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篇文章主要是谈他在病中看《蜀碧》这本书后的感想，从张献忠谈到明朝黄帝的凶残虐杀（“以剥皮始，以剥皮终”）。
我要说的是鲁迅当时异常的心境，因为他竟想到做人的另一种方法，他竟想到最好要能骗人。
“例如《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书了，然而序文后面却刻着一个乐斋先
生的批语道；‘古穆有魏晋间人笔意。’
“这真是天大的本领！……
“我放下书，合了眼睛，躺着想想学这本领的方法，……冥想的结果，拟定
了两手太极拳。一、是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
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二、是对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
先由努力，后成自然。第一种的名称不大好听，第二种却也是却病延年的要诀，
连古之儒者也不讳言的，这都是大道，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
欺欺人。
“撒一点小谎，可以解无聊，也可以消闷气，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 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
鲁迅的这种想法，直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更有直率的表达，他的文章题目就是《我要骗人》。
“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
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好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不可的。……
“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 这就是骗人。”
虽说他要骗人，但其实他还是睁着眼睛自愿地被人所骗，有一天，他去电影院散闷，“刚要跨进大门，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学生，在募集水灾的捐款，因为冷，连鼻子尖也冻得通红。我说没有零钱，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觉得对不起人，就带她进了电影院，买过门票之后，付给她一块钱。她这回是非常高兴了，称赞我道，‘你是好人’，……”他知道这一块钱不够水利局的老爷们买一天的烟卷，总算是“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
鲁迅这篇文章是为日本的杂志写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乎暴露自己政府的丑恶。对于日本人，他说也只是写写骗人的文章，他认为即使到了断头台上闪烁着太阳的圆圈，也不是披沥真心的时候，所以他只能临末“用血添写几句个人的预感”，这可是骗不得人的真实。
他写了这篇文章以后不久，真正的被人骗了，话说三月十日那天，他接到一个不相识者由汉口寄来的信，要求他替白莽的遗稿《孩儿塔》做一篇序，他在春夜的凄冷中，引起了很深的惆怅，白莽是被杀的五个青年作者之一，经过五年，现在他又在竭力要忘却的感情上泛起像被刮的新鲜的鱼鳞似的记忆……可是这一次，实在是他受了骗，连他的感情在内。
他在三月二日的《日记》上说：“得史岩信，此即史济行也，无耻之尤！”
四月二十一日又说：“午后得史岩信片，即史济行也，此人可谓无耻矣。”
原来鲁迅发现史岩即史济行，史济行即齐涵之。他在汉口编印一本杂志，化名齐涵之，借白莽的名字向鲁迅骗稿，鲁迅在《续记》里说：
“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
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所以史济行的把戏，就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我所
要特地声明的，只在请读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儿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这
希望，因为这是我先受了欺骗，一转而为我又欺骗了读者的。”
这段感慨的前面几句话，根本拉不到文坛小偷史济行那样的人身上，但总是实有所指，不久之后，在《答徐懋庸的信》上，我们知道鲁迅骂的实在是周扬一伙。
鲁迅于一九三零年加入左联，越到后来，鲁迅越感到他们（周扬一伙）做的许多事都是骗人骗己的勾当，早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他给胡风信说：
“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
谎，你看是怎样的苦境。”
明白了这样的背景之后，我们才知道鲁迅为什么在三年中不断提及骗人这两个字。
一九七四，五，二三。
对于鲁迅的断想
鲁迅对于人生是犹疑而又固执的，他觉得人生是痛苦的，要免除痛苦，惟有用“骄傲”与“玩世不恭”，他“就有这个毛病”，但他能够用“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以此“与痛苦捣乱”，话虽如此，鲁迅是既不骄傲，也并非玩世不恭的，我只觉得他认真得可怕，执着得极深，对于痛苦，能咬牙忍受，并不应用精神胜利法，所以他暴露阿Q，鞭斥阿Q。
* * *
他不认为有资格领导青年，他“自己也没有指南针”，他之不能领导青年，由于他认为“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 * *
因为如此，所以他“对社会的战斗并不挺身而出”，所以他“不劝别人牺牲”，否则他早已合陈独秀李大钊一道去组织共产党，从事革命了。他走他自己的路。如果走路时遇到歧路，他不会像墨翟那样恸哭而返，他“先在歧路头坐下来，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如果是“穷途”，也不会像阮籍似的恸哭而返，他要“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他至今还没有“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
* * *
他虽然并不挺身而出的去战斗，但他决不躲避战斗，他主张“壕堑战”，因为“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如果“避得非短兵相接不可，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 * *
他不容易给敌人压倒，“如果遇到老虎，我就自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他竟不走，我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咬它一口”。这是鲁迅战斗的基本精神，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为止，这精神并无移易，甚至引致了与共产党第二次阶级合作路线的直接冲突。
* * *
鲁迅虽然战斗，对将来却并无幻想，“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他的怀疑，直迫所谓“黄金世界”的中心，他说这话时是一九二五年，再过十年，人们认为“黄金世界”已经实现了的苏联，正在进行可怕的党案审判，十月革命的领导者都成了“叛徒”，放逐的放逐，处死的处死了，但那时鲁迅给“党见”所蔽，赞美史大林，夷落托洛次基。
* * *
对于当时的革命者，鲁迅却有这样的批评：“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
可是自认为认定了“现在”这个题目的鲁迅，却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不过他“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认定现在是“黑暗与虚无”，而又不相信未来是“黄金世界”的人，在国民党统治下，在共产党统治下，都将是一个“叛徒”。以为他会喊毛泽东万岁的人，这只是在鲁迅死后阉割鲁迅的人，第一个阉割鲁迅的人，就是景宋，但在鲁迅的敌人周扬眼中，鲁迅始终是个“叛徒”，鲁迅的青年朋友一个个的被斗倒斗臭，景宋为了自免，跟着也踢他们几脚，他们利用死了的鲁迅的老虎皮，却丢弃他的真精神。
* * *
他的真精神，具见于下面的几句话中：“时代环境全部迁流，并且进步，而个人始终如故，毫无长进，这才谓之‘落伍者’。倘对于时代环境，怀着不满，要它更好，待较好时，又要它更更好，即不当有‘落伍者’之称。因为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抵就是对于这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
鲁迅不是革命家，是个改革者，当然不会是“落伍者”，时代环境在变迁，变迁的环境一定引起新的不满，改革者如果没有了不满，就一定成为“落伍者”，毫无长进了。他后来批评章太炎刘半农，主要就是因为环境变迁，而他们“落伍”了。对于时代环境永远抱着不满的改革者，当然会成为“叛徒”的，在鲁迅死后，这种不满于时代环境的叛徒，前有王实味，后有胡风和萧军，对于他们的消灭工作，主要是假周扬之手以行的，毛泽东时代需要的是歌功颂德者，不是对时代环境的新的不满者，为达到这一点，就必须阉割鲁迅精神。
* * *
鲁迅拥护的苏联是十月革命的苏联，但到他拥护时，（《答国际文学社问》）苏联已经变了质，和他所喜爱的，能创作出《铁甲列车》、《毁灭》、《铁流》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和他翻译的讨论《文艺政策》的时代完全不同了。鲁迅拥护十月革命和由此产生的苏联，他不知道史大林及其官僚层已篡夺了苏联革命的果实，他用专制代替了民主，用一家独尊代替了百花齐放，用“灵魂的工程师”的称号，“史大林奖金”的物质利益，直接用命令领导文艺领域，以此扼杀了十月革命初期那种活泼的文艺发展。鲁迅对于这种改变，当时是难以察知的，也是难以深入了解的，但由于他的敏感，他说：“我觉得现在的讲建设的，还是先前的讲战斗的——如《铁甲列车》、《毁灭》、《铁流》等——于我有兴趣，并且有益……。”为什么鲁迅对苏联讲建设的文学不感兴趣呢，因为那时的文学必须“一致，苏联人民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作家的思想上和创作上的立场的一致”。（苏共中央一九三三年四月“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如果不跟史大林（他已代替了党）一致，就会被逐出作家协会的。鲁迅译《文艺政策》时，是一九三零年，鲁迅非常推崇，而且深受影响的托洛次基著的《文学与革命》，中译本出版于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李霁野韦素园合译），但托洛次基对于文艺的意见，早在一九二五年，已被史大林操纵的全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第一次大会判定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左翼’辞句与门雪维克派的温情主义的混合物，是应用于观念形态和艺术的托洛次基主义。”
至于在《文艺政策》中出现的许多当时文艺界人士，同路人也好，无产阶级作家也好，后来几乎毫无例外的，都被加上了“暗害分子”、“人民公敌”与“托洛次基分子”的罪名，被肃清了。
* * *
苏联的文学争论，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的文学争论，却在革命失败之后，从革命中挤出来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脱离了革命，却大喊无产阶级文学，难怪郭沫若后来躲在日本从事考古学，研究甲骨文，成仿吾去修善寺作温泉浴，阿英研究明清小说，蒋光慈作了“丽莎的哀愁”，被视为同情“白俄”，至于由“左翼转为右翼”，或竟躲了开去的，实繁有徒。
真正站在左翼，认定了目标（旧社会旧思想），不断施以攻击，至死靡已的，自然只有鲁迅一个。但他也不完全是跟着共产党的指挥棒走的，只有在共产党能容忍他的时候，他才和共产党一起走，到共产党转了向，要重新走阶级合作的道路，投降国民党的时候，他便和共产党分手，而且不惜公开引起了争论（现在把这种投降叫做“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 * *
可是鲁迅在死前四个月写了给托派的信，使他不能不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势利之徒，不能不最后一次给共产党作政治上的利用，他所献出的是一张垂死的老虎的皮，让共产党此后好多年用鲁迅致托派的信作为对国民党资产阶级投降政策的遮羞布。鲁迅是值得原谅的，他老了，而且在病中，到病后清楚明白了共产党的丑恶面目，尽全力予以一击之后，他一定回复到历次战斗后的那种虚无之感。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在剑拔弩张，引满待发了。托派对他精神上的冲击，他无法接受，他已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研究托派的意见和史托之间的政治是非。他在冯雪峰的影响之下，不得不来一次急速的摊牌，因为周扬一伙正在攻击他们是“汉奸”，是“托派”。
* * *
毛泽东的好友斯诺，生前曾出版了一本“大河彼岸”，描绘今日的红色中国，在论文学与音乐的一章中，有一段话谈到鲁迅：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改正了被鲁迅及其弟子们所无情暴露过的某些蠢事。
但若鲁迅今天还活着，如果这个单薄短小的身躯里仍然有那同样的勇气在，也将
不能把人生远远地投射出去，以致超出那一套流行的现实价值（意即被认为有价
值的种种现实——译者）中种种极为愚蠢与暴虐之事——在党本身尚未开始出来
改正这些愚蠢与暴虐之前，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不会被活埋；多半他也不会被
监禁，有如南斯拉夫之时时监禁杰拉斯那样，不过他一定会被迫去试作思想改造。 这样，这位艺术家会被逼沉默或被逼去重复党的老生常谈——直至党的自我批评
能终于停止这些废话并且以新的一套集体常谈获得官方的批准为止。（这段话的
中译本全部被删）
斯诺提出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时时提出的问题，每当国内在政治上并在文艺政策上发生一次重大改变运动的时候，人们不禁想或问，如果鲁迅活着，他将采取如何态度？在周扬领导文艺达十八年之久的期间内，鲁迅如果不被逼沉默，也会被逼去重复党的老生常谈吗？毛泽东亲自处理的“胡风反革命”（五把刀子问题）事件发生时，鲁迅还能奋起替他辩护吗？他能像许广平那样，用“四个伟大”来称颂毛泽东吗？或者像周建人那样，时时去重复党的老生常谈？我个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都不合鲁迅的为“人”。
一九七四，五，二五。
鲁迅对于“死”的观念
早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鲁迅给景宋的信中，就已谈到了对死的观念，他说：
“……例如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因为‘苦’可以设法减
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
这是一个学医的人的看法，把死视为生理上的必然，故不足悲哀；又是一个战斗者的看法，把生当作人间苦，必须去减轻，减轻就需要斗争；又一个这人的看法，对生尽生的责，对死尽死的责，对于两者都处之坦然。
时隔约九年，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胁痛”，八月九日，“胁痛颇烈”，虽不是大病，也迁延了几个月，“开始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经过几回检查，他相信没有死症，而且借着“养病”之名，“不看经书，不管柴米账”，只是躺着看《蜀碧》、《蜀龟鉴》，和《安龙逸史》等线装书，这又使他“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病愈后，他写了《病后杂谈》和《之余》，结末他说：
“我在写着这些的时候，病是要算已经好了的了，用不着写遗书。但我想在
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
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
门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
……”
他虽说“用不着写遗书”，实际上这就是“遗书”，可惜知道他死后，没有人遵照他的“遗书”办事，而且也没有人省下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去印他所希望的明清人著的《野史》。
到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他的旧病复发了（他于九月三日给母亲信说：“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到过的，就都是这病……”）。三日《日记》：“夜肩及胁均大痛”，延至六月五日，简直不能记日记。三十日才在五日之下补写了如下的句子：
“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
竟终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
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热时志。”
七月一日以后，他一直写《日记》，直到十月十七日为止，第三天，他死了！
在这大病期间，他仍写了许多文章，最用力的是化了四天功夫写成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至此，他与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彻底决裂了。
在大病中，鲁迅有意识地面对死的问题，这使他有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写下了《这也是生活》和《死》两篇文章。
“……但回忆十余年前，对于死却还没有感到这么深切。大约我们的生死久
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轻重，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
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
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
这里所说的“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是一句很沉痛的话，因为自一九二七年以后，常常有许多鲁迅所爱护的，或他所不识的青年们“模模胡胡”的死掉了。
鲁迅的病，经过美国医生D的诊断，因为他自己是学医的，认为极其准确，即：“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他不介意于他的宣告，但因为“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
想的结果，他归纳出七条“遗嘱”，关于自己的，除老朋友外，“不得收受任何人一文钱”，要“赶快收敛，埋掉，拉到，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关于许广平和海婴的，要她“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最后两条，是他一生经验的积聚，它有普遍的意义，不仅对于他自己的亲人为然，那是：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最后的一条，如果与他接着写的《女吊》合起来看，那么意义就更明显，《女吊》的结尾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对于“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防文学”的争论，鲁迅在死前不久，做出了这样必要的结论，但人们从来对这点避而不谈。
鲁迅不是消极的接受“死”，只要他能觉得“存在”，便将生活下去，即使是从“无欲望状态”中苏生过来，他也希望能“看来看去的看一下，这也是生活呀！”
他由此悟得生活本身之重要，生活是全面的，平凡的生活也是重要的，他说：“删除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
鲁迅认为有一些事从未为人所注意，他在病中才经验到“疲劳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适”，久病又使他记起年龄，由年龄又想起体力恢复后应该着手做的事情——“要赶快做”。这是一个毕生从事斗争的人的心情，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自然，“死”是会到来的，他在默默的躺着时，就发生了“更迫切的思想”，认为“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痛苦”。此外，他不再谈到死后的事，但我不能不记起他在二年前悼念韦素园时说的话：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
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已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
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一九七四，五，三零
鲁迅与“左联”关系的始终
冯雪峰写的《回忆鲁迅》，在大陆久已成为禁书，他竭力要把鲁迅说成是“左联”的领导者，不能不谈到鲁迅对“左联”的不满，这就触犯了手执毛泽东文艺上方宝剑的周扬之忌，他的被清算是命定的。
鲁迅其实不是“左联”的领导者，表面上看，鲁迅受人尊崇，他是批评和反对国民党的一面大旗，可是鲁迅非常清楚他和左联关系的限度，他和他们是亲而不密的，如果说他有既亲且密的年青朋友，那么“未名社”时期的台静农、李霁野、曹靖华、章川岛；“左联”后期的胡风和雪峰；站在“左联”之外的萧军肖红等都是，他能和他们谈谈心底里的话，情谊至死不渝。
鲁迅加入“左联”，当然是他一生中的绝大转变，按照他全部的战斗史看，这种转变并不突然，他从参加《新青年》开始，无时无刻不在和“漫天的黑暗”作战，直到一九三四年，他《对国际文学社问》，仍说：“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
旧社会的坏处，依鲁迅看来，“正人君子，第三种人，民族文学家，奴隶总管”都是代表人物，而这些人物中，鲁迅又认为只有二类人：“破落户子弟”和“暴发户子弟”。他无情地和他们斗争，他说：“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
鲁迅的思想进步很踏实，他固然因为“创造社”“挤”他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救正他“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他还是从经验上吸取的为多，他说：“我何尝懂得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
必须先明白鲁迅独立的思想根源，才可以谈到他和“左联”的始终。
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左联”开了成立大会，鲁迅出席演说，劈头一句话，就是“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我曾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杂忆》一文说过，鲁迅这句话引起了一阵哄笑，鲁迅的话是“认真的”，他不会如周作人晚年所批评的“故意与人家拗一调”，因为不久之后，鲁迅的警告就应验了。
他在给章廷谦的信里说得很清楚：“……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同盟’。”……然而他在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都是“茄花色的”，所以不得不又有作“梯子之险”，但他看到他们太低能，“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呢”，不免叹一声哀哉了。
这封信到一九七三年四月才发表，非常具体地说明了鲁迅当时的心情，同样意思的话，我们还可从《鲁迅书简》中拾缀出来，例如他在一九三零年四月七日致韦素园信说：“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有些则简直是军阀脑子。”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到一九三零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 ……”
过不了几个月，“左联”本身起了变化，这当然由于国民党的压迫，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致萧军信说：“其实，‘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这还不算坏。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左联”的五个作家遇难，鲁迅哀悼殊深，这些殉难的青年，是维系鲁迅向前斗争的精神支柱。他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致函胡今虚说：“好的青年，自然有的，我亲见他们遇害，亲见他们受苦，如果没有这些人，我真可以‘息息肩’了。”
可是鲁迅和“左联”逐渐发生了龃龉，原因起于鲁迅的批评，这种批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但作为史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最容不得批评，他们用所谓“自我批评”来抵挡真正的批评，鲁迅却犯了“批评”的错误。
一九三二年鲁迅写的文章最少，搜集在《南腔北调集》的不过九篇。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发生战事，鲁迅全家仓皇走避，二月十九日才回家，生活不安定，自然是原因之一，但和“左联”的关系说来，决不能说是亲密的，更不必说他起了什么领导作用了，反之，他在十二月十日写了篇《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文章，以通讯方式登在周起应（即周扬）编的《文学月刊》上。
这篇文章有挑战性，他先称赞第四期的《文学月报》上出现了几个新的作家，打破了沉闷的局面。这话的反面，也可以解释做“左联”一向持有宗派关门主义的倾向。
鲁迅的批评集中在一首“芸生”署名的诗——《汉奸的供状》上，说作者对于敌人的辱骂与恐吓，那是在把“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
他说：“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学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表面上，周扬接受了鲁迅的批评，实际上，他指使祝秀侠（笔名首甲）伙同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在《现代文化》上写了文章反击，后来鲁迅在给萧军信说：
“那个杂志（按：《文学月报》）的文章，难做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
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
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模模胡胡，不得要
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
…”
鲁迅这话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说的，时隔二年有余，鲁迅的心“还没有热”，可见他和“左联”的实际关系如何了。
后来，在周扬领导之下，对鲁迅时时发出冷箭，最主要的冷箭来自周扬化名芷因，廖沫沙化名林然，田汉化名绍伯，张春桥化名狄克。鲁迅的反应是，说得好些，“就是我们的同人中有些人头脑也太简单，友敌不分……”，说得坏些，“上海有这样‘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
在一九三四——三六这三年中，鲁迅对于周扬一伙，简直到了深恶痛疾的程度。例如，一九三四年六月廿一日，他致郑振铎信：“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
十二月六日致萧军信：“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十八日致杨霁云信：“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
鲁迅创造出“横站”二个字，真是语言上的一绝，对于一个斗士说来，他主要是对付正面的敌人，但自己阵营里时时有冷箭射来，于是他只能“横站”着作战，你看这是“怎样的苦事”！
从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六年，国民党的压迫不仅凶残，而且精致，他们从史大林和希特拉那里学会了种种特务方法对付革命者，“左联”内部不断有人动摇以至叛变，最著名的见于鲁迅文章和书信的，有下列几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萧军信：“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十七日信：“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人物。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但蓬子未做这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他致郑振铎信：“穆公木天也反正了，他与另三人作一献上之报告，毁左翼唯恐不至，和先前之激昂慷慨，判若两人，但我深怕他有一天又会激烈起来，判我们之印古董以重罪也。（穆公们的献文，是登在秘密刊物里的，不知怎的为日本人所得，译载在支那研究资料上了，遂使我们局外人亦得欣赏。他说：某翼中有两个太上皇，亦即傀儡，乃我与仲方。其实这种意见，他大约蓄之已久，不过不到时候，没有说出来。然则尚未显出原形之所谓‘朋友’也者，岂不可怕？）”
对于田汉，因为他发射的暗箭最多，便不像对蓬子似的多恕辞了。
鲁迅是公开明显地表示憎恶田汉的，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答戏周刊编者信》上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一集》的附记上说：
“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于绍伯先生那篇‘调和’的答复。听说当时
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
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
的。
“不过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别人也许会觉得奇怪。然而并不，因为
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一九三五年二月，田汉在上海被捕，迅即递解南京，曾有一首狱中作的七律传来，慷慨激昂，壮志冲天，当时左翼作家忽然都做起旧诗来，和者甚多，我到现在仍记得田汉原作中的一句：“剧盗何妨并枕头”，可惜现在已无从觅得全诗了。可是过不多久，他在南京大演其戏，变化之速，使人瞠目结舌。去年（一九七三）四月在《鲁迅书信选》上第一次发表的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致曹靖华信有云：
“近十年来，为文艺的事，实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结果是受伤。认真一点，
略有信用，就大家来打击。去年田汉作文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函答道， 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按指变节事），我们的战友之
一（按指周扬）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划，此刻不能定论。我真觉得不是巧人， 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鲁迅和周扬一伙不断的明争暗斗，往往在给朋友的信中发泄他的怨言，给萧军和胡风的信中谈得最多，他甚至阻止萧军加入“左联”，他说：
“……三郎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
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
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
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 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 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
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
谎。你看是怎样的苦境。”
这信写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对于左联的工作与捐款，他都与周扬唱对台。六月二十八日的信说：
“……我实在有些不愿意出门。我本来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
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
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
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
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
八月二十四日信：“昨天遇见了徐君，说第一期还差十余元……。我说，我一个钱也没有。其实，这是容易办的，不过我想应该大家出一点，也就是大家都负点责任。从我自己这方面看起来，我先前实在也有些‘浪费’。”
九月十二日信：“今天要给文学做论坛，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得替状元捧场，一面又要顾及第三种人，不能示弱，此所谓‘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也。”
鲁迅所谓“元帅”，所谓“状元”，简直呼之欲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史大林作风，党即是王明，后来即是毛泽东，从三零年代的上海文艺界说，党即是周扬。
一九三六年，为了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和周扬发生了正面的激烈冲突，在左翼作家中，这问题实现为二个口号之争，争论期间，托派陈仲山（其昌）给了鲁迅一封信，使得斗争更形复杂，表面上，鲁迅是赞成抗日统一战线的，而且也不一定反对“国防文学”，实质上，他彻底反对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决不妥协。
周扬为了实行第三国际决定的投降政策，背着鲁迅解散了“左翼作家联盟”，别组“作家协会”（后改为“文艺家协会”），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并不否认曾经同意解散”，这是曲笔，不可信的。鲁迅对于这次解散不断攻击，例如他在四月五日致王冶秋信说：“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又于五月四日信上说：“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却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按指《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销声匿迹的：这样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鲁迅自己也对冯雪峰说：“就这样解散了，毫不看重这是一条战线。”
周扬通过何家槐，要求鲁迅参加发起“作家协会”，鲁迅坚决拒绝，他于四月二十四日回信说：“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极，所以我决定不加入。”
所谓“集团”，当然指“左翼作家联盟”，所谓《文学生活》，那是周扬一伙秘密出版的油印刊物，目的在乎“打击鲁迅，制造分裂”的，所以鲁迅看不到这些刊物。鲁迅声明不加入之后，周扬又通过徐懋庸加以诘问，鲁迅回信说：
“来信收到，关于我的信件而发生的问题，答复于下：
“一、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
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
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二、我所指的刊物，是已经油印了的。最末的一本，曾在别处见过实物，
此后确是不出了。这事还早，是否已在先生负责之后，我没有查收。
“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推究或解释，‘文
祸’已够麻烦，‘语祸’或‘谣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在会因我而引起一点
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到此，鲁迅斩钉截铁地和周扬（他代表共产党的文艺一翼）们决裂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鲁迅说过：“一向坐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他不会就此放下武器。
鲁迅不参加“作家协会”，于六月十五日联合六十三个作家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他们没有组织什么团体，我想主要是因为鲁迅在病中，鲁迅的病始终一月三日，他仍力疾工作不辍，直到六月五日，他躺下了，连日记也无法载记，七月一日起，他可以记日记了，病仍缠绵不已。这时，“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于是鲁迅不得不化四天功夫，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他认为“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因为“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
但他无力完成预定要做的工作。他曾于五月二十三日致曹靖华信说，“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