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你们父亲去世的时候，舒拉刚好如我失去父亲时那么大。我多么希望命运不要发生在两代人身上，可这竟然成了现实。
你们父亲刚走的那几天里，我天天责备自己，让你们成为了和我一样失去父亲疼爱的孩子。
我尝够了没有父亲的痛苦。我深知对你们来说这样的日子有多艰难。今后你们不仅要承受没有父亲的痛苦，还要忍受没有兄弟之苦。
但，正如母亲曾经帮我找到勇气，用双倍的爱鼓励我一样，我也要学学她，为你们做到这一切。
你们只有我这么一个家长，但我要你们知道，我会用100倍对父母的爱去爱你们。
要知道，你们的父亲如果能够看到你们长成这么漂亮的大姑娘，他一定会万分自豪。
当我听你们讲起未来，内心荡起无比的自豪。莎哈扎德想成为一名火箭科学家，舒拉想成为阿富汗总统。当然，这周你们或许还是这么想，下周你们说不定又改变主意了。但我知道，永远不变的是你们心中的目标。亲爱的孩子们，目标定得高是对的。要以星星为目标，那样的话，即使掉下来，你还能落到树梢上。如果你们定位不高，就只能看到树枝以下的部位。
我不能把父亲还给你们，但我可以给你们志向，正确的价值观。而这些恰恰是母亲所能给予女儿的最珍贵的礼物。
挚爱你们的妈妈
新的征程
2003年
哈米德死于2003年7月，正是我们结婚的那个月份。
生活突然变得空荡荡的，没有了爱，没有了笑声。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在联合国的岗位上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精神上也很迷茫。除了照顾好两个女儿，我的生活毫无目标。我也从不参加社交活动，婚礼、晚会、野炊，过去我那么喜欢的活动如今竟激不起我一丝儿兴趣。我的日子天天都一个样，起床、上班、接女儿回家吃饭、跟她们玩耍、给她们洗澡、安顿她们上床睡觉，然后回到电脑前一直工作到午夜。
我是为女儿而活的，虽然很爱她们，但也希望能够从生活中得到更多一点儿什么。我需要触摸到生命，再婚是想都没想的。尽管亲戚们都建议我这么做，我却一点儿愿望都没有。哈米德是我唯一想嫁的人，至今还是。再婚就是对他的背叛。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感受还一如当年他刚去世时那么强烈。
这时，政治成了我另一种意义上的丈夫。我的血液里流淌着政治，并且我也相信这是我的命运。真主想让我为了某个目标而活，还有什么比改善穷苦人们的命运，给一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带来骄傲的目标更伟大呢？2004年，阿富汗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20世纪70年代，我父亲还是一名议员的时候，查希尔国王就许诺引进更广泛的民主，当时还举行了地方议员民主选举。但是，这一民主进程先后因为苏联入侵和内战而不得不中止。如今，30年过去了，这一进程又被提到日程上来，整个国家都为之欢呼雀跃。
自从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哈米德 ? 卡尔扎伊一直就任临时总统。这时他仍然是个广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人们曾担心，这样的大选必然遭到暴力阻挠，但结果却是进行得相对平静。
一个寒冷的秋日，街上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蔚为壮观。成千上万的人们来到街上参加选举，在一些投票站，一大批穿着蓝色蒙面长袍的妇女从早上四点开始就排成一排，在挨个儿投票。这是阿富汗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刻，尽管我依旧沉浸在悲痛之中，这一重要性时刻带来的激动对我来说丝毫不减。这是自从哈米德去世后我第一次有那么强烈的情感。
那个时候，卡尔扎伊总统承诺赋予妇女权利，打造一个文明社会。这些都是我深信的理念。初次选举胜利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安抚强硬分子身上，但那个时候他还是为阿富汗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可惜，在2005年取得的大胜利没能在2009年得以复制。尽管后来他赢得了选举，但有很多人指责他大肆造假。这也提醒了我，在阿富汗，在短短的4年里，什么都有可能变味。
2005年，阿富汗宣布实行议会选举，选出议员代表阿富汗国内不同的区和省份。我们库菲家族认为应该重整政治遗风，应该参与到新时代的政治中来。家族中至少要有个人参加选举，至于选谁做代表，大家议论纷纷。我哥哥纳迪尔 ? 沙哈，即杜乐特妈妈（被我父亲休了的两个妻子中的一个）的儿子，想参加竞选。纳迪尔曾经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游击战士指挥官，后来，他是我们众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参与政治的，还在当地有政治头衔，他是巴达赫尚省库夫区的地区管理人员。可以理解，他认为自己是代表家族参选的最佳人选。
可我不同意，我认为自己才是最适合最有经验的人选。尽管我没有像纳迪尔一样有地区从政经历，可是，为联合国工作的几年教会了我很多。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人士，我都有广泛的接触；我还有组织动员志愿者的经验，曾为地方服务过，还负责过好多项目。我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好议员，但我不知道众兄长是否会答应我去参选。
我先是给哥哥米尔沙卡伊打了电话。小时候，他就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孩子之一。他很小的时候就当选为社区领袖，父亲生前常常抱他上马背，让他坐在马鞍前面。那时，米尔沙卡伊就会以狂妄自豪的眼神从马背上往下看着我。当时我恨他，心里充满了嫉妒。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骑到父亲的马上去，但作为一个女儿是永远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的。然而，当我们渐渐长大后，米尔沙卡伊却成了我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塔利班统治时代，我们俩生活在一起，经常搬来搬去。也是他最终敲定我跟哈米德的婚姻，是他出席我的婚礼现场，让我肆意表达离开娘家去夫家时的难以割舍的情感。
他从阿富汗流亡到巴基斯坦，后来又去了欧洲，和其中一个妻子在丹麦定居。但他一向和我很亲密，直到今天，我们每周都还会至少通一次电话。我对他讲明了情况，还告诉他为什么我才是参选议员的最佳人员。他耐心地听着，挂电话时向我承诺，会和其他人好好谈一谈。
家族内部分歧很大，争论了好几个星期，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家族内部选举。意想不到的是，到了最后，大多数亲戚家人支持我参选，反而劝服纳迪尔退出。他们认为，家族里只能出一个人参选，因为两个人参选，就会互相竞争，导致家族内部不和谐。
真希望母亲能见证这一时刻。如果真能如此，我怀疑她肯定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在童年时代，我父亲甚至从来都不跟女儿们直接讲话，也没有人给我们女孩子庆祝生日，由此可见，我们女孩的地位是多么卑贱。可如今，只差了一代人，我们竟然选出了一名女性作为家族政治领袖。
能够迅速接受社会改变的，我相信不只是我们一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经济需要外出工作，许多阿富汗家庭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很多其他国家。一旦女性有了经济收入，她们也就获得了解放。我认为，一个国家性别观念的转变不能依赖于外部力量的逼迫，无论这种力量的意图是多么良好。外部力量强迫人们做出改变时，往往只会让他们的脚跟陷得更深。只有从国家内部开始，从家庭开始，改变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我的经历就是个鲜活的例证。
好几个同父异的母哥哥认为我根本不可能赢得选举。我父亲娶的所有妻子中只有一个不是为了政治目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他终于打造了一个地方性的政治联盟关系网。我的几个哥哥们认为，在战争和塔利班的统治下，这一关系网络瓦解得相当厉害，几乎没有人还记得我们库菲家族。我曾经借联合国工作之便到过好几个村庄，知道他们的这一论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碰到的许多人依然记得父亲的大名，对我们家族的尊敬绝对还在。
此外，我对自己的关系网络也大有信心。和哈米德在法扎巴德生活的4年中，我曾经给妇女团体做过志愿者工作，给400多名学生教过英语，拜访过大量的国内流离失所难民营，建成卫生设施，创办学校。很多人都认识我，知道我做出的成绩。我的朋友当中有文明社会领袖、教师、医生、人权活动分子，这是新时期的阿富汗，我是其中的一员，我完全可以代表。尽管我才29岁，但我先后经历过苏联入侵、内战和塔利班的统治。
我关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性别和女性问题。男人和女人一样，同样饱受贫穷和文盲之苦。我想推行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公平和教育，正视贫穷问题，消除贫穷根源。通过这些努力，带领阿富汗走出“中世纪”，使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行动的人，是男是女并不要紧。我是母亲的女儿，她是千千万万个默默隐忍苦难的阿富汗女性的化身；我也是父亲的女儿，他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家的典范。我的父母亲在我生命中的影响同等重要，正是他们俩引导我选择了这一崇高的职业。
我回到巴达赫尚省开始竞选。短短几天之内，我参加竞选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法扎巴德市中心，我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当我接到成千上万的人们（有男也有女）给我打的电话，志愿帮我竞选时，我的心情异常激动。青年人想推动改革，他们认准我就是能够给国家带来变化的人，所以就选了我。我的办公室开始洋溢着活力和乐观。
竞选是相当吃力的事。我们时间不充裕，资金缺乏，而要跑的地方却很多很广。每天五点钟我就开始工作了，常常要坐五六个小时的车，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赶在日落之前抵达偏僻的山村，第二天回到法扎巴德，第三天又要奔赴另一个小镇。
尽管竞选让我筋疲力尽，但我誓死一搏，我对自己受到的礼遇非常满意。其中一个村，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出来迎接我，唱着歌，敲起了山羊皮铃鼓。他们一边唱歌，一边拍手，向我又是抛花，又是掷糖的。我相信一定能够赢得她们的选票，因为我说的都是与她们紧紧相关的话题：死亡率、教育机会、儿童健康，等等。在巴达赫尚省的一些地方，妇女和男人一样辛苦，在地里从早忙到黑，即便如此，她们依然被剥夺了财产权。假如她们的丈夫死去，房子的继承人是男性亲戚而不是妻子。在我看来，这是毫无道理的。
我了解这里的妇女，也非常崇拜她们。我现在的生活与她们的完全不同。我穿着最新的时尚衣服，有电脑可用，而她们双手肮脏，从来没读过书。可是，我也是在她们这样的生活方式下长大的，我母亲的生活就是如此，所以我能理解她们日常生活中的磨难，也就多了几分尊重，从来没有以傲慢的姿态自居。我也知道，在西方国家，许多人认为她们默默无闻，是阿富汗无名的受害者，可我却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她们是自豪、坚强、聪明、机智的女性。
让选民，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选民，信服我的观点相对来说更难。在另一个村庄，我要在一个清真寺内做演讲。清真寺是这个地方最大的建筑，也是唯一能够容纳大批人群的场所。那次演讲差点儿没成，因为一些老人不准我进寺。我只好坐在车内，当地支持我竞选的男男女女还为这事讨论不休，最终他们还是同意我进去。演讲开始时，因为紧张，我忘了说“奉真主安拉的名”，这是个很傻的错误。我以为听众一定会对我不客气，但讲着讲着，我发现后排的几个老人竟然在哭。他们满脸皱纹，头发花白，戴着头巾，穿着传统的长条外套，两行眼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演讲完了之后，他们说认识我父亲，听了我的演讲后勾起了他们对我父亲的回忆，当年他的演讲中也充满激情和诚恳。听他们这么说，我都快感动得哭了。
出门竞选演讲，我不穿蒙面长袍，以便用眼神对着观众，好与他们交流。但我确保穿着当地的衣服，得体保守。上身穿长长的蓬松外衣，下身穿宽松裤子。当年，我6岁的哥哥就是在这种衣服的庇护下逃过了杀手们的追杀。
随着竞选活动的深入，我的支持率也越来越高。在一个极端偏僻的名为朱尔姆区，我抵达的时候，发现有70多辆汽车在等候，选民无论年老长幼，手里都挥舞着阿富汗旗帜和我的竞选海报，看了真令我激动。这不是我特别熟悉的选区，也不是我父亲曾经代表的区域，但他们也支持我，因为他们是真的在乎这次选举。他们对民主进程怀有浓厚的兴趣，想通过选举当地的领袖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批评人士常常指责美国把民主强加给阿富汗，认为在这么个表面上落后的国家推进民主进程毫无意义。对此我强烈反对。美国确实支持阿富汗推行民主，但根本不是强迫。阿富汗本身就有几百年的民主传统，无论是在社区领袖的选举方面还是传统的长老在社区理事会内实行的地方问题投票制度，都可以看成是民主的体现。选举国家总统只不过是在这两个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延伸。我深信，我所遇到的那些人，无论是文盲还是贫穷人，都想抓住这么一个能够带来变革的机会。如果能够安全地选举自己的领袖，并且有这样的机会，谁不想去选呢？开车绕着全省跑，看到海报和照片上的我在盯着自己，心里顿觉怪异。海报上有我的面孔，被贴到了汽车上，商店橱窗里，民众的家中。我开始感觉到一阵不安。如果我令这些人失望了怎么办？如果我失去了他们对我的信任怎么办？如果我没做到，也没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服务怎么办？到了夜里，我深陷自我怀疑的痛苦中，担心自己即使这次赢了，但以后的几次选举失去了选民的信任怎么办？我不能失去这些选民的信任：男选民面露诚实友善，女选民用起茧的双手握着我的手说，我的奋斗就是她们的奋斗。
人们喜欢我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个人来帮助他们，但是，能不能实现又是另外一回事；跟他们说清楚，我并不会变魔术，也不能立刻使他们变富又是另外一回事。一名妇女问我是否可以向她保证，让她在喀布尔有免费的房子住，她真的以为我有这个本事。我只好向她解释说，这不是议员的工作，至少不贪腐的议员是办不到的。
在接下来的竞选中，我越来越激动。早上4点天就亮了，我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大多数日子里，我不过午夜不上床。每天的电话多达200多个，有问我问题的，有主动提出当志愿者的，我的整个竞选的势头正猛。
我记得有一名男子曾给我打电话。他说，在他家里，无论是妻子还是母亲，都没有选票，因为他不允许她们选举，但这些女人一致劝他选我。他不了解我，也不知道我代表谁，于是就打电话来问。他是个很传统的人，尽管不允许妻子参加选举，但对她的意见很尊重，还不厌其烦地打电话来了解妻子喜欢的候选人的情况。他让我想起了父亲的某些特质。跟这名男子通话到最后，他许诺说到时一定选我，我希望以后他能允许他的妻子也参加选举。
而有些电话纯粹是恐吓。我曾经接到过好几个男子的电话，他们与我完全陌生，却骂我是妓女，就因为我参加了竞选。有些人干脆就在电话里对我大声尖叫，让我回家，把政坛留给男人。还有一些说我是坏穆斯林，应该受到惩罚。我不想被这些电话破坏心情，但是，伤心在所难免。
在一个镇上，我们拜访了母亲的几个姐妹们的家。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去这些姨母家。记得姨母们个个都很迷人，尤其是其中一个，脸上总是化了妆。她们的房子那时候又热闹又温暖，姨母们对我是又抱又亲，身上散发着香水味。如今房子一片死寂，只住了两个幸存的老太太。和她们俩一起住的是几个孩子和失去亲人的亲戚。寡妇和孤儿住在一起，看着都让人心碎。
有个名叫纳吉布拉的小男孩，约摸9岁，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有一双深褐色眼睛，甚是可爱，跟我哥哥穆基姆的眼睛很像。我问他是谁，后来得知是我母亲最喜欢的哥哥的孙子——那哥哥就是曾经得知我父亲打我母亲，骑马找上门来，准备带我母亲回娘家的那个。在战争中，他们全家人全部遇难，只留下这个名叫纳吉布拉的小男孩。我不能把他留在这么一间悲伤的小屋内，于是把他带回来跟我住。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了一名青少年，和莎哈扎德、舒拉、我一起住在喀布尔。他现在还在上学，成绩优异，跟女儿们相处得很融洽，在家里是我的好帮手。
选举开始前36小时我还有两个区没去。这是两个方向相反的地方，每个地方都要5小时的车程。按照选举规则，竞选活动必须在投票开始前24小时停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最终两个区都去了。在其中的一个区里，我发现，领导当地竞选运动的是里扎公公，即沙赫纳兹（我父亲的第7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的父亲，又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恩内亚特的母亲。此后的几年中，里扎公公始终如一地支持我，帮助我。战争中，老人失去了大部分的孩子，包括沙赫纳兹。这时，他年岁已高，但依然神采奕奕，还坚持跟着我们到处走动。我们在他家里吃饭过夜，这又是一个证明我们大家族系统强大的鲜活例子。
我最害怕去也最想去的区还是老家库夫。自从四岁起我就没再回去过。最后一次是那天母亲抱着我和几个姐妹，因为遭到枪手的追杀，被迫沿着河岸逃命。一踏上这片故土，恐惧和失落感顿时从心底再次泛起。车子在险峻的道路上颠簸，经过我父亲当年被游击队员杀害的高原时，一股悲痛朝我袭来。这是我家庭诞生的地方，也是被毁灭的场所。
到达村里的时候，我几乎无法呼吸。车子在主干道上开着，弯弯曲曲，我一口气来到了老屋。当年，父亲就是在这条道上带领迎亲的队伍娶了那么多妻子的。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清晰可见。小时候我们玩耍的水井如今快枯干了，曾经，清冽的泉水汩汩流淌，如今只剩下一滴滴浑水；我母亲当年引以为豪的花园和果园如今已是灰尘满地。当时，花园里一年四季，颜色变幻无穷：春天，满园绿色；夏天，长满粉红色浆果和花朵；秋天，又大又红的南瓜和胡椒分外抢眼；冬天可以收获褐色坚果和紫色蔬菜。如今，这一切都不见了，唯有枯树上的几个枝杈戳向天空，就像被扭曲了的骷髅。
呼利大宅还屹立着，勉强没有倒下。整个西厢房，包括客房，都已经被毁。院子中央的大梨树只剩个树桩，那是战争时期被一枚火箭弹击中导致的后果。这棵树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故事。我淘气时，为了躲避母亲的责备，躲到了这棵树上；父亲曾经在这里藏过武器；我姐姐和嫂子也曾被绑在这棵树上，遭到企图偷走我父亲武器的游击队员的鞭打。
父亲的巴黎套房还在，墙上色彩鲜艳的壁画依旧清晰可见。这个房间是父亲和母亲同床共枕的卧室，是孕育我的地方，是母亲在父亲入殓前为其擦洗那丢了半个头盖骨的尸体的地方。我亲手摸了摸冰冷的泥浆墙，试图摸出上面的纹路。墙上的壁画是父亲的骄傲。在他眼里，这些画就如法国凡尔赛宫里的壁画——也只有他认为，这些画甚至比宫廷里的壁画还要好。
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厨房，这里是当年母亲的天下。我们曾经铺开垫子打地铺过夜，母亲给我和其他孩子讲遥远国度的国王和王后的故事，也正是在这里，母亲为宴会和招待会准备了无数次的食物。在这里，透过墙上的高窗，我们看到了雨雪降落，日出日落。曾经，我以为透过窗子看到的便是整个世界。
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膝盖几乎不听使唤了。我仿佛看到母亲弯下腰，手拿一个长柄勺在锅里搅拌大米，仿佛闻到了肉香，感受到了房间正中面包炉上的明火传来的热度。有那么一刻，我似乎回到了4岁那年，她就在我身边。我能感觉到她，然后她不见了，只留下我一人。只有我，成年后的法齐娅，站在这个不再能够看到全世界的房间。现在，我意识到它有多么小了：这只不过是个小房间，上面有一扇小窗，透过小窗，只能看到仅有的几座山，根本不能看到整个世界。
我在厨房里坐了好久，透过窗户看着天色渐渐进入黄昏，一轮新月被群星环绕，渐渐亮了起来。无人打扰，他们知道我需要跟母亲好好私下交流。
接下来我要好好缅怀父亲。我从后门离开呼利大宅，爬上他安葬的山峰。他的墓地视线极佳，可以360度俯瞰他自己的天堂。我在坟边跪下来祷告，祷告结束后坐了下来，开始与他对话。我向父亲讨教指引和智慧，帮我走这条政治之路。我想，他一定很惊讶，继承家族政治使命的是女儿而不是儿子，但我向他承诺不会让他和泉下的灵魂失望。
这时天已经一片漆黑，温度也降了。母亲的一位好朋友——曾经在我家做过仆人，来叫我下山。她一边哭，一边悲伤地对着父亲的坟墓摇头，说自己没有哪一天不怀念我的父母。她说，母亲生前大有慈爱，不嫌贫爱富，父亲尽管令人生畏，但一心为了朋友和邻居的福祉，即使有任何个人牺牲也在所不惜。
她抚摸着我的脸颊，盯着我双眼，说：“法齐娅，宝贝，你一定能够赢得这次选举，获得议会中的席位。你不会让他们失望的，你能行。”这句话不仅仅是对我能力的肯定，更像是一个命令。库菲政治家族将要再次崛起。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政治一直是我们家族的核心，它影响并决定了我们整整几代人的生活，有时候甚至左右了我们的嫁娶。
我也一直热爱政治，但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它会成为我的职业。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
我目睹过政治害死了父亲。正是这个主要原因，我才不想从政。
但我似乎没有别的选择，我似乎注定要与政治打交道。从某种程度上说，从你们的父亲被捕之日起，我就开始了自己的个人政治生涯。他被拘后，我不能也不愿意在家干坐着，无所事事。我被迫去动用人脉资源，从大局着手，积极营救。
我讨厌人们让我待在幕后，不去抢男人们的所谓的风头。如果都那样，我们有什么出路呢？什么都没有。
我受过教育，内心深处有自己的呼声，于是就决心去帮助哈米德。
正是这个呼声和拯救那些受苦受难人们的强烈愿望多年来一直激励我在政治道路上奋勇前行。
我曾经令你们的父亲失望过，或许这也是我决心从政的一个更大的动力。作为一名议员，我在工作中尽量帮忙解决每一个不公正问题，但愿以此能够弥补我自始至终没能做到的一件事，那就是拯救他的生命。
挚爱你们的妈妈
一切为了变革
2005年
选举当天到处洋溢着欢乐。我的姐妹们帮我动员女性选民，安排车子往返接送到投票站。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不仅仅是希望她们投票给我，也是希望能够保证有选票的妇女能够真正有机会用好这个权利，无论她们最终选的人是谁。我的姐妹们穿着蒙面长袍，所以公交车上的女选民认不出她们是谁。这样，她们就可以做个大概的统计——就是有多少妇女打算投我的票。等车子在投票站靠稳，我的姐妹们跑进办公室，兴奋地对我说，车上几乎所有的女选民都打算投我一票。
听了她们的话之后我就知道这次一定会赢，但心里依然很紧张。这是在阿富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也担心随时有可能遭到暗杀。之前就遭到好几次威胁，车子底下被安放了好几次炸弹。但在某种程度上，我更担心的是赢了选举当上议员之后的事。我担心自己不知该如何达到选民的期望，如何应对这么大的压力。
投票站6点整正式开放。其中一个姐妹特地租了一辆车，雇了个司机，尽可能多地去几个投票站，检查有无作弊。在阿富汗，几乎没有哪次选举没作弊的。她到了第一个投票站就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她几乎是在大声尖叫：“法齐娅，这里的情况有点不对劲。选举工作人员没有保持中立，他们支持某个候选人。他们向选民指定人选。”我给选举委员会的相关人员打了电话，让他们派一些监督人员过去。委员会中的一名西方工作人员前往检查，后来给我回话说一切正常。可以预料，没有谁敢在一名外国人面前公开作弊。
接着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反映在另一个选区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其中一名候选人的兄弟是当地的警长，于是就命令所有警察投他的票。我的竞选办公室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叫来了所有认识的记者——包括英国广播公司、阿富汗地方电台，任何我们能想到的媒体人士。我们要把他们作弊的消息传遍天下，这是唯一能够阻止作弊的方式。
我的同父异母哥哥纳迪尔之前曾经想自己参加选举，并强烈反对我参选，与其说他是因为在家庭内部选举失败而生气，倒不如说是他认为参加竞选根本不关女性的事而不悦。如果有另一个兄弟决定参选，那么他一定会挺他。竞选活动刚开始，他就宣称每次看到海报上我的面孔就感到愤怒，甚至还要将其揭下来。可如今，他的家庭忠诚感战胜了个人愤怒。他亲自驾车前往一些最偏远的投票站，监督投票。有些路段情况太差，车子根本无法通过，他就下车，徒步进入深山。他过去不想让我参选，但现在，既然我已经参选了，他就绝不允许自己的妹妹因为对手作弊而落选。为此我打心底里感激他。
到了晚上，所有的投票箱被集中起来送往法扎巴德。这些箱子会锁上一夜，第二天开始计票。我的竞选活动志愿小组担心选举工作人员对投票箱做手脚，于是有三分之二的人决定在选举办公室门口守夜。他们没有毯子，就那样在寒风中过了一夜。我被这群年轻的志愿者们深深感动，深知他们是在为这个国家及其民主进程效劳。当你看到是一群年轻人在这么做，你就会尤为感动。
计票工作整整花了两个星期。从早期的迹象来看，尽管有人作弊，我还是能够赢得席位。
紧张感消除了，我终于可以安心睡上一觉。那一晚，我和朋友们正在吃饭，米尔沙卡伊从丹麦打来电话。他大声哭着，还歇斯底里地啜泣。原来，他的大儿子纳吉布当天下午溺水身亡。
我哥哥有两个妻子，和他在丹麦定居的是第二个，第一个选择留在阿富汗。纳吉布为第一个老婆所生，也是她和我哥哥所生的唯一的孩子。他活泼友善，是我的竞选活动志愿小组的成员。竞选完毕的第二天上午，他和几个朋友出去野炊，并下水游泳。突然一阵湍流袭来，将他冲走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我家的喜事总是以悲剧和死亡来收场呢？计票进行到了第一周的中期，我们意识到选举委员会里的一些人在作弊。有人发现他们拿走选我的票，不计入票数。我的一个支持者实际上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他非常愤怒，厉声对他们说：“她是个女人，为了选举连性命都不顾。你们为什么不计算她的选票？我们是年轻一代，只希望让她来领导。”争论越来越激烈，最后连警察都被叫来了。幸运的是，警官严肃处理了，在他们的监督下，对几个投票箱里的选票重新计票。才数了几个箱子，我的票数就增加了300多张。这一证据有力地证明他们作弊了。
计票结束后，我总共得到了8000张选票，比第二名的7000张整整多出1000张。因为是女候选人，我享受到了席位配额权利。这一制度确保预留两个席位分配给每个省份来的两名女候选人。我只需1800张票就可以满足配额要求。当然，从投票结果来看，无论有没有配额制度，我都能当选，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我对这一配额制度有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在阿富汗这个男人主导的世界里，女性往往需要额外的支持才能步入政界，所以配额制度很重要；另一方面，我心存隐忧，担心这样的制度容易造成人们不会把女性当一回事。我只想凭借实力，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赢得人们的选票。
当我接到赢得选举的正式消息时，便意识到政治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从此我不再有隐私。上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要求我帮这帮那，从就业问题到看病问题，无所不有，压力还真不小。
没有丈夫可以依靠，这样的生活真的很辛苦。大多数男性议员有个贤内助可以帮忙处理日常事务，应对客人，大多数女议员都像我一样不是未婚就是守寡。可悲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偶然——很少有阿富汗男人允许，或者说支持自己的妻子担任这么高的政治职位。
我真的很荣幸有这么一个支持我的丈夫。如果哈米德还在世的话，他一定会为我做任何事情，会帮助我做好议员角色。他是个少有的好丈夫。既然他不在了，我只好自己处理一切。孩子们不怎么高兴，因为现在我不能像以前那样每晚都安顿她们上床睡觉。我深感自责，内心伤痛，时常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就像全世界其他上班的母亲一样，我也怀疑把自己的政治野心排在孩子们之前是否太自私。而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回想起了父亲。他难道就不一样吗？为了工作，他抛下一群妻子和孩子，连续好几个星期不在家，难道就不会愧疚吗？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为人民服务。只要一想到这么辛苦是为了让女儿们将来成长的国家变得更好，我的心里就会有莫大的安慰。
但谣言和诽谤很快满天飞。我这才意识到，一个女人在男人世界里竞争是多么艰难！我的竞争对手败给了我，心里不服气，抛出了一连串的诽谤，说我有个做生意的男朋友在迪拜资助我竞选，还说我在简历上夸大了成就，等等。但最令人心寒的是居然声称我为了选举，跟哈米德离了婚，向外界撒谎说他死了。根据这一恶毒的谣言，哈米德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正生活在一个山村里。
这时的我还没有从丧夫之痛中走出，却不料有人竟至于这样攻击我，我听了气得发抖。这些人怎么敢传播如此恶毒的流言？难道还有比这更恶心的吗？不幸的是，遭到诽谤的不止我一个，大多数女政治家都遭受过类似的恶意造谣。这样的流言不止是伤害一个人的感情，而且还相当危险。在阿富汗，一个女人的名声和名誉相当于她的一切，我的竞争对手显然明白这一点，他们才不管谣言是否真的会要我的命——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散布流言蜚语的人怎么就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呢？我认为，任意散播流言或者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就对人说三道四既不符合伊斯兰教义，也是一种罪，行如此不义之事的人终将受到审判。
竞选刚结束的几个星期里是我疯狂调节的阶段。有些天里，我一天要接待500多人。好几次，一些人不得不坐到走廊上，因为房间里实在是人满为患。他们都想知道我的政见，想知道我打算怎样施行这些政见。我只能坐下来，耐心地一个个给他们解释，重复一遍又一遍。很显然，我不能一直都这么下去。因此，几个星期后，我做事变得有条理了许多，还雇了助手负责预约。
2005年，新的民主议会在经历了30多年的冲突之后终于再次启动。开幕式那天，我兴奋得不能自已。街上禁止一切交通，以防自杀炸弹破坏会议的正常进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涌到街上去，挥舞着国旗，跳起了民族舞蹈。
一辆大巴过来接送全体女议员前往议会大厦，经过跳舞的市民身边时，我内心无比高兴。当看到卡尔扎伊总统和马苏德的海报时，我不禁哭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是新阿富汗的一分子。这个国家终于平息了暴力，迎来了和平。无论我现在付出多大的个人牺牲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实现了和平。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自豪和成熟，也体味到了能够改变国家的喜悦。我有能力也有权力为改变这个国家尽一分力。我从来没有如此高兴过，但我还是止不住地哭了。自从哈米德死后，我很少哭。这一路走来一路磨难：父亲遭到暗杀，兄长遇害，母亲去世，丈夫病死，房子遭洗劫。这么多年来，我流了那么多的泪水，以至于这些天来已没泪水可流了。但就在议会开幕式当天，我足足哭了一整天，只不过，这次流的是幸福的泪水。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议会大厦。一想到将来要在这样的地方工作，我激动得无法言语。根据战后的阿富汗治理制度，国民议会是全国的立法机关，实行两院制，分别由下议院（即人民院）和上议院（即长老院）构成。我既是下议院68名女议院的一分子，也是上议院23名女议员中的一分子。下议院共有250名议员，直接由人民选举，任期五年，人数与各省人口成比例；为了保证妇女能够当选，实行每省两名女议员的配额制度。在上议院里，三分之一的议员由省理事会选举，任期四年；另外三分之一由各省的区理事会选举，任期三年，剩下的三分之一由总统任命。这里也有配额制度保证妇女的席位。最后还有高等法院，是阿富汗司法系统中的最高机关。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均由总统亲自任命，经议会批准，任期10年。法官必须年满40岁，且必须持有法律学位或者伊斯兰法理学学位，还必须为非任何政党人士。
我环顾了一下议会大厅，发现许多议员是前总统、前部长、省长、位高权重的游击队指挥官等，此刻和我这样的女议员同坐一室。前国王查希尔也在场，他曾在多年前承诺推行民主，我父亲还曾为之效劳过。如今他年事已高，流亡在欧洲，但在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他还是回国一趟。
会上还奏起了国歌，全体人员起立。我看了看新当选的其他议员，通过他们我仿佛可以看到所有阿富汗人的面貌。他们当中有裹着大头巾、穿着长袍的男士，有穿着光鲜西装、打了领带的知识分子，有年轻人，也有老人，有妇女，还有各个民族的代表。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民主：拥有不同观点、文化信仰和人生经历的人们齐聚一堂，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经历了多少流血牺牲，流过多少痛苦的泪水之后，看到这样的景象真是美好，而让我感到分外美好的便是成为这其中的一员。
国歌奏完之后又播放了好几首民歌，包括一首《这片土地是我的祖先》。那是我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恰如其分地总结了我对祖国的感觉。歌词大意如下：这是我们美丽的土地这是我们热爱的土地这片土地是我们的生命这土地就是阿富汗这国家是我们的生命这国家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孩子还在地上爬时就会这么说这片土地是我们的爷爷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奶奶这片土地于我们弥足珍贵这土地就是阿富汗为了河流，我愿意牺牲自己为了沙漠，我愿意牺牲自己为了小溪，我愿意牺牲自己这是我们熟知的土地它照亮了我们的心这土地就是阿富汗它照亮了我们的心这是我们美丽的土地这是我们热爱的土地这土地是我们的生命这土地就是阿富汗庄严的音乐和开幕仪式一结束，我们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我暗自发誓不能被人小看成“仅仅是个女人”，所以从第一天开始我就一些话题发表己见，很快为自己赢得了直言不讳和真才实干的好名声。我心里很明确，工作要做得专业，要跟每一个人都好好合作。许多男议员与女议员针锋相对，千方百计恫吓我们。每每我们发言时，他们嚷着叫着，对我们百般阻挠，甚至有想人干脆走出会堂以示抗议。他们还鄙视那些支持我们的男议员。有一名男议员在一场关于教育的讨论中支持一名女议员的观点，后来就遭到他们的大声反驳。其他男议员也开始质问他，取笑他是个“女权主义者”——对一个阿富汗男人来说，这是一项奇耻大辱。
我对这样的情形已经见怪不怪了。阿富汗议会的气氛很嘈杂，有时候近乎于暴力。用力拽胡须这个动作表示对方冒犯了你，这种表达方式由来已久。有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拽胡须。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你采取敌对态度或者大声回击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我常常试着去营造一种互相尊重的氛围。我会礼貌地倾听反对的观点，只要有可能就寻找共同点。民主就是为你自己的信念而斗争，但也包括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做到妥协或坚决反对。
有时，我暗自发誓，千万不能丧失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念。如果你总是随波逐流，那你会迷失，会忽略你自己的信念。我的价值观包括促进人权发展和性别平等，消除贫困，创造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我会永远坚持自己的这些信条。不幸的是，一些女议员根本适应不了烦琐的程序。我发现，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女议员从来没在议会上说过一句话，这让我很痛心。
但有一些女议员却直率得过了头。有一个名叫玛拉莱 ? 乔娅的年轻女议员在2007年的时候被停了职，在接受国家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她将议会里的某些成员比喻为动物园里的动物或者棚屋里的牲畜。议员们纷纷投票，指责她违反了议会规定，侮辱议员同事，于是就将她投票出局。我欣赏玛拉莱的雄心和热情，但为她被停职出局而深感惋惜，我想大多数女议员也跟我一样为之惋惜。她的错误或许在于她性情暴躁，仅仅大声喊叫是不能在立法方面做出成就来的。政治是一种长跑游戏，聪明的政治家必须在这个游戏的规则内出牌。合作，偶尔让步，永远努力寻找共同点有时候是推进立法变革的唯一途径。
议会组建的当天，所有新议员必须把手放在《古兰经》上，宣誓效忠国家。我们发誓忠于阿富汗，忠于人民。当我手按《古兰经》发誓的时候，深感作为一名议员所肩负的巨大责任。
虽然说出来很痛苦，但不得不说的是，现在阿富汗的腐败非常猖獗，如此看来，那天我的许多同事并非真心发誓。
第二天，领导职位选举辩论开始。这些职位包括议长、副议长、秘书，均为议会中非常重要的高级职位。我与很多其他议员结成了好朋友，比如塞布丽娜 ? 萨基卜，她很幸运地成了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我告诉她说我有意竞选副议长职位，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没任何风险，而且，即使竞选失败了，有了这个参选过程也足以保证让最高立法机构的人听到女议员的心声。塞布丽娜大力支持，说如果我参加竞选，对所有的女议员都有好处，但她也提醒我，不一定会赢，而且还会遭到许多男议员的反对。她还担心我知名度不够，也还没有其他名人议员的支持。
我把参选副议长的想法跟家里人商量，他们也都劝我小心。纳迪尔在巴达赫尚省的库夫区当地区管理官员，曾经也想参加全国大选，他坚决反对我参选副议长。他说：“法齐娅，一个女人当上议员已经够了，你野心不要太大。竞选副议长你必输无疑，这对我们家族的政治声誉不好。政治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法齐娅，它关系到整个家族的政治传统。”这些话像针一样刺耳，但我能理解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在阿富汗，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就是赢得一场战争或者夺取权力，根本不是普通人借以表达诉求的手段。在过去，如果一个政治家庭的成员在竞选中失败，就会影响到这个家庭的声誉。可我就是想冒这个险。这对我来说是更大的挑战，是为了服务阿富汗人民而必须取胜的一场战斗。
最后，我把自己的想法跟舒拉和莎哈扎德商量，只有她们俩给了我最满意的答案。舒拉当时才6岁，莎哈扎德才7岁。舒拉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真正的政治才能，也很有竞选头脑。她说：“我去学校召集100个学生，给他们发小国旗，然后我们去议会大厦让议员投你的票。”我亲吻了她，以表谢意。真奇怪，一个才六岁大的孩子竟然这么老练，她能有这么厉害的想法让我倍感自豪。
莎哈扎德性格温和，思考周密，一看到这孩子就让我想起她的父亲。她抓住我的手，一脸认真地盯着我看了很久，说：“妈妈，一定要有个女的在议会中担任高级职位。这个人非你莫属，因为在我眼里你是最棒的。我也知道，这样你陪我们的时间就更少了，工作也会更辛苦，但我们不介意。”我感动得想哭，哈米德如果还在世一定也会这么说。
我最终决定参加竞选。
议会大厦的走廊里，人们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究竟谁会参加副议长职位的选举。我的候选资格对许多议员来说就像个大笑话，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或者非法勾当中获取暴利的议员，他们的冷嘲热讽只会更加坚定我赢取副议长职位的信念。稍微有些钱的议员开始拉选票了，在家里或者喀布尔最豪华的酒店举办晚会，邀请潜在的支持者参加。我没有闲钱用来搞这些活动，也是唯一一个没有组织拉票活动的候选人。投票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姐姐帮我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晚宴，设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酒店。酒店根本称不上气派，我的经济承受能力也只够这样的规格了。大约有20名议员到场，那晚气温在零度以下，酒店里面冷得都能看得到嘴里呼出的气。我让酒店经理弄个取暖的东西来，他拿了个非常廉价的破旧油加热器，一点燃就冒浓烟。食物冰冷，凝结成一块块，难吃极了。过了一会儿，客人几乎都看不见彼此了，因为加热器冒出的烟实在太大。我当时相当紧张，但还是尽量装作镇定，热情招待。
回到家，我又是摇头又是叹息，对姐姐说这次搞砸了。经过这么一次灾难性的社交活动，估计没有人会投我的票了。把客人招待好，当一个优雅的东道主是我们文化里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你没做好，人们对你的印象就会大打折扣。
孩子们都已经入睡，我爬上床，挨着她们躺下，但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就要投票，所有候选人都必须在开始投票前做一次简短的演讲，于是我就起来写发言稿。我坐在那里，盯着白纸看了好几个小时，一直看到凌晨都没思路，不知道从何说起，说些什么。往常我喜欢写演讲稿，文思如泉涌，但这一次怎么也没想不出来。我开始胡写一番，承诺做这做那，但想想又觉得不对，只好撕了又撕。
每个候选人的演讲务必简短，但我想写一些能够反映本人及本人价值观的内容，而要在短短的几句话里表达这么多几乎是不可能的。黎明渐渐钻出夜空的云层，潜入我的房间。我已经写了三四次了，这时又读了一遍，仍然不满意，只好撕了稿子，打算到时临场发挥。我很自信，一旦站在了议员同事面前，我就知道该说什么了。
第二天上午，所有的候选人及其支持者在议会大厦的走廊里做着最后的努力，试图赢得更多的支持者。和我竞争副议长职位的还有另外10名候选人，除了我个个都是知名议员，有些还是很有权势的人物。上午10点，我一个竞选对手的工作人员跑来找我，提出条件说，如果我退出竞选就给我一大笔钱。我听了又震惊又厌恶，但并不激动。这些人怎么能用钱去赢如此重要的职位呢？他们以为我会被收买，太小看我了吧？全体投票大会开始了。我坐在角落里，整理思绪，看着眼前的进展。如果不是心有所思，亲眼目睹这样的场面并参与其中真的是让人非常难激动的。接着，轮到我上台做自我介绍了。我来到讲台上，看到一些男议员不是以嘲笑的眼神就是愤怒的眼神看着我，但透过眼角的余光我看到了好朋友塞布丽娜在以微笑向我表示支持，这大大帮我调整了紧张的情绪。
这是我首次向议员同事发表演讲，身体紧张得有点发抖，但我在竭力控制。突然我想到竞选议员时获得了8000张选票，我有什么理由紧张呢？我沉着地环视了一下会场，自信心和自尊心陡增。接着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做自我介绍。我说，我竞选这个职位是为了向大家证明阿富汗女性能够干成大事，担任高级职位；我将以国家利益为先，个人利益居后为使命；阿富汗现在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亟需新的声音和新鲜血液来重建。我还说，尽管我才30岁，但不是新手，我有大量的专业从政经历。
接着，我还说自己多么热爱阿富汗及其文化，我的决心是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阿富汗。我像以往抒发心声时一样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说得忘我，连他们什么时候开始鼓掌我都没察觉。接着，掌声越来越大。等我讲完了，发现好多议员，包括传统主义者、有权势者，都在大力鼓掌，掌声雷动。许多议员还走到我跟前，盛赞我演讲中流露的真诚。一名来自昆都士省的普什图人，是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走过来，轻轻地在我额头吻了吻，还低声说我没有辱没父亲的名声。看到反响这么好，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会赢得这个职位。计票开始后，我紧张得几乎不能呼吸。
最终，我大获全胜。这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次有女人—— 一个“可怜的女孩”，入选如此高级的政治职位。
这真是难以置信。我的脸泛着红光，像一朵绽放的花，有那么一刻我仿佛感觉自己在空中飞。突然，记者从四面八方冲上来将我团团围住，像连珠炮似的问了很多问题。你首先要解决女性的什么问题？你打算怎样推进变革？一个女人怎么能称职地履行这么高级别的职位？这是我的首次新闻发布会，真是令我战战兢兢，但我尽量回答得诚实明了。我不是那种不喜欢记者的议员，在阿富汗，很多记者做得很棒。他们与公众分享信息，敢于挑战权势，所以我一直对媒体怀有应有的尊重。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几乎时刻都被媒体包围。没有人会料到一个女人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也成了阿富汗的一道新的亮丽风景线。我决定在每次采访中表明我不只是人们的一个好奇对象，而是一名实实在在的政治家，绝对称职。
接着，卡尔扎伊总统宣布内阁大臣组成。唯一的女性内阁成员是马苏德 ? 贾拉勒，曾经做过医生，她是唯一一名与哈米德 ? 卡尔扎伊竞争总统职位的女性。虽然她竞选失败，得票很少，但卡尔扎伊任命她为妇女事务部长。一直到今天，女性还没有担任主要部门的部长级职位，这是令我尤为失望的一点。如果一个女人能够当妇女事务部长，为什么她就不能当商务部长，交通部长呢？只要她具备相应的资历，她也完全可以担任其他高级职位。卡尔扎伊确实对另一名女性委以重任。2005年3月23日，他任命广受尊敬的哈比巴 ? 索拉比为巴米扬省省长，从此她成了阿富汗广受欢迎的著名政治人物。
所有职位的人员到位后，议会正式开始。这是又一历史性时刻，阿富汗电视台和全世界的电视台都对此进行了直播。由于议长不在场，由我来主持第一次全体大会。我看了一下会场，再次猛地意识到自己在主持一场由前总统、部长、游击队领袖等人参加的大会，但我内心一点儿都不紧张。辩论是我人生中的一大爱好，能够主持如此重要的辩论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喜欢得不得了。
那一天进展相当顺利。大会结束后，很多男议员评价说，真想不到一个女人能够把会场秩序维持得如此出色。他们现在也认识到这不仅是阿富汗女性当选副议长，也是整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性时刻。
但嫉妒之心也随之而起。一些老议员，尤其是贪腐的议员，正日益失去权势和公众的支持，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些老牌的政治家过去都是凭借枪和恫吓手段的，如今看到一名年轻女子的政治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心里大为不悦。每次我在走廊里经过他们身边或者从讲台上走下时，都会听到他们小声嘀咕：“什么？一个女人在主持议会，而我们却要坐在这里看？不行，不能让她再这么下去。”我并不理会这些人，而是集中精力兑现选民们当初选举时我向他们做出的承诺。比如，喀布尔至法扎巴德的公路还是一条尘土飞扬的泥土路，没有沥青，我开始到处游说，筹集资金，想建设一条连接巴达赫尚省和首都城市的像样的大公路。一次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见到了乔治 ? W ? 布什总统及其夫人劳拉。我觉得劳拉平易近人、温柔亲切，非常喜欢她。她非常关注民生问题——儿童权利、妇女权益、校园建设工程、人权，等等。看得出，身为母亲的她能够体会到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和儿童的悲惨遭遇。她向我提了许多关于阿富汗形势的问题，我简要地向她讲述以及美国所能帮的忙，她听得很认真，她的支持是对我莫大的鼓舞。
我还利用在美国访问的机会力图为这条道路的修建赢得更广泛的支持。美国大使说，尽管他们不能许下任何诺言，但他们会认真考虑我的请求。四个月之后，美国国际开发总署批准了这条道路的援建预算，我当时的那种高兴真是无以言表。
如今这条道路已经竣工，大大改善了巴达赫尚省人民的生活。过去，从巴达赫尚到首都喀布尔至少也得三天，如今缩减到一天都不用。沿途风光无限，在我眼里那是阿富汗最美的风景。一些巴达赫尚省的人们甚至称之为“法齐娅公路”。虽然我几经努力，位于阿坦加通道另一侧的公路还是没修好，但这条路不修好我是决不罢休的。完成父亲当年开创的伟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近几年，我会见了好几位国际著名的政治家，包括英国前首相托尼 ? 布莱尔，戈登 ? 布朗和现任首相戴维 ? 卡梅伦。我还两次会见希拉里 ? 克林顿，她是个非常有感染力的女人，具有无限的优雅和权力。我还见过加拿大总理史蒂芬 ? 哈珀和加拿大国防部长彼得 ? 麦凯。
我还没见过奥巴马总统，但希望能有这个机会，他在阿富汗也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成为美国的首任黑人总统，对我们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许多人还认为他会倾向于以谈判结束战争。他对外交政策和全球性问题都有着深刻的理解。
这几年来，我与一些外交官、援建工人、记者结成了为好友，成为忠实的盟友。我深信，我们之间有许多东西值得互相学习，国家之间的合作更是不可或缺。长期以来，阿富汗一直是个走卒，任由国际大国摆布。我坚信，阿富汗总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在亚洲地区有实力的强国。从国家层面而言，我们必须学会从战略高度与同盟共事，更要勇敢地面对敌人。
我们不一定要成为令全世界都害怕的恐怖民族，也不必是全球都怜悯的苦难种族。阿富汗是个伟大的民族，也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是我终其一生的抱负。我不清楚真主赋予我怎样的使命，只知道一定有一个。或许是他希望我领导国家走出腐败和贫穷的深渊，或许是他只想让我做一个勤勤恳恳的议员，当好母亲，养育好两个明星般灿烂的女儿。无论国家的前途命运如何，我个人的命运如何，我知道那都是真主的安排。
亲爱的爸爸：
你牺牲的时候我才四岁。在那短短的岁月里，你直接对我说话的仅有一次，而这唯一的一次还是让我走开。
我不知道，当你看到我今天所处的位置时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我真心希望你能为你最爱的妻子所生的最小的女儿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
爸爸，虽然我不怎么了解你，但我却继承了你许多的优良品质。每当人们讲起你的故事，我常常为你的正直、坦率和勤奋而骄傲。即使在今天，你已去世多年，很多人依然深深记得你的这些品质。这于我是莫大的鼓舞。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对自己都不诚实，那么何来对他人诚实？我知道，你的坦率和诚实品质令你在议会中与众不同。你总是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坚守自己的价值，坚持自己所代表的人们的决定。你的伟大之处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品质。
如今我也像你一样成了一名议员。我常常回忆起你，真想知道面对困难时，你会怎么处置。
一想到你我便有了无畏的勇气和决心。30多年过去了，你依然是我和整个家族的榜样。
我继承的远不止是你的价值观，爸爸。我还继承了你的政治传统，一份我永不辜负的遗产。即便我知道，有一天，或许我也会像你一样因为工作而牺牲，但我也不会放弃这份珍贵的遗产。
但是，爸爸，我不希望会发生那样的情况。或许，真主保佑，真的不会发生。如果我能够大难不死，或许将来有一天可以当上总统。爸爸，你觉得这样好不好？但愿我的这个抱负能令在天堂的你喜笑颜开。
你的爱女法齐娅
后记：战乱之国的梦想
2010年让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
两年前，我去巴达赫尚省的一个村子倾听民声，顺便调查一下我能为他们做什么。路途险阻，黄昏时分我们被困在一个村庄，没办法，只好在村里过夜。我们待的那户人家是村里最富有的家庭之一，而这个村却极端贫穷。户主带着我们前往他家，一路上村民们列队在道路两侧，热情迎接我们。跟村民们谈了一会儿，我们便来到了那户人家。
一名大约三十来岁的漂亮女子出门迎接。她身穿褴褛的衣衫，头戴深红色海加布（穆斯林妇女戴的头套）。我跟她打招呼，她弯腰吻我的手。我很尴尬，因为没有为她做过什么，也没有为她的村子做过什么，她没必要这么做。我感到不安，所以就没让她吻我的手。她看起来不高兴，还有点战战兢兢，但还是请我们进了客厅。房间又小又黑，过了好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适应。
等我双眼适应了屋内的光线后，发现那女人挺着个大肚子。
女人给我们斟了绿茶，拿出桑葚干和胡桃给大家吃。我问她共有几个孩子。她回答说有五个，每个都不超过七岁，现在又有七个月的身孕。我不禁为她担心起来：总感觉她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就在这时她又出去，回来时端上一大盘阿富汗大米甜布丁，是她亲手做的。她张开一块布，把一大木碗的米饭放到了上面。
我就趁着吃饭这个机会和她攀谈起来，以便了解她的生活。我们先是从天气谈起。
我说：“现在是夏天，你们村海拔这么高，所以即使是夏天也感觉冷，冬天这里一定冷得不得了吧？”那个羞涩的女人回答说：“是啊，冬天我们这里的雪下得很大，我们都没办法出门。”我问她：“那你怎么办呢？有人帮你做家务吗？”她回答说：“没有人帮忙。我早上四点就起床扫雪，把马厩门前的雪打扫干净了，接着就给奶牛和其他家畜喂食。然后我准备面包圈，在炉子上烤圆盘饼。再接着打扫房子。”“但是你的肚子这么大了，还要亲自做这么多家务活吗？”我问。
“是的。”她回答。看到我露出惊讶的神色她倒也显得很惊讶。
我说，我看她脸色不大好，很为她担心。
她告诉我说她病得厉害，“我干了一整天的活儿，夜里疼得动弹不得”。
我问她为何不去看医生。她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医院离得很远。我说，我代她向丈夫说说，让他带她去。
她回答：“如果丈夫带我去医院，我们就不得不卖掉一头山羊或者绵羊来支付治疗费，他根本不会答应的。再说了，我们怎么去医院呢？去医院要走三天的路，我们没驴也没马。”我告诉她说，她的命远比一头山羊或者绵羊珍贵。如果她身体好了，就可以照顾整个家庭，但如果她病了，就谁也照顾不了。
她摇了摇头，然后缓缓地挤出一个带着愁苦的微笑：“如果我死了，丈夫就另娶他人，整家人可以喝山羊奶，吃绵羊肉。但如果我们没了一头山羊或绵羊，家人吃什么？这个家吃什么呢？”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可怜的妇女，怀疑她如今是否尚在人世。生了又生，伙食那么差，家务繁重，没办法就医——任何一项都足以要她的命。像她这样的妇女在阿富汗何止千千万万？典型的阿富汗妇女就是这样为了家庭的幸福而牺牲。就像这个勇敢、善良的女人，为了家里的其他人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但她得到什么回报呢？几乎没有。而丈夫往往还把山羊和绵羊看得比妻子的性命还重要。每当我想到这名妇女，眼泪就会刷刷地往外流。这时我会暗暗发誓一定要帮助像她这样的妇女。
我梦想着有一天，在阿富汗国土上的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阿富汗的女孩子们有本领，有才能，有技术，她们享有一切受教育的权利，能够全面参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我还梦想有一天，民族文化上的分歧消失，各民族走向团结。我也希望，决定我们历史和文化的伊斯兰教价值观不再遭到曲解和恶意利用。阿富汗人民是全球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而阿富汗不幸地成了恐怖分子的诞生地。我希望随着积极的外交政策和良好的表现，我们能够革新全世界人们的观念。阿富汗历史上是一个贫穷国家，但我们拥有丰富的资源，有铜、金矿、翡翠、石油。我希望这些未开发的矿产财富将来被用来消除贫困，加强阿富汗在国际上的地位。
几个世纪以来，阿富汗民族见证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容忍他国侵犯，也从来没有被殖民化，被征服。19世纪，英国从阿富汗撤退，也标志着历史上众所周知的第一次阿富汗战争的结束，当晚，当地部落里的人们唱起了胜利之歌。其中一句歌词大致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知道我们的厉害，那到了战场上你就明白了。”这句歌词描述得相当到位。我们本质上是自豪而勇猛的战士，只要国家有需要就会起来保卫家园，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会寻衅滋事。
全球化和全球机会的大门已经向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敞开，当然也不该再向阿富汗关闭。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阿富汗摆脱了贫穷的镣铐，不再被贴上世界上产妇死亡率最高、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地方标签。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阿富汗婴幼儿不到五岁就死了，我们的未来一代有很多是因为贫穷、疾病和战争而死亡。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早点儿结束。自2001年塔利班倒台以来，上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流到了阿富汗。我对这其中的每一分钱都心存感激，但不幸的是，很大一部分或被浪费，或不慎流入某些人的手中，诸如腐败的地方政治家或者唯利是图的承包公司。他们获利颇丰，但所修建的道路质量极差，建造的医院连像样的管道系统都没有。
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一些决定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结果。2002年日内瓦的一次会议决定联合国将训练新成立的阿富汗国民军，德国负责警察系统建设，意大利负责司法体制建设，英国负责打击毒品犯罪，日本负责解除非法武装团体。这就是所谓的五大支柱法，其核心就是安全问题。但是，自从“持久自由行动”实施十多年至今，阿富汗依旧不太平。
这个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阿富汗的领导人似乎认为国家是他们个人的，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他们完全忘了还有一整个国家的人民居住在这片国土上。这些人是活生生的人，善良的人，是有家庭，有事业，有孩子，有梦想，有未来的人。然而，阿富汗却被几个有权势的人统治得像个封建时代的私人采邑。领导人的工作安排通常完全出自私心。就拿苏联来说，由于觊觎巴基斯坦的温水港，阿富汗挡住了他们的道路，所以他们就拿阿富汗当垫脚石以便满足其帝国野心，因为以政治目标的名义征服阿富汗又不大现实。
接着，游击队以民族主义为外衣统治着阿富汗，他们是解放国家的英雄。他们与苏联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赶走了侵略者，这是阿富汗人民都深感骄傲的。但是，为了争夺个人权力，最终导致了内战的爆发，还差点儿毁了阿富汗，正是他们的内战和之后的混乱使得塔利班分子有了可趁之机。塔利班控制了局势之后，国家反而开始了大倒退，阿富汗回到了中世纪，伊斯兰教保守势力达到了顶峰，这无论在世界历史上还是伊斯兰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
没有人来关心普通阿富汗人的抱负、盼望和福祉，即使有，也很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或许苏联人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统治者。他们建立了医院和学校来改善民众的生活，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实现更大的战略目的，而不是真正为了阿富汗各族人民的福祉。
阿富汗的普通人民，无论是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艾马克人、还是土库曼人或俾路支人，对国家都有自己的期望。但是，很不幸，长期以来，这些领导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时至今日，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一般的阿富汗政治都是这样的：一旦掌权，他的公职和权力就成了个人的玩物，就可以用来给朋友和亲戚安排重要岗位，而这些人根本就不称职。他们利用权力受贿、侵占国家财产，中饱私囊，他们最后想到的才是所代表的人民的福利和幸福。
在阿富汗的政治体制中裙带关系极为普遍，亲戚和朋友在阿富汗相当重要。但是，我们的政治家们还没意识到公共职位就是公共服务，而不是给最亲近的最要好的人安排关键职位——即使出于所谓的好心也不行。“我要找个值得信任的人；有谁比我的堂兄弟、侄子、世代之交更合适呢？”诸如此类的心态完全是错误的。这不是治理国家所应有的方式，而是导致更大的腐败的催化剂。这种凭关系上岗的人只对雇用他的人忠诚，他们做决策时只考虑到那个人的好处，根本不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眼里。责任心和透明度崩溃了，好政府应有的基本要素也被搁在了一边。
遗憾的是，尽管大多数阿富汗人对政府的管理制度不喜欢，可许多人还是对其默许。人们对政治领袖没多少期望，而且反对的声音往往可以用一份工作，一份合同甚至一笔现金收买。假如不能收买呢？那好，我们的国家的确是个危险之地。经常有说话耿直的人死在这里，而凶手很少得到应有的惩罚。世界媒体报道得够清楚了，有外国援建工人遭到绑架，虽然这样的事不多，但还是很不幸地发生了。这些人只是来帮我们的，可当我看到他们为了一个不是他们自己的祖国而倒下的时候，我的心在滴血，而媒体没有提到的是阿富汗人被频频绑架的事实。每一个有钱的商人都知道经常会有人遭到绑架被勒索赎金，即使小孩也不能幸免，因为绑匪企图索要他们父母的钱。大多数在塔利班倒台后回来的阿富汗商人因为这些原因又离开了，他们大多拥有双重护照，不是去欧洲就是去美国，由此使得了大量的人才和技术外流。
如果治理国家的人——在议会系统内工作的人，不因恰当的理由做恰当的事，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我脑子里的恰当理由很清晰—— 一个人唯有真正想为公众服务的时候才可以担任公职。如果我们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能这么思考，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不能成的。源源不断地涌入阿富汗的上亿美元的发展资金也能流向它应该去的地方；合同也会签给那些能够提供优质服务而不是大肆行贿的承包商；警察和军队也会忠于制服，忠于制服所代表的国家，而不是为腐败的上司卖命；地方官吏也会勤勉诚实地收取税收和关税，并将其如实交给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反过来也会确保将这些钱花到各个部门和政治家们指定的工程上去，花得精明，花得有效；政治家们会听从选民的意见和诉求。
我并不想在政治上表现得那么天真。所有的政府都有问题，但好的政府有一套优良的改进机制，这就需要议会中的每个成员能够以诚实坦率的态度自由地调查呈报相关问题，也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司法制度。这个制度不受任何影响独立行动，有决心遏制任何腐败势力。还需要一支纪律严明的警力，这支警察队伍既有严惩小偷小摸的能力，也有敢于调查任何级别的刑事犯罪的决心，无论当事人是谁，有多大的权力。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贪腐印象指数报告中，阿富汗排在前三名。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
那么这样的政府该从何做起？我认为一个机制健全的政府必须从良好的议会反对制度开始，唯有产生了听从民意并代表民众、诚实正直行事的政治意愿，阿富汗的状况才能得到改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但也是经过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交流之后形成的观点。许多阿富汗人已经失去了希望，有没有一个诚实的政府对他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但他们真的应该得到更多。
30年来，阿富汗受够了垃圾政治，所以这个国家的政治毛病丛生。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政治上营养不良，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抑制。不过，这一现象正开始发生改变。我有好几名同事就能认真听取选民的意见，诚实正直地办事。正因如此，他们才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
阿富汗的民主能否成功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是教育。所有孩子，无论男孩女孩，均必须接受适当的、经济上可以承受得起的教育。这不仅是为他们的未来着想，也是为阿富汗的未来做出正确抉择而准备。第二个因素是安全。阿富汗必须构建一个法律和秩序体系，唯有如此，普通的阿富汗家庭才能在安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当选举开始后，民众应该在选举的过程中和在得知选举结果是否算数的过程中都能获得一种安全感。阿富汗大多数人希望有选举领导人的权利，然而，他们还不知道自由公平的选举的意义。
如果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成立了，那么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方方面面，包括安全保卫力量，将会成为稳定、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的主心骨。这个问题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先有安全才有好政府还是先有好政府才带来安全？或许两者都对吧。
就在我写这本书时，世界几大国正在讨论从阿富汗撤军的事宜。依我看，他们是计划在任务没完成，战争和冲突仍然在重创我们家园的时候撤出。这里的冲突随时有可能升级为国际性的大规模冲突。马苏德将军曾经向西方警告说，恐怖主义会蔓延至他们的国土，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可能性都要大。除非我们国际上的朋友开始在更广泛的区域内采取措施解决塔利班问题，不然这个威胁依旧存在。
最近有许多关于塔利班与政府和解或者被政府招安的谈判，这一进程主要由国际社会主导，目的是为了尽快撤出地面部队。但这样做是大错特错。这其实仅仅是个短视的处理方法，根本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只是把问题搁在一边，将来有一天它一旦爆发，后果将更严重。
塔利班为自己辩护称，他们保守的伊斯兰思想是阿富汗需要的唯一的统治方式，仅仅凭他们自己就可以给这个国家带来稳定。但现实已经清楚地证明，他们的教育和医疗政策极大地压迫了至少一半的人口，而且他们对安全和公正的看法与大多数人的想法或期望大相径庭。民众需要被赋予政治表达的权利吗？我认为，在我所信奉的民主制度中，人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这正是题中要义：政治就是要谈判、理论、劝说。很难想象，在塔利班的议会里，他们会坐在像我一样的女议员身边共商国是。
塔利班一直费尽心思采取各种手段想谋杀我。其实不只是我，他们还企图谋杀许许多多的阿富汗人，包括知识分子、记者、反对者等。塔利班像是理解民主、尊重民主的人吗？我实在怀疑。他们真的愿意与那些不认同其理想的人分享政权吗？他们愿意坐下来跟我们辩论，试图达成共识吗？他们会支持新的立法制度，支持由我和其他女议员提出的观点吗？答案均是否定的。国际社会竟然认为以上假设都是可能的，这未免太天真。这几年来，为了支持和促进阿富汗女性的整体进步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让塔利班势力重返政府，这些成果将全部化为乌有。
在喀布尔市中心开车，每当看到小女孩们穿着黑色的夏尔瓦克米兹学校制服，戴着白色头巾，我就会不由地绽放出微笑。在过去10年里，成千上万的小女孩，包括我自己的两个女儿，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不仅为她们的未来开启了一扇大门，也能够改善她们未来家庭的经济，促进她们家人的身体健康。这反过来也能促进整个民族的发展和壮大。如果让塔利班回来执政，这些小女孩将只能被迫回到家里去，穿着蒙面长袍，生活在一系列古怪的法律规章之下，所享受的权利比狗还少，我们的民族又将坠入黑暗的深渊。允许出现这样的状况便是最大的背叛。
2010年10月，我再次当选副议长，开始了议会中的第二次任期。我没有让选民失望，而且，尽管欺诈行为盛行，我的一些竞争对手还在选举中作弊，但我的选票比第一次还要多。
我还欣喜地看到，我的姐姐甘迪古儿（家人称她为马里亚姆）也当选为女议员。当年游击队员来我家搜父亲的武器，母亲誓死不说，后来他们就毒打马里亚姆。她目不识丁，小时候没上过学。但是，结婚生子之后，她看到我接受教育后取得的成就，大受鼓舞。她也想为国家服务，想在有生之年干一番大事，于是就下决心自学。她开始去上夜校，学习电脑，几年后毕业了，还获得了大学文凭。她现在也像我一样，是个议员，也是库菲家族中刚刚步入政界的一名成员。我为她的成就深感骄傲，相信她一定能够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选举期间，针对我的威胁比以往更多了：枪手追踪我的车子，在我常走的路边埋炸弹，威胁我，绑架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就在选举的某一天，有两个人被拘。他们承认计划绑架我到另一个区，然后杀死我。他们中的一人与一名政治家有来往，是那名政治家的亲戚。这个亲戚马上被释放，而另一个至今还在坐牢。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人承认犯了罪却没有遭到控告，还得以释放。我只能说，直言不讳，仅仅依靠国家的安保力量是远远无法满足我的个人安全需要的。我常常分辨不清谁是暗杀我的潜在凶手，因为他们有可能穿着平民衣服，也可能穿着官方制服。好几次，在喀布尔，特工人员无缘无故示意我把车停到路边，对我进行恐吓。如今这已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想说自己习惯了，没有人会习惯这样的威胁，但我已经学会忍受这样的遭遇。
像父亲一样，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名以诚实正直著名的政治家，只要有需要，就敢于对难题直抒己见。我以实际行动证明有能力为人民服务，将资金拨到需要的地方去。当然，我所代表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群体，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去完成。但我也知道，通过修路、建学校、创造就业机会、修建清真寺，我已经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最近我还倡议在偏远保守的村庄里修建一系列女性清真寺。这些清真寺是专供女性祷告的场所，没有哪个男人可以剥夺妻子每天出门到寺里敬拜真主一小时的权利。有时候，这是那些女人们唯一可以离开家门的机会。就此而言，我倡导修建的清真寺还可以让女性享受到其他服务。在清真寺这样的宗教中心，女性可以得到营养指导和卫生指导，甚至还可以上识字课程，仅一个这样的建筑就可以在一夜之间为贫穷的农村注入活力。
今天，我或许是阿富汗女政治家中最著名的一位。我深受民众的欢迎，无论是男公民还是女公民。阿富汗的公众首先是把我视作一名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女人。这也是我十分自豪的一点。
我的支持者们建议我竞选总统，我不想撒谎说领导一个国家不是我想干的职位。我当然愿意。在这世界上，有哪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会拒绝至高无上的职位呢？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把它做好。但现实是，我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我倒是觉得阿富汗还没准备好接受一名女性担当此重任。当然，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这种观念会改变。直到最近，没有人认为黑人可以当上美国总统，但事情恰恰就已经发生了。在其他伊斯兰国家里，好多女性当上了国家重要领导人。梅加瓦蒂 ? 苏加诺在2001~2004年间担任印度尼西亚总统，卡莉达 ? 齐亚是孟加拉国首位女总理。在我们的邻国巴基斯坦，贝娜齐尔 ? 布托曾经也当过总理，并且，若不是因为遇害，差一点儿就当上总统。我还想到小时候我崇拜的女政治英雄玛格丽特 ? 撒切尔和英迪拉 ? 甘地，她们的英名永远流传，不是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是她们身为领导人所做出的贡献和表现出的能力。我相信，有一天阿富汗也会出现如此伟大的女领袖。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阿富汗的政治都是枪口下的政治。能执政的关键因素是谁的手下士兵多，或者谁的坦克先进，谁就能取得政权，跟事关国家前途的政策、计划和改革均无关。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但改变需要时间。一旦这样的改革开始萌芽、扎根、成长，经济也会随之好转。阿富汗稳定了，人民的机会才能不断地萌发出来。农民去市场的道路会变得更好更安全，崭露头角的企业家可以开展进出口业务，成千上万旅居国外的阿富汗侨胞（其中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也可以从中受益，如是，构建阿富汗美好未来的力量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我并没有忽略摆在阿富汗面前的挑战，我们要克服的困难还有很多。阿富汗到处是腐败，充斥着宗教极端主义，还有许多人靠种植鸦片获取源源不断的财富。但是，几经数代人的努力，这片土地最终还是顽强地保存了下来，人民的力量和决心从来不曾失去。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争和压迫，我们实际上已经所剩无几，唯一的选择是重建。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男女同胞们的真实想法。他们现在缺的是一个框架，另外还需要一个强大果断的领导集体。这一领导集体能够将一系列有关阿富汗的各种分歧意见凝结成一个有机整体，还需要一个能团结我们国内各个民族、带领人民走向成功的伟大领袖。
我亲爱的女儿们啊，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或许有一天你们的子子孙孙能够自由地生活在一个自豪、成功，以伊斯兰教为信仰的共和国里，在发达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也是我此生的奋斗目标。
我想，就算我为此牺牲也是在所不辞。
我亲爱的女儿们哪，如果我真的因此而献身，那么我希望你们记住，本书中的每一个字均是为你们而写。我希望你们，需要你们，还有阿富汗所有的男孩女孩们，能够理解并学习我所做的斗争。如是，我的祖国梦将在你们身上得以传承。
如果塔利班没能杀死我呢？那好，舒拉，或许我会不断鞭笞你，直到你做上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或许我们可以母女联手，打造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女性领导的新时代，给世界带来福祉。
我相信，当我写下这最后几个字的时候，我亲爱的母亲贝比简一定在天堂里朝我微笑。
鸣 谢
我对以下人员的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两个女儿的耐心，感谢她们给了我撰写本书的时间。
感谢内丁在合写、成书的过程中给予的大量帮助。
感谢埃尔莎在故事编写、撰写团队管理、本书编辑等方面给予了耐心帮助和支持。
感谢我的哥哥恩内亚特。他请了一个星期的假，陪伴内丁和我前往巴达赫尚省偏远山区，回忆我们小时候的故事。
感谢我所在地区的警卫人员，在我们整个团队走访村庄之际提供了全面的保护。
最后，还要感谢勇敢的司机卡卡 ? 亚提姆。他载着我们在阿富汗最难行走的道路上连续开了两天两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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