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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
（阿富汗）法齐娅?库菲 著
章忠建 译
作者简介：
法齐娅?库菲是阿富汗第一位女议长，也是著名的妇女儿童权利激进主义分子。目前，她是2014年阿富汗大选的主要候选人之一，曾接受过英国广播公司、《时代》杂志、《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加拿大《环球邮报》等多家世界知名媒体的采访。2009年，库菲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被授予“全球青年领袖”殊荣。2002年至2004年间，当选议员之前，她曾受雇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担任儿童保护干事。目前居住在喀布尔，育有两女。
内容简介：
法齐娅?库菲是阿富汗唯一女性国会议员，出生在阿富汗最传统的家庭，却在政权动荡，战火纷飞的环境下不畏自身安危，投身政治。她的顽强、坚韧和昂山素季如出一撤，也有一个 “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的丈夫和一段凄凉的爱情。她代表阿富汗最贫穷地区的利益，代表正义的力量，她的每一次走出家门都是充满危险的未知旅程，而她只能在出门前用写信来告诉女儿，如果她不在了，女儿们要怎样面对生活。书中的每一章开端都是一封信，是一个坚强女性对女儿的期望和教育，也是一个看似柔弱的女性爆发出强大的振奋人心的力量。
献给
我的母亲———世界上最善良、最有才的老师；
我的一对女儿———我生命中的星星；
阿富汗所有的女性朋友们。
目录
序言I
第一部分
真主让我活着有他的理由
童年往事
痛失父亲
新的开始
另一颗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正义何处寻？ 075
内战不休
痛失母亲
第二部分
一个平凡的星期四
冒着生命危险的求婚
全线飘“白”
一场塔利班式的婚礼
准备迎接新生活
黑暗蔓延
重归故里
两个女儿诞生
走出黑暗
新的征程
一切为了变革
后记：战乱之国的梦想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今天我要去法扎巴德和达尔瓦兹处理政治事务，希望很快就能回来见你们，但我不得不告诉你们的是：或许我不会回来了。
这次旅途中我已经遭遇多次生命威胁，或许下一次他们就会得逞。身为母亲，我真的不忍心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但是，请你们理解，如果我的性命能够换来阿富汗的和平，能够为这个国家的孩子们换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那么我牺牲得心甘情愿。
我之所以过这样的生活是希望你们———我的宝贝女儿们———能够自由地过你们想要的生活，实现你们所有的梦想。
如果我遇害，再也见不到你们，那么，我希望你们记住以下这些话。
首先是不要忘了我。
你们还小，还要去上学，而且还不能独立生活，所以我希望你们去跟赫蒂彻姑妈同住。她很爱你们，一定会代我把你们照顾得好好的。
你们有权支配我在银行里的所有存款，但一定要省着点用，要用在学习上。务必以学业为重。想要在这个男人主宰的国家里出人头地，女孩子非得接受良好的教育不可。
待你们毕业后，我希望你们去国外留学，通晓全球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广阔、魅力、神奇的世界，等着你们去探索。
一定要勇敢，不要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心存惧怕。
人总有一天会死，或许今天就是我的忌日。如果我真的走了，那么请你们记住，我是为了一项崇高的使命而死。
不要死于一事无成。要以帮助他人、致力于改善国家和整个世界为荣。
吻吻你们俩，我爱你们。
你们的母亲
真主让我活着有他的理由
1975年
从出生的那天起，我注定是个“该死的人”。
在35年的生涯里，我无数次直面死亡，但至今仍然活得好好的。我不知道为何如此，只知道真主让我活着一定有他的理由。或许他想让我来管理这个国家，带领它走出腐败和暴力的深渊；或许他还想让我好好做一个母亲。
我父亲有23个孩子，我是第19个，也是我母亲生的最后一个孩子。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怀我的时候，她已有7个孩子，养育这么一群孩子使她疲惫不堪，偏偏在这个时候，父亲新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令她十分沮丧，所以她真的不想把我生下来。
我是在田间出生的。每年夏天，母亲都会和一帮仆人到附近最高的几个山峰上去放牧旅行。因为那里的草甜美可口，他们就在那放牧奶牛和绵羊。这是她能够出门的好机会，而且一走就是好几个星期。她负责安排整个行程，带上充足的干果、大米、食用油，够一帮人在外头吃上三个月。行前的准备和收拾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每一件事的准备工作都做到了极致，然后，大家才骑着马和驴起程，穿越山道，寻找更高的山峰。
母亲喜欢这样的旅行。骑着马穿过一个个村庄，暂时摆脱了家庭和家务的枷锁，呼吸着新鲜的乡间空气，她的神情也很明显地轻松了起来。
在当地有一种说法，一个女人越强大、越有激情，她穿上蒙面长袍骑在马背上就越好看。人们也常常夸奖说，没有人骑在马背上比我母亲更好看。她骑马的时候背部挺直，端庄高贵，自有一种风格。
但是，1975年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并不怎么开心。13个月之前，她站在我们家的呼利大宅门口，观看一场婚礼。呼利大宅是一间单层的大房子，墙壁全是泥巴做的。母亲就站在大宅的黄色大门口，看着一群迎亲队伍沿着山路蜿蜒而下，迂回着朝我们村中心走来。新郎是我母亲的老公。我父亲正迎娶第7个妻子，一个才14岁的女孩。
每次他再婚，母亲总是很受伤——尽管父亲开玩笑说每次迎娶一个妻子，我母亲都会越发漂亮。在所有的妻子当中，父亲是最爱我母亲贝比简（字面意思：漂亮宝贝）的。但是，在我父母所处的山村文化里，爱和婚姻几乎完全不搭界。结婚是为了家庭、传统、文化，服从这一切比任何个人的幸福更为重要。在当地，没有人需要爱，没有人去感受爱。爱情只会招惹麻烦。人人都认为，幸福在于不加怀疑地履行个人的责任。我父亲想当然地认为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有责任娶不止一个老婆。
那天，母亲站在呼利大宅大门后面的大石阶上，看着十几个人骑着马从半山腰缓缓而下。父亲穿着上好的白色夏尔瓦克米兹（一种及膝外衣）和棕褐色马甲，还戴了羔羊皮帽。他骑的是白马，马勒上挂着浅粉红、绿色、红色的羊毛流苏，晃来晃去。旁边是几匹小马，驮着新娘和她的男性亲戚。这些男人都穿着长袍，负责护送新娘到新家去。在这个新家里，她要跟我母亲和其他叫我爸爸丈夫的女人一起相处。我父亲身材矮小，双眼瞳距短，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此刻正大方地朝那些迎接他、观看婚礼盛况的村民们微笑，并一一握手。村民们交头接耳，“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来了”，“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新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他的民众都喜欢他，是打心底里喜欢。
父亲全名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是阿富汗国会成员，是代表巴达赫尚省人民的，就跟今天的我一样。在我们父女俩成为国会议员之前，我父亲的父亲阿扎姆沙阿是社区领袖，部落里的长老。据家里人回忆，在当地担任公职，参与政治一直是我们家族的传统和荣耀。可以这么说，政治就如流经群山和巴达赫尚省峡谷的河流，在我的血脉里静静地流淌着。
我的姓和名取自巴达赫尚省的库夫区和达尔瓦兹区。这两个地区偏僻多山，即使在今天，从省府城市法扎巴德坐汽车到该地也得花上三天时间，这还是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到了冬天，山上的道路根本没法通行。
我爷爷的工作职责是帮助人们解决社会问题和实际问题，在群众和中央政府驻扎在法扎巴德的办公室之间建立联系，和省里的区域长官办公室一道向人们提供服务。他从山峦起伏的达尔瓦兹区到法扎巴德政府当局办事，唯一的出行方式就是骑驴或者骑马，通常需要花一个星期到十天的时间。他的一生中从来没坐过飞机，也没开过汽车。
当然，我爷爷绝不是唯一一个以这么一种原始的方式出行的人。乡亲们与大一点儿的镇来往的方式也是局限于骑马或步行。农民买种子、到市场上卖牲畜、病人去医院、因嫁娶而分开的家庭要互相往来探望，靠的也都是这两种方式。在这些山区，也只有暖春或者夏天的几个月才可以出行，而即使是在这段时间里也是险象环生。
最凶险的地方要数阿坦加横渡。阿坦加是一座大山的名字，阿姆河就从它边上流过。这条清澈的水道正好是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分界线，虽然美丽，却也非常危险。春天，积雪融化，雨水充沛，河水暴涨，形成一系列湍急的水流，足以致人于死地。阿坦加横渡由一系列粗糙的木梯系在两侧的山上而成，供人们从一侧爬上去，从另一侧爬下来。
这些梯子的横档很窄，摇摇晃晃，又特别滑。脚下一绊，人就会直接落入水中，被湍流一冲，必死无疑。想象一下，你从法扎巴德购回一袋七公斤重的商品，要么是大米，要么是盐，或许也有可能是油，你一家人全靠这些东西过一个冬天，你负重徒步走了一个星期已经疲惫不堪，此刻还要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一个危险重重的关口，而这个地方或许已经夺去了你许多朋友和亲戚的性命，这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我的爷爷实在不忍心看着人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被夺去生命，于是就尽其所能要求政府建造一条像样的公路和安全一些的渡口。尽管他在巴达赫尚省比大部分人富有，但他只不过是个身居偏远乡村的地方官。他最远也只到过法扎巴德，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利前往喀布尔，那里才是国王和中央政府的办公地点。
爷爷知道，在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什么实质性变化的了，于是就让最小的儿子接手他的位置去参加竞选。爷爷开始训练我父亲从政的时候，他才不过是一个小孩。多年之后，有一天，当我父亲经过了无数个月的不懈游说，他终于实现了我爷爷的梦想，那就是在国会里成功说服政府在阿坦加隘口修建一条道路。
说起这条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讲的是我父亲和查希尔国王为了这个项目而吵架的事。父亲站在国王面前，说：“国王陛下，这条路计划了多少年了？可如今什么行动都没有。你和你的政府官员虽然有规划讨论，但现在却不守诺言。”尽管国会那时由选出的代表组成，但真正掌握国家治理权的仍然是国王和大臣。很少有人当面批评国王，除非那人实在非常勇敢，要不就是莽夫。国王摘下眼镜，严厉地盯着我父亲看了好一会儿，说：“瓦基勒大人，你最好记住，你现在是在我的宫殿里。”父亲吓了一跳，意识到自己做得过了头，于是赶紧离开宫殿，他甚至担心在出去的路上就会被捕。但是，一个月之后，国王派来了公共工程部长到巴达赫尚省与父亲会面，并筹划修路事宜。部长到达之后，看了一眼山就说这项工程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就没再多说一句话，准备打道回府。父亲聪明地点了点头，接着让部长先跟他骑马走一遭。部长答应了，两人就并肩骑到隘口的顶端。就在部长下马的那一刻，父亲一把抢过他的坐骑，一个劲儿地往山下跑，把他一个人丢在山上过夜，让他尝尝村民平时被困隘口的滋味儿。
第二天上午，父亲回到山上接部长。部长勃然大怒，他身上被蚊子叮得满身红肿，还因为担心被野狗或者狼群攻击，吓得整夜都没合眼。但这样的一个晚上令他对当地居民的艰苦生活有了切身的感受。于是，他同意带工程师和炸药来给村民建一条通道。父亲建议修建的阿坦加通道至今还在。多亏了这项工程，多年来，成千上万的巴达赫尚人才得以幸免于难。
在我父亲还没成为议员，通道也还没修成之前，我爷爷早就任命这个小阿卜杜勒 ? 拉赫曼为“阿巴卜”，也就是社区领袖。实际上这等于就把部落长老的权力赋予了一个才12岁大的孩子。父亲就这样开始承担起解决村民们的土地、家庭、婚姻争端的责任，谁家想要给女儿嫁个好人家、挑个好夫婿都会先跑来征求他的意见。过不了多久，他就开始跟法扎巴德的省政府官员会面，谈判卫生、教育项目，商量如何共同筹集资金。尽管他当时还只是个孩子，但这些官员深知，在我们的“阿巴卜”制度下，父亲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所以他们不得不做好与他打交道的准备。
早期的这些年月给了我父亲处理社区问题的机会，等他成人之后，很自然地就能领导社区了。他真是生逢其时，因为那个时候，阿富汗刚刚开始了民主化进程。1965年，国王决定组建民主国会，允许人民投票选举地方代表，赋予他们从事国家决策的权利。
巴达赫尚省的人们此前一直觉得被中央政府忽视了，此刻突然得知自己的呼声能够得到中央的回应，非常激动。在选举中，我父亲被选为新的议会成员，是达尔瓦兹历史上第一个进入议会的人，他代表的人们不仅仅是阿富汗最穷的，也是世界上最穷的。
巴达赫尚人虽然贫穷，但非常自豪，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动摇。他们像多变的高山气候一样狂野暴怒，也会像长在河岸上花岗岩丛中的野花那般娇柔坚韧。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当地居民。他一走上新岗位就全力以赴。
那个时候，巴达赫尚省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方式是通过收音机。父亲从爷爷那里继承了村里唯一的一台收音机。那是一台笨重的俄国产木质无线电收音机，上面有个黄铜按钮。我父亲第一次在喀布尔国会发言的那天，所有村民都聚集到我们家来收听广播。
没有一个村民会开机、调音，除了我哥哥贾迈勒沙哈。因为丈夫当上了国会议员，我母亲满心自豪。她打开呼利大宅的大门，让村民到家中听他演讲，还打算叫贾迈勒沙哈为她打开收音机。
可是，我哥哥那天刚好不在家。惊慌失措的母亲跑遍村子去找他，就是找不到。父亲的讲话马上要开始了，呼利大宅里人越聚越多，表兄弟、表姐妹、村里的长者、妇女、孩子都来了。有些人甚至还从来没听说过收音机，所有人都想听听新代表在国会上的发言。母亲知道自己不能让父亲失望，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弄那个新发明的玩意儿。
她朝收音机走去，试了一下所有的按钮，但是没成功。聚集起来的人们都看着她，满怀期待，她内心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害怕，竟至于要哭了。她想，丈夫的脸都要被自己丢尽了，要是贾迈勒沙哈在就好了。这孩子去哪儿了呢？绝望之际，她举起拳头猛地朝收音机上面砸了一下。神奇的是，收音机居然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她不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不过，由于音量太小，没有人能听清里面在讲什么。她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朋友，也就是我父亲的第四个老婆，建议拿一个扩音器来。女人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用，只见过男人们曾经用过那玩意儿。他们搬来了扩音器，放到收音机旁，想尽了一切办法，把两个机器连接起来。最后居然成功了。整个村子的人都听到了我父亲在国会上的现场发言。母亲满心欢喜，甚是满足，她成功地经受住了父亲的种种苛刻要求。后来，她对我说，那一天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
很快，我父亲赢得了国会里最辛勤的议员的名声。巴达赫尚省依然穷得可怜，但是，那段时期却是阿富汗难得的好日子。国家安全，经济、社会总体上比较稳定，但这样的稳定局面却是我们的邻国不愿意接受的。阿富汗位于欧洲大国、中国、伊朗、俄罗斯之间，有人说，这样的地理位置对阿富汗自身来说是悲，对世界来说是喜。这话非常在理。只要问问玩过里斯克征服世界游戏的人，他就会告诉你，如果你赢了阿富汗，你就赢得了通往全球其他地方的通道。此话千真万确。那个时候正值冷战高潮时期，阿富汗的战略地位和地理位置已经预示了它日后的悲惨命运。
我父亲直言不讳、勤勤恳恳、慷慨大方、诚实守信，恪守伊斯兰教价值观，不仅在巴达赫尚省，就连在整个阿富汗都受人尊敬。当然，因为拒绝向权贵行磕头礼，又不喜欢像同侪那样玩弄权术，他在宫廷里招致个别人的反感。不过，最重要的是，他虽然是个守旧的政治家，却笃信担任公职和帮助穷苦的人们是崇高的事业。
他长年累月在喀布尔，主张修路、建医院、建学校，并成功争取到资金，完成部分工程，尽管某些工程一直没能争取到。居住在喀布尔的统治者们没把我们的省份当回事，所以父亲很难争取到中央的资助，这让他极为恼火。
据母亲回忆，在父亲每年国会休会回家前的一个月她就开始准备迎接了——为他准备好各种甜食和干果、打扫房子、派仆人到山上捡足够柴火供父亲回家后做饭烧菜用。每到傍晚，一头头驴排成一排，背上驮着柴火，走进呼利大宅的大门，母亲会在那里指引它们把柴火运到花园角落里的一个木柴仓库。母亲做事自有一套风格，但她跟父亲一样拼命，只要还有一丝可以改进的空间，她都不会放过，总是追求完美。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因此而感激她。在家里，他有时就是个暴君，母亲身上的淤青就是拜他所赐。
父亲的七个老婆中有六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娶的。通过迎娶临近部落领导或有权势的长老的爱女，父亲巧妙地巩固了他势力范围内的权力基地。我姥爷是临近区的一位显赫长老。之前这个区还跟我父亲的村子打了一仗。父亲迎娶母亲之后，最终与那个区订立了一项和平协定。
少数几个老婆是他真正爱的，有两个被他休了，大多数都受他冷落。他一生中娶过七个老婆，毫无疑问，我母亲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她身材娇小，长着一张俊俏的椭圆形脸，有一双褐色的眼睛，一头长发乌黑发亮，两道眉毛整整齐齐，皮肤白皙光洁。
我母亲最得父亲的信任，也是她掌管着保险箱和食品储藏室的钥匙，父亲政界朋友来访时的饮食都是她全权负责。她带领仆人和其他妻子，在呼利大宅的厨房里烹制出一道道喷香的烩肉饭、古斯特咖喱肉①、热腾腾的圆盘烤饼。
仆人和我的兄弟们站成一排，将滚烫的食物从厨房传到隔壁的会客厅入口，父亲就在里边招待客人。妇女是不允许进入这一男人专属的领地的。在我们的文化里，一个已婚妇女是不能够被亲戚之外的其他男人看的，因此，在这种场合下，我那些从来不需要做家务的兄弟们也只好帮忙了。
每当举行这样的招待会时，父亲总会要求一切都办得尽善尽美。米饭要煮得松软，饭粒与饭粒要分开，不能粘在一起。如果达到这个标准了，他会露出满意的微笑，为自己的好运气、有眼光挑选了最优秀的老婆而自豪。如果发现有几粒米饭粘在一起，他就会沉下脸，客气地向客人打个招呼，然后走进厨房，不由分说，一把抓起我母亲的头发，从她手里夺过金属长柄勺，朝她头顶击下去。母亲飞快地往头上举起手，试图保护自己。那双手就这样不知被打过多少次，伤痕累累的。有时她被打昏过去，等苏醒过来后，不顾仆人惊恐的眼神，抓一把热的柴火灰压在头顶止血，然后又开始干活，确保下一次的米饭粒粒分开。
她默默地忍受着这样的暴打，因为在她的世界里，毒打意味着爱。她向我解释说：“如果一个男人不打他的老婆，那就表示他不爱她了。他对我有期望，只有我令他失望时才打我。”在现在的人们看来，这话听上去怪怪的，可她就是这么想的。这是她生存下去的信念。
母亲决心满足父亲的期望，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或因为恐惧，其实也是出于对他的爱。她是真心实意地崇拜我父亲。
正因如此，那天，当她看到父亲的第七个妻子的迎亲队伍从村子里蜿蜒走来的时候，她非常伤心。她站在台阶上，边上的一个女仆正拿着杵在一个大石臼里磨粉。她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接着突然夺过杵，在石臼里疯狂地磨起粉来。身为家中的女主人，她通常是不干这样的粗活的。
但即使是自怜，在今天这样的大喜日子里也是不允许的。她要负责这次婚宴的餐饮，并且确保新娘在阿卜杜勒 ? 拉赫曼家吃的第一顿囊括了最佳美味和最优招待，这才能与父亲的身份相符合。如果她未能为自己的新情敌准备一场最丰盛的宴会，她的丈夫一定会生她的气。
婚礼中有一个环节就是为我母亲而设的。身为众多妻子中的头儿，她要去迎接新娘的队伍，然后把拳头紧紧地放在新娘头上，以显示自己的权力比新娘大，身份比新娘高，今后对方要听从她的命令。她抬头一看，新娘、新娘母亲和妹妹三人一进了呼利大宅的大门，就有仆人帮她们下马。她们脱掉了长袍，两个年轻的便在众人面前展现她们的美貌。两人都长着齐腰的乌黑头发，其中一个有一双绿色的眼睛，以自信的眼神直盯着我母亲，撅着嘴唇。我母亲不慌不忙，把拳头牢牢地放到她头上。那女子大为吃惊。我父亲咳嗽了一声，又马上笑开了。另一个女子满脸涨得通红。原来，我母亲认错了新娘，她把拳头放到新娘妹妹的头上去了。母亲惊讶地迅速缩回了双手，但已经太迟了，婚礼的队伍已经进屋准备吃喜酒了。她唯一的一次公开展示管家权力的机会就这么溜走了。
13个月之后，我母亲来到一座偏僻小山上，在一间简易的木棚里生孩子。此时的她已经失去了最心爱的男人的宠爱，孤独可怜。三个月前，父亲新娶的年轻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恩内亚特，有一张红扑扑的脸蛋和一双巧克力般的大眼睛，活蹦乱跳的。我母亲生完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再生。她怀孕期间，浑身难受、脸色苍白、筋疲力尽，正因为生了太多的孩子，她的身体也垮了。恩内亚特的母亲则完全不同：因为是第一次怀孩子，她胸部坚挺，脸颊红润，闪烁着幸福的光芒，看上去越发漂亮。
虽然我母亲怀有6个月的身孕，但她还是坚持着为产妇接生。就在恩内亚特呱呱坠地，呼吸生平第一口气的时候，贝比简抓起他的小手贴近自己的肚皮，轻声祷告自己也能生这么个男孩，然后赢回丈夫的宠爱。在我们的文化里，女孩被视为一无用处。即使在今天，妇女仍然祷告生男孩，因为只有男孩才让她们有身份，令她们的丈夫欢喜。
母亲生我的时候，疼痛持续了30个小时。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呈半昏迷状态，听到我是女孩时，她几乎已经没有力气去流露那种失望的神情。我被抱到她跟前时，她竟然转过脸去，抱都不要抱。我身子小小的，皮肤乌青——我本来应该像恩内亚特一样健康可爱的。生下我之后，母亲处于生死边缘，没有人在意我是死是活，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怎么拯救我母亲身上了，我被裹进一个棉布襁褓里，放到屋外炽热的太阳底下烘烤。
我差不多在太阳底下躺了整整一天，把嗓子都哭哑了，还是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他们完全是顺其自然，让我自生自灭。我的脸被太阳灼伤得那么严重，以至于青春期的时候，脸颊上的疤痕都还没褪去。
等到他们开始怜悯我，把我抱回屋内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好多了。见我还活着，喜出望外，而看到我脸上的晒伤，又非常担忧，一改最初的冷淡，转而迸发出母爱的本能来。她把我抱在怀里，紧紧地搂着。等我终于停止哭泣了，她倒默默地抽泣起来，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让我受一点点伤害。她似乎明白了：真主让我活着一定有他的理由，她应该好好爱我。
我不知道那天真主为什么饶我一命，也不知道为什么从那时起他在多个场合拯救我，但我知道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也知道，真主是真诚地祝福我，让我从此成为贝比简最宠爱的孩子，并在我们母女之间形成一道牢不可破的感情纽带。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在你们还小的时候，我就深切体会到在阿富汗做个女孩子真难。一个新生的女孩听到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接生现场的人们对她母亲说的安慰话：“是个女儿。可怜的女儿。”这句话怎么听都不像是一句迎接新生儿的欢迎词。
然后，等女孩到了上学的年龄，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否被允许上学。送她去上学？她的家庭够勇敢够富有吗？当她的兄弟长大了，他就能代表整个家庭，挣的薪水也可以帮助维持一个家，所以人人都希望让儿子接受教育，而在我们的社会里，女孩子唯一的前途就是嫁人。她们在经济上对家庭没什么贡献，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根本没必要让她们接受教育。
等女孩子到了十二岁，亲戚和邻居开始在背后议论为什么她还没嫁人。“有人向她求婚了吗？”“有谁准备娶她了吗？”如果没有人向她提亲，饶舌的人就会说她是个坏女孩。
如果家庭成员不理会这种闲言碎语，等女孩子长到十六岁，也就是法定结婚年龄，还没给她找到一个婆家；如果让她自由恋爱嫁给某人，或者允许她不听从父母的安排（这是极罕见的），那么她或许还有一丝找到自己幸福的希望。但是，如果这个家庭有经济压力，又被闲言碎语所怂恿，他们就会在她还不满十五岁的时候把她嫁出去。那个一生下来就听到“是个女儿”的人此刻自己也成了母亲；如果她生的也是女儿，那么她的婴儿听到的第一句话也是“是个女儿”。就这样，一代传一代。
这就是我人生的开端，一个文盲妇女生的“女儿”。
本来做个普普通通的女孩是我的命运，很可能也是你们的命运。但是，我的母亲，也就是你们的姥姥，凭着她的非凡勇气，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她是我心目中的女英雄。
挚爱你们的妈妈
童年往事
1977年
我的童年早期就像山上的黎明一样，金黄金黄的：阳光从帕米尔山脉照射下来，穿越峡谷，爬到我们村庄的土屋屋顶。我对那段时期的记忆已经模糊，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一闪即过。屋顶就这样沐浴在橙色的夏日阳光里、白色的冬日大雪中，空气中弥漫着果树散发的芬芳，还有我母亲一头乌黑的长辫子散发的香气，而她满脸的微笑更是为景色平添了几分亮丽色彩。
我们居住的地方叫库夫峡谷，号称阿富汗的瑞士，草木青葱、土地肥沃，峡谷边上长着密集的黄绿色树林，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地方还有这样浓郁的色彩。我们的房子正对着一条波光粼粼的蓝色河流，远处就是陡峭的山脉，沿着山脉是一排排高大的松树和榆树，刚好长在草木茂盛的岸边。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驴叫声、有切干草的嗖嗖声、有河水的叮咚声，还有孩子们的欢笑声。直到现在，库夫仍然是唯一一个能令我一闭上眼睛就安然入睡的地方。
我们的屋前有一个花园，母亲把它修整得井井有条。我们在里面种了很多生活必需的作物和各种水果，如：胡椒、大南瓜、橄榄、桑树、桃子、杏、苹果。我们甚至自己养蚕，搜集蚕丝制作地毯。父亲很喜欢从国外进口树苗和种子，所以我们的花园里有阿富汗为数不多的几棵黑樱桃。那一天，黑樱桃幼苗运到时的情形，种下幼苗的场景，那种弥足珍贵的氛围，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天气暖和时节的傍晚，女人们纷纷来到花园，在桑树底下，坐上半个小时——这是一天之中她们唯一放松的时段。每人都会捎来一小碟吃的，大家坐着聊天，孩子们在一旁玩耍。
那时候，许多村民穿的还是木鞋，因为去法扎巴德买双普通的鞋子还很困难，村里有个老人专门做木鞋。这种鞋子看上去就像雕刻出来的小型威尼斯刚朵拉，坚固耐穿。他还会在鞋跟上敲一枚钉子，冬天的时候，妇女们出去打水，鞋子就可以扎进冰面，不至于滑倒。我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双这样的鞋子，尽管穿上去并不舒服，而且也不是给儿童穿的。每当有女人来拜访，把鞋子脱下放在门口，我就过去偷偷穿上，然后一拐一拐地出去玩耍。有一回，我穿上一件刺绣连衣裙，是我母亲的一个朋友给我做的。我本来不该穿着它出门，可我不想换，还穿了一双木鞋，和我的小伙伴到井边玩。鞋子太大了，结果可想而知，我绊倒了，摔个仰面朝天，连衣裙也划破了。
但我真正的童年始于呼利厨房。这个房间墙壁上涂了泥浆，一端有三个柴火炉子，中间有一个大型塔努尔面包炉，另一端是一扇离地面很高的窗户。
跟大多数同时代的妇女一样，我母亲一天中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厨房里度过的，打盹、炒菜做饭、照顾孩子。唯有在这个房间里，她拥有绝对的权威。
女人们每天要做三次面包，有时一天要做的面包多达五六十个。房间里总是烟雾缭绕。在烤面包的间隙，她们还得准备午餐和晚餐。如果父亲有客人，四个炉子一起烧，散发出的热气真叫人无法忍受。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小孩子就特别兴奋，因为我会把朋友们带到厨房吃剩下的饭菜，这可以提高我的人气和威信。大多数村民比我家穷，有品尝美食的机会当然不会错过。我们这些孩子是从来不被允许靠近会客厅的，倘若有人胆敢往里面偷看，守卫门厅的保镖只要朝我们一瞥，大家就会四散逃窜，寻找避身之处。
因为没有男人们看着，厨房就成了妇女们闲聊的天堂，大家在这里可以放心地说笑，孩子们总能得到从架子上一排排的罐子里拿出来的干果和糖果。冬天的晚上，面包烤熟之后，我们就着塔努尔面包炉里的灰烬给双脚取暖，腿上盖着一条厚厚的毛毯，那情景毕生难忘。
每天夜里，我们展开睡垫，铺在厨房的地板上睡觉。妻子和女儿们没有自己的卧室，只有睡垫。男孩年纪还小的时候，也跟这些女人一起睡，一起生活。等他们长大一些，就会几个人共用一个卧室。母亲会给我们讲故事。首先，她从与家庭有关的故事讲起。她从不避讳谈自己的婚姻，讲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的感受，讲从少女时代到为人妻子过程中的艰难，因为成婚后要承担起很多责任。讲完这些，她又会跟我们讲起遥远的王后、国王、城堡以及为了荣誉不惜牺牲一切的勇士，我们总能听得津津有味。她还讲爱情故事，也讲大灰狼的故事，吓得我们尖叫。我一边听，一边看着窗外的月亮、星星。我敢肯定，自己看到的是整个天空。
我对峡谷源头的大山之外的世界毫无概念，也不关心。我只在乎我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们是不可分离的。不知怎的，母亲似乎把从父亲那里失去的爱在之后的岁月里加倍给了我。自从听了我大姑妈佳达讲的事之后，母亲不再因为我是个女儿而耿耿于怀了。有一天，我父亲从外头回到村庄的时候，大姑妈对他说：“阿卜杜勒 ? 拉赫曼，你妻子给你生了一只老鼠，一只小巧的红色老鼠。”他哈哈大笑，马上要求见见我，那是他头一回提出要看看新生的女儿。看到我被太阳晒得轻微灼伤，满脸疤痕后，他把头往后靠，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还对我大姑妈说：“不必担心，姐姐。她的妈妈有着优良的基因，我相信这只小老鼠长大了一定也可以像她妈妈那么漂亮。”母亲听说这件事之后，高兴得哭了。在她看来，这表示父亲依然爱她，也等于是在向她说，不要因为没有给他生个儿子而觉得自己很失败。她后来经常讲起这件事，我听了不止上百遍。
但是，那时的父亲态度冷淡，总让人感觉不可接近。那段时期，政治在阿富汗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因为政权发生了更迭。穆罕默德 ? 达乌德国王趁着沙哈国王在国外的时机，发动和平政变，废除了国王，任命自己为阿富汗第一任总统，还中止了宪法，解散了国会。
不久，我父亲就因为不服从新总统的领导而被囚禁了。他大力抨击新政权，向达乌德施加压力，要求恢复宪法和国会。政治上的反对声在全国此起彼伏，失业率上升，社会问题不断涌现，阿富汗的邻国，尤其是巴基斯坦和苏联，再次将政治触角伸到了阿富汗的国土。
我父亲很少在家，基本上都在喀布尔。他不在的时候，整个屋子的气氛也轻松许多，孩子们的笑声响彻房间。但是，当他回到家，整个大宅的女人们就会在走廊里紧张地来回穿梭，忙着给他的客人备酒菜，还要设法让孩子们保持安静，以免打扰到他。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和朋友们通常还是很高兴的，想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我们肆无忌惮地从厨房的储物柜里偷偷拿一些巧克力出来吃，因为知道母亲全部心思都在父亲身上，无暇阻止我们。
对于父亲，我没有多少真正清晰的记忆。我依稀记得他常穿着一件白色夏尔瓦克米兹及膝长袍，外套一件褐色羊毛马甲，头戴一顶羔羊皮帽，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放到背后。呼利大宅的屋顶又长又平，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在上面走来走去。下午开始不停地踱步，一直到黄昏也不停歇，边走边思考，手一直放在背后，保持一个姿势不变。
即使是少不更事的年纪，我已感觉到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无论他给我们带来多少压力和麻烦，也不管他对我们的打骂有多吓人，我依然对他充满敬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既有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压力，也有政治压力，更有代表阿富汗最贫穷的人们的压力。他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在家的时候，位于我们呼利大宅后面的单层楼会客厅总是高朋满座：有人是来征求他的意见的；有人是来找他帮助解决家庭纠纷的；还有人捎来消息，说是大山里的部落叛变或是发生暴力事件；还有一些人穷困潦倒，迫切需要他的资助。他对所有人敞开大门，自己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娱乐。既然如此，怎么能怪他对家人苛求呢？当然，我并不宽恕父亲毒打母亲，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在其他方面，就社会传统而言，父亲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好丈夫。今天，我比任何时候更能理解父亲，因为我可以想象他的工作量。我能理解政治竞技场上的压力，能体会没有个人时间、身担要职和重任的滋味。我想，我母亲也是理解的，这也正是她为什么能默默忍受那么多的缘故。
按照父亲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法中的法律制度，男人应该平等对待所有的妻子，不能厚此薄彼。我也认同伊斯兰教义所倡导的公正精神。单纯地就理论而言，这是建立在伊斯兰教伦理价值基础上的一种公平制度。但是，人的心不能总是遵循理论的，在一夫多妻制下，这样的平等无法存在。怎么可能让一个男人不对一些妻子好一点儿，对另一些差一点儿呢？父亲的套间取名巴黎套间，是他特意从喀布尔请来一名画家用手绘壁画装修的。房间的两扇窗户面朝杏树花园，夏天一到，一股清新的杏树芬芳悄然而入，任何空气清新剂都无法与这种自然的芳香相媲美。
父亲在家时，每天都要跟不同的妻子共睡一张床，唯一的例外是他的第一个妻子，哈利法。伊斯兰教教义规定男人最多只能娶四个妻子，父亲为了能娶到更多，跟最初的那个妻子离婚，让第二个妻子顶替了哈利法的位置。根据约定，离婚后的女方保留妻子的身份，经济由男方承担，是失去了婚姻内的亲密关系，永远不能再跟丈夫一起睡。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女人眼中的悲伤：本来作为原配，她很有权力和身份，但却被迫过着无性的生活，使她的地位大打折扣。而我的母亲虽然是第二个老婆，却成了正室。哈利法从来没有生我母亲的气，也没对她不敬，我真想知道，我母亲第一次被我父亲带回家时以及被授予正室身份时哈利法是否感到很伤心，可怜的原配竟然被一个十几岁的黄毛丫头夺取了正室位置，这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儿？我想，我父亲最期待的还是和我母亲一起睡的晚上。母亲记得，在必要的婚内亲密行为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躺着聊天，一直聊到凌晨。父亲会向她讲述工作上的事，在喀布尔遇到的政治压力，还会教她怎么种地、怎么收割庄稼、怎么出售奶牛。父亲不在家时，她俨然是一家之长，所以当地人都称她是瓦基勒先生的副手，或者说是老板的代理人。
政治上的事务越难，父亲就越依赖母亲。只有家庭和睦，家中运行得有条不紊，他就能安心应对国会里的种种阴谋。经营农场和大小事务的是母亲，父亲不在时把家管理得秩序井然的也是母亲，解决各个妻子间争端的也是母亲。处理这些事务她没有一套自己的技巧可不行。
个别妻子，尤其是第三个妻子尼亚兹，嫉妒我母亲的地位，还试图挑拨我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这女人很聪明，但因为一生做的都是单调乏味的活儿， 很有挫败感，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嫉妒我母亲拥有的那么丁点儿的自由和权力。但她每次试图赢得父亲宠爱时总是碰壁，因为父亲根本不相信诽谤我母亲的任何言语，而且我母亲能够预测形势，采取回避策略，不给她机会挑衅。
母亲是个善良、宽容的女人。她本来可以把年轻的妻子们打一顿，让她们去干最粗重的活儿，但她却尽力营造幸福的家庭氛围，让所有孩子均得到平等的关爱，妻子们可以像姐妹或朋友般一起做事。有一次，我父亲的一个小老婆从厨房后面的一间上锁的地窖里——家庭食品储藏室——偷东西被发现，我母亲知道后，并没有禀告父亲，因为她知道，父亲得知内情后肯定会把小老婆毒打一顿。她便悄悄地处理了这件事，也正因为如此，她慢慢地赢得了其他人的感激和忠诚。
只有第六个妻子不是因为政治目的，而是因为出色持家能力而被娶进门的。她是个蒙古女人，长得特别漂亮，编织技巧高超，能够织出大小不一的地毯。她把这些技能毫无保留地教给我母亲。我曾经看到她们一连几个小时坐在一起，气氛融洽地编织着，手拿彩色的毛绒线有节奏地绕来绕去，穿来穿去。
我母亲最要好的朋友要属四太太哈尔。她称呼我母亲为阿帕，即姐姐。有一次，我母亲眼部感染，村里没有医生，于是一位年长的老太太建议说，如果谁能在每天早上用舌头舔一下母亲的眼睛，那么唾液里的天然抗生素就能医治好她的眼疾。哈尔太太毫不犹豫地就这么做了，每天早上用舌头舔我母亲那双肿得长脓的眼睛，一连坚持了8个星期，果然，正如那位长者所说，母亲的眼疾治好了。
母亲和三太太尼亚兹则没有这么好的关系，她们一直合不来。有一天，众太太坐在地上吃圆盘烤饼的时候，她们两人吵了起来。尽管我当时才18个月大，但不知怎么的，竟然也能隐约感觉到她们之间的敌意。我蹒跚着朝尼亚兹太太走去，拿起她的辫子猛的一拉。她惊讶地倒吸了一口气，接着便大笑起来，伸出双臂把我抱在怀里。她们两人不但忘记了刚才的吵架，还都大声笑了。“这孩子真聪明，贝比简。她跟你一模一样。”我母亲的敌人——尼亚兹太太一边这么说一边不停地在我脸上狂吻。
即使还那么小，我都能感觉到我们文化中妇女地位的不公平。我现在还记得那些不受父亲宠爱的妻子们无言的绝望，也记得得宠的妻子们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有一次，我亲眼看到父亲在走廊里追着母亲打。我飞奔过去，用脚踢父亲，想以此来保护母亲，他伸出一只手拎起我，用力地把我丢到一边。
还有一次，父亲在打母亲的时候狠狠地拔掉了母亲的一绺头发。一周之后，我舅舅来访，按照习俗，他都是跟家里的男人们一起来的，所以我母亲没机会跟他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离开之前，我母亲为他准备了午饭，供他骑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时充饥。她很聪明，巧妙地在包裹里放了那绺被父亲揪下来的头发。我舅舅离开整整一个上午之后，在山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停下来吃午饭时，打开包裹就看到姐姐的头发，他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他纵身上马，策马直往我们家奔来，当面跟我父亲对质。他还向我母亲保证说，只要她想离婚，他们全家人都会支持。
这样的家庭支持是罕见的。通常，大多数家人都会叫女人不要抱怨挨打，应该默默忍受。如果受不了婚内暴力逃回娘家，女人的父亲常常会把她送回到毒打她的丈夫那里去。毒打成了婚姻生活里再正常不过的一部分。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见惯了母亲和奶奶或姥姥挨打，所以等她们自己被打的时候，也并不觉得意外。
但贝比简不同。她跟父母住得近，每年都回去看他们，而且兄弟们也都很爱她。我舅舅和她坐在呼利大宅的花园里，对她说，只要她想走，随时都可以跟他离开。在长柄金属勺子的毒打下，她几近绝望。她常常沮丧至极，头疼得几乎要裂开，手也接近残废。每次丈夫娶了个新妻子对她而言都是一种羞辱，她已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她已经受够了，也认真考虑过离婚。
可是她知道，离开父亲也就意味着放弃至爱的孩子们。阿富汗和大多数伊斯兰教文化一样，离婚之后，孩子随父亲而不是母亲。她提出先见见孩子们，然后直盯着孩子们的眼睛和脸。那时，她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多年后她告诉我，当时在孩子们的眼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她不能就那样扔下孩子们不管，放弃他们来结束自己的困难生活，这样的代价于她未免太大了。
于是，她对我舅舅说，要留下来和丈夫孩子们一起，让他一个人回家去。舅舅不情愿地上了马，回了家。我不知道舅舅走后父亲有什么想法，他有没有因为母亲“不懂规矩”而再打她？抑或他意识到差点失去自己需要的女人而懊悔，然后变得温柔、和蔼？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我还记得姐妹们一个接一个嫁出去时的情形。第一个姐姐出嫁时，男方特地从沙特阿拉伯带来一套嫁妆。精美的服饰、珠宝有好几箱子。这么多的嫁妆为的都是迎娶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女儿。这些东西被运到呼利大宅后，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看了后，没有谁不赞叹。那一天，她成了一件重要的商品，一个被用来交易的珠宝。那是她生命中唯一一次那么受重视。
我还记得嫂子嫁到我家时的情形。当时她才12岁，跟我现在的女儿莎哈扎德一样大。我哥哥当时17岁。就这样的年龄，他们竟然要开始过夫妻生活。对我来说，让我12岁大的女儿在这么幼小的年纪就开始被迫过性生活真是不敢想象。嫂子当时还很小，母亲还得帮她洗澡，早上还要给她穿衣服。我在想，看到这个可怜的女孩遭到自己儿子生理上的摧残，母亲会有怎样的一种感受。小女孩她自己呢？会不会在看到这种不公的待遇之后惊恐得退缩？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就是女人的生活和命运。媒人上门说媒后，女孩子就该嫁人了，不照做，就会使家庭蒙羞。或许，我母亲能做的就是安慰我嫂子，给她分配轻一点儿的活儿。她也知道，正如其他年龄大一点儿的女人一样，这个女孩也会毫无怨言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阴谋，将这些女人束缚在沉默和默许中。没有人能够提出非议，也没有人能够改变现状。
然而，我却敢于向社会传统发起挑战，敢于挣脱这种束缚，尽管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或许部分原因是我和七太太的儿子恩内亚特关系比较亲密。他只比我大了几个月，虽然刚生下来我们之间有那么一会儿在竞争谁更受父亲的喜爱，但我们还是很快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兄妹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他调皮，喜欢搞恶作剧，我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知道自己是女孩，有些事情不好做，就常常让他去代表我做，尤其是一些调皮的事。和我们一起顽皮捣蛋的还有穆基姆，比我大三岁，是我同父同母的哥哥。我们三个人简直就是三个小火枪手。
我老是让恩内亚特陷入麻烦中。我们常常潜入果园偷苹果，要不就是我让他去父亲的储藏室偷东西，然后分给我的朋友们。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厨房偷杏子，把衬衫塞得鼓鼓的。他让我尽可能多拿些。我把腰带系到藏杏子的部位，以便多装一些。然后我们偷偷溜回去，在花园台阶上遇到几个太太在准备做饭，我身上的杏子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掉。我背对着墙壁，只希望她们不要朝我看，不巧的是，就在这时，一大堆的杏子掉到了地上。我羞愧难当。恩内亚特见我把事情搞砸了，气得要命。好在几个太太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朝我们哈哈大笑。我们常玩的另一个游戏是偷蛋糕，先从底部开始吃，吃出一个洞，再把蛋糕放回到架子上，没有人注意，直到他们拿去吃的时候才发现少了一圈。
最近，我让恩内亚特回忆他当年对我的印象，他以惯有的那种大哥式的讽刺幽默回答我说：“你很丑，而且还非常令人讨厌。”现在，恩内亚特和我的其他兄弟都非常出色，是女孩子们追求的对象。他们支持我从事政治，帮助我竞选，还尽可能保护我。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知道他们是男孩，我只是个女孩，和库夫的其他家庭一样，在我们家，男孩子才是真正受器重的。男孩子的生日可以庆祝，女孩子的就不行，我的姐妹中没有一个人去过学校。女孩都是第二等的，我们的命运就是待在家里等着结婚，然后住到丈夫家去。
男孩子在家中占据领导位置，拥有一定的权力。兄长说的话或者命令往往比母亲的还管用。我母亲去地窖储藏室的时候，穆基姆会跟着她要糖果吃，母亲不会给他太多，因为这样的美食往往是给客人预留的，穆基姆就会生气，跺着脚离开储藏室。每每这时，母亲就会抓住我的手，看也不看，悄悄地把巧克力塞到我手中。如果穆基姆发现了，他会很生气，对我母亲说如果我吃了，他就不让我走出地窖。身为男孩，他有权控制我做什么，不准做什么，无论我母亲怎么跟他对着干。不能和朋友到外面玩是我无法忍受的，于是我就极不情愿地把糖果给了他一些，然后跑出去玩。
我还小的时候，经常听到“度和塔拉克”这个词。这是一个常用的贬义词，翻译过来的大致意思是“连个女孩都不如的东西”。当然，我是非常讨厌这样的说法的。有一次，我还不到5岁，一个堂兄说我是度和塔拉克，还命令我给他泡茶。我站了起来，面对满屋子的人，双手叉腰，回答他说：“堂哥，我给你泡茶可以，但以后你再也不能这么叫我了。”在场的人被我这句话逗得哄堂大笑。
我也曾听到父亲亲口对我说这个词，不过也就那么一次。那天，他在花园里组织一场政治集会，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他在树上装了大喇叭，自己对着话筒说话。那是我们小孩子第一次听立体声，所以很好奇，就悄悄潜藏到树边偷听，尽量靠近喇叭而不被发现，但很快我就听得烦了，开始发出吵闹声。当时父亲正在讲话，被我的尖叫声打断了。他停了下来，朝我们转过身，盯着我看。我一下子愣住了，一动不动，仿佛过了好几分钟，接着便听到父亲咆哮：“度和塔拉克！丫头们！走开，你们这群小丫头！”我们拼了命地跑。那之后，我非常怕他，甚至都不想再见到他。几周之后，我甚至还担心他要是看见我一定会生气得想杀了我。
在我童年的幻想中，我根本没料到很快被杀的那个人是他，也没料到我的金色童年很快就这样残酷地结束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长大的。我知道那段时期对你们来说可能有点遥远。那时，世界各地政治变革此起彼伏，阿富汗人民正饱受来自苏联和无法无天的伊斯兰教圣战游击队头领的压迫之苦。
在那些岁月里，阿富汗人民和我童年的灾难刚刚开始。革命爆发时我才三岁，正是一个孩子需要爱、安全感和家庭关怀的年龄。但是，那时候我大多数朋友的父母都在讨论移民去巴基斯坦和伊朗，准备到这两个国家避难。家长们所说的许多东西，像坦克和直升机，孩子们闻所未闻，只是在一旁听。
我们无意中听到一些诸如“侵略”、“战争”、“伊斯兰教圣战游击队”的词语，但我们全然不懂它们的含义。虽然孩子们不懂，但从母亲在夜里紧紧抱着他们的方式来看，隐约觉察出有什么不对劲。
我很高兴你们不用经历那样风云变幻的时局，不用担惊受怕。作为孩子，本来就不该承受那样的苦难。
挚爱你们的妈妈
痛失父亲
1978年
1978年，伊斯兰教圣战游击队员和苏联人开始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当时仍是冷战时期，苏联迫不及待地希望展示自己的实力，与此同时还企图实施一个扩张计划。阿富汗刚好位于莫斯科和巴基斯坦温水港之间，苏联早就想把海军舰队停放在那里，因此它很想控制阿富汗，便开始发挥大国的影响力，以达到这一目的。最终，它入侵了阿富汗。
之后几年，阿富汗的战士，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伊斯兰教游击队员，击退了苏联人，成了民族英雄。但此刻，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游击队员只不过是反对政府的叛军，活跃在北部的巴达赫尚省。
喀布尔的政权再次发生变动。篡夺王位、迫使国王流亡国外的达乌德当总统和哈菲祖拉 ? 阿明接管了政权。紧接着塔拉基成了阿富汗第一位由苏联支持的总统，但几个月之后，苏联政府方面下令，让阿明杀了塔拉基。
阿明接管了政权，他是阿富汗历史上最残忍的总统之一，统领着一个苏联扶植的恐怖政权，逮捕和严刑拷打是家常便饭。他试图清除一切反对政府或者敢于对他说不的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这些人要么在夜里从家里被带走，要么直接被送到阿富汗最大的监狱——普利查希监狱，要么面临审问和严刑逼供，要么干脆被丢进河里。那段时期，阿富汗的河流暴涨，就是因为堆满了成千上万的尸体。这些人均遭到无缘无故的谋杀或者审判。
在这样的白色恐怖时期，父亲依然坚守岗位，力图帮助巴达赫尚省渡过这一难关。尽管面临酷刑和监禁之虞，他依然保持言无不尽的本色。或许政府知道，留他一条活命比让他死更有用，所以后来就命令他回到自己的省份，让他平息伊斯兰教游击队员之乱。政府跟他讲得很清楚，完不成任务就是死罪。
爱好和平的父亲相信自己能够和游击队员理论，毕竟他们也是阿富汗同胞。他深知时局充满变数，也看到了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这些游击队员来自他所在的巴达赫尚省，所以他深信自己能够消除他们的恐惧、倾听他们的抱怨、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以换取他们与政府的合作。
但是，父亲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以为自己很了解的阿富汗、爱国主义价值观、伊斯兰教传统以及他深信不疑的公平公正，已经湮灭殆尽。
他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巴达赫尚省执行这项任务的。对于阿明政府他根本不喜欢，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才是阿富汗人民的最佳选择。他召集了省里的长老，举行一个吉尔加会议（即部落首领和长老会议），向他们讲述自己在喀布尔的所见所闻：政府滥杀无辜，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政府阻止青年人接受教育，以防他们成为异己，这一制度令知识分子担惊受怕；政治上的异己遭到镇压。沙哈国王在位期间，阿富汗曾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滑雪胜地如雨后春笋而起，旅游行业蓬勃发展，现代电车公交系统再加上商业主导的民主制度，曾经是那么令人陶醉。可如今，看到阿富汗的社会现实，真叫人心碎。
一些跑到山上追随游击队员的阿富汗人真心觉得他们是为阿富汗的未来而战。尽管父亲是国家工作人员，但他理解并尊重游击队员的努力。他向长老们征求意见，吉尔加会议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一些人想加入反叛组织，另一些则希望支持政府的统治。最终，当地的迫切形势占据了上风。一名男子站了起来，清晰而又大声地说：“先生，我们已经穷得不行了，再也打不起战。我们应该去跟游击队员谈判，让他们下山来。”大家最终还是同意去跟反叛分子谈判。父亲决心为他所代表的人们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且从不推脱，因此他深受支持者的喜爱。等到了谈判那天，他叫上全省各地的长老代表一个不受尊敬的政府去跟游击队员谈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拒绝。他们都高高兴兴地一起去了。
就这样，一群长老在我父亲的带领下，骑上马，往叛乱分子的营地走去。美丽的帕米尔山脉又高又险，肥沃、青葱的山谷转眼间就变成色彩斑斓的岩石——蓝色的、绿色的、橙赭色，一切随光而变，接着便是高耸入云的雪峰和高原。即使在今天，巴达赫尚省也没通几条公路，在那时只有驴、马道，有些又窄又陡，人只好下来，紧紧抓住坐骑的尾巴，跟着走，还要闭上眼睛，在心里面祈祷前面的坐骑步履千万要稳健，不要有什么闪失。一旦掉下去，必死无疑——你会落入山腰，掉进冰冷的河流，被湍急的河水冲走。
经过一天半的艰苦跋涉，队伍终于抵达帕米尔的最高点，来到了一处天然平地，几乎与天比肩。冬天的时候，省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来玩“布兹卡西”运动，也就是西方的马球的起源。这种运动很能考验骑马人和坐骑的技术。骑马的选手跑过去捡起一具奶牛尸体，然后将其放到场地上一块标了记号的目标区。只不过，在古代，尸体用的是囚犯的尸体。这项运动速度很快，惊险刺激，有时成百上千人骑马参赛，甚至会持续好几天。这项运动狂野、危险、机智，正如参与这些运动的选手，它把阿富汗勇士的本质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父亲骑马上山的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去想布兹卡西运动有多好玩。他头戴羔羊皮帽，骑着白马走在队伍的前面，依然像往常一样沉着冷静。突然，路中间闪出三个人，用步枪瞄准队伍。
其中一个大声喊道：“果然是你，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为了杀你，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好久了。”父亲冷静的大声回答说：“请听我说，阿富汗的政府很强大，不是你们可以战胜的。我来这里是希望劝服你们为政府效力，站到我们这边跟我们合作。我会倾听你们的诉求，将你们的意见传达给国会。”那人只是笑了笑，然后二话不说就开了一枪。接着，从山后又有几枪射过来。人群顿时大乱，手无寸铁的村民四散逃命。
父亲的马中了枪，痛得后腿一蹬，这一来父亲的脚就离开了马镫，掉落马背，被马拉着跑。受伤的马朝一条小河奔去，那小河就在布兹卡西运动场的边上。一些年轻人企图跟着父亲，但他大声劝他们逃命。“我是个长者，”他一边被马拖着跑，一边大喊，“他们会跟我好好说话的，但他们不会对你们手下留情。你们尽管快逃。”游击队员在后面追，后来追上了我父亲。他们俘虏了他，让他做了两天的人质。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他谈话的机会，听他理论，考虑他提出的条件，我也不清楚他们有没有打他，羞辱他。我只知道，两天后他们用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脑袋，残忍地处决了他。
父亲牺牲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村，虽然位置偏僻，但消息还是传得很迅速。因为这里有一套发达的紧急消息传递系统，一路上，消息在小村与小村之间进行接力传递。一些随我父亲去的人已经回到家，将马匹遭到射击的情况报告给了村民听。按照伊斯兰教的礼仪，人死后，24小时之内必须朝着麦加方向安葬。我们家不忍心让父亲的尸体被孤零零地留在山腰，得不到安葬，他的尸体一定要运回来。而游击队员放出话来，警告我们说，谁胆敢把尸体取走，他们就杀死谁。没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取一具尸体。
英勇取尸的重任最终落到了一个女人身上。我的大姑妈佳达带了几件裙子，穿上长袍，对在场的男人们说，她将前往山中取回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尸体。看她疾步走出房间，径直朝山上走去，她的丈夫和我父亲的一个堂兄也只好跟了出去。
他们走了13个小时之后发现了父亲的尸体。原来，游击队员把它扔在村子与营地的半路上。
那时我才三岁半，清楚地记得他被害那天大家的悲痛。村中男男女女无不哭泣，村子里弥漫着恐惧和骚乱。那一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还竖起耳朵听。直到凌晨两点，我终于听到大姑妈走进村子高声说话的声音。她扛着父亲的棺材，然后啪的一声放到地上。
“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回来了，大家都起来欢迎，我们把他带回来了，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回来了。”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心想：他还活着，我父亲还活着。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父亲回来了，他知道怎么恢复秩序，他还会安慰大家不要流泪。
我光着脚跑上街，一看到母亲在哭泣，立马停了下来，惊恐得紧紧抓住她的衣服。接着，我从她身边飞驰而过，便看到了父亲的遗体。他的头盖骨，就是挨了一枪的地方，被打飞了。
我号啕大哭，虽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我很清楚，今后我们的生活将大不相同。
父亲的尸体被运回呼利大宅，摆放在巴黎套间，等待安葬。母亲前去看护尸体，一直守灵到第二天下葬。所有妻子中，她是唯一一个进去跟父亲遗体做最后道别的。在这个房间里，她怀上了我和其他孩子，也就是在这里，父亲和妻子们曾经好不容易躺在一块儿说说话，营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母亲默默地肩负起父亲入殓前的准备工作，正如她在艰苦的生涯里默默忍受其他一切一样。她是那么有尊严，那么负责任。她没有尖叫，也没有号啕大哭，只是默默地按照真主的旨意替他擦洗身体，整理衣服。即使父亲已经走了，母亲也没有负他，正如他活着的时候一样。
到了上午，当地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入库夫村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人们脸上的悲痛，加上对他们未来的担忧，使得整个气氛异常凝重，仿佛天就要塌下来砸到头上。
头发灰白、满嘴胡须的老人，戴着缠头巾，穿着绿色外套，坐在花园里哭得像小孩似的。父亲后来安葬在呼利大宅后面的一座小山峰上，朝向麦加和他所钟爱的库夫山的一个峡谷。
对村民来说，失去这么一位捍卫他们的事业、支持他们的诉求的人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同时这也标志着政治动荡的开始。很快，阿富汗迎来了一场全面的战争。
对我们家人来说，父亲的去世意味着失去一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家庭领袖乃至我们生存下去的理由。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没听说过“战争”、“火箭”、“受伤”、“杀戮”、“强奸”等字眼。令人悲哀的是，今天的阿富汗孩子对这些字眼再熟悉不过了。
四岁之前，我知道的都是描述幸福、快乐的字眼。
我真的很怀念一家人躺在叔叔家平坦的屋顶一起睡觉的夜晚。他的房子挨着我们的呼利大宅，在屋顶能看到最美丽的峡谷风景，所以大家都喜欢到那里去。我母亲、婶婶们、还有我的“小妈”（父亲的第四个妻子，也就是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坐在一起儿，讲着老掉牙的故事，直到半夜才罢休。
我们这些孩子们安静地坐在夜空下，或者沐浴在淡黄色的月色里，听这些甜美的故事出了神。夜间我们从来不关门，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那时候根本没有盗贼，也无需担心其他危险。
在那段时期里，生活在爱的包围中，我几乎没想到我的生活是在母亲对我的厌恶和悲叹中开始的，也根本没想到自己曾经被放到太阳底下暴晒并差点儿死去。
我也从来没觉得自己的出生是个错误。我只感觉到自己被人爱着。
但这样的幸福生活持续不了多久，我不得不尽快成长。父亲的遇害只是降临到我家的一系列悲剧和死亡的开端。我的童年也随着我们被迫离开库夫美丽的花园而结束。我们告别了花园里清冽的井水和枝叶茂盛的大树，成了自己国土上无家可归的难民。
唯一不变的，是我的母亲，也就是你们外婆的笑容。
挚爱你们的妈妈
新的开始
1979~1990年
尽管母亲为失去心爱的男人痛苦不已，但父亲的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母亲的成熟与老练。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母亲就展现出了天生的领导能力。她执掌家中大小事务，组织资源，决定孩子们的命运。正是有了之前辅佐父亲的经历、高效的家庭管理能力和营造大家庭和谐的能力才让她成功地带领我们走出那一段黑暗时期。不让一个孩子走散，确保他们的安全总是她的首要任务。那时也有很多人向她求婚，但是，出于当初不同我父亲离婚的同样目的，她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因为她不想冒失去孩子的风险。
在我们的文化里，继父没有义务接纳女方在前一段婚姻中所生的子女。恩内亚特母亲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父亲死后，恩内亚特的母亲依然年轻，再加上有点轻浮，她改嫁给了一个曾经给我父亲牧养过奶牛的英俊男子。那男人去伊朗找过工作，刚从那边回来，带回来一些新奇的消费品，比如磁带录音机之类的玩意儿，这在我们这种乡下地方是根本看不到的。他向她求爱，对她讲了许多自己在伊朗的经历，还送她时尚的小玩意儿，最终俘获了她的芳心。
除了恩内亚特之外，父亲的第七个妻子还给他生了另外三个孩子：一个女儿，名叫娜济；两个儿子，分别是希达亚特和萨菲乌拉。她坚持要带着孩子们改嫁，但新丈夫就是不给孩子们吃穿。我母亲很同情她，于是几个星期之后就去拜访她。我母亲发现，三个孩子都在屋外的院子里哭泣，原来他们的继父不让他们进屋，让他们挨饿，衣服脏了也不给他们洗。母亲见到这番情景马上就带他们回家。
但是，那年轻的女人不肯放弃婴儿萨菲乌拉，于是，母亲只好把他留下，而正是这么一留，令她抱憾终身。几天后，萨菲乌拉发高烧，没人给他吃，也没人安慰、照顾他，就这么孤零零而又凄惨地死去了。后来我们听说他一连哭了好几个小时，小脸蛋上都是苍蝇，而他的继父竟然不允许他母亲去抱。恩内亚特一直没有走出这一悲痛的阴影，为了纪念这个小弟弟，后来把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萨菲乌拉。
和我母亲非常谈得来的哈尔太太幸运多了。她改嫁给了当地的一名领袖，人很善良，没有孩子。他竟然视哈尔的两个孩子如己出，甚至在死后还把财产留给他们，这在阿富汗的文化里真是闻所未闻。
跟我母亲合不来的尼亚兹太太嫁给了一位老师，依旧住在库夫。尽管尼亚兹太太和我母亲有矛盾，但多年后，当我参选议员时，那位老师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为我安排交通，还在竞选途中一路护送我。这么庞大的家庭结构对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但在我看来这是件好事：这种关系纽带超越了世代，消除了小分歧，跨越了地理隔阂。家毕竟是家。
祖尔迈沙哈，哈利法的孩子，也是我父亲最大的儿子，继承了呼利大宅。后来他遇害，二儿子纳迪尔——五太太（被我父亲休了的老婆之一）的儿子，继承了这所房子。他住在那里一直到现在。
父亲遇害几个星期后，我们甚至都没来得及哀悼，大山之外的世界渐渐向我们逼近，政权迅速瓦解，局势恶化的不良后果很快就要降临到我们头上来。
父亲遇害之后没几天，凶手头目回来找我们。我们跑到饲养奶牛的地里，躲在一块巨石后面，看着他们洗劫房屋，掳走一切能掳的东西：收音机、家具、锅碗瓢盆。
又过了几个星期，一天半夜里，我们正在叔叔的屋顶上睡觉，这帮人又来了。他们用步枪的枪托把我们吵醒，大喊大叫，要求我们把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儿子交出来。我哥哥穆基姆当时才7岁，我们知道，如果这帮人发现了，就会杀死他。我母亲不知怎的，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他交给一个住在隔壁的堂姐，堂姐把他藏在裙子底下。与阿富汗其他地方的妇女不同，巴达赫尚省的农村妇女常常里面穿一条宽松的马裤，外罩一条长长的夏尔瓦克米兹裙子。多亏了那条裙子，我哥哥才逃过一劫。
我姐姐马里亚姆和我的一个嫂子，两人都才16岁，游击队员抓住她们一顿暴打，我叔叔试图上前阻止，被他们打退了回去。叛军（游击队员）带着两个女孩离开屋顶，朝呼利大宅走去。叔叔和几个堂哥堂弟大声对他们说，这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暴行。根据教义，除了妻子和有亲缘关系的女人外，伊斯兰男人不准去碰任何别的女人。
我们只好在屋顶上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打了这两个女孩一整夜，手枪落到她们身上，步枪枪托砸在她们身上，一遍又一遍地要求她们讲出武器的藏匿位置。两个女孩没有一个屈服，没有一个说知道。我母亲面如白纸，神情凝重，但什么也没说。他们还把刺刀放到我姐姐的胸口，慢慢地压进去，直到胸口开始流血。我们家有一条看门狗，名叫钱伯，被链条锁在呼利大宅的大门边。为了保护家人，它猛拉链条，挣脱束缚，朝那些恶徒奔去，大声狂叫。几个恶徒转身开枪射击，钱伯当场死亡。
那些游击队员一直打到黎明，直到山上响起了祷告召集声，他们这才离去，大概是回去做晨祷了。
两天之后，他们又来了，威胁说要把我们统统杀掉。这次他们胁迫纳迪尔说出藏枪的位置，母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上一回女儿和儿媳妇虽然遭到毒打，但依旧没有说出藏枪的处所，当时她也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心里明白，如果枪没了，我们就失去了保护自己的武器。他们已经抢走了我们的一切，下次来就会要我们的命。
村里的男人看到游击队员的暴行后吓坏了，就派人给他们捎信说，如果还敢再来，村民就拿起铁锹、鹤嘴锄、木棒等只要能用来当武器的物件，来保护女人。游击队员答应不再到村中恐吓，但他们想让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家人死，他们的头头下令要除掉我们。在我短暂的生命里，我将第二次直面死亡，但最终我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早早地来了。那时，哈利法和她的孩子们已经搬到了一个名为豪汗的村庄，父亲在那里有一间房子，比库夫区的还大，需要有人照看，所以我母亲是唯一一个留在呼利大宅的妻子。我的哥哥恩内亚特和穆基姆幸好在外面玩耍，所以能够躲到邻居家的屋子里避难。母亲一把抓起我，跑去躲进奶牛棚。邻居拼命地往我们头顶上堆牛粪作遮掩。牛粪气味难闻得令我窒息，那感觉简直就像是被活埋。我紧紧抓住母亲的手，吓得连咳嗽都不敢，就怕被他们听到。我们就那样一动不动地保持了好几个小时，气都不敢出，胆战心惊，唯一的安慰就是能感受到母亲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们听到他们的搜索声，有一次就在我们藏身点上方。只要他们轻轻拨弄牛粪，粪堆就会掉落，我们就会暴露无遗。天知道他们为什么没去拨弄牛粪呢？等他们最终走了，我们马上从那里走出来，却发现外面已经是一片狼藉。母亲抓紧时间收拾衣服，她一把抱起我、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拼了命地跑。我们穿过花园，进入干草地，跑到河岸边。我们什么都没带上，甚至连头都不敢回。
母亲每跑一步，似乎就离昔日的生活远了一步。所有的毒打、所有的疼痛、几年来为这个家和生活而做的辛苦工作，这样的生活正随着我们向河岸逃生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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