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料，那帮人果然杀了个回马枪，还看到我们在逃跑。他们开始追逐我们，比我们强壮，跑得也快。我跑累了，开始磕磕绊绊，拖了后腿。姐姐开始大声对母亲说： “如果你不把她丢进河里，那帮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所有人都得完蛋。干脆把她丢进河里吧。”母亲几乎要照做了。她抱起我，举在半空中，做出扔的动作，可就在刹那间，她盯着我的双眼看，想起了我刚出生不久时的承诺——永远不会让我再受一点点伤害。她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抑制住了那股冲动的劲儿，不但没有扔下我，反而把我抱到肩上，以便牢牢抱着我逃命。我们已经落后了其他几个人，我也听到了那几个游击队员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心想：他们随时都会追上我们，将我从母亲背上拉下，杀死我。时至今日，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依然能够感觉到那冰冷、恐惧的一刻。
突然，一名苏联士兵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时我们已经到达山谷的另一侧，这里是政府军掌控的领地，前来追杀的游击队员不敢再往前，转身回去了。我们累得瘫倒在地，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母亲哭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经常看到苏联人，那天见到的苏联士兵是第一个。他们是来侵略阿富汗的，尽管给某些地区带来教育和发展，但也对无辜的阿富汗人犯下了许多暴行。不过，这个苏联人对我还是友善的。他高个子，金黄色的头发，穿着制服，看上去挺帅气。他喊我过去，我迟疑不决地走上前去，他递给我一包糖，我接了，跑回来递给母亲。那是我母亲第一次从一个陌生人那里领受慈善，但那绝不是最后一次。
刚开始，我们5个人住在河边一名叫拉姆拉的老师家里。他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人之一，双眼透露着热情，笑起来眼角起皱纹，灰白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他家很贫穷，实际上供养不起额外的人口，但是，他是我父亲政治上的支持者，他觉得瓦基勒的家人能到他两居室的房子里住是他的荣幸。
他家花园的一侧直接对着河流，我还记得跟他的女儿们玩水玩得很开心。我和他家的关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多年后，拉姆拉为了帮女儿解除一段强迫的婚姻关系，特地跑来向我求助。这段婚约是在他女儿还很小的时候订立的，但是，那个男的长大了之后是出了名的暴力，所以他女儿不想嫁给那个男的。男方家庭坚持要结婚，而拉姆拉支持女儿的决定。我在双方家庭之间做调解，最终，男方同意解除婚约。这样一来，拉姆拉的女儿就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接受教育，将来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老师。为了报答我，拉姆拉在我竞选时给予全力支持。如今，每当我造访该地，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和这个热情好客、富有爱心的家庭一起在河边吃上一顿简单的米饭和鸡肉餐。
在拉姆拉家待了两个星期之后，我母亲开始有点焦躁不安，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也不知何去何从。我们听到消息，说我们家房子被焚，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嫂子遇害。不过，万幸的是，这些消息都不可靠，后来证实两人都还活着。
我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名叫贾迈沙哈，当时是个学生，另一个叫米尔沙卡伊，时任警察总长。游击队员袭击我们之前，他们两人就已经搬到省府法扎巴德去了。后来，他们听到我们有难的消息，马上租了一架直升机来接我们。
直升机一着陆，母亲抽噎着松了一口气。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心情无比兴奋。我跑到了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前面，直升机内有两张木椅，我一屁股就抢了一张，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母亲和姐姐则坐到另一张上面。因为恩内亚特和穆基姆没有坐，我还得意地朝他们笑了笑。
米尔沙卡伊在法扎巴德租了间房子给我们住。他是警察，收入微薄，能做到这分儿上已经相当不易。房子是两居室泥土棚屋，当地居民给母亲配备了一些最基本的厨房用具，她在呼利大宅用进口瓷器餐具的时光早已成为历史。母亲开玩笑说我们住的是间玩具屋，实在太小了，她费了好大力气在墙上糊了纸、挂了花毯，房间才亮堂起来，也才像个家。
那个时候我已经7岁，可看上去依然是个典型的农村女孩：蓬乱的头发，脏兮兮的脸，鼓鼓的及膝长袍，长长的围巾老是在泥巴里拖着，脚上穿着一双惠灵顿长靴。我与这个大城市格格不入。
在“玩具小屋”里，我经常看到女孩子们上学。她们是那么聪明、阳光，叫我异常羡慕。我们家还从来没有哪个女孩接受过教育，因为父亲觉得没这个必要。如今父亲不在了，于是我问母亲我是否可以上学。她盯着我，仿佛看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朝我微笑道：“可以啊，法齐娅宝贝，你可以去。”其他人没有一个不反对的，尤其是我的几个兄长，但母亲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二天，我跟着穆基姆去了他的学校，进了校长办公室，咨询他是否同意我上这个学校。办公室干净整洁，椅子都放了垫子。我觉得自己又矮小又肮脏，鼻子里的两行鼻涕进进出出，脸上东一块灰尘，西一块土的。突然我觉得尴尬，于是就用围巾拭去一大把鼻涕。
校长见了，皱紧了眉头，凝视着我。他一定在想，这么脏的乡下女孩也想到我这里来念书？“你是谁家的孩子？”他问我。当我自豪地说出自己是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女儿时，他惊讶得眉毛一扬。自从父亲去世之后，我们都落魄成什么样子了呀！和蔼的校长说我被录取了，第二天就可以到学校来上课。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跑着回家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的，围巾在泥土里拖着，还把我给绊倒了。我心里满是兴奋，将父亲的死、家庭蒙难之痛、生活窘困等一概抛到九霄云外了。我法齐娅 ? 库菲要上学了！在学校，我专心学习，充分利用在这里的分分秒秒，所以很快我的成绩就赶上了其他女同学，成绩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们的课程很基础：半天综合学习，半天到当地的清真寺听阿訇讲授《古兰经》。我母亲尽管目不识丁，但对《古兰经》的学习非常感兴趣。
夜里，我和哥哥穆基姆睡在母亲的床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差不多：母亲每天都会问我们学了什么，我们把学到的一一说给她听，还背诵《古兰经》给她听，不对的地方她都会一一纠正。这是她间接体验我们的教育的方式，而她对此也是乐此不疲。
等我去法扎巴德第一高中——帕米尔高中就读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自信的女孩。为了与其他女孩保持一致，我剪短了头发。几个兄长看不下去了，可母亲说服了他们，还因为我有这样的信心和进步大加鼓励。
有时候我们也能看上电视。通过电视，我认识了英国的玛格丽特 ? 撒切尔和印度的英迪拉 ? 甘地，两人至今仍然是我心目中的政治英雄。那时，我会张着嘴全神贯注地看着荧屏上的她们，心想：一个女人居然能站在那么多人面前演讲，她的勇气和力量是哪里来的呢？一个女流之辈是怎么领导一个国家的呢？有时，我和朋友爬上学校的屋顶去玩耍。慢慢的，我的视野开阔起来。我刚蹒跚学步的时候，站在呼利大宅的厨房里，看着天空，就觉得那便是自己的全部世界；此刻，凝视着学校周边的大街，我想到的却是笼罩法扎巴德群山的天空。这个城市及周围的区域构成整个世界，一个我的世界。
在这里我非常快乐。遗憾的是，我11岁的时候，贾迈沙哈哥哥升迁去了喀布尔。我们不得不随他迁徙。搬家那天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不仅仅是因为我可以搬到首都居住——这个只有在电视上看过的城市，而且还因为我可以转学到当地的高中大校园里学习。车在首都的大街上开着，我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胸膛。
喀布尔与我想象中的首都一模一样：令人激动，喧嚣不已。我惊叹于黄色的出租车，车身两侧画有黑色带子；看到蓝色的米莉公交车上，女司机穿着时髦的蓝色迷你裙制服，我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个时候，电车被称为米莉公交车；靓丽夺目的女司机则被称为米莉。）绚丽夺目的商店橱窗里摆出了最时尚的商品，鳞次栉比的饭店里飘出喷香的烤肉味，身处其中的我欢喜得不得了。这个城市张开双臂欢迎我，叫我入神，而我也报以全身心的热爱。如今，我对这个城市的那份爱丝毫未减。
在喀布尔的三年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三年。母亲也很喜欢这座城市，于她而言，在集市上购物的经历既刺激又难忘。或许乍一听没什么，但是，这样独立自由的时刻是她嫁给我父亲时想都未曾想的。我也享受着连做梦都未曾梦到的自由。我不但尝试时尚，还跟朋友们交流起了诗歌和文学。我们背着书包，面带自豪，一起沿着绿树成行的大道放学回家。
对我来说，这些同学特别老练，魅力四射。他们住的是带有游泳池的房子，母亲梳着时尚短发，父亲和蔼宽容，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剃须水香和苏格兰威士忌味道。有些女孩子甚至还化了妆，涂了指甲油。我的兄长绝不允许我碰化妆品。有一天，我在朋友家涂了一点儿，还借了条长袜和一条短裙。我就这样和朋友沿着悠闲地马路逛着，为自己的老练外表沾沾自喜，恰好贾迈沙哈开车经过，他看到了我，然后放慢车速，从车窗里往外望。我来不及躲避，只好转过身面对着墙壁。我当时就像只鸵鸟，心想只要我看不到他，他也就看不到我。结果可想而知，他看到我了，后来还在家等我回去。正当他做出准备打我的姿势时，我就跑开去躲了起来。我听到他哈哈大笑，还把母亲叫过去，跟她说起事情的经过。母亲听了也大笑起来，我则害羞得偷偷溜进餐厅去吃晚饭。
在喀布尔的生活无忧无虑，轻松惬意。不幸的是，外面的大世界很快就要跟我安全的小世界再次发生激烈的冲突。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还小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变。每次我们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或者刚过上一段平静的日子，战争总是会来打破这种平静。
那些日子里，我讨厌改变。我只想待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家庭，然后好好上学。我心怀伟大的梦想，但我也想过一种心满意足的生活。这也是我对你们的期望。我希望你们自由飞翔，追逐梦想，当然我也希望你们能有幸福的家，一个爱你们的丈夫，也能有朝一日享受到生儿育女的快乐。
在短暂的生命里，你们必须经历诸多改变，或许要远远超乎我的期望。在逆境面前逆来顺受比被迫做出改变要容易得多。但有时我担心自己让你们忍受了太多的委屈：我长期不在你们身边，还常常令你们担心我会遇害而使得你们孤苦伶仃。
有时候忍受不一定是正确的处事方法。所有伟大的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能力调节自己，适应形势，然后重新开始。改变并不一定都是我们的敌人，你们必须学会接受它，视其为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与“改变”结为朋友，欢迎它的到来，那么，下次它来造访我们的时候，或许就不会对我们那么残忍了。
挚爱你们的妈妈
另一颗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
1991~1992年
20世纪90年代初，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已经结束了，柏林墙也倒下了，伟大的苏联帝国也开始解体，冷战也接近尾声。
当时，游击队员已经成了久经沙场的老兵。他们跟入侵的苏联人展开了一场消耗战，终于在1989年成功地将苏联军队赶回莫斯科。红军被迫羞愧地撤退，阿富汗人民上街高声欢呼、鼓掌。叛乱分子的士气高涨到了顶点，许多人视他们为英雄。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有着“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他是公认的游击队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也是击退苏联军队的幕后战略家，他的照片至今仍然出现在阿富汗各地。
红军败走后，游击队员便急着攫取政权。他们派出军队横扫喀布尔。游击队员认为当权者是苏联的傀儡，尽管苏联军事力量已经撤走，政府依然跟莫斯科方面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时任总统的纳吉布拉确实给阿富汗带来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是，因为他允许苏联军事力量驻扎在阿富汗，所以招致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三年来，阿富汗军队均由他控制，把游击队员挡在千里之外，然而，他最终还是被打败了，政权也随之垮台。
人们期待政权更迭能够带来稳定和一个全新的纯阿富汗的政府，但叫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刚刚推翻旧政府后不久，游击队员开始起内讧。没有了共同的敌人，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渐渐浮出水面。尽管都是阿富汗人，但这些游击队将军操不同语言，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观念。他们无法就如何分享权力达成一致。这些权力之争最终演变为阿富汗内战，这场血腥恶战足足持续了十几年。
16岁那年，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纳吉布拉总统企图逃离阿富汗时被逮捕的消息。我们听了大为震惊，也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
那时我依旧住在喀布尔，也在那里上高中。事情发生时，我们正在与家乡巴达赫尚省和法扎巴德的亲戚们共度长假。
听到总统被捕消息的那天，我们还听到从法扎巴德上面的山上传来的枪声。政府军在山的一侧建立了阵地，包围了这个城市，而游击队员在另一侧也驻扎了下来。双方用步枪和机枪交火，偶尔还用上了炮弹。据我判断，游击队开火的次数比政府军频繁许多，政府军在枪和火药的数量上无法跟游击队相匹敌。
政府军似乎不怎么进攻，只在防卫阵地。大量的政府军士兵已经逃掉了，许多人都不愿意对自己的同胞开战，而且他们也知道游击队员在之前的战斗中曾经对苏联士兵做过什么：折磨加杀戮。随着时间的推移，折磨的手段也不断翻新，残忍程度也越来越强。有时他们把人活活烧死；有时他们会问俘虏的年龄，然后把所得到的数字用钉子钉入其头盖骨；有时他们甚至将俘虏的头割下，浇上滚烫的油到剩下的躯体之上，热油一碰到神经末梢，无头尸体就到处乱转，持续了几秒，就像在跳舞，这种折磨方式被称之为“死人跳舞”。
政府军很清楚，这就是他们的新敌人，而且也不指望他们比苏联军仁慈多少。于是，很多士兵脱下军装，复员过上平民生活。
经过两天的交战，游击队方面宣布接手新政府。投降和谈以及政权移交在两年前，即1989年的一次日内瓦会议上。所以，喀布尔的中央政府垮台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觉得惊讶。仿佛一夜之间，游击队员从山上的营地走下来，法扎巴德顿时全是他们的影子。我还记得，当时看到他们，心想这些人的脸煞白煞白的，真是有趣。他们住在山头的营地里，靠着稀少的口粮维持生命，好几年来都是天天作战。在我的印象里，士兵总是穿着光鲜整齐的军装，所以，当看到他们穿着工装裤和帆布胶底运动鞋，我觉得很异样。
我心想，他们中的某些人怎样才能再次适应平民生活呢？其实，有这样疑惑的不止我一个。政府办公楼里现在突然全是这些人，这可一下子把当地人吓着了。许多学校因此关门大吉，因为家长拒绝让女儿上学，怕她们遭到这些人的强奸。这些人之前还是战士，现在却趾高气扬地满大街行走。
但总体上，阿富汗的大多数人还是很高兴苏联人终于走了。他们期盼游击队员能够解决争端，组建一个像样的政府。
这段政治上的动荡时期是我一生中非常绝望的时期。当时我还是个少女，如果我想到市区走走，那么我不得不穿上蒙面长袍。这是我第一次穿蒙面长袍。这倒不是因为游击队员是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者，也不是说他们非要人穿蒙面长袍不可，穿蒙面长袍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保护。外面那么多男人，几年来都在深山老林里打仗，没碰过女人，所以对一个少女来说还是不要在公众场合展现美貌为好。
过去，穿蒙面长袍是高贵身份的象征，还兼具实际功用。这种衣袍之所以如此设计，主要是为了遮挡烈日、沙尘、强风等恶劣的环境元素。
我知道，许多西方人士至今依然把蒙面长袍看做压迫女性和宗教教原教旨主义的象征。对此我却不敢苟同。
我希望拥有穿我认为最合适的衣服的权利，但前提是遵循伊斯兰教教义。用头巾盖住头发，再穿一件宽松的束腰大衣，遮住双臂、胸口和臀部，这就足以合乎伊斯兰教提倡的在真主面前穿着庄重的要求。谁要是说女人必须完全遮住脸才是真正符合伊斯兰教规那就大错特错了，蒙面长袍绝对不是伊斯兰教的要求，人们穿它只是出于文化和社会的原因。
我也知道，在西方某些国家，蒙面长袍已经成为一大政治话题，甚至有政治家和领袖想通过立法禁止。虽然我认为所有政府都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立法和文化习惯，但我也信奉自由选择。我希望西方政府允许穆斯林妇女穿她们想穿的服饰。
有一天，母亲、姐姐和我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准备去参加一场在我姨母家举行的晚会。我还化了妆，对自己的外表非常满意，而且，我有史以来罕见地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漂亮。游击队员下山之前，我外出时通常只在头上戴一块头巾。现在，母亲坚持要我穿上一件她特意从邻居那里借来的蒙面长袍。我怒了。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穿过蒙面长袍，再说，今天穿的是最漂亮的衣服，还做了头发，化了妆，为的就是参加聚会，可她竟然要我穿一件厚重的蓝色“麻袋”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我坚决不穿，还跟母亲吵得很凶。母亲对我又是央求、哄劝，甚至还威胁我说这是为了保护我。她说：“如果看到我没遮得严严实实，那些士兵保不准就打我的主意，所以我应该穿得保守点儿，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哭了，但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生气，因为脸上的妆都被毁了。那一刻，我突然来了青年人特有的叛逆精神。我说：“如果非穿蒙面长袍不可，那么我就不去姨母家了。”我坐在地板上，双臂抱在胸前，一副不肯妥协的模样。母亲最终还是说服了我，而我确实想参加聚会，而且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不去实在可惜。于是，我极不情愿地拿起蒙面长袍套在身上，第一次这样走在法扎巴德的街上，感觉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
透过蓝色小网眼，我感觉被周围的一切所包围。山似乎就在我肩上，仿佛世界在变大的同时也变小了许多。在厚厚的蒙面长袍之下，我的呼吸声变得很响，身子也很热，看来就要得幽闭恐惧症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被活埋——那块厚厚的尼龙布几乎要把我闷死。那一刻，我觉得这样的穿着很不人道。我的信心消逝得无影无踪，人突然变小了，不重要了，孤立无援了，好像穿上蒙面长袍的那一刻，我曾经努力开启的生活大门突然又关闭了。学校、漂亮的衣服、化妆、派对——这一切对我来说不再有一丝意义。
从小到大，我看到母亲总是穿着蒙面长袍，但我总觉得那是属于她们那一代人的东西。这一文化传统正在渐渐消亡。我从来没觉得有必要遵循这个传统，家里人也从来没要求过。我只是把自己当成是阿富汗新一代女性中的一分子，穿蒙面长袍的传统既不代表我的个人意思也不代表阿富汗的意向。和母亲不同，我接受过教育，但我并不满足于此。我有的是机会和自由，其中一项自由便是选择穿或者不穿蒙面长袍的自由，我选择了后者。
这倒不是因为我过去或者说现在穿蒙面长袍有什么问题。蒙面长袍是一种传统服装，在我们的社会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妇女带来保护。全世界各地的妇女总是时不时地需要应付某些来自男人的不必要的关注，对某些女性来说，穿上蒙面长袍就是躲避男人目光的方式之一。我所反对的是人们强迫妇女穿什么样的衣服。当塔利班政府立法规定妇女必须穿蒙面长袍的时候，我就非常讨厌。在西方社会，如果一个政府用下令的方式要求所有的女性从青春期开始一定要穿迷你裙，那么她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在阿富汗，伊斯兰教和文化传统提倡的端庄仪表要求是很高，但也不至于严格到让每一位女性都要把自己藏到尼龙衣袍底下。
到了姨母家，我马上脱掉蒙面长袍，心里无比轻松。这次经历让我很震惊，也令我对自己的生活和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在派对上，我没有尽情玩耍，而是独自一人在一旁回想刚才路上的可怕经历。我仿佛还被围困在那移动的小空间里（指蒙面长袍），难受得要窒息。与此同时，我也在寻思怎么回家才好——我多么希望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回去，不要碰上任何熟人。蒙面长袍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事实，更别说是其他人了。
我怀念起了喀布尔，学校，还有那里的朋友。喀布尔机场已经被游击队员关闭，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被从首都孤立开来的感觉。我极其担心在那里发生的一切。虽然游击队员现在是合法政府，但他们内部在彼此厮杀。几名将军掌控着不同的部门，虽然全面内战还没爆发，但是，根据喀布尔传来的消息判断，局势越来越混乱。令我尤其揪心的是学校，即使它还没有在战火中被摧毁，那么也很有可能关门了，而我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去上学。
那时，我们时刻留意收听收音机，确保不错过一则新闻，但很难分辨哪些消息是真哪些是假。游击队政府很聪明，控制了广播和电视。播音员向听众保证说，一切正常，风平浪静，但我们知道无论是电视还是收音机上的内容都是政治宣传。有一天我和母亲听到收音机里说学校开放了，女孩子能上学了。但事实上，家长都不愿意将女儿送去上学，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
可我在电视上看出了变化。原先漂亮聪明的女新闻播音员突然间从荧屏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穿着邋遢的妇女，裹着围巾，结结巴巴地播着新闻。
阿富汗曾经有一批极受尊敬的女性主播晚间新闻。她们聪明干练，极富魅力，干起工作来很有职业素养，是我这样的女孩子们的榜样。我喜欢听她们播国际新闻，也喜欢她们那不断变化的发型。她们夺人眼球，接受过教育，事业成功，但她们突然间从荧屏上消失令我很是担心。
有一天，我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弄得焦躁不安、担惊受怕、心神不宁，于是双眼噙泪，来到母亲跟前。我把肚子里的苦水一股脑儿倾倒出来，她静静地听着。等我说完了，她说我可以在法扎巴德找个学校临时读一下。
我想念喀布尔，想念我朋友家豪华的房子。但是，能够重新回到学校念书更让我感到高兴，尽管这所位于法扎巴德的学校规模小、思想狭隘。但曾经在我眼里，它是那么大、那么气派。
不管怎样，我还是坚持穿蒙面长袍。我渐渐习惯了被包围的感觉，但就是受不了闷热。法扎巴德没有公交车，我只好顶着烈日上学放学。汗水直接从我身上滑落，我出汗又出得特厉害，以至皮肤因为汗水的缘故，再加上不透气，竟然冒出了黑色疙瘩。
尽管我觉得不舒服，但我还是结交了许多朋友。能够重返课堂，人生又充满了诸多机会，我真的很开心。放学后，老师们邀请我参加一些园艺课程，不仅可以学习植物学知识、繁殖知识，还可以学到土壤养护知识。在巴达赫尚省，即使是在今天，人们掌握的生物和耕作知识依然很基础。这门课我很感兴趣，可母亲却不让我再去。即使穿了蒙面长袍，她还是担心我这个青春少女有可能吸引游击队员的游离的目光。只要我在户外多待一分钟，就很有可能增加一次不必要的求婚——游击队员的求婚不是说拒绝就能拒绝的，后果相当严重。如果你拒绝，他们肯定用强迫手段来达到目的。在母亲看来，上学是不得不冒的危险，也是她唯一允许我去冒的险。放学后学习花草种植就不一样，那是一种奢侈，她漂亮的女儿完全可以不去冒这个险。
游击队员的到来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户外生活，但让我没料到的是也改变了我在家中的生活。在我回来上学上了一个月之后，同父异母哥哥纳迪尔有一天突然出现在家门口。自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参军去打苏联人算起，我已经15年没见到他了。此刻站在客厅里的这个男人已经是游击队的一名指挥官，他和手下的士兵负责通向库夫的军需路线，确保该地的战士有足够的武器和火药。这对游击队员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将军一般不轻易让人占据这个位置。
看到纳迪尔，母亲非常高兴。当然，她也坦率地表示对他工作的不满，也责怪他在家里的困难时期没有帮上一把。身为一名游击队员，我哥哥完全有权打她一顿，甚至可以因这么无礼的言语将她杀死，但他没有。母亲在家庭内部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于他还得向她道歉。他说，现在自己是个男人了，知道孰对孰错。他眼前最重要的不是打仗，而是如何尽可能为家庭办事。
他想把我带到他住的村里，那样就可以保护我不受其他游击队员的侵犯。他在游击队里的身份足以保障我的安全，但他很明白，如果我和母亲留在法扎巴德，即使凭他的影响力也不足以阻止当地的游击队员强迫娶我，如果他们真的要强迫我的话。
这也正是我母亲所担忧的。于是，大家决定让我跟随纳迪尔到他所住的亚富特尔区，去那里唯一的方式是骑马。那天晚些时候，他来到家门口，带了两匹白马，都装有马勒，上面还带着流苏，在巴达赫尚省很常见。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一直没骑过马，再说，穿着蒙面长袍上马鞍更不方便了，对我绝对是个挑战，更不必说骑马穿过拥挤的人群。每次喇叭一响或者听到某一奇怪的响声，马就会吓一跳。后来，我哥哥只好为我牵着缰绳，领着马穿过市区，而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让自己摔下来。每次马踢腿或者弓起马背，他就扯缰绳，而我总以为自己快要摔到路上了。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再也没有比那天更落后的了——我穿着蒙面长袍，骑在马背上被人牵着，仿佛倒退到我母亲甚至我姥姥的那个时代去了。那一刻，我觉得不但我个人，就连我的国家也都从来没有进步过。
我们骑马出法扎巴德，一直朝哥哥的村庄骑去。我们还需要骑整整两天，路况很差，有时几乎就是泥泞的小道。令我高兴的是，我已经学会驯服坐骑了。蒙面长袍还是妨碍我骑马，尤其是我拐弯的时候。由于穿了蒙面长袍视野受局限，我的方向感也差了许多，如果马踩进小坑，我就很难保持身体平衡。
夜幕降临了，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打算停下来休息。尽管我们才骑了一天的路，可我已经觉察出这里的人们与城市居民的差别了。这些农村妇女非常热情，迫切想跟新来的人们说说话。在谈话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她们脏兮兮的双手，黑乎乎的，上面还沾着尘土，显然是长年累月的辛苦劳动和不经常洗澡的缘故。她们的穿着也是典型的淳朴的乡下农民衣服，不过我看了并不惊讶，只是久久挥不去心中那份回到旧时代的感觉。先是蒙面长袍，接着是马，然后是脏兮兮的农村妇女，她们的生活跟她们奶奶的生活甚至奶奶的奶奶的生活并无多大差别——看到了这些，我仿佛觉得这就是祖国的不幸前景。
第二天醒来，我感到浑身僵硬酸痛，骑马引起酸痛的部位你想都想不到。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因为在落马好几次之后，我终于可以自己骑马走过崎岖的山路了。在阿富汗的这个地方，骑马要有点技术才行，有时候事关人命。
和纳迪尔一家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去拜访一位叔叔以及邻村的一些远房亲戚。我在一名妇女的边上坐了下来，她刚好认识我母亲，就问我哥哥穆基姆遇害时我在不在喀布尔。这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我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件事。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看出了我脸上的惊恐，才意识到我还不知道这个噩耗。我叔叔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他本能地引开话题，并暗示那位妇女所说的人其实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马莫沙哈，他15年前就被游击队谋害了。
当年游击队袭击豪汗镇时，马莫沙哈和当时村里的一群小伙子奋起反击，将他们击退。那一晚，他整夜待在一间小浴室里，用仅有的一把手枪朝窗外开火。为了能让他够得着高高的窗台，他可怜的妻子只好四肢着地，弓成一团，让他踩在她背上。那一场恶战中，他们夫妻俩都存活了下来，但他却成了被追杀的对象，于是他们先去塔吉克斯坦躲一阵子，但最终还是偷偷回到了阿富汗，也就是这次的回来他才被游击队抓获的。这再次显示出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团结传统：母亲整夜出去走关系，向一个又一个军官求情，求他们释放马莫沙哈。他不是她的亲骨肉，可她视如己出，正如她爱所有其他妻子的孩子们一样。但求情最终没能成功，和父亲一样，马莫沙哈在黎明时分被一颗子弹射进脑袋，就这样被残忍地处决了。
我是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的。这事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既然我当时在场，那她为什么还要问我呢？尽管我的亲戚们都往好的方面说，可我还是担心她说的确实就是穆基姆。他就住在喀布尔，所以我担心遇害的是他。我忧心不已，连一口饭都吃不下，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还感觉一阵恶心。真想长出一双翅膀，飞到喀布尔，去看看穆基姆是否有事。
在回家的路上，纳迪尔反复强调说那个妇女肯定是弄错了。我知道，他是想保护我，而我也宁愿相信他编的谎言也不愿相信这可怕的真相。
或许是由于一直牵挂着穆基姆的生死吧，我总觉得后来在乡下的日子不惬意。我开始想念家人，尤其是母亲。我很难适应乡下的生活，渴望能够回到城市喧嚣和活力的生活中来，最好是喀布尔这样的城市。在这里，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我甚至还觉得连村里最珍贵的水煮肉和圆盘烤饼都很难吃，身体也渐渐瘦了下来。最重要的是我开始怀念课堂。
村里那时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因此，吃过晚饭，收拾完毕，大家就上床睡觉——通常每晚7点就睡了。对我来说实在太早了，躺在床上的我，为了有事可做，就在脑子里复习数学题和物理、化学公式，这至少能够让我觉得跟课堂还保持一丝联系。我太想念上学了，就在回忆数字与符号的过程中，希望能够很快返回喀布尔，重新捡起阔别一年之久的学业。
没多久我就让纳迪尔准许我回到法扎巴德。我太想念母亲了，真的需要尽快回到她的身边。我开始跟亲戚们讨论这个计划，但最终大家决定，我不必回法扎巴德，而是让母亲、姐姐、姐夫，还有我一起回到喀布尔。我母亲的二儿子米尔沙卡伊在首都当了警长。他说，现在喀布尔够安全，我们回去住完全没问题。于是，纳迪尔和我骑马返回法扎巴德，然后所有人从那里坐飞机前往昆都士。
能和家人一起回喀布尔，尤其是能和母亲一起走，真叫我高兴。我没告诉她关于穆基姆的死讯，因为我自己还没勇气相信这个事实。当不安向我袭来，我干脆就不去想它。母亲看到我回来也很高兴，虽然我们都不知道回喀布尔后会面临什么情况，但能回来已经足以让我们兴奋不已。
到了昆都士后，我们还得坐300公里的公交车才能到喀布尔。那年7月的阿富汗，跟往年相比，温度高了许多。太阳炙烤着群山，到了中午，岩石被晒得滚烫滚烫的，手一碰就有灼伤之虞。风扬起尘土，在空中盘旋，活像微型龙卷风，冲入屋子，钻进汽车、机械装置，甚至掉进你的眼睛。我已经习惯了穿蒙面长袍，当然我依然讨厌它。尘土不顾女性端庄的穿着，依旧千方百计往蓝色布料里钻，粘在我汗津津的皮肤上，痒得不得了，我不停地扭动身子，这个小动作比以往频繁了许多。
在法扎巴德和哥哥家之间往返的时候，至少我还能迎着微风骑马赶路，而此刻我却和家人以及几十名其他乘客挤在一辆令人窒息的公交车里前往喀布尔，这还不算，蒙面长袍内的温度叫我无法忍受。昆都士与喀布尔之间的公路是阿富汗最危险的一段，这几年来，路况已经改善了许多，但如今在上面行走依然很伤神。公路狭窄，车子经过，留下一条条车辙。沿着凹凸不平的群山，车子盘了一个又一个弯，有时一侧通向碧蓝的天空，另一侧陡然向下，经过峡谷上方突出的岩石。许多不幸的人们就是在峡谷中丧命的。周围并没有任何防护设施，每当卡车或者更大的车子，比如我们的公交车，会车时，几乎是擦身而过，中间顶多剩下几厘米，轮子都要从悬崖峭壁的边缘经过。
我坐在上下跳跃、左右颠簸的座位上，听着车子的引擎在咆哮。司机用力换挡，偶尔按下喇叭，以发泄对路过的司机的不满。好在我要复习物理方程和公式，根本没心思去理会那么多。因为沉浸在一连串的数字中，我也没心思去理会汗流如注的后背，也无暇顾及笼罩在蒙面长袍之下的头发。
当热浪渐渐退去，群山开始呈现淡紫色，景色变得柔和起来。你时不时还能看到牧羊人蹲在河床边和阴凉处，看着羊群吃着肥美的牧草，驴子围着野生的罂粟花嗅了又嗅。每隔几英里，就能看到苏联坦克或卡车的残骸被丢弃在路边。
快到喀布尔的郊外时，我们已经疲惫不堪，身上湿漉漉的全是汗水，鼻子和皮肤被一层厚厚的灰尘弄得发痒。车子慢了下来，就像虫子在爬行，原来前面有一长队的车子排队前进。成百上千的汽车，前脸贴着后车的保险杠，把公路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好静静地等着，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车窗透不进一丝的风，车内又热得叫人无法忍受，许多孩子哭着央求他们的母亲给水喝。
一名男子手持AK-47步枪朝车子走来。他满脸浓密的胡须，头戴棕色帕库尔帽子，把头伸进车窗。他身穿的夏尔瓦克米兹，上面全是汗，看起来很脏。乘客们竖起耳朵听他和司机的谈话。男子对司机说，堵车是因为游击队指挥官阿卜杜勒 ? 萨布尔 ? 法里德 ? 柯西斯塔尼被任命为新政府的总理，为安全起见，首都的道路全部封锁，以便让他的车队通行。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即使苏联人还在的时候也没有因为给一个大人物让行而封锁全城。阿富汗现在掌控在游击队员手中，他们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平民。不错，他们确实赶走了苏联侵略者，我尊重敬佩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但我怀疑，像他们这样毫无从政经验的人怎么能够有效地治理这个国家？最终，道路还是通畅了，我们径直入了城。到处可见刚发生过战争的痕迹——毁坏的建筑、烧毁的车子。游击队员持枪站在哨卡口。我们来到了米尔沙卡伊公寓所在的马克洛里安街区。这是一个苏联人修建的公寓街区，米尔沙卡伊住在五楼。
米尔沙卡伊这时已经是内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负责协助管理警务。我们走进公寓的时候，客厅里全是客人，大多数是男士，在等候他的接见。有些人是来办警务事项的，有些是给在狱中的朋友或亲戚求情的，许多人是从巴达赫尚省来拜访他的，场面还真有点混乱。
我哥哥到三楼来接我们，我一见到他，泪水就夺眶而出。喀布尔比我离开时改变了许多，我真担心这对我的家庭和祖国意味着什么。但我最关心的还是穆基姆为什么不来迎接我们，他的不在场印证了我最大的担心，但是每一个人似乎都不准备承认他已经牺牲的事实。当我问他在哪里，他们告诉我说他去了巴基斯坦，还计划去欧洲。“什么时候？”我问。大约40天前，他们回答，但我知道他们在撒谎。接着我看到了客厅书架上有他的一张照片，相框上装饰了丝绸花。这是个不祥的征兆，第一次明显地证实了穆基姆的命运。
“你为什么用花装饰相框？”我问嫂子。她身子不自在地动了一下，回答道：“因为，你知道吗，自从他去了巴基斯坦，我思念他思念得厉害。”我知道她也在撒谎。在阿富汗，用花装饰相框是悼念死者的一种方式。我的家人一直想保护我，但我不需要这样的保护——我需要的是真相。我母亲根本还不知道实情，完全相信他去了巴基斯坦。
那天晚些时候，我在公寓里随便看看，无意中拿起客厅摆着的几本书和照片。我看到一本日记本，不是出于对穆基姆的怀疑，而是出于无聊与好奇心。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首诗，一首透露残酷事实的诗。这首诗由我哥哥最好的朋友阿明所写，是一首挽歌，里面描述了穆基姆遇害的过程。我一看前三行就失声尖叫。与其说那是愤怒的狂叫还不如说是痛心的哭喊。这是穆基姆遇害的最有力的证明。母亲和哥哥冲进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已经哭得情不自禁，几乎没办法说话，只能站在那里，手里朝母亲挥舞着日记本。她颤巍巍的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盯着诗歌，并不理解，但哥哥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无论谎言的初衷有多好，这一刻，都该结束了。当母亲听到了真相，她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刺耳的尖叫声越来越响，回荡在混凝土墙壁上，像一把钢钻，钻进我们的心。关于哥哥之死的证据无可辩驳，像一把锤子，深深地敲进我的心。对母亲来说，这样的打击实在大得难以承受。全家人挤在客厅，见证穆基姆的死讯。
那一晚，悲痛将全家人再次紧紧联结在一起——我、母亲、姐姐、哥哥、两个嫂子，还有三个姨母一同放声大哭。为什么这么一个优秀、健康的年轻人无端地被夺去生命？这公平吗？为什么？我家另一颗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家”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字，但或许是一个孩子学到的最重要的字。家是孩子出生的场所，是一个让他觉得安全、温暖、受保护的地方。无论是风霜雨雪还是火箭、子弹，家应该永远保护着一个孩子。在家里，孩子可以在母亲的臂膀里睡得安稳，父亲站在一旁幸福地看着。
很遗憾的是，许多孩子，包括你们俩，没有双亲。但至少你们还有一个母亲，她爱你们，尽力弥补你们因失去父亲所失去的一切。有些孩子甚至连母亲都没有呢！有多少的阿富汗孩子在战争中失去了所有亲人，没有人抚养呢！兄弟姐妹之情也是家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有多少兄弟姐妹连我自己都数不过来。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存在竞争和妒忌，尤其是在我父亲的那么多妻子中间，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孩子觉得自己缺乏爱。每一位母亲都平等地爱着所有孩子，被那么多母亲爱着，我真觉得幸福。我的父亲，也就是你们的爷爷去世时，我母亲挑起重担，将所有的孩子团结在一起，所以我们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我和兄弟姐妹们会打架、吵架，互相踢来踢去，用拳头打来打去，甚至互相揪头发，但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彼此相爱，也从不会对彼此漠不关心。我还跟哥哥们作斗争，为的是能够上学，能够学会独立。尽管他们并不喜欢我这样，但还是同意我这么做。当然，他们如今都为有我这个政治家妹妹而骄傲。他们也为曾经思想够开放，帮助我实现梦想而自豪。如此一来，我们保住了家族的地位，也保持了我们家的政治名声。
我多么希望能给你们生个弟弟，一个品行良好、谈吐得体的弟弟一定会非常爱你们这两个姐姐。我敢肯定你们还会和他吵架，甚至打架，但是，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爱他。如果真的有这么个弟弟，我会以我那已经牺牲的哥哥的名字给他命名——穆基姆。
挚爱你们的妈妈
正义何处寻？
1992年5月
先给舒拉和莎哈扎德讲个故事：一个星期五的夜晚，从兴都库什山脉刮来了一阵狂风，还带来了暴雨。喀布尔灰尘满地的道路很快全是泥浆，踩上去又湿又滑。露天排水沟暴涨，褐色污水四溢，形成一个散发着恶臭的水池。街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几乎看不出形状的阴影在移动。那是一个男人，在漆黑的夜里大声呼吸。雨水打湿了他的胡须，像一条小溪，顺着他的身子流下去，流进了脚踝深陷的水坑里。他手里拿着一把AK-47突击步枪，这把苏联产的枪又重又滑，他松了松手，慢慢地前进。他故意往黑魆魆的泥沼里走，每一步都迈得小心翼翼，在完全踩下去之前先用脚轻轻试探。
接着，他转身朝向6英尺高的大院围墙，轻轻地举起枪，放了上去。即使是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件武器没拿好掉到墙上发出的撞击声也能传得很远。他平衡了一下身子，停了下来，双臂举过肩部，接着双手一把抓住院墙，然后像猫一样弹了上去。他把脚指头塞进砖缝，在湿漉漉的墙面寻找支撑点。由于用力控制体重，他的手臂和背部肌肉紧绷了起来。接着，他把右手肘甩到墙头，脸贴着粗糙冰冷的水泥墙面，左腿弯成弧形一甩，勾住了墙壁的边缘。等整个身体上了墙头，他轻轻地固定好位置，扫视了一下院子，看有没有警卫。见没有卫兵，他跳了进去，脚一触地，发出了一阵溅水声。他用拇指推了一下AK-47上的保险杠，做好开火的准备。
他弯下腰，借着果树的阴影朝着正房走去。院子内一片漆黑，大雨阻碍了他的视线，他就着门上铜把手一阵乱摸。随着门闩的一声刮擦，门开了。他屏住气，轻轻地打开一条缝，然后慢慢推开，眼睛朝漆黑的房间张望。房内一片寂静，因为瓦片厚，大雨的声音在房间内听起来轻了许多，但他可以清晰地听到身上的水滴在地板上的声音。他依旧弯腰穿过客厅，手里的枪随时准备发射。凉鞋踩在地板上，发出“嗒——嗒——嗒”的声音，在大厅里，密闭的砖墙越发反衬出其响亮。他一找到卧室的门，便停下了脚步，准备好步枪，用右手拿着，像是在握一把手枪，左手去转门把手。锁开了，门露出了一条缝。
就这样，这个男子残忍地将我哥哥谋杀了。
杀手打光了枪膛里的子弹，将正在睡觉的穆基姆射死。卡拉什尼科夫枪的弹夹可以装30颗子弹，枪手打光了弹夹里的所有子弹，然后逃离现场。
我的另一个嫂子听到枪声后醒了，她和我的另一个哥哥住在另一侧的楼上。我那个哥哥想安慰妻子，对她说，枪声可能是有人朝空中开枪，用来庆祝婚礼或者庆祝赶走了苏联人的。而就在这时，一个惊慌失措的邻居突然从院子外面大声呼喊——穆基姆被人枪杀了。
穆基姆遇害时年仅23岁。他是一名法律系的学生，高大、英俊、聪明，获得过空手道黑带，在那个时代，就算在喀布尔也是很罕见的。他是我最喜欢的兄弟之一，从小到大，我们一起玩过、吵过，也打过，但彼此相爱。只要他说一句好话，我就可以笑上好几个小时；而他一句严厉的话立马会让我大哭。他、恩内亚特和我一直以来都是铁三角玩伴，还很小的时候，穆基姆就是在一名妇女的裙子底下死里逃生的。可是这一回，再也没有人能够藏他、保护他了。
这真是沉痛的一击，我甚至觉得自己身上的肉被割走了一部分。自从父亲死后，所有的兄长在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变得更加重要起来。穆基姆喜欢用他家长式的权威命令我做这做那，比如叫我洗他的袜子，要不就是洗衣服。身为小妹妹的我非常崇拜他，所以并不介意他那副家长作风，我只想得到他的赞同与关注。
大多数时候，他鼓励我好好学习。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法齐娅，我希望你能成为医生。”每每得知他对我怀有这么高的期望，我心里就会感到自己与众不同。但在生气或是沮丧的时候，他就不准我第二天去学校，还会用手指着我，严厉地宣布：“明天你待在家里。你是个女孩，对女孩来说，做好家务就够了。”可见穆基姆哥哥的观点还是很传统的。不过，我还是能体谅他，因为这是他缓解压力的独特方式，在这点上他有点像我父亲。通常，在跟我说不许去学校的第二天，他回家时总会给我带礼物—— 一个新书包或者是一个新文具盒。然后他又会叫我回学校，夸我是多么聪明，将来能干一番大事。如果我的其他兄长叫我别去学校，那绝对是他们的真心话。但是，我知道，穆基姆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不会当真。
无论是从他穿的衣服还是吃的食物来看，穆基姆都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当他告诉我他爱上了大学里的一个女同学，我就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他才刚刚上大一，学的是法律，而她也才刚刚开始学医。当他告诉我女朋友非常漂亮时，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以前还经常指着我最漂亮的布娃娃说：“我女朋友跟这布娃娃一样漂亮，唯一的区别是她还有一双蓝色的眼睛。”穆基姆追求了她4年，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他从来没能够告诉她自己的感受。他经常围着她的房子转，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为的就是能够瞥见她一眼。他写了不知多少情书，但她原封不动一一退了回来。她是个很传统的女孩，未经家里同意，是不随便打开追求者的信的，而穆基姆希望能有所突破。他期望我母亲尽快回到喀布尔，拜访这个女孩的家，提出这门亲事。如果父亲还在的话，这事就是父亲去做的，既然他不在了，就该由母亲作为家长出面。遗憾的是，还没等母亲正式去提亲，穆基姆就遇害了。
挚爱的家人的死讯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我感到无比的失落。穆基姆的死就像空出了一个洞，无论什么都无法填补。你再也无法见到那个人，这样的痛苦就好比牙疼，只是牙疼还有止痛药，而丧亲之痛根本无药可解。
由于游击队和政府还在交战，警方也没办法展开调查，即使像我哥哥米尔卡沙伊这么高级别的警长也没办法将杀害穆基姆的凶手绳之以法。凶手留下的唯一证据就是逃跑时掉在墙边的一只沙滩鞋，但穿这种鞋的男人阿富汗到处都是，再则，当时DNA检测也还没面世，法证手段也不流行。阿富汗还处于战时状态，战争时期死人很正常。穆基姆的遇害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本算不了什么，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被害，妇女遭到强奸，家庭遭到洗劫和破坏。食物和水都还奇缺，更别提正义了。
米尔卡沙伊为穆基姆的死深深自责。身为警察，他没有抓住凶手，而且他还觉得自己对穆基姆的死负有责任。他是个警长，手下有一支警卫队，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跟随。夜间，他们的职责就是保卫他和家人就寝的房子。穆基姆遇害当天是星期五，正是祷告纪念日，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里，米尔卡沙伊体恤他的警卫，早早打发他们回去以便和家人在一起。穆基姆从体育馆回来大约是晚上10点钟，他全身湿透，还说有一只眼睛发炎了，我嫂子从化妆包里给他弄了点眼线膏。在巴达赫尚省，妇女们常常用一种山间草药制成眼线膏，据说治疗眼睛发炎有奇效。她弄了一点儿放到他的眼睛上，然后他就去睡了。没想到那一刻竟成了永别。如果警卫在岗，枪手根本进不了屋子，穆基姆也就不会遇害，米尔卡沙伊因为打发警卫队回家而懊恼不已。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自问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是个伊斯兰教徒，有着自己的信条。我相信这些信条都是真理，它们构成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相信只有真主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他决定我们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但即使有这么个信念也依然不能减轻我失去亲人的痛苦。
至于穆基姆的死，我们根本无法回答为什么。为什么有人会杀害这么一个善良、聪明、温和的年轻男子呢？他是个优秀的学生，只不过是想过自己的生活。他只想有一份工作、一个妻子和一个家庭，他没有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可他的生命顷刻之间就被夺走了。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临死之人必须三呼真主安拉，可怜的穆基姆都来不及这么做。
来不及跟爱的人道别，这个我渐渐地习惯了。至于为什么，我想这个问题也没意义。那段日子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等你们长大一些就会明白忠诚的含义。忠于信念，忠于家庭，忠于朋友，忠于邻居，忠于祖国。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忠诚就会接受严酷的考验。
你们必须忠诚于既真又善的伊斯兰教信念，即使你力不从心也不要忘记帮助并关爱周围的人们。对家庭忠心至关重要，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如此。我们的家庭纽带不能因为死亡而断裂，但你们也要牢记缅怀先人不能以生者为代价。你们还要忠于朋友，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所为。如果他们也是你真正的朋友，那么他们也会忠诚于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会出手相助。
你们还要忠于阿富汗同胞。并不是所有的阿富汗人都整齐划一，一个样，我们的同胞讲的语言不同，生活的方式也有差异，但是，你们要接纳种族差异和文化差别，更不要忘记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我们的祖国——阿富汗。
你们一定要忠于国家。如果不忠于祖国，国将不国。你们一定要辛勤努力，为你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而壮大我们的国家。
忠诚是一门很难学习的课，但是比它更有价值的课真的不多。
挚爱你们的妈妈内战不休1992~1993年能够回到喀布尔我感到很高兴，并迫不及待地想恢复以前的生活。只是，现在战争全面爆发，我以前的生活秩序被完全打乱了。
我们依旧住在马克洛里安区哥哥家里。马克洛里安翻译过来大意是“居住空间”，那里的公寓是苏联人用最先进的科技建成的，比如中央热水供应系统可以同时满足十几幢楼的人使用，每幢楼有50套房子。马克洛里安区的房子虽然几经炮火，但至今屹然挺立，足见苏联人的建筑质量之高，就连热水供应系统仍然能正常工作。如今，这个小区的房子很抢手，人人都想在那里面安家。
我终于能够继续在喀布尔上我的英语课了。这些课程非常重要，我舍不得放弃。为了上这门课，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上街行走。街道现在已经成了战场，游击队的领导和他们的部下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殊死搏斗。
喀布尔被分割成好几块势力范围，中央部分、海尔汗纳、马克洛里安、王宫周边由游击队政府掌控。时任总统布尔汉努丁 ? 拉巴尼来自巴达赫尚省，曾经是一名将军，跟我家交情很深，所以我兄弟在内政部的位置比较高。有“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是国防部长。
喀布尔的西部由一个名叫马扎里的人控制着，他是哈扎拉族的首领。（哈扎拉人据说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外表明显带有蒙古人的特征：圆圆的脸，大大的杏核眼。他们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徒，属于少数派，占绝对多数的是逊尼派穆斯林。）在喀布尔远郊有一个叫帕格曼的地方，由赛义夫和他的手下掌控。还有一个地区则被乌兹别克族首领阿卜杜勒 ? 拉希德 ? 多斯顿控制，此人是出了名的恐怖。就在城墙之外朝南方向，是希兹布族首领古勒卜丁 ? 希克马蒂亚尔的地盘。还有一个希兹布伊斯兰教首领阿卜杜勒 ? 萨布尔 ? 法里德 ? 柯西斯塔尼担任总理。
在抵抗苏联人时，他们结成联盟——即北方盟军，因为大多数人来自阿富汗北部地区，并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但现在他们却为了夺权而互相厮杀。随着国内战争的升级，临时的忠诚就像天气随时发生着变化。
反对游击队政府最强烈的要数希克马蒂亚尔，他不满在政府中的地位，企图攫取更大的权力和资格。每天，他的士兵在喀布尔边上的军事高地发射几十枚火箭弹，火箭弹落到集市、学校、医院、花园里，每天都有几十人死伤。有时候形势一夜之间发生逆转，前一秒还支持政府的士兵转眼之间倒戈相向，开始厮杀。几天之中，成百上千的平民因此而丧命，而这群人很可能在全国电视台上宣布这样的互相残杀是个误会，现在他们又开始支持共同政府了。公众根本无法预料接下来的一天会发生什么，或许我们的领导人也想不到。
从家里到我学英语的地方本来不远，打个车很快就到，但要经过好几个战斗最激烈的战场。有些小区我可以绕开，但有些相当危险的地区却是不得不经过的，相当危险。我的路线绕来绕去，挺复杂，而且经常要根据某一政治集团是否占上风而改变。从街上的行人那里获取情报对我选择合适的路线至关重要，对出租车司机寻找稀少的汽油供应而言更是如此。
持枪的士兵一队又一队在街上走过，除此之外，你还得提防狙击手，他们的子弹可不长眼。一声步枪响，一颗子弹“砰”的一声，就有一个可怜的生命扑倒在地；绝望地出来找食物、找水、寻药的人也有可能就此死亡。重要的十字路口和破旧的房子里常常都被架上了机枪，位置是精心挑选的，既可以隐蔽自己，又可以获得最大的火力面积，总之是尽可能让敌人暴露在枪口之下。你最多只能瞥见他们的头部，那还是躲在废墟里，被障碍物遮掩着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无时无刻都在透过准星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车子最容易引起注意，也是最容易致命的，但总的来说，它们还是最快最安全的出行方式。好几次，我坐的出租车成了炮火的目标。
有些路段是指挥官们袭击的目标，侦查员每当见到车子经过，就发出信号，指挥官只需下令开火，汽车、卡车或者坦克就被炸上天。我记得有一次火箭弹从一条街道上朝我们射来，好在我们的头顶刚好有一棵树，树枝就像一只手，专门等着去接发射物。火箭弹撞上树枝后爆炸了，街上立马全是弹片和折断的碎木，我们加速前进，很快逃出了火力范围。要不是那棵树，火箭弹早就将薄脆的车子炸得粉碎，我和司机也肯定是同样的下场。
很少有司机愿意为了挣那么点微薄的车费而冒性命危险，那些不怕死的往往都是迫不得已，因为不出去开车就有饿死之虞。不出车，他们的家人就没得吃，那是必死无疑的，冒着枪林弹雨开出租车起码还有一丝活下来的希望。正因如此，我常常打不到出租车，只好步行去上学。我从一个隐蔽处飞快地跑到另一个隐蔽处，避开我所知道的枪手的藏身之处，祈祷自己不要踏入陌生的路径。
放学后，我还得摸黑走回家去。有时甚至要走上两个小时。夜里在街上走动极其危险，尤其是一个单独行走的女孩。除了子弹和火箭弹，我还有可能遭到强奸。夜幕降临后，开枪就变得很难预料。黑暗中，枪手因为紧张，手指头扣扳机扣得会比白天更紧。只要一弄出响亮的脚步声或者是在废墟中绊了一跤，就会招来一连串的子弹。
母亲常常穿着蒙面长袍，在公寓楼下紧张地为我放哨，等候我回去。她会小心地透过夜色四下观望，偶尔一声枪响都会把她的心吓得几乎要跳出胸膛。想到女儿要穿过战区回家，她一定非常担惊受怕。看到我安全回家，她放下心来的表情是很明显的，但她从来不会通过拥抱我的方式表达出来。相反，她会马上责备我一通，把手放到我后背推我上楼梯，一直推到安全地带。一路上，她总要埋怨：“就算这些英语课程能让你做上这个国家的总统，我也不在乎。我不希望你当总统，我只希望你能好好活着。”我的兄弟姐妹们也不喜欢我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去上课，但从来没说得这么直接。他们向母亲唠叨，让她阻止我去上课，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她愿意让我夜复一夜地冒这个险。
但是，只要我能去学校，母亲就算把自己的头置于机关枪下都在所不辞。尽管目不识丁，她人却非常聪明，看到我接受教育，她仿佛也跟着受了教育。她打心底里喜欢跟我聊课堂，而且她对我的爱从来不曾动摇过。她没有听从我兄弟姐妹们的请求和唠叨，只是一笑置之。
回首这段往事，我现在也吃惊当时母亲怎么会同意我去上课。每当我想起自己有可能消失在子弹交加的夜色里，而她却要为我担惊受怕时，我就感到相当愧疚。由于刚刚失去穆基姆，我想她的这种忧虑就更加强烈了。他的死影响了整整一家人，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我母亲。每天早上，她都会去上坟，然后献上鲜花。但是，这一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的行为很快就被更加离奇、更加令人担忧的行为取代了。
到了这时，整个城市都变成了战区。我们附近的小区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听说每晚都有好几百平民死于战火。炮火声响彻城市上空，在寂静的夜里，这种声音回荡在环绕喀布尔的群山里，像一个幽灵，在这座城市里徘徊，见证着这里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
火箭弹是再平常不过的了，火箭弹可不长眼睛，想落到哪里就落到哪里。有时摧毁的是一间民房，将住在里面的平民压在土墙之下；有时是一家商店或者一所学校，抑或一群在集市的摊子旁买菜的妇女。火箭弹飞过上空，你会听到嗖嗖声，然后嗖嗖声突然停止，几秒钟后，火箭弹就掉下来，开始爆炸。你根本不知道它会落在哪里，落到谁身上。
对阿富汗妇女来说，她们不仅要面对死亡，更糟糕的是还要面对性暴力威胁。我的朋友纳希德的悲惨故事就印证了这一点。纳希德18岁，住在我们附近的一间公寓里。一天夜里，几个枪手突然闯进她家，显然是想强奸或者绑架她。为了免受这样的凌辱，她从5层楼高的窗户跳了下去，当场毙命。
我们还听说在好几个案例中，女人的肢体被割去，甚至有乳房被切去的。在一个道德胜过一切的国家里，你很难相信人们会堕落到如此邪恶的地步。
一天晚上7点钟左右，我正在家里做饭，忽然发现母亲不在家，通常这个时候她不在厨房就在忙家里别的活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她一定是去了某个地方，我必须去找她回来。穆基姆刚死不久，我还在服丧期内，所以就戴了块黑色头巾出门。公寓楼附近的一名保安告诉我母亲出走的方向，我就知道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她又去了穆基姆的坟头。
当时没有出租车，公交车根本就不运行了，我只好步行朝市中心走去。刚开始，街道上出奇的安静。我所了解的喀布尔在战前到处是汽车和摩托车，人们来来往往，走亲访友，一片喧嚣的景象。现在，街上空无一人，建筑物被炮弹炸平，横亘在我和穆基姆的墓地之间。
我紧张地走着，心想母亲应该就在前面。我开始发现了尸体，不是刚刚被枪射死就是刚被炸弹炸得血肉模糊的，还没开始肿胀。我心里一阵害怕，但与其说是害怕死亡，还不如说我是因为想到这些尸体是一个个家庭的成员，想到明天，说不定我家里的某个人也会有这样可怕的下场。
等到了一个叫代马赞的地方，我遇到了一辆出租车。后座已经被司机撤掉了，他正往车上装尸体。他浑身是血，身上的白色衬衫被染成鲜红的一条条，口袋和纽扣周围更是鲜红。他的车子简直像一个屠宰场，装满了战斗中遇害的男男女女，有缺胳膊少腿的，有脑袋和躯干被炸得粉碎的。血流到了司机脚下，积成一个小池，透过锈迹斑斑的下水道洞口，消失在灰尘满地的路上。司机显然震惊了，汗水浸透了衣衫，但似乎还想往车上再多装一具尸体。在伊斯兰教里，人死后越早埋葬越好。司机或许想都没想自己正面临危险，他只是认真地做着这件严肃的事，仿佛他装的是一袋袋的大米。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这奇怪的一幕。那个炎热的夏夜，整条街上就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唯一的声音就是炮火声和勇敢的中年司机冒着生命危险让一群素昧平生的战争受害者得到像样的安葬时发出的喘息声。
等他发现车子里再也装不下尸体了，才发动引擎，车后冒出一股蓝烟。他朝医院方向开去，后门就那么开着。车子经过凹凸路面时，尸体随着车子的摇晃而甩来甩去。看着这已死的和快死的人们，我想到了我的家人。看着这些无名的受害者，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家人的影子，他们互相交错，任我怎么努力都挥不去这样生与死的错位。快到墓地了，我得赶紧去找母亲。
天渐渐暗下来，经过喀布尔大学的时候，一群穿制服的男人朝我喊，他们问我去哪里。
我不作声，低下头加快脚步。其中一个男人举起枪，又问了我一次：“去哪里？”我停了下来，转过身，看着枪。
“我去找哥哥。听人说在前面的拐角处看到了他的尸体，我想去核实情况。”我随便撒了个谎。他想了想，然后放下了枪。“好吧，走。”他说。我急忙走开了，心扑通扑通直跳。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想他们可能做出比杀死我更糟糕的事情。
坟地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尘土飞扬。战争过早地结束了很多人的性命，新的几座坟墓挤在一起，粗糙的墓碑立在地上，基部堆了几块小石头作支撑。在地势高一些的地方，埋的是有身份的人，墓地周围还围了铁栅栏。如今在这寂静的地方，栅栏长满了铁锈，绿色的旗帜破旧不堪，随风抖动着，那是用来纪念死者的。
母亲弯着腰跪在坟头。我看到她在慢慢地整理穆基姆坟上那束鲜艳的黄色丝绸玫瑰。她很专注，我走到她身边了也没察觉。她一边哭一边用手抚平穆基姆的照片，身子在战抖，照片上的穆基姆年轻又英俊。母亲转身看我，我站在那里，眼泪扑簌直下，既有找到母亲的喜悦，也有看到这一幕的悲伤。
我不能自已，在她身边跪了下来，两人抱着哭了好一会儿，接着说起了哥哥，说起了我们有多么想念他。我问母亲为什么她要在夜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难道她就没看到那么多死人，那么多持枪的男人，难道她就没想过我会有多担心？她抬起满怀悲伤、泪水纵横的脸，仿佛在说“你知道原因的”，然后马上又低下头看照片去了。
我们在那里坐了很久，都没意识到天已经很黑很晚了。因为战火，没有几盏街灯是亮着的。我开始变得非常害怕。我们不能像来时那样冒险回去，一是太远了，二是太危险。于是我们决定再等一个小时，等天色完全暗下来，然后悄悄从坟地走出去。我们从一条非常熟悉的捷径走向父亲当国会议员时留下的一座房子。房子位于城市边缘一个叫巴格巴拉的地方，与著名的地标洲际大饭店相望。洲际大饭店是喀布尔有钱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大多是退休的政治家。我父亲的几个亲戚住在巴格巴拉为我们看房子。今晚我们肯定回不了家，但如果能够到那所房子里至少我们能脱离危险。母亲和我悄悄地沿着小胡同走，一个声响或一个紧张的动作都有可能引来子弹，所以我们几乎是寸步前行的。爬上山，我们来到了安全地带。
房子是按传统的喀布尔风格建造的，用的是大块的灰棕色砖头。房子宽阔结实，开的是小窗，冬暖夏凉。倾斜的屋顶盖着弧形瓦片，与小山平行。屋后是一个小院，里面种了水果和花。用力敲门的时候，我心想的是屋后的树木还在不在。亲戚开了门，很显然被我们突如其来的拜访吓到了。他们还以为是游击队员来洗劫了，要不就是来屠杀。认出我们之后，他们马上把我们拽进屋，关上门。终于安全了，我松了口气，但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回到这座房子，心里有点难过。这是我哥哥穆基姆遇害时居住的地方。我母亲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她又哭了。我们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筋疲力尽，除了哭实在没其他更好的表达方式了。
亲戚们给我们端来了茶和一些食物，可我们俩什么也吃不下。在他们的再三劝说下，我们终于勉强咽下一点点。毯子拿来之后，我们就去睡了。母亲坚持要睡穆基姆的房间，那一晚我们俩都没睡。我把自己裹在毯子里，想起哥哥，想着那天见到的可怕经历。看着我的祖国发生内乱，这是多么痛心！出租车司机往车上装尸体，这是那一天看到最有人性的一幕了；一位母亲冒着被火箭弹击中的危险，去哀悼死去的儿子，这是多么感人的事迹；为什么手拿枪械的阿富汗士兵在过去能勇敢地抵抗苏联人，解放阿富汗，如今却为了满足权力的欲望而糟蹋这个国家？母亲蜷缩着，膝盖弯曲，触及胸口，整晚都在哭，为失去儿子痛心不已。那一晚似乎特别漫长，天迟迟不肯亮，在某种意义上我倒希望它真的不亮。黎明时分，房间亮了，从卡拉什尼科夫枪里射出的几环子弹（也就是杀死穆基姆的子弹）留下的弹孔依稀可辨。此情此景似乎更加坚定了母亲的决心，她的决心和实用主义回来了。那天早上，她给我泡了暖暖的绿茶，然后坚定地宣布我们要从马克洛里安公寓搬到这里来，这样就能离穆基姆的坟墓更近。母亲的逻辑一如既往的完美——如果你非穿过战区不可，那就尽量缩短路程。
但真正的原因是她想住在这里，这里让她对穆基姆有更加真切的回忆。房间里有小单人床，被子上布满弹孔；他的套装和其他衣服依然挂在衣橱里面；小书架上有他的藏书和柔道比赛奖杯，书架上方的墙上依次钉着黄色、棕色和黑色柔道绶带。这些遗物给母亲带来悲痛的同时也带给她安慰，似乎拉近了她与穆基姆的距离。
这座房子本来是欣赏城市风景的一个好位置，但是，从城中一直到山脚没有一丝好风光。相反，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底下的城市在疯狂地激战，就像在看一部恐怖片。机枪嗒嗒嗒嗒地吐着子弹，火箭弹嗖嗖地飞过，一碰到建筑物就轰然爆炸。从我们这个高度可以看到双方交火的场面，曳光弹把黑魆魆的天空照得通红。我还看到战士们排兵布阵向敌方阵地发起新的进攻的场景。
城里的一些房子外墙涂有彩色泥浆，一天，我正在观看战斗，突然一个火箭弹直接落到了一座非常漂亮的粉红色房子上。爆炸引起大地剧烈震动，房屋上的几块巨石也被炸飞了，起码飞出一百多米。刚才还是房屋挺立的地方顷刻之间变成了粉红色云团，纷纷落到周围的建筑物上去。我看到有一座蓝色房子也是如此下场，就像烟花爆炸后一样，房子顷刻间化为乌有，唯有一团蓝色烟雾纷纷落到街上，可怜的屋内居民也被炸得粉碎。
对我来说，最悲伤的时刻莫过于理工大学遭到战火的袭击。这是苏联人创立的优秀高等学校，是当时他们创办的众多类似的教育机构中的一所。所有阿富汗人都希望苏联侵略者滚回去，但同时也感谢他们改善了基础设施，建造了大量的建筑。许多高中毕业生在这所理工大学学习过，苏联人撤回去之后，该大学依旧对外开放，培养了许多计算机科学、建筑、工程等方面的人才，就连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也是这里的毕业生。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渴望有朝一日能到这所学校学习，可是，这个梦想在理工大学被炸毁的那一天破灭了。那天晚些时候，战斗渐渐平息了下来。我不知道谁会故意朝理工大学发射火箭弹，不知道他是否有意轰炸理工大学和它所代表的势力。没有人将大学作为基地，或许这不过是个意外，可是无论如何，结果是一样的。当火箭弹在图书馆边爆炸时，我震惊得倒吸了一口气。接着，就像是在看一部惊悚片，不想看恐怖场面，但没办法转移视线，我只能继续看着。只见浓烟慢慢退去，火势越来越旺，沿着刚炸开的口子不断蔓延。图书馆内是成千上万的书籍，它们曾经教育过多少阿富汗的年轻人啊！这些书此刻成了燃料，把火越烧越旺。当然，消防队是肯定没有的了，也没有谁冲进去拯救可以改善国家、教育人民的知识。除了我，似乎也没有谁关注过这场灭顶之灾，我一直看到上床睡觉的时间。我是木然上床睡的，心里始终在牵挂着：那么多的文章、那么多文献以及学识，竟然就这么付之一炬！但我也有深深的愧疚，毕竟也有人被烧死，而我却只关心书。
母亲很快在这间屋子里形成了自己的生活规律，每天早上，她醒来后吃点简单的早餐——圆盘面包和绿茶，然后冒险去给穆基姆上坟。她会抄近路下山，穿过胡同，经过岩石突兀的小径，最后悄悄穿过平地，来到坟前。过了一会儿，她就离开，眼睛总是哭得肿肿的。
这样的生活让她闷闷不乐，尽管危险重重，但似乎也让她更坚强。回家之后，她通常又忙这忙那的，尽管亲戚们住在那里守护财产，但并没有将屋子打理得像个家。母亲便着手这项事务，整理、装饰，清洗家具、晾晒衣物、拍打地毯、清洁餐具，直到黑的泛黑，铜黄色的泛着铜黄色。院子里也清扫过了，不留半点垃圾。
有时她会到穆基姆的房间坐着痛哭，但她从来不去打扫这个房间，所以还保持着我们来时的模样：破旧，弹痕累累。我们都认为，不管住多久，穆基姆的房间都应该始终保持不变，除非母亲有另外的打算。哥哥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仿佛依旧活在我们中间：阳光、英俊，正如他坟上的丝绸鲜花——我们尽量不去想他临终时的暴力场面。
我的哥哥米尔沙卡伊打算每天都来看我们，说得委婉点儿，他并不喜欢母亲住到这里来，但他理解母亲的用心，准备让我们暂时住下。有时他会带上我姐姐和嫂子，每每这些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吃一顿和平时期常吃的饭。我们聊聊天，说说笑，可是，说笑归说笑，大家对未来的担心是怎么也无法避免的。
对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内战似乎就是一个转折点。直到今天，大多数人还是选择袖手旁观、静观其变。选择永久离开就意味着留下房子任人洗劫，眼看内战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许多知识分子和专家纷纷逃往巴基斯坦，他们往车上装生活必需品——主要是衣服、证件、珠宝，趁着战斗平息的间隙，开始踏上新生活的征程，前往国外安新家，至于前途，则是个未知数。由于大多数阿富汗人生活在大家庭里，所以通常是父亲和妻子（或者妻子们）携着孩子，开车前往巴基斯坦。年迈的或者远房亲戚留下来看家，勉强维持生计。
没有人谴责这些远走他乡的人们，许多留下来的人只要有机会也迟早会走。随着战事升级，离开似乎是个正确的选择。一天早上，米尔沙卡伊的一个朋友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很明显受到过惊吓。他刚从战斗最激烈的区域开车过来，坚持要我们马上跟他走，原来是我哥哥派他来接我们回马克洛里安的公寓。母亲拒绝回去，我哥哥的朋友再三请求她听从哥哥的意思，两人为此还吵了起来。可我母亲心意已决，她不能丢下儿子的坟墓，无人看顾，无论这个信使怎么说怎么做都无法改变她的决定。母亲就是这么倔，无论这里有多危险，她都要坚持住下来。
她当时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然而，几个小时之后听到的一个消息立马让她改变了主意。母亲外出买菜时听到了一件事：前一天晚上，一群游击队员砸碎附近一所房子的房门，冲进去强奸了所有的妇女和女孩，那所房子离我们家只有几墙之隔。母亲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她最为关心的是我的贞洁和尊严。
在阿富汗文化里，强奸很受人鄙视，而在战争时期，这是再平常不过的罪行。尽管强奸犯可能会被处死，但受害的妇女则要忍受很长一段时间的惩罚。她成了贱民，即使在家里也是遭到遗弃的。这些受害者常常像妓女一样被人唾弃，就好像她们做了什么事引起男人的攻击或者激起男人的欲望，在兽性的驱使下，这样的男人才失去了控制。没有哪个阿富汗男人会娶一个遭到强奸的女人为妻，每个求婚男子都无一例外地要求新娘纯洁无瑕，他们才不管她遭到蹂躏时有多么凄惨、多么不公平。
母亲听了这件事之后态度马上从坚决住下来改为坚决离开。她没有跟我细说，只是命令我立刻收拾行李，她自己也赶忙收拾去了。这次我真的害怕了，但我知道现在还不是跟她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走，一刻也没有再耽搁。
哥哥派来的信使已经开着车子回去了，所以我们回去的唯一方式是走路，第一次穿越城市的记忆至今还像幽灵般萦绕在脑海。我们跑着经过好几条大道，边上到处都是狙击手，还要经过无数个关卡，很有可能看到前一天晚上被炮火夺去性命的人们的尸体。
在匆匆出门上街之前，母亲交代亲戚看好门，维护好房屋。一出门我们就跑，我们都知道，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我们心里都只想马上结束它。我们从一间房屋跑到另一间房屋，尽量缩短在外面的时间，留心观察门厅和黑魆魆的窗户有无任何动静，谛听枪声，以便确定前方是否有机枪手或者狙击手。
没走多久我们遇到了一个妇女，正朝我们跑来。她站在我们面前一动不动，歇斯底里地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听她的口音应该是哈扎拉人①。
我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母亲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妇女难掩激动情绪，不住地摇头，蒙面长袍上的蓝色兜帽随着抽搐不停地抖动。泪水落到网眼上，形成一颗颗的小珠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几天前，她的房子在战争中被毁，她和女儿别无选择，只有逃亡。她们在一个什叶派清真寺避难，寺里还有大约150名死了丈夫或者遇上战斗的妇女，跟她们一样也是出来逃难的。
她向我们讲述了清真寺被火箭弹击中、着火的全过程。我这才想起，自己曾经在父亲的房子里从远处目睹这幢建筑物被烧毁的过程。清真寺烧得很快，幸存者朝出口狂奔，但是，在浓烟、灰尘和尖叫声中，几十个人要么被踩踏，要么受不了浓烟和烈火而倒下。这个妇女还说，炸弹就落在她和女儿身边，混凝土和屋顶都被炸碎，母女俩被震得双脚离地，其他妇女和孩子吓得惊叫大哭，慌忙四处逃散。火焰上方发出的光芒一下子蹿得老高，一些妇女赶忙拉着自己的孩子往安全地带跑，不料踩在了别的孩子身上。找不到自己孩子的妇女发出的尖叫声震耳欲聋，更增添了几分恐怖气氛。
这个妇女的女儿在墙上发现了一个炸开的洞，于是两人就从洞里爬出来，来到了安全的场所，并躲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她们来到一个游击队的哨卡时，已经是又累又饥渴，于是向游击队员乞求安全放行。妇女说，游击队员指挥官同意给她放行，但她很小心：先是让女儿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自己一个人走到哨卡。等士兵告诉她可以走了，她才让女儿出来。于是，她女儿就出来跟她一起走了。
游击队员等的就是这一刻。他们抓住她女儿，接着，一个指挥官把她拖进一个钢铁集装箱，那是他在野外的办公室。接着就把她按倒在桌子上，当着她母亲的面施暴。在蹂躏的过程中，女孩尖叫着求母亲帮忙，可是她被其他几个士兵拦着，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受欺负。
有些游击队员强奸了女子之后不用承担任何罪责，这才是女性最担心的。在这起强暴事件中，士兵们或许找到了某些借口——那就是被害人是哈扎拉族人。曾经发生过好几个案子，受害的都是哈扎拉女子，要么被强奸，要么被割去乳房。逊尼派伊斯兰教是世界上15亿伊斯兰教徒的主要教派，说到逊尼派伊斯兰教与其他伊斯兰教派的主要区别，就不得不提一个历史性大争议，那就是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真正继承人之争。逊尼派认为，最早的4个伊斯兰教主，也就是精神领袖，才是真正的继承人，而什叶派认为先知的堂弟及女婿阿里 ? 本 ? 阿比 ? 塔利卜才是合法的继承人。这一分歧自伊斯兰教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了，随着历史的进展，这个争议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争议中最激烈、最容易引发血腥暴力的一个。内战时期，哈扎拉人经常遭到屠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他们也成了塔利班屠杀的对象。塔利班把他们视作异教徒，直到今日，许多哈扎拉人依然认为其他民族轻视他们，认为自己低人一等。
等折磨完女孩之后，指挥官掏出枪，活活将她射杀，就像处置令人厌恶的东西一样，然后放走了可怜的母亲。
等这位妇女讲完经过，母亲愤怒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抓起她的手，用另一只手握紧我的手，开始狂奔。我们三个人手牵着手，穿过弹痕累累的街道，越过死尸，绕过被烧毁的汽车，进入一间破碎的屋子。
我们一直跑啊跑，担心会遇到危险，但是我们更担心的却是我们正试图努力要摆脱的。在拐弯的时候，我们终于见到了最大的救星——出租车。
母亲坚持要求哈扎拉妇人来跟我们一起住，但是她婉言拒绝了，说要到城外找亲戚。母亲劝了她一会儿，可那妇人很坚决。后来，出租车司机让我们抓紧走，我们上了车径直往马克洛里安的公寓开去。看到我们回来，哥哥都不知道是高兴得大叫还是大笑。母亲没有跟他的信使回去，他很生气。等他得知我们在路上走，还听说了哈扎拉母女的经历之后，他朝母亲狠狠地瞪了一眼，说怎么可以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万一那样的不幸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但他也不去追究那么多，毕竟我们已经安然无恙地到家了。
母亲开始有些异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呼吸也开始变得困难。她一生饱受过敏之苦，这时越发严重，只要有一点点气味——劣质香水、炒货的气味、风中夹着灰尘,都会引发过敏，影响呼吸，她却试图证明自己很好，还不让我们担心，可我们看得出她的身体日渐衰弱。尽管如此，她依旧为我操心，我学习的时候她给我做饭菜，坚持让我去学习英语，回家的时候她还在楼下等候。
这一年夏尽冬来，我仿佛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开始对阿富汗失去了兴趣。苏联被击退，西方国家似乎很高兴，再没有比得知这个消息更令他们激动了。巴基斯坦和伊朗这两个邻国对接壤的阿富汗发生的一切饶有兴致，好多游击队首领都成了他们的代理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互相残杀。就在游击队员为争权夺利、清算旧账、与邻国做肮脏交易的同时，一股新的力量在阿富汗各地蓬勃崛起，一场运动在阿富汗南部地区的教会学校里兴起，这股新力量被取名为塔利班。这股势力后来不仅震动了阿富汗，也震惊了全世界。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生活是真主赐给我们的一个奇迹。有时，生活既是祝福也是魔咒，有时生活让我们无法应对，但我们仍然要面对，因为人类的承受能力无限。
可是，我们人类并不伟大，唯有真主才配得上“伟大”这个字眼。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就像小小的昆虫。我们遇到的问题有时候虽然看起来很大，难以克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即使我们的生命很长，但和地球漫长的岁月相比也不过只是一瞬。最重要的是我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我们死后能够给那些依旧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留下怎样的遗产。你们的姥姥留给我们一笔巨大的遗产，比她生前所能知道的、所理解的还要多得多。
挚爱你们的妈妈痛失母亲1993年11月我第一次见到未来的老公，是母亲正处于弥留之际。
此前三个月，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到了这时，她几乎不能呼吸，体弱得动都不能动。她住进了医院，但大家都知道她活不了多久。
我听说，离巴达赫尚省我老家所在村庄不远的豪汗区有一个名叫哈米德的男子想向我提亲。我从没见过这个人，也对他一无所知，只听说他是个知识分子，是一名老师。
一天，我正坐在母亲的床边，有几个巴达赫尚人来探望母亲，哈米德就是其中一个。我很尴尬，因为在伊斯兰文化里，除非婚约已经得到同意，不然女的是不允许见那个提亲的男人的。我当时才17岁，甚至都还没有结婚的念头。
来的人总共有10个，虽然我跟哈米德未曾谋面，但我一眼就能认出他来。他年轻，身材瘦削，长着一张英俊、智慧的脸。没有书生气，但表情充满好奇和同情，他是那种一见面就让人倍感亲切的人。
我心里窃喜，因为结婚对象外表迷人。我尽量不直接看他，不然很不好。但是，病房里空间局促，我想不瞥他几眼也难。
母亲正坐在轮椅上，身体虚弱得几乎不能说话，但她仍然坚持要接待来访的客人，这个角色对她而言再自然不过了。看到她病痛缠身的模样我的心都碎了，有一会儿，她让我把她膝盖上的毯子拿掉，推着轮椅带她去晒太阳。哈米德立马站了起来，俯过身，帮着把毯子拿走。他动作很温柔，给母亲重新整理了垫在头下的枕头。他那么细心，动作那么温柔，真叫我吃惊。那一刻，我心想，这个阿富汗男人能做到这么体贴，我将来嫁给他，很可能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温柔。
母亲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因为等探访的人回去了，她抓住我的手，盯着我说：“法齐娅，我的宝贝，我希望你的婚姻幸福。我喜欢这个男人，他对我们来说条件够了。等我病好了，我们就去跟他一起住。”她的眼睛在期待我的反应。我微笑了，点了点头，于是笑容也爬上了她的脸，她苍白湿润的双眼依然透露出刚强和坚毅。我转过身去，竭力不让眼泪掉下来。我是多么希望她能过来跟我和这个和蔼的男人一起住啊！多么希望能够照顾她，就像她曾经照顾过我那样。但时间每过去一秒，她就虚弱一分。
我坚持不离开母亲半步，所以就睡在医院里，第二天我就听说哈米德提出了求婚。按照传统的仪式，他家的一个男性成员要来我们家向我哥哥提亲，但我哥哥当晚恰好也跟我们住在医院。求婚一定要亲自见到本人，所以那一晚的不算。
第二天上午，医院里一名热情的医生说有话要跟我私下里说。她头发灰白，双眼碧绿，想要把前一晚跟我哥哥说的话向我重复一遍。她轻声对我说：“法齐娅，花开花谢，没有哪棵树能例外，这是自然规律，是时候把你母亲送回家了。”我懂她的意思，母亲就快不行了，真的没有希望了。我又是大叫，又是乞求，央求让母亲继续留在医院。他们可以尝试新药，一定还是有希望的，他们总会有办法的……医生抱着我，摇了摇头说，他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把母亲接回家，尽量让她过得舒适。她还是像平常一样不肯休息，一刻也坐不住，依旧在家里忙忙碌碌。有一回，我哥哥故意对她说，如果再不休息，就要捆住她手脚，不让她动。有一次，我躺在她床上，抚摸着她的头发，一如往日，跟她聊我的学校生活。她说自己是多么为我骄傲，还说像她这样的文盲居然有一个受过这么好教育的女儿，她还开玩笑似的提醒我说将来有一天或许我还能成为总统呢。
换成过去，我很喜欢她这么说，尤其是听她说对我的期望和信任，我总会高兴得飘飘然。但是，那一天，这一切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我只觉得眼前有一个巨大的黑洞，一个命运的空洞正向我们逼近，想躲也躲不了。后来我睡着了，凌晨两点钟，听到母亲在喊我。我跑过去一看，她摔倒在卫生间门口。因为不想吵醒别人，她独自一人上卫生间。我半抱半拖地把她弄到客厅的床上去。她在我怀里就像一只小鸟。那一幕深深烙在我脑海里，如今一回想起还刺痛我的神经。曾经是多么坚强与高贵的一个女人，一生中忍受过多少苦难——毒打、死亡、悲剧、丧父丧子之痛，然而，此时此刻她竟然孱弱到连去卫生间的力气都没有。接着我带母亲回卧室，把她放到地铺上。结婚后，她曾经要么跟丈夫共睡一床，要么就睡在厨房的地铺上，现在她有了自己的床。因为身子虚弱的关系，她不方便上上下下，所以将就着睡垫子。我想她心底里还是喜欢睡垫子的，毕竟睡了那么多年，习惯了。
通常睡在垫子上的时候，她喜欢有孙子孙女（也就是我哥哥的孩子）作伴。那一晚，睡在她身旁的是我6个月大的侄女卡塔杨。看到婴儿的小手指抓着母亲的头发，我笑了，我还小的时候也常常这么干。
等母亲完全睡着了，我才爬上她那张床，开始睡觉。后来，我做了个非常奇怪的梦。在梦里，我什么都看不见，只有恐惧和黑暗，我试图跑开，然后就惊醒了。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睡在垫子上的母亲，发现她一动不动。我掀起毯子，只见她呼吸微弱得几乎看不出有生命的迹象。我惊叫着，唤醒了家里的所有人。哥哥本来正准备开始晨祷，听到之后马上跑过来，手里拿着《古兰经》，他本想读几章向母亲做最后的道别，我大声呵斥他停下，因为我不敢相信母亲就要断气了。
我朝其他人大声喊，让他们快叫医生过来。我们隔壁的一间房子里住着一名医生，几分钟后，不知是谁把他叫了过来。医生看了之后说的跟大家见到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母亲已经走完了人生的路程。我听到了他说的话，但就是没听进去。“对不起，”他不停地重复说，“对不起。她差不多了。”终于，我明白了医生的意思，顿时感觉自己就像被扔出5层楼高的窗外。灯熄了，星星也不见了，我真想随着它们一同熄灭，我不知道没有了母亲自己该怎么活。
母亲走后40天，我的所有行动都是无意识的，这个打击和创伤几乎让我的身体完全罢工。整整有半年的时间我一直处于精神恍惚之中，不想跟任何人讲话，也不想去任何地方，谁都没办法跟我讲话，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想不想活。没有谁强迫我早点走出阴影，我的家人放任我，让我由着自己的节奏在悲伤中度日。失去母亲，他们当然也悲伤，但他们明白我和母亲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
母亲在世时，我一直跟她睡一张床，没有她躺在身边我就睡不着，我弯曲着的手指会放在她的头发中。如今，每到夜里我都会醒来，想象着她就在我身边。我哭了又哭，像个婴儿似的哭着要妈妈。
家人见我连续这样哭了6个月，担心我永远不会好转，于是召开家庭会议，发现唯一能助我走出阴影的就是让我重新投入到学习中来。母亲是在秋天走的，如今已经是春天了，新的学期就要开始，哥哥建议我回学校学习英语和计算机课程，曾经坚决反对我上学的哥哥也都认为只有让我重返学校才能帮我摆脱丧母之痛。
母亲生前生病时，我本来要参加高中毕业考试的。当时因为难过至极，没参加考试，现在一回去，老师就安排我考试。如果不考，就会被默认为不及格，我不得不去备考。学习果然有用，我渐渐地重新融入生活。
马上我就要过19岁生日了，我报名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复习课程。我立志学医，将来准备做一名医生。哈米德知道我参加了这门课程，就经常开车过来，停在街头，尽管他没必要这么做。他以为我没看到，其实我认识他的车，也认识车里面的他。我从来没朝他走近，也没有朝他挥手，因为那么做在阿富汗的文化里是不合适的。
这样过了几个星期，他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下课后会走过来和我打个招呼。我们打招呼很正式，从来不讨论涉及个人的事，更不会提彼此的好感。他会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则很礼貌地一一回答，仅此而已。在阿富汗文化里，没有追求、约会一类的习俗，我们连通电话都是不被允许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陆上通信线路也不通，电线在战斗中遭到损坏。因为我们俩都尊重传统文化，所以都是规规矩矩地遵守文化规则的。但是，有这么点时间跟他在一起我已经知足了。即使他只对我说了三个字，也够我回想一个星期，在脑子里反复玩味。哈米德的微笑减轻了我的丧母之痛，我想起了她临终前说的话：“这个男人对我们来说条件可以了，法齐娅宝贝。”这个时候，战争渐渐平息了下来。游击队的不同派系开始互签协议，喀布尔仍旧四分五裂，由不同的派系控制不同的地区，但他们开始谈判，并且起草了一份新的宪法。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战争快结束的标志。街上不再有士兵巡逻，不穿蒙面长袍也安全了。当然，通常我还是用一条围巾裹住头，但我也会穿牛仔裤和一些色彩鲜艳的时尚束腰刺绣长外衣。
街上的气氛明显地缓和了许多。因战争而关门的电影院重新开门迎客，上映最新的印度电影；之前被狙击手占据的公园现在成了孩子们的天堂；喀布尔市中心的街道再次繁荣起来，小贩和顾客们因为觉得安全了，也都回来了，街上又能闻到喷香的烤肉味。喀布尔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我的生活也渐渐回归正常，只是，创伤太深，悲痛依旧还在。我有个漂亮的布娃娃，布娃娃手里拿着个填充狗，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之一，放在小车里。我已经长大了，再玩布娃娃就显得太幼稚，但我需要安全感和安慰，布娃娃刚好能满足我的这两项需要。我能花好几个小时给她梳头，穿漂亮的衣服，痴迷地在她的小车旁摆上一个插得满满的花瓶。
那个时候，哈米德不是唯一一个向我求婚的人，许多游击队军官也来我家向哥哥提出要娶我。幸运的是，我的哥哥们从来不会强迫我嫁给谁。该同意哈米德的求婚了，将其他男人与哈米德比较得越多，我就越想嫁给他。我不想成为士兵的妻子，只想成为有着善良的眼神的知识分子的配偶。
哈米德是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经营着一家小金融公司，做着类似于货币兑换的业务，还在大学里兼职讲授化学。嫁给一名开办了自己的公司的大学讲师远比嫁给一名靠枪吃饭的士兵浪漫。
哈米德的家人好几次来跟我哥哥谈话，提出娶我，但每次都被我哥哥拒绝了。哥哥担心哈米德的家境不如我们家富有，由此我们俩的生活方式也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哈米德依靠薪水维持收支，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兄长们则希望我能延续家族传统，通过与某个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家庭联姻，来扩大我们家的政治圈子。哈米德的家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米尔沙卡伊坦诚地跟我讨论了这个话题。他说知道我喜欢这个男人，但是，他反对这桩婚事也是为我好。“法齐娅宝贝，如果他丢了工作你怎么办？你是在一个不用靠月薪维持生计的家庭里长大的。想象一下吧，每月都要付房租、要买柴米油盐酱醋茶，还不知道该从哪里筹到这笔钱，这样的生活压力该有多大？”我哥哥的忧虑并没有令我退缩。我一直也想工作，接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我完全可以有一个美好的职业前景。我们两人可以同时工作，共同养家；可以组成一个团队，一对真正的好搭档。我想要过上一种能够和丈夫共同商量家事的生活。因为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不能告诉哥哥我对哈米德有多喜欢，或者我们俩在大学校园外的谈话内容，这些是万万不允许的。但是，哥哥讲起哈米德的负面情况时我的沉默以及脸上明显流露出的痛苦表情似乎已经道出了一切。
我还试图从姐妹们那里得到支持，以为她们会帮我说服哥哥的，没想到她们也反对我嫁给哈米德。她们也希望我能有个好归宿——在她们眼里，财富和身份才是最重要的。她们跟我讲起参加过的婚礼，在婚礼上，来宾人数成千上万，新娘因戴了珠宝，身份倍增。她们想点燃我对这类婚礼的热情，这样我就会嫁给富有的追求者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些都不值一提。金子有什么用？我想要的是自由。如果活在她们推荐的世界里，我会感到像一只小鸟被困在镀金的笼子里。
在我家，一夫多妻制是正常的，但我不想嫁给这样的家庭。父亲有7个老婆，我的两个哥哥每人也都有两个，所以我看够了女人们因此所受的痛苦和嫉妒。许多来求婚的人都已经有老婆了，我去了只能当个小老婆。我不想去破坏别的女人的幸福，就像我曾经看到父亲后娶的妻子破坏了我母亲的幸福生活一样。在那种婚姻里，我没有独立性，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接受的。这样的日子我过上一个星期就会受不了，甚至会自杀。
母亲走后的第二个冬天到了，这时我已经取得英语学位，并开始做一名英语教师志愿者，教授各个年龄段的妇女英语。看到我的学生们脸上荡漾着光芒我就知道她们听懂了，这事儿真是神奇，我热爱这样的教书生活。
我并没有要求工资，但有一天课程主任给了我2000阿富汗尼，相当于40美元。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工资，我骄傲得几乎要哭了。这笔钱我一直舍不得用，藏在钱包里，有空就拿出来看看。我想永远保留这笔钱。
等到天开始下雪了，我的心情也终于开始好转起来。我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获得了医学院的学籍。我还顺便教教书，有了一定的独立和自由。在我的内心深处，母亲去世的伤口依然没有愈合，但痛苦已经慢慢减轻至可控水平。
战斗越来越零星了，拉巴尼政府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平静。1995年的夏天，政府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希克马蒂亚尔同意放下武器，以换取拉巴尼政府中的总理位置。签订和平协议的动因是南部的塔利班势力越来越强大。
人们对塔利班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是宗教学生，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一所伊斯兰宗教学校里学习。根据很多谣传，这些年轻人身穿白色衣袍，自称“拯救天使”。南部的村民和阿富汗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厌倦了战争，厌倦了无法无天的游击队和懦弱的中央政府。喀布尔的战斗此起彼伏，而其他省份相对平静，那些省份的人们总觉得被冷漠淡忘了。极端的贫穷在政局动荡之下加剧了，人们因此更加迫切地希望有个正义的政府帮助他们脱离贫穷。
于是，那些自称天使的人们乘着皮卡，来到了村子里，从社区层面着手，恢复秩序，重构安全。他们就像自发治安会会员，但是，对那些担心遭到洗劫而不敢开店门营业的人或者不敢送孩子上学的人来说，这些治安会成员确实有助于个别社区的治安，这就足以培养他们对这群人的信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刚刚签署的游击队和平协议竟然让拉巴尼政府有效地运转，这还是头一次。内战就这样结束了，游击队政府内的各股势力终于能够和平共享政权，在国家治理上也有了一定的成绩。只不过，像这样值得肯定的地方太少了，也来得太迟了，没法安抚一群绝望的人们。平静已经降临，但是在阿富汗，它就像蝴蝶的生命一般脆弱短暂。阿富汗人民已经开始寻找新的英雄，新的崇拜对象。于是，塔利班顺势而起。
亲爱的妈妈：
我依然在等待，希望你能回来。直到现在，一想到你已经离开我们，不在人世了，我就会哽咽。我现在成了一名政治家，但有时我只不过是个傻女孩，会犯错误的女孩。犯错的时候，我就会想，你就在那里训斥我，纠正我。如果回家比平时晚了，我依然希望你穿着蒙面长袍，站在院子里等候。
待我到达前门，我希望你还能推着我的后背进屋。我依然希望还能蜷成一团，躺在你身边睡觉，就像在你生命的最后一天还躺在你身边一样。我多么想躺在你身旁，手指埋入你的头发，听着你讲述自己的故事，讲你的起起落落、你遭受的痛苦、你的耐心、你对生活的期待。
妈妈，你的故事教会了我怎样去生活。
你的故事告诉我，作为一名女性我应该学会承受苦难，学会有耐心。我记得，还小的时候，会有不开心的时候———哥哥们反对我去上学的时候我不开心，上课注意力不能集中时我不开心，看到同学的父亲开着新车来学校接他我也不开心，我的朋友努里雅讲起她父亲的时候我也不开心。每每这个时候我就想起自己的父亲，心里无比悲伤。
当我听说你才16岁就嫁给了父亲时我怎么还能不坚强？当我听到你说父亲一个接一个地纳妾，你尽管心里很痛苦，但还是和父亲以及其他妻子共同生活，为的是你自己的孩子有个好未来的时候，我怎么还能软弱呢？
对你来说，我父亲理应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这也是为什么你总是任劳任怨地为他的客人准备最好的食物，为什么你总是将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为什么你待父亲的其他妻子好，以便她们不互相嫉妒，不给他添麻烦。
我还记得，父亲不在身边时，你曾经不遗余力地用你的智慧解决大家的问题；父亲去世之后，你意识到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必须上学，以及与你同住的重要性，因为这样你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才会及时引导他们。你很注重把我的兄长们培养成品行优良，能够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才。为了让他们读书，上大学，你自己默默地承受痛苦，忍饥挨饿。
每每想到这些，我惊讶地发现，尽管经历了这么多苦难，承担了那么大的责任，你依然笑对人生。你总是笑对人生。我也希望能够像你一样笑对人生中的各种磨难。
妈妈，我就是听着你的这些故事长大的。
有意思的是，我越长大越喜欢听这些故事。我躺在床上，一想起这些故事就会感到很平静、很安全，或许我就是想逃避身边的战争吧。
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你讲完故事后把注意力全部投向我，预言我将来会成为重要人物。
你曾经说过，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曾预言我长大后会成为像你一样的女人：美丽、聪明、英明、热情。虽然这些都是很普通的话，却成了鼓励我争取更美好生活的强大动力。
当我问你我会成为什么人时，你笑着回答说：“法齐娅，你或许会成为一名老师，或许会是一名医生。将来会有你自己的诊所，给来自各省的病人免费看病。你会成为一名善良的好医生。”我则笑着说：“不，妈妈，我要当总统。”我这么说是因为曾经听到你跟邻居说：“我的女儿在学校很用功，我敢肯定她将来能够当一名总统。”
你的这些故事总是让我受益匪浅。
无论跟谁在一起都比不上跟你在一起时那么平静与安全。妈妈，从你那里我学会了什么是自我牺牲。从你那里我明白了，单靠文化知识是不能够抚养孩子成长的，更重要的是聪明、耐心、规划和自我牺牲。你就是阿富汗女性的榜样———你饿着肚子步行好几公里为的就是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上学。
从你那里我还明白了，即使是个“可怜的女孩”，只要她有积极正确的态度，也是能够改变一切的。
妈妈，你是一名勇敢的阿富汗女性。我很庆幸，你看不到这几年来在阿富汗发生的恐怖事件———现在是塔利班的天下。
你的女儿法齐娅
一个平凡的星期四
1996年
我永远忘不了塔利班进入喀布尔的那一天。那是九月的一个星期四，我刚从学校回来，待在家里学习。我的姐姐沙阿简想去买面包，我也想买双新鞋，于是我们俩下午就到集市逛街购物。
我穿上了最喜欢的短袍，还戴了彩色鲜艳的头巾。姐姐给我讲了个笑话，逗得我咯咯发笑。一个店家朝我们笑着说道：“你们女孩子明天起就不能穿成这样到集市来了。塔利班就要来了，今天是你们在集市上开心购物的最后一天，所以抓住机会尽情玩吧。”他一边说一边笑，碧绿的眼睛周围起了皱纹。我只当他是开玩笑，尽管如此，他的话还是让我很生气。我严厉地瞪了他一眼，告诉他，还是带着这个愿望进坟墓吧，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对塔利班并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们是宗教学生，曾经发起了一场政治运动，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代表谁的利益。在抵御苏联入侵的岁月里，阿富汗游击队吸纳了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巴基斯坦人以及车臣战士。美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国资助他们，为的就是抗击苏联军队。这些国家之所以帮助我们是因为他们都有既得利益和政治目的。起初，这些外来的游击队士兵很受欢迎，但他们在加盟的同时也带来了宗教激进主义思想，也就是瓦哈比派教义，令当时的阿富汗耳目一新。瓦哈比派起源于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伊斯兰教中特别保守的一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带，伊斯兰宗教学校促进了瓦哈比教义向阿富汗年轻人的传播。这些人中有许多还是小孩，还有许多人是饱受战争创伤的脆弱难民。
在那些日子里，关于这些人的谣言满天飞。一些喀布尔人把塔利班奉为天使，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是换了一副面孔的共产主义分子。不管他们是谁，我不相信他们或者别的什么力量已经将游击队击垮。要知道，游击队曾经打败了苏联红军，就凭几个学生怎么可能将他们击垮？说塔利班第二天就要接管我站着的这家商店，简直太荒唐。
我开始认为塔利班和游击队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小时候，我非常害怕游击队员。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大学生，却开始对塔利班心存恐惧。在我看来，他们都不过是拿着枪的士兵，只知道打仗，不知道坐下来谈判的武夫。我讨厌他们。
那天晚上，我们从英国广播电台里听到惊天大消息。我们整整听了一个晚上，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据英国广播电台报导，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的军队已经从喀布尔撤出，退至潘杰希尔峡谷根据地。我仍旧不能接受这是败退，因为马苏德惯用撤退战略。我天真地以为他在第二天早餐之前一定打回来，恢复和平，支持政府。大多数喀布尔人也跟我想的差不多。
这时，我家前门突然打开，高级警官米尔沙卡伊哥哥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他慌慌张张地说，时间不多了，还让嫂子马上收拾行李。原来，他跟许多政府官员一样，准备马上逃往潘杰希尔峡谷马苏德的根据地去。
我对未来形势还有许多疑团待解，于是就跟他争辩。嫂子哭了起来，哥哥让我们安静，接着便道出了真相。
米尔沙卡伊有两个妻子，一个留在喀布尔的公寓里陪我，另一个当晚就前往巴基斯坦。他在拉合尔市已经买好了一幢房子。
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们几乎不相信是真的。哥哥刚出门，姐姐就倒了一脸盆水。这是我们的文化习俗：如果水朝着出门的人走，那么他很快就会回来。
米尔沙卡伊走了之后，我们几个女人围着收音机仔细听。最新的报道称拉巴尼总统和他的部长们也逃亡了，他们先是乘飞机前往潘杰希尔，然后回到拉巴尼的故乡巴达赫尚省。接着又有报道说，前总统纳吉布拉遇害了，他曾经被视为苏联政府的傀儡和共产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纳吉布拉本来已经得到联合国的庇护，但是，随着游击队政府的垮台，马苏德曾经前去会见他，提出要带他回到潘杰希尔峡谷。纳吉布拉不再信任游击队，也不相信塔利班，甚至担心会遭到游击队设圈套陷害。或许在他那样的位置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关键时刻不相信马苏德是他犯的致命的错误。马苏德撤退几个小时之后，纳吉布拉就遇害了。
当晚8点左右，喷气式飞机在我们头顶飞来飞去。家里人揶揄我说：“即使外面战火纷飞，法齐娅也能埋头看书。”我并不是很喜欢拉巴尼政府，但至少它是个政府，其制度体系也还算完备。可是现在，像我哥哥这样的高级官员也弃岗逃跑，看到这些领导人这么轻易放弃，我真的难掩内心的愤怒。
那一晚我们几乎没睡，守着收音机，密切关注国家的形势。第二天早上6点钟，我朝窗外看去，看见所有人都戴上了白色祈祷帽。于是，我赶紧拉上窗帘，回到书房，真想把这样的世界挡在外面。喀布尔的这种景象让我无法理解。
接着，谣言又开始满天飞。那天是星期五，正是祷告日。报导说塔利班强迫人们去清真寺，不去就要挨打。到了这一刻，我们终于明白了，他们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拯救天使。那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我们阿富汗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很显然，他们是一股奇怪的势力，不受阿富汗控制。他们做事那么极端，也不可能受阿富汗控制。
我们了解到，纳吉布拉被塔利班从避难的联合国大厦里强行逼出来。他们对联合国大院进行地毯式搜索，拖出纳吉布拉，直接处死。他们把他和他的弟弟的尸体挂到繁忙的大街上示众，整整挂了三天，直到尸体开始变黄、发肿。人们开车经过，不敢作声，更没有人胆敢把尸体取下。
接着，他们洗劫了博物馆，毁坏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历史文物——年代久远的佛教塑像、昆旦装饰品、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饮食器具、早期伊斯兰教国王时期的文物。这帮人是在以真主的名义破坏我们的历史。
当他们炸毁巴米扬立佛的时候，才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注意。这些古代石塑被公认为世界的一大奇迹，于公元6世纪在偏僻的巴米扬地区建造。当时阿富汗处于贵霜帝国统治时期，几个皇帝大力支持艺术发展，那个时期伊斯兰教还没传入阿富汗。这些大佛不仅是阿富汗文化史上重要的作品，也是我们宗教多样化的最好见证，同时也能反映哈扎拉民族在巴米扬地区的生活面貌。这么多年来，这些佛像不知吸引了多少全球各地和阿富汗的游客，也因此促成了旅游业的发展。这本来是一个贫穷的省份，多亏了旅游业，当地人民才有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全世界各国电视台播放的恐怖悲惨画面上，观众可以看到塔利班用火箭和重型火炮炸毁塑像，直到这些巨大的历史遗迹灰飞烟灭。
接着，塔利班开始摧毁人民的思想。他们烧掉学校和大学教学楼，烧毁书本，封了文献资料。我刚刚开始学习心爱的医学课程，那个周末我本该参加考试的，还精心准备过。但后来得到消息说不用去了，因为医学院已经关门大吉。女性已经不允许在大学里学习医学，更别提当医生了。
顷刻之间，喀布尔人习以为常的生活都不见了。即使是在以前的战争期间，小型娱乐活动，比如在集市上邀几个朋友喝喝茶、听听音乐或者收音机，或者更大一些的活动，比如婚礼，都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这些活动一夜之间消失了。和世界上大多数文化相同，在我们的文化里，婚礼要邀请整个家族和所有朋友参加。传统的阿富汗婚礼场面宏大，人数从五百到五千的都有。开一家婚礼大厅或酒店相当赚钱，最上档次的可以开出很高的价钱，预先支付两三万美元作为整个婚礼的费用是很平常的事。
塔利班执政的第一个周末就禁止在任何公开场合举办婚礼，成百上千的新人们只好取消了婚礼。这不仅意味着他们不能庆祝大喜的日子，而且他们的家庭还要损失一大笔定金。对一个女孩来说，那梦寐以求的婚礼就这样化为泡影。战争本来就使得经济陷入瘫痪，让百姓处于苦苦挣扎的境地，现在又这么一折腾，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塔利班还下令人们只准在家里举行婚礼，不准邀请客人，不准播放音乐，不准有娱乐活动。原本打算纪念结婚周年的夫妻看来只能纪念塔利班的严厉统治了，对夫妻们来说，他们期盼的不是结婚日，而是要留下一点儿能够让他们老了还能铭记的聚会。
当然，很多人试图挑战禁令。有些高傲的父亲不想让这股新势力搅和如此隆重的好日子，坚持让婚礼照常进行。一些酒店老板也无视新规，照常营业。塔利班士兵裹着头巾，开着卡车，扛着枪，拿着鞭子，到处转悠。一听到婚礼音乐，马上冲进会场，将其洗劫一空。所谓的拯救天使就这样成了暴力先锋。他们闯入婚礼大厅，大声咆哮，砸烂扩音器，拿出摄像机里的带子，将胶片撕得粉碎。他们还将人打晕，当着新娘的面打新郎，将年迈的老人打倒在地，看得客人们心惊胆战。我时不时听到类似的事，但仍然不相信是真的。看来我是在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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