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哈米德，我，我哥哥，嫂子，以及他们的婴儿挤进了等候我们的出租车。哈米德坐在后座靠边位置，我穿了蒙面长袍挤在他身旁，我哥哥夹在中间，他妻子坐在另一侧靠窗位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人认出我哥哥来。一个世交好友坐在前排乘客的位置。那人也是个退休的将军，普什图人，主动提出帮我们一把。万一我们路上遇到麻烦，他的将军身份或许可以派上用场。即使将军身份帮不了忙，那么他的普什图族人身份对于我们经过塔利班的哨卡乃至越过边境都会有一定的分量，因为，大多数塔利班是普什图人。他愿意陪我们一程纯属慷慨义举，每当想到这么多年来，那么多朋友和邻居不惜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帮助我们，我觉得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这也是为什么如今我从来不会向寻求我帮助的人关上大门的原因之一。伊斯兰信条教导我，对我们所行的每一个善举，我们都应该向他人做一件善事作为回报。
聊天中，司机的语调有点紧张，但他一直向我们保证出租车坚实牢靠，我不是很相信。这次米尔沙卡伊坚持要我们和他一起前往巴基斯坦，我答应了。经过这几个星期以来的高度紧张生活，我觉得真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即使只离开一个星期也好。再者，哈米德也可以趁此机会好好治疗一下。第二次入狱，他的身体又虚弱了许多，我几乎是看着他在我眼前孱弱下去的。我依然深受晨吐的折磨，途中，我带了碗，放在蒙面长袍底下，随时防备吐出来。这是一次痛苦的旅行。车上很挤，极为不舒服，还要提心吊胆，就怕在塔利班的哨卡口被拦下。可是，那名将军镇定自若，每次见到持枪的哨兵都能来几句逗笑的寒暄。大多数的塔利布一听到普什图口音的母语，马上放松了警惕。将军天生一副威严，引人尊敬，即使大呼小叫的年轻塔利布，见了他这样的老兵所独有的风范也会立刻蔫了下来。
“您请便，大叔。”每次听到这几个字，我都会松一口气。穿过多尔汗边境地带时我的情绪突然高涨了起来，进了巴基斯坦，整车人一下子就有说有笑了。你会深深体会到自由：令人提心吊胆的塔利班压迫没了，心头的重担也放下了。
那天下午四点钟，我们来到了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我们在那里上了一辆夜间大巴，一直坐到历代君王之城——拉合尔。我们去了哥哥位于该市的房子，受到他的正室及其岳父岳母的热情接待，两位老人就住在那里。那一晚，我们喝着可口可乐，吃着查帕里卡巴，这是一种牛肉粉拌石榴和干椒粉的食物。那一顿可以和我吃过的任何一顿相媲美，更何况那是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吃到的不受塔利班禁令约束的美味。
拉合尔真好。这是自结婚以来，我和哈米德第一次能够像正常的夫妻那样出去尽情地放松自己了。拉合尔的景色真美，到处是清真寺，座座都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商店更是鳞次栉比。我和哈米德一连逛了好几个小时，饱览当地风光。在一个专门向妇女和家人开放的公园，我们还进行了一次野炊。为了娶我，哈米德努力争取了好几年，可是，婚后我们几乎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悠闲地坐下来，慢慢品味共同呼吸相同空气的乐趣。
拉合尔干净、便利，与骚乱中的喀布尔完全不同。内战时期，喀布尔不知有多少建筑物轰然倒下。拉合尔的历史建筑也让我赞叹不已。16~18世纪，这个城市处于莫卧儿人的统治之下。莫卧儿时代正值印度伊斯兰王朝统治时期，那时的皇帝曾经控制了大部分亚洲次大陆。莫卧儿人以建筑出名，像泰姬陵就是莫卧儿帝王沙 ? 贾汗建造的。在拉合尔市，他们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建筑，其中有很多后来成了这个城市的地标，包括气势恢宏的拉合尔城堡和夏利玛尔花园，这两处如今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感觉依旧不舒服。哈米德两番入狱，遭到塔利班的残酷对待，也十分脆弱。但是，拉合尔的宁静让我们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得到身心上的恢复。用“宁静”来形容这个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巴基斯坦城市或许不是十分恰当，但我们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之后，彼时彼刻的感受实实在在如此。
在拉合尔过上一个星期，我们就收到消息称阿富汗总统拉巴尼到了白沙瓦。他虽然遭到了塔利班的废黜，但我们和其他国家依旧视他为合法的领导人，拉巴尼的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仍然代表着阿富汗，只有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合法地位。我哥哥曾经在拉巴尼政府的内政部任职，与他颇有交情，他联系上了总统，总统马上邀请他和哈米德前往。于是两人前往觐见，并听取了他夺回国家政权的宏伟计划。
拉巴尼和我们一样，都来自巴达赫尚省。他是我爸爸的朋友，偶尔也是竞争对手，我们对他无比尊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反对阿富汗倾向苏联的主要力量。苏联入侵期间，他在巴基斯坦组织军事政治力量进行抵抗。
倾向苏联分子失势之后，纳吉布拉也跟着垮台，拉巴尼选举当上了总统。但那个时候游击队政府派系斗争很厉害，这些势力挑起了拉巴尼和 马苏德一派与以杜斯塔姆将军和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导致了内战。
拉巴尼的营地里聚集了很多人。哈米德和米尔沙卡伊两人从他那里回来之后情绪高涨，他们坚信只有拉巴尼才能维持阿富汗政局稳定——尽管现实情况是，塔利班依然牢牢地掌权，就连拉巴尼自己也不敢想象夺回政权的那一天。他们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我，在拉合尔平静安全的环境里，我对阿富汗的前途又重新燃起信心的火焰。
因为想到拉巴尼能够重新执掌政权，哈米德和我几乎当场决定立马回到喀布尔。一来，我们刚刚获得了新希望；二来，哈米德守寡的姐姐以及她的孩子们都还留在喀布尔，所以，哈米德和我都很想回去照顾她。我哥哥认为回去太危险，决定留在巴基斯坦，往返于白沙瓦和拉合尔两处的住宅。离开哥哥嫂子真是不舍，因为我不知道何时才能与他们再见面，甚至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跟他们见面。但是，我现在是已婚少妇，我应该做的就是紧紧跟随丈夫。
很快就要进入深冬，天上的雪越下越大。在我们回喀布尔的途中，开伯尔山口已经白雪皑皑，天气显得分外寒冷干燥。或许那凹凸不平的岩石就像塔利班，刚下的雪就如阿富汗新的开端——将他们的冷酷无情永远雪藏。我真的希望如此。
哈米德和我越过边界，进入阿富汗境内，一路平安无事，很快就回到喀布尔的家中。离家一个星期，回到家，足以让我再次体会到在家的舒服。即使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我的拳拳爱国心也没动摇。这是我的喀布尔，是我的阿富汗。
斋月开始了，和所有穆斯林一样，我们也禁食，从日出一直到日落。黎明之前我们就起床，吃了点撒哈。撒哈是天黑之前吃的早餐，这一顿要维持一天，直到日落我们才可以再进食。通常我们吃得很早，吃完后再上床小睡一会儿，接下来就开始晨祷。
哈米德和我刚刚上床准备睡觉时，有人敲门，哈米德起来应门，我们都以为是邻居找我们帮忙或者别的什么。我听到了讲话声，接着便是哈米德回卧室的脚步声，只见他脸色刷白，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他问我要外套，说塔利班在门口等，车子就在门外。哈米德别无选择，只能跟着去。我真想冲出去，请求塔利布不要带走他，放过我们。我们回到喀布尔，为的就是能够平平淡淡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可现在他们又要把他带走。
哈米德处变不惊，淡定地命令我回到卧室去。我穿的是睡袍，不方便向那些陌生人请求，即使在凌晨五点钟这样的时候站在自己家的门阶上也不行。我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抓走哈米德，他并没受到任何指控。来的几个人只是说需要他走一趟，他就只好跟着走了。听到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随后就倒在枕头上啜泣，一边捂着鼓鼓的肚子，一边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认识一个从巴达赫尚省来的人，他正给塔利班效命。在一本旧笔记本里我找到了这人的地址。他是普勒恰尔希监狱的工作人员。这是一座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监狱，在苏联入侵时期，曾因折磨囚犯手段之残忍而臭名昭著。我不知道哈米德被那些人带到哪里去了，只知道能够帮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你只能叫别人帮你一次忙，多了，对他们自己也危险，所以再去找以前帮忙过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可能的了。
我与这个巴达赫尚人不怎么熟，可我希望他能看在老乡的分上，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接受我的请求。第二天一大早，醒来之后，我立马穿上蒙面长袍，冒着寒冷的晨风，去找他了。
普勒恰尔希监狱在喀布尔郊外10公里远的地方，我是走着去的。一路上，城市的景象渐渐隐去，接着是一座座的村庄，再后来连村庄都没了，只有几间稀稀落落的泥土房，走到最后，公路也变成了灰尘满天飞的小道。女人真不该单独来这种地方，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小道不知通向哪里，走着走着，监狱突然从地表冒了出来。卫兵的刺刀和高墙上密布的铁丝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粗糙的泥浆墙面透露着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上面的瞭望塔阴森恐怖。这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被称为阿富汗的阿尔卡特拉兹①，想逃跑是万万不可能的。我走进门卫室，向他们解释了情况，请求跟巴达赫尚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见一面。一个警卫进去问了。回来后只说了一个词的答案：“不行。”“巴达赫尚省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我让门卫将这话转达给他听。难道他就不能发发慈悲让一个妻子去问问她失踪的丈夫的去向吗？我希望这样的激将法能够刺激那个老乡采取某些行动。我是个新婚的穆斯林妻子，从传统文化上讲，不应该独守空房，无人照料。门卫听了似乎觉得羞愧，答应向上司传达我的信息，但那个所谓的老乡还是拒不见我。我能猜出几种原因，一定是我当着他手下的面指责他，让他感受到了羞辱。我被告知几天后再过来。
我只好走回家，又饥又渴，肚子里的胎儿还在乱踢。对于丈夫的下落我一时没有任何头绪。
中午时分，我万分沮丧地到了家。哈米德的一位年长的亲戚刚刚去世，我和小姑子按理应当去参加葬礼以表示慰问。我实在不愿意去，但是，家庭的责任和名誉容不得我不去。那天的葬礼情况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脑子里全是对哈米德的担心，根本容不下其他。正当我心事重重地在一块地毯上坐下来时，一位长者走了过来。原来，虽然哈米德被捕才几天的时间，但消息已经传开了。老人乌黑的眼睛里流露着同情，他一说话，灰色的长须也动了起来，他悄悄地对我说知道哈米德在哪里。据他的一名亲戚称，老人没说亲戚是谁，也没提他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我丈夫被关押在情报三处，这是所有情报机构中最为危险的一个。这个部门的工作就是找出政治上的异己，然后将其清除。我开始为哈米德的处境担忧，不过至少知道他在哪儿了。
每天我都到情报处办公室，每天都被冷嘲热讽的门卫挡了回来，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我终于获允入内探望丈夫。他身子本来就瘦弱，这下更是瘦骨嶙峋，背也弯了。整天遭到狱卒的毒打，疼得他直不起身来。发黑的面容在苍白肤色的衬托下越发明显：眼窝凹陷，颧骨凸出。
我们在一张粗糙的木桌边坐了下来，低声聊了一会儿。我多么渴望能抱一抱他，但是，塔利班的监狱不是卿卿我我之地，即使夫妻之间也不行。他跟我说，塔利班让他整夜站在雪地里，白天不停地拷问他，鞭打他。他们问：“你为什么去看拉巴尼？你们那次会面的目的是什么？你跟拉巴尼什么关系？”保卫拉巴尼总统的是来自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特工，长期以来就有人怀疑许多特工与塔利班沆瀣一气，果不其然。巴基斯坦特工很显然向塔利班透露了拉巴尼见过的人，包括哈米德，当然也很可能包括我哥哥。
离开监狱的时候，一名年长的塔利布过来问我：“如果我们释放你丈夫，你愿意出多少钱？2500美金？5000美金？”很明显，他们已经得知哈米德不是名政治犯。他们会整日整夜地拷问他，而他却什么都不会说，因为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但对他的羁押给他们制造了创收的机会。如果有钱我真的想给他们，但我实在没有。我们没那么富有，至少在金钱方面我们实实在在是贫穷的。即使能够通过我哥哥从巴基斯坦汇钱过来也不大现实，塔利班已经破坏了银行系统，汇款或者借出大笔现金已经不可能了。我就是付不起赎人费，这也是令我愧疚一辈子的痛。
遭受那么多的虐待之后，哈米德病得更加厉害了。他被饿得半死，冻得要命，冷气进入肺部，越来越严重，加上日渐衰退的免疫力，与患重病的囚犯密切接触，没地方洗澡，他不幸患上了肺结核。
我拟了一封信，准备递给情报处的执行委员会，恳求他们释放哈米德。在信中，我写道，哈米德是无辜的，他现在身患传染疾病，对其他囚犯的健康构成很大威胁。我亲自将信送至一名狱卒的办公室。他不是个塔利布，而是个戴眼镜的普通工作人员，好像对新上司的许多做法困惑不解。从他的年龄判断，我猜测应该先后效劳过三代主子——苏联人、游击队员和如今的塔利班。
等他从我手中接过信件，我马上讲起哈米德的故事，讲到他的疾病和我们的婚姻。我想博取他的同情，以期他能尽快将信交给委员会。我站在隔板的另一侧，身上穿了蒙面长袍，看着他透过厚厚的镜片读着那封信。读完了，他问：“妹子，这封信谁给你写的？”“我自己，”我回答说，“我曾经是名医学系毕业生。我只想将生病的丈夫从监狱里救出来。”“你丈夫真幸运，有个这么爱他的妻子，还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妹子，如果他们将我关了起来怎么办？谁来救我呢？我的妻子目不识丁，谁来给我写陈情信呢？”说完，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奇怪的叹息，然后把信压到一堆信件底下。毫无疑问，那些信件也是其他救人心切的囚犯们的亲人写的。“请回吧，妹子。我不敢保证，但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信交给执行委员会的。”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哈米德的性命和自由就全靠那上百封信件之下的那一封了。我知道，戴眼镜的狱卒转交这封信的可能性相当渺茫。
我冒着雪走回家。爬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没有丈夫的家就像我那空空如也的胃。脚一迈进公寓，哈米德的姐姐赫蒂彻马上跑过来，问我有没有哈米德获释的消息。我没能给她一个答案，只管朝卧室走去，往床上躺下来，强忍住泪水。打了好几个瞌睡之后，我睡着了。过了几个小时，我被毛拉喊“一福塔”（开斋后的晚餐）的声音吵醒。 我饥肠辘辘，便起床到另一个房间去，以为赫蒂彻和孩子们已经在那里吃了，却发现她跟我一样没精神，睡过头了。没一个人做饭，我心里一阵愧疚。这是哈米德的家，我是他妻子，他不在，家里的大小事务就该由我来操持。再说，毕竟是因为我家人的缘故才导致他入狱。于是，我出去买了些大米，肉，拿回来准备煮着吃。赫蒂彻来到厨房，说我有孕在身，不要忙活了，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她从我手中拿走菜刀，切起了洋葱。我陪着她，默默地准备饭菜。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喀布尔的雪下得很大，城市在恐惧和百无聊赖中出奇的死寂。
我噙着泪水，转身对赫蒂彻说：“对不起，亲爱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给你家添麻烦。真希望哈米德没有娶我，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痛苦。”她放下刀，拭去因洋葱刺激而流出的泪水，然后抓住我的手说：“好啦，法齐娅，他是个坚强的男子汉，监狱生活只会让他的性格越来越坚强。你不要难过，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才是。他是一名政治犯，不是一名刑事罪犯。”这是我们第一次谈到哈米德入狱的原因，我惊讶地发现，面对当时的环境赫蒂彻竟然能如此平静，丝毫不慌乱。她本来完全可以对我和我家人怀恨在心，可是她没有。她一直是我崇拜的一个女人，那么坚强、聪明、理智。我被她的话语深深地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继续搅拌着米罐子，以默默的眼神表达我对她的感激之情。
她抱了抱我，然后劝我到餐厅找颗枣子或者水果开斋，说我应该把婴儿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我来到了餐厅，独自一个人坐了下来，童年的记忆刹那间浮现在了脑海。长期没去回忆，那童年的一幕幕此刻在我忧郁的情绪中渐渐清晰。我想到了父亲还健在时在呼利大宅开斋的日子，那几天，我们会拿一块桌布大小的传统小方布铺到房间正中央的地板上。
小方布是当地农村妇女一针一线精心编织的，上面染了红色和橙色，鲜艳活泼，相当漂亮。这些自然色都采自山上的植物。我们还会在小方布的周围摆上床垫和小垫子，大家盘腿坐在垫子上吃东西。
小方布上堆满了营养美味的开斋食品，像蔬菜馅薄脆饼、洋葱酸奶肉馅包、葡萄干扁豆萝卜什锦饭。我的姐姐们都会去帮忙做这顿饭，往往在斋戒结束之前几分钟就准备妥当，等着饿得发慌的大家庭成员下楼来吃。
父亲要么出差在外，要么就是在会见客人。除了他之外，所有的家人都坐下来聚在一起——他所有的妻子，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我们坐着吃，有说有笑。那时我还很小，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样的团聚时刻。每每这样的场合，大家都很放松，聊着当天发生的琐事。每当想到战前幸福美满的大家庭，我的心就像在滴血。我是多么想念母亲、兄弟姐妹们呀！真想回到彼时彼地，再做一回天真无邪的乡村儿童，无忧无虑，整天想着偷偷拿几颗巧克力或者一些调料放到一双木鞋里。
赫蒂彻端上来一份热气腾腾的烩肉饭，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朝她感激地笑了笑。有了她，我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现在，哈米德的家人也就是我的家人了。这时，赫蒂彻的孩子们也跑进来和我们一起吃饭。看着大家吃得那么开心，我的心里也亮堂了许多。
每天我都会去探望哈米德，但并非每天都能见到他。每次见面，他都会露出一副勇敢的面孔，装作受到良好对待的样子。他不想让我担心，可是我发现，他的手开始不由自主地抖动，日渐瘦削的脸上还多了许多淤青。我也假装相信，尽量表现得像个尽责的妻子，因为我知道，如果拿淤青反驳他，只会令他更难受。他在怀孕的年轻妻子面前掩饰狱中所受的折磨有助于强化他坚忍的力量，因此，我们就抓住短短的几分钟宝贵时间，聊日常家庭琐事，就像当天他刚参加商务会议回来或者刚逛过菜市场，或者其他平淡无奇的场合，总之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家常事。能这么做对我们来说轻松多了——就像怪异、恐怖、不正常的事都没发生过。有些人会说，拒绝承认现实是不对的，或许是吧，但是，当你处于汹涌澎湃的绝望之海，拒绝承认现实就成了你的救命木筏，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你的救命稻草。
我决定再次试着去劝说那个在普勒恰尔希监狱工作的巴达赫尚省老乡。经过一番漫长的走路，我终于抵达那里。这一次，我终于舒了一口气，因为他邀请我进入办公室。我告诉他，哈米德没有犯任何政治罪，却受尽了折磨，如果再不释放就要活活被折磨死。尽管费尽了唇舌，可依旧无济于事。他说，他什么忙都帮不上。我急得哭了。他见了，发出一声长叹，接着很不情愿地答应我说，他会试着向看守哈米德监牢的狱卒说情。
星期五的下午，我通常可以见到哈米德。那天，赫蒂彻穿上了蓝色羽毛球状蒙面长袍，我穿了阿拉伯风格的遮蔽面纱，一同向监狱走去。
我们在门口等候，门卫进去叫哈米德。他进去后，门没有关，我刚好看到了里面的大楼。这时，我看到了另一个门卫，20岁都还不到的模样，正在里面洗手洗脚，显然是在斋戒沐浴，为伊斯兰祷告仪式做准备。进去的那个门卫走上前去禀报，他则用普什图语反问：“什么？”进去的门卫说：“哈米德的妻子来了。”那男子放下水壶，朝我们走来。我立刻转过身，他们没发现我在看他们。还有几个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我听到他们说的是乌尔都语，也就是巴基斯坦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他们不是囚犯，我推测应该是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人，在这个监狱工作的。我握紧赫蒂彻的手，希望这位年轻人能够过来对我们说，哈米德可以回家了。他径直朝我们走来，问：“谁是哈米德的妻子？”我走上前去，用左手撩开面纱，回答说：“我是。”那人一言不发，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朝我头上扔了过来。我一惊，赶忙往后退缩。“你这娘们，竟敢在你的巴达赫尚省老乡面前告我们的状？你以为你是谁？滚，赶紧离开这里，你这娘们。”足足好几秒，我震惊得动弹不得。我赶紧向他解释说只想让我无辜的丈夫重获自由。但他仍然不由分说，捡起另一块石头扔了过来。石头没打中我，而且，就在他投掷石头的时候，我举起一只手做出保护性动作，没想到这么一来，倒让他瞥见了我的指甲油。
他嘲笑我，还往地上吐了口痰。“看看你的指甲！还说自己是穆斯林，手指涂得像个妓女。”我一听，火冒三丈，涨红了脸。我真想说，他没资格对别人的老婆说三道四。我是个穆斯林，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所以他没权利对我评头论足。他才是个穆斯林坏蛋，而我不是。
赫蒂彻看出了我的心思，赶紧上前制止了我。那人又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来。“滚开，你这臭娘们。”赫蒂彻抓住我，半走半跑地回到大门口。我眼看着到了安全范围，就故意大声对她说，好让他们都能听到。“这帮人不是穆斯林，他们连人都算不上。”那人恶狠狠地再扔了我一块石头，然后转身进去了，嘴里骂个不停。那些词那么难听，我从来还没见哪个穆斯林用过。
就在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恐怖的现实：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而且我找那个巴达赫尚省老乡的负面影响很大，把情况弄得很糟糕，反而对哈米德更不利。
我浑身发抖，在面纱里面大哭，赫蒂彻也哭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一辆出租车，司机不顾塔利班禁止搭载非血缘关系女乘客的规定，答应送我们回家。我知道自己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由于愤怒、恐惧、羞辱，我已经颤抖得厉害。一到家，我马上就倒在床上号啕大哭。
那一晚，我和赫蒂彻一致决定，近期还是不去看哈米德比较安全。我们都担心，去见他反而会害了他，他们会打他打得更厉害。狱卒已经断定哈米德的妻子是个蛮横的妓女，不但抗议丈夫被监禁，而且手上还涂了指甲油。我恨死了巴达赫尚省来的那个老乡，甚至怀疑他非但没有帮我们，还有可能故意给我们制造麻烦。事实上，我连情况都没有跟他说，只说了哈米德的病情和他的无辜。
那一夜，我对哈米德获释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整整两个星期，我都不敢去看望哈米德，不想再次蒙受那些狱卒的攻击和羞辱，甚至还担心，即便他们允许我见丈夫，我也很可能会崩溃，甚至会当着他的面大哭一场。但是，第三个星期五，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要见他，还有一些重要事情要问他。身为已婚妇女，我需要他准许才能外出。我已经决定到巴基斯坦的哥哥那里生小孩，我不能让第一个孩子在喀布尔出生，原因是塔利班禁止所有的女医生从医，禁止男医生给女性治病。
赫蒂彻坚持要同我一起去探望哈米德。快到监狱大门口的时候我紧张得不得了，对于他们会不会让我进去，我并不抱乐观态度。我站在几步之外的位置，让赫蒂彻去问狱卒能不能见哈米德。狱卒进去了，出来时多了上次那个朝我扔石头的男子。我没做声，赫蒂彻也没说话，提防着随时都会有石头飞过头顶。他盯着我看，然后命令道：“走近一些，娘们。”我慢慢地朝前面挪动了一下，暗地里对自己说，如果他还敢扔我石头，我就回敬他。
“把你的左手给我看看。”他命令我说。我什么都没说，也没伸手给他看，反而将双手藏到了面纱底下。在我看来，那人粗鄙不堪，一点儿阿富汗式的礼貌和风度都不懂。
看我藏起了手，他笑了，说：“我跟你说，不要再涂指甲油。如果涂了，你就不是穆斯林。”透过面纱，我瞪了他一眼。他竟然敢说我不是穆斯林，而他自己却要对他人的老婆的化妆评头论足。“你为什么要涂指甲油呢？告诉我。”他接着命令道。
我镇静地回答说：“我们结婚才4个月。新娘子第一年化妆，穿漂亮的衣服既是习惯也是传统文化。作为一名阿富汗人，你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他发出一阵带着嘲讽的喉音，露出一排黄牙。“我明白了。你想让我放了你丈夫吗？”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心里猜测他只不过是想取笑我罢了。我回答说：“他犯了什么罪？他什么罪都没有。”狱卒耸了耸肩，说：“你回去，带一个男性亲戚过来。带一个男的来，要有财产证明。如果这个男的愿意以他的财产担保你丈夫不会离开喀布尔，那我就放了他。”我没再说一句话，马上转身跑出大门，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赫蒂彻跟在我后面。我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我们俩站在街上，你看我，我看你。这是一个男人主宰的世界，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我们都不知道该找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的兄弟都已经离开了喀布尔，而哈米德的家人几乎全部住在巴达赫尚省。
就在这时我想起来一个开店的表哥。于是，我们俩就沿着街道跑过去找他。到了店门口，我们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却失望地发现店门紧闭。我们俩只顾着激动，却忘了那天是星期五，正是祷告和休息的日子。
我不想给狱卒改变主意的机会，更不想失去拯救哈米德的良机。我们跑回到监狱，那个狱卒正坐在椅子上晒太阳，看起来很放松的样子，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我不敢走近他，怕再惹恼了他。赫蒂彻于是走了过去，把情况讲给他听。他站了起来，没讲一句话就到监狱里边去了，好几分钟都没出来，但我感觉就像过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出来了，身边多了哈米德和另一个更年轻的狱卒。他说：“哈米德可以跟你们回去，这个狱卒也跟着去。如果你们带一封邻居或者朋友的担保书回来，我就会放了他。”他命令一名塔利班司机开了一辆海拉克斯皮卡送我们，我们全部上了车。我心里怕再生什么变故，不敢多看哈米德一眼，但偷偷侧过脸瞥了他一下，发现他脸色白如蜡纸，人几近崩溃。
随行的年轻塔利布告诉我们说，他来自瓦尔达克。这人看起来友善，但是很年轻，我怀疑他在监狱里没什么权力，也没多大影响力，更担心邻居没有人愿意帮忙，那样的话他就会直接把哈米德带回去。等车子抵达马克洛里安后，夜幕开始降临。赫蒂彻记得我们邻居中有一户人家拥有一间房子，她跟这家不熟，但没得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找他们担保试一试。她去找这户邻居，哈米德、我，还有年轻的塔利布到楼上我们自己的公寓里等候。等待很不是滋味，哈米德此刻坐在自己的客厅，可我却不能跟他讲话，还要担心他随时被带回监狱。
这时我头上依旧戴着遮蔽面纱，可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塔利布盯着我的脸看，试图读出我的心思。我一惊，低下了头。我想，他应该看到了我的悲伤与恐惧。他的母语是普什图语，但这会儿却用不太熟练的达里语跟我们说话。他知道我和哈米德说的就是这种语言。只听他说：“不要担心，大姐。我也刚结婚不久，才20天，我能理解你的痛苦。即使你找不到担保人，今晚我也会让哈米德留下，明天再过来拿担保书。”他竟然冒着被责备的危险主动帮助我们，这真是我想都没想到的，也是令我震惊的一个善举。哈米德和我为此对他感激不尽。
我们都静静地坐着，等待赫蒂彻回来。
不久，我听到了公寓走廊里有男子的声音。出门一看，竟然来了6个男邻居，他们朝我微笑，还说，很高兴看到哈米德获得释放。每一个人都劝我不必担心，他们会集体为哈米德担保。我真是感激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唯有以哭答谢。他们进了房间，一一和哈米德相拥。两个有房产的邻居签署了担保书。担保书上说，哈米德是一名工程师，他不会离开喀布尔，一旦塔利班要求他前往内政部，他一概不能爽约。如果违反上述约定，他们两人就要失去财产。这对邻居们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风险，而我也再一次感受到，即使在战争时期，还是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能够如此慷慨。
我拿出一条最近刚刚刺绣好的花边手绢递给年轻的塔利布，权作送给他妻子的一份小礼物。他真诚地向我表示感谢。我真想知道，像他这么亲切善良的小伙子是怎么加入到塔利班的队伍中去的，他是如此与众不同。
好像过了好久好久，邻居们才渐渐散去，我终于得以和丈夫单独相处了。他看上去就像个幽灵，赫蒂彻和我想逗他微笑，给他讲笑话。他笑了，笑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就咳嗽。这一阵咳嗽真猛烈啊，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赫蒂彻和我面色严峻，互相看了看对方，便心领神会——哈米德染上了肺结核。咳嗽得这么厉害意味着情况会更糟糕。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在生活中，你们常常会遇到信心和力量尽失的时候。每每这个时候，你们只想放弃，不愿面对这个世界。但是，我亲爱的女儿们，放弃不是我们家的人应有的所作所为。
和我刚结婚不久，你们的父亲就被捕了，当时我也想放弃。要不是我当时有孕在身，感觉到莎哈扎德在我肚子里踢来踢去，我或许真的放弃了。但是，我明白，即将生下一个新生命意味着我要更加努力地生活。我还想起了我的母亲，也就是你们的姥姥。想象一下，如果我父亲死后她放弃了我；如果她选择了一条轻松的道路，改嫁给一个不想要我们的男人，或者把我们交给孤儿院，或者干脆不理我们，那么结局会怎样？她不这么做是因为一个女人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放弃。
请你们再想象一下吧：如果当中央政府命令你们的外公修建阿坦加通道，他选择了放弃，那又会是怎样的结局？你们只需想一想，有多少人会命丧山崖。正是因为他没有放弃这项工程，这么多年来，他拯救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
感谢真主安拉，我身上流淌着他们两人的血液。正是因为他们，我也才能做到从不言放弃。
而你们——我亲爱的女儿们，也要继承这一优良的血统。如果将来有一天，当恐惧占据了你们的心，使你们失去了斗志，那么请你们记住以下几句话：放弃不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奋斗！我们幸存！我们永存！
挚爱你们的妈妈
重归故里
1998年
在监禁的那几个星期里，哈米德被打昏，戴上手铐脚镣，在风霜雨雪中受罚好几天，他染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没人说得出理由。他什么罪都没有，而他们就是以什么都没有控告他。不幸的是，在塔利班时代，像哈米德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不知还有多少人也像他一样在塔利班的监狱里遭受同样的命运。
1998年，春天伊始，天气一天天转暖，冬天所下的大雪此时融化得很快，又出了太阳，真是件喜事。这样的天气对哈米德也大有裨益，他仍然病得厉害，咳嗽个不停。
这时我怀孕已经7个月，胎儿很活跃，在里面又踢又扭的，就像是在锻炼身体，而哈米德整晚不停地咳嗽，一阵接一阵，我想睡个安稳觉都不行。
哈米德病得厉害，根本没法工作，医生开的药也不见效。尽管太阳越来越暖，可是喀布尔仍然令人压抑。在首都，塔利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住在这里，我们整天提心吊胆，担心他们随时出现在家门口，把哈米德带回监狱。这不是他们会不会再来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
但狱中的生活对哈米德的健康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再羁押一次就无异于给他判死刑。我们认为不逃离塔利班的统治不行了，而逃往巴基斯坦并不是个好选择。自从巴基斯坦间谍将哈米德会见拉巴尼总统的事情禀报塔利班，他已经成了他们的目标，如果回到巴基斯坦，他就很可能会被跟踪。
虽然我们向塔利班做过保证不离开喀布尔，但我们依旧决定逃往巴达赫尚省。曾经签署过担保书的好邻居也支持我们的决定，劝我们还有机会逃的时候赶紧离开。
马苏德和拉巴尼总统的军队仍然在北部边远地带安营扎寨，与塔利班对抗。即使是强大的苏联军队也没能击败巴达赫尚省的游击队，因此我们认为那里才是真正能够远离塔利班的安全地带，但我们也明白这样的旅途险象环生。
哈米德的医生给他开了6个月的药量，我们带上药就出发了。一路上我们走过崎岖的道路，蜿蜒的山道，就算塔利班的危险忽略不计，这也将是一次艰难的旅行。哈米德重病缠身，我有孕在身，让我们的这次旅途更加危险。之所以非这么做不可是因为我们想孤注一掷，此外别无他法。这个曾经被我视作天堂的安全城市如今成了个监狱，被一帮残酷成性的狱卒主宰着。
为了这次出门，我收拾一些行李，大多数是结婚时收到的礼品和一些家人留下的纪念物。我想在箱子底下藏一些母亲的珍贵照片以及被害的穆基姆的遗照，可转念一想，万一塔利班发现了这些照片，它们一定会被破坏殆尽，我不敢冒这个险。
赫蒂彻决定和孩子们留在喀布尔。我再三请求她跟我们一起走，但她就是坚守自己的立场。我认为她忠于死去的丈夫，也就是哈米德的哥哥——她要留下来将孩子抚养成人。我们已经成了亲密的好朋友，真舍不得丢下她一人，但我尊重她的决定。
要是我觉得还有一丝塔利班不来骚扰的可能，我或许会留下。但是，哈米德和我的时间不多了。迟早某一刻，塔利班的某个长官复查他们羁押过的人员名单，只要有一丝的怀疑，他们很有可能再次派一些狂热的年轻人来拘捕哈米德。他们的态度应该就是，“他肯定犯了什么错。我们拘捕他，施加酷刑，他就什么都招了”。很显然，如果你折磨一个人时间够长，他就什么都招了。如果不招，按照塔利班的逻辑，这些所谓的罪犯一定是在保守某一可怕的秘密。
普通人即使犯了芝麻大小的所谓的过错也要被囚禁。在狱中的时候，哈米德曾经和一些出租车司机交谈，他们都是因为载了没人陪伴的女乘客而被捕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司机会被关进监狱，可女乘客因为“引诱”司机，情况会更糟糕。塔利班的规定以及行动常常跟手里有枪的人一样随心所欲，反复无常。这就造成了一副人人自危的局面，大家都认为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出门的话一不小心就违法了。
这样的局面既恐怖又叫人气愤——他们以为自己在统治国家，实际上呢？他们是在糟蹋我们的国家，而且，还给所有的行为披上伊斯兰教的外衣，为平息民愤发明了一个万能的工具。你不喜欢我们对待妇女的方式？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想听音乐？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不赞同我们的司法制度？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说我们为了自己的目的曲解《古兰经》？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这些文盲总是从二维角度看世界，就像回到了中世纪，而他们也正准备把我们这个国家引导到中世纪去。正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深深伤透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才要逃离喀布尔。
一天早晨，远处的山头刚刚亮，我们就走上街，悄悄离开了这座城市。出租车每颠一下，弹簧就发出吱的一声。我们计划先往东开，沿着喀布尔河走到苏罗比。塔利班的影响范围也就到喀布尔以北几百公里处为止，超出这一范围，塔利班就靠近不了。想要到达马苏德的势力范围，我们还需要穿越火线。这条线必须不会让我们有丧命之险，还不能引起塔利班的注意，否则就要被他们当做间谍来看待。
苏罗比是一个山谷中的小镇，四面环湖。湖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向首都陆陆续续供应电力。从喀布尔到这个小镇的路途并不遥远，开车才27公里。不过，由于山谷是内战的重灾区，道路凶险得可怕（即使最能吃苦的阿富汗旅行者也会有此感受），到处是凹坑和弹坑。这就意味着车子大多数时候是后车贴着前车屁股，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前进。在石子路另一侧的地底下埋了一个个的地雷，过去20年间，整个阿富汗地底下埋了1000多万个地雷。直到今天还有人被这一邪恶的武器炸死或是致残，而大多数受害者是儿童。
车子开不好或者开得太累的司机偶尔会偏离路中央，有时倒也能幸免于难，但在其他时候，车子往往被炸得粉碎，腾起一团灰云和烧得红红的金属片。最大的地雷是用于摧毁60吨重的坦克的，所以，开着一辆900千克的轿车驶过这样的地雷阵就像一朵蒲公英在一台开着的喷气式发动机前。最悲惨的情景要数卖力的公交车司机抄近路遇到这样的地雷，很不幸，司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第一个被炸死的。爆炸中，车轮被炸飞，整个车头被炸毁。惊恐万状、魂飞魄散的幸存者也将面临两难抉择：爆炸的火焰越来越烈，到底是在滚烫的车子的残骸中死去呢，还是跳出毁坏的车窗，在地雷阵中赌运气。通常只有一个选择，而这样的生死赌注并非人人都能赢。
去往苏罗比需要经过首都之外灰尘满天飞的平原和巴格拉米空军基地。如今，巴格拉米依然是美国在阿富汗的主要军事基地，当年它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军事设施，曾被苏联当做空军指挥中心。
广袤的峡谷风光很快变成了陡峭多岩的险山，路也在狭窄的峡谷中绕来绕去。到了苏罗比，我们的车子直接往北驶向塔哈布。这段路更糟糕，该地区在喀布尔东北方向，距离喀布尔市区不过150公里，但却是当时游击队和苏联军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道路遭到游击队的狂轰滥炸，被炸毁了其中的一部分，以阻止苏联红军前进。到达塔哈布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许多简陋泥土房如今已经成了废墟，而许多人就住在瓦砾堆里，只要还有一处没倒，人们就随便安一个家。
哈米德和我非常担忧。到目前为止，经过塔利班的哨卡还没遇到任何问题。我们的下一站只会更加艰难，塔哈布是塔利班在这片山区里的前沿阵地，到处都是军事设施和弹药库，里面装满了供给坦克和卡车的燃油，步枪、火炮、迫击炮、火箭炮所需的弹药。面容疲惫、胡子拉碴的年轻士兵站着放哨，越接近哨卡，车子就越多，排成一支长长的队伍。哈米德和我绷紧了神经：逃亡能否成功就在这一站。我们担心哈米德的名字出现在塔利班的监控名单上，而他现在既然在这里现身，也一定会被他们抓捕回去。
车队长龙渐渐往前爬行，我看见许多紧张的男人和穿着蒙面长袍的妻子被命令下车打开行李让哨兵检查。狂热的年轻士兵头缠黑色头巾，用步枪翻看箱子和行李包中的物件，将打包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和珍贵的个人物品抛在地上。有一个士兵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激动地叫了出来，手里高举着一卷录影带，俨然一副拿着战利品的姿态，那是违禁物品。一名女子朝这盘盒式录影带扑过去，而那个塔利布则把它拿到一边。那女子穿着蒙面长袍，但可以看得出还很年轻。我猜她刚结婚不久。遭到这样的不公平待遇，她又生气又气馁，而同时她也担心，自己的抗议只会招来更严重的后果。她的丈夫站在身后几步开外的地方，嘴里咕哝着要她停下。他并没有上前阻止妻子，因为他知道她这样做完全符合情理，而他既不能反抗塔利布，也不能被人看到对自己的妻子无动于衷。
持枪的那个塔利布用力推了下女人的胸部，在她乳房的轮廓下停留许久，乳房在蒙面长袍底下若隐若现。她一下子怔住了，性骚扰让她怒不可遏，于是就朝那个塔利布冲撞过去。他淫笑着，又摸了她一下，还用肩膀去撞她的下巴，将她撞倒在地。她愣愣地躺了一会儿，接着双手撑地，膝盖触地，爬了起来，可那个塔利布却将录影带扔到她身前，用脚跟践踏，将其踩得粉碎。那女子没说一个字，只是抬起头，好看清他狰狞的面目。他弯下腰，朝她奸笑，又一把抓起散落的录影带，一边往后退，一边让塑料碎片从指间滑落，看她有什么反应。接着，他转过脸朝着一棵树，将剩下的录影带碎片扔到了树枝上，带子缠住了树枝。那女人头往前倒，啜泣个不停。这时，她丈夫过去，弯腰将她拉了起来。塔利布那双黑色的眼睛流露出得意的神色，很显然，他为自己所谓的道德胜利高兴不已。树枝上挂满了类似的带子，在午间的阳光下闪烁，这样的游戏他们肯定是经常玩的。
这时我也想起了留在家里的照片，暗自庆幸当初没带上它们。我赶忙开始从车上卸行李，哈米德悄悄问其他人哪里可以租到马匹和向导。我们计划穿过狭窄的山道，从西南方向前往贾布尔萨拉热，这个地方还不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我们打算从西边兜个圈子，翻过群山，绕过火线。这样就不用直接往北，虽然那条路线更直接，但也最危险。
我们担心塔利布会拿走护照，撕得粉碎。等轮到我们过哨卡，荷枪实弹的士兵并没有多加注意。他们的同伙跟那女子玩的“游戏”似乎使他们心情大好，匆匆检查完我们的行李之后，就给我们放行了。排在我们后面不远处的一个女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很显然，她来自北部省份，因为她缠的是白色头巾，典型的阿富汗北部地区风俗。塔利布就因为她穿了这样的衣服，用棍子和鞭子狠狠抽打她。
我本来并不怎么想骑马，但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之后，恨不得马上摆脱这些可恶的没有人性的家伙，尽快到达远处相对安全的山中。哈米德好不容易租了一匹马，我真担心怀孕7个月的自己还能否上得了马背。在哈米德的帮助和我强烈的逃生本能之下，我顺利地上去了。哈米德在一旁走着，要甩掉塔利班了，可我感到怪怪的，我的生活仿佛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平行世界。哈米德和我这样的一对年轻夫妻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阿富汗的形象：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妻子，胸怀大志，有一个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温文尔雅、才华超群、柔情蜜意。而在现实中，我却穿着蒙面长袍，骑在马背，留着长发、胡子拉碴的丈夫牵着马，带着我翻山越岭。这样的塔利班思想禁锢着我的祖国，仿佛要将其带回到中世纪。
但是，即便怀着恐惧，我依然有着强烈的乐观精神。塔利班并不代表着我所了解和热爱的阿富汗人民的精神。他们已经偏离了正道，是一场疾病，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疾苦，这场病久久没能痊愈。翻过一座座山，蹚过一条条溪流，通过一条条窄道，我的压抑感渐渐退去。每迈过小心翼翼的一步，我仿佛就轻松了许多，最后，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抵达北方盟军的前线。
到达之后，并没有什么隆重的欢迎仪式。到了便是到了，那地方是个小镇，人们像往常一样各忙各的。我们的向导仿佛转身对我们说：“看，我们到了。”我们又叫了一辆轿车，载我们去贾布尔萨拉热。车子只开了几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但真的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市场一片繁华，顾客比肩继踵。女人来来往往，跟男人随意交谈，根本没有塔利班那一套严格的监督体系，餐馆里的顾客爆满。哈米德和我住进了一家宾馆，这在喀布尔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里却是再正常不过了。
站在宾馆的门厅里，我想起了去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塔利班高压政策下的生活大大改变了我，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改变的。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自信心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天的担惊受怕耗尽了我的体力。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像一个温顺的塔利班妻子，而在过去，我一定忙着登记入住，查看房间，确保行李工搬进了所有的行李包。现在的我很被动，只会等着丈夫安排好一切。想到自己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真的很伤悲。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这是母亲生前一谈起我的童年就赞不绝口的优点。塔利班将那么一个自信、有决心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弱小、冷漠、胆怯、疲惫的女人，一个生活在蒙面长袍底下，将自己隐身的女人。
我竟然不敢上前跟宾馆老板讲话，而他正挥着双手欢迎我们入住。我对男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觉得他们残忍，不值得信任，只会伺机剥削、利用女人，而我发生这样的转变竟然是打着伊斯兰教的名义完成的——尽管这样的伊斯兰教不是我所认识的教派。对两性的这种看法源自我内心的恐惧和怀疑，而不是出于我一直以来所相信的尊重。
我母亲生活在一个更保守的年代，但是她却拥有自由和权利，到了我这个时代，这两样东西居然都被剥夺了，生活在塔利班铁蹄之下的千千万万其他妇女也被剥夺了。母亲想什么时候回去见家人就什么时候去，父亲不在家，她还承担起管理家庭事务的重任，负责将他的奶牛赶到高山上的牧场放牧。是的，父亲打过母亲，如今看来，这是不对的，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农村文化中再正常不过的事，但除了这一点，我知道父亲是完全尊重她的。塔利班对女人也是很暴力，但根本没有尊重可言。
我们上楼到房间去。房间是典型的阿富汗客房：空间不大，地板上铺了垫子。我那天的心情有点怪，脱离塔利班魔掌之后的自由心情勾起了内心深处长久以来压抑的情绪。哈米德心情很好，像个小孩似的在小房间里蹦来蹦去。我本来还以为在监狱的时候，冰冷的寒夜里，他的稚气早就被榨干了呢。他的热情极具感染力，后来连我也都放松了起来。我摘掉蒙面长袍，扔到房间的角落，一起被抛掉的还有我的烦恼。看着皱巴巴、脏兮兮的蒙面长袍堆到一边，我真想跳上去，将其踩进地板里去。
“戴上围巾吧，亲爱的，”哈米德说，“我们出去走走。”听到这话，我感到无比的陌生，就像是他在怂恿我顽皮捣蛋，仿佛我们是调皮的孩子，在策划某些被禁止做的事。
也正是在这时我感到一阵狂喜。我可以那么做，我真的可以戴着围巾出去，像一对正常夫妻那样上街。我只需遮住头发，不用遮住脸。因为怀孕，我的肚子很大了，但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天我高兴得双脚几乎不着地，蹦蹦跳跳像个十几岁的少女。
拂面的微风有如自由之吻。围巾遮住了所有的头发，衣服也中规中矩，完全符合伊斯兰教义，但是，没有了蒙面长袍，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赤身裸体，非常不自然。我开始反思塔利班对伊斯兰教义的戕害是多么严重，这些人以真主安拉的名义行事，但他们却没有真正尊重这位神。他们非但不遵循《古兰经》的圣训，还将自己凌驾于圣训之上，以为他们自己才是道德审判官，可以断定孰是孰非，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他们绑架了伊斯兰教，腐蚀了伊斯兰教，使其沦为满足他们私欲的工具。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坐公交车前往波勒霍姆里，即巴格兰省的首府。阿富汗公交车上的秩序非常混乱，哈米德和我爬上车后，等待其他乘客向亲戚朋友做最后的告别，或是与司机理论，或是往本已装载过度的车顶塞一件行李。车外，有一名街头小贩在兜售当地奶酪特产，那也是许多阿富汗人最喜欢的野炊菜品。和大多数孕妇一样，我也很喜欢吃这种奶酪，于是就让哈米德去买。他真是个好丈夫，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等他买回来后，车子刚好启动。他气喘吁吁，手里拿着一小块白色奶酪。我尝了尝，味道很淡，有嚼劲，与莫泽雷勒干酪无异。但是，很有骑士风度的他匆匆忙忙冲出去给妻子买奶酪的时候，竟然忘了买葡萄干——通常，这种奶酪配上葡萄干才能带出味儿来。尽管我并不是不感激，但多少有些失望。车子快要开了，根本没时间回去再买。我正要决定将就着吃的时候，被车窗上的一阵敲打吓住了。我转过脸，以为这一定是塔利班来威胁乘客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我遇上了一双慈祥的眼睛，是那个卖奶酪的老人。
“给你，妹子，”说完他便递给我一个小塑料袋，“你丈夫忘了买葡萄干。”换成是塔利班，我们早就被当成罪犯，而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客气、礼貌和尊重。这是人类最普通的一个善举，不多不少，但它就是令人出乎意料地感动，我的双眼不禁流出了眼泪。
经历了这件事，我心情也好了许多，欣赏起了沿途的风景。山峰开始褪去雪夹克，斜坡上新长出了草儿和花儿。此情此景，让我看到了阿富汗的希望。无论塔利班是多么冷酷无情，我坚信，总有一天，它也会像雪一样融化。
在波勒霍姆里，我们投宿哈米德姑妈家。姑妈姑父曾经来我家商谈哈米德跟我的婚事，我非常喜欢他们。当然，我也清醒地知道，做个他们心目中满意的媳妇不容易。邻居们都知道哈米德家给了我两万美元的彩礼，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们一定很想见见我，看看我值不值这个价。于我，这是个很高的期望，毕竟，几个月来我承受了不知多少压力，又奔波了好几个星期，再过几个星期就要生孩子，我不禁觉得很难达到他们的期望。
哈米德的姑妈人很好，她完全理解我的感受，还准备让我好好沐浴。所谓的沐浴，就是将一桶水放到火上烧热，然后拿来洗澡。经历了一番舟车劳顿之后，你筋疲力尽，汗水灰尘满身，这时，你用搪瓷瓢从一个盛得满满的水桶内舀出一瓢瓢烧得热乎乎的雪水，淋到头上来，那种感觉和在五星级酒店做豪华水疗的享受没差别！一瓢瓢的热水浇下来，冲走了我长期以来在塔利班统治之下的压力、焦虑和污秽。几天之前，刚离开喀布尔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我看得连狗都不如。此刻，每一瓢水下来，我仿佛渐渐恢复了人性，也捡回了自我价值，现在我唯一担心的是邻居怎么看我。细心敏感的我也发现，塔利班的高压统治反而让我内心坚强了许多，而这一点也是我刚刚才意识到的。我不再是之前那个年轻天真的新娘，而是经受过激进主义暴政的妻子、跋涉过千山万水的孕妇、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女人，终于在脚下发现了成熟的土壤。
然而，当我一出来，看到他们脸上的那副神情就知道，他们觉得哈米德的那两万美元花得真不值。他们甚至懒得掩饰弯起的眉毛和撅起的嘴唇，我还能想象得到他们回到自己家之后会说怎么我。
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哈米德笑了。他轻轻地吻了吻我的前额，叫我不要在意他们说什么想什么。我们拥有彼此，这才是最重要的。
休息一晚之后，我们接着赶路往北方走。到了塔拉坎，我们不得不租一辆吉普车，因为冬雪化水之后形成洪水，冲毁了我们的下一站必经之路——启山的部分道路。从那里开始，我们要改乘货车回到巴达赫尚省的首府法扎巴德，这不是我所希望听到的消息。坐货车在阿富汗是最基本的交通方式，通常是库奇族人（阿富汗的一支游牧民族）的专利。我让哈米德去找轿车，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看到货车之后我真的一点儿都不想上去。再怎么说，我也是出身高贵，受过教育的都市女性，而那辆货车通常是用来载山羊的。那一天，车上堆满了一袋袋的大米。如果坐这辆车逃离喀布尔，我是一百个愿意，但此刻我已逃离他们的魔掌，自信心也开始恢复了，真的放不下这个面子。哈米德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这是最后一辆开往法扎巴德的车子，如果再不走，就要滞留在启山。我没得选择，只能放下自尊，上了车。蒙面长袍我也穿了，为的是保暖，还可以挡灰尘。尽管有了这个做掩护，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我还是把头低下来，靠近大腿，生怕遇到熟人认出我。我偶尔抬头看看风景，可是搭乘山羊货车担心被人看到的羞愧心理始终挥之不去，所以又赶紧把头低下来。
路，陡峭崎岖得出奇。就在我们往最危险的一段路卡拉克马爬坡的时候，车子突然失去了动力，停了下来。由于在下坡路段刹车过于频繁，刹车片发热，失灵了。这时货车开始倒退，往身后的河流倒去，我不得不抬起头来观望，我们的车子越来越快的，朝湍急的雪水洪流滑去。这时，我脑子里闪过一幅画面：冰冷的雪水浸透蒙面长袍，很快将我拽入急流，撞上岩石。
我吓得闭上了双眼，手指深深插入米袋子，以求保护。货车的轮胎向后滑，想往前爬上光滑的石子路面，却怎么也抓不上力，车上的乘客和司机随着车子蹦跳摇晃，发出阵阵尖叫。突然，车子在离岸边几米远的地方停住了。我转过头去看哈米德，他的手被我攥得快要残废了。我们相视而笑，终于舒了一口气。司机按下喇叭，仿佛是在庆祝，乘客们欢呼“荣耀归给真主”。从货车下来之后，我双膝发软，但高兴的是又可以走路了，经历了生死边缘之后，什么尴尬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刹车出问题，再加上天色也暗了下来，所以车子哪里都不去了。因为快到法扎巴德，我再也不想回到货车上去，而是沿着河边的石头走来走去，尽情地欣赏着风景。我已经逃离了塔利班的统治，不再有遭鞭打的威胁，也不用担心哈米德遭到迫害，如果我愿意，也可以不用穿蒙面长袍。那一晚，我们就在货车上过夜。我也不再担心被熟人看到，明天就可以到达法扎巴德。我在故乡的夜空下安然睡着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还是个农村小姑娘的时候，我渴望能够上学。那时我觉得自己脏兮兮的，不讲卫生。衣服也不多，脚穿的总是惠灵顿长靴，围着的红色大围巾，老是拖在地上，鼻子里还挂着鼻涕。
现在，看到你们姐妹俩穿着时尚衣服，梳着时髦发型，我真的很开心。你们是在首都喀布尔长大的，是地地道道的城市女孩。如果你们看到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一定会吓一跳。
我知道，在那段我带你们回到巴达赫尚省住的日子里，你们觉得很难适应，因为村里的孩子们和你们大不相同。
但是，女儿们呀，我不想让你们成为势利小人，或者说看不起别人的人。我们来自穷苦的乡下地方，比这些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好不到哪里去。万一哪天形势不好，你们俩都有可能回到那里过穷苦日子呢。
请记住，如果你们需要回家，你们的家乡将永远张开双臂随时欢迎你们回去。
挚爱你们的妈妈
两个女儿诞生
1998~2001年
哈米德和我很快在法扎巴德安顿下来。能和家人亲戚团聚，我无比高兴。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们，全部嫁给了当地人，都留在了本省，许多同父异母的兄弟也都留下来躲避战争。多少年没见面了，如今再次相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的姐妹甚至都不知道我已经结婚怀孕了。
法扎巴德再次成了我的避难所，就像童年的时候一样。当时，为躲避游击队员，我也是到这里逃难。我几乎都快忘了这是个漂亮迷人的城市：海拔高，空气清新，一条碧绿的河流从城中贯穿而过。这里还有古老的集市，商店里出售的商品应有尽有。
我们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哈米德可以继续开展金融业务，他还在大学里兼职。我也可以好好休整，等待生产。和许多初为人母的女人一样，我也很紧张，不知道生孩子的时候会怎么样，只知道很痛。法扎巴德的医院卫生条件很差劲，所以我宁愿在家里生，也不愿意躺在肮脏的公共病房里，病床外形怪怪的，铺的垫子薄如纸片。
我的第一个女儿于1998年7月8日出生。那天我应邀到哈米德的一个亲戚家吃午饭，到了那里后，整个人非常不舒服，食物碰都没碰。下午3点钟，我回到家，到了晚上10点，小天使就诞生了。
生产过程短暂而艰难。接生的是一个女性医生朋友，没有给我采取任何止疼措施。在我们的文化里，大家都希望女人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儿子，可我并不在意婴儿的性别，只要健康就好。婴儿生下来之后，先被送去洗身子，穿上襁褓。没有人告诉我孩子的性别是男是女。
接着，哈米德被允许进入产房。在伊斯兰教社会里，男人通常不能出现在接生现场。他来到床边，抚摸着我的头发，擦去我前额的汗水，轻声说：“是个女儿，我们有女儿啦。”他一点儿都不介意我没给他生个儿子。婴儿4.5公斤重，完全符合标准，我们两口子乐得合不拢嘴。她跟哈米德一样，长着乌黑浓密的头发。
出生后的几天里，我跟所有其他初为人母的女性一样，拼命学习如何母乳喂养，如何度过一个个疲劳的无眠夜晚。为此，我还真费了不少心思。看着她微小的体型，我恳切地祷告，希望她所生活的世界、生活的阿富汗能够越来越好，不要像其他女人一样遭人歧视和厌恶。将她抱在怀里，贴着乳房，我能感觉到她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什么都不重要，唯有她。我自己的穿着，外表，微不足道的自私欲望都算不了什么了。
我要和家人理论，让他们尽快允许我给孩子母乳喂养。在巴达赫尚省，孩子出生后满三天才可以开始母乳喂养，因为有这么一种观念，认为在最初的几天里，母乳中含有一些对婴儿不好的成分。由于我在大学里学过医学，知道母乳喂养的好处，其实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母乳里所含的初乳是婴儿的免疫系统不可或缺的物质。
刚生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如果没有食物，婴儿就会变得虚弱、畏寒。如果母亲不直接给孩子喂奶，母亲就会增加感染乳腺炎等疾病的风险，甚至导致她将来不能如期产奶。这种不立即喂奶的观念也是导致我们省份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
为了给婴儿喂奶，我要跟姐妹们讲道理。她们想竭力阻止我，大声警告我说，如果这么早喂奶，就是在害婴儿。我则向她们解释说，这是为了婴儿好，可她们就是听不进去，带着谴责的眼神看我，好像我是个坏母亲。在她们眼里，传统和她们听到的所谓经验远比她们的妹妹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重要。
但是，在其他方面我的姐妹们待我很好，要我保持暖和，裹好毯子（虽然那时正值7月，太阳炙热），还给我煮最好吃的饭菜，好让我尽快恢复体力，还不让我做家务。有了婴儿我当然很高兴，可是一想到死去的母亲，我心里泛起一阵苦楚。多么希望她还健在，看到自己的外孙女出生啊。那样，她就会知道另一个我来到了这个世上，另一个坚强有决心的女人出生了。
生完女儿后的第6天，哈米德和我举办一场大型聚会庆祝。我们邀请了镇上一半的人来，播放起音乐，还拍了录像，婚礼时不被允许做的事我们这会儿全补上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次聚会就是我们的婚礼，这纯粹是庆祝我们夫妻俩的恩爱和小家伙的诞生的。
我决定再去教书，于是发出了广告，自称是一名英语老师，然后在镇中心租了间房子做学校。不到一个月，我就招收了300名女学生，有年轻女孩，有医生，有大学生，还有老师。为了弥补自己的教师培训时间不长这一缺点，我特地从国外订购音频视频资料。这些东西在法扎巴德从来没用过，我的学校也因此赢得了现代、专业的美誉。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收入不错，月入600美元，干的还是自己喜欢的事业。我还把婴儿带到课堂上去，学生看了喜欢得不得了，有些还跟我成了亲密的朋友。这是我人生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我依然每天穿着蒙面长袍，奇怪的是现在并不介意穿。巴达赫尚省没有塔利班的硬性规定，也没有法律强迫我一定要穿。然而，这里的大多数女人都穿，而且我的学生也穿。为了学校的名誉考虑，我决定还是穿，因为受人尊敬对我至关重要。我想，现在我不介意穿蒙面长袍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其他人强迫我穿的。
本来这样的幸福生活完美无缺，但丈夫的健康却成了唯一的瑕疵。他喜欢在大学里当老师，然而，吸了太多的粉笔灰，还进入了他的肺部，他如今咳嗽得更加厉害了。
莎哈扎德6个月大的时候，我的生活又经历了一次意外的转变。那种似曾相识的恶心感又来了——我再次怀孕了。这真叫我措手不及，因为我并不想这么快再生一个。学校的事业蒸蒸日上，我有朋友有自己想要的生活，真的没想过在这个节骨眼上再生一个孩子。
哈米德允许我把孩子流产掉。流产是非法的（即使在今天的阿富汗依然如此），但是，那个时候，医院里的医生愿意给孕妇流产。于是，我就去找医生，见到了流产用的各种吸气式机器。我害怕机器会造成体内器官的伤害，医生就建议我注射流产。我不知道药物里面包含了什么成分，但还是允许他们用针头注入我的手臂。他们还没注射完我就慌了。我临时改变了主意，跳了起来，大声说：“不，不，我不能这么做。我想把孩子生下来。”我以为注射的药物已经发挥作用了，双手紧紧捂着肚子，对里面的胎儿讲话，希望她能活下来，向她道歉。正如当年的母亲一样，我也不想要孩子，但转眼间却希望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都要将她保住。
当时哈米德在家跟我的姐妹们论战。她们一听我要去流产，十分震惊。她们朝我们大声叫嚷，说我们违背了真主的旨意，违背了伊斯兰教义。她们说得对。如今我回过头来看看，不得不承认自己也后悔最初的决定，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真的没办法一下子应付两个孩子。而哈米德是理解我的，所以他体谅我的难处，也就支持了我。
从医院回来，姐姐还在我家，跟哈米德讨论。看到我没有把孩子流产掉，她们喜出望外，但同时对我有流产的念头很反感，几乎看都不看我。哈米德把我拥在怀中，轻声安慰我说什么都不要紧。我不知道他的做法对不对，但如今，我也知道，我们走到那一步也不是因为我那未出生的孩子的错。我的责任是做好她的母亲。
舒拉如今早就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的姐姐在她6岁时就把整个经过都跟她说了，有时候她就拿这件事来戏弄我。如果我把她惹生气了，或是叫她打扫自己的房间，她就双手叉腰，大胆地看着我，眼里泛着调皮的目光，说：“妈妈，你曾经想把我流产掉，对吧？”当然，她很清楚，这么一说我就会满心愧疚，而她也就不用去打扫自己的房间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保胎，只是这个过程很辛苦。我给莎哈扎德哺乳，已经让我很累。此外，我还得站着讲课，从早上8点一直上到下午5点。再则，塔利班势力越来越强大，正朝我们逼来，他们已经控制了启山这一与巴达赫尚省接壤的边界线，所有人都担心他们很快攻到法扎巴德来。如果他们真的攻进来，哈米德和我就决定逃往山上去，一直退回到父亲的老家库夫区。
塔利班一度打到离我们只有25公里的地方。我站在校外，听到熟悉的重型炮火声，看到城中的男子爬上卡车，志愿与游击队并肩，对抗塔利班。游击队效忠的是拉巴尼政府，我也希望哈米德去，但并没有叫他去。他是个老师，不是名战士——他甚至连枪怎么使用都不知道。再者，他身体很虚弱，杀不了敌人。那天，许多年轻小伙子上了卡车，进入战场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但他们总算把塔利班挡在法扎巴德之外，还成功地将其击退。
就在这个时候，舒拉来到了这个世界，我生她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我姐姐的一名女医生朋友在场，哈米德在门外等候。这一次他想要个男孩。我已经生了个女儿，所以这次真的应该给他生个男孩才是。他的家人，我的家人，我们的邻居，乃至我们的文化都希望生个男孩。
但是我并没有如他们所愿。我的第二个女儿舒拉蹦蹦跳跳地尖叫着来到了这个世界，她体型很小，脸色红扑扑的，体重才2.5公斤，轻得有点危险。看到她，我想到了自己刚生下来时人们对我的看法。我被人描述成跟老鼠一样丑，舒拉也好不到哪里去。她皮肤有皱褶，没有头发，脸色红红的，还哭叫个不停。但是，看着她，我的内心充满无限的爱。那种爱是那么强烈，我甚至认为都要撑破胸膛了。她是我的女儿，差点儿就不能出生，差点儿就要被我杀死，然而此时此刻，她却活生生地来了，哭叫着，看上去就跟当年的我一模一样。
我欣喜异常，但哈米德却没有。这是在阿富汗，即便是最开明，思想最前卫的男人也不能不受上千年的传统文化影响。按照这个传统，我没有给他生下儿子是作为妻子的最大失败。这一次，各种闲言碎语和冷嘲热讽传到了他耳朵。我想，应该是某人跟他开玩笑，说那两万美元花得不值。或许这么多年来，他听到这样针对自己的玩笑太多了，已经深深伤到他的心。
整整过了9个小时他始终没有来房间看我。我靠在枕头上，抱着舒拉，一直在等他，就是不明白他去哪里了。舒拉那么小，躺在襁褓中几乎看不见，我几乎抱都抱不好。
哈米德最终还是来了，那时舒拉正在我旁边的小摇篮里睡觉，他看都没看我。莎哈扎德生下来的时候，他激动得冲进房间，抚摸着我的头发和脸颊，还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看着孩子。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对我说一些甜言蜜语，也不再讲一些安慰的话。他生气的脸色说明了一切。他朝摇篮看去，最后总算朝熟睡的女儿挤出一丝微笑。舒拉是阿富汗另一个“可怜的女孩”。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发现自己很难原谅哈米德在舒拉出生的那天对我们母女俩的态度。我知道他只是装作跟其他阿富汗男人一样，但我内心还是不希望他真的表现出了那副样子。他一直以来总是很支持我，还常常以勇敢直面闲言碎语和家族制为骄傲。或许我对他期望得太多，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感到失望至极。他的咳嗽吵得我和婴儿整晚都不得入睡，于是我们就搬到了另一个房间，而这也标志着我们俩在肉体方面的关系基本上结束了。
生气归生气，但我心里也明白，哈米德仍然是个很了不起的慈祥的父亲。他深爱两个女儿，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她们俩的喜爱之情。如果说他还因为我没有给他生儿子而生气，那么他也从来不会在女儿面前显露出来，至少在这点上我是诚心感激他的。
那时候，他几乎没精力教书了，他把每周的课时缩减到两节，剩下的时间他就待在家里照顾莎哈扎德。他给她唱歌、玩游戏、扮各种角色，还允许她把自己扮成一名新娘，让她在头发上放彩带。这些美好的回忆莎哈扎德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哈米德是我的一切，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阿富汗男人。在许多方面，他都走在时代前列，我们是深爱之后才结婚的。但是，我猜测，随着多年的朝夕相处，加上监狱生活的磨难，疾病的折磨，我们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不经意的亲密、笑声、共处一室的乐趣、交换眼神时的默契等都渐渐消失了，我相信，这或许是全世界所有夫妻不得不面对时间流逝所带来的残酷现实，无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人，也无论他们是谁。我们忘记了应该花一点儿时间来倾听配偶的心声。一听到难听的话就不耐烦，就暴跳如雷，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花心思。然后，突然有一天，当我们醒来发现，我们的亲密和爱情已荡然无存。
舒拉这时也有6个月大了，我真担心她活不下来。她那么小巧，那么脆弱，我真害怕给她洗澡都有可能令她发烧。我还担心，当初为了流产而打的药物影响了她的发育，每每想到这里我的良心就受到深深的谴责。如果她活不了，我真的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就像我母亲所经历的那样，从一开始对舒拉的排斥感让我感到亏欠她太多，只想在今后以更多的关怀来弥补。
渐渐地，她越长越强壮，身体也胖了起来，还长得更有趣更聪明了。如今，她是最聪明、最大胆，有时也是最调皮的小女孩。从她身上我看到了父母和自己的影子，她有着我父亲的智慧，我母亲的机智和我的坚强。她也非常喜欢政治，常常说将来长大了要当阿富汗总统。真的很庆幸，她根本没有所谓的“可怜的女孩”的形象。
舒拉出生几个星期之后，我有了个兼职的机会，是去一家小孤儿院做管理。我不打算那么快就去工作，但哈米德在生病，我们需要钱。我把莎哈扎德留给她父亲照顾，把舒拉用围巾绑在身上。她会安静地躺在我怀里吃奶，在蒙面长袍底下藏得好好的。开会时我也这样带着她，人们根本看不出来她在场。她从来不抱怨，也很少发出吵闹声。我猜她一定是觉得能活着就很不错了，能这么紧紧地躺在妈妈的怀里更是舒服。我就这样带着她工作了5个月，直到她的体重开始变得太沉。我想，时至今日她那么有安全感，那么自信，也许跟我那几个月的养育方式有关。
舒拉和莎哈扎德渐渐长大，而哈米德却日渐衰弱。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以往英俊的脸也渐渐变黑，就像涂了一层半透明的黑色，眼里充满血丝，咳嗽个不停，现在还开始咯血了。
舒拉三个月大时，一家援助机构邀请我参加一支省级医疗调查队。这就意味着我要加入一支由护士、医生和后勤人员组成的60人的队伍，穿越十来个偏远地区，调查当地人民的医疗和营养需求。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此类社区外展服务是我当年梦想成为医生时梦寐以求的工作。尽管刚生完孩子，还有一个病重的丈夫，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哈米德理解我，支持我去。
我差点儿去不成。对任何人而言，这都是一次极具考验的行程，更别说像我这样带着一个那么小的婴儿的母亲。一路上，很难找到干净的水和像样的洗涤设施，我们还要走过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这次行程的目的是调查伊斯玛仪派信徒社区——这些人都属于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第二大教派。在阿富汗，这些信徒主要居住在塔吉克斯坦边境。我们还会前往瓦罕走廊，在地图上，那是一块手指状的地方，连接着阿富汗和中国。那是19世纪大博弈时期，俄国和大英帝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产物，是英国狮和俄国熊军事竞争的缓冲地带。
尽管我心存犹豫，但其实很明白，如果不去，将会令我抱憾终身。好机会永远不会在最恰当的时刻来临，这就是生活的现实，而我认为自己能在调查中真正起到作用。
车队起程后，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的年度旅行。每一次，她都要把父亲的奶牛赶到牧场放牧。她骄傲地骑在马背上，穿着蒙面长袍，带上仆人，驴，马，圆满完成例行放牧之旅。我还记得，那时我骑在马背上，在她的前面，面对巨大的群山，觉得自己显得异常渺小，但又觉得自己仿佛举足轻重。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做调查，当年的感觉不禁涌上我的心头，只不过，这一次马背上是我跟怀里的婴儿。这次行程将改变我的生活。我们拜访了该地区最偏远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也许我这辈子永远不可能再去，正是亲眼目睹了这里的极端贫穷，我的政治觉醒渐渐明晰了起来——我要以此为业，改变他们的命运。
我们的调查是在1月份开始的。天气异常寒冷，当地的人们用动物刚排出的粪便给熟睡的婴儿保暖。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孩子们被活活冻死，殊不知，粪便很容易造成疾病或感染，可见他们根本没有卫生观念。孩子们都是光着脚丫子在雪地里走来走去的，大多数人患有营养不良症。
到了夜间，我们就在村落领袖的家里吃饭过夜。领袖家的房子往往是村里最大的，一般会有自来水和蹲坑。所谓的蹲坑也就是在地上挖个又大又深的洞当厕所，这与我小时候居住的房子没什么差别，虽然调查队里的西方医生看了很诧异，可我却是如此熟悉。但是，除了村落领袖之外，村民们的生活贫穷水平是我从来未曾见的，即使在小时候也没见到过。我们经常看到一整户人挤在一座单间的房子里，一个角落住着牲畜，另一个角落是厕所。我所说的厕所还不是指马桶，而仅仅是个角落，大便堆得老高，孩子们在周围爬来爬去。这样的场景是相当骇人的。我试着向这些家庭的家长解释如此差劲的卫生条件所潜在的危险，但是，在安全距离之外挖一个厕所，或许这样的厕所可以挽救孩子们的性命，但不是这帮没受过教育的村民所能接受的，他们觉得这样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我于是尝试另外一种方式：“难道你不觉得你的穆斯林妻子在方便时应该保持她应有的尊严吗？”悲哀的是，女人在起居室角落里方便或在屋外大庭广众之下方便的不雅远远不如男人的尊严重要，而男人所谓的不体面不过是给妻子建造一个卫生设施，保护她的隐私。看到这类事情终于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巴达赫尚省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地区。
达尔瓦兹是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那里的妇女告诉我说，凌晨4点钟她们就得冒着大雪出去喂家畜。有时候，积雪有一米多深，没有人给她们帮忙。回家后，她们还要在明火上烤面包，给全家人做饭。这样的生活远远不止是枯燥乏味的家务活，这分明就是繁重的体力活。男人也很辛苦，早上6点就下地，不到天黑不回家，为的就是在夏天多种点粮食，好维持家人和家畜冬天里的口粮。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让我想到边缘人穷苦到了怎样的地步。看到他们遭遇的痛苦，我猛然醒悟：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我的职业该如何定位。
我们还去过一个叫喀喇喷赤的地方，是一个伊斯玛仪派信徒社区。我们被邀请到当地领袖的家中吃饭过夜。我与他素不相识，但他却和我一见如故，让我有点尴尬。等他道出过分热情的原因之后，我的同事们都笑了。原来他认识我父亲。后来，我们坐下来畅聊。他讲起了我父亲的故事，称他工作努力，富有奉献精神，竭尽所能帮助穷人。他微笑着跟我说：“库菲小姐，见到您有如见到了您父亲。”这是第一次有人将我跟父亲相提并论，我自豪得红了脸。坐在那里，我被老人、医生，以及其他想来和我说话的村民团团围住。我仿佛乘着时光隧道，回到了过去——那时，母亲掌管着整个厨房，仆人和哥哥们站成一排，将热腾腾的米饭和菜肴传递到父亲会见客人的那个神秘的房间里。童年的我是多么渴望能到那个房间里瞧一瞧啊，想看看里面的情况，听听大家的讨论。
那一刻，我意识到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了，父亲的那些神秘会议其实就像我刚才与大家的会面一样。那些客人应该也就是援助工人、医生、工程师、当地长老，他们在里面边吃边谈。有多少个夜晚，父亲就这么坐着，跟大家吃饭，讨论造福人民的发展计划和工程？母亲为这些客人做了多少顿类似的饭菜？那一晚，我几乎没怎么听进去他们的谈话，而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为自己终于了解了父亲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而暗自激动不已。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人送了我一头绵羊给舒拉当礼物。瓦罕绵羊身材短小肥胖，肉质鲜嫩，非常有名。与我同行的其他阿富汗人羡慕极了，便揶揄他说：“我们的绵羊呢？为什么你偏偏只给库菲小姐一人呢？”男人笑了笑说：“这是给库菲小姐父亲的礼物。有他的女儿和外孙女光临寒舍，又看到他女儿也像他一样为人民谋福祉，实属本人荣幸。”听到这番话，我真的非常骄傲。
我们又走访了好几个区，又碰到了许多认识我父亲的乡亲，这使我更加了解我家的政治地位。我只是被雇来当医疗调查队的翻译，算不上高级职位，但人们一听到我的名字就以为是代表父亲的，以为库菲家族回到巴达赫尚省的社区里搞竞选动员了。
村民出来找我亲自谈话，提出问题让我帮助解决。我向他们解释，调查队不是我组织的，我只不过是个低级的辅助角色罢了。但他们的热情不减，依旧跟我聊一些与调查毫不相干的话题，什么工资问题、土地争端啦，等等。这真的让我有点胆怯，一下子不知如何应对是好，但也使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人生的目的，强化了我投身政治的决心和归属感。就在彼时彼地，在父亲的政治遗产和母亲的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下，看着怀里的婴儿，我下定决心想要成为一名政治家。我甚至认为“想要”还不恰当，应该是我“必须”成为政治家，我就是为这个角色而生的。
调查总共花了6个星期。莎哈扎德才18个月大，不在的日子里我无比想念她。哈米德非常乐意照顾她，因为我知道，在他内心，他也明白自己时日不多了。短短的几个星期能够和心爱的大女儿亲密相处，对他来说弥足珍贵。
调查结束后，我回到孤儿院继续工作，这进一步促使我投身政治。孤儿院有120名学生，男生女生各60名。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那么凄惨。有些孩子父母双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孤儿。有些孩子的母亲还健在，但改嫁之后，继父不要他们；有些孩子家里养不活他们，所以才被送到孤儿院。这样的命运听了之后真令人心碎，我真希望能够将每一个孩子都带回自己家里。头三个月，我一个个孩子问过来，了解他们的背景，将他们的个人资料分门别类录入数据库。
尽管孩子们的身世悲惨，孤儿院却是个欢乐的地方。工作的时候，我带上两个女儿，舒拉在头巾底下很安静，莎哈扎德跟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如今，有些孩子与我至今还偶尔有联系。好几个孩子已经上了大学，我还会尽可能去帮助他们。有些孩子到喀布尔学习，我就租房子给他们住。没了父母亲，他们无依无靠，我见了就想帮上一把。我钱不多，帮助他们时经济上也常常捉襟见肘，但我就是想这么做，就是心甘情愿地去帮助他们。
几个月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联合国在当地设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办事处。我递交了申请，结果获得了一份名叫儿童保护干事的工作。办事处很小，我担任第二负责人。给联合国办事是我职业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大步。这份工作并不好做，我需要与在战争中失去家园或流离失所的儿童和成人打交道。
我的部分工作职责是与青年和民间团体联系。其中一个团体名叫巴达赫尚女性志愿者协会，我在业余时间志愿为该协会工作，主要是筹集资金，协助安排小额贷款给创办小企业的女性。我还参与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策划小组，他们计划每年3月8日搞庆祝。至今还有很多国家没有庆祝国际妇女节的习惯，阿富汗当然也还没有普及，但在巴达赫尚省，这个节日已经被公认为一大盛事。这一天，我们到农村给女性朋友赠送礼物，并组织一场“年度母亲”大赛，以期通过这样的方式增强农村女性的自豪感。
在法扎巴德，我们还举办过一场大型活动。那是1999年的一天，我在那里做了第一场公开演讲。在演讲中，我讲述了内战时期喀布尔女性和普通百姓的遭遇。我畅所欲言，慷慨激昂，讲到了阿富汗女性的坚强与力量，讲到了在内战中，她们不畏暴行，即使眼看着丈夫儿子残忍地遇害，自己遭到强奸和折磨也没有失去坚强和骄傲。我把她们称作“不可阻挡的阿富汗女性”。
塔利班几乎控制了阿富汗的其他所有地区，但仍然没有攻占巴达赫尚省，那里依然是拉巴尼政府的天下。由于拉巴尼曾经和游击队联合，许多人认为我的演讲过分指责了游击队。那段时期，人们还不想批评游击队——事实上，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如此，是他们将我们从苏联人手中拯救出来，所以抨击他们就被视作不爱国，甚至是叛国。就赶走苏联侵略者而言，我当然是崇拜游击队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之后的几年中，他们也对平民百姓犯下了许多野蛮的罪行，包括对我自己的家人。
当我讲到这些的时候，有不少政府官员面露愠色，惊讶得没做声。但后来，许多普通百姓，包括教师、医生和社区志愿者，纷纷来到我面前，称赞我的演讲相当精彩。我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哈米德身体越来越虚弱。为了保住他，不让他走上那条必然之路，我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企图用最新的医疗手段来治疗他。我的姐姐让我不要再浪费钱了，叫我接受现实。但他是我深爱的男人，正如他入狱后我不能坐视不管一样，现在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病死。他是那么支持我的事业，那么高兴地看到我取得成功，所以我感觉到将他救活是我理应做的分内事。自从舒拉出生后，我们就不再有肉体接触，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爱回来了。我想，他因为在我生了第二个女儿时那样对我而感到愧疚，所以就更加拼命地工作，以此来证明他完全支持我。每当我晚上回到家，他总是关切地问这问那，劝我跟他分享工作上的难题和忧愁。他承受了很大的精神痛苦。追了我多年后，他终于说服我的兄长们，将我娶回家，可是还没几年就病得不行了。有一次，他满怀悲伤，握着我的手说，他的人生就像是在吃一道菜，这道菜他梦想了好多年，每天都想吃，却只能在想象中闻一闻，尝一尝。而当这道菜终于端到他面前时，却发现没办法吃，没有调羹，没有刀叉。他所能做的，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我的工作内容包括去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开会。先乘飞机到阿富汗南部的贾拉拉巴德，接着穿过多尔汗边境，也就是上次哈米德、我，还有哥哥他们坐车经过的边境地带。那一次，在拉合尔虽然只有短暂的一个星期，但我们过得相当幸福。回去之后，哈米德第三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我喜欢去巴基斯坦，因为可以给哈米德买好多药。但是，贾拉拉巴德受塔利班控制，是个恐怖之地。我讨厌一下飞机就见到塔利班，也讨厌当我给他们看联合国工作人员证件时对我的那种大喊大叫的方式。经过他们身旁，走向等候在那里的联合国车子时，我能感受得到那恶狠狠的目光。尽管有联合国人员的保护，塔利班奈何不了我，但他们的模样还是叫我害怕。每每这时我就不停地重复一些话来使自己镇静：“你现在是联合国工作人员，你想工作，你想发表意见，他们奈何不了你。”有一天，我正要登上飞往贾拉拉巴德的飞机时被阿富汗安检人员拦住了。他们告诉我说，接到拉巴尼政府官员的通知，他们怀疑我丈夫是一名塔利班分子，我也是一名构成安全威胁的人士。我听了莫名其妙，立马勃然大怒：“非常感谢你们。我的丈夫因为在巴基斯坦跟拉巴尼见了一次面，被塔利班关了整整三个月，而你们现在却告诉我说他是一名叛国贼？”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有人（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故意向情报处提供假信息。这件事也提醒了我，到处都潜藏着敌人，而且在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闲言碎语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
巴达赫尚省是阿富汗唯一一个女性可以工作的地区，我则是阿富汗唯一一个为联合国工作的女人。这是件很高调的事，当然会招致一定的危险。差不多所有法扎巴德的人都知道我是谁，是干什么的。许多人很喜欢我，喜欢有联合国的介入；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总是不断地捏造关于我的丑闻，传出闲言碎语。就连我的顶头上司也难以接受有一个女性副手，所以，在过去，他经常叫我把办公室的门关上，这样一来，有男性客人来访时就看不到我了。
我们家附近有一所清真寺。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有个毛拉在寺里布道，说的是女性为国际机构工作的事。他说这是明令禁止的，丈夫也不该允许妻子这么做。他的观点是女性不该跟非伊斯兰教徒一道工作，而且任何因此而来的收入也是不被允许的。
可怜的哈米德当时在院子里和莎哈扎德玩耍，恰好听到了这次讲道。他告诉我说，他笑得不行了，然后就进了屋，因为实在听不下去。他的妻子是省内唯一一个为国际组织工作的女性，所以那个毛拉影射的就是我。他在家照顾女儿，而我却出去工作，我们还要听别人的声讨。当然，如今，这样的角色互换比以往更常见，不但在西方国家，就连阿富汗的许多现代年轻男人也开始分担了养育子女的责任，而且，出于经济需要，许多家庭的丈夫和妻子都出去工作。但在那个年代，我们真的是独一无二。听了这个毛拉的话，我心里大为不安。或许对他来说，让整个社区的人反对一家人是容易的，但当着我丈夫的面指责我的“错误行为”就没那么简单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我当上了议员，这个身兼宗教老师的毛拉跑来求我帮忙。他被解雇了，想让我到教育部替他说情。当初他在宣教中反对我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有需要我帮忙的一天。但是，经过这几年，即使像他那样的人也开始意识到女性在政府部门和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后，我帮了他的忙，2010年，我再次参加选举时，他也帮过我的忙呢。女性在公共部门和政府部门中工作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有助于逐步改变人们的观念。
联合国是工作的好地方，在那段困难时期，它对我的帮助颇多，有时我可以带上孩子们和哈米德前往巴基斯坦。有一次我还带哈米德去了伊斯兰堡最著名的医院——希法医院，接受新药治疗，但费用高昂，每个月500美元。我坚持了6个月，但过后薪水再也不够支付费用了。
我仍然不愿面对哈米德即将病死的事实，2001年时，他还很年轻，才35岁。
北方盟军和塔利班之间的交战差不多停了，有谣言说联合国安理会即将承认塔利班为阿富汗的合法政府，这样的前景是许多阿富汗人无法接受的。看样子，世界上的人们无法与我们就某些看法达成一致，也没看清塔利班所构成的威胁。2001年春，马苏德代表拉巴尼政府前往欧洲访问，并受到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 ? 方丹的邀请向欧洲议会做演讲。
他通过演讲警告欧洲国家，塔利班势力兴起是个威胁，基地组织将向西方国家发起大规模的袭击。在他短短的欧洲之行中，他还去了巴黎和布鲁塞尔，分别跟欧盟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 ? 索拉纳和比利时外长路易 ? 米歇尔举行会谈。他带去了许多阿富汗人们的希望，从收音机里我们得知，他在那里深受欢迎，我们听了也相当鼓舞。他传达的消息简单明了：塔利班是基地组织战士的包庇集团，无论对阿富汗还是整个世界都是一支不断崛起的威胁力量。在一份致给美国总统乔治 ? W ? 布什的私人信件里，马苏德警告说：“如果你们不帮助我们，这些恐怖分子很快就会袭击美国和欧洲。”遗憾的是，西方的政治领袖没有及时听取他的警告。
那个时候，在我的朋友中弥漫着一股悲伤的听任心态。看样子塔利班真的要赖着不走了，为了赶走苏联侵略者我们花了14年的时间，如今我们却要跟这股新的怪异伊斯兰教势力做斗争。如果联合国真的承认塔利班为合法政府，那就意味着拉巴尼政府在巴达赫尚省的统治是非法的。就我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我肯定要失业。
就在马苏德将军访问欧洲的时候，大量的外国代表团来巴达赫尚省会见拉巴尼。他刚从巴基斯坦回国，驻扎在法扎巴德。很明显，联合国正在积极活动，试图让塔利班和拉巴尼政府达成和解，并签订一些协议。
2001年9月9日，秋日的阿富汗晴空朗照。我坐上一辆联合国专车，前往一个国内流离失所人员帐篷，看望孩子们的活动情况。这些孩子们的生活真的十分悲惨，住的帐篷里没有卫生设施，尽管如此他们却没有失去乐观精神，总能保持微笑。但我抵达的时候，他们却哭得泪流满面。一个年轻人告诉我真相。原来，新闻报道说马苏德遇害了。这个噩耗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我一阵眩晕，双膝软了下来。就像当年我听到母亲的死讯一样，又像天空上的一颗巨星陨落。阿富汗的英雄不会就这么死了，这是不可能的。
那天晚上，我们从英国广播电台里听到更多的详细内容。形势依旧混乱，到底马苏德将军死了还是严重受伤，这还不是很清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月份里，事件渐渐明晰起来。原来，两个阿拉伯极端主义分子假装是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一向做事谨慎的马苏德，采访过程中，他们引爆了藏在镜头里的炸弹。其中一个当场被炸死，另一个在逃跑过程中被马苏德的部下射死。在爆炸中，马苏德严重受伤，在被直升机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逝世。法国巴黎警方和比利时警方之后拘捕审判了一系列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北非男子，因为他们向杀手提供了伪造的证件和背景资料。由此可见，奥萨马 ? 本 ? 拉登早就准确地估计到，两天后他的恐怖网络向美国发起那场臭名昭著的袭击后，美国政府一定会求助于马苏德，让他协助抓捕自己。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北方盟军真的加入打击基地组织的行列，只是缺少了一个伟大的指挥官。
马苏德逝世的那天跟肯尼迪总统遇害那天的情景很相似。那一代的美国人经常说他们还记得听到总统遇害消息时的场景，对阿富汗人来说也是如此，就连当时才三岁的莎哈扎德也记得马苏德遇害那天的情景。
对许多人来说，马苏德是游击队的英雄，带领阿富汗人民赶走了入侵的苏联军队。他是一名娴熟的战略家，也是一名战无不胜的士兵。辉煌的战绩为他赢得了“潘杰希尔之狮”的美誉，但是，对许多饱尝战乱之苦的年轻一代人来说，包括我自己，他是在反抗塔利班的统治之后才成为英雄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公开反对极端主义危险的领袖之一，曾多次提醒人们引起注意。他还向全世界警告恐怖主义威胁，还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不理会他提出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威胁。他曾经警告世界上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不把恐怖主义扼杀在阿富汗，那么下一步他们就会跨越边境，来到他国。他曾试着解释说自己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但塔利班所宣扬的伊斯兰不是他所赞同的，也不能代表阿富汗的历史和文化。马苏德有五个孩子，四女一子，所有的女儿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还曾多次提及，他想以自己家的例子证明伊斯兰教并不阻止女性接受教育或从事工作。他深知，塔利班的所作所为是在给伊斯兰教抹黑，所以他要纠正这一点。
他对我的鼓舞至深，他的事迹教会了我：自由不是神所赐的，乃是需要人们努力去争取的。
他的逝世让我觉得阿富汗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48小时之后，马苏德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警告变成了赤裸裸的现实。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和弗吉尼亚州的五角大楼遭到三架飞机的撞击，每架飞机均被无名恐怖分子劫持，还有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田野里坠毁，40名乘客和全体机组人员以及4名劫机犯全部遇难，而那天因为基地组织而遇难的总人数将近3000人。
全世界的人们没有及时听取警告，白白断送了那么多可怜人的生命。
而更多的无辜生命（大多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在之后所谓的反恐战争中丧生。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世界上那么多人对阿富汗和文化有负面的看法，这叫我大为伤心。许多人认为阿富汗人不是恐怖分子就是宗教激进主义者。
他们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常成为世界战略性斗争的战场——能源争夺战、冷战、反恐战争。
但是，我们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开明的思想和辉煌的文化。在这片国土上，我们的勇士修建了伟大的尖塔建筑，树立了宏伟的丰碑。这片国土甚至还张开双臂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其他宗教的信徒，有些教派还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标志性建筑，例如巴米扬大佛。
在这片大地上，高山连绵不绝，天空一望无际，到处是碧绿的森林，蔚蓝的湖泊。在这里，人们热情好客，这是一个极其讲究荣誉、信念、传统、责任的国度。亲爱的女儿们，这是一个你们应该为之自豪的国度。
千万不要无视你们的传统，也不要为之道歉。你们是阿富汗人，请你们以此为骄傲。你们要以在世界面前恢复阿富汗的自豪感为己任。
这是我希望你们完成的一个伟大使命。完成了这个使命，你们的子子孙孙都将因此而感激你们。
挚爱你们的妈妈
走出黑暗
2001年
2001年9月11日，我正坐在书桌旁，突然一个同事跑进来，手里拿着收音机。听到双塔遭到袭击，我们无比震惊。
一想到那么多人被困在其中，我顿时泪流满面。阿富汗没有摩天大楼，我也从来没见过直入云霄的建筑物，只能凭想象去感受人们被困在熊熊燃烧的大楼里的恐怖场面。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强烈感受到阿富汗与世界另一端的密切关系。对我来说，整件事就像一块拼板玩具，是多年拼凑的结果。这一次，就像某人在某个地方放下了最后一块拼板。于是，整个世界都震惊了。
面对惨痛的现实，我想，现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至少知道马苏德当初的警告是正确的了吧？我没料到的是世人对此事的反应如此迅速。或许有些阿富汗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个人认为，美国确实应该派出地面部队清剿塔利班。
工作的时候，邮件如潮水般涌来，警告在阿富汗工作的外国联合国职员离开阿富汗，所有当地职员待在主要办公室，不要在国内旅行。我的上司来自另外一个省份，他已经回去和家人团聚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处理办公室事务。
那是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因为我们正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免疫接种工作，还准备发放新学期的教科书。整整两个月，只有我们办公室坚持给孩子种疫苗，坚持开放学校。这时，我依旧是阿富汗唯一的一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女性工作人员。
美国立即着手调查9 ? 11事件的元凶，并很快锁定劫机犯，追查到恐怖活动与基地组织有关。华盛顿方面要求塔利班政府立马交出本 ? 拉登，但遭到了拒绝。
2001年10月7日，世贸中心遇袭不满一个月，美国发起了“持久自由行动”，美国和英国的战机及巡航导弹开始在阿富汗大地上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目标。与此同时，北方盟军因为有了空中优势，开始往南朝喀布尔方向推进，但遗憾的是，他们最重要的将军已经不在了。
西方国家希望迅速利落地除掉塔利班，击毙或者活捉本 ? 拉登及其副手艾曼 ? 扎瓦赫里。
计划很简单：美英空军迅速摧毁塔利班军事力量，用新型炸弹炸平整座山，将基地战士消灭在藏身的山洞里。在普通群众的眼里，北方盟军和其他主要军事力量，当然主要是北部地区的力量，能将漏网之鱼消灭殆尽。
但有一些人对清剿工作的热情过了头。我们经常听到对塔利班分子施行的暴行，诸如囚犯被活活烧死之类的新闻。在一些塔利班统治的村庄里，人们突然变得勇敢起来，开始朝他们扔石头，迫使他们离开。
我知道，并非所有的塔利班都是坏蛋，一些低级官员就是为了生存才不得不给塔利班卖命。我不是曾经也得到过他们的帮助吗？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塔利布邻居根本不认识我，却帮我将哈米德从狱中救出来；还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塔利布，是瓦尔达克人，为了能让哈米德在家过夜，毅然决定违背上司的命令。令我感到悲哀的是，这样的塔利布竟然也被杀死，但我也欣喜地看到塔利班的非法政权被摧毁，阿富汗历史上的黑暗时期马上就要走到尽头。
我并不介意美国和其他国家主导这场战争。许多阿富汗人不喜欢非穆斯林的帮助，认为他们是异教徒。我倒不这么觉得。相反，我从来就没认为塔利班是真正的阿富汗人，他们一直受到外国的控制。我记得，在喀布尔的时候，曾亲眼目睹维齐尔阿克巴卡恩社区被塔利班的客人——阿拉伯人、车臣人和巴基斯坦人夺走。听到这些人的口音，看到他们的妻子载着黑色遮蔽面纱，我觉得喀布尔不再是阿富汗人的天下，却俨然成了一个阿拉伯城市，正如沙特的利雅得和卡塔尔的多哈。
塔利班最严重的暴行也与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塔利班攻打喀布尔北部一个叫舒马里平原的地方时，手段如此残暴以至于那片土地后来被称为“燃烧的平原”。在一场战斗中，他们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男人，接着故意烧毁所有的树木和庄稼，烧不掉的就用推土机推平，埋在地下。这明显就是不给该地区的人留任何生存机会。烧毁庄稼和将其他夷为平地的手段在我看来与其说是阿富汗人的手段，倒不如说是阿拉伯国家惯用的手段，而且塔利班根本不会聪明到凭他们自己能想出这么毒辣的手段。烧毁一切之后，他们还挨家挨户强迫所有年轻女子和妇女出来。人们最后一次看到这些女人的时候，她们当时正被赶到卡车和轿车上去。当地人怀疑她们被运送到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当妓女，有些被阿拉伯士兵强占为妻。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些猜测是否真实，但类似的事情我见得实在太多了，不相信也不行。
所以，当看到非阿富汗军事力量参与到打击塔利班的行动中来，我心里对他们表示感激，也非常高兴塔利班终于不能再统治我亲爱的祖国了，阿富汗的省份一个接一个地脱离塔利班的统治。托拉博拉曾经被认为是本 ? 拉登的藏身地，那里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但突然就停了，塔利班也不见了。
折磨我丈夫，破坏我的幸福婚姻的士兵渐渐失势，而哈米德在与病魔的斗争中也节节败退。
身为阿富汗唯一一名联合国女性职员，我常常成为人们好奇的对象。记者不断地到我办公室里来，想从我这里套取素材。由于现在是我独自一人在负责办公室的运转，很难腾得出时间。我们当时正在发起了一项重返校园运动，让那些因为战争或者塔利班的统治而错过教育机会，却又过了上学年龄的成千上万个男孩女孩重新回到校园学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几个机构合作，给孩子们提供临时帐篷学校、文具和书本。这项工作很辛苦，但是，能保障这些孩子们接受教育对我来说便是莫大的回报。
除了这项运动之外，我还动员工作人员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骨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我常常忙到晚上，这影响了我的家庭生活。哈米德重病缠身，正需要我。我也想多陪陪他，可我也想为国家做这项重要的工作。通常，哈米德很支持，无论我工作到多晚都不介意，但现在，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对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多少有些成见。我也是左右为难，徒增不少压力。
有时候，我真的是从一个会议跑去参加另一个会议，连饭都来不及吃。我仍然穿着蒙面长袍，即便会见外国官员和援助人员也是如此。有一天，省长建议我把蒙面长袍拿掉。他说，这些人需要看我的表情，以便于交流，这之后我就不再穿蒙面长袍工作。
那段时期工作很辛苦，但收获也很大，尤其是我的领导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取得了当地和国际方面的同事的信任后，我也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得到了更多的信任。我知道自己没有选错职业。
塔利班倒台后的那几个星期和月份里，阿富汗完全变了副模样。喀布尔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乐观的情绪，你几乎都能明显地感觉出来。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的难民回到家乡。过去几年里，在不同时间点——包括苏联入侵时期、残暴的内战时期，以及苛刻的塔利班统治时期，相继逃难在外的阿富汗人都觉得阿富汗安全了，于是也就都回来了。在海外的阿富汗投资商发了财之后也纷纷回国创办了新的企业、开设旅馆、办起银行，甚至还修建了高尔夫球场和滑雪场。
当然，阿富汗的经济还没复苏，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处于悲惨的贫穷境地。在所有的大城市中，基本的能源供应，比如电力供应，均遭到了破坏，而且还很少有人能喝得上净水，用得上卫生设施。许多回国的人们发现家被毁，房子被别人占据。在国家回归正常的过程中，失业人员到处都是，食品短缺也相当严重。总体上国家还是一片混乱，然而，这是长期以来第一次在混乱的形势下出现了一股乐观情绪。
联合国办事处迅速扩大，全球各地的资金不断涌来，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把这些资金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需要去陪陪哈米德，于是请了一个月的假，去了喀布尔。我打算重新注册去上喀布尔大学，以便继续医科学习。塔利班曾经禁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我是被迫中断学业的。去注册的时候，我被告知，因为隔的时间太久，已经没法继续念了。但事实上，我失去这个重新就读的机会是因为我在面试过程中带上了舒拉。招生负责人很明确地告诉我说，他不赞成母亲出来上学。没被录取我很难过，但心里有了更重要的牵挂，哈米德现在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咯血。
我又带他去了巴基斯坦，还是找那个每月给他开500美元药物的医生。他说，由于哈米德没有持续用药，他的肺结核已经发展到用药无效的地步。连他都已经无力回天，于是建议我们去伊朗试一试那里的一项新疗法。我把钱交给哈米德，他就一个人去了，我回到了法扎巴德，继续做我的工作。哈米德在伊朗医院里住了四个月。此间，我们仅限于电话往来。每次通话，他听上去很乐观，而且他还说感觉好多了。
在法扎巴德，政府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妇女来说，前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哈米德 ? 卡尔扎伊担任临时总统，直到正式选举开始。曾经遭到塔利班迫害的人权活动分子如今公开出来为打造更好的社会而努力。当然，巴达赫尚省不再是政府驻地，中央的权利中心已经搬回到了喀布尔。我突然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在首都之外，视野也变得狭窄了。于是，我递交申请，顺利争取到了在首都的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妇女儿童保护工作干事的职位。幸运的是，基金会提供日托服务，我可以带上两个孩子去上班。
通常，跨市搬家这样的事情主要由男人负责。但是，哈米德尽管回到了家，身体还是很虚弱，不能外出，这个重任就落到了我身上。我准备带上哈米德和两个女儿搬到喀布尔，我哥哥贾迈勒沙哈的两个妻子及其子女也将搬过来跟我们住。我请了一个下午的假到集市安排一辆卡车将行李和家具运到喀布尔。几个司机看了看我，疑惑地问：“妹子，你丈夫呢？为什么不让他来办这些事啊？”我生气地回了他们一句：“兄弟，你难道觉得女人连租车这样简单的事也做不成吗？为什么你们男人总是觉得我们女人没用呢？”到了喀布尔，我们重新住进了哈米德在马克洛里安的公寓。那是2003年，我工作忙得很，但做得很开心。我成了联合国员工协会女性问题代表，出于工作原因，需要到阿富汗各地监督女性相关的工程情况。我记得有一次去的是坎大哈——塔利班意识形态的中心地带，到了那之后，我所工作的那个社区的领导几乎不跟我说话。他们是保守的男子，也是塔利班的追随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塔利班从当初的统治者沦为如今需要听从一名女性的命令。渐渐地，我将他们争取了过来。几天之后，我们工作时就像一直在一起合作的老同事般融洽。直到今天我还跟他们中的某些人保持联系，只要来喀布尔，他们就会来拜访我。我真真切切地认为，人只有亲身经历过某些事情之后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对性别的观点可以改变，会改变，即使是最保守的人士也能做到。
哈米德从伊朗回来，在刚开始时我看到他情况大为改观，心情也为之一振。但是，没过几个星期，他又旧病复发，没走几米远就咯出一团团的血。见此情景，我的心都碎了。这种病有传染性，哈米德担心会传给孩子们。每次他开始咳嗽时，就用手绢捂住嘴巴，命令女儿们到别的房间去。我们的公寓在五楼，也就意味着他只能在家待着，因为上下楼对他来说实在太困难了。我们很久没有肌肤之亲了，只要健康允许，他始终是名好丈夫。疾病没有损坏他的大脑，他依然有着出色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每次我在工作上遇到难题，或者不知道如何实施一项新的工程，他就帮着出谋划策，或者至少也能倾听我的意见。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是我最大的慰藉。
再过几个星期之后，他需要做一次复查，于是我们飞往卡拉奇的阿加汗大学医院，是当地最现代的医院之一。他病得连走路都走不动，我只好用轮椅把他推进病房。这时的他瘦骨嶙峋，头发灰白，有一个护士甚至以为他是我父亲。我在他床边，陪他过了一夜，就像我曾经在母亲临死前几天陪她那样。第二天上午，医生把报告给了我们。一切为时已晚，他的肺与其说是个重要器官，倒不如说更像牛皮鞋跟。医生给开的药很重，副作用害得他浑身不适，还有强烈的呕吐感。他告诉我说不想再吃药。
那时正值夏天，明媚的阳光似乎让哈米德精神略微一振。药物使他呕吐，但并不影响胃口，他的饥饿感也恢复了，饮食也变得正常起来，脸色也渐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只想陪他度过剩下的分分秒秒。那天是星期三，我决定为他准备一份鸡汤。之前那个晚上他没睡好，人很疲劳。我想让他自己喝鸡汤，可他几乎连拿调羹的力气都没有。那一晚，我的姐姐和他的姐姐都过来看他。
他跟她们聊着，我在一旁看着，发现他是如此英俊，如此精神，就好像疾病已经从他脸上离去，突然恢复了昔日健康时的模样。“哈米德，我亲爱的，”我打趣道，“你在跟我开玩笑，不是吗？你没生病，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要不然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精神呢？”他笑了，紧接着便咳嗽，后来又大口大口喘气。
我们把他背回房间。我转过脸去，生怕他看到我哭泣的模样。天很晚了，我在另一个房间和她们几个一起躺了下来，但心里总感觉不踏实，于是又回到哈米德的房间，在他身边躺下。我握着他的手，两人都哭了。回想起新婚的第一个星期我们是多么幸福，那时我们一起憧憬未来。我们要求的并不多，可是得到的却是伤心和病痛。
女儿们也进来了。她们装扮成库奇族女孩，向父亲献歌，这是她们以孩子的方式鼓励我们。歌唱得很动听，却也叫人心碎。她们转动身子，在头顶旋动面纱，唱着：“我是一个库奇族女孩，请看我为你跳支舞。”歌曲罢了，两个女儿让哈米德吻吻她们，可他因为担心传染就拒绝了女儿们的请求。
我仍然逼他吃东西，央求他：“把这个桑葚吃了，再喝一点儿汤吧，就喝一汤匙。”求了半天，他也没吃一口，没喝一下。我开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真的太累了。姐姐进来，让我到另一个房间休息。我不想离开哈米德，但他坚持要我去。他还开玩笑说：“法齐娅，你的同伴监督人会把我照顾好的。她一定会保证我吃下食物和水果，还会保证让我呼吸顺畅。你快去休息一会儿，拜托。”我出去了，到另一个房间和孩子们一起睡了下来，我将她们紧紧抱在怀里，心里在想，要是没有了父爱，真不知道她们怎么活下去。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听到一声尖叫。这一声尖叫我永远忘不了，那是我姐姐在喊哈米德的名字。我赶紧跑到哈米德的房间去，他就快不行了，呼吸着最后几口气。
我惊恐地大声叫了出来：“哈米德，不要。千万不要走。”听到我在哭，他睁开眼看着我。我们四目相接，只对了那么一秒，我的眼满是泪水，他的眼平静顺服。紧接着，他的双眼就闭上了。他就这么永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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