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篇》的编纂，是由于丁度等人编撰《集韵》时，收字以“务从该广”为原则，把各种不同写法的字：正体、古体、异体、或体、俗体，只要认为有根据，都统统收罗，共收53525字，比《广韵》多27331字，比今本《玉篇》多30964字。在司马光等人看来，《集韵》的篇幅太大，与《玉篇》“不相参协”(《类篇·附记》)，于是从《集韵》中分出一部分韵字另编《类篇》。《类篇》的部首和各部排列次第基本上沿袭《说文解字》，它对文字的解说，讲求古音古义，阐明古今文字形体的变化。《类篇》增收了很多唐宋间产生的新字。在每个部首之下，先对部首释义，再释形，最后注反切，实际上是收录《说文解字》中关于这个部首的解释。然后再解释本部的字，每字先注反切，后释义。注重音义，并不逐字分析形体结构，但对文字有异体的，则注于本字下，间或附列篆文。如有异义或异读，在解释字义后再加说明。每部中文字的排列依韵目次第。
尽管《玉篇》、《类篇》的内容和编排体例，较之《说文》有所改进，还是不便于一般人的查阅。对部首分类法作较大改革、释义简明易懂的字典，是成书于明万历乙卯年(公元1615年)的《字汇》。
《字汇》的特色 《字汇》的作者梅膺祚，字诞生，宣城(今属安徽)人。全书14卷，正文12卷，附录两卷，收33179字，全部楷书。这部字典在编排、收字、注音、释义方面，比以往的字典有很大的改进，主要是：(1) 检字方便 《字汇》简化了从《说文解字》以来字典的部首，把部首按楷书“以字画多寡循序”排列，从一画至17画列为214部，按地支子丑寅卯依次分为12集，子集是一、二画部首，丑集、寅集是三画部首，卯、辰、巳三集是四画部首，午集是五画部首，未、申两集是六画部首，酉集是七画的部首，戌集是八、九画的部首，亥集是十画以上的部首。每部中的字也按笔画由少到多依次编排。偏旁有改易或异形的，主要是指楷书有变化的，都加以注明。每卷卷首列表标明本卷部首，列出每一部和部中单字的笔画数及在卷内的页码。这种编排比《说文解字》、《玉篇》便利于检索。
(2) 收字切实用 《字汇》收录经史常用字、通俗字，怪僻字一律不录；收录的古文俗字予以区别说明，在通用字下凡有古文或异体一一罗列。
(3) 注音详明 每个字的解说先注音后释义。书中采用的注音方法，一般有四种：反切、直音、四声、音近。每字先用反切注音，再加直音；如果没有合适的同声调字直音，就另加平上去入四声标注，如“判”字下注：“普半切，潘去声。”有些字连四声法也不能注出其音，就采用音近的方法。如“[亻冘]〔dan淡〕”字下注：“徒感切，音近淡，上也。”又字凡有转音或叶音的，则先注本音，再注转音或叶音。①(4) 释文简明 随声释义，按不同音切列不同义项。凡有异音异义一一搜列，尽量引用书证，也采用一部分口语、俗语的意义，因而释义既全面又简明。现以刀部对刊字的解释为证：刊 丘寒切，看平声，削也，剟〔duo多〕也，又槎木也。《禹贡》：随山刊木。○又叶丘虔切，音牵。曹子建《怨歌行》：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又叶丘谏切，牵去声。班孟坚《南宫侯赞》：横耻愧景，刎颈自献。金紫褒表，万世不刊。○从干戈之干。杨升庵曰，刘歆《答扬雄》：悬诸日月不刊之书，言不可削除也。今俗误作刻梓之用，各处乡试序多云刊其文之佳者若干篇。读者因之。学之不讲，一至此乎！ 张睿甫曰：刊字亦可用，刊其字之余木而后字成，故刻字而谓之刊，犹迁官而谓之除也。
(5)《字汇》的卷首，刊载梅鼎祚的序文、全书的凡例和总目，并附录《运笔》、《从古》、《遵时》、《古今通用》、《检字》等篇。《运笔》列举各种形体的字70余个，分别说明每字落笔先后，教给读者写字落笔的顺序。《从古》列举160余个字的古体，说明这类字应该按古字结构形体来写。《遵时》举出近120个通用字，列出每字的古体，告诉读者类似的字应依当时通行的写法。《古今通用》列举古今形体不同字130余个，说明这些字古今通用，两种写法都可以。《检字》按笔画排列不易辨明部首的难字。
书的末卷附录《辨似》、《醒误》、《韵法》等篇。《辨似》分辨字形相似而音义不同的字470余个。《醒误》纠正坊刻本中经常易刻错的字60余个。《韵法》以图解说明分辨四声和掌握反切的方法。
《字汇》的价值 《字汇》在编排方式及内容等方面注重实用，方便读者查检的创造性发明，使它在明末受到一般读者的极大欢迎。“人人奉为拱璧”，“老师宿儒，蒙童小子，莫不群而习之”(年希尧《五方元音序》)。明清时为它作续补或袭用其名称的字书不在少数，其中以《正字通》流行较广、影响较大。
《正字通》的作者是明末的张自烈，清初廖文英增补“国书十二字母”(即满文十二字母)。全书12卷，在分部、部首和部内字排列等体例方面一仍《字汇》之旧，主要是为补正《字汇》的缺漏，改正《字汇》在解说字音字义、训诂及引文等方面的错误。又把《字汇》中散见各部每个字的古体、籀体、篆体、俗体、讹体等字体，集中在本字之后加以注释，只要查到本字，就能了解它的异体。
300多年来，《字汇》按笔画多少排列先后的部首检字法广泛地为各种辞书采用，为中国字典编纂法奠定了基础，从而显示了它存在的价值。当然，《字汇》远非一部体例完美的字典，诸如它在释义上的错误，引文不注明书名、篇名等缺点，直到《康熙字典》才进一步得到改善。
注释：
①所谓“叶音”，即认为该字本无某音，如与另外的字押运而临时改读某音，系由于不明古今字音变化而产生的误解。叶音法是应该否定的注音方法。
第二节 《康熙字典》——古代字典的定型
整个清王朝只有一部以“字典”命名的工具书，它就是清圣祖玄烨[ye夜]于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谕命张玉书、陈廷敬等编撰、至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完成的《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的特点 《康熙字典》全书从子集到亥集共12集，每集分上中下卷，连同附录等共42卷，收47035字，分列于214个部首下。书首列有：《字母切韵要法》、《等韵切音指南》、《检字》、《辨似》；书末附录：《补遗》、《备考》。部首和各部中所收的字，都按笔画，由少到多顺序排列。释字先注音后释义，每字下注音，先列《唐韵》、《广韵》、《集韵》、《洪武正韵》、《古今韵会集要》等韵书的反切，然后引用古书逐层依次注释本义、别音、别义、古音。各音和义项间都空一格，并用“又”字加以分隔。古体列本字下；重文、别体、俗书、讹字附注后；考辨列注末，加“按”字以示区别。这一体例基本上仿照《字汇》、《正字通》而稍加改进。
康熙曾批评：“《字汇》失之简略，《正字通》涉于泛滥”，要他的文臣删繁补漏、辨伪订讹，编辑《康熙字典》以“增《字汇》之阙疑，删《正字通》之繁冗”(均见《康熙字典·上谕》)。《康熙字典》的形式与内容，都是以《字汇》、《正字通》为蓝本增改而成。
首先，主要沿用《字汇》、《正字通》的部首，又调整某些字的分部，归并两书中异部兼收、同部互见的字，或把原属某部的字调入更为相宜的部首。
其次，简化《正字通》重复繁冗的音训，对音义相同的字，不再注释音义，只标明“注见某字”；又广辑《唐韵》等各种韵书、字书中的反切，分异合同，充实音注资料。
第三，充实增补《字汇》简略缺遗的内容。对字义的说解，非常详备，除引用《说文》、《玉篇》、《广韵》等书的解释外，还搜罗其他字书的解释，以至“自经史百子，以及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诗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罗博证，使有依据”(《康熙字典·御制序》)。同时还注意收列新产生的词义及外来词词义。列举的书证基本上全录书名、篇名，依时代先后为序，证释中所引用的《注》、《疏》也是原书的注、疏。在解说中还附释一些词语，使释义的内容更加丰富。
第四，《康熙字典》正文收字47035个，较《字汇》增收13856字，连同《补遗》、《备考》等，共收单字49003个①，是古代收字最多的字典。凡古代字书、韵书、经史子集中的僻字、奇字、其他字书不收的字，大都可以从中查到。
第五，订正《字汇》、《正字通》二书的字形讹谬和错算笔画。
第六，书首所列的《字母切韵要法》、《等韵切音指南》，便于读者了解切音；《检字》、《辨似》可以检阅不好辨明部首的异形难字，辨认笔画近似音义有别的字。书后附《补遗》、《备考》，收有音义不见于正集的冷僻字、有音无义或音义全无的不通用的字。
第七，自《玉篇》改用楷书后，古代字典不再用篆书，也极少附录篆书，后出的《康熙字典》的各种版本，凡是有小篆的字都在书眉加列小篆。
《康熙字典》的缺误 康熙以《康熙字典》为“善兼美具，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自居，而命书名为“字典”。实际上，《康熙字典》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由于《字典》的编纂者都不是精于文字学的专家，加上收字多，篇幅较大，而成书于众手，过于仓促，因而书中的缺误数不胜数。解说文字或拘泥于古说，不够确切，忽视今义，对后世的通俗用法多不提及；或解说过于简略。引证虽多，但引书书名、篇名不少错误，或妄加改动，又疏于考证，引文错误百出，时有脱落；错将经传的注疏当作正文引用，且任意改动原文；至于引文的断句、错字更是不少；书名、人名、地名误注。没有反映出清代语言文字学研究的真实水平。
《康熙字典》是皇帝“御定”，只许歌颂，不许批评。尤其是在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江西举人王锡侯编写《字贯》一书，书中纠正《康熙字典》的一些错误，对康熙、雍正、乾隆的名字不加避讳，竟遭满门抄斩，两江总督、江西巡抚都受到处分。经过这次血腥的文字狱，清代学者接受教训，无人再谈《康熙字典》。直到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经学大师王引之奉道光之命，作《字典考证》12卷，查考出《康熙字典》的错误2588条，其实书中的错误远不止此。他给陈奂写信说：“现有校刻《康熙字典》之役，错误太多，不可胜改，只能去其太甚者耳。”(《高邮王氏遗书》本《王文简公文集》卷四)后来日本人渡部温作《康熙字典考异正误》，查出错误4700条。王力先生在《康熙字典音读正误》一书中订正出5200字的错误音读。至今，《康熙字典》也没有完全校正，现在影印的本子，还是那个错误百出的原本。
在我们今天看来，《康熙字典》虽谬误百出，但它收字较多，而且不见于一般字典的字，由此可以查出，仍不失其存在的价值。
注释：
①据《汉语大字典》收字组统计，《康熙字典》实际字头为46128个，加上不做字头的字，41974个。
第三节 《佩文韵府》——古代诗词歌赋词藻的汇辑
古代的辞书中，有一类词典，专门汇集典籍中的词藻、偶句、典故、轶闻，目的是供人们吟诗作赋时用来押韵对句，选择词语，查明典故。清人所编的《佩文韵府》就属于这一类词典。
《佩文韵府》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张玉书等人奉康熙之命开始修编，至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成书刊行。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续编《韵府拾遗》，至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完成。“佩文”是清代皇帝书斋的名称。
宋、元间，阴时夫编《韵府群玉》106韵，明代凌稚隆编《五车韵瑞》，这两部书都采用“事系于字，字统于韵”的体例，把摘录的大量典故、词藻分隶于各韵之下。《佩文韵府》以这两书的原有材料为基础，考订讹误，增补脱漏，又博采典籍大加扩充，并仿照它们的体例编纂而成。
《佩文韵府》全书先分平(又分上平、下平)上去入四声，每声按平水诗韵106韵韵目分部，每部收录同韵的单字。每单字的排列依字的难易程度为次，易识的常用字置于前，难认的罕见字列于后。每个单字先注音切，再引书证，或先释义再引书证。反切依《广韵》。每一单字下收录了大量的语词，语词的尾字必须与单字相同。这些语词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韵藻”，分别收列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的语词。下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从《韵府群玉》、《五车韵瑞》中摘出的语词；后一部分是新增的语词，开头用一“增”字标明。有时前一部分空缺，只有后一部分，就直接标上“韵藻增”字样。这些语词，包括词、词组、典故、成语，按字数由少到多顺序排列。语词一般注明出处，也有的加以注释或说明。
第二类是“对语”，是两两相对的语词，分别收列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的对偶语词。
第三类是“摘句”，是作者认为具有典范意义的五言至七言的诗句。现将卷一“上平声、一东韵”的第一个字“东”列下为例：东 德红切，春方也。《汉书》：少阳在一方；一，动也。从日在木中，会意也。《礼记》：大明生于一。又姓。陶潜《圣贤群辅录》：舜友—不訾。
〔韵藻〕 南东 《诗》：——其亩。李孝先诗：余其归老兮沂之——。邵宝诗：楚帆连日阻——。 自东 《诗》：我来——。又：自西——。 在东《诗》：[虫带][虫东]——。 苏轼诗：我言岁——。 徂东 《诗》：自西——。又：驾言——。 ……涧瀍〔chan蝉〕东《书·洛诰》：我乃卜—水东、—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水东，亦惟洛食。首阳东 《诗》：采葑采葑，——之一。
……
宿西食东 《战国策》：齐有一女，二家求之。其母谓女曰：欲东家则左袒，欲西家则右袒。其女两袒，曰：欲东家食而西家宿。以东家富而丑，西家贫而美也。 有文者东 《汉书·尹翁归传》：田延年为河东守，行县至平阳，召故吏令————，有武者西。阅数十人。翁归独中立，曰：翁归文武兼备，唯所施设。
[增] 震东 《易》：—，—方也。《汉书》：震在于东方为春、为木。《朱子》：——兑西。 离东 《伏羲八卦圆图》：乾南坤北，——坎西。 始东《易辨终备》：煌煌之耀，乾为之纲；凝合之类，坤握其方。雌雄呿[qu去]近，六节摇通；万物孚甲，日营——。
我东 《诗》：——曰归，我心西悲。注：言我东征既久，归途又有遇雨之劳，因追言在东言归之时，心已西向而悲也。马戴诗：云山迎——。 ……车不东 《诗》：狐裘蒙茸，匪———。
……
〔对语〕渭北、江东 日下、天东 河内、济东……北山北、东谷东 鸡塞北、凤城东 床上下、屋西东……
〔摘句〕力障百川东 农作正宜东 携琴又向东 ……翠华拂天来向东 岁岁春风绿自东 快睹扶桑日上东 ……
《拾遗》所作的增补包括：(1)对《佩文韵府》已列录的单字，增注字书上的反切；(2)增列《佩文韵府》未收的单字，注以音义；(3)增补词语，称为“补藻”；(4)增补注释，称为“补注”。《拾遗》增补的词藻约是《佩文韵府》的1/20。
《佩文韵府》按106韵分为106卷，《拾遗》卷数相同，全书共212卷。所收单字，正集大约为10252字，拾遗大约为10293字。所录语词约六七十万个。这些语词，上自先秦典籍，下至明代著作。原刻本多至1800多页，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直到今天，我们也还可以用它来查找诗句、典故、成语的出处。这部书引用的资料很多没有注明篇名，有的只注人名；作为词句列入的，有的不是一个完整的词或句，甚至有的根本不是词；体例亦有不谨严之处。因此读者在使用时，必须逐条核对原文，否则极易构成大错。
《骈字类编》 240卷，清圣祖玄烨命张廷玉等编撰，始于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成书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全书分为天地、时令、山水、居处、珍宝、数目、方隅、采邑、器物、草木、鸟兽、虫鱼、人事等13门。每门下按类标列字头，共标1604字；每字头下按类收录首字与字头相同的两个字的复词；每词下辑录经史子集中有关这个词的材料；注明引书的篇名、诗文的题目。例如山水门收山、岳、嶂、峤、巅、岫、石、水、江、汀、泉等；山字下又列：山天、山云、山雨、山月、山风、山雪、山霞、山露、山雷、山雾等。每词下分别引列资料，如：山郊 江淹《齐太祖诔[lei磊]》：散簪——，解佩松石。谢庄《侍宴蒜山》诗：烟竟——远，雾罢江天分。
此书收录的词目数量多，引证丰富。但词语都不予注音，也不作释义。有的引书有书名无篇名，全书无索引，查阅不便。
《佩文韵府》和《骈字类编》都辑录了丰富的掌故、轶闻、典章制度、训诂名物、人名、地名以及诗文词藻，书中征引的古籍，不少现在很难找到，有的和今本不同。凡是古代其他辞书不载的词语典故，都可以试从这两部书中查找。不过其中的很多引证辗转抄录，未经核对原文，脱漏讹误，不可轻信，只能作为查找某些材料的线索。
第四节 《经籍纂诂》——集经传子史引文训诂之大成
经传注释始于汉儒。汉代崇尚经学，汉初立《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于学官，设五经博士依据故训(即前人传授下来的关于经义的解释)传授经书。自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经学的地位越来越高，到东汉经学发展达到极盛。经学的发展直接促进了训诂学的兴盛，产生了一大批古书的注解。当时的一些经学大师如马融、郑玄等人同时也是著名的训诂学大家，他们给许多古籍作注。此外，像赵岐作《孟子章句》，王逸作《楚辞章句》，许慎作《淮南鸿烈解诂》，高诱为《孟子》、《战国策》、《淮南子》、《吕氏春秋》等书作注，服虔、应劭作《汉书》注等。他们对古书的注解，不外从四方面进行：字音、词义、名物制度、历史典故，而词义的解释占重要的地位。
魏晋时，对古书的注解与玄学结合，一反汉代注重字词的训诂、名物(反映事物名称的词)的考释。像何晏作《论语集解》，王弼作《周易注》、《老子注》，杜预作《春秋左氏传集解》，郭璞作《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裴松之作《三国志注》等，都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训诂名著。各家的注解，最初都是单独刊行，到后来有的被注经家或其他书籍采录，有的附在有关古籍的正文之中，不另印行。只有陆德明撰《经典释文》虽也分别附录各经典中，仍一直单行。
《经典释文》 作者陆德明(公元550—630年？)名元朗，以字行，苏州吴县(今江苏吴县)人，从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开始编纂《经典释文》，大约完成于隋灭陈(公元589年)之前(或说唐初)。
全书30卷，采集汉魏六朝230余家音切、诸儒训诂，参考《仓颉篇》、《尔雅》等，对14部儒道经典进行训解。这14部是：《周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他把各书先标明篇章，再把经文和注解中必须阐释的字词一一摘出，先注音，后释义(《孝经》、《老子》摘录全句)。异体字或版本不同的字，分列注前或注后。不仅解释经典的正文，还对经典的注解加以训释。书中对经典文字的训解以考证字音为主，兼及字义的辨释，有的则只注字音，不释义；有的只释义，不注音；有的音义都不注，只考订、校勘文字，标明版本异同。
由于《经典释文》的训诂实际上依附于经典，其字词的编排依经文先后顺序次第，是一部资料性的工具书。阅读有关经典遇到疑难，可以从中依次检查，求得解答，而不能作为一部独立的字典来用。到了清代，因经学的复兴，随着注解、校勘、整理古籍的需要，乾隆时产生了一部集经传子史训诂于一书的词典——《经籍纂诂》。
《经籍纂诂》 清朝阮元主编，臧镛堂总纂。阮元(公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今江苏省仪征县)人，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进士。历任户、礼、兵、工等部侍郎，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他认为：圣贤之道在于经，经非诂不可。在浙江创办“诂经精舍”，在广东创立“学海堂”，平生致力提倡学术，又搜罗人才从事古籍校勘刻印，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学者，刊刻了一大批古籍，包括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将当时名家著作数十种汇刻为《文选楼丛书》。
阮元有感于经传训诂分散在各类书籍中，一直打算汇辑为一编。他定出了编写体例，又延聘几十人，收集100多种唐以前古书中的训诂、注解，由臧镛堂总纂，按《佩文韵府》分韵编字，一个韵部一卷。在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经籍纂诂》编成付梓。正编106卷，后来又编《补遗》106卷，把《说文》、唐宋的注疏附在正编每卷之后。
《经籍纂诂》依照《佩文韵府》把同一韵部中的字，按先易后难的顺序排列；每一字下汇集古书中的训诂和注解。凡《佩文韵府》没有载录的字，按《广韵》或《集韵》增补；如一个字的音、声调、意义有不同，就都按韵分入各部分释其义。每一韵字下，不仅收录单字，也收录同一单字头的复音词。
对各字的训释，以声音相近字的训释列前，然后再按字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名物象数”依次排列；如名物训诂繁多，就按《尔雅》19篇排次；每字释义引用的古籍，先按儒家经典排次，后再列其他古籍引文；引用的古籍原文注明出处。例如：诊 —，视也。《广雅·释诂一》。又《一切经音义》九引《字林》。○—，候也。《一切经音义》二引《三苍》。又《后汉·郭玉传》注。○—，候视也。《后汉·南蛮西南夷传》注。○—，占也。《史记·扁鹊仓公传》“特以一脉为名耳”《索隐》引司马彪。○—，验也。《一切经音义》二引《通俗文》。○[訁尒]验也。《汉书·董贤传》集注。○—，候脉也。《列子·力命》“—其所疾”《释文》。
诊 《说文》：—，视也。从言，[诊字去讠]声。
○—，视验，谓视其脉及色候也。《汉书·艺文志》“原—以知政”注。○—，谓可言之证。《素问·风论》“愿闻其—”注。上引的前一条是正编，后一条是《补遗》。
《经籍纂诂》汇辑的资料非常丰富，编排方式较为严密。王引之在此书的《序》中说：“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古代训诂学资料的索引，是我们阅读唐以前古籍很有用的一部工具书。遗憾的是这部书所收列的字没有注音，而且引文错误较多，用时必须核对原文。
第五节 《经传释词》——经传虚词的集释
“助字”是古人对虚字或虚词的称谓。在古汉语中，这类字、词一般置于句首、句尾或跟实字、词相关联，没有什么实在意义，只是对实字、词从语气和行文上起衬托作用。由于古人对虚字、词的概念的界限不很清楚，又把这类字词称为“语助”、“助辞”、“语辞”、或单称“词”及“辞”。现代汉语中的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助词等，在古代都属助字之列。虚字对古汉语组词成句起重要作用，因此，解释古汉语虚字用法的书籍，也是我们阅读古典作品时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早在先秦时代，虚字的运用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到汉代，一些书籍如《说文解字》等对不同的虚字进行了一些具体分析。《小尔雅》、《释名》等字书中也有虚词的诠释。南朝梁人刘勰、唐代柳宗元等对一些常用虚字的运用有过研究。唐代孔颖达以词义作为标准，把词分成“义类”和“非义类”两大类，非义类即指语助类——虚词类而言。至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浙江永嘉人卢以纬(字允武)撰成《语助》一书，对古籍中的120多个常用虚词逐一辨析，分析用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专著。清代文言虚词的研究更是受到人们的重视。清康熙年间出现了两部研究虚词的著作。一是成书于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由袁仁林撰著的《虚字说》，一是成书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刘淇撰著的《助字辨略》。
袁仁林是位教书先生，为给学生“说书”而作《虚字说》，收集经史子集里的虚词141个，从虚字所表现的语气情态推求其意义，从上下文的联系分析其用法。
《语助》和《虚字说》两书只是把一些虚词加以整理，着重从语法的角度分析文言虚词的运用规律，研究文言虚词所表达的语气感情等关联作用，极少引证，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虚词词典。在清代，对虚词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分析它们的意义作用，并按一定体例加以编排的虚词词典，当首推刘淇《助字辨略》，其次是王引之《经传释词》。
《助字辨略》 作者刘淇，字武仲，号南泉，或署龙田。康熙时人，祖籍确山(今属河南省)，家居山东济宁。他博闻强记，性情恬澹，不随便与人交往。似乎从未应过科举，也不曾做官，生平以著书闻名。作品除《助字辨略》外，还有《周易通说》、《禹贡说》、《堂邑县志》等。
《助字辨略》博采从先秦至元代，包括经传、诸子、史书、诗词、小说(元曲除外)中的助字476个，还收有复音词、唐宋人常语约1140条。它是清代研究助字的著作中收字最多的一部，其中不少字为后出《经传释词》所未收录。刘淇尝试对助字分类，书中把收录的助字分为30类：重言、省文、助语、断辞、疑辞、咏叹辞、急辞、缓辞、发语辞、语已辞、设辞、别异之辞、继事之辞、或然之辞、原起之辞、终竟之辞、顿挫之辞、承上、转下、语辞、通用、未辞、仅辞、叹辞、几辞、极辞、总括之辞、方言、倒文、实字虚用。
收录的助字按四声编排，同声调的字又按平水韵排列。采用训诂学的方法解释字义，包括正训、反训、通训、借训、互训、转训。除广引经史中例证外，还采集各时代一些俗语证释，资料丰富，分析助字的意义和作用较为详密。刘毓崧在《通艺堂集》中指出，人们如果按书中的条目例证去分析研究，触类旁通，则对东汉以后、宋元之前古书中的助字表达的语气异同就能有所领悟。
这部书的缺点是：体例不够严谨，助词的分类繁杂、标准不一，解说间有错误，引证亦非最原始的材料。主要从训诂角度研究虚字，就不能充分地揭示虚词的语法意义。对虚字与实字的区别，在理论上还不能作出明晰的阐述。尽管如此，《助字辨略》毕竟奠定了古汉语虚词研究的基础。
《经传释词》 清王引之(公元1766—1834年)撰。字伯申，号曼卿，高邮人。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进士，做过侍郎和工部尚书。他是清代著名经学大师王念孙的儿子，又是阮元的弟子。他承继其父的音韵训诂之学，世称高邮王氏父子。《释词》外，还著有《经义述闻》等。
王引之所处时代，正当乾隆、嘉庆之时。清王朝统治者提倡经学和孔孟之道，士大夫阶层中的不少人推崇《尔雅》、《说文》，致力于钻研声音训诂之学，作为探究儒家经传“窥测古人之意”(《经传释词·自序》)的工具。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提出“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的训诂学原则，认为既然文字是有声语言的记录，则同音字就可同义，不但声符相同、意符不同的字可能同义，即使意符、声符不同的字，只要音同或音近也可以同义。他把“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经义述闻·序》)作为训诂学上重要经验传授给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王引之遵循义存于声、声近义同、声义互求的原则，运用了王念孙据上下文校字释义的方法，去考察虚字在古书中上下句之间，或句中上下字之间运用的规律。不但“以声求义”，考释虚词，指出了一批前代学者未曾发现的虚词，还从词句结构来推究虚字的意义与用法。因而王引之对虚字意义、用法的考释，往往能做到溯其源而穷其究竟。
《经典释词》收周秦、西汉古籍中虚词160个。以单音虚词为主，也述及连用的同义虚词。主要取材于《九经》、《三传》和《尚书》28篇(王引之研究虚词是从《尚书》的研究开始)，不如《助字辨略》中助字的来源宽泛。对于虚词的通常用法，因为是“常语”而一概省略，仅限于补前人所未及，正先儒所误解的部分。因此它对虚字研究的局限性较大，只适于对古书作较深研究时的参考，而《助字辨略》更适于作一般学习阅读古文之用。
《经传释词》中虚字的编排，以音同义近归组，以唐释守温36字母为序，按声母的发音部位喉、牙、舌、齿、唇分为十卷。这种排法，不如《助字辨略》依诗韵韵目分卷编排更适于一般文人学士的检查。
虽然《经传释词》使用的普及性不如《助字辨略》，但它的体例严谨，引证详细却优于刘书。它前后的编排一致，条理清楚。对每个虚字的解释，先讲用法，后引书证明，尽量追根溯源，然后阐明其演变，说明各种不同用法。引证资料详备，有的还对引证加以解说。例如卷五“盖”字的解释：盖 盖者，大略之词。《孝经》：“盖天子之孝也。”孔传曰：“盖者，辜较之辞。”辜较，犹大略也，常语也。
盖，疑词也，亦常语也。《礼记·檀弓》：“有子盖既祥而丝履组缨。”正义曰：“盖是疑辞。”
盖，语助也。《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神夕奄虞盖孔享。”颜师古注曰：“盖，语辞也。”
尽管《经传释词》的编纂存在着不足，但从揭示训解虚词的研究方法和释词的精审上来说，它堪称为古代汉语虚字研究的一部力作，开创虚词研究的新局面。
第六章 近现代字典词典的演变和革新
从周秦汉识字课本的产生，到清代各类辞书的刊行，古代字书几经变迁，不仅种类繁富多样，内容丰富多彩，而且源远流长，各具特色。但是古代辞书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还很不完善。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急遽变化。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的东渐，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巨大影响作用下，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类学科有如雨后春笋，各种知识日新月异，以及汉文字本身的演变、发展，汉语言文字研究的日益精深，旧有的字典、词典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在继承古代字书编纂的优良传统，并借鉴外国辞书编纂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自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字典词典的数量、品种大大增加，在内容和编纂方法上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有所创新，产生了一系列的新型辞书。
为数众多的中国近现代字典、词典，从内容方面来看，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类型：一般语文字典，专门词典，双语词典，综合性词典。这些类型的字典、词典中，较具代表性的要数《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国语词典》、《诗词曲语辞汇释》、《综合英汉大辞典》等。《中华大字典》以《康熙字典》为蓝本，充实内容，改进体例，是一部承前启后之作；《辞源》和《辞海》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的框框，创造了新旧兼包的百科式词典的编纂方法；《国语词典》以正音为主，大量收录通俗口语中的语词，是符号注音和音序排列排检法的先导；《诗词曲语辞汇释》开拓了词典编纂的新门类，为研究诗词曲特殊语词提供了专门的工具书；《综合英汉大辞典》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部双语词典，拓展了词典编纂的新领域。通过这几部辞书，我们从中不难窥见近现代字典、词典演变的痕迹。
第一节 《中华大字典》——新旧字典的津梁
《中华大字典》是继《康熙字典》之后，《汉语大字典》出版以前，收单字最多的一部字典，是中国传统字书向现代语文字典、词典过渡时期的产物。它的产生，标志着我国辞书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中华大字典》的编纂 《中华大字典》由陆费逵等编纂，参与者三四十人。陆费逵(公元1886—1941年)，字伯鸿，又字少沧，浙江桐乡人，1912年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历任局长、总经理，兼编辑所所长。主持编写《新学制教科书》、《新编国民教育教科书》，影响很大。著有《教育文存》五卷。
陆费逵在给《中华大字典》写的“序”中指出，《康熙字典》有四大缺点：解释欠详确；讹误甚多；世俗通用之语，多未采入；体例不善，不便检查。正是为了纠正《康熙字典》的错误，补缺纠谬，改善体例，扩大收字范围，于是编纂了《中华大字典》，来代替传统的字书，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
《中华大字典》从清末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开始编纂，至1914年编成，历时六载，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1958年中华书局重版，分为两册。
《中华大字典》的特点
(1) 收字 《中华大字典》共收字48200多个，比《康熙字典》多收1000余字。凡是《康熙字典》漏收的字，《中华大字典》尽量补收。除继承《康熙字典》原有的字汇外，还收录了《康熙字典》没有收录而当时已经广泛使用的字，其中包括近代的方言字和翻译的新字，比如有关西方科学技术的新创汉字，如“铱”、“镍”等。书中兼收古、籀、省、或、俗、讹诸体，但以音、义、证三者有其二为准。还收录一般字典查不到的僻字、怪字。
(2) 注音 采用《集韵》的反切，另加注直音，并根据《佩文韵府》106韵注明韵部。每个音只用一个反切，每个反切只列在一个字头之下，一个字有多少个读音，就列多少个字头，下面各自标出反切。《集韵》没有收集的字，则采用《广韵》或其他韵书、字书的音切，至于叶韵的音则不录。这就比《康熙字典》一音并列几个反切更加实用。
(3) 释义 每个单字下，分项解说字义，每项只注一义，只列一个书证，一般都注明篇名；各项之间用㈠、㈡、㈢等数字标明顺序，分行排列，简明清楚。首创汉语字典中用数字标明义项顺序的方法，后来的汉语字典多沿用之。每个单字义项的排列，一般先列本义，其次引申义和假借义。在有的单字下还解说这个字组成的复词或事物名称，如“微”字下，解释了“微妙”、“微言”、“微分”、“微生物”。这就使《中华大字典》初具现代语文词典的功能。此外，书中还插入图解，以助诠释。
释义中，《中华大字典》采录了清人段玉裁、桂馥、王念孙等人的说法，运用乾嘉学派文字训诂的研究成果，纠正了《康熙字典》中的错误2000多条。
(4) 排检 《中华大字典》仍沿用《康熙字典》的部首，分为214部、子丑寅卯等12集，但一些部首的排列顺序稍作调整。笔画相同的部首，凡有联系的，都排在一起。如：“手、毛、心、爪以物同”，排在一起；“入、八、儿、几以形近”，排在一起。同一部首下的字，按笔画多少为序，笔画少的在前，多的在后；对形体相同而音义俱异的字，另列条目，排在本字之次；而义同音异的只列一字。《中华大字典》这种排列上的创新，突破了历来字书以字形为纲的传统，开始从音义结合上来考察汉字。
此外，《中华大字典》书前还附有《切韵指掌图》，说明反切声韵的类别；书后附笔画检字，以便检索。
《中华大字典》是《康熙字典》流行200多年来，我国进行革新的第一部字典，在中国辞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大字典，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使用价值，解放以后曾多次重印。然而其中缺点也不少，主要是：有的字义项过多而使一般人难以辨析；大量罗列书证而没有加以新的解释；沿用有错误的旧说而没有使之得到纠正；释义和引书名称有时前后不一；有的引书没有列出篇目卷次。
第二节 《辞源》——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语文词典
《辞源》是我国第一部大型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的综合性词典，无论是在收释的知识内容上，还是在编撰的体例上，都可说是一部推陈出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辞书。
《辞源》的编纂与增订 《辞源》由陆尔奎、傅运森、蔡文森主编。陆尔奎(公元1863—1935年)，字浦生，号炜士。江苏武进县人。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举人，1906年进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春开始了《辞源》的编纂，目的是为了开发民智，普及文化学术知识，以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先后有数十人参加编辑工作。至1915年《辞源》编成，历时八载。商务印书馆1915年10月以甲、乙、丙、丁、戊五种版式出版正编。正编出版后，新名词不断产生，社会上要求校正增补，因而有续编之作，由方毅主编，于1931年12月出版。续编的体例一仍正编，两相比较，正编注重古代词语，续编广收新名词术语。1939年6月正续编合订一册出版。合订本对正、续编漏列单字作了增补，并勘正文字、辞句。1949年出版简编本，精简内容，篇幅只有原书的1/3。抗日战争胜利后，商务印书馆“鉴于新词日增，而旧编篇幅过大，即决定将旧词删繁就简，增入新词，此项工作于1948年底全部结束。1949年全国解放……，新名词又有大量增加，经续行搜集，至1949年底，列于篇末，作为补遗。”这就是1950年11月(缩印)出版的《辞源》改编本。从1908年开始编纂《辞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续编、增补、改编，主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充实新名词，而最初编纂的宗旨并没有改变。
《辞源》的特点 《辞源》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充分吸收了现代外国新辞书的编纂方法和体例特点。以语词为主，博采百科性术语；以普及知识为主旨，供一般社会之用；以常见为主，强调简明实用；结合书证，重在考察词义的源委，故名《辞源》。
(1) 收词 《辞源》收单字13000个，收复词50000余条，续编增补了30000余条，号称收词目100000余条①。不仅从语词的角度搜集字词、成语、典故、俗语、习语等，又从实用角度博采古籍中有关经史地理、典章制度、文化典籍、技艺博物等条目，特别是从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中广泛采收新名词、新术语，以及古今中外的人名、地名、书篇名等。其收录词条之多，门类之广，真可谓史无前例，堪称是融古今中外、旧知新学于一炉的百科综合性词典。
(2) 注释 先对每个单字用《音韵阐微》的反切注音，有的还加注直音，并标明其所属韵部。凡字有多种读法的，各自注音切，然后分别在不同的读音下分项解释字义，并列举书证说明。
对每个词条，也是一一分项解释并引列书证。一般是在词条下先说明词义和用法，然后再引书证明；有的还在引书证之后又略加按语辨析；有的则在词条下先列引文，再加说明；有的因引文足可代替解释，为了避免重复，只录引文，不再解释；有的为了避免引证的冗繁，就不录原文，只撮录其大意，然后再标明出处；有的常识性词条，只给以综述性的说明，而不引注词的来源。可见《辞源》的释义方式，既做到了条理分明，又能根据词条的不同内容，而灵活多变，很切实用。此外，为了帮助诠释，书中插入了图表。
(3) 排检 《辞源》借鉴《康熙字典》的部首、笔画排检法，将13000个单字归属于214个部首之下；并参考《佩文韵府》、《骈字类编》收录字词的方式，以单字为字头，在字头之下收列以这个单字为词头的复词。同部首中单字的排列，按笔画数多少为序，少的排在前，多的排在后。每个单字下复词的排列，按先“字数”、后“笔画”的原则，字数少的排在前，多的排在后；字数相同的，以第二字的笔画数为序，少的排在前，多的排在后；第二字相同的，按第三字的笔画数为序，少的排在前，多的排在后。依此类推。这个编排方法，使词条的排列和查检井然有序，其后所出的辞书如《辞海》等，纷纷沿用其例。《辞源》首创了“部首、笔画、以字带词”的综合编排方法。此外，修订后的《辞源》采用新式标点符号。
《辞源》编纂出版之时，正当我国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和西学东渐的年代，它有关传统文化的解释，在充分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供了不少新的见解，适合了大众“贯通典故”的要求；而对于西学新词的收录和解释也切合了大众“博采新知”的需要。《辞源》既是一部为阅读古籍而用的古汉语辞书，也是传播新思想的启蒙工具。它与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都曾风行一时，对提高当时中国文化教育水平，有过很大的影响。可是《辞源》中的错误也不少。主要是：对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的一些名词术语的收录有不少缺漏，解说有的错误、片面，有的因时代的前进而陈旧过时；对有的语词、文史类词条音义的解释或错或似是而非；有些词条的收录取舍失当；引书著录格式不一，有的引书不标卷次篇目；笔画相同的字条排列没有规则，等等。解放后，根据与《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分工的原则，国家从1958年开始对《辞源》进行修订重编工作，1964年出版了《辞源》修订稿第一册，1979—1983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辞源》修订本四册，1989年出版了合订本。经过重新编纂的《辞源》，全部删去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词条，主要收录古代语词典故和有关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的词条，成为一部内容丰富而实用的古汉语词典。
注释：
①据《中国文化词典》(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载：《辞源》收单字11204个，复词8779个，收词目98990条。
第三节 《辞海》——语词及百科词语的汇聚
《辞海》是继《辞源》之后又一部综合性词典，它以百科为主，兼收语词。同其他辞书相比，由于它收词丰富，在体例编排、释义引证等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出版以后曾风行全国，在文化界教育界享有较高声誉，成为一部著名的工具书。直到现在，此书对查检语词典故仍有用处，其中许多百科性词目也能为读者提供有用的知识，因此，解放后中华书局曾多次重印发行。
《辞海》的编纂 1936年版《辞海》的版权页上，主编列有舒新城、徐元浩、沈颐、张相四人。1915年，当《辞源》出版时，中华书局的陆尔奎、范源廉、徐元浩决定另编一本性质相似的辞书，定名为《辞海》，来和商务印书馆竞争。最先是由徐元浩主编，1927年改由舒新城主持工作，为全书制订编辑计划，规定要旨、范围和体例。后来张相、沈颐等人相继负责部分工作。《辞海》的编写人员先后不下100余人，从1915年至1935年，苦心耕耘20载。中华书局于1936年出版上册，1938年出版下册，1947年出版合订本。
舒新城(公元1893—1960年)，原名玉山，学名维周，遁庵。湖南溆浦人。由于家境贫寒，曾靠帮助国文教员代改作业、在黄鹤楼卖字等来换取学杂费以求学。1914年考入长沙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深得校长符定一赏识。1917年毕业后，任中学教员、大学教授等。1927年起主持《辞海》编辑工作，1928年继徐元浩之后任主编。1930年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1944年长沙沦陷，日军曾企图要他出任伪职，他以重病为由坚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主持中华书局工作。
《辞海》的特点 《辞海》的编纂者以《辞源》为鉴，力图避免《辞源》的许多疏漏和不足，在《辞源》的基础上，自出新裁，有所改进，有所创造，成为一部百科性质的综合性辞书。
(1) 词目收录 以百科为主，兼收语词，共收单字13955个，普通语词21724条，百科词50124条，共计85803条，包括：古籍中常见语词，当时流行较广的新词，成语典故，历史上重要的名物制度，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著，常用古今地名，科学文学艺术以及社会上各行各业常用的专门词语等。其中百科词语几乎占全书的3/5。对语词的收录，与《辞源》相比，特别强调博采“常俗用字”，增收了小说词曲中的常用词语，和采收近现代的新语词、活语词。
(2) 音义注释 对单字音义的分辨，比《辞源》详备。每个单字用《音韵阐微》的反切注音，还加注直音，标明韵部(平水韵)。如果古今音有变化的，也一同注明。如“铅”字下注“余全切，音沿，先韵。今读牵。”特地说明今音读作“牵”。书中还依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所定的字音，以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编成《国音常用字读音表》，附在书后，既便利读者查检字音，也增强了辞书正音的权威性。
《辞海》的词语解说，比较确切。对普通语词的训解，求完备中有创新。百科词语的解释，由专家编写。所引证的古书资料，除引自字书、韵书、类书外，还讲究查证原始资料，补充新的书证资料，使释义更加全面。由于《辞海》的编纂者在比勘查证上下功夫，资料性的错误比《辞源》少一些。
(3) 编排体例 《辞海》的分部，字及复词的排列，基本沿用《辞源》的方法。比《辞源》有较大改进的地方主要是：引书举例大多数注明篇目；词的释义，大多数先解释，后列书证，体例比较一致；一律使用新式标点，废弃旧式的句读法。
《辞海》是一部后来居上的综合性辞书。但由于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迁、观念的更新、科学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大部分的百科词条，越来越显露出政治性的、科学性的、知识性的谬误，以致变得陈旧无用。书中有的错误和缺点还沿袭了《辞源》的疏失。在书证的引用上，有的抄自《佩文韵府》、《骈字类编》而没有重新复核，造成了以讹传讹；有的书证没有篇名卷次。一些词的收录也存在盲目性，并有各科词语不成比例的现象。此外，还存在音义解释上的失误和义项漏列等情况。为适应读者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决定对《辞海》重新修订。修订工作始于1958年春，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先后担任主编。1962年初，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出版了《辞海》试行本16个分册，1965年4月出版《辞海》未定稿。1979年10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辞海》三卷本，次年出版缩印本，1983年出版《辞海》增补本。从1985年起又对《辞海》1979年版进行修订，出版了《辞海》1989年版，以及新二版《辞海》26个分册。经过修订后的1989年版《辞海》，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部内容充实、新颖、准确、“以百科为主，兼顾语词”的大型工具书。
第四节 《国语词典》——符号注音和音序排列排检法的先导
中国的近现代词典中，《辞源》、《辞海》等都是用旧字书的反切标注音读，按部首排检字、词。到了《国语词典》才改用注音符号标注音读，按注音符号的音序排检字、词，从而开创中国现代字典、词典以符号注音和音序排列排检的方法。
辞书注音、排检方式的革新与近现代汉字改革运动 近现代字典、词典在注音、排检方式上的革新，同19世纪末以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国语统一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资本主义文明和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评价。他们认为中国落后挨打，是由于科学不发达，科学不发达是由于教育不普及，教育不普及根源在于汉字繁难，因此改革汉字是当务之急。正是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19世纪末叶，一些人受到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以罗马字拼写中国地方方言用来翻译、传播《圣经》的启发，开始创制中国拼音文字。第一个创制者是卢戆[gan赣①]章(公元1854—1928年)。1892年，他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一书，推出55个变体拉丁字母记号，制成一套音标，名为“切音新字”。所谓“切音”，就是拼音。到1911年，先后有27种切音字方案问世，其中在社会上推行较广、影响较大的有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而“合声简字”是根据“官话合声字母”，补充南方话特有的音素，拼读南方方言。他们的方案发表后曾得到清朝个别官员的赞赏和支持。如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1902年，他考察日本学政，亲眼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很有成效，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主张学校教习“官话字母”，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在推行方案过程中，王照曾得到袁世凯的赞助，劳乃宣得到时任江苏巡抚的端方的支持。为争取清廷颁行“合声简字”，劳乃宣1908年上书慈禧，没有结果。1910年，因为得罪清摄政王载沣，“官话字母”被查禁。之后，清政府资政院先后收到一些请求推行“合声简字”的提案，于是开会并通过严复等人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审订切音字方案，作为“范正汉文读音”和“拼合国语”的工具。报告提交学部后又送交1911年夏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议决，最后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这个决议案建议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词典和方言对照表等。同年十月，爆发辛亥革命，这个决议案没能实施。
中华民国建立后，1912年7月，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决定从统一汉字读音入手，实施国语教育。1913年2月，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不少切音倡导者与会。会议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音”，核定音素和采定字母。字母采用的是会议用来审音用的“记音字母”，经修订后形成一套正式的“注音字母”方案，还拟定七条推行办法。这套字母共38个，都是汉字式的字母，笔画很少。1918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时，增加一个字母，成为39个，1920年又增加到40个。1923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开会，改“注音字母”的拼音标准为北京语音(即“新国音”或“京音”)，不再拼1913年“读音统一会”议定的“国音”(即“老国音”)。1930年“全国教育会议”改“注音字母”为“注音符号”。
“注音字母”方案正式公布前的1917年，陈独秀、胡适等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在这一口号的影响下，钱玄同于1918年提出废弃汉字和汉语(《新青年》四卷二期)，陈独秀主张过渡时期“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青年》四卷二期)，胡适赞同陈独秀的看法。《新青年》、《新潮》、《国语月刊》等刊物相继发表文字改革的文章，傅斯年、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等也纷纷撰文参与讨论。到1923年，讨论达到高潮，社会影响很大。是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周辨明、刘复等11人任委员，开展有关罗马字的各项研究。1926年9月“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正式通过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拟定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1928年9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予以公布。“国语罗马字”是我国拟定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拼音文字方案，完全采用现成的拉丁字母，以北京语音为标准，有比较完善的正字法。
到20世纪30年代初，苏俄华侨扫盲运动中产生的“拉丁化新文字”被介绍到中国，正值国内“文言、白话、大众语”论战达到高潮之时。1935年12月，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鲁迅、郭沫若等688人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倡导“新文字”。之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展开，“拉丁化新文字”以其易懂易学，在动员群众、宣传抗日、普及教育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中国拼音文字运动，是汉语言文字学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汉字改革运动。它大致经历了切音字、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几个发展过程。是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本着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进行汉字改革的尝试。虽然只有“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种拼音方案曾被当时政府正式公布，但是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对近代以来的文字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积极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国语统一运动”的发展。
为了推行“国语”，“注音字母”公布后的第二年4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专门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该会1928年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1920年教育部就训令全国各国民小学校，把“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初级小学国文改为语体文，规定教学注音字母，统一国语读音。从此以后，全国各地小学一二年级，大都开始讲授“白话文”，教“国音”和注音字母。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收正字9920个，异体字1179个，异读字1120个，共计12219个。该书只注定单字的“国音”，确立北京音为标准音，正文按注音符号音序排列，从而在字量、字形、字音、字序方面建立了初步的规范。注音符号也就被采用为中文字典、词典注音的工具。《国音常用字汇》和1937年出版的《国语词典》都采用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对照注音。在此之外，国语罗马字就很少被其他工具书用来注音，也始终没有进入小学，因此国语罗马字推行不广，在社会上影响不大。而“注音字母”作为汉字正音、传播国语、帮助识字、代替汉字的工具，从1918年到1958年，在大陆推行了40年。台湾迄今还在使用。
为了推行国语，“国语统一筹备会”和“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音字汇、字典、国语词典的编纂出版工作。1937—194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纂出版了其第一部词典——《国语词典》。该词典所收之词，包括单字(即单词)、复合词和成语，都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种方式，依照标准音一一注明；书中的单字和复词，按照注音字母及拼音次序排列。这就完全改变了古代字书注音、排列排检的方式，成为现代字典、词典用符号注音、按音序排列排检的先导。
从以上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近现代字典、词典编纂体例上的革新是清末以来汉字改革运动、国语统一运动的产物。
《国语词典》的编纂 《国语词典》由中国大辞典编撰处编，黎锦熙、钱玄同主编。
黎锦熙(公元1890—1987年)，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字劭西，湖南省湘潭县人。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编过中小学教材，当过报纸编辑，担任过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撰员。1920年起，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著有《新著国语文法》、《比较文法》、《国语文法纲要六讲》、《汉语语法十八课》、《汉语语法教材》等30余部书，论文300多篇。
钱玄同(公元1887—1939年)，原名夏，字中季，少号德潜，后改掇[duo]献，又号疑古。常效古法缀号于名前，称疑古玄同。浙江省吴兴县人。近代著名音韵学家。1905年入上海南洋中学，1906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1907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教育总署视学，1913年起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五四运动时期，坚决反对封建文化，提倡文学革命。又积极参加国语运动，提倡汉字改革。著有《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说文部首今读》等。
早在五四运动前，黎锦熙有感于中国传统字书的缺陷，认识到编撰汉语语文词典的重要性，主张编一部新型的汉语词典，于是在1917年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编写《国语词典》的建议，以便供学校汉语教学、广大群众学习语文和专门学者研究汉语时使用和参考。1923年“国语辞典编纂处”成立。他因为“打算要对于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设想编一本《中国大辞典》，要“给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账”，因而“规模务求大，材料务求多，时间不怕长，理想尽高远，全然学术化”。因之，1928年“国语辞典编纂处”就改为“中国大辞典编撰处”，黎锦熙担任编撰处的总主任。计划中的《中国大辞典》分30卷，10卷合订一册，共三大册，按注音字母顺序编排，预计在1948年成书。黎锦熙和钱玄同任总编纂。钱氏主管字的形体音韵，黎氏主管义训和复合词，曾印出“中国大辞典样本稿”。到1930年，编纂处已基本完成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但是因为《中国大辞典》规模大，卷数多，加之当时战乱不断，一时无法成书，编撰处遂决定利用已经搜集到的材料，合并重复者，选定“常用”、“间用”之词，及“罕用”须备查考之词，逐词注音，作为正音的标准，并加以简明必要的注释，“凡高级中学以下各科术语大都采入，务求简而不漏，浅而不陋”，以供“教育界检查之用”②和社会急需，名为《国语词典》。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出版第一册，1945年全部出齐，分订八册，最后一册是检字表和附录。1947年重版，四册，书后附《国语词典补编》。
《国语词典》的特点 《国语词典》在收词、注音、释义、排序上有如下特点：(1) 收词 全书收词十余万条。收录古今汉语常用词汇，尤其注重收录文籍和现代语文及口语中通俗的词汇。如宋、元、明、清时的白话，凡见之于语录、说部、词典的尽量予以搜求收录。还兼收成语、熟语、古今中外人名、地名以及百科常用名词术语。
(2) 注音 《国语词典》尤其重视字词的注音。它收录的全部单字、复词、成语、术语都依照1939年公布的标准国音(即北京语系)，逐字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种方式标注读法。单字下加注直音，或者用汉字拼切。字词的声调、轻声、儿化、词的连写，一一标明。凡是经史古籍中的生僻字，参照唐宋以来的韵书，遵循古今音变条例，斟酌定音。凡是属于活语言，则依当时北平口语注音。如果有异音，则分别列出。《国语词典》成为现代辞典注音改革的先导。
(3) 释义 释义用语简明扼要，大多浅近明白，力除旧字书训释含混不清的弊端。不一一罗列书证，酌情注明出处或引句例句。
(4) 排序 单字及复词都按注音字母顺序排列，这就打破了传统字书的编排方式，成为我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音序词典。由于它按注音字母排序，将所收的同音字全部排列在一起，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汉语同音字典。
《国语词典》的价值 正如主编黎锦熙在《国语词典·序》中所说的，《国语词典》的编纂，主要是为了学习、研究汉语，矫正读音：(1) 正音 凡学习标准国语的人，或者想照国音来诵读新旧书籍的人，得此随时检寻，不但可以矫正单字的读音，并且可以知晓复合词前后音节的孰轻孰重，孰应“儿化”，使之与活语言相符合。
(2) 定词 凡学习国语罗马字的人，或者想把汉字或注音符号照“词类连书”来写作或排印的人，得此可略知某词应连书，某词应分写，以免得写作时彷徨不定。
(3) 释义 单字的普通用义，复合词的特别涵义，得此也可以检寻一个概略出来。
此外，黎锦熙认为它还有三点特殊用处：
(1) 可供小孩子作文查汉字之用。
(2) 可供熟习了注音字母的人查汉字之用。
(3) 可供懂汉语的外国人进修汉文之用。总之，《国语词典》以正音为主，大量收录口语语词，可以帮助人们掌握字的读音，有利于学习推广普通话。
《国语词典》的缺点主要是：收词有缺、滥，收录了不少非定型词；有的词释义太简单，不易理解；不列书证，缺乏资料性。《国语词典》经过删节后，改名为《汉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于1957年出版。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字典、词典中字、词的排检，除按注音符号的顺序外，也有使用四角号码、五笔检字法、头尾号码等方法的。其中，四角号码法曾被一些字典、词典采用，至今有的仍沿用，作为检字的辅助方法。而五笔检字、头尾号码等方法都没有得到推广，民国时期出版的字典、词典普遍使用的还是部首排检法。
注释：
①北京大学白化文先生云：按当时读音，卢氏自己读作gan4。
②以上均见《国语词典》黎锦熙1936年12月“序”。
第五节 《诗词曲语辞汇释》——诗词曲特殊语辞的汇释
《诗词曲语辞汇释》是一部专门解释唐宋金元明诗、词、曲中习用的特殊语辞的书。该书的编纂，“成绩超卓，对研究古典文学和近代语汇贡献甚大”。
《诗词曲语辞汇释》的编纂 撰者张相(公元1877—1945年)，语言文字学家，精通文史，于诗词尤为娴熟。原名廷相，字献之。浙江省杭州市人。幼年丧父，依母成长，曾考取秀才。早年在杭州的安定学堂、府中学堂和崇文学堂讲授古文与历史。后应聘上海中华书局编辑的职务，除主编文学、历史、地理课本外，编有《古今文综》十册。1936年与舒新城等人主编《辞海》。译有《19世纪外交史》。从壮年起，“浏览诗词，抽绎疑滞”。他认为：前人诗集“虽有旧注，多重实典，间涉语词，究亦寥寥”。于是，50岁以后，“渐事札录……随笔件系，积数巨帙。六十以后，专心兹事，且札录，且整理，阅六年而写成六卷。又阅二年，赓续要删”，于1945年始写定成书。
《诗词曲语辞汇释》的特点 唐宋金元明时代，诗歌、词曲、戏文传奇中，常见一些特殊语辞，如须、则、却、且、斯、解道、怎生、则个、端的、兀自之类。这类语辞大多是虚词或当时的口语、方音俗语，它们“皆用以组辞成语，间亦以衬托神情，故实字犹骨骼，此则其关节脉络也。正确地解释它们，有助于理解文意。但这类词历来没有专书解释。编者综览各家诗词戏曲作品，把这类语词包括单字、短语汇集起来，共计标目537，附目600余，分条800余，列举大量的例证，来解释它们的意义和用法，兼叙其流变和演化。每条先解说其意义，后列书证。与其他词典所不同的是，书中对每条书证都加以辨释。凡是字词有两个以上意义的，以一义为一项，各举书证解说。书中引证取材丰富，采诗词兼及题序，录剧曲并及白文；每“释一辞，下一解，必罗列唐宋金元之诗词剧曲至数十百种”，“每一辞之例证，由十余至五十余则”；所举书证依诗、词、曲次序排列。诗以唐人为中心，宋诗次之；词以宋人为中心，金元次之；曲以金元人为中心，元以后次之。在撰者看来“词为诗余，曲为词余，诗词曲三者各为分流，仍属同源”，“汇而释之”，较为方便。所以书中对辞义的诠释，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因其分流”而“自汇”，即以诗证诗，以词证词，以曲证曲；二是“因其同源”而“互汇”，即以三者或二者互证。这样，“综合各证”，得出解释，“假定为一义”。“一义不足概括，则别求解释”，“复假定为他义”。为推定一义，作者体会声韵、辨认字形、玩绎章法、揣摹情节、比照意义，反复质难。撰者还结合古今口头语言，从多方面探究辞义及用法的流变，寻索其确切的含义。所以这部书对研究唐以来文学作品的贡献极大，现代很多研究近代汉语语词意义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其启示。即便是一般的诗词、曲剧、小说的读者，当碰到文字普通而用法特殊，或生僻难懂的词语，想从这部书中寻求解释时，亦可依照书末附录的《语辞笔画索引》，按词头的笔画去查找。
《诗词曲语辞汇释》的缺点在于有些义项区分较为繁琐；没有标注读音。
作者去世后，《诗词曲语辞汇释》始由中华书局于1953年印行。
几部重要的专门词典 中国近现代时期，编纂出版的专门字典、词典，门类广，数量多，内容丰富。通过这类字典、词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窥见当时中国学术研究发展的水平。比如容庚的《金文编》和孙海坡的《甲骨文编》，就是这一时期古文字研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1899年，河南安阳小屯村殷虚甲骨文首次被发现，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有大批甲骨文、金文和其他古文字资料相继出土和被发现，许多古文字学家，突破《说文解字》六书说的框框，开始采用科学的新观点、新方法进行古、近文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丰富的研究经验。随着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和近人古文字研究的繁荣发展，使相关古文字字典的编纂成为可能与必须，一批甲骨文、金文字典随之而产生。
《甲骨文编》 撰者孙海波(公元1901—1972年)，字函博，河南潢川人。古文字学家。
中国的第一部甲骨文字典是王襄的《簠〔fu府〕室殷器类纂》，1920年天津博物馆手写石印初版本，1929年重订，该书释字错误较多，引用的卜辞文句不注明出处。1923年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问世，按《说文》分部次序把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的文字重新编次而成，凡有异形字，一一列出。解释主要采用罗振玉、王国维之说，略参己见，考释文字“精密矜慎不作穿凿附会之说”(见该书王国维《序》)。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朱芳圃的《甲骨学文字编》，是就《殷墟文字类编》补正而成。
《甲骨文编》是在《殷墟文字类编》的基础上增辑而成。全书18卷，收录单字2116个，字形照《铁云藏龟》、《铁云藏龟之余》、《铁云藏龟拾遗》、《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菁华》、《龟甲兽骨文字》、《戬[jian简]寿堂殷墟文字》八种书的原形摹录，并注明出处书名和卷页片号。其中正编14卷，收录字形可以识别和可以按偏旁隶定的字1006个，其中见之于《说文》的为813个①，按《说文》部首顺序编排，字条上方标注篆文；不见于《说文》的字193个，附在同部首的字之后，字条上方加隶定写法；每字条下大多简单注明字形或用例；每字条一般收有异体字数个；诠释“博采通人”，“以己意为定”。另有：合文一卷，收录156字；附录一卷，收不可识的字1110个；备查一卷，注明没有收录的甲骨文资料中的常用字字形的出处。书末附检字一卷。容庚评价说：“此书之用，不仅备形体之异同，且可为各书之通检，由字形而探求字义，得藉此以为阶梯。”该书1934年由哈佛燕京学社石印出版。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甲骨文编》的改订本，更加完备，成为学习、研究甲骨文者的必备书。
《金文编》 这是中国第一部最完备的金文字汇编字典。编撰者容庚(公元1894—1983年)，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
金文字典的编纂，发端于吴大徵的《说文古籀补》，其后有丁佛言的《说文古籀补补》，强运开的《说文古籀三补》，容庚的《金文编》。
《金文编》全书根据3000多件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收金文18000余字，其中正编1894字，重文13950个；附录1199字，重文985个。正编按《说文解字》部首排列，《说文解字》没有的字附在各部之末。“图形文字之未识者，为附录上，形声之未识者、偏旁难于隶定者、考释犹待商榷者，为附录下”。各字上方标注篆文，编有顺序号码。卷末附《引用书目表》、《引用器目表》、《检字表》等。《金文编》以其摹录精确、收字全面、考释严谨，得到历来治文字学者的赞许。王国维称赞容庚释字谨慎，书中立说大多可信。该书1925年写定，由罗振玉代为印行，1938年发行补订重版本，1959年出版校补本，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新修订本。
这一时期编纂的专门词典，比较重要的还有以下几部：《新方言》 撰者章炳麟(公元1869—1936年)，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作者对古今语音有深入研究，见解独到，他根据语言声韵发展变化的规律辨释方言异同。全书11卷，附《岭外三州语》一卷。前十卷是释词、释言、释亲属、释形体、释宫、释器、释天、释地、释植物、释动物，收录当时流行的方言俗语859条，大体按词义分类，考求它们的本字和语源。第11卷是音表，包括古音韵母23部和古音声母21纽表。《岭外三州语》考释惠州、嘉应州、潮州客家话中一些方言词语的来源。该书写成于1907—1908年，后收入《章氏丛书》(1919，浙江图书馆校刊)。
《中国人名大辞典》 臧励和等编撰。参与编纂者20多人，“依据经史，参考志乘及私家撰著各书，遍征金石文字”，从乙卯至庚申，历时六载始成此书。书中收录上古至清末的帝王、诸侯、名臣、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及能工巧匠等40000余人。一人列为一条，以姓名的第一字笔画数为序；第一字相同者，以第二字的笔画数为序；前两字相同者，以第三字笔画数为序。同姓名者归于一条。姓名之下，简介朝代、里籍、字号，概举生平、琐闻轶事等。姓名不标注读音，凡有异读者，在本文或《姓氏考略》中标注。录有：《补遗》、《姓氏考略》、《异名表》。附：《中国历代纪元表》、《四角号码索引》。1921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80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词诠》 解释古书中虚词的字典。撰者杨树达，湖南长沙人，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20世纪20年代曾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法课程，著有《高等文法》一书，《词诠》是它的姊妹篇。全书10卷，收古书中常见的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和一部分代名词、内动词、副词，共534条，按注音符号顺序排列。每词都标明词类，然后解释词义、说明用法、列举书证，有的还加按语。书中结合词类，具体讲解古汉语虚词的语法作用。释义时，注意启发读者“虚实随其所用”，要联系上下文意去区别词的虚、实不同用法。对词的通常用法和特殊用法，通通详细加以解说。书中举证丰富，博采先秦两汉以至六朝古籍，并引用刘淇、王引之，以及孙经世、马建忠、童斐等人的说法相参证。《词诠》继承、总结和发展了前人虚词研究的成果，至今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查检古汉语虚词的工具书。该书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9年重印。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臧励和等编撰。收录上起远古，下迄1930年前后的省府郡县、镇堡山川、名城要塞、铁路商港、名胜古迹、寺庙亭园等古今各种地名40000余条。凡是古地名一律述其沿革，现代地名则介绍地理概貌。书中资料搜集丰富，“凡群经、正史、国语、国策、通鉴、诸子及各种古籍之有诠释者，本书广罗名家诸说，择善而从。至杜郑马三家之书及王厚斋玉海其言方舆并资采取”。本书注意订误，凡是没有把握的，一律存疑。录有《各县异名表》，附四角号码索引。该书是当时我国较为全面系统的地名词典，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商务印书馆1931年初版，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出版。
《古书虚字集释》 解释古书虚字的字典。撰者裴学海(公元1899—1970年)，河北滦县人。作者自1927年开始古虚字的研究，搜集周秦两汉古籍中的虚字290个，按守温36字母排列。每字先解说，次列书证，最后为撰者的辨析。书中参酌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而以《经传释词》的训解为主。一方面补前人之不备，一方面纠正前人的错误，创建颇多，加之例证丰富，对阅读古书很有用处。1932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54年中华书局重刊发行。
《辞通》 解释古书双音节通假词汇的书。撰者朱起凤(公元1874—1948年)，浙江宁海人。22岁时，一次帮外祖父(宁海安澜书院院长)批阅课卷，见卷中有“首施两端”字样，疑为笔误，便提笔批写“当作首鼠”，卷发，合院大哗。原来“鼠首”、“首施”同词异型。从此潜心读书，从400多种古书(主要是唐以前的古书)中摘录同义而异型的词。这类词有的因音同、音近相假借，有的因义同、义近相假借，有的因形近而讹。作者从1896年到1930年，历时30余载，易稿十数次，《辞通》才得以成书出版。书中搜集双音节的同义异形的词语，主要是联绵词，也有一些复合词和词组，约40000余条。以一个常见的词作为首词，把和这个词意义相同、而词形相异的聚在首词下为一组，按首词第二个字的平水韵106韵次第。词的解释，一般是首词下解释词义间或加注反切，或直音；每组末大都加按语，或者引用清儒的说法，或者以自己的看法分析比较，阐明这组词语之间的关系。书中引证详密，书证详载书名、篇名，并按经史子集次序排列。附有《笔画索引》和《四角号码索引》，以便查检。1934年开明书店初版，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联绵字典》 专收双音节词的词典。撰者符定一，湖南衡山人。从32岁开始收集联绵字，到62岁，用了30年的时间，编成400万字的《联绵字典》。全书36卷，分12集，广搜六朝以前古书中双声、叠韵、重音联绵字，并酌情收入助词、虚词和一般的双音复词，甚至既非双声、叠韵，也非重音，但是不可分训的复词。词的分部参照《康熙字典》。标音采用《说文解字》徐铉的反切；《说文》没有的字，或者今音有变化的字，采用隋唐反切或宋人韵书中的音切。每词释义，大量引证六朝以前的书证材料，六朝以下著述，只参考注疏经解；有的在引证后还加按语，分辨字词的转语、异文、本字、借字、正字、俗字、今字、古字、讹误等，尤其精于转语的解释。由于书中引证丰富，而且引书的篇名、卷次、引文的起止都很清楚明白，因此对查找古书句子的出处，十分有用。该书1936年由撰者在北京刊行，中华书局1946年初版，1954年再版，1983年重印。
《金元戏曲方言考》 解释金元戏曲中方言词汇的书。撰者徐嘉瑞(公元1895—1977年)，云南昆明人。作者因为金元戏曲中的方言俗语，有许多至今还在民间流传，但是没有专书考释。于是把《元曲百种》、《元椠[qian欠]古今杂剧三十种》、元人散曲、明人曲本和朱有炖[tun屯]的杂剧，从“曲”、“白”到“科”、“诨”重读一遍，“随读随写，以曲释曲，参以《元典章》、《元朝秘史》、《辍[chuo绰]耕录》、《唐音癸签》、《剧说》、《新方言》诸书。”以及今天各地的方言，于1944年写成此书。书中收录方言词汇600余条，按笔画排列。每词先释义，后列举书证(书名用简称)。有的词条后加作者按语，或者指出其在今天流行的情况，或者注释例证，或者进一步解释方言词。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56年修订重印时，除对原有词条补充例证外，又增补新方言词155条。附《引用书名及简称》。
注释：
①此据陈炜湛《甲骨文简论》的统计。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的统计为765个。
第六节 《综合英汉大辞典》——词典编纂新领域的拓展
外语、汉语双语词典是中国辞书园地中的一个新品种。这一类词典的产生，是西学传入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学习、了解外国政治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
1840年，殖民主义者用炮舰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资本主义文明和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清朝开明士大夫和爱国知识分子中间，激起一股变法维新、自救图强的思潮。他们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侵略，必须师法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此，提出设立译馆，翻译西方书籍的主张，以汲取西方各种有用知识。到了1862年，随着北京京师同文馆的成立，再次掀起西学东渐新高潮，各地相继出现一些外语教学和翻译机构，翻译西方著作，开始编制各种外文、汉文双语词典，介绍西方词典编纂方法。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出版了英汉对照词典：《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87年)，《汽机中西名目表》(1890年)、《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90年)；天津制造局出版了石印的《中西度量衡表》(1891年)。1903年，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章程专门写有“文典”一章，规定“文典”是“以品汇中外音名，会通中外词意，集思广益，勒成官书为宗旨”。这一章中还介绍了词典的编纂方法等。至民初，外语、汉语双语词典的编纂有了新的进展。仅1907—191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双语词典就有：《英华新字典》(1907年)，《英华大辞典》(1908年)，《袖珍英华成语辞典》(1911年)，《汉英新辞典》(1918年)，等等。
五四以后，各种外汉、汉外双语词典纷纷编纂印行。如英汉方面的有：《汉英大辞典》(上海岭南中学1920年出版)，《英汉字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综合英汉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法汉方面的有：《模范法华字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汉法新辞典》(北平丁宅1934年刊行)。德汉方面的有：《德华字典》(上海中华书局1920年初版)，《德华成语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德华常用小字汇》(中德学社1945年出版)。西(班牙)汉方面的有：《华班字典》(上海徐家汇Union Commercial 1933 nyinxin)。俄汉方面的有：《新中俄大字典》(哈尔滨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苏联缩语新词典》(哈尔滨广记印书局1933年出版)。日汉方面的有：《汉译日语辞典》(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综合日华大辞典》(上海开华书局1936年出版)，《日华成语辞典》(上海求益书社1936年出版)。以及《世界语中文大辞典》(重庆世界语函授学校1944年出版)，《现代中文世界语辞典》(上海曙光出版社1935年出版)，等等。
《综合英汉大字典》 这一时期编纂的各类双语词典中，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汉大字典》影响最大。该书由黄士复、江铁主编，王云五、何崧龄、陈承泽参订，编者有文元模、李希贤、吴衡之等12人。书中收单语、复合语、略语、地名、人名、教名之语，合计不下13万条，成语约74000条，例证不下60000条。该书收语汇之丰富，超过当时任何一部双语词典。释义详尽，力求明确；释文后附有插图和表解；书末附有地名人名音译、教名英译、英语及对语、略语、中国地名表、不规则动词表。1928年初版原分两册，每册分正、补编，1937年合订为一册出版，到1948年共印行了八版。
在中国字典、词典发展史上，近现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短短的百年中，字典、词典内容、品种、数量、体例上的改变，对中国辞书的编纂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中国辞书编纂的科学化、知识化、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