检察官们的行动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从现在检察官们的行动仿佛可以看出，前些时逮捕弗里曼等人行动中的问题并不是检察官办事处太严厉，相反是办事处不够严厉，没有对这些嫌疑犯起到威慑作用，从而没能使他们认罪和合作。作为办理黑手党和毒品案件的检察官，贝尔德知道，犯罪嫌疑人明白什么是威力。在吉尤利安尼的首肯下，贝尔德计划进行一次大搜查，这次搜查行动在严厉程度上使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等人的行动相形见绌。
12月中旬的一天，即黑尔在大陪审团面前受审后几个星期，几辆客货车来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中心一幢不太显眼的、隐约是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办公楼前，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办公室就在这里。圣诞节就要来了，办公楼前街道两边的商店橱窗都装饰得非常漂亮，不远处是普林斯顿大学宁静的校园，这条街道通往该校大门口。车子停稳后，从车上涌出五十名政府执法人员，全副武装，穿着防弹背心。
这些执法人员拥入电梯，然后挤过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办公区的玻璃门。出示搜查证后，他们蜂拥进入各个办公室。公司员工吓呆了，惊恐地坐在办公桌前。在执法人员完成搜查之前，员工们一个也不许离开。执法人员打开文件柜和办公桌，把文件装进纸箱子里。到下午结束时，他们装运了三百多箱文件和记录，其中包括最重要的材料——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录音带。
贝尔德和卡图西耶罗还叫来了他们的高级调查员托马斯·杜南，要他给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莉萨·琼斯发传票。在对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实施突击搜查那天，杜南飞往加利福尼亚，接着乘车前往莉萨·琼斯的家。琼斯住在洛杉矶北郊一幢新式的公寓楼上，杜南来到琼斯的门前时，接近晚上10点。
琼斯是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个人奋斗英雄在20世纪80年代的化身。她14岁就从位于新泽西的家里跑出来，一路西行来到加利福尼亚，通过虚报年龄在一家银行找到一份年薪5000美元的出纳员工作。她是高中学历，学历证书是通过进修同级课程获得的。现在，她只有25岁，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当交易助理，年薪为11．7万美元。她是布鲁斯·纽伯格的助手，上班时离米尔肯本人只有一步之遥。她每天早上5点半到办公室，具体工作是替纽伯格写定单，并发到各个交易所。有时，她同时要接打三个电话。她工作很努力，已过上了一种具有一定舒适程度和保障水平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她以前闻所未闻的。她是那种米尔肯喜欢雇用并乐于提拔的员工。
杜南按响琼斯的门铃，琼斯过来开了门。她是一个浅黑型白人女子，身材矮小，深褐色头发卷曲着。“我可以和您谈谈吗？”杜南彬彬有礼地问，接着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说带有给她的大陪审团传票。琼斯请杜南进来，来到她的起居室。杜南很快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之间的交易大致说了一遍，向琼斯表明他对有关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谈话一开始还挺顺利，琼斯坦诚地确认了她与纽伯格和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关系及有关细节。接着，杜南把谈话引向问题的关键。
“你在为他们做寄存吗？”杜南问。
“是的。”琼斯犹豫了一下回答道。
“是为了税务目的吗？”杜南继续道。琼斯突然现出不安。
“不，不是。”她说。说“不是”两字时，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接着，她说：“我要找律师说。”杜南叹了口气，但没有再逼问她。
“我们一直希望你愿意在这个调查中与我们合作。”杜南说，口气中带有遗憾。然后，他把大陪审团传票留给她，走了。琼斯赶紧打电话找律师，由于担心家里的电话被监听，她找一个投币电话打。她把电话打给她认识的惟一一个律师。
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调查人员开始把起获的材料分类，并检查录音带的内容。带子上的录音很多都是例行事务，对政府没有用处。但是，后来，卡图西耶罗取得了一个非常发现：显然是由于涉及一起客户纠纷，1984年12月份有几天的录音没有销毁。当他播放这段录音时，有几段对话让他激动得几乎跳起来。他赶紧把贝尔德叫来。
他们很快把大约二十段对话集中转录到一个录音带上。贝尔德把负责弗里曼案和德莱克赛尔－米尔肯案的检察官都召集过来，听这些录音。听着带子上的内容，他们非常高兴。在这些重要录音中，多数是纽伯格与查尔斯·扎泽基之间的对话。扎泽基是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交易员和合伙人。同时，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在磁带中发现了可以证明加里·莫塔斯克（就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交易员）有罪的录音，他显然在纽伯格不在时替他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做过一些寄存交易。莫塔斯克一直顽固拒绝与政府合作，这个录音证据可能击垮他的抵抗。
负责德莱克赛尔－米尔肯案的检察官约翰·卡洛尔那天因患流感在家休息，同事们忍不住不断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意外之喜，甚至把一些录音在电话上放给他听。
在有一段录音中，里根与纽伯格为被寄存股票的“保存”成本问题发生争吵。“我为你保存了很多你尚未兑现的股票，”纽伯格说，“我一直向你收保存成本费。”
里根回答说：“现在我也在为你保存股票。”里根的话似乎清楚地承认，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寄存了股票。
这些重要录音是一个特别发现，是撤诉六个月来检察官们取得的最大突破。它们是违法活动不可辩驳的证据，其揭示的问题比黑尔供述的还要多。除股票寄存问题外，录音对话还揭露，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按照德莱克赛尔的吩咐，为德莱克赛尔的非法活动提供帮助。它曾在1985年寄存玩具生产商马特尔（Ｍａｔｔｅｌ）公司的股票，并实施一个股票操纵计划。录音显示，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曾利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操纵一只场外交易股票Ｃ．Ｏ．Ｍ．Ｂ．的价格，Ｃ．Ｏ．Ｍ．Ｂ．是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公司，德莱克赛尔当时正在为它经销股票。检察官们思忖：如果这些是普林斯顿－纽波特和德莱克赛尔在任意几天中发生的事，那么这两个公司可能犯下的其他罪行该何其多啊！贝尔德几乎马上认识到，只凭这些录音对话德莱克赛尔就可能被定罪。弗雷德·约瑟夫总是说他要莱克赛尔违法活动的证据，现在他可以自己听听这些录音。
在所有这些录音对话中，给检察官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个。这两个对话之所以显得突出，不仅是因为它们具有作为证据的价值（若单独拿出来这两个对话都不能成为犯罪的证据），还因为它们揭示了80年代华尔街上流行的一种思想状态。
其中一个对话是弗里曼与扎泽基两人进行的。弗里曼在说话中带有一种怀旧的语气。他告诉扎泽基他最近去了一趟大西洋城，并说他年轻时爱去拉斯维加斯赌博，但现在不喜欢这种事了。“它不再有趣了。我想我在这一行时间太长了。”他说，“我习惯占据优势。”
第二个对话是在扎泽基与贝弗利山的纽伯格之间进行的。在安排了一起假交易后，纽伯格对扎泽基说：“你是一个不诚实的家伙。”
“是你教我的，老兄。”扎泽基回敬道，“嘿，听着，傻瓜……”
纽伯格打断了扎泽基，嘲弄地浅笑道：“欢迎来到这个骗子的世界。”
尽管不断有丑闻揭开，80年代的大牛市仍在继续。1986年5月12日，即利文被逮捕那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超过1800点。很少有人看到利文被捕一事的不祥之兆。到布斯基同意认罪的11月，道琼斯指数达到将近1900点。在经过一些最初的震颤（主要是在股票交易和套利运作方面）之后，股市恢复了上升势头。弗里曼和米尔肯及其所在公司的抵抗使投资者保持信心，收购潮的发动机会继续运转。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尽一切努力让人们保持这种印象。尽管身为政府的调查目标，但该公司仍能利用客户的忠诚继续发展业务和扩大市场份额，使其接近创记录的水平。德莱克赛尔能够禁得住外界对其业务合法性的攻击，这在华尔街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毕竟，当它的许多大客户遇到麻烦而无人施援时，它站出来支持过他们，对波斯纳的支持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它陷入了麻烦，该客户们援助它了。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们做出了反应。尽管德莱克赛尔随时可能被指控或被起诉，但它仍然完成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宗垃圾债券交易。政府不能指望通过德莱克赛尔的客户向它施压而使它合作，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德莱克赛尔的客户像米尔肯一样与政府对抗。由于米尔肯对公司的许多客户仍然拥有控制力，这些客户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
然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新业务受到了损失。该公司失去了它惊人的动力。它不得不放弃购置世贸中心7号楼作办公大楼的计划，它所讨厌的竞争对手萨罗门兄弟公司把那座大楼买去了。德莱克赛尔融资支持的恶意兼并报盘也失去了心理影响力，佩雷尔曼退出对吉列公司的收购和伊卡恩收购ＵＳＸ的失利可以理解为德莱克赛尔的失败。但是，德莱克赛尔急切淡化它那备受争议的在恶意兼并事务中的角色，在198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没有再支持任何恶意兼并。
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公布后不久，约瑟夫聘请威尔、戈沙尔和曼吉斯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艾拉·米尔斯坦做他的私人律师，该事务所是纽约一家大型的著名律师事务所。米尔斯坦很快断定，约瑟夫个人没有刑事责任。然而，他从个人层面而不是法律层面上提醒约瑟夫说，他认为米尔肯可能要陷入严重麻烦，对约瑟夫来说最上策就是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辞职。约瑟夫被这个建议惊住了。米尔斯坦所讲的情况是不可想像的。他向米尔斯坦坚持道，米尔肯很富有，认为他这样的人会犯罪是荒谬的。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约瑟夫似乎决心把他个人和公司的命运更紧密地绑在米尔肯身上。早在布斯基丑闻发生以前，约瑟夫就希望以克里斯蒂安·克里斯·安德森为首的以纽约为基地的投资金融集团发展成为一支东海岸客户开发力量，与米尔肯的西海岸势力相抗衡。这个希望没有实现。因此，米尔肯坚决要求把唐纳德·恩杰尔叫回来，以重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开发能力。恩杰尔是米尔肯的忠诚分子，曾因道德失检被约瑟夫开除。
对米尔肯提出的这个要求，约瑟夫一开始不同意，巴切勒、安德森等东海岸派人员也表示强烈反对。然而，米尔肯强调说，在困难时期，“客户关系”至关重要。米尔肯说他自己的客户关系正在帮助公司渡过难关，并补充道，恩杰尔似乎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中惟一另一个懂得如何培养客户忠诚的人。这话显然是对巴切勒、安德森及其他东海岸派人员的尖刻侮辱。
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约瑟夫又向米尔肯阵营让步了。“迈克要你做这个。”约瑟夫对恩杰尔说，“我们需要你。”恩杰尔同意1987年1月回来，担任投资金融集团联合主管。他还设法保留他的补偿协定，并坚持直接向约瑟夫负责，而不是向巴切勒或安德森负责。
恩杰尔刚刚凯旋似地返回公司，就不与安德森商量而把投资金融集团改名为“客户开发集团”。安德森气冲冲地来到约瑟夫办公室，威胁说要辞职。一开始就反对恩杰尔回来的斯蒂芬·韦恩罗思也提出要离开。紧接着，东海岸派的其他成员纷纷仿效。
恩杰尔回到公司后不到一个月，约瑟夫说服他从联合主管的位置上退下来，重新当顾问。恩杰尔毕竟还在负责“掠食者集会”的组织工作。这个集会现在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在政府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进行调查这个特殊时期，这种集会能显示出一种力量。
当1987年的高收益债券交流会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召开时，到处弥漫着一种人心慌慌的气氛。每天都有谣传，说政府要进行大规模的突击检查，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的行动使得这些传言显得更加可信。然而，恩杰尔对此毫不畏惧，挺身应付这种挑战。1987年的交流会是规模最大的，参加者超过2500人，充分显示出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们对该公司的忠诚。
显然，这次集会的真正观众不是在贝弗利山，而是在国会甚至全国。这次会议的调子与往年大为不同。除了没有了以往的兴奋，认为任何事情无所不能的随心所欲感也没有了。8号平房的男宾鸡尾酒会和随后的奇森餐厅盛宴与往年相比有些古板。会议上也没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摇滚录像片，取而代之的是一部名为《德莱克赛尔帮助美国》的准纪录片，片中通过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各大客户的员工之口颂扬垃圾债券，满含深情地褒奖了该公司。
这部片子是一种宣传。当片中斯通货柜公司一位员工说他愿向维护垃圾债券者致敬时，观众中有愤世嫉俗者脱口而出道：“我们给了那小子多少钱？”在片子结尾处，解说者道出了德莱克赛尔因应政府调查而拟定的新主题：“高收益债券融资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它们帮助美国经济运转。”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米尔肯在讲话中表达了类似的主题，并开始塑造他作为“国家之宝”的新形象。他在致开幕词时，没有提及恶意兼并，而是着重讲述了垃圾债券是如何促进中型企业发展和如何使美国保持竞争力的。布恩·皮肯斯原本准备做一个为收购辩护的发言，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审查了他拟定的发言稿，认为这个发言不合适，于是他把讲话主题改了，乏味地谈了一通石化行业的经济形势。
这次集会的调子试图表明，政府的调查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米尔肯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显而易见，在不利宣传的共同作用下，这种做法正在付出代价。约瑟夫满脸憔悴，莫塔斯克面色更不好。相比之下，米尔肯身上的一切——他的活力，他的举止，他的一贯仪态——传达出始终如一的信心。“在我看来，米尔肯没有任何愧疚的表现。”一位集会参加者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我认为，这说明他要么没有罪，要么没有良知。”
像以前一样，这次集会的各场会议禁止媒体采访，但仍有许多记者来到集会所在的贝弗利希尔顿饭店。会议组织者没有驱赶这些记者，而是派人密切监视他们，不让他们进入会场。只有指定的参会者（如威廉·法利）才允许向记者发表评论，而且评论内容是由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仔细拟定的，确保突出会议主题。
这是刑事调查案中一个个人被告发动的最大的媒体攻势，而这次集会只是这种媒体攻势的一部分。其目的主要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米尔肯的被控违法行为上移开，并建立起他在全国的声望。公众舆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场刑事调查的结果，其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这种媒体攻势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检测。
这次垃圾债券会议结束后不久，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发起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垃圾债券主题庆祝活动，包括举行体育比赛、举办讲座和放映电影等，大力吹捧垃圾债券的辉煌及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德莱克赛尔长久以来一直想把“垃圾”一词用“高收益”一词替换，但现在它放弃了这种想法，并且决定对“垃圾”一词大书特书。公司发给员工们带别针的徽章，上面印着一行字：垃圾债券助美国经济健康发展。在一个录像片上，约瑟夫和公司董事长罗伯特·林顿异口同声地吟出这样一句歌词：“德莱克赛尔越是艰难越向前。”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在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展示垃圾债券的所谓受益人。当然，广告上展示的受益人不是米尔肯自己，也不是他的拥护者，如卡尔或斯皮格尔，而是一个精神饱满的年轻男子和他怀孕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他们一家人站在一幢即将竣工的新居前。这个幸福之家的画面与垃圾债券有什么联系？原来，这所新居的建筑商霍范尼安（Ｈｏｖａｎｉａｎ）公司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一个客户。广告上宣称，该建筑商在垃圾债券的资助下，可以“为五万人提供住房，为两万人提供生计”。德莱克赛尔还斥资400万美元在电视上做广告，设计得也很煽情。广告上展示的是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维达利亚市的一座电厂，这个电厂是由德莱克赛尔的垃圾债券资助建设的，据称降低了维达利亚这个贫穷城镇的失业率。《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劳丽·科恩指出，这个电视广告根本不是在维达利亚拍的，该工厂的大多数工人都居住别的地方，而且路易斯安那州劳工厅对广告中关于该工厂降低失业率的宣称提出质疑。科恩的这篇报道见报后，德莱克赛尔的许多人怒不可遏。
在电视上做广告只是媒体攻势的一部分。理查德·桑德勒及公司中米尔肯阵营的其他人开始控制米尔肯媒体形象的方方面面。他们对报道过米尔肯的每个记者都“进行分析”，并根据这些记者对米尔肯的有利程度和可能被操控的容易程度对其“划分等级”。米尔肯阵营把记者分为两个大的范畴：理论家和实用主义者。理论家有望支持米尔肯，因为他们持有相似的政见；实用主义者需要米尔肯阵营的帮助，因为他们不能独自写出新闻。
米尔肯团队最喜欢的理论家类记者是爱德华·爱泼斯坦，他是曼哈顿公司（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 Ｉｎｃ．）的专栏作家，是最先替米尔肯说话的记者之一，曾发表文章称米尔肯正在遭受检察官们的不公正追查。爱泼斯坦表达的主题引起了里根时期经济不干预政策和供应经济学支持者的强烈共鸣。经威廉斯审查同意后，爱泼斯坦获准采访米尔肯，成为第一个对米尔肯进行个人采访的记者。但是，采访中不许他问有关调查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的一些社论作者成为亲米尔肯路线的最有影响的解说者。他们似乎支持他们认为是米尔肯带来的反正统的“创造性破坏”，并几乎毫不掩饰对证券法律的藐视，认为这些法律是政府对创新和企业家能力的不必要规限。
随着1987年炎夏渐渐过去，一种不安的平静笼罩着华尔街。犯罪嫌疑人与政府合作的阶段显然结束了，这种合作曾在布斯基和西格尔与政府签订认罪协议时达到高潮。政府撤消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的起诉后，新的起诉似乎遥遥无期。除了继续调查中直接涉及的事务外，这起丑闻似乎被人们淡忘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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