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20日，对利文的宣判在位于纽约郊区怀特普林斯的联邦法院举行，杰拉德·戈特尔担任宣判法官。数百名记者和旁观者挤满了法院外面的街道，警察骑着马在人群前面维持秩序。一辆深蓝色的轿车开过来了，警察从人群中给它开出一条通道，车里坐着利文和他的律师，还有他的家人。法庭地方显得太小，装不下这么多人，很多记者不得不在室外凛冽的寒风里站着。
利曼请求法庭宽恕利文，他说：“法官阁下，他已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一个人见人躲的人，处境如此堪怜者在下前所未见。丹尼斯·利文的名字将总是与内幕交易联系在一起，成为这种犯罪的代名词。”
利文身穿一件老式灰色条纹西服，以平淡的声调宣读一份声明。声明中说，“我再也不会干违法的事”；“我已汲取了教训”；“我深感内疚，羞愧难当”。声明中还提到他的家人：“是他们的爱和支持使我捱过了这段困难的日子。”
然而，受法庭指派审查利文财产的律师谢尔登·戈德法布对利文的财产情况提出了质疑。他对利文过去六年多来所获收入和资产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审核，发现有几十万美元去向不明。利文声称这些钱是他在巴哈马赌场输掉了，但戈德法布表示怀疑。利文的哥哥罗伯特据信多次陪利文去巴哈马，但他没有回忆起利文输钱的事，而且说话模棱两可，而利文本人则拒绝回答关于赌博输钱的问题。戈德法布在呈给法庭的最后报告中表示，他怀疑利文设法隐藏了一大笔钱。
但公诉人对利文的表现表示满意，他们正在根据利文提供的情况谋求更大的目标。戈特尔法官对利文的合作印象更深，他在判决说明中表示：“他承认有罪，并与政府进行了合作……他的合作的确卓有成效。通过他提供的信息，华尔街上的一个贼窝整个暴露了出来。”最后，法官宣布判处利文两年监禁，并在原有罚款1160万美元之外，加罚36．2万美元。
“游戏”结束了。
“大鱼”还在后面
1986年7月下旬，即在利文被逮捕后两个月多一点，布斯基飞往贝弗利山去找米尔肯。两人坐在米尔肯家的水池边窃窃私语。利文的被捕对他们两人震动很大，政府在证券市场上的执法力度之强出乎他们的意料。米尔肯警告布斯基，鉴于目前的形势，他们最好限制交易。布斯基欣然同意。
他们还谈论起那笔530万美元的所谓“咨询费”，这笔钱弄不好会给他们招来麻烦。两人决定想办法使他们的虚假解释自圆其说。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可以多做些文件，以在表面上表现出该公司在布斯基收购圣芭芭拉金融公司和斯科特和费泽尔公司等没有结果的交易上替他做过研究，提供过咨询。但他们的会计记录（即瑟内尔和穆拉迪安一起做的平账材料）怎么办？这些东西必须销毁。
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布斯基返回纽约。他一回到办公室就给在公司原址上班的穆拉迪安打电话。
“我是伊凡。”布斯基神秘兮兮地说，“咱们找个地方谈谈。”
穆拉迪安不知道布斯基要搞什么名堂。他和布斯基一天打两三次电话，有什么事电话里就说了，很少有需要面对面谈的。更奇怪的是，布斯基还要穆拉迪安到西52街的帕斯特拉米恩－瑟英斯咖啡店见他。这里是布斯基和西格尔经常密谈的地方。
虽然店里几乎没什么人，布斯基还要带穆拉迪安到楼下一层，选一个较偏的地方坐下来。他压低声音对穆拉迪安说，他今天要说的事情穆拉迪安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对第三个人讲。穆拉迪安同意地点了点头。
“德莱克赛尔的那些账表还在吗？”布斯基耳语道。穆拉迪安觉得耳语说话怪可笑的，因为房间里根本没有别人。
“在。”穆拉迪安以正常声音说。
“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里？”布斯基问，仍然是耳语。
“在我的办公室里。”穆拉迪安回答。
布斯基倚着桌子，把脸贴过来，都快碰着了穆拉迪安的鼻子。“把它们销毁。”他说。
8月中旬，华尔街上各公司出去暑休的人基本上都走了，他们成群结队地前往汉普顿斯、康涅狄格乡下或欧洲，只有一些基本的交易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在公司留守。林奇和卡伯里感到，他们要休假也必须赶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间不大会有重要情况发生，比较能脱得开身。于是，卡伯里和妻子开始了计划了很久的英国之行。林奇和家人一起开车前往缅因州的友谊城，这是位于佩诺布斯科特湾的一个小城。他们在这里租了一所木棚屋，以前夏天度假也来过几次。
林奇想借休假好好放松一下。这段时间他真是太忙了，甚至在利文于5月份被捕以前，各种紧张、烦扰的事情就开始接踵而来。虽说现在是放松的时候，但关于布斯基的问题却总是不时地往林奇的脑子里钻。布斯基的问题可能是一起大案，而且会比林奇想像的要大得多，也重要得多。布斯基是个名闻遐迩的套利人，甚至证券业以外的人都知道他。林奇也知道布斯基的神话，而且现在了解的更多了。他和卡伯里自从利文招供以来几乎每天电话联系。他们看了布斯基写的《合并热》一书，并在电脑上把每一篇关于布斯基的文章都探索、整理出来，包括曾让西格尔惴惴不安的《洛杉矶时报》和《财富》上的那两篇文章。他们还研究了布斯基提交的数量繁多的13－Ｄ报告。这些调查都是秘密进行的，甚至在证交会和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内部也是保密的。
林奇知道，即使有利文的合作，查布斯基的问题也不容易。他一直觉得，查找套利人进行内幕交易的证据很困难，因为他们的交易都是根据各种消息和市场信息进行的。布斯基在多数收购案中都进行了大量交易，他会宣称他在交易中所依据的信息都是合法的，而且他的合法信息确实会有很多。尽管如此，林奇根据本能决定继续加紧对布斯基的调查，甚至决定对他立案审理，尽管可能会输。
证交会委员们批准了继续对布斯基进行调查的决定。第一步，证交会执法处的律师在8月初准备了一份内容详尽的传票，发给了布斯基。传票要求布斯基接受讯问，并提供各种文件和交易记录。同时，传票上的问题设计显现出足够的布斯基被利文牵连的特征，使布斯基从中认识到利文已经把他供了出来。到林奇结束休假返回的时候，布斯基回复传票的时间就要到了，届时可能会出现有趣的事情。林奇预计将会发生一场广泛持久、艰苦卓绝的战斗，而这种战斗可能是执法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8月26日，星期二，林奇和家人从外面回到度假屋，发现一条哈维·皮特发来的电话信息。皮特怎么会把电话追到这儿来？林奇有几分不悦，觉得受到了烦扰，但他还是马上把电话回过去，皮特这时正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
皮特先对打扰林奇休假表示歉意，然后接着说：“我们需要见个面，有要事相商。”这次，皮特不是谈莱屋银行的事，他现在是布斯基的代理律师。
“你是不是要谈传讯的事？”林奇问，“如果是，我看完全可以等等。我在休假。”
但皮特坚持要见面。“我们现在必须见个面。”他说，“我们不能等。”
林奇同意在中途找个地方与皮特见面，地点选定在波士顿。“这个地方应该不错。”他说。
“我不会浪费你的时间的。”皮特回答。
其实，皮特已经打乱了自己的休假。他本来正在与家人在弗吉尼亚的海滩度假，因为布斯基的事把家人撂在度假地自己返回了华盛顿，也没有给家人说为什么。这件事太具爆炸性，不能给任何人透露，即使自己的妻子也不行，况且她也没有必要知道。刚离开度假地那几天，皮特每天给妻子打个电话，每次都说要再过一天，后天就可以回去。最后，妻子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干脆直接说你根本不回来算了，这样更容易。”
布斯基收到证交会传票那天就给皮特打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要跟他谈。其实，传讯本身很正常，多年来，布斯基像其他股票交易量大、提交持股报告多的人一样，总是时不时地被证交会传讯。但是，从布斯基在电话中的声音听得出来，这次情况与以往不同。皮特有些愕然。
皮特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这次传讯要求布斯基提交几乎所有的文件和资料，并要求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就做出回复。这决不是一次例行调查。
皮特知道证交会发传讯必须有正式调查令。他给证交会执法处打电话，索要一份这种调查令，但被执法处人员拒绝了。这让他感到非常惊奇，在他十八年的律师执业生涯中，还从未见过证交会发传讯不给正式调查令的。这也说明情况异常严重。
最后，证交会对皮特说，他可以到证交会来看这份正式调查令，只要他答应不复制。皮特找了三位同事一起前往，他们在看调查令时每人默记一页，出来后根据记忆复制出来，使皮特有了一份调查令的“复印件”。皮特马上得出了两个结论：一、利文供出了布斯基；二、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为审慎起见，皮特决定再找一个律师事务所帮助，与他一起处理布斯基的案子，于是他打电话联系西奥多·利文。西奥多·利文是皮特在证交会工作时的同事，现在是华盛顿威尔默、卡特勒和皮克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与西格尔也认识，两人一起参加过收购业务研讨会。皮特打电话时，西奥多·利文也是正在外面度假。
当听到布斯基已成为证交会的调查目标时，西奥多·利文惊叫了一声：“哦，天啊！”他也立即中断了休假，返回华盛顿。
收到传票不到一个星期，布斯基把他的首席金融官里德·纳格尔叫到办公室，讨论诺斯维尤公司的几起未完成的交易，其中两起再有一个星期多点就可以结束。“我听到了一些坏消息。”布斯基说，“我们要取消这些交易。”纳格尔在这些交易上忙活了一年多，他简直不敢相信布斯基竟要取消它们。他催着布斯基解释为什么，布斯基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们正在被调查，虽然我们没有不当行为。”
下一个星期天，皮特、西奥多·利文和威尔默、卡特勒律师事务所另一位合伙人罗伯特·麦考一起飞往纽约，住进第42街上的海厄特大酒店。在那里，迈克尔·劳克也加入进来。现在，美国律师协会正在这个酒店开会，所以皮特他们在这里出现不会引人注意。
第二天上午，布斯基来了。他看上去更瘦了，一副迟疑、紧张的样子。皮特把他向其他人做了介绍，然后大家坐下来言归正传。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认为政府已掌握了什么，”皮特开始道，“但只有你知道真实情况。如果你给我们讲的不真实，或不彻底，我们给你提出的建议就会有缺陷。”他还提醒布斯基，一旦他给他的律师们讲出了事实，将来在证人席上就不能更改。他们宁愿退出对布斯基的代理也不愿让他在作证中说谎。
布斯基不需要更多的劝导。慢慢地，有几分犹豫地，他开始讲述起他成功的阴暗一面。这好像是他第一次面对着复杂的真实的自己。
皮特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他认识到，美国金融领域中一项重要的行业正在走向崩溃。皮特在布斯基事业鼎盛时期就认识他。在他眼里，布斯基是一个才能非凡的人。
布斯基的讲述用了整整两个星期，讲得很彻底。皮特等人从海厄特大酒店搬到赫尔姆斯利宫饭店，包下整整一层楼作办公室，配备了电脑、复印机等设备，并调来助手和杂工。律师们开始搜集整理大量的信息和潜在证据，进行紧张的工作。所有这些都是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们也不知道。
布斯基向律师们详述了他与利文、西格尔、米尔肯、穆赫伦、西海岸经纪人博伊德·杰弗里斯以及许多其他人的交易情况。听着他的讲述，皮特明确得出两个结论：一、政府仅据利文提供的情况所掌握的内幕交易案情是薄弱的，布斯基在这方面能提供的东西可能远远超过利文；二、布斯基还有比内幕交易更严重的问题。
布斯基明显很惧怕米尔肯。他在讲述与米尔肯的交易时恐惧感溢于言表，好像害怕米尔肯听见似的。然而，他似乎对他所讲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什么感觉，皮特对此感到震惊。除内幕交易外，米尔肯和布斯基还从事了许多其他犯罪活动，如违犯13－Ｄ上报规则、违规进行证券寄存和人为操纵市场等。布斯基是米尔肯的马前卒，他按照米尔肯的命令行事，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的行动是怎样配合米尔肯的阴谋计划的。这些犯罪活动皮特简直难以置信。他知道，这些问题的揭露是历史性的。
皮特几乎立刻认识到，布斯基必须寻求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与政府合作。商谈这种协议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政府对案情的掌握程度和被控者牵涉他人的能力——都对布斯基有利。皮特知道，他可以把布斯基“卖给”政府，把公诉人的胃口吊起来。仅只米尔肯的信息就会足够。
皮特不想对布斯基的前景进行粉饰。“你得明白风险性。”他对布斯基说，“如果你开始与政府合作，你就会有风险。你在向政府承认米尔肯他们有问题，此其一。”
皮特指出，与政府合作会是痛苦的。布斯基可能会受到公开挞伐，而且可能被处以大量罚金。而另一方面，他对布斯基说，如果布斯基决定对抗，政府显然不会退缩。那样，布斯基的案子将会成为全国大案，政府会调动一切力量与他较量。布斯基将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审判，情绪上可能难以承受。
皮特强调说，时间紧迫，与政府商谈合作的有利时机会稍纵即逝。米尔肯或西格尔可能抢先去与政府谈判认罪协议。到那时，布斯基就会非常被动，从而会成为被调查和审判的“大鱼”而任由宰割。
布斯基提出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他的妻子和孩子会受到什么影响？（他们的资产和信托基金——包括由布斯基的非法活动产生的部分——可能不会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是无辜的局外人。）第二，他的雇员和投资商会受到什么影响？（布斯基可能被逐出套利行业，所以他的雇员们将会丢掉工作，但他的那些投资商可能不会受到什么伤害。）第三，他是不是得去坐牢？（可能要坐牢，但时间比受审定罪后去坐牢要短得多。在布斯基承认的这些犯罪中，每种罪行的最高刑期为五年。）
在经过广泛讨论之后，布斯基踌躇了一会儿，满脸严肃，然后环顾一下他的律师们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与政府合作。”
皮特感到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他一得到布斯基的意见，就与证交会联系，并把电话打到了林奇在缅因州的度假屋。8月27日，斯特克和证交会的另一位律师从华盛顿飞往波士顿，皮特、劳克、西奥多·利文和麦考从纽约赶来，他们一起在这里与林奇会面，会见地点在证交会驻波士顿办事处的一个没有窗子的藏书室里。
皮特没有寒暄，直接进入正题，并坚持要求这次会谈内容不能对外公布。林奇马上意识到皮特将有“猛料”爆出。接着，皮特宣读了一份事先备好的书面材料。他对林奇说，布斯基难以在证交会要求的短促时间里对传票做出回复。他同时表示，但更重要的是，只立案调查布斯基不符合政府的利益。
“历史上的皮克拉听证会曾引起轩然大波，从而导致了证券法律的通过。”皮特说，“今天，如果我们达成一项协议，政府就可以洞察华尔街的重重黑幕，而这些黑幕的揭示会产生不亚于皮克拉听证会的重大影响。”他接着说，布斯基是“华尔街上的一扇窗户”，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旁观者，他会告诉你很多东西。
皮特的话让林奇十分震惊，但他仍然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不露半点声色。
“当然，政府也必须得有所表示。”皮特继续道，接着把谈判的条件和要求摆了出来。布斯基自愿退出证券行业，同意缴纳大量罚金，并与政府全面合作。作为回报，他要免予刑事起诉。
林奇对皮特说，他不能替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或司法部说话；显然，首先是要达成认罪协议，否则谈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说他和同事们会尽力而为。
皮特和同伴们走后，证交会的律师们欢呼雀跃，击掌相庆，差点窜到桌子上跳舞。
林奇迫不及待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卡伯里。劳工节周末，他往卡伯里家打了个电话，这时卡伯里刚从英国度假回来。林奇不敢在电话里说的太多，要求卡伯里过来面谈。卡伯里同意第二天上午飞往华盛顿，与证交会的律师和布斯基的律师们会面。
同一个周末，布斯基给在家里休息的穆拉迪安打电话。“把它们销毁了吗？”他问。
穆拉迪安知道布斯基是指那些与德莱克赛尔有关的账表，那天与布斯基在咖啡店会面之后，一回来他就把这些东西扔到碎纸机里碎掉了。“是的。”穆拉迪安说，“你在说什么呢，当然销毁了。”
“照原样再做出来。”布斯基命令。
穆拉迪安简直蒙了。“伊凡，我不可能再做出来的。”他抗议道。
“你必须再做出来。”布斯基道，说完把电话挂了。
穆拉迪安心中暗暗叫骂，认为这是布斯基又一次提出一个不合理要求。他连那些账表中记录的股票种类都回忆不全，更不用说每种股票的具体数量了。这时他忽然想起了玛丽亚·特迈因，就是那次把原始文件送到他在佛罗里达的休假地，并帮他一起做这些账表的那个年轻女职员，她还留有一些工作记录单。同时，穆拉迪安还支离破碎地找到了一些他曾用来计算有关数据的材料。于是，穆拉迪安和特迈因开始一起忙碌起来，尽力按原件样子把这些账表再做出来。
劳工节过后的那个星期二，布斯基的律师、证交会的律师和卡伯里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办公室会面。皮特把给林奇说的话又向卡伯里说了一遍。
“我们能达成协议吗？”皮特问。卡伯里说他有兴趣，但他得与吉尤利安尼商议。
回到纽约后，卡伯里去找吉尤利安尼，吉尤利安尼给他五分钟时间。吉尤利安尼现在正忙着处理一起关于斯坦利·弗莱德曼的政治腐败案，弗莱德曼是前布朗克斯民主党领袖，这起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吉尤利安尼决定亲自审理这起案子，而他必须处理成功，因为这对他施展政治抱负是不可缺少的。
卡伯里对吉尤利安尼说，要达成对布斯基的审理，至少还需要一两年时间，即便到那时也保证不了就能给他定罪；相比来说，布斯基的合作会带来“有趣的事情”。
吉尤利安尼很快就同意了卡伯里的意见，批准他与布斯基的律师商谈认罪协议。同时，两人一致认为，给布斯基刑事豁免是不可能的，要至少对他提出一项控罪。他们还要对布斯基课以重罚。卡伯里最近注意到证交会的年预算额是1．05亿美元，于是他考虑罚布斯基1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会惊得公众目瞪口呆的，而且他认为，这个数字接近证交会的预算数目，对比之下会使人们印象深刻，它可以说明与布斯基达成协议是值得的。卡伯里知道，如果协议显得太宽大仁慈，会引起公众大爆发。
卡伯里还认为，如果安排布斯基与政府配合，保密问题非常重要。他对林奇及其高级助手是信任的，但不了解证交会委员们的可靠程度。卡伯里给林奇打电话通报了与吉尤利安尼的商议结果，同时向林奇强调，与布斯基商谈协议一事必须绝对保密。“我将把任何泄密行为视为妨碍司法，”卡伯里警告说，“并严肃考虑提出指控。”
林奇对此事的知密范围做了严格限制，在证交会只有他办公室的三个人知道。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卡伯里只把此事告诉了吉尤利安尼和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后来，卡伯里把此事的一些特殊密情又告诉了一个人，以便如果他万一被害或因其他原因突然死亡，可以有人接着把此案办下去。所有会谈都安排在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进行，而不在证交会或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以免布斯基的律师们在这里出入引起注意。为加强保密，卡伯里和林奇等人在办公室提到布斯基时从不直呼其名，而以代号相称：在检察官办事处为“艾格尔”，在证交会为“欧文”。
布斯基的律师们与卡伯里和林奇等人投入了紧张的谈判。他们的时间非常紧迫，因为布斯基的诺斯维尤公司11月15日需要向证交会提交业务报告，届时公司的任何重大变故都必须公开披露出来，包括布斯基被立案调查。政府人员希望安排布斯基秘密配合他们工作，而这大大缩短了他可以配合的时间。
谈判开始时，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布斯基必须接受一项刑期最多五年的罪名。在这方面布斯基的律师们没有提出大的争议，只是要求找一项刑期最多三年的罪名。卡伯里拒不让步，他们就不再坚持。但在给布斯基定什么罪名的问题上讨论时间比较长。可供选择的刑期为五年的罪名有很多。从策略上讲，卡伯里想在布斯基可能被要求作证的问题中找一个，而且他要传递一个信息，即这个案子涉及的问题比内幕交易严重。最后，双方达成选择证券欺诈罪，这个罪名比较合适，它把所有有关方面都包含了。
罚款问题更为复杂。卡伯里和证交会的律师们要求课罚1亿美元，其中5000万为布斯基的非法收益，另5000万为额外罚金。他们认为，把布斯基的非法收益定为5000万美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而且1亿美元也符合他们对布斯基资产净值的估算。布斯基的律师们辩称罚款1亿美元太多了，根据他们的计算，布斯基利用利文的信息所获收益不过3000万美元；既然利文的交易是证交会所了解的全部情况，布斯基不应在自愿揭发更多问题的情况下再接受其他经济处罚。政府的律师们再次拒不让步，坚持要求罚款1亿美元。
皮特知道，这个数字是布斯基能够承受的。政府人员决不会知道布斯基获得的非法收益到底有多少，只有在处罚协议确定下来之后，他们才会发现布斯基非法活动的整体规模。同时，把布斯基拥有的每项财产都计算清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处罚应与违法活动相适合。然而，后来政府收到了关于布斯基资产的计算报告，结果证明政府人员的估算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这份机密的计算报告披露，布斯基的资产净值在1986年1月为1．31亿美元，其中包括现金270万美元、证券价值1．15亿美元、不动产价值690万美元、两辆劳斯莱斯轿车价值10万美元和艺术品价值240万美元。报告披露布斯基的年收入为700万美元，其中包括他作为属下实体的首席执行官的薪水，不过这个薪水只有3．5万美元。据估计，布斯基的年消费为600万美元，可见他生活非常奢侈。
在认罪协议商谈中有一项关键内容，叫“价值预估”，即被告方正式向政府预估被告与政府合作的价值。在第一次会面时，皮特向政府人员提出了口头价值预估，粗略提示出布斯基作为一个重要证人的价值，但没有说出布斯基要供出人员的名字。在最后一次会谈时，在协议的其他方面都敲定后，皮特拿出了一份书面价值预估。林奇需要这个材料，因为他要用它说服证交会委员们批准与布斯基的协议。
最后那次会谈也是在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举行。在会谈最后，接近凌晨4点时，皮特出示了那份大家期待已久的材料，林奇、卡伯里和其他政府律师们急不可耐地先睹为快。然而，卡伯里看了之后感到很失望，里面显示的内容比他期望的要模糊得多。上面没有写出布斯基要供出的人员的名字，只以甲、乙、丙等指代，而且对这些人都犯了什么罪也语焉不详。卡伯里从材料中抬起头来，神情忧虑。他说：“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在找真正的主角儿还是找似是而非的替身儿。这个材料可不怎么样。”
“在与证交会达成协议之前，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皮特说，并表示他不能把情况暴露得太多。林奇和卡伯里离开了会议室，他们确信拿这个材料游说证交会委员有困难。他们必须要有能显示出布斯基价值的东西，必须要有诱人的大鱼。
将近早上6点时，卡伯里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他入住的宾馆。这个宾馆档次非常低，进出连服务生接待都没有，但他的政府津贴使他只能住这种店。他刚要躺下电话响了，是林奇打来的。
“他们要再抖出一些东西。”林奇激动地说，“皮特刚才打电话说了。”但卡伯里已经知道了。
“我不管他们要再抖出什么。”卡伯里说，“上午10点以前我什么也不做。”说完放下电话，侧身而卧，进入了梦乡。
皮特决定铤而走险，做出让步。第二天上午，他提出把价值预估中提到的那些人的身份披露出来，但只口头提供，不形成文字。于是，他道出了一些在金融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垃圾债券之王迈克尔·米尔肯、投资业务之星马丁·西格尔、西海岸经纪人博伊德·杰弗里斯和公司袭购手卡尔·伊卡恩。卡伯里、林奇和其他政府律师们简直惊呆了。皮特本来可以再多说出一些，但他宁可有所保留，不愿承诺过多，以免政府日后声称价值预估的条件没有完全兑现。因此，其他人他没有披露，比如穆赫伦。
这下子，证交会委员们批准与布斯基的协议没有问题了。布斯基会给他们提供一个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非常之宝”。就在几个月前，当丹尼斯·利文被抓住的时候，证交会委员们还认为他们侦破了这起80年代的内幕交易案。
卡伯里把与布斯基的律师达成的协议呈报吉尤利安尼。吉尤利安尼仍在忙于弗莱德曼腐败案，他很快就批准了这个协议。9月10日，林奇拿着达成的协议向证交会委员们汇报。自从批准对布斯基进行正式调查以来，委员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后续情况。他们对与布斯基的律师们商谈协议一事一无所知，就是主席约翰·沙德也被蒙在鼓里。听了林奇的汇报，他们似乎对布斯基将要揭露的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可能引发的反应深感震惊。
根据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在利文案子上的合作情况，林奇和证交会委员们确信，一旦问题揭露出来，该公司会立即开除米尔肯，同意与证交会合作。如果德莱克赛尔企图包庇米尔肯，合法商人们谁还会再与该公司打交道？他们感到，由于布斯基将要揭露的问题非同一般，像德莱克赛尔这样的公司难以在证交会的执法行动中挺过去。他们还认识到，随着布斯基和米尔肯两人被逐出市场，经济上将会发生巨大变化，他们必须审慎准备应对。收购浪潮推动股市居高不下，而布斯基和米尔肯是搅起这股狂潮的哼哈二将。
即使在批准了与布斯基的协议后，沙德好像还不相信他们控制住了布斯基。他几乎每天都不放心地给林奇打电话，似乎担心证交会得不到那1亿美元罚款。他喋喋不休地说：“我肯定伊凡会逃往国外，随时都可能跑掉。怎样阻止他？我们拿不到钱怎么办？我们现在就得让他把罚款交了。我们可以冻结他的资产。”
林奇尽力不表现出不耐烦。他说：“约翰，他正在和我们合作。我们会拿到罚款的。如果我们现在就对他采取强制行动，每个人就都会知道，秘密调查就没法做了。我们要先这样坚持一下，等调查结束后再说。”
林奇意识到，协议被批准后，知情者已不限于参加谈判的几个人了；随着消息的扩散，保密会越来越难。布斯基的丈人穆丽尔·斯拉金就听到了布斯基被传讯的事。随后，圣地亚哥一家报纸上出现了关于布斯基收到传讯的一条短消息，这加剧了林奇等人的忧虑。接着，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丹·多夫曼在《今日美国》一个栏目上提到布斯基接受传讯的事。每天，政府律师们都仔细检查全国的媒体，寻找泄露消息的迹象。比这些再严重的情况倒没有出现过。林奇和卡伯里等人知道，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行动。
1986年9月17日，星期一，布斯基与证交会签订了处罚协议，正式开始秘密配合政府进行调查工作。第二天，他与司法部签订了认罪求情协议。9月15日晚，当布斯基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上与加特曼的其他客人一起狂欢的时候，他的律师们正在紧张地与政府人员商谈最后的协议。皮特在那个星期天晚上只睡了两个小时。
认罪求情协议除写明要求布斯基接受一项罪名和与政府合作外，还对要求布斯基必须从实招供做了严格规定：
你的当事人必须始终如一地提供彻底、真实和准确的信息和证词……你的当事人承诺不再犯任何其他罪行。如果你的当事人再有任何犯罪行为，或者本办事处认定你的当事人蓄意不提供彻底、真实或准确的信息和证词或以其他形式违反本协议的任何规定，那么，你的当事人将根据本办事处所了解的情况以相应罪名受到刑事起诉，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作伪证和妨碍司法的罪名。任何这种起诉都可能以你的当事人所提供的任何信息为前提，而且这种信息可能被用作起诉他的证据。
接下去的那个星期天，政府律师们得到了测试布斯基的第一个机会。虽然过去四个月来布斯基成为这些政府人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但他们还都没有与这位套利人见过面。那个星期天，林奇和斯特克从华盛顿飞往纽约，布斯基的律师亦然。卡伯里和杜南在麦迪逊大道上的韦斯特伯里饭店与他们会见，布斯基在这个饭店租了一个套间。
由于是星期天，大多数人员——包括卡伯里——都穿着很随便，但布斯基还像往常一样穿一身黑色三件套西装。他看上去很疲倦。在整个见面过程中，布斯基手里一直转一只小金属球。他很拘谨，甚至有些呆板。
每个人都做了介绍之后，卡伯里开始导入正题。他说：“布斯基先生，你惟一的义务就是说实话。不然，判刑时会被重判。”卡伯里要布斯基给大家讲一讲他的犯罪活动，从利文开始讲起。他想看看布斯基讲的与利文叙述的一致程度有多大。让卡伯里感到高兴的是，布斯基没有试图淡化自己的罪行，他的叙述与利文的很接近，只有几处细节不大一样。
接着，卡伯里引导布斯基依次讲述西格尔、杰弗里斯和伊卡恩的情况，最后讲米尔肯的情况。在布斯基讲述过程中，卡伯里没有过多地打断他，也没有探究细节问题。布斯基讲完后自己还做了一个总结，卡伯里感到很满意。卡伯里的讯问用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杜南做记录，边记边留意安排布斯基配合秘密调查的机会。
然后，林奇和斯特克向布斯基问话。由于证券法范围比较广，而且民事案所要求的证据标准比较低，所以他们的讯问面比较宽。他们要布斯基把所参与的非法交易一件一件地讲出来，前后用了约三个小时。
布斯基在讲述中所涉及的人物没有仅限于价值预估中的那些人。他不仅讲了他和伊卡恩拜访海湾和西部公司的情况，而且在叙述操纵该公司股价一情时把穆赫伦扯了进来，并接着讲述了穆赫伦替他进行的其他交易。同时，布斯基还讲出了价值预估中没有提到的交易，例如他参与的英国基尼斯（Ｇｕｉｎｎｅｓｓ）丑闻。另外，他还说他怀疑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罗伯特·弗里曼也从事内幕交易。
卡伯里开始恢复了对证券法律智慧的钦敬。布斯基的讲述使他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秘密权益入股和股价操纵丑闻，但布斯基透露出来的东西比这些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有虚假收购威胁和人为逼售公司。卡伯里从来没有想到证券市场上的违法活动如此盛行、如此五花八门。
卡伯里和林奇等人还对布斯基圈子里的权力等级与各人影响感到惊异。他们一直认为布斯基是华尔街上的大腕儿，但现在他们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即布斯基是二流人物，他得依靠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布斯基的律师们也这么看。
布斯基反复对卡伯里等人说，米尔肯已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他唯米尔肯马首是瞻，因为米尔肯可以成就他，也可以毁掉他。
对布斯基的综合讯问进行了数周。为了保密，他们从一个饭店转移到另一个饭店，所选择的饭店大都不在曼哈顿，而是在韦切斯特县，离布斯基的家不远。在讯问会间隙，布斯基像往常一样到他的办公室去，小心不让他的雇员们觉察到情况异常。政府人员在布斯基的通信系统中安装了精密监听装置，使他们可以了解和记录布斯基的每一次通话内容。
在政府人员的授意下，布斯基给他牵涉到的每个人打电话。卡伯里等人指导他在电话中不要逼问，也不要套问太明显，要尽可能表现得自然。同时，卡伯里对布斯基说，他在秘密调查中配合得越成功，出庭作证的可能性就越小。
布斯基先后打出了两个电话，都没有结果。后来，在给博伊德·杰弗里斯打电话时取得了成功，诱使杰弗里斯说出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话。给西格尔的电话失败了，他特别机警，甚至连布斯基的电话都不接。与米尔肯的通话令人沮丧。他虽然接了布斯基的电话，但总是急着挂掉，而且只谈直接关切的事。同时，米尔肯说话还总是支离破碎的，一句话不直接说完，而是分成几个部分，这样虽然他旁边的人明白他的意思，别人却不知所云。最后，卡伯里等人决定让布斯基寻找一个与米尔肯面谈的机会。
那年夏天，布斯基去丹佛参加一个为联合犹太诉求会举行的筹款会，其间去ＭＤＣ公司（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董事长拉里·米泽尔家小坐。后来，布斯基刚离开，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出现了，盘问米泽尔到他家来的那个人是谁。当米泽尔确认布斯基是他的客人时，那个人要他提供电话纪录。
米泽尔给吉姆·达尔打电话说起这事。“你不会相信，”他紧张地说，“联邦调查局的人刚离开我家。”他解释说那个人向他询问布斯基的情况。
达尔把这件事告诉了洛厄尔·米尔肯，洛厄尔把他哥哥迈克尔叫过来，让达尔把此事又整个重复一遍。迈克尔·米尔肯听后惊得脸色煞白，像见了鬼似的。从那以后，米尔肯指出，与布斯基打交道应该小心，和他说话可能都有监视。但是，当后来布斯基打电话约米尔肯在10月中旬见个面时，米尔肯答应了。
不久，加里·莫塔斯克接到查尔斯·瑟内尔的电话。莫塔斯克原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后调到纽约总部，但仍负责米尔肯债券的交易。瑟内尔负责米尔肯与布斯基交易的纪录，他把这些纪录都销毁了，并打电话让莫塔斯克把这方面的东西也销毁。莫塔斯克问发生了什么事，瑟内尔支吾其词，但提到说米尔肯计划与布斯基在贝弗利山饭店见面。
第二天，米尔肯给莫塔斯克打电话。莫塔斯克在说起米尔肯与布斯基见面一事时说：“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米尔肯让他不要担心，说他自己会小心的，就当是“有录音”。
10月中旬，布斯基和杜南在贝弗利山饭店皮特租住的小房间里与皮特会面。他们三人是此前分别来到洛杉矶的，为的是不引起注意。
杜南要布斯基脱去衬衫，好把微型麦克风和电池装在他身上，但发现布斯基昂贵的白衬衫下面却没有穿汗衫。杜南不想把麦克风贴着布斯基的皮肤绑，于是把自己的汗衫脱下来让布斯基穿。布斯基有些犹豫，但杜南命令他穿上。
“伊凡的皮肤接触250美元以下的汗衫会出皮疹。”皮特风趣地说。
布斯基只好穿上了杜南的汗衫，然后杜南把监听装置在他身上装好。太平洋时间下午1点，布斯基将在一楼的套房里与米尔肯会面，到时候这套装置会把他们的谈话发送到皮特房间的一个录音机里。
“如果他知道我在录音，被发现怎么办？”布斯基紧张地问。他仍然很憷米尔肯。布斯基还担心有人可能想杀掉他。
“那就跑开。”皮特建议道。
布斯基回到一楼他的套房里等米尔肯去了。该吃午饭了，皮特订了一份快餐，问杜南要不要让服务员顺便给他也送一份。杜南听说这里的汉堡包一个要16美元，大为吃惊。他拒绝了，因为工作纪律不允许他接受别人吃请，而他的每日津贴又买不起饭菜单上的食物。其实，杜南这时早就饥肠辘辘，他只好在皮特大快朵颐时眼巴巴地在一旁看着。
布斯基焦急地在房间里等。这时，服务员敲门，送来满满一桌子食物。过了一会儿米尔肯到了，布斯基起身迎接。服务员仍在摆弄碟子、银器和冰块，布斯基紧张地来回走动，等着服务员赶紧走。他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行了，就那样放吧。”布斯基终于忍不住对服务员说，“请你离开行吗？”
布斯基和米尔肯简单谈论起市场情况。布斯基的神情看上去倒与平常一样。他和米尔肯在一起时一贯都是一副拘谨和紧张的样子，所以由监听米尔肯所产生的紧张倒显得是一种自然。接着，布斯基转向了关键话题。
“证交会要看我的记录。”他对米尔肯说，“他们盯我盯得很紧。”他表示需要在与米尔肯交易的损益计算上与米尔肯统一口径。
“我的人什么都不记得。”米尔肯说，显然是指瑟内尔，“你的呢？”布斯基认为，米尔肯这样问等于含蓄地建议他让穆拉迪安把记录销毁。
两人在房间里边踱边说，布斯基极力引着让米尔肯把他们之间的交易说得更清楚些。“如果被问起那530万美元的事，我们怎么说？”他问道。
“我们可以说那是投资金融服务费。”米尔肯回答。
“我们能说包括什么服务？”布斯基接着问。
米尔肯开始提起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为布斯基开发的一些交易。但布斯基说他没有任何文件可作证明，米尔肯说他回头给他发去一些让他存档。接着，布斯基更深入一步，说虽然还了530万美元，其实他还没有还完他欠米尔肯的。“你知道，我仍然欠你很多。”布斯基说。
“别说这个。”米尔肯警惕地说。
布斯基正准备把谈话再深入一步，米尔肯突然说了一句让他惊骇的话。“你得小心，”米尔肯提醒布斯基说，“如今电子窃听器都非常精致。”布斯基慌了手脚。难道米尔肯感觉出来了吗？他赶紧结束了会面。
布斯基高兴的是，整个会面过程中没有被米尔肯识破。录下的磁带会成为有用的证据。米尔肯没有否认他们有交易关系，没有否认布斯基欠他钱。关于530万美元支付款的讨论，以及如何把它说成是一笔投资金融费，这些情况清楚表明是在文过饰非。杜南和检察官们对布斯基的谈话技巧很欣赏，他们觉得这次会面安排收获比预期的大。
米尔肯已通过米泽尔讲的情况预先得到了提醒，这次与布斯基会面只是加强了他的怀疑。离开贝弗利山饭店后，米尔肯给纽约的约瑟夫打了个电话，他说：“布斯基行为怪异，要注意他。”
安排布斯基配合秘密调查的时间所剩不多了。11月15日，布斯基的诺斯维尤公司需要向证交会提交业务报告，届时布斯基被调查一事必须公布出来。从那以后，就不会有人再与布斯基说话了。
证交会特别担心的是，布斯基接受调查的消息公布后，证券市场会如何反应。20世纪80年代的大牛市某种程度上是由布斯基这样的套利人带动起来的，他们是根据收购价值来估量股票价值，而不是通过对公司的盈利或账面价值进行稳健衡量来估量的。证交会决定在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4点股市闭市后公布布斯基被调查的消息，这样可以使投资者对消息有一个周末的反应时间，从而使其避免莽撞决策。
证交会主席沙德仍然特别牵挂判罚布斯基的那1亿美元，这笔钱的取得取决于布斯基手中证券的价值。证交会还担心让布斯基突然倾销手中的股票可能造成股市失控，因此指示布斯基在他接受调查的消息公布前两周就开始陆续将一些股票变现，并允许他在消息公布后继续监督处理剩余股票十八个月。林奇感到，这些措施会稳定市场，维护政府的金融利益。
政府律师们还必须考虑此案下一步的调查方法。他们知道，布斯基出事的消息一公布，那些可能与他有牵连的人就会开始销赃灭迹。为了保护证据，政府律师们决定向可能的目标和证人闪电式发送传票。一旦传票送达，毁灭证据就会受到妨碍司法的指控。于是，在布斯基接受调查的消息公布前夕，政府派出的传票发送人即在纽约、洛杉矶及其他需要的地方各就各位，11月14日下午4点一到，立即将传票送达西格尔、米尔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杰弗里斯、伊卡恩及其他许多人。
剩下的工作就是宣布这个震惊华尔街的消息了。根据计划，吉尤利安尼和沙德将于11月14日下午4点半分别在纽约和华盛顿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林奇和卡伯里认为，一切都已就绪，20世纪80年代的执法攻坚战就要全面打响。
11月14日下午，穆拉迪安查看公司的净额资本账目，发现情况不对头。布斯基出售股票一般只有两个原因：要么在一起收购案成功后售股获利（或减少损失），要么出售股票以达到净额资本规定。但现在，布斯基几个月来一直在减少股票持有量，而且过去两周来减持速度明显加快。3月21日“哈德森融资”结束后不久，公司的持股量曾达到顶峰，价值为大约31亿美元，现在则减少到不足16亿美元。而且，现在剩下的股票许多都是大额资本股，如伊斯曼柯达（Ｅａｓｔｍａｎ Ｋｏｄａｋ）公司股票和泰姆－莱夫（Ｔｉｍｅ－Ｌｉｆｅ）公司股票，而不是布斯基通常喜欢的收购对象股。穆拉迪安认为，这根本不是布斯基的风格。
穆拉迪安正在忙着，布斯基的秘书艾安西·彼得斯打来电话，通知他下午3点一刻到第五大道650号的公司总部开会。在公司原址上班的其他几个人也接到了这个通知。穆拉迪安断定布斯基准备关闭现在的公司，就像他从前关闭伊凡·Ｆ·布斯基公司一样。“情况这是这样，我们要倒闭了。”他忧郁地对同事们说，同时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当穆拉迪安等人和一些在公司总部上班的人员来到公司的大会议室时，公司的其他员工们都已经到了。人们好像没有公司劫数将至的感觉，相反，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兼交易主管戴维多夫还在开玩笑，并自信地预测：“我们会有额外奖。我知道的，我们今年是个丰收年，并且从德莱克赛尔得到了一笔新的融资。”
“你小子脑子是不是有毛病了？”穆拉迪安说。有几个人笑了起来。
3点20分，布斯基出现了，看上去疲惫而憔悴。他后面跟着一群律师，共有十名，包括皮特、西奥多·利文以及其他来自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和威尔默、卡特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们共同做布斯基的代理，组成了一个律师团。还有几位律师是布斯基公司合伙投资商的代理，来自波士顿两家律师事务所。韦基利和弗莱丁这两个与布斯基关系最密切的人没来开会，他们已经知道了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布斯基的妻子和儿女们也事先知道了消息，这对一家人不啻晴天霹雳。
布斯基的员工们一看来了这么多律师，就知道大事不妙。这时，布斯基开始宣读一份书面声明。他说，过去几周是他“非常难熬”的一段日子，其间他不能给大家说任何事情，而且老得回避大家。他说他现在要宣布一件事，并提醒大家此事下午4点以后才能向外说，并要求大家在下午4点一刻以前不能往外打电话。说完他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然后继续往下读。他说，他被控进行内幕交易，与证交会达成了一项罚款1亿美元的协议，并同意接受证券欺诈的罪名，这个消息下午4点将公开宣布。
布斯基继续读道，政府“理所应当地拘留了我，而且我的业务合伙人或业务实体对我的行为不负有责任”。他最后读道：“我对我过去的错误深感遗憾，并深知我个人必须对这些行为的后果负责。我的人生将永远改变，但我希望此事最后能换来一些积极的东西。我知道，在今天的事件之后，许多方面会要求改革。如果我的错误能引发一场对我们金融市场的规则和惯例的重新审视，那么可能会产生一些有益的结果。”读完，他抬起头来，看着惊诧的员工们，让大家提问题。
会议室鸦雀无声。大家都惊呆了，说不出话来。半天以后，终于有人缓过神来，问了一个问题：公司是否关张？什么时候关张？布斯基向他们保证说，他有十八个月的时间处理公司的善后，所以公司不会马上关门。他表示将尽其所能帮大家在其他公司找工作。最后，长期担任布斯基专职司机的约翰尼·雷站起来说：“让我们都随这条船沉下去吧！”
雷的话打破了会场上的紧张。有些人笑了起来，也有几个人哭了。每个人都排着队与布斯基握手，有的人还与他拥抱，或向他说些祝愿的话。很多员工常常认为布斯基是一个暴君，但现在，他突然显得如此脆弱，需要依靠这么多律师。他似乎不再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个暴戾专横的布斯基了。大多数员工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怜悯。
下午4点28分，消息在股市行情收录器上开始出现了，标题是：证交会指控伊凡·布斯基进行内幕交易。紧跟着，收录器纸带上打出了正文：“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指控华尔街套利人伊凡·布斯基利用丹尼斯·利文提供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接着，最令华尔街震惊的内容出现了：“证交会官员说，证交会决定扩大对华尔街上内幕交易问题的调查，布斯基同意在此事上与证交会合作。此外，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说，布斯基一案开始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他将承认一项控罪。
“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拒绝说明具体控罪是什么。该办事处还说，它正在继续对丹尼斯·Ｂ·利文内幕交易案引发的问题进行刑事调查，而布斯基正在就此与办事处合作。”
金融圈里几乎每个有身份的人物都多少与布斯基有过联系。惊慌席卷了华尔街。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忙碌的一周过去了，米尔肯手下的交易员和营销员们开始松弛下来，而米尔肯仍然坐在交易台前忙活儿。突然，特伦·佩泽尔惊叫一声：“天啊！”每个人都抬起头来，看到佩泽尔紧盯住股市行情收录器，便赶忙围过来看个究竟——上面是布斯基出事的消息。
米尔肯从他的电脑屏幕上看到了这个消息。他什么也没说，坐在那里接电话。他的同事们仔细观察他有无什么反应。米尔肯好像在沉思，其他方面却表现出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大家都对他的自控能力感到惊奇。
接了三四个电话后，米尔肯突然站起来，快速走进他弟弟洛厄尔的办公室。他关上门，一个多小时后才出来。
后来，弗雷德·约瑟夫打电话给米尔肯。他那天下午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总法律顾问那儿得知，给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的传票送达了。这些传票是司法部发出的，意味着刑事调查正在进行。
“没什么担心的。”米尔肯坚定地说，听起来没有一点忧虑。约瑟夫轻松了不少。他想：米尔肯不可能会做错什么，他从事的垃圾债券业务是全国最好的；而且，以前他也接受过调查，结果总是都没有问题，这次也会这样。想到这里，约瑟夫释然了，赶去参加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家属举行的一个宴会。
那个周末，米尔肯给吉姆·达尔往家里打电话，要他到办公室。达尔驱车赶到，来到办公桌前，这时米尔肯正在办公室另一个地方与其他人交谈。达尔不耐烦地等着米尔肯解释什么事，最后终于逮着了他。
“你叫我。”达尔说，“有什么事？”
米尔肯一声不言，向男洗手间走去，示意达尔跟着他。来到洗手间后，米尔肯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开始洗手。就着流水声，他把身子倾向达尔，压低声音说：“没有什么传票不传票的，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他知道传票已经到了。达尔甚至不很清楚传票是什么东西，但他明白米尔肯的意思：如果他有不利证据，就销毁它。
米尔肯还着手销毁其他可能的证据。星期一，特伦·佩泽尔正在办公桌前工作，米尔肯突然问他那个蓝皮账本的事。这个账本是米尔肯要他保管的，上面记录的是米尔肯与大卫·所罗门之间的交易。“你有那个记有与所罗门交易的本子吗？”米尔肯问。佩泽尔点点头。米尔肯接着说：“你为什么不把它交给洛里恩·斯珀吉？”
第二天上午，佩泽尔示意斯珀吉到交易厅外的小厨房见他。他注意到每个人好像都是开着水龙头说话，担心办公室里有窃听器，所以他也把厨房里的水龙头也拧开。他把那个蓝皮本递给斯珀吉说：“迈克尔让我把这个给你。”
当佩泽尔回到办公桌前时，米尔肯问他：“那个本子上的东西都与芬斯伯里基金会有关，对吗？”佩泽尔点头称是。
此后，那个蓝皮本再没有人看到，很可能是被销毁了。
第六章
骑士落马
11月14日，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公布之后，加里·莫塔斯克订了去洛杉矶的机票，并直接乘车赶往肯尼迪机场。第二天，他去见米尔肯。
“你什么时候都不知道那530万美元的事。”米尔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莫塔斯克不知道该说什么，米尔肯的话是一句陈述，不是提问。但他很清楚，自己对这笔钱的事是知道的。
莫塔斯克问米尔肯10月中旬在贝弗利山饭店与布斯基会面时“小心”没有。米尔肯显出忧虑的样子。他说他认为自己小心了，但现在回想起来，不敢肯定做到了“足够小心”。
米尔肯安排次日凌晨4点再与莫塔斯克会谈。第二天，莫塔斯克按时到了，他被送到一个会议室，那里只有他和米尔肯两个人，整个会谈过程中门口一直有个保安在站岗。米尔肯带来了一摞文件，莫塔斯克注意到上面有一些通过布斯基交易的股票的名字，这些股票与那笔530万美元的款子有关。在谈话中，米尔肯一直询问莫塔斯克关于与布斯基交易有关的各个股票的情况。他始终压着声音说话，并不时地把他要问的问题写在一个黄色小纸板上，等莫塔斯克回答完后再把它们擦去。当莫塔斯克要谈论某只具体股票时，米尔肯用笔指着清单上这只股票的名字，决不大声把它说出来。
约半个小时后，莫塔斯克完成了与米尔肯的会面离开这里。当他把他的出入证交回公司贝弗利山分部大门口的门卫时，门卫接过来把它撕成了碎片。“别担心。”门卫说，“你没来过这儿。”
布斯基被控进行内幕交易的消息公布之前，约翰·穆赫伦的一个朋友曾从加拿大打电话向他透露有关情况，当时穆赫伦不相信。接着，消息出来了，穆赫伦惊得僵在了那里。他没有把消息看完就给那位加拿大朋友回电话：“你小子说对了。不过我还是感到不相信。”他还给妻子南希打电话告诉这个消息，南希带着孩子去了迪斯尼世界。“你不会相信，”他说，“伊凡·布斯基是个骗子。”
“我不感到惊奇。”南希说。
穆赫伦的心态不久发生了变化。曾经有许多次，当有人抨击布斯基时，他挺身而出替布斯基说话，而现在布斯基原来是个骗子。穆赫伦感到布斯基利用了他，而他痛恨被别人利用。使他难过的是，世界上会有布斯基这样的人。这打碎了他的人性观。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感到他永远不再是从前的自己了。
几天后，他的律师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说：“布斯基的律师打来电话，说你应该辞去布斯基子女受托人的身份。”穆赫伦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说：“我不辞，除非布斯基亲自打电话给我说。”
但穆赫伦决定不再等布斯基给他打电话，他先打给了布斯基。“我听到你的律师说那事了。”穆赫伦说，“但如果你的孩子们需要受托人，现在就可以。我乐意做这件事。”
“你可别有诉讼，太烦人。”布斯基说，听上去冷淡而超脱，“你应该退出去。”
穆赫伦虽然感到受了布斯基的欺骗，但仍然愿意帮助他。他说：“出了这事你会感到非常困难，你精神上需要帮助。你需要支持。”
“谢谢，谢谢你打电话。”布斯基说，好像急着结束通话。
穆赫伦终于发火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他说道，声音提高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对这个行业和每个从业者所犯下的事。这都永远弥补不了了。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怎么能呢？”
布斯基显得无动于衷。他说：“这是一个技术性很高的行业，而且有很多灰色地带。”
“胡说八道！”穆赫伦怒不可遏地回答。
布斯基消息公布后的那个星期，媒体反应空前热烈，出现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报道潮，这是政府人员始料未及的。有两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试图冲过门卫的阻拦闯入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不擅应付媒体的查尔斯·卡伯里被记者们包围了。当他拒绝回答《纽约邮报》一个记者的问题时，该记者甚至发出威胁，但卡伯里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布斯基消息公布后的下个星期六，已是半夜时分，近期一直患失眠的卡伯里还在看电视。他看到林奇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里谈论布斯基的案子。这段时间，布斯基的形象简直无处不在——在《时代》和《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在各大报纸上，在网络电视上，甚至在这深夜里也能看到，仿佛繁荣80年代的阴暗面最终被布斯基化了。
但是，使政府律师们沮丧的是，媒体报道的主流不是赞扬他们擒获布斯基，而是攻击他们没有对布斯基施以足够的惩罚。近期来，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和证交会接到的采访电话爆了棚，而公关人员又极其缺乏，卡伯里和林奇只能接受少数记者的采访，这就使得他们的声音常常得不到广泛传播。
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发布后，媒体报道马上就席卷而来。11月17日，星期一，《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发表一篇报道，指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米尔肯、伊卡恩、波斯纳和杰弗里斯上了传讯名单。次日，该报又发出一个震动华尔街的消息，说证交会确定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进行正式调查，报道中还道出了被列为证交会调查目标的十二家公司。一天以后，该报又报道称，针对德莱克赛尔一案还组成了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将对该公司进行刑事调查。
布斯基消息发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下星期一），股市指数就下降了13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米尔肯被传讯的消息引起的市场反应更强烈。交易商们知道，与布斯基被清除出证券行业相比，米尔肯的“造钱机器”受到威胁更预示着对他们不利。星期二，即《华尔街日报》透露德莱克赛尔成为证交会调查目标那一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挫了43点。那些本来据传要成为收购目标的公司的股票跌得更惨。垃圾债券价格猛跌，有些德莱克赛尔的客户中止了与该公司的交易。罗纳德·佩雷尔曼突然放弃了由德莱克赛尔融资支持的对吉列公司的恶意兼并，在市场上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谣言四起，传得最凶的是“米尔肯辞职”的消息，这个消息在证券交易场所几乎一会儿一个版本。
套利人的损失尤其严重，他们责备政府处理方法失当。他们所依据的理论是，政府允许布斯基在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公开宣布前将他手中的许多股票变现，这是帮助布斯基进行他从业生涯中最大的内幕交易。这种观点在联系紧密的套利人网络中迅速流传起来。
套利人们开始到处打电话，向记者和感兴趣的其他人推销这个理论。这些热心推销者中包括桑迪·刘易斯和罗伯特·弗里曼。
终于，他们的观点引起了媒体的反应。11月21日，星期五，《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华尔街痛斥证交会做法：据传证交会让布斯基预先清售股票。对证交会人员来说，这个报道不啻晴天霹雳。
报道说：“华尔街昨天愤怒地表示，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允许股票投机商伊凡·布斯基在它宣布引发股价下跌的布斯基内幕交易案之前，出售4亿多美元的收购目标公司股票。”报道续称：“斯比尔·利兹和凯洛格公司首席股票交易员大卫·诺兰说：‘证交会无意之中帮助布斯基进行了一起大规模的内幕交易，这堪称历史上最大的内幕交易案之一。’”有一点该报记者不会知道，就是诺兰不久也被立案调查了。报道继续说：“证交会认识到此情在华尔街引起了骚动，但表示对此事不予置评……”
这篇文章迅速被全国各地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转载或报道，林奇、斯特克和同事们十分震惊。他们允许布斯基预先出售股票只是为了保持市场稳定，避免股市失控，并确保政府得到那1亿美元罚款。他们从未想到这种做法会被解释成帮助布斯基进行内幕交易。现在事后看来，他们认识到应该想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及其同情者也在散布一种观点：布斯基是华尔街的叛徒，他监听同行，充当政府的线人。他们雇了一个名叫朱尔斯·克罗尔合伙公司的私人侦探公司，搜集攻击布斯基的信息。他们把布斯基描绘成一个不堪信任的谎言家，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比政府所承认的还要罪大恶极。
11月24日，星期一，正当证交会人员被上星期五《华盛顿邮报》的那篇报道弄得焦头烂额时，《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由普里西拉·安·史密斯和比阿特丽斯·加西亚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根据计算，布斯基仅利用丹尼斯·利文提供的内幕信息所获得的实际非法收益即达2．03亿美元，这意味着证交会对布斯基课罚不够。文章说：“这个情况的披露看来可能会使证交会受到的批评雪上加霜。证交会此前已经受到了一场广泛指责，因为它曾允许布斯基先生在他出事的消息于11月14日宣布之前悄悄出售4．4亿美元的股票，以此筹集他上缴1亿美元罚款所需要的资金。”
这个计算是不公平的，因为布斯基的那些非法收益大部分流向了他的投资人。布斯基的投资人是布斯基非法交易的不知情的受益者，所以证交会并不处罚他们。按照布斯基合伙公司的收益分配比例，布斯基所占份额很小，与他确定罚款协议时他的总资产不到2亿美元。证交会本来可以把这个情况指出来，但该文称：“在上周末的电话采访中，证交会一位女发言人始终拒绝对此发表意见。”于是，布斯基实际非法收益远远高于处罚的说法被其他传媒转载和报道，并逐渐深入人心。而且，对布斯基非法收益的估算数也越来越高，不久达到了3亿美元。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继续极力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它身上引向政府。它不断大造舆论，声称政府律师不正当地向传媒——特别是《华尔街日报》——泄露破坏性信息，但它并没有拿出支持该项指责的证据。尽管如此，这个话题还是引起了广泛报道。
媒体接二连三的负面报道很快引来了一片更尖锐的批评声，多数矛头都直指证交会。纽约国会议员查尔斯·舒默尔对证交会大加挞伐。众议院监督与调查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要求证交会做出正式解释，并举行公开听证会。他甚至要曾通过莱屋银行做过内幕交易的前美林公司经纪人布赖恩·坎贝尔作证。丁格尔惊呼坎贝尔是一个“26岁的神奇天才”，说他“破译了利文先生的密码，从而搭利文的顺风车做了二十多起内幕交易”，而与此同时，证交会“尽管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工具……，却不能发现利文的问题”。林奇大为恼火，认为坎贝尔本身是个嫌疑犯，却在证交会受贬抑时得到美言。就这样，证交会人员无暇继续进行调查工作，大量的宝贵时间被用在平息国会非难和回答质询上。
更糟糕的是，证交会自己信心也产生了动摇。沙德曾把宣布布斯基消息的新闻发布会看作是他在证交会工作生涯的巅峰时刻，而现在却被负面宣传击昏了。他好像责怪起林奇来。林奇认为，证交会委员们开始拖延批准他的额外传讯要求，而进行额外传讯对于调查工作的继续是至关重要的。他感到自己有被削弱的危险。
11月24日，林奇召集情绪低落的属下们到会议室开会，想给他们鼓鼓士气。这不容易。其实，林奇自己的情绪也非常低沉，整日寝食不安，甚至认真考虑起辞职问题。但他担心自己一旦辞职，别人将难以把案子撑下去，调查会中途夭折。他深知违法者罪行累累，非法收益触目惊心，而且这些犯罪活动多数仍在继续，他不能任其肆无忌惮地恣意忘为。因此，他鼓起勇气，重聚决心。
林奇觉得，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很类似索尔克疫苗的发现，该发现是人类的一个福音，但发现者却受到批评，说他在实验中杀死了猴子。他提醒属下们说，更不利的宣传很可能还在后面。他们将要进行的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而现在这场战斗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正在从事一件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所能遇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林奇对属下们说，“我们必须继续战斗下去。”
1986年10月29日晚6点半，马丁·西格尔回到家里。他走进卧室，把外衣扔到床上。现在正是晚饭时间，能赶在这个时候回家吃晚饭真是惬意。他走到书桌前，凝视窗外。他的书桌紧靠一个大窗子搁着，隔窗而望，可以一览格雷西广场公园全景。
丹尼斯·利文被捕以后，西格尔有好几个月心情紧张，但现在他感到好多了。利文出事的消息公布的那天，西格尔受到了惊吓，第二天他去看医生。他感到身体不舒服，认为自己是过于紧张。其实，他是想要医生问问他为什么感到这么难受、这么焦虑，他好倾诉一下自己。但是，医生给他做了一个快速检查，没有理会他的诉说。“你只是太累了。”医生说，“马上会好的。”
可能医生的话是对的。上个周末，西格尔和妻子与朋友们一起在凯比斯坎度过。他们乘双体船在海上兜风，海风很大，阳光很强，西格尔玩得非常尽兴。
他微笑着望着窗外出神。外面的游乐场上，孩子们在欢快地玩耍。突然，电话响了，打破了室内的宁静。西格尔本能地拿起话筒，而没有等保姆多丽丝去接。一个男子的声音把他从沉思中拉了回来：“是马蒂·西格尔吗？”
“是的。”西格尔回答。
“我是比尔。”一阵沉默。星期一，多丽丝就告诉西格尔有个叫比尔的人打电话，没有留下号码。昨天又是如此。那两天西格尔都是在通常时间——晚上8点左右——回到家里。他对这两个电话没有很在意，一时弄不清比尔是谁。
“哪个比尔？”西格尔问。
“你知道的。”对方以暗示的语气说，“比尔。”
“我不知道。”西格尔回答，有点急了。这是一个骚扰电话？又是一阵沉默。
“你看到我的信了吗？”比尔问。
“没有。”
“你知道我发的那封信吗？”
西格尔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干脆把电话挂掉。他接着回答：“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信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对方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我是指，你与那个俄国佬的关系。”
西格尔闭起眼睛，眼前净是布斯基的影子。他努力显出毫无忧虑，平静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给你发了一封信，”比尔继续道，“我在信中给你说，我想跟你见个面。”
“我不认识你。”西格尔说。
“哦，得了，别想骗我。”比尔说，声音变得具有威胁性，“我知道的。”
西格尔再次坚持说他不知道这个人在说什么，然后比尔明显显出一阵不安，他问：“你是不是以前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工作而现在德莱克赛尔工作的那个马丁·西格尔？”
“是的，没错。”西格尔说，觉得他已经受够了，“不要再打扰我了，否则我就报警。”
“我怀疑你没那个胆。”比尔挖苦地说。西格尔打电话挂了。
西格尔摇摇晃晃地离开桌子，握着拳头。他一直担心会有这么一劫。“要得报应了！”他大声喊道。突然，他感到胃里翻得厉害，想吐，赶紧跑到卫生间。
过了一会儿，简·戴进来了，发现丈夫弯着腰在厕所里呕吐，非常着急。当西格尔直起身来，努力恢复精神时，戴问道：“你没事吧？”
“一定是胃又闹毛病了。”他对妻子说，“来得这么突然。”
简·戴一出去，西格尔就马上打电话找马丁·利普顿。不管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业务关系上讲，西格尔都觉得利普顿是与他关系最近的律师。利普顿的秘书告诉西格尔说利普顿正在休斯顿出差，但给了西格尔一个电话号码，说打这个电话可以找到他。
西格尔拨通了这个电话。“我是马蒂，有人敲诈我。”他对利普顿说，接着把接到那个神秘电话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利普顿要他第二天去找劳伦斯·佩多威兹。
第二天上午，西格尔找到佩多威兹，向他详细讲述了比尔打电话的情况，并提到比尔多次说起发给他的一封信，要求与他见面。佩多威兹问：“你检查了在康涅狄格住所的邮箱吗？”
西格尔这时意识到他和简·戴都两个多星期没有回康涅狄格的住所了。于是他开车赶回那里，打开信箱，发现那封信正醒目地躺在一堆未开封的邮件里。西格尔戴上塑胶手套，好保护指纹，然后哆哆嗦嗦地打开信封，匆匆扫了一眼信上的内容。这封信简短而神秘，上面先说了一句“我知道”，然后是要钱，并声称如果不给，就向国内税收署举报西格尔。西格尔小心翼翼地把这封信和信封一起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封好，然后折回纽约。
佩多威兹看到这个证物时，觉得可疑。他自忖这封信和那个电话是否可能是政府精心设计的一个骗局。这好像不可能，但是，利文案之后政府一直在继续调查，任何事情似乎都有可能发生。尽管如此，佩多威兹建议西格尔先等一等，看看是否再有其他事情发生。
接下去的那个星期，西格尔接到布斯基一个电话，布斯基表示要与西格尔见个面。西格尔拒绝了，但布斯基的电话搅得他心神不安。接着，11月10日，几个国税局的人员不宣而入地来到在西格尔的办公室。西格尔当时不在，他听到这件事时打电话告诉了佩多威兹。这次，佩多威兹说他认为最好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联系一下。
“你联系吧，”西格尔说，“我想把这件事弄清楚。”
那天下午，西格尔又接到佩多威兹的电话。“明天上午你要先到我这儿来一趟。”佩多威兹说，听起来有什么重要情况，但他没有具体说。
第二天上午，佩多威兹告诉西格尔说：“检察官办事处对那封信的事一清二楚，他们对你和布斯基的事也都知道。”他不必再往下说了。西格尔的防御崩溃了，他抱头哭了起来。
“我做了那些事。”他抽噎着说，“我有罪，我后悔。我要改正。”
佩多威兹说他已经与本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们说了这事，他们认为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不能做西格尔的代理，因为该事务所在可能与对他的指控有关的那些交易中代理的客户太多了。但佩多威兹提出帮他在其他事务所物色一个刑事律师。“有的律师与政府对抗，有的律师与政府合作。”佩多威兹说，“你愿意找哪种？”西格尔说他要先把这事给妻子谈谈，然后再做决定。
西格尔打了辆出租车回家。他知道他的事不能再对妻子瞒下去了，但他又最怕把这事告诉妻子，担心妻子可能会离开他。这会儿是上午10点来钟，出租车夹在车流里走得很慢。坐在车上，西格尔脑海里幻起一幅自杀的图景：到家后，他不上楼，而是把家里的厢式货车从车库开出来，驶到城外，沿95号州际公路往东走，一直开到迈阿纳斯河桥，然后从桥上猛冲下去。死的前景似乎挺诱人，但一想到车毁人亡的情景他立刻吓得面如土色。
西格尔到家时，保姆告诉他简·戴出去购物了，圣诞节即将来到，她提前去买些节日用品。西格尔在屋里踱来踱去。妻子的36岁生日只差两周就到了，看来这个生日庆祝要被他毁了。这时，他听到前门开了，赶紧来到门厅。简·戴大包小包地回来了。她看到丈夫在家，吃了一惊，然后激动地向他介绍她买的东西，并讲起她的过节计划。西格尔强迫自己打断了她。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他边说边把妻子领到起居室。简·戴脱下外衣，坐到沙发上。西格尔把双层门关上，然后挨着妻子坐下，握着她的手。他深吸一口气，开始道：“你还记得搅得我很不安的那封信吗？——就是寄到康涅狄格家里的那封。关于这封信有点事。我犯了一个大错，不知道你怎么才会原谅我。”
简·戴很快就掉起了眼泪，她从丈夫的语气和举止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不幸。西格尔硬着头皮继续讲下去，他快速地把与布斯基进行内幕交易的事大致说了一遍。他感到非常痛苦。简·戴继续抽泣着，西格尔惊恐地看到自己如此伤害了妻子。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简·戴哽噎着说：“你做的事是可怕的。”她接着说，她最难过的是她受到了欺骗：这么大的一件事他一直向她隐瞒着。她说西格尔打碎了她对他的信任。
然而，尽管说着这些，她也认识到丈夫的痛苦和绝望，这时她的震惊和难过马上被一种担心所取代——担心丈夫可能自杀。于是，她又赶忙安慰丈夫，并表示会支持他坚持下去，而这种支持正是西格尔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她说：“你一直是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说完不禁又潸然泪下。
下午1点左右，西格尔又回到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见佩多威兹。“我不想对抗，”西格尔对他说，“我要把这件事了结，我要赔罪。”最后，佩多威兹帮助西格尔选择杰德·拉考夫作他的律师。拉考夫以前当过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反证券欺诈处主任，后加入穆吉·罗斯·加斯利·亚历山大和弗登律师事务所当合伙人至今。拉考夫从事务所赶来与西格尔和佩多威兹见面。他到时，西格尔已经收到了证交会发来的传票。佩多威兹就西格尔的事给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打电话后，该办事处曾通报证交会西格尔在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所以证交会就把传票发到了这里。
拉考夫印象深刻的是，虽然西格尔忧心如焚，但他没有试图否认或淡化自己的犯罪行为。他很快向拉考夫叙述了他与布斯基之间的违法活动情况，包括最不利的方面，如接受布斯基的酬金。不仅如此，他还述说了与弗里曼的内幕交易关系。
西格尔特别担心他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同事，和他与该公司的关系。在目前情况下，他不可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继续工作。他感到他必须向约瑟夫汇报这件事。但拉考夫想要西格尔保持尽可能多的灵活性。他知道，西格尔可以秘密配合政府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进行调查工作，他在这方面可能是有价值的。但西格尔坚持说，他不愿在德莱克赛尔做这种事。他认为，自己的违法行为都不是在该公司发生的，与这里无关，而且他对该公司的犯罪活动一无所知，所以要他试图诱捕他的德莱克赛尔同事是不公平的。拉考夫同意道，西格尔可以向约瑟夫说这事，告诉他关于传票的情况，并向他请个病假，以便就传票上问题的回答做准备。然后，当天晚上他要到穆吉·罗斯律师事务所再与拉考夫和该事务所另一个合伙人奥德丽·斯特劳斯会面。
西格尔要离开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时，提出见一见利普顿，这时利普顿已从休斯顿出差回来。西格尔独自来到利普顿的办公室，这里曾是他常来拜访的地方。利普顿在业务上经常关照和提携他，对他的事业帮助很大。坐在这位导师和朋友面前，西格尔不禁又簌簌落下泪来。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或许，利普顿经历了太多的这种可怕的情景：先是他的两个合伙人弗洛伦蒂诺和里克，现在是西格尔——一个他几乎爱之如子的人。利普顿没有安慰西格尔，也没有说些开导的话，他显得漠然而冷淡。
离开沃克泰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后，西格尔跟着拉考夫来到他的办公室。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佩多威兹给他们打来电话，把股市行情收录器上打出的布斯基的消息读给他们听。突然，事件之间混淆不清的顺序开始现出了眉目。“你们不知道这起事件有多严重。”西格尔对拉考夫和斯特劳斯说，“一切都要崩塌了。”
那天下午很晚时，西格尔回到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径直来到约瑟夫的办公室。听到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后，公司开了一个战略会，约瑟夫刚开完会回来。他看到西格尔情绪很坏，好像受到了什么可怕的打击。
“我想请个假。”西格尔说，“我收到了一个传票。”听了西格尔的话，约瑟夫哈哈大笑起来，西格尔被他这种反应吓了一跳。“加入俱乐部了。”约瑟夫笑着说，“阿克曼收到了一个，米尔肯也收到了一个。每人都有一个。”已经很吃惊的西格尔呆住了：怎么回事？这些人与他有什么关系？西格尔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事，所以他没有考虑过布斯基可能还与除他以外的其他人有牵连。
约瑟夫打断了他的沉思。“你做了什么错事吗？到底有事吗？”
西格尔看着约瑟夫，泪水在眼里打转。“绝对没有。”他回答。拉考夫要求他对约瑟夫撒谎，以便在必要时与政府秘密合作。
约瑟夫接着问：“是证交会的传票还是大陪审团的传票？”西格尔说是证交会发的传票。这个回答好像减轻了约瑟夫的忧虑，他说：“别担心，继续工作，没必要请假。公司会百分之百地支持你。”
当西格尔去见约瑟夫的时候，拉考夫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我知道你要给马丁·西格尔发传票。”拉考夫说，“这个传票我来接，我是西格尔的律师。”他表示想与卡伯里谈谈西格尔的案子，卡伯里建议次日上午谈。
拉考夫知道他和西格尔动作必须要快。他在反证券欺诈部工作时是卡伯里的上司，知道卡伯里是个严肃而认真的人，喜欢以快而狠的手法对付白领嫌疑犯。拉考夫提醒西格尔，如果他打算与政府达成认罪协议，必须快点行动，尽管这意味着可能要接受刑事和民事处罚，可能破坏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甚至可能面临破产。拉考夫还提出，如果西格尔选择对抗，他会为他准备辩护。
“我要认罪，要赔罪。”西格尔坚持道，“我不愿对抗，除非你要我这么做。”
第二天（即11月15日）上午，西格尔和简·戴来到拉考夫的办公室。这天西格尔的心情比前一天好多了。昨天晚上，他把有关问题又详细地给妻子讲了一遍，简·戴表示，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支持他。他感到一个沉重的担子卸了下来，轻松了许多。他信任政府，愿意改正。他会受到惩罚，但之后一切都会过去。他觉得政府似乎有点像他的父母，会关怀他的。
在拉考夫的办公室，拉考夫的本案搭档奥德丽·斯特劳斯提醒西格尔：“马蒂，昨天你情绪太低落，而今天又太高涨。”
拉考夫和斯特劳斯给西格尔夫妇进一步介绍了认罪的利弊，安慰他们，说事情总是看起来困难重重、前景暗淡，实际并非那么悲观，一切都是有希望的。
接着，拉考夫去见卡伯里，卡伯里直入正题：“我们掌握他的情况。我们有三个证人：伊凡·布斯基、送钱人和送钱监督者。我们认为西格尔对我们可以有些用处。我们了解弗里曼的情况。”拉考夫对卡伯里提到弗里曼这个名字吃了一惊，这个名字是他刚在西格尔坦白案情时知道的。拉考夫自忖卡伯里是否在虚张声势。
“为便于讨论，假设案情是这样，”卡伯里继续道，“我准备提出四项控罪。”
拉考夫先不做出反应，他要多了解一些对方的条件。比如到时候会赶上什么样的法官？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犯人与政府达成认罪协议时赶上哪个法官，该法官就将一直负责该案的审理，直到宣判。拉考夫希望西格尔认罪协议的达成要选时恰当，以便赶上一位仁慈的宣判法官。卡伯里说政府会尽量保持灵活性，但西格尔要与政府合作。拉考夫问是不是要西格尔带窃听器，卡伯里说是的。
拉考夫把卡伯里提出的条件回来告诉西格尔，西格尔说可以接受。于是拉考夫向卡伯里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价值预估，表示西格尔能够提供华尔街一家大公司的套利主管有罪的证据，但拉考夫没有提出弗里曼的名字。作为交换条件，卡伯里提出把对西格尔的控罪减去两项。拉考夫说可以达成协议，但还要视与证交会的谈判情况而定。
接着，拉考夫给证交会的林奇打电话。证交会仍然被布斯基一案的不利宣传刺痛着，急于把西格尔作为与布斯基合作的成果来炫示，以说明布斯基的合作是有价值的。舆论曾批评证交会对华尔街的罪犯过于心慈手软，它不准备再冒遭受进一步批评的风险。拉考夫问证交会想要什么。
“很简单，”林奇回答有，“除了他的两座房子，我们都要。”（拉考夫把这个情况告诉西格尔时，西格尔惊叫道：“天哪，我只从布斯基那里得了70万美元。”）拉考夫激辩说，证交会这样做是不合理的，最起码西格尔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挣的钱应该保留，这些钱是清清白白的血汗钱，与非法活动无关。在证交会与拉考夫的谈判中，证交会方面主要是斯特克出面谈的，他最后同意了这一点，并以此达成了协议。但是，沙德和证交会其他委员否决了这个协议。他们坚持要没收西格尔所拥有的几乎一切东西。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对西格尔任意摆布，而且他们决心借此消除以前不利报道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允许西格尔保留他的养老计划缴纳金和两座房子，就这些。西格尔甚至还必须放弃1000万美元的股票和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奖金，证交会不允许德莱克赛尔把这笔奖金发给他。
拉考夫认为可以就这些严苛的条件与证交会再争一争，但西格尔说他不想再争了。事情到这一步，西格尔吃惊地发现自己对钱已经不在乎了。以前，当他的收入达到六位数时，钱似乎很重要，但它从不足以给他带来所需要的安全感。如今，他已被毁了，无论他有多少钱。所以，即使一分钱没有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格尔还认为，严厉的惩罚有助于减轻他在公众心目中的罪过。如果严惩就是赔罪的代价，他甘愿接受。如果说还有什么挥之不去的疑虑的话，那就是他怕以前的华尔街同行们说他与政府商定的协议是一项“赔本买卖”。对一个技能娴熟的业务员来说，这种评价是令人尴尬的。
虽然政府协议的最终细节到12月中旬才能定夺，但与证交会的协议一周之内就大体就绪了，而与检察官办事处的认罪求情协议很快就最后确定了。现在，西格尔开始了秘密与政府合作，就像布斯基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
感恩节那一周的一个晚上，拉考夫和西格尔来到世贸中心对面的联邦邮政大楼，悄悄从后门走了进去。他们要在这里与卡伯里等人见面，而选这个时间（晚上10点）在这个地方见面是为了保密。西格尔被带到邮政巡查员办公室，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卡伯里和杜南。
卡伯里是个不修边幅的人，有一个“科伦布”的外号。西格尔第一眼看到他，就发现他的外表印证了这一点。卡伯里的衬衫紧绷着裹在滚圆的腰身上，上面有几处蕃茄酱留下的污渍。西格尔还见到了杜南和罗伯特·帕斯查尔。杜南负责具体安排西格尔做秘密调查工作。西格尔仔细端详了一下杜南，发现他看着像一个强壮的爱尔兰人。西格尔觉得杜南身上好像有什么东西似曾相识，但他肯定以前并没有见过这个人。
卡伯里对西格尔印象颇深。西格尔是他提讯的第一个“顶层”投资业务员，利文和威尔基斯当然不属于这种人，而布斯基更不是，他是一个套利人。另外，西格尔形象俊朗，富有魅力，而且镇静自若。
“他们会盯住你的眼睛看，以识别你是否可信。”拉考夫此前告诉西格尔说，“回答他们的问题，告诉他们实情。”在会面中，西格尔把他与布斯基和弗里曼的所有交易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尽管都是凭记忆追述，但他尽力做到精确。有些交易涉及的收购案很复杂，特别是与弗里曼一起进行的那些，例如尤纳考公司收购案，其中的股票回购比例计算非常复杂，再如斯托勒通信公司收购案，这起收购案旷日持久，一波三折。那天晚上的问讯用了约一个半小时。后来，类似的会面又进行过多次。
西格尔在供述中从不试图为自己开脱，没有暗示他的行为是不慎落入了“灰色地带”或华尔街上每个人都在这样做，等等。他没有给自己找任何借口。利文和布斯基也表示过悔恨，但他们的主要懊悔似乎是自己被抓住了。检察官们认为，西格尔的态度是真诚的，他切实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想要赔罪。
这些问讯都没有证交会的律师参加。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与证交会之间的关系不和谐，西格尔对此感觉很明显。检察官办事处仍然顾忌于证交会的不利报道。他们不让西格尔向证交会律师们透露任何事情，特别是关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情况，担心被泄露。
“不要给他们讲。”杜南对西格尔说，“他们只会把事情弄砸。”
1987年1月，证交会要求让西格尔印证一些布斯基的供述，于是安排伦纳德·王在格拉莫西公园饭店一个房间里讯问西格尔，同时参加的还有另一位证交会律师。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要求西格尔只讲与布斯基有关的内容，不要提弗里曼的事情。
当西格尔同意与政府合作时，拉考夫提醒他说，他以前所熟悉的生活很快就将成为过去，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他现在和过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要受到严密审查，他必须接受这一点。西格尔同意认罪时，拉考夫要他去看一位精神病医生或心理医生。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可能去医生那儿了解情况。病人纪录未必不让在联邦法庭上披露。
拉考夫和斯特劳斯敦促西格尔尽快搬家，远离现在这个“风暴中心”，以便在西格尔认罪的消息公开之前有时间调整心态。这个计划简·戴特别难以接受，她喜欢康涅狄格的家，那里的布局和装潢都是她和西格尔亲自设计的。而且，离开这里就意味着要离开她的亲朋好友，还要把孩子们从他们熟悉的学校转走，一想到这些她就黯然神伤。然而，她知道迁居是必要的，既然同意与西格尔站在一起，就要接受这个到另一个地方筹建新生活的计划。他们选择去佛罗里达，该州的宅地法保护被告人的家产不受债权人侵夺。西格尔把康涅狄格的房子和纽约的公寓放到市场上出售，并用几个周末的时间到佛罗里达州的各个城市物色新家。他从坦帕开始，沿西海岸一路南行，然后折往东海岸，再一路北上，最后到杰克逊维尔。在路上，西格尔又产生了自杀的冲动。开车在95号州际公路上行驶时，他想，自杀是多么容易啊，只需动一动手里的方向盘，迎头撞向对面疾驰而来的车辆就行了。但是，一想到这样会造成交通事故，会伤及无辜，他阻止了自己。
西格尔决定把家安在杰克逊维尔，因为坦帕和圣彼得斯堡太沉闷，迈阿密太喧嚣，而棕榈滩是富贵人扎堆的地方，住在这里会传送错误信息。此外，他不想在新居住地碰到华尔街和商业圈里的老同事。西格尔喜欢杰克逊维尔浓厚的商业气氛。他想，一旦渡过这场劫难，他可以在这里开创一份事业，——但愿有这么一天。而且，西格尔在杰克逊维尔看上了一所漂亮的房子。那是一幢高高的现代风格的小楼，就坐落在庞特维德拉海滩上。这所房子共有三层，一、二层住人，室内装有壁炉，第三层是一个角楼，在主人卧室上面，视野很好，可以改建成一个完美的家用办公室。房子一侧有一个可停放三辆车的车库，车库顶上可以建几间儿童房，给孩子们用。西格尔还买下了与房子毗邻的那部分海滨地的产权。这所房子、土地和改建扩建共花了西格尔350万美元。
西格尔原有的两处房产没怎么费事就出手了，康涅狄格的房子卖了350万美元，纽约的公寓卖了150万美元。曼哈顿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很红火，西格尔的那套公寓中意者很多，最后的买主是第一个看房者。几乎所有的卖房所得都用在了杰克逊维尔的新家购置、缴纳税款和支付律师费上。没有人知道西格尔夫妇将要搬到佛罗里达去，但他们卖房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了出去。邻居们马上得出结论说，西格尔和简·戴要闹离婚。更让西格尔恼火的是，一个邻居给他打电话，急切地问他的喷气式快艇是不是也要卖。
1987年1月中旬，简·戴、多丽丝、杰西卡和双胞胎儿女驱车搬往佛罗里达的新家。西格尔则留在纽约，尽力表现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他想在家人们到达新家那天赶过去与他们团聚，但一场大雪阻止了他。搬到新家前六个月，每当一家人开车从外面回家，双胞胎之一斯科蒂总是问：“看门的在哪儿？”
西格尔很寂寞地呆在纽约，但他想方设法表现出正常的样子，该上班就去上班，该回电话就回电话。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没有追逼他做更多的解释。该公司雇佣的卡希尔、戈登和雷恩德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经常给拉考夫打电话，不断询问西格尔是不是真地对德莱克赛尔的不当活动一无所知，并试图套问更多关于西格尔处境的消息，而后者是其主要目的。拉考夫只是说西格尔的事都是有关他来德莱克赛尔以前的工作，但他拒绝详细说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尽力不疏远西格尔。1月，西格尔拿到了他的300万美元奖金，把它上缴了证交会。
了解西格尔的人都发现他的表现很反常。他精力不再，热情顿消，活力殆尽，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会议也不参加了，而且也没有再做成任何新交易。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指示西格尔和拉考夫，为了掩护西格尔的秘密身份，必要时要不惜撒谎，但这种时候很少。
“我听说你在配合。”一天，约瑟夫随意地问道。西格尔只是耸了耸肩，约瑟夫也就不再追问。
有一次，《纽约时报》记者约翰·克鲁德尔给西格尔打电话，问他是不是遇到了麻烦。
“没有。”西格尔说。
一开始，西格尔不愿配合政府做秘密调查工作，但检察官办事处坚持要他这么做。他们想通过西格尔窃听德农齐奥和塔伯尔，以获取他们的罪证。他们还告诉西格尔不要与弗里曼有任何联系。
杜南对他说：“我们不要你以任何方式接触弗里曼。”他们要谨慎行事，观察西格尔的表现，并评判他联系的那些人的反应。他们不想冒险惊动弗里曼。
检察官办事处计划在西格尔身上装上窃听器，让他与拉尔夫·德农齐奥见面。见面时，西格尔要把话题引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以前利用弗里曼的内幕消息做套利业务的事上。根据西格尔的揭发，德农齐奥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做内幕交易的事是知道的，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确证西格尔的话，从而获得德农齐奥有罪的证据。由于德农齐奥本人没有具体进行交易，检察官办事处人员需要更多关于他的证据，他们不想只凭西格尔的证词指控德农齐奥。但是，因为西格尔不愿意这样做，他认为他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处境困难时离开它而去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现在再与德农齐奥见面似乎于情于理都不通。
杜南和帕斯查尔的安排是，让西格尔与他的好朋友彼得·古德森打电话，古德森现在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兼并收购部主管。西格尔要向古德森谎称想回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理由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受到了布斯基丑闻的牵连。他要让古德森安排他与德农齐奥见个面，到时候他身上带着窃听器参加。西格尔对这个计划很不乐意，因为古德森是他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时最好的朋友，他还是古德森女儿的教父。但是，杜南和帕斯查尔坚决要他这么做，他别无选择。
于是，西格尔给古德森往家里打电话，杜南在他旁边站着。西格尔打了三次才找到古德森。古德森好像对西格尔的话深信不疑，说他会努力安排西格尔与德农齐奥见面。然而，最后，该项计划无果而终。古德森回告说德农齐奥拒绝见西格尔，显然仍然对西格尔的背叛行为耿耿于怀。德农齐奥给西格尔的口信是：“你这是自作自受。”
检察官办事处对威格顿不大有兴趣，因为他与西格尔基本没有共同点，关系一般，很难找到让西格尔给他打电话的合理化理由。塔伯尔（即威格顿以前做套利时的搭档）情况则不一样，杜南马上把他锁定为潜在目标。
塔伯尔在西格尔离开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后不久也离开了这里。他成功地假借他的那些套利“经验”到别的公司谋得了头衔和高薪。他先去了化工银行，在那里被任命为套利主管。他准备在化工银行建立新的套利业务部，但这个计划宣布后引发了对该银行不利的舆论，客户们对化工银行打算从恶意兼并中谋利感到不快。于是化工银行告诉塔伯尔说，他做套利业务不能介入恶意兼并交易。这个限制有些荒谬，有哪个真正的套利人不做恶意兼并交易的？结果，塔伯尔离开了化工银行，去美林公司当套利人。
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相信，塔伯尔对起诉的威胁会特别害怕。利文被捕的消息公布后，塔伯尔就曾给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西格尔打电话。“我们没事吧？”他问西格尔，说明他知道西格尔对他是个威胁。西格尔向他保证说他与利文没有关系。有一次，塔伯尔在美林公司又给西格尔打电话，当时西格尔正在帮助哈夫特家族收购塞夫威（Ｓａｆｅｗａｙ）公司，这起收购案又是德莱克赛尔融资支持的。美林公司在这起收购中是做被收购公司的代理。塔伯尔在电话中谈起美林公司关于如何应对收购的考虑，他称之为“美林公司的思路”，其中包括有关董事会会议日程的机密信息。塔伯尔所谈近乎内幕消息，西格尔认为他是希望建立起一种关系，但西格尔始终没理他的茬儿。
按照杜南和帕斯查尔的安排，西格尔给塔伯尔打电话。在电话中，西格尔建议与塔伯尔聚一聚，“叙叙旧”，聊聊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时的事。塔伯尔似乎有所困惑，推托了。西格尔又试另外一种方法，他借故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受到布斯基丑闻的牵连，说想离开这里。“或许我们可以自立门户，一起干。”他说。这种方法也没有结果。于是，西格尔又打电话，对塔伯尔说：“或许我可以跟你谈谈我去美林公司的事。”
塔伯尔一定对西格尔突然极力想与他“聚聚”感到纳闷儿，他们同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工作时都很少相聚。西格尔给塔伯尔打的这些电话杜南都在监听，通常是通过他办公室里的一个分机监听的。
1987年2月11日是个星期三，这天下午4点半左右，杜南和帕斯查尔来到西格尔的公寓。这套公寓虽已出售，但过户手续还没有办完，所以西格尔还在这里住着。那天下午，塔伯尔被美林公司解雇了，这可能会削弱他对西格尔邀请见面的抗拒，从而增加与政府合作的可能性。杜南和帕斯查尔对西格尔在配合调查方面缺乏效果感到沮丧，并越来越不耐烦。同时，最近《纽约邮报》漫谈专栏提到西格尔可能因布斯基一案陷入麻烦，这也使他们感到紧张，他们知道这种报道会加强人们对西格尔的怀疑。时间越来越紧迫。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杜南严厉地对西格尔说，“找塔伯尔，拉他见面。”西格尔拿起电话，打给在家里的塔伯尔。西格尔先是对塔伯尔被解雇表示同情，继而再次提起与他一起建立套利公司的事，建议就此事的可能性进行面谈。这次塔伯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说他“太忙”。
杜南用另一个电话监听西格尔与塔伯尔的通话，他听到西格尔把电话挂了，然后听到塔伯尔挂断电话的咔哒声。但之后线路并没有断，他听到塔伯尔那边有另一个男子的声音，那个声音问：“我现在该挂电话了吗？”杜南很窝火，马上意识到塔伯尔安排人监听了西格尔打给他的电话。塔伯尔有所觉察。
“我们现在只有按我们的方法做了。”杜南在他与帕斯查尔走出西格尔公寓时说道。
西格尔意识到“我们的方法”所可能意味着什么。他现在知道杜南能力非凡。西格尔接受问讯后几个星期，有一天接到杜南打给他的电话，这是杜南第一次在电话里跟他说话。在电话中，杜南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种可怕的熟悉。突然，西格尔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记起来了，他回想起那个秋日的夜晚，他走到卧室里，望着窗外的游乐场，这时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
“是马蒂·西格尔吗？”一个声音问，“你收到我的信了吗？”就是这个声音毁了他的生活。
杜南就是“比尔”。
布斯基被调查的消息公布后约两个星期，米尔肯又找吉姆·达尔。达尔仍然不明白米尔肯的葫芦里究竟是卖什么药。他所知道的只是，在他上次与米尔肯在洗手间里面谈后，米尔肯大部分时间都与他弟弟洛厄尔呆在一起。
“你需要找个律师。”米尔肯小声对达尔说。达尔没有接到传唤，但鉴于他在高收益证券领域的重要身份，并鉴于他直接与布斯基进行交易，他接受传唤可能只是迟早的事。米尔肯极力敦促达尔雇用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他是华盛顿特区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著名刑事律师。达尔不用担心律师费问题，他的律师费会由公司支付，就像米尔肯的一样。米尔肯解释说，他自己已经聘请了威廉斯，向达尔保证说不用担心。“他们只想要我。”他对达尔说。
达尔不明白为什么让他和米尔肯雇用同一个律师。不会米尔肯的利益先行吧？第二个星期威廉斯和一个名叫罗伯特·利特的年轻律师来贝弗利山时，达尔仍在琢磨这些事。这两个律师来贝弗利山分部会见一些潜在证人。
对威廉斯的鼎鼎大名，达尔早有所闻。威廉斯是律师行内老将，性格倔强，替人打过许多引人注目的官司。他是美国最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是华盛顿律师界的翘楚，在政治性刑事案件中无与伦比。他曾做过许多著名人物的辩护律师，包括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姆斯特（Teamster）公司的老板吉米·霍法、林登·约翰逊的门生博比·贝克、金融家罗伯特·维斯科、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和前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威廉斯是巴尔的摩奥里奥勒斯（Orioles）棒球队的所有人，而且以前曾与别人共同拥有华盛顿“红人队”，所以他懂商业。另外，他正患癌症。
“听我说，吉姆，一切都会过去。”威廉斯沙哑着声音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团结一致，共同战斗。那些政府律师不是我们的对手。”威廉斯继续鼓动达尔，言语中夹杂着粗话。威廉斯和利特向达尔保证他不是主要人物，不是政府调查的目标，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可能伤害米尔肯的潜在证人。“我们会战胜这些狗娘养的。”威廉斯说，“但我们必须呆在同一个帐篷里向外撒尿。”
米尔肯控制住那些潜在证人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佐证，布斯基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说谎者和罪犯，单凭他的证言是永远不能证明米尔肯有罪的。米尔肯和他的律师们对这一点很清楚，检察官们亦然。然而，米尔肯内部如果有人背叛，对米尔肯的伤害会是致命的。决不能允许发生这种事。
米尔肯自己决不会去作证。他从没有考虑过要认罪、坦白或与政府合作。不像布斯基和利文，他没有更重要的人物可检举了，没有东西可向政府提供以换取宽大处理。他是塔顶人物，是这场犯罪活动中的魁首，没有比他再大的“鱼”了。而且，不像西格尔，他显然没有懊悔感。他过去多次成功击退证交会的问询，这次似乎也胜券在握。
威廉斯与皮特和拉考夫不一样，他不试图向米尔肯询问事实真相，第一次见面时没有问，后来也从没有问。他不想知道。威廉斯经常说他有一个基本规则：如果有问题你不知道答案，就不要问。
11月14日布斯基接受调查的消息宣布后，米尔肯马上就雇用威廉斯做他的律师。他好像把威廉斯视为权威人士，对他有一种敬畏，这是他对介入调查的其他人所没有的。米尔肯是通过丹佛石油商马文·戴维斯认识威廉斯的。戴维斯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客户，借助于米尔肯的垃圾债券，他成为好莱坞大亨，买下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威廉斯长期担任戴维斯和米尔肯另一重要客户维克托·波斯纳的私人律师。
当米尔肯雇用威廉斯及其搭档利特时，利特吃了一惊。利特以前在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工作，认识卡伯里。布斯基的消息星期五下午公布后，利特曾打电话给卡伯里，向捉到布斯基这条大鱼表示祝贺。第二天，即星期六，威廉斯给利特打电话，声音粗哑地告诉他：“我们要做米尔肯的辩护律师。”于是，利特又给卡伯里打电话，对前一天的电话表示道歉，说他不知道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会介入进来。
就在同一个周末，米尔肯还雇用了亚瑟·利曼和马丁·弗鲁曼鲍姆，他们是保罗、威斯、里夫坎德、沃顿和加里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一起做过丹尼斯·利文的代理。尽管代理过利文案，利曼作为经济律师的名气要大于刑事辩护律师。他在佩恩索亚公司战胜德克萨科公司一案中做过佩恩索亚公司的代理，这起案子对佩恩索亚公司来说是一场具有纪念意义的大捷。利曼还在参议院的伊朗－康特拉丑闻问题调查中做过法律顾问。
米尔肯也认识利曼，他的客户有很多选择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当法律顾问，如三角工业公司的纳尔逊·佩尔兹和收购里夫隆公司的罗纳德·佩雷尔曼。米尔肯认识到，利曼懂证券法和恶意兼并业务，对垃圾债券业务也熟悉。
威廉斯坚持由他担任首席律师，米尔肯同意了。利曼和弗鲁曼鲍姆会密切参与。利曼在自尊上牺牲了许多，他和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的工作量更大，而说话的权力却小。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将贡献出大量人力应付证交会方面的事，这件工作量大、费时，而且常常令人乏味。威廉斯从开始时就说：“我不把证交会往眼里夹。”他只从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要来很少几个人处理与证交会的事。这是他的风格。
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风格是人海战。该事务所是全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它以焦土战术闻名，能组织庞大的律师队伍与政府对抗。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也有许多律师。该公司雇用的律师来自卡希尔、戈登和雷恩德尔律师事务所，这是纽约又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德莱克赛尔一直习惯从这里寻求法律服务。同时，德莱克赛尔还雇用了彼得·弗莱明。弗莱明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刑事律师，在一起著名的政府诉讼案中做过日立公司的代理。
然而，在米尔肯的辩护队伍中，惟一最重要的律师可能是最不出名的一个律师，那就是理查德·桑德勒，他是洛厄尔·米尔肯儿时的朋友，现在成为米尔肯的家庭律师。桑德勒一直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的办公楼里上班。尽管他与洛厄尔关系更近，但似乎一直很崇拜迈克尔·米尔肯，他的业务和生计都依赖于米尔肯。他对米尔肯的热情超出了经济关系，仿佛他与米尔肯融在了一起。
桑德勒不讨人喜欢但精力充沛，贝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和营销员们都瞧不起他，称他为“真正的房地产律师”。但是，桑德勒突然成为米尔肯圈子里最重要的人物。他是这起调查案的信息控制中心，不断与可能证人和其他律师联系。他埋头搜集案件证据——准确地说是有利于米尔肯脱罪的证据。他与米尔肯几乎形影不离，米尔肯去哪儿，他也跟着去哪儿。桑德勒的会议室似乎成为米尔肯的第二“交易台”，米尔肯不在交易台坐着的时候就到这里来，呆在这里的时间越来越多。桑德勒还监督建造贝弗利山分部办公楼二楼的一个会议室，这个会议室有个绰号，叫“寂静的圆锥”，房间是隔音的，而且每周都进行大检查，以防有人安放窃听装置。这个特别会议室用于米尔肯和律师们进行策略讨论。
米尔肯的律师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律师同意共同合作，并签订了一个正式的联合辩护协议。这种做法不让人感到惊奇。协议要求所有律师遵守律师－受托人保密规定，并要求在律师成员间实行全面的信息共享。然而，尽管有这个协议，米尔肯的律师却不向德莱克赛尔的律师提供任何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从一开始，威廉斯就告诉米尔肯及其律师们，德莱克赛尔最后会向政府投降。
威廉斯预言，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作为一个证券公司，不可能从旷日持久的刑事调查和证交会调查中挺过去，它会成为米尔肯的敌人，在调查过程中可能把它从米尔肯那里搜集到的一切都提供给政府。所以，米尔肯的律师们所掌握的东西当然一点都不向德莱克赛尔的管理人员或其律师透露。
米尔肯和律师们对德莱克赛尔的律师鲜有尊重。有一次，大家都在彼得·弗莱明的律师事务所开会，德莱克赛尔的首席律师托马斯·柯宁在主持一场讨论，这时迟到的利曼来了。利曼一进门就开始高谈阔论，打断了柯宁，专横地要求由他来主持。柯宁憋了一肚子火，也不好说什么。
米尔肯的律师团有时似乎也不咬弦。尽管按照协议威廉斯担任首席律师，但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却与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争夺主导权。在他们合作早期，有一次，威廉斯得知弗鲁曼鲍姆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讨论一件传唤的事，暴跳如雷。其实，弗鲁曼鲍姆打这个电话无伤大雅，但是，威廉斯认为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联系是他的事，他有一个与检察官办事处沟通的具体计划。于是，威廉斯给桑德勒打电话，大叫道：“如果那个臭胖小子再越雷池一步，我要像捏虫子一样捏死他。如果他在我的事务所，会被炒鱿鱼的。”非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认为弗鲁曼鲍姆态度傲慢，对他很不悦，开始称他为“FLS”。
要使本阵营里每个人都“呆在同一个帐篷里向外撒尿”，最容易的方法是让尽可能多的潜在证人找米尔肯的律师团成员做代理。但是，律师《职业责任守则》警告这种做法，要求律师不要既做被告的代理，又做证人的代理，除非向每位受托人详细解释这样做的所有可能影响。威廉斯对达尔的怂恿就过了这个线，因为达尔很可能会被要求作证。但是，达尔当时事实上没有收到传票，所以威廉斯可以随意那样做，而且他的话起了作用。达尔敬畏威廉斯，急切地雇用他和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作自己的律师。沃伦·特莱普和贝弗利山分部另一个人也这样做了。
然而，威廉斯认识到，他不能做已接到传票的雇员的代理，这些雇员包括洛厄尔、莫塔斯克、瑟内尔和阿克曼。但是，威廉斯要确保这些证人——有的是潜在目标——由“友好的”律师做代理。米尔肯的律师团仔细筛选律师名单，寻找可以向洛厄尔等人推荐的律师。在筛选过程中，候选律师的技能和声誉当然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虽然这项因素几乎不能花费大量时间来讨论。更重要的因素是候选律师在政府诉讼案中的执业纪录，威廉斯和律师团要寻找那些爱与政府对抗而不与政府合作的律师。
还有一个因素发挥重要作用，那就是候选律师与现律师团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寻找那些与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律师团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有依赖和义务关系的律师。在最后确定的律师中，有一些曾从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或卡希尔、戈登和雷恩德尔律师事务所接过很多业务，他们在分享信息方面是可以依靠的，而且在职业责任范围内可以与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的律师团合作。例如，为米尔肯一个助手做辩护人的马克·波莫兰兹与利特一起在最高法院工作过，代理米尔肯另一位证人的杰克 ·奥斯佩兹曾在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当过合伙人，做瑟内尔代理的西摩 ·格兰泽尔经常接手利曼介绍的业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最后，所有候选律师都由桑德勒亲自面试。桑德勒对米尔肯的赤胆忠心进一步确保这些律师们可能与政府对抗，而不寻求与政府合作。
与政府的诉讼大战开始了。证人们（包括达尔）一开始在证交会和大陪审团面前有些慌乱。多数人只是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起初达尔抵制这种想法，觉得他没什么可隐瞒的。他想，援引《第五修正案》会让政府更加怀疑。但在利特的坚持下，他行使了保持沉默的权利。
另一位证人沃伦·特莱普对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与米尔肯关系太近感到关切，担心他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威廉斯安排威廉·亨德利做特莱普的代理。威廉斯多年来一直向亨德利介绍业务。特莱普的反叛一开始在米尔肯阵营里造成了影响，但在亨德利做特莱普的代理后，特莱普向同事们保证他决不会与米尔肯反目，此后这种影响逐渐消失了。在华盛顿棕榈餐厅吃饭时，特莱普告诉亨德利他决不会说不利于公司客户或同事的话。他说：“我不是那种告密的人。”亨德利回答说：“我也没有‘告密者律师’的名声。”
不过几个星期时间，米尔肯的律师团组成了，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身价最高的律师团之一，辩护方针也制定好了，一般情况下决不改变。从此以后，米尔肯被塑造成卑鄙布斯基的无辜受害者。他被描绘成一个天才，一个瑰宝，一个美国经济的拯救者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然而，威廉斯私下里提醒他的一些同僚说，随着案情事实的揭示，这种姿态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现在，米尔肯实际上被各种各样的专家包围了，但他与其他人的距离却更远了。弗雷德·约瑟夫被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报道弄得心烦意乱，特别是《华尔街日报》11月17日有一篇文章，说米尔肯被政府传唤的事。约瑟夫想亲自弄清事情的原委，要让米尔肯个人使他消除顾虑。然而，托马斯·柯宁和彼得·弗莱明对约瑟夫说，他们可以代表他面审米尔肯。当他们到达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时，米尔肯的律师们已经在那里了。尽管口头上说合作，但米尔肯的律师拒绝让德莱克赛尔的律师单独询问米尔肯。
米尔肯的律师对柯宁和弗莱明说，不允许公司与一位可能成为调查目标的员工会谈是刑事调查中的“常见”做法。他们同时向柯宁和弗莱明保证，德莱克赛尔不用担心什么。柯宁等人把这些话对约瑟夫说了。约瑟夫没有认识到，他作为公司领导，这时如何决策是非常关键的。当米尔肯的律师坚称不让米尔肯接受公司询问是“常见”做法的时候，他们是在以偏概全。与此相反，在这种时候，许多公司会坚持立即对员工的被控非法行为进行彻底调查，如果该员工拒绝接受询问，或回答问题不令人满意，就会被公司解雇。米尔肯的律师对这些是清楚的，他们在拒绝让米尔肯接受约瑟夫或德莱克赛尔的律师的面谈时，知道是在冒险。但是，他们清楚米尔肯对公司的重要性。当米尔肯说他无罪时，约瑟夫相信了他。同时，约瑟夫还要与忠于米尔肯的公司其他高层人员争斗。如果停米尔肯的职或开除米尔肯，会在公司引起内乱。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11月14日接到证交会的传票，接着在12月接到大陪审团的传票。从这些传票中清楚地看出，米尔肯与布斯基的关系是调查的中心。这些传票涉及内容繁多，非常详尽，而且带有厚厚的附件。布斯基与米尔肯之间的几乎所有交易都提到了，包括费斯克拜奇公司、太平洋木材公司和维克斯公司等交易，那笔530万美元的款项更是引人注目。传票要求出具大量文件资料，但只给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30天准备时间。
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公布后，卡希尔、戈登和雷恩德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立即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发起了一次内部调查，在11月15日和16日询问了与布斯基交易有关系或涉入问题交易的德莱克赛尔人员。由于没有接触布斯基或米尔肯，律师们没能找到非法行为的直接证据，这是不奇怪的。当查到那笔530万美元的款子时，有许多证人证明这笔钱是布斯基付给德莱克赛尔的咨询费。这些证人中包括大卫·凯，他作证说德莱克赛尔确实为布斯基做过咨询和研究。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管理层急切地接受了这笔钱是咨询费的说法。麻烦的是，德莱克赛尔一般不给客户开咨询费用的账单。3月21日（即付款日期）的事也很不符合公司的传统。无论德莱克赛尔为布斯基做过多少咨询和研究，它在哈德森融资交易中从布斯基那里得到的这笔费用非常大，说这笔钱是布斯基付给德莱克赛尔的研究咨询费，那德莱克赛尔获得的这种报酬就太丰厚了，会引起争论。虽然如此，德莱克赛尔的律师们认为，无论此事多么令人生疑，未必能说这笔款子是黑钱。
德莱克赛尔的管理层和律师们把希望寄托在米尔肯的律师给他们看的一份材料上。这是瑟内尔手写的记录，所署日期为“86－3－21”，据称是与布斯基股份公司停业同时做的记录。上面写着：
公司金融部：180万美元
资产净值研究部（纽约）：200万美元
高收益证券部研究处：100万美元
这些据称是这笔咨询费中的大部分款额在为布斯基做过研究工作的部门中的分配情况。米尔肯的律师们坚持称，这“证明”这530万美元确实是咨询费，正如布斯基股份公司停业时提供的一封由洛厄尔和唐纳德·巴尔萨署名的信函中所说明的。这些记录是这笔费用在德莱克赛尔不同部门的分配情况，用于奖金额的计算。
柯宁觉得该与证交会联系了。他计划在感恩节那个星期与证交会的斯特克进行面谈，并提出在接下去的星期六让约瑟夫与证交会人员会面。柯宁希望能很快与证交会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协议，他不想让这场调查拖得太久。他曾在赫顿银行的支票诈骗案中做过该银行的代理，该银行被这场搅得满城风雨的案子弄得声名狼藉，所以他深切体会到，即使是一家声誉良好的证券公司也经不起不利宣传的折腾。
在华盛顿，林奇也希望快点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米尔肯达成决议。在布斯基协议上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不断猛击之后，他急切地想拿出一些布斯基协议产生的成果来。如果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现在赶来合作，他感到证交会可以真正揭开证券业界的惊人黑幕。林奇认为米尔肯会受到很大压力。他期望德莱克赛尔起码让米尔肯停职休假，从而开始积极的合作。他看不出该公司有多少选择余地。
证交会的期望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期望相去甚远，这种证交会与其管辖的一个证券公司之间期望如此偏离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柯宁一提出说那530万美元是一笔清白款子，讨论就谈崩了。柯宁的这种说法激怒了斯特克。的确，任何听过布斯基坦白的人都会觉得这种说法荒谬无比，布斯基对这笔钱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柯宁想知道证交会的“忧虑”是什么。如果德莱克赛尔准备拒绝合作，斯特克就没有兴趣再帮它，所以他冷冷地回答柯宁：“证交会的忧虑还不想与你分享。”然后，柯宁提出证交会要德莱克赛尔出示的文件过多，要求“划分重次急缓”，被斯特克拒绝了。接着，柯宁再次提出让约瑟夫到证交会来一趟，也被断然回绝。斯特克认为很清楚的是，尽管德莱克赛尔声称要合作，但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想合作。对柯宁来说，有一点他困惑不解：证交会怎么对德莱克赛尔关于那530万美元的解释那么恼火。
最后，柯宁说服林奇在华盛顿见见约瑟夫。如果说这次会见与柯宁和斯特克的会见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次会见结果更遭。林奇告诉约瑟夫，米尔肯的非法活动是“不可辩驳的”，证交会有支持布斯基证词的人证、物证，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立即开始合作”。林奇觉得他把事情的利害关系讲得够清楚了。但是，约瑟夫似乎感到愤愤不平，他说：“我们自己做过调查，你的指控根本不是真的。布斯基是个说谎者，是个罪犯。”林奇对德莱克赛尔自己做的所谓调查感到不齿。约瑟夫承认他或德莱克赛尔的律师没有盘问米尔肯。这也叫调查？接着，约瑟夫重申了关于那530万美元的看法，这更让林奇生气了。“你说这笔钱是非法的，那给我们拿证据出来。”约瑟夫坚持道，“我们正想知道我们哪儿做错了。”
林奇认为，约瑟夫这样说显然是企图从证交会套取信息而不向证交会提供情况。林奇平常是个镇定自若的人，一般不轻易激动，但这时他坚持不住了，发起火来。他对约瑟夫说：“你知道你们哪儿做错了。”于是，会谈在互相反诘中不欢而散。
约瑟夫走后，林奇对斯特克说：“真想不到他们会这样做。他们的意思很清楚：‘我们要保护米尔肯。’”斯特克点了点头，疑惑地表示同意。他们知道米尔肯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是实权人物，但没想到其影响大到如此程度。
鉴于布斯基所供述情况的重要性，同时鉴于德莱克赛尔或米尔肯不准备与证交会合作，林奇和斯特克得出结论说，证交会可能要面对一场诉讼大战，这起诉讼案在规模上堪与曾导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分拆的政府反托拉斯案相提并论。因此，他们很快加强了这起案子上的人力，把律师人数从六人增至二十人。该证交会为诉讼大战秣马厉兵了。
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卡伯里正在运筹帷幄，确保对德莱克赛尔的指控不只建立在布斯基的证词上。他安排两名年轻有为的助理检察官约翰·卡洛尔和杰斯·法德拉加入这起案子。卡洛尔31岁，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当过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欧文的法务秘书；法德拉35岁，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曾在波士顿罗普斯和格雷律师事务所做过合伙人。
自从第一次审讯布斯基，卡伯里就发现，这起案子的许多情况有必要进一步从侧面证实。布斯基和米尔肯对他们的交易很注意保密，只限于他们自己知道，但他们依靠下属做那些他们认为平凡的工作，并做业务记录。卡伯里圈定了与布斯基违法活动有牵连的几个布斯基的雇员，特别是交易主管戴维多夫和主管会计穆拉迪安。
布斯基的那几个雇员很快就范了，其中级别最高的是戴维多夫。他同意与政府合作，并承认一项逃避净额资本管理规定的罪名。他向检察官们提供了许多布斯基与穆赫伦交易的证据：寄存交易，回报计划，以及他直接与穆赫伦联系的详情。戴维多夫的供词使政府发起了对穆赫伦的调查。（穆赫伦不是布斯基案价值预估中提及的五个目标人物之一。布斯基对他供述的有关穆赫伦的信息一直很低调。如果说布斯基在华尔街上有真正朋友的话，穆赫伦是与他最铁的。）戴维多夫在布斯基与米尔肯非法活动的取证上没有多大价值，因为他对他所负责交易以外的布斯基的秘密活动一无所知。
而另一方面，穆拉迪安却很有价值。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宣布之后的那个星期一，他像往常一样到百老汇大街11号去上班。办公室里来了许多证交会的调查人员，他们把布斯基公司的文件从柜子里拿出来，装到硬纸箱里，并盖上章，贴上封条。穆拉迪安对公司的命运本来还抱有一丝希望，觉得公司会躲过这场劫难，但现在看到公司要彻底完蛋了。他对同事说：“我们要成为历史了。”
那天临近中午时，穆拉迪安接到皮特一个电话。皮特问他：“你找律师了吗？”皮特这样的人物给他打电话使他感到心烦意乱，问这个问题也让他很不悦。对他来说，这些都意味着坏消息。
“没有。”穆拉迪安回答，“我为什么要找律师？我什么都不知道。”
早些时候，皮特跟罗伯特·罗曼诺联系过。罗曼诺是美林公司的律师，曾参与处理来自加拉加斯的那封匿名信。在那之后，他离开了美林公司，进行私人执业。皮特对罗曼诺说要推荐他当穆拉迪安的律师。皮特认为布斯基有四名雇员需要找律师，穆拉迪安是其中之一。
“你最好找个律师。”皮特对穆拉迪安说，并向他推荐了罗曼诺，建议他给罗曼诺打个电话。穆拉迪安照皮特的话做了，接着给他妻子打电话说了这事。
“这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以完。”他预言道，“我对内幕交易的事一无所知。”
那天下午，罗曼诺来到穆拉迪安的办公室。“你认为政府会向你谈什么？”罗曼诺问。穆拉迪安尽管声称对布斯基的事一无所知，却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你可能知道，我以前出过事。”穆拉迪安开始道，解释说他以前受过证交会的处罚。他接着说：“我卷入了布斯基与德莱克赛尔的事。”他叙述了他为布斯基保存交易记录、冲兑账目和贝弗利山之行的情况。他把那530万美元支付款一情也都详细地对罗曼诺说了，包括3月21日那天发生的事，当时布斯基劈头盖脸地臭骂他，说他差点毁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给布斯基公司的融资。穆拉迪安还说到布斯基后来命令他销毁用于计算那笔款子的文件。
“你把它们销毁了吗？”罗曼诺问。
“是的。”穆拉迪安说。罗曼诺看到一个很好的佐证布斯基与米尔肯非法关系的机会消失了。
第二天，罗曼诺找卡伯里面谈。卡伯里像以往那样直奔主题，指出穆拉迪安在篡改布斯基与米尔肯非法活动记录一事上被牵连。罗曼诺发现自己没有新东西可提供，穆拉迪安前一天告诉他的那些情况大部分卡伯里已经从布斯基那里知道了。“穆拉迪安怎样能对你有用？”罗曼诺问。
卡伯里写了个名单：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西里格曼·哈里斯（布斯基的伦敦经纪人）和穆赫伦。
罗曼诺返回穆拉迪安的办公室，他们要尽最大努力找到对政府有用的东西。穆拉迪安绞尽脑汁地回忆，记起了布斯基如何命令他销毁文件的细节。他们仔细在穆拉迪安的文件夹中搜寻，穆拉迪安给罗曼诺看他按布斯基指示重做的与德莱克赛尔交易的对账表。但是，对于卡伯里开列的其他目标，穆拉迪安没什么可提供的。
当穆拉迪安与卡伯里见面时，穆拉迪安说他是两手空空而来。卡伯里告诉他，检察官办事处想要他承认一项重罪。穆拉迪安听到这话十分恼怒。
“我不是重罪犯。”他激辩道，“我没有在这上面拿过钱。”他认为，自己只是执行布斯基的命令，他所做的每件事在华尔街上都是常规事务。
穆拉迪安不想做他所谓的“告密者”。但是，罗曼诺与卡伯里达成了一项协议，大意是，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把对穆拉迪安的指控或抗辩要求推迟到他与政府合作之后，这样他们可以评估他在合作中的表现，如果届时仍然觉得他该受重罪处罚，那时再让他接受这项罪名。
穆拉迪安作为合作证人第一次接受卡伯里和其他政府律师的问讯时很紧张。一开始，他随意地称卡伯里为“查利”，卡伯里打断了他。“我们在这里要用姓称呼，穆拉迪安先生。”卡伯里说。这次问讯会的阵容对穆拉迪安来说比较大：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来了五位律师，证交会来了八位律师。然而，渐渐地，穆拉迪安对配合工作产生了兴趣，向这些律师们讲述了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协议以及他在里面的角色。当讲到3月21日那天的事时，他支吾着不愿说，接着，当被问到在他因揭出那530万美元一事而差点毁了与德莱克赛尔的交易后布斯基对他说了什么时，他完全停了下来。
“布斯基对你说什么了？”一个律师问他。穆拉迪安心有顾虑地看看房间里的两位女律师。
“他说‘球’了吗？”那个律师继续问道。
“你们真地想知道吗？”穆拉迪安不安地问，生怕他说出来冒犯别人。
“他说：‘你这个傻球！’说了一遍又一遍。”穆拉迪安陈述道。
穆拉迪安按照布斯基的命令销毁了有关那笔530万美元款子的详细对账表，这份材料正在成为这起调查中惟一最重要的文件。但是，他继续努力把那些底账重新做出来，当布斯基改变主意后这项工作就开始了，是与玛丽亚·特迈因一起做的。穆拉迪安结合特迈因保留的一些资料和他在文件夹中找到的零碎记录，设法把原账表复原。
穆拉迪安很快成了本案律师们的非正式顾问。这些律师大多数对金融市场和证券运作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甚至连最基础的买空卖空或选择权和购买权这些名词都不懂，更不用说布斯基和米尔肯在非法活动中采用的深奥、复杂的策略了。这些律师对会计工作也知之甚少。穆拉迪安用几个小时向他们讲授这些知识，然后仔细研究交易记录，这些记录显示出数据是如何与各种策略相吻合的。他在这些律师们中间成了一个极受欢迎的人，很讲求实际，极力取悦别人。穆拉迪安自己逐渐明白并理解了布斯基为什么做出合作的决定。他认识到，当你自己处于危险时，你对合作会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发现，如果布斯基不与政府合作，不老实坦白，那是没有作用的，因为有太多的其他可能证人（包括穆拉迪安）知道真相。
在穆拉迪安供述的作用下，政府不久获得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会计查尔斯·瑟内尔和普通职员唐纳德·巴尔萨的合作。这两个人的辩护律师是西摩 ·格兰泽尔，格兰泽尔是华盛顿的一位刑事律师，由彼得·弗莱明和亚瑟·利曼推荐担任瑟内尔和巴尔萨的代理。一开始，格兰泽尔指示他的当事人，如果被讯问，就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
瑟内尔是一个受到专门培训的会计，可能因在米尔肯非法活动中的作用面临指控。然而，他对政府更有价值，因为他与米尔肯没有私人情结，对米尔肯无所谓忠诚不忠诚，他可以对布斯基的供词提供印证。瑟内尔在工作中只是执行米尔肯的命令。巴尔萨对米尔肯活动的参与是最小的，他不过是一个旁观者。当时，米尔肯授意洛厄尔起草一封声称那530万美元是咨询费的信函，洛厄尔起草完毕后，强行拉当时碰巧在旁边的巴尔萨一起在这封信上签了个名。
卡伯里觉得可以给瑟内尔和巴尔萨豁免。他必须想办法让他们开口，给予他们豁免就要求他们诚实回答问题。既然他们的供述不会被用来起诉他们，他们就不会再引用《第五修正案》闭口不语。
不过，把这个过程称为合作是言过其实。格兰泽尔在与米尔肯的律师团交流时强调一个事实，即瑟内尔和巴尔萨的作证是被政府强迫的，他们不会主动牵连任何人。与穆拉迪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瑟内尔很少自愿提供情况。像布斯基一样，米尔肯很多事情都瞒着下属。米尔肯从没有告诉过瑟内尔让他做这做那的原因，所以在确定米尔肯的动机和心态方面瑟内尔几乎没有作用。有一次，瑟内尔作证说，米尔肯甚至没有要求他保存那些账表。另一次，他说米尔肯称那些账表是“满纸废物”。
瑟内尔小心翼翼地行事，虽然不撒谎，但尽可能少说。有好几次，检察官们不得不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彻底交待，将以伪证罪指控他。桑德勒不断与格兰泽尔联系，格兰泽尔夸口说瑟内尔没有给政府任何帮助。
然而，政府方面对瑟内尔的证词有不同的理解。瑟内尔可能是一个不情愿的证人，但他承认他毁掉了用于计算那530万美元款子的电脑磁盘。虽然他没说他这样做是米尔肯直接命令的结果，但他清楚地表示，他事先得到了米尔肯发出的要他这样做的意旨。他证实了与穆拉迪安一起对账的事。重要的是，瑟内尔作证说，那份530万美元“咨询费”分配表是在米尔肯个人控制下划定的。（米尔肯的律师们就是拿这份材料说服约瑟夫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律师，声称米尔肯关于这笔款子的说法是正确的。）所以，瑟内尔不能根据自己的了解说这种分配确切反映了这笔钱的目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可能影响约瑟夫和德莱克赛尔的律师对这份材料的看法。但是，当柯宁找瑟内尔了解他都跟政府说了什么时，格兰泽尔授意瑟内尔对柯宁的多数问题都不要回答。柯宁离开时，米尔肯的律师团向他保证说，瑟内尔没有做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有害的事。
米尔肯的律师团要求瑟内尔避免与政府真正合作，瑟内尔所受的压力很大，有一句玩笑可以强调这一点。瑟内尔可能向政府坦白的消息一传出，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便流传一句玩笑：“谁是德莱克赛尔薪酬最高的人？瑟内尔的食物品尝员。”
尽管瑟内尔的作证好像没有对米尔肯或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产生伤害，但贝弗利山分部人员的持续沉默开始让柯宁感到不安，他们对政府在传票中列明调查的那些事项直接知情。接着，4月2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那笔530万美元款子的文章。文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这笔钱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并报道说：“这笔钱的发票是在已经付款后匆忙开出的，而且是在布斯基先生的审计员质疑这笔大额款项缺少单据时才开出的。”柯宁和约瑟夫被这篇报道弄得很不痛快，看来在这件事上记者知道的情况比他们知道的还多。他们担心，这篇文章说的可能是正确的。
米尔肯阵营没有这种怀疑，他们在德莱克赛尔内部和在关心此事的其他人面前对这篇报道表示不屑一顾。威廉斯不断提醒他们谨慎，而正当这时候，他对此案的控制开始变弱了。1987年年初，威廉斯做了癌症手术，这使他明显衰弱。威廉斯没有觉得这起案子到了应该考虑与政府进行任何种类谈判的地步，而且他知道米尔肯不会接受这种可能性。但是他知道，与检察官办事处保持联系是明智的。正如他私下给利特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这起案子上可能会越来越占上风，而不是相反。
威廉斯做完手术后不久，在纽约与检察官办事处的卡伯里安排了一次会谈，办事处方面的参加者还有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和参与这起案子另一位检察官。威廉斯独自与他们会见，没有带米尔肯律师团的其他人。他们讨论了这起案子取得的有限进展。卡伯里一再表示，调查还处于开始阶段，他不愿说的太多。最后，威廉斯问道：“这个案子要多长时间？”
卡伯里估计在正式起诉前需要两年。威廉斯沉吟片刻，看上去很伤感。“到那时我都死了。”他说，“你们不能快点吗？”
1987年2月11日（星期三）下午离开西格尔的公寓后，杜南赶紧回到圣安德鲁斯广场与卡伯里和尼尔·卡图西耶罗开了一个会。卡图西耶罗是助理检察官，受卡伯里之命参与处理西格尔调查案派生出来的案子。由于塔伯尔显然注意到自己被秘密调查，时间所剩不多了。杜南想在第二天就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采取行动，并要西格尔在那个星期的星期五进行法庭答辩。卡伯里同意了。
卡伯里认为，这三个嫌疑犯应该被逮捕，而不应该像西格尔和布斯基那样被传讯或等他们来自首。前些时在对布斯基进行调查中已对弗里曼进行过传讯，他没有一点愿意合作的意思，不过卡伯里从一个律师那里听说，弗里曼现在已经“紧张得不成人样了”。塔伯尔刚被美林公司解雇，好像也容易就范。卡伯里认为，实施公开逮捕会使这些人产生压力，从而可能使他们中的一个人或更多人投降和坦白。他断定，华尔街上的人犯罪感不强，他们对自己的面子关心太多。
卡伯里和卡图西耶罗到楼上与吉尤利安尼和威尔逊开会研究此事。卡伯里相信，弗里曼参与了直接的非法内幕信息交换。他不仅个人进行内幕交易，还进行内幕信息交换，这种违法行为对市场公正造成的破坏更大。至于威格顿和塔伯尔，西格尔没有说他们对他与弗里曼的内幕交易关系知情。但是，西格尔至少有一次向他们提到弗里曼是消息来源者，因而卡伯里相信他们应该知道西格尔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有消息人。这一点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部的交易模式中是显而易见的。
“让我们逮捕他们。”卡伯里说。吉尤利安尼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们没有讨论这样做可能引起的公众反应。逮捕嫌疑人是正常的。他们从帕斯查尔所做的西格尔的供词记录中整理出一份宣誓书，由杜南在上面签名，然后据此得到了所需的逮捕证。接着，杜南急忙前往塔伯尔所住的上东区公寓。
事情几乎从一开头就开始出差错。塔伯尔在他所住的公寓楼大厅里被戴上手铐和搜身，并经允许回到他的房子里拿上衣，然后当天晚上被关在大都市教养中心。检察官们希望塔伯尔会坦白和合作，但他拒不就范。卡伯里可能错误地判断了华尔街上许多人的心态和效忠。布斯基和西格尔愿意坦白和合作，他们在这些人中算得上是例外，而不具有规律性。华尔街仍然是一个狭小的、封闭的世界，在这里，支撑人们行为的是金钱、互惠和强烈的效忠。另外，也可能塔伯尔从来就不知道西格尔与弗里曼的关系，没什么可坦白的。塔伯尔在大都市教养中心关了一晚上后，与政府的对抗性好像比前一天更强了。
第二天上午，天上下起了雪，纷纷扬扬的雪花掠过金融区林立的高楼落到灰色的地面上。杜南和两个邮政巡查员来到位于布劳德大街的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总部大楼。“我们要逮捕罗伯特·弗里曼，这是逮捕证。”杜南对大楼门卫说。惊恐的门卫顺从地把他们带到楼上。
弗里曼的办公室在二十九层，四周围着玻璃，与公司交易大厅不远。当杜南等人走进弗里曼的办公室时，弗里曼站了起来，有些吃惊。他正在忙着清理手头上一些未完的事务，原计划那天下午出去度总统节的大周末，与家人一起去洛基山脉滑雪。
“这是联邦逮捕证。”杜南对弗里曼说，“我现在要逮捕你。”弗里曼按照杜南的命令向前探下身子，把双手放在桌子上。杜南对他进行搜身，把他口袋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弗里曼什么也没说。这种动静在交易大厅引起了一阵混乱，交易员们纷纷伸长脖子观看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弗里曼请求用电话叫公司的一位内部律师，律师急忙赶来。接着，这位内部律师给劳伦斯·佩多威兹打电话。自从弗里曼因布斯基案被传唤后，佩多威兹被雇担任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代理。
佩多威兹以前在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与杜南共事过。杜南向佩多威兹解释了对弗里曼的指控。杜南说他有搜查证，要对弗里曼的办公室和周围进行搜查。然后，两位邮政巡查员押着弗里曼去电梯。他们一到大楼前厅，就给弗里曼戴上了手铐。杜南留下来，在弗里曼的办公室周围用绳子围出一大片区域，开始在办公桌抽屉和文件柜里仔细检查，并把有关文件摞放在纸箱里。
当两法邮政巡查员把弗里曼押出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总部时，另一队联邦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汉诺威广场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办公楼。理查德·威格顿的办公室在十八层，他正在办公桌前忙着，抬头看到公司一位女接待员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有一位莫兰诺先生要见你。”她说。
威格顿瞟了一眼桌上的日程表，看到2月12日上午没有约会。现在交易正忙，他不想离开岗位。“我这会儿没时间。”他对接待员说，“他没有预约。”威格顿怀疑又是找工作的人找他，如今大学毕业生都想到金融公司找工作，有的在华尔街上挨公司敲门。于是，威格顿继续工作。
几分钟后，那个接待员又过来了。她看上去很紧张。“他们现在就要见你。”她说，“他们说此事是无条件的。”威格顿认为这太无礼了，而且极其反常，但他决定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大步来到电梯旁边的大厅里，接待员站在他身后，离他几步远。那两个执法人员正在等他。突然，他们拿出公文，亮明他们美国邮政巡查员的身份，接着说：“你被捕了。”威格顿就地被抓。这是开玩笑吗？那两个人中有一个抓住威格顿的胳臂，把他身子扭过去，然后猛推到墙上。他们很快对他搜身，接着将他双手反剪，咔嚓一声戴上手铐。
然后，两位执法人员带着威格顿回到他的办公室，在公司员工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过交易大厅。目睹此事过程的一位交易员马上给公司总裁约翰·罗切打电话，罗切立即赶到威格顿的办公室。“我是本公司总裁。”罗切有些愤怒地说，“这发生什么事了？”执法人员解释道，他们刚刚以证券欺诈指控逮捕了威格顿。威格顿仍处于惊恐中，感到不明就里。“等一下。”罗切对执法人员说，接着拿起电话打给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在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马文·施瓦茨。“我们会给你找最好的刑事律师。”罗切向威格顿保证说。
执法人员把威格顿的手铐取下来，让他穿上上衣和大衣。威格顿给妻子辛西娅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他发生的事。
“你能回家吃晚饭吗？”她担心地问。
“我说不好。”他沉重地回答。然后，两位执法人员又把手铐给威格顿戴上。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交易员们这会儿大多都放下手里的电话，看威格顿办公室里发生的变故，为看得更清楚，有的人还站了起来。不一会儿，两位执法人员再次带着威格顿走过交易大厅。他们在威格顿两侧一边一个，押着他向电梯走去。这时，威格顿开始掉下泪来。由于双手被铐，他无法擦拭，泪水顺着面颊簌簌而下。
威格顿和弗里曼在曼哈顿南部的邮政巡查员办事处（西格尔曾在这里接受过讯问）呆了约一个小时后，被分别带到联邦法院准备接受审问。在那里，他们与塔伯尔会面了。塔伯尔看上去蓬头垢面，穿着一件白色开领马球衬衫和卡其布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旅游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