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鸟》是关于鸟类名词的解释。如：“舒雁，鹅。舒凫，鹜。”
《释兽》是关于兽类名词的解释。分为寓属、鼠属、齸〔yi义〕(反刍)属、须(呼吸)属四类。如：“猶，(猴属)如麂〔ji几〕，善登木。”
《释畜》是关于家畜类名词的解释。如：“羊：牡，羒〔fen坟〕；牝，牂〔zang赃〕。”
从《释亲》至《释畜》的16篇，解释的是百科名词，因此后人称《尔雅》是一部百科词典。《尔雅》先解释普通语词，后释百科名词。由《尔雅》的分类，反映当时人们对名物的认识和类别。
《尔雅》的释词方法 《尔雅》是古代“训诂名物”的重要字书。它主要是以义训的方式解释词语，即不必借助于字音或字形解释意义，而且直接用通行的语词去训释古语词或方言词的意义。
《尔雅》训诂词语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采取“某、某、某……，某也”的形式，把许多意义相同的词汇集在一起，用比较通俗、比较容易理解或常见的、普遍通行的词语给一个总的解释，被解释的词往往是古代词语或者当代比较难懂的词语。如上面所举例子，用“始也”解释“初”等11个词；如果一字而有两义，先解释第一义，再解释第二义，如：“乔、嵩、崇，高也；崇，充也。”如果有一字三义，依次序从第一义解释到第三义，如：“遘[gou购]、逢，遇也；遘、逢、遇，遻[wu务]也；遘、逢、遇、遻，见也。”第二种采取辨释词义的方式，是把内容有关的一类古语词或古称列在一起，分别用今词、通语解释。如：“日出而风为暴，风而雨土为霾[mai埋]，阴而风为曀[yi义]。”《尔雅》的前三篇大多采用第一种方式解释词语，第二种方式则运用于后16篇的释词之中。此外，刘叶秋在《中国古代字典史略》一书里还从《尔雅》中归纳出几种释词情况：(1)直言为训：对所释之字直接加以说明；(2)相反为训：说明一个词和本义相反的用法；(3)二字互训：以两个字来互相解释；(4)双声为训：以声母相同的字来解释一个词；(5)叠韵为训：以韵母相同的字来解释一个词；(6)合音为训：合两个字的声音来解释一个词。总之，《尔雅》以今言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以俗语释雅言，其解释词义的方式多种多样。
《尔雅》的价值 《尔雅》一书所解释的古词古义和各种名物，成为诠释经传的最基本依据，所以从东汉起就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唐宋以后，《尔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列入经部，被视为儒家经典。但实际上，《尔雅》并不是专为解经而作，也是一部按语义分类的词典，首创了按内容性质分类释词的体例。它把2000来个词条分成19个义类，分类篇目清楚明确，对词义的解释，兼及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两个方面，形成完整的编撰体系。后世续《尔雅》而作的一类“雅书”，差不多都仿照它的内容和这种分类归总安排材料的方法。
《尔雅》辑录了古代大量的语词，加以总结和整理，解释了先秦经籍中一些词语的意义及诗歌中词语的用法，对许多义同词异的词加以辨别，因而它保存了不少先秦古义，成为我们研究先秦词汇、阅读古籍的主要参考材料。如《释言》上说：“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就是说，在先秦“宫”、“室”是同义词；《释山》上又说：“大山宫小山，霍。”“宫”在先秦又有“围绕”的意思。汉以后，“宫”的“围绕”义已消失，后人不了解，就出现了诸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庐江水》的断句错误，他误认为“宫”是名称：“余按：《尔雅》云，大山曰宫。宫之为名，盖起于此。”
《尔雅》收录的词语包括人文关系和社会日常生活，以及天文、地理、生物等，内容丰富。书中不仅说明了它们的意义，还给人以广博的知识。如南朝宋刘庆义《世说新语·纰漏》篇记载：晋代蔡谟不认识彭蜞[qi棋]，也没有吃过螃蟹。一次到江南，根据《大戴礼记·劝学篇》的说法“蟹，二螯[ao敖]八足”，把彭蜞误当螃蟹吃，结果大吐。蔡谟后来向谢尚提及此事，谢尚讥笑他“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②《尔雅》中的一些词语保留了其原始古义。如《释亲》上说：“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以“舅”“姑”称公婆，实际上是原始社会交表婚制的残余在称谓上的反映。因为上古人稀少，社交不方便，常常是男子娶舅父的女儿或姑母的女儿为妻，女子也以舅父或姑母的儿子为夫，在这种近亲婚中，舅父就是公公或岳父，姑母也成了婆婆或岳母。我们从《尔雅》保存的“原始语言”，可以窥见原始社会之一斑。
作为诂训辞典，《尔雅》的地位与价值不言而喻，如以字典的标准来衡量，《尔雅》存在不少缺点，主要是：(1)有些字词的归类不够恰当，编排不够严密。如把不具有近似义和同义关系的词混编为一条，或把虚词、实词混同编排，或把假借字当本字用。(2)对词义的解释过于简单笼统。如用一个词解释排列在一起的许多同义或近义词，使人不能准确区分各个被释词意义的异同和用法上的差别、事物的内容和文字音读。(3)有的词重复出现，编排上显得杂乱。
后世“雅书”类的著作 《尔雅》是古代训诂、百科词典的先导，后世模仿它的内容体例而编纂的辞典不断出现，形成源远流长的“雅学”，成为我国训诂研究的主体。继《尔雅》而作的词典中，以《小尔雅》出现最早，《广雅》影响最大。
《小尔雅》，关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至今没有定论。全书分广诂、广言、广训、广义、广名、广服、广器、广物、广鸟、广兽、度、量、衡共13类。主要是补充《尔雅》未收或失收的字词。前十类是《尔雅》内容的推广补充，后三类内容都是新增。全书收字虽少，包括解说在内，不足万言，但保存了不少汉语早期词汇资料，对研究古汉语和经籍训诂有重要参考价值。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以后，此书渐渐受到重视。
《广雅》十卷，编纂者张揖，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人，三国时魏明帝时代的文字学大家。他推崇《尔雅》，又认为有不足之处，所以广征汉及汉以前经传之训、诸子之注、辞赋之解、字书之说，博采“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言、庶物易名”(张揖《上〈广雅〉表》)，凡是《尔雅》没有收录的古代训诂、后出的词语，都列入《广雅》中。既增广《尔雅》未收词语，又对《尔雅》原有的解释作补充。它的分类篇目与《尔雅》完全一致，每篇词语排列次序、释词方法与《尔雅》大体相同。虽也和《尔雅》一样存在释词太简略、归类不完全准确的缺点，但在研究文字变迁和保存周、秦、两汉古训上，仍是一本值得重视的训诂词典。
从宋至清，出现了八部以“雅”命名的词典，它们以《尔雅》为范例，补充内容，增加解释，又各有特色。这八部书是：《埤雅》，20卷，宋代陆佃编。不释语词，专释名物，其中动物名词189条，植物名词95条，主要解说动植物的形状、特点、性能。此外还有天文名词13条。
《尔雅翼》，32卷，宋代罗愿编。将名物分为草、木、鸟、兽、虫、鱼六类，一字为一条，共407条，考辨详实，引用资料都注明出处。以上两部书对所列举之物的解释，除引证古书、故实，结合文字训诂、常识外，还参入个人的见解，比较详切。
《骈雅》，七卷，明代朱谋〔wei伟〕编。专门搜罗周秦汉至六朝的经史文集，唐宋类书中冷僻深奥、两字联言的词语排列解释。所释也有多音节的词。分为释诂、释训、释名称、释官、释服食、释器、释天、释地、释草、释木、释虫鱼、释鸟、释兽13类。
《汇雅》，28卷，明代张萱编。每篇把《尔雅》、《小尔雅》、《方言》等书依次罗列其内容，然后引载注疏及个人见解。
《通雅》，53卷，明代方以智编。卷首有《音义杂论》、《读书类略》、《小学大略》、《诗说》、《文章薪火》五篇，次列《疑始》篇，以下分释诂、天文、地舆、身体、称谓、姓名、官制、事制、礼仪、乐曲、乐舞、器用、衣服、宫室、饮食、算数、植物、动物、金石、谚原。书末附：《切韵声源》、《脉考》、《古方解》、《刊误》等，包罗了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和百科名物。它内容充实，引文注明出处，对词语解释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个人判断也不乏创见。特别是作者受到西学的影响，在语词解释中运用西方科学知识否定传统的说法。
《别雅》，五卷，清代吴玉搢[jin晋]编。辑录经书、诸子、史传、汉代碑刻、前人注疏中字形歧异、音义相同的双音词和少量单音词，按四声编次，各注明出处，加以辨证。
《比雅》，19卷，清代洪亮吉编。把古书中词义相近的解释加以编排。
《叠雅》，13卷，清代史梦兰编。解说经史子集等书和各家注疏中的“重言复字”，收录的都是叠字。解释中引用书证极广，而且都注明出处，包括书、篇、作者名，甚至作者的年代等。
研究《尔雅》的著作 历代学者对《尔雅》都有过研究，从西汉以来就有人为《尔雅》作注，又以清代人研究的成就最大、著述最多。有较大影响和重要参考价值的注疏有：《尔雅注》三卷，晋代郭璞撰。该书特点一是大量引用《左传》、《诗》等书中的说法，二是广采当时的方言俗语，三是在注内标音。全书释义慎密，存留不少晋代语词和俗语的发音和声转，后人誉之为另一部《尔雅》。
《尔雅音义》20卷，宋代陆佃撰。书中注释引文的原书，现多亡佚，而所据《尔雅》原文又多是北宋善本，可以用来订正其他本的错误。
《尔雅正义》20卷，清代邵晋涵撰。广辑汉魏六朝旧注，博采诸经传注及先秦两汉诸子说，在订正文字、推求文字古音义上颇有成就。
《尔雅义疏》20卷，清人郝懿行撰。繁征博引，每类标目下有题解，有助了解《尔雅》分类目的。撰者据目击所见和实地考察，解释各种草木鱼虫，详细而确切，还纠正了历代相传的一些错误。
注释：
①“何鼓”，又写作“河鼓”。河鼓三星即天鹰星座β、α、γ。
②又《晋书·蔡谟传》：“谟初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萎顿，方知非蟹。”
第二节 《方言》——第一部方言词典
《方言》是我国古代出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专门搜集、解释方言辞汇的书籍。原名《殊言》，全称是《輶〔you由〕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轩”是古代一种轻便的车子，周秦时代天子使臣常乘这种轻车，“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闻，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华阳国志》卷十)所以使臣也称“輶轩使”或“輶轩使者”。应劭[shao哨]《风俗通义·序》上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就是在周秦时，常在每年八月派遣“輶轩使者”到各地调查、搜集方言，回来记录整理，收藏在秘室。这就是《方言》名称的由来。
《方言》的作者 《方言》的作者扬雄(也写作杨雄，公元前53—公元16年)，字子云，蜀郡(今四川)成都人。西汉末年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汉书》扬雄本传称他“博览无所不见”，少年好学，善作辞赋，多识古文奇字，通晓训诂，作《训纂篇》、《太玄》、《法言》等。扬雄40多岁来到京师，被举荐为郎，“得观书于石室”，“校书天禄阁上”(扬雄《答刘歆书》)。
“輶轩使者”搜集得来的方言资料等，经秦末战乱，到汉代，大部分散失了，只有成都的严君平、临邛[qiong穷]的林闾翁孺“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扬雄《答刘歆书》)。严君平收藏有1000多字，林闾翁孺保存有目录提纲一类的资料。因为严君平是扬雄的老师，林闾翁孺是扬雄的亲戚，所以扬雄有机会看到它们，就以这些残存的资料为基础，又亲自着手收集。他趁各地士人和调访士兵来京的机会，常常带着书写工具向这些人作调查，然后汇集整理。经过27个寒暑的积累，才编成一本9000字的《方言》。天凤三四年间(公元16、17年)，当时的刘歆编《七略》，求观《方言》，被扬雄回绝：“未定，未可以见”，并表示如果刘歆“必欲胁之以威，凌之以武”，强迫他交出《方言》的话，将“缢死以从命”(扬雄《答刘歆书》)。由此可见扬雄对《方言》是何等的珍视了。第二年(公元18年)扬雄病逝。
《方言》的编纂特点 《方言》原本15卷，9000字；今本分13卷，近12000字。共收录词条658①个，卷十二收102条，卷十三收有149条。书中收录的语词，虽然没有标明门类，但大体是参照《尔雅》的体例，采用分类编次的办法，每个词条按义类归入各卷。卷一、二、三是语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卷四衣物；卷五器皿、家具、农具等；卷六、七语词；卷八动物，下分飞鸟、走兽、家禽等；卷九车、船、兵器等；卷十一昆虫等。
书中还把搜集到的古今方言、通语根据时间地域的变化，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创制了专称加以解说，用以区别这些词的区域差异和古今流变：(1)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四方之通语：指不受地域限制的共同词汇；(2)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指因地域关系，语言发生变异的各地方言；(3)某地某地之间通语：指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4)古今语、古雅之别语：指古代不同的方言；(5)转语、代语：指因时代和地域不同，语音发生转变而产生的词汇。
书中解释词语的方式，一是举出一个词作为标题性的东西，然后把各地不同的方言词罗列其下。如卷八释“猪”条：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jia加〕；关东西或谓之彘〔zhi置〕，或谓之豕〔shi史〕；南楚谓之豨〔xi希〕；其子或谓之豚〔tun屯〕，或谓之貕〔xi希〕；吴扬之间谓之猪子；其槛及蓐曰橧〔zeng增〕。
这种方式，有人归纳为“标题罗话法”。再一是先列举一些同义词，用当时一个通用的语词解释。与《尔雅》不同的是，这些同义词都属不同的方言词汇，所以接着说明这些词分别属于何种方言。如：[忄夌][ling灵]、怃[wu五]、矜、悼、怜，哀也。齐鲁之间曰矜，陈楚之间曰悼，赵魏燕代之间曰[忄夌]，自楚之北郊曰怃，秦晋之间或曰矜，或曰悼。
书中在记录方言的同时，还说明由于地区隔绝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方言；指出词有古今、雅俗之别，因时间的变迁和地区的变化而造成了古今语、方言词的差异。如：敦、丰、厖[mang忙]、[大下介][jie介]、憮[hu忽]、般[pan]、 嘏[gu古]、奕、戎、京、奘[zang葬]、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厖，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大下介]，或曰憮。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嘏，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
先罗列12个同义词，用当时的通语“大”解释，然后分析各地的特殊说法，指出12个同义词与“大”的意义相同，都只是古今语的分别，这些词各地原本不全是互相通用，而现在有的成为通语，这些词在古籍中都有记载，恐后人不能通晓它们的差异，所以著书加以解释。这段话把各地方言的异同，古今语、雅俗词、方音与通语因时间地点的移易而产生的交错演变的复杂关系条分缕析，把当时的口语方言和古代的书面语言进行比较研究，除了记录方言外，还记载了古今词汇的不同，保存了一些古代词语。
书中记录的语言，不仅有汉语的方言，还有少数民族的语言。它们采摭自不同的地区，包括西汉的许多地方，东起东齐海岱，西至秦陇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yi疑〕，东北至北燕朝鲜，西北至秦晋北鄙，东南至吴越东瓯〔ou欧〕，西南至梁益蜀汉。这些地区范围大小不同，古今属地有别。既有行政区划的地名，也有自然地理的名称；既有古代的地名，也有汉代的地名；既有表示较大范围地域的，也有表示个别地域的，因此书中所指的方言区域，相当复杂。有的是古国，如秦、晋、韩、赵、燕、齐、鲁、卫、宋、陈、郑、周、楚、吴、越等；有的是州，如幽、冀、并、豫、青、兖、徐、扬、荆、雍、凉、梁、益等；有的是郡，如代、汝南、沛、平原、临淄、会稽、广汉、蜀、巴等；有的是县或某一地，如曲阜、钜野、郢等；有的是江河，如江(长江)、河(黄河)、汾、济、汝、颍、淮、泗、湘、沅、洌水等；有的是山岳，如岱(泰山)、衡、嵩、九嶷等；还有其他国家民族，如朝鲜、瓯等。此外，书中还以函谷关为界，划分方言区。函谷关以东叫关东或自关以东，函谷关以西叫关西或自关以西。书中也常用两个以上的地区名并举，以显示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方言接近，说明某些语言在全国范围是方言，在某些地区又是通语。
《方言》的价值 《方言》的编纂，作者虽没有到各方言区去进行实地调查，只是向集中在大城市各地的来人采访收集，这种收集材料的方法，以及书中所采用的不同以往各种语义辞典的编纂体例，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的一大创举。《方言》的全书只有9000字，但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研究汉语的发展，以及汉语方言、汉语词汇、汉语音韵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通过《方言》，还可以了解到汉以前汉民族共同语的存在情况，汉语方言分歧、交错的复杂现象，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情况。书中记录的若干专门词汇，为了解汉代社会文化面貌，提供了语言上的依据，可以从中窥见社会的风土人情和汉文化的实际情况。通过方言可以了解汉语发展变化的种种情况，从通语与方言的互相消长转化，考察古代社会发展对汉语发展的影响，证明我国各地区的方言都是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语言。扬雄通过对汉代方言词汇在地理上、各地方言在构词形式和词义上的差异，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的研究，揭示出若干汉语言发展的重要规律。
《方言》的产生，不仅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也是世界方言学史上一部不朽的著作。
与扬雄同时代的学者，给《方言》以极高的评价，汉代著名古文经学家张敞之孙张竦，看了《方言》的部分手稿，称赞此书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应劭《风俗通义·序》)。为《方言》作注的晋代学者郭璞，赞誉该书搜辑广泛，辨析细微，贯穿条理，使人“可不出户庭而坐照四表，不劳畴资而物来能名”，是“真洽见之奇书，不刊之硕记也”(郭璞《方言序》)。晋代的常璩、杜预也把《方言》与《尔雅》相提并论。
方言俗语类的字书 继《方言》之后，出现的一部通俗辞典是《通俗文》。它的作者，相传是东汉古文经学家服虔。服虔字子慎，河南荥阳人，是我国用反切注音的先行者。《通俗文》原书已散失，从一些古籍的引文及清代人辑录的佚文看，此书专收汉代新产生的通俗用语，如：撞出曰打。
沉取曰捞。
辛甚曰辣。江南言辣。 中国言辛。
惭耻谓之忸怩。
张帛避雨谓之繖盖。(繖，后作“伞”)
匕首，剑属，其头类匕，故曰“匕首”。
书中对语词的解释，既释义，也注音，成为古代第一部从生活用语中辑录词语的通俗辞典，它很注重实用。
受到《方言》、《通俗文》的影响，后世的许多学者都重视方言俗语，特别是在明清两代，出现了一批续补《方言》和专门研究俗语，或某一地域方言的书籍。续补《方言》的著作，如清人杭世骏的《续方言》，清代程际盛的《续方言补》，清人程先甲《广续方言》；辨析俗语常言的如：明代陈士元的《俚言解》、张存绅的《雅俗稽言》、陆嘘云的《世事通考》、周梦旸〔yang洋〕的《常谈考误》、佚名的《目前集》等，清代有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xin心〕的《恒言录》、顾张思的《土风录》、郝懿行的《证俗文》、钱大昭的《迩言》、厉荃的《事物异名录》等；考证某一地方言的有：明代李实的《蜀语》、清代吴文英的《吴下方言考》。
上述诸书，总的来说，主要是从经史子集等古书，以及类书、历代笔记杂著、小说、戏曲等作品中抄录材料，罗列排比，释义简单，有的甚至没有解释，缺乏辨析。虽然也程度不等地辑录了当时口语中的常用词汇，但极少像扬雄那样下功夫调查研究，对研究古今语的变化价值自然低得多。但由于这些书中辑录了古书中丰富的汉语词汇，对于我们阅读古籍，了解文义和古代名物制度、社会风俗，也很有帮助。
研究《方言》的著作 历代对《方言》的注疏，最有名的是晋代郭璞的《方言注》，这是《方言》的第一个注本，13卷。郭璞的注释，包括注字音，解释语义，说明声转，证以方俗通语，引证古文，标明异体字或通假字，解释地名等。注释中，郭璞引用许多晋代方言词、方言口语。实际上，郭注本身就是一部很好的晋代方言词典。可以说，《方言》能对后世的方言俗语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郭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清人戴震的《方言疏证》13卷，搜集古书中引用《方言》和《方言注》的文字与《永乐大典》本相互参订，又用《永乐大典》本同明刊本校勘。逐条疏通文字，订正讹误，补充遗漏，共改正讹字281个，补脱字27个，删衍字17个。还通过严密的考辨，确认《方言》为扬雄所作，得到后世公认，从而澄清宋代洪迈提出的《方言》是否为扬雄所作的质疑。
清代卢文弨[chao抄]的《重校方言》、钱绎的《方言笺疏》、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都有一定的影响。
今人周祖谟校、吴晓铃编《方言校笺及通检》，校正原文讹误脱漏，集历代注疏之大成，是《方言》的最佳校笺本。
注释：
①此据何九盈统计。周祖谟《方言校笺》统计为674条，还有人统计为669条。
第三节 《说文解字》——第一部字典
《说文解字》的撰写，时在东汉前期，正值今文经学逐步衰落，古文经学日益兴起的关键时刻。
汉初，经学书籍都是用隶书写的，汉武帝末年，有人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一批古文儒家经典，从文字的形体到经书的内容都与当时流行的经典有所不同，称为壁中古文，也称为古文经(这些文字实际上是战国时的文字)。而隶书写的经书称为“今文经”。汉代隶书是通行文字，当时已很少有人懂古文字，刘向、刘歆父子对古文经进行了考释、整理，古文字(小篆和六国文字)方始为人们重视，就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古文学派。西汉至东汉初年今文经学流行，国家设立的经学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的人，古文经学受到排斥。东汉时许慎与许多著名的学者一道揭起“古学”(包括古文经学与小学)的旗帜，同今文经学较量。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后，古文学派渐渐占了优势。古文学派在学术上以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为基础，他们的研究成果，为《说文解字》的成书提供了条件。
《说文解字》的作者 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郡召〔zhao照〕陵县万岁里(今河南郾城县)人。大约生于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约卒于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任过汝南郡功曹、太尉府南阁祭酒、沛郡洨〔xiao崤〕(今安徽固镇东)长等职。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贾逵任侍中骑都尉时，从师于贾逵。许慎精通古代典籍，被时人誉为“五经无双许叔重”。
东汉时，文字混乱，书写异形，说解不一。其时，隶书已完全替代小篆，成为通行文字。隶书的形体很多都失掉象形的原意，而一些抱残守缺的“俗儒鄙夫”就隶书胡乱解说文字、经义，随心所欲。甚至认为“隶书为仓颉时书”，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今文经学派用一成不变的观点看待文字，认为古文字是一些“好奇”的人故意改变隶书的字形而造出来的。
许慎对乱解文字、经文的现象非常愤慨，认为“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之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所以穷毕生之精力撰成《说文解字》一书，以此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均见说文解字·叙》)。使人们明了文字的本源和变化的原理。约从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许慎开始《说文解字》的写作。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完成初稿。永元十二年至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00—110年)，许慎与马融等50余人在东观(汉代国家图书馆)校书，他充分利用接触到的古文字资料(包括《尔雅》、《仓颉篇》、《仓颉故》等)，据以补订《说文解字》。至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病中的许慎派遣儿子许冲把写定的《说文解字》一书上奏朝廷。
此外，许慎还撰写有《五经异义》一书(郑玄曾撰《驳五经异义》加以辩难)，以及《史记》、《淮南子》注等，都已佚亡。后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称他为“洨长”或“南阁祭酒”，或只称“许君”、“许祭酒”而不直称其名。
《说文解字》的“六书说” “六书”是古人根据汉字的实际形体，归纳出来的六种分析汉字结构的方法，即所谓“造字之本”。“六书”之名是《周礼·地官·保氏》中讲“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时提出来的。汉代郑众(？—公元83年)注《周礼·保氏》提出了六书的具体名称：“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不仅为六书定义，而且用六书分析文字构造。“六书”是贯穿全书，解说文字的基本理论。其六书顺序是：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郑众、班固、许慎讲六书，六书的内容三家的说法一致，只是名称、次第不同。唐代张参讲六书，名称用许慎的，次第用班固的，一直沿用至今，这便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许慎等人的六书说，对后来汉字的研究很有影响，历代研究文字的人，必先考究六书。因为传统的六书学说，不但指出汉字的构造规律，也包括了汉字孳乳和应用的法则。
象形：在文字的形成过程中，图画文字(或称文字画，即原始文字的刻划记号和象形符号)中图画成分逐渐减弱，而符号性质逐渐加强，随着符号系统的形成，它们成为文字系列中的一员。这种画成实物形象的字体，很容易被认出是什么字，这样的字就叫象形字。象形字是用文字的形体来直接表示具体的概念、意义。有的物体，在画图记事的阶段没有，而生成在文字产生之后，人们就用描绘物体形状的办法造出新字，这种办法就是六书之一的象形。即许慎说的“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意思是描画成物体的形状，线条(笔画)随着物体形体的轮廓而弯曲，如日字、月字。
《说文解字》的解说中，凡是讲到“象形”或“象……”的，大部分是象形字。象形字分纯象形、合体象形二类。纯象形有日、月、人、目、牛、羊、鱼、山、水等字，比如《说文解字》中说：“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从口一，象形。”合体象形有果、眉、父、包等字，比如《说文解字》中说：“果，木实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说文解字》9353个字中只有364个象形字，大部分现代汉字已经不像原物之形。象形字数虽少，它们却是汉字构成的基础。掌握象形字的古字形及本义，对于掌握汉字的构造、了解汉字的意义，有着重要的作用。
指事：复杂、抽象的事物，有的无法象形，有的无形可象，单靠象形字不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因而就采用简明的符号标示所指的概念，用这种方法造出来的字就叫指事字。指事字是用象征性的符号表示意义。指事字分两类，一类是纯粹的符号，如一、二等字用横画的数量表示数字；上、下字用短线在长线的上方或下方表示，这类也叫纯指事字。还有一类叫合体指事字，用象形字加上抽象符号，如刃，在刀字上加一点表示刀刃的部位。指事字正如《说文解字》所说：“视而可识，察而见意”。“视而可识”指字形而言，“察而见意”指字义而说，意思即看起来可以识别字形，考察一下就明白含义。
《说文解字》的解说中，除了说“指事”是指事字外，少数说“象形”或“象……”指抽象的、概括众物的字，也是指事字。六书之中，指事字最少，而又最难辨认，《说文解字》中指事字共125个。指事字与象形字的区别在于：指事字是表示抽象的、概括的事物，象形字的形状是具体的事物的描绘。
会意：仅用简单具体的形状，或抽象的符号不足以表示不断发展而复杂的客观事物的含义，就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字组成一个新字，会合它们的涵义表示一个新的概念。这样造出来的字叫会意字。《说文解字》中“比类合谊，以见指撝〔hui挥〕”即是此意，“指撝”作“指向”解。许慎举武、信两个字例：武字是由“止”和“戈”(楷书变成弋)组合成，“戈”是古代兵器，“止”是脚，合起来是带着兵器走路，表示用武力征伐，即武的含义。“信”字由“人”和“言”组合成，人说话应当真诚，信的含义是诚。戈、止、人、言都是独体的字，称偏旁，偏旁分表义和表音两类。表示意义的偏旁叫“形旁”、或“义符”。一般来说，会意字的偏旁和字本身没有声音关系。但有些会意字的字音和偏旁的读音有关，如“吏，从一、从史，史亦声”。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表意符号组合成的会意字，叫同体会意字，如《说文解字》说“从，相听也，从二人”。比、林、友、步、品、磊、轟等都是同体会意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表意符号组合而成的叫异体会意字，如采、莫、休、苗、初、男、秉、祭、监等。《说文解字》上说：“采，捋取也，从木、从爪。”还有的会意字不是组合方式造成，而是用改变现成字形方式造的，如片字，是木字的右半边，表示把树纵向分割开的一部分。会意字大部分是异体会意字。会意字与象形字、指事字的区别是：象形字、指事字都是单体的“文”，即使有两部分，这两部分也各不成字；会意字是合体的“字”，由两个以上的“文”合成的新字。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是纯表意的文字，没有表音的成分(个别会意字与偏旁有关，称会意兼形声字)。会意字在《说文解字》中共有1167个。
形声：也叫“象声”、“谐声”。《说文解字》上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偏旁组成，表示字的类属或意义的偏旁叫形旁(义符)，表示字的读音的偏旁叫声旁(声符)，如江、河都与水有关，用“氵”表义，用“工”、“可”表音，“工”与“可”分别与江、河的读音相同或相近。形声字的声符、义符的安排，有六种情况：左形右声：江、村、钨、堆、把、谈、渴、侄、徐、险、狗、结。
右形左声：创、郯、战、救、欣、领、功。
上形下声：宇、花、竿、窝、霜、崇、厕、庖、病。
下形上声：盆、煎、妄、想、贷、堡、肓、裳。
外形内声：园、围、阁、匣、裹。
内形外声：闻。
有些形声字的形旁、声旁位置在一角，如荆，从艸，刑声。有少数字，义符声符全同，因位置不同，音义各异，如售、唯；含、吟；忠、忡；召、叨；胡、[月古]；某、柑；架、枷等。有的字因声符、义符的位置不同而成为异体字，如峰、峯；略、畧等。
象形、指事、会意三种字都是纯表意字，形声字是表意兼表音的字，凡是语言中无形可象、无事可指、无意可会的词都可以用形声的办法造出新字。形声字在甲骨文中占20%以上，《说文解字》9353个字中，形声字7697个，凡以“唱：导也。从口，昌声”形式出现的字，大抵都是形声字。现代汉语中的形声字占90%以上，成为汉字的主流。我们通过形声字的形旁了解字义、声旁了解字的读音，可以帮助纠正错别字。由于古今语音语义的变化，不少形声字，声旁不能准确表达字的读音，形旁不能准确表示字的类属或意义。
转注：《说文解字》上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由于许慎对转注的解释不够明确，而且《说文》中也没有具体指明那些是转注字，因此，后人对转注的理解很不一致，有的偏重字形，有的偏重字音，有的偏重字义，而分成形转、音转、义转三派；义转派又分声义、部首、互训三支。现在一般是指部首相同、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类似的一组字。如考、老二字。《说文解字》上说：“考，老也，从老省，丂声。”“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考、老同在老部，音近、义同，是转相互注。根据《说文解字》中小篆“考”、“老”的字形，考是形声字，老是会意字(甲骨文中的考、老都是象形字)，是根据形声、会意造字法造出来的，转注的办法不能增加新字，不是造字法，是用字法。在《说文解字》中，类似考、老的转注字不多，如刀部的“刑，刭也”，“刭，刑也”；穴部的“竅，空也”，“空，竅也”；页部的“颠，顶也”，“顶，颠也”。
假借：《说文解字》上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是说，当口语中已出现新词，而还没有记录它的专字，又不容易用表形、表意的方法造新字，于是依照它的声音找一个同音或音近字来记录新词，以表示新的概念。如：其，本是“簸箕”的“箕”的本字，后来借为代词“其”。假借字在甲骨文里已出现，如：我，本是一种兵器，借为第一人称代词的“我”。有的字原来表示一个意义，把它假借来表示另一个意义后，原义保留，又增加新义，如：会，原指会合，后也用作“会不会做”的“会”；有的字假借表示另一个意义后，原义湮没，如：而，本义是颊毛，像毛的形状，假借为连词或代词；也有的字假借义取代了原义，又给原义另造一个字，如：求，原是皮衣，被假借作“请求”的“求”，而给原字加“衣”旁，写作“裘”，表示皮衣。
假借字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汉字的使用范围，但它毕竟只是用字的方法，而不是造字的规律。假借字是以音同或音近的字替代，然而也有极少数不是，如段玉裁《说文注》“[艸字去右边]”下说：“古文以艸为[艸字去右边]，以疋为足……或因形近相借。”在古书中，还有一种借字情况，如《汉书》中有一句“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其中“幕”字一般作“帐幕”讲，但这句中的“幕”当“漠”讲，是沙漠的意思。类似“幕”这样的字叫通假字，是本有其字的借用，与本无其字的假借有本质的区别。古人习惯用通假字，读古书，就要熟悉通假的情况，把假借和通假区别开来。
清代戴震根据《说文解字》对六书的分析，及前人的研究，提出“四体二用”说，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造字之法，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实际上在《说文解字》中，指事字数量很少，且与会意、形声字容易混淆，所以现在一般讲六书，把指事字归并到会意里。这样，汉字造字法只有三种：象形、会意、形声。
《说文解字》的部首 《说文解字》共15卷，本文14卷，第十五卷是《叙目》，共收篆文字头9353个，重文(即附在篆文字头下的古籀异体字)1163字(《说文解字·叙》，通行大徐本字数与此不同)，许慎解说133441字。许慎根据六书原则分析汉字，选取可以统率众多汉字的独体字(其中的大部分是表示一定类别的义符)，如人、木、系、鸟、马等，建立540部，把正体9353字、异体1163字分别列于各部之下，创立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部首归类法。书中如何排列540部次序呢？首先，许慎根据汉代阴阳五行家“万物生于一，毕终于亥”的思想，将“一”部定为第一部，将“亥”部定为最后一部。至于其他部首大致是“据形系联”。许慎说“据形系联”是把形体相近的部排列在一起，即段玉裁所说：“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说文解字》“一”部末段玉裁注语)如：一部、丄(上)部、示部；人部、匕(【3.3-1】)(化)部、匕(【3.3-2】)部、从部、比部；……衣部、裘部。有时也依意义相近而相连，作为“以形之相近为次”排列的补充。如：牙部在齿部之后，人部以下62个部首言人，自豕部以下20个部首言兽。再有凡是重叠形体的字作部首，一般都紧接单体之后。如炎部在火部之后，晶部在日部之后。《说文解字》把形体相似或意义相近的部首排在一起，等于把540个部首分成若干大类，这样做，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意符的作用，从而更确切地了解字义。
《说文解字》的部首，一般都有所领属的字。艸、木、水三部每部400余字，言、人、心、手、女、系六部各有200多字；其他各部最多的有百余字，少的如蓐部只有一字；还有的部内，只有部首，没有领属字，如三部，排在示部与王部之间，作为这两部的过渡，仅有一个重文。各部内字的排列，大体有一定的规则，正如段玉裁所说：“凡部内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说文解字》“一”部末段玉裁注语)即把类别相同或意义相近的字集中在一起，同一部首的字具有同一义符(偏旁)。每部中字的先后一般是：(1)“先实后虚，先近后远。”(黄侃等认为，《说文》中每部字的排列次序是“先名后实”)如冰部先列水的专名，后列形容水的形态之名。(2)“无虚实远近之可言，则以训义美者列于前，恶者列于后。”如：示部，把有吉祥之意的字“礼、禧、祯、禄、神、祥、祉、福、祐、祺”排在先，而“祸、祟、[礻芙]、禁”之类含有灾祸之义的字排在后。一部之中，“有上讳皆在首，以尊君也”。如汉光武帝刘秀的秀字排在禾部之首。(3)每部中凡“与部首反对者，必在部末”，就是凡相反的形体又没有立为部首的，放在部末。如丅(下)在丄(上)部之末。“叠部首为字者必在部末”(以上所引均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是没有建立部首(因无领属的字)的叠形字必定放在单一形体那一部之末。如赫在赤部之末。
此外，许慎还把一些没有具体地点的地名等也放在部末。如邑部最后20余字，只是罗列地名，无确切地点所在的说明。许慎所创造的部首归字法，使文字可以分类，便于检查，为后来的部首检字法奠定基础。但许慎从意义出发安排字的次序，和后世依笔画多少排列字的次序不同。后者更便于检字。
《说文解字》的释词方式 《说文》的解释，一般先分析每部的部首，说明同部首的字都与本部首的意义相关。然后再对该部之字逐一解释，一般是用小篆写下一个字来，先讲字义，再根据六书法则说明其形体结构，有时还列出异体，用形声声旁或“读若”来说明读音，收录异说，引经据典以证明其说。如：“炳，明也。从火，丙声。”“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属皆从口。”“哙，咽也，从口，会声，读若快。一曰嚵[chan谗]哙也。”“呱，小儿啼声，从口，瓜声。《诗》曰：后稷呱矣。”“象某，从某”都是讲字形。但也有不少字的解说，必须和前面的篆字连读，才能领会其意义。如：“昧爽，旦明也。”以上例句中“炳”、“昧”在《说文》中都是篆体。
《说文解字》的文字形体，以小篆为主体，即每个字先列篆文，加以解释；如有古文、籀文与篆文异体，则把古文、籀文列在篆文下面。如果籀文形体与篆文相同，则不列古籀。但也有的用古文为部首，该部中的字俱以古文为主，如上(上)部、页部、首部、大部等。又有用古籀为部首，其部中的字俱以古籀为主，如人部，人部后边的匕部、从部、北部等。这些部中，如有小篆与古文、籀文形体不同，则附小篆于古文、籀文之下。《说文解字》收的文字形体，除小篆、古文、籀文外，又有奇字、秦刻石、汉代俗体、通儒所用形体等。
《说文解字》中说解的体例，非常复杂，简要介绍如下：(1) 引用古文 a解说中引用的文字，除注明是古文的外，凡是引用经书、先秦典籍的文字也都是古文。如：“《夏书》玭[pin贫]从虫、宾”，蠙是玭的古文；“墨翟书义从弗”，墨翟书指《墨子》。b凡是说“古文或以为某”，是说古文借此字作某字，如：解说[艸字去右边]字：“古文或以为艸字”，古文借□字作艸字。c凡说“古文某如此”，是说知道古文是某一个，但这个字不能用作解释形体。如羌字下面有一字，“古文羌如此。”D凡说“或曰”，是古文的另一种说法。如解释[貝爲]字：“或曰此古货字。”E凡说“从古文之象”或“象古文之形”，是说小篆和古文的形体差不多，但已稍加整齐简化。如解释革字说：“象古文革之形”，革字是古文革(【3.3-3】)字的简化。如说“象古文某省”，是说小篆比古文形体简化得多。
(2) 引用籀文 有三种说法，一种是直称籀文，如旁字下面有雱字，说解：“籀文”。一种是称作大篆，如蒜篆下说解后有：“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从。”另一种称作“史篇”，如奭字下说解：“此燕召公名，读若郝，史篇名丑。”
(3) 引用经书 有的是用来证释字形，如说解祝字：“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有的用以证明字音，如说解[走上樂]字：“动也。从走，乐声。读若《春秋传》曰：辅[走上樂]。”还有的是用来证释字义，如瑱〔zhen振〕字的说解：“以玉充耳也。从玉，真声。《诗》曰：玉之瑱兮。”
(4) 引古语 引古语以证释今言，如茮〔jiao交〕字的说解：“茮，莍也。”
(5) 引方言 如雅字的说解：“楚鸟也。一名鸒〔yu玉〕，一名卑居。秦谓之雅。”
(6) 引俗语 引用俗语解释字义，如皇字的说解：“大也。从自。自，始也……自读若鼻，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
(7) 博采通人之说 通人指诸如孔子、韩非、司马相如、董仲舒、杜林、卫宏等人，书中引用了他们的某一说法，如用字的说解：“可施行也。从卜，从中。卫宏说。”
(8) 引秘书说 许慎说的秘书是指纬书而言，如瞋字下有[目戌]字，说解：“秘书瞋从戌。”说明秘书中瞋字形体和通行的小篆不同。
(9) 引秦刻石 秦刻石文是小篆的另一种写法，如攸字下列[氵攴]字，说解：“秦刻石峄山文攸字如此。”
(10) 从某，某声 凡说“从某，某声”的，都是形声字，如江字：“从水，工声。”水是江字的形符，工是江字的声符。
(11) 象形，象某某之形 对于象形字，有的只说“象形”，如吕字的说解：“脊骨也。象形。”有的还对所象之形，加以解释，如山字的说解：“宣也。谓能宣散气生万物也，有石而高，象形。”如说“象某某之形”的，则是指事字。如亦字：“人之臂亦(腋)也。从大，象两亦之形。”
(12) 从某、从某；从某某 凡说“从某，从某”或“从某某”的，都是会意字，如敝字，“从[敝字去攵]，从支”。凡说“从某”，是指被说解的字与某字的意义相同或相近。
(13) 从某省 凡说“从某省”，即被解说的字与某字，意义相同，形体的某一部分相同。如隶字的说解：“及也。从又，从【3.3-4】(尾)省。又持【3.3-4】者，从后及之也。”被解说的这类字，往往是会意字。
(14) 从某，某省声 凡说“某省声”，就是用某字的声，而不采其全形。如梓字：“从木，宰省声。”
(15) 从某，某亦声 凡说“从某，某亦声”，就是指出这个字既从某字形体以得义，又取其读音以象声。如姓字：“从女生，生亦声。”这类字一般都是会意兼形声字。
(16) 同意 凡说某与某“同意”的，是指两个字的形体的意义，有某些相似或相同之处。如工字的说解：“巧饰也。象人有规榘(同矩)也，与巫同意。”
(17) 读若、读同 许慎时没有反切法，《说文》中采用另外一个字给本字注音。如雀字的读音：“读与爵同”；[艸字去右边]字的读音：“读若彻。”
(18) 一曰 一个字有两种不同解释，《说文》中用“一曰”标明第二种说法。如禋〔yin音〕字的说解：“絜祀也。一曰精意以享为禋。”
(19) 阙 表示阙疑的意思。如(叟)字的说解：“老也。从又灾，阙。”《说文》中对不能解释的文字的形音义，都用阙字标明。
(20) 或体 解说中凡是说“或从某”的，都是小篆的异体。如祀字下列禩字，说解：“祀或从異。”
《说文解字》的价值 《说文解字》是古代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字典，它在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我国近2000年来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有深刻的影响。它是许慎在李斯《仓颉篇》等书的基础上，征引大量先秦诸子之说，博采汉代经学家、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引用几十种方言，搜集了不少俗语常言，穷毕生之精力而编纂成的。书中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的基本面貌，集周秦两汉训诂之大成。《说文解字》“举一形以统众形”，“檃[yin隐]括有条例”，以偏旁分部法统摄全书；书中以小篆、籀文作为基本字形，“就形以说音义”，“剖析穷根源”(均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十五)，力求从形体上窥探各字的本义、考明各字的声音、推求各字意义的由来；它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汉字的理论——六书，并运用这一理论，以丰富的古文字资料，对汉字的形音义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许慎在编排上、释字上的创造已具备现代字典的特点，其科学性的体系，给后代字典的编纂以极大的影响。《说文解字》搜集秦小篆字体达9000多个，同时又收录了不少的古文字、籀文、奇字、秦刻石、汉代俗体、汉儒用的异体，对我们今天研究甲骨文、金文、简化字和汉字形体的演变提供了基础，它是保存古文字的功臣。如果没有《说文解字》，我们现在想读懂秦汉以前的古籍，想认识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商周青铜铭文、籀文等古文字，就像过河没有舟楫桥梁，该是多么困难！前人给《说文解字》以极高的评价。颜之推说，许慎在学术上可与孔子并提；孙星衍说，《说文解字》的功绩不在禹下。
《说文解字》内容广博，“六艺群书之诂，皆讯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许冲《上〈说文〉表》)它不仅是文字学家的必读书，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先秦两汉的政治、制度、经济、自然和民情风俗。陆宗达说：“《说文》真称得上是汉代的百科全书。”
由于时代的局限，《说文解字》也存在着一些缺点，特别是19世纪末叶以来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证明《说文解字》中有不少解说是错误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字形有误。《说文解字》从字形说明字的音义，但字形认错了，解说就有误差。有的是字义的解释不错，但字形搞错了；有的字形错了，字义的解释也跟着错了。
(2) 解说牵强附会。因许慎距造字的时代久远，没有见过甲骨文，商周铭文见得也不多，不能完全了解古人造字的本意。
(3) 把后起字当作本字，把假借义当作本义。
(4) 在释义上，有些是用敬天、信神、尊君、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解释词义。
此外，《说文解字》的部首是否都是基本形体？分部是否完全合理？在部首次序的编排、同部中字的排列次第、字的归类等问题上，都存在一些问题，使读者查检起来很困难，宋代徐铉说：“寻求一字，往往终卷。”(《说文解字篆韵谱》徐铉序)所以它的部首需要作些调整和改进。对《说文解字》部首进行改进最早的字典恐怕是撰于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的《开元文字音义》，分为320部；其次是作于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五经文字》，分为160部；辽僧行均的《龙龛手鉴》①分242部，部首依平、上、去、入四声排列；金韩孝彦的《四声篇海》依笔画多少排列各部中字的先后。对《说文解字》部首进行重大改革的是明末梅膺祚的《字汇》，部首合并为214部，正文按子丑寅卯等地支分为12集，部首和各部收字按笔画多少顺序排列。
《说文解字》的研究 《说文解字》问世后，一直深受历代学者的重视，不断对它进行整理、修订、注释。仅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及《补遗》收录的研究《说文》的著作就有338种之多。在《说文》的长期流传中，转相抄写，讹误颇多。唐代书法家李阳冰首次刊定《说文》，分为30卷，修正笔法，“然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徐铉《进说文解字表》)所以多受后人指责。五代时南唐徐锴撰《说文解字系传》40卷，前30卷对《说文解字》作通释，基本上恢复《说文解字》原貌；后10卷有《祛[qu区]妄》一篇，驳斥李冰阳臆说。宋太宗时徐铉等人奉召重新校订《说文解字》，全面整理《说文》内容，纠正脱误，用唐代孙愐[mian湎]《唐韵》的反切标注字音，有些字条还增加了注释，题为“臣铉等曰”；新补19个见于《说文》释文而失收的字，补收许慎未收的字402个，加以解说，附在各部之后，称为“新附”字；把《说文解字》原15篇各分上下，共30卷。此本流传至今。称为“大徐本”，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称作“小徐本”。现在除了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及口部数字外，我们看到的只有“二徐本”及“二徐本”的校印翻刻各本。
注释《说文解字》的历代都很多，以清代的研究最盛，论著汗牛充栋。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是清代说文四大家，其中又以段玉裁、朱骏声成就最大。段玉裁(公元1735—1815年)，江苏金坛人，文字音韵学家、经学家，用近30年时间撰写成《说文解字注》15卷。段书对“二徐本”《说文解字》的文字做了细密审慎的核订。段注对许慎分编部首的原则、每部中文字排列、六书理论等作了分析阐发，实际上归纳揭示了许慎没有明确写出来的编撰体例，对读懂《说文》很有帮助，是初学《说文》者的入门必读书。段玉裁的注，引证各种字书、传注的训解等，对《说文》的解释作了较为详细的疏证，以补充许说，推求许说之所本，详考《说文》引文的出处。段注《说文》在每字下都标明该字在古韵中所属的韵部，用古韵来求古形、古义。段注对许书的缺点错误作了中肯的批评，而且有所创见。段注的成就是巨大的，他在文字学上的成就已超越了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虽然在学术上享有极崇高的地位，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与不足，最主要的是改字太多，其中难免会有武断之处，因此自段书刊行，匡谬订补者屡见不鲜。
桂馥(公元1736—1806年)山东曲阜人。他花了40余年功夫研究《说文》，撰写成《说文解字义证》50卷。他认为许慎的说解都是对的，他的书就是为许慎所谓的本义搜集古籍例证。卷一至卷四十八疏证《说文》正文，先引古书证明某字有某义(限于本义)，举例证实增补许慎的说解。再分别解说许氏的原文，并订正二徐本讹误。书中的例证遍及经史子集，材料丰富，可与段书互为补充。
王筠(公元1784—1854年)，山东安邱人。他认为《说文》全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须从其体例入手，方能“明许君之奥旨”(《说文解字句读·序》)，于是“条分缕析，为之疏通其意”，他于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用200多天时间撰成《说文释例》20卷。前14卷阐明“六书”的定义，《说文》体例、文字的各种异体和孳乳形式、列字形式、双声音韵、脱讹字、衍文、改窜等。后六卷是《说文》的存疑问题以及个人的见解。此书主要对《说文》的体例加以整理阐发，但在字形、字义方面也有些独到见解。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王筠撰成《说文解字句读》，主要辨明句读，解说简明扼要，比较适宜初学《说文》者。
朱骏声(公元1788—1858年)，江苏吴县人。一生从事写作，精于天文数学，擅长词章，他尤倾其心力于文字训诂之学。所著《说文通训定声》18卷，始撰于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至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完成。全书分为三部分，一是“说文”，对许慎《说文》补充订正，以字形为主，说明字形与字义、字音的关系，讲解文字的本义；二是“通训”，专讲字义(词义)的引申和假借，赋于转注与假借不同于许书的新义；三是“定声”，把文字按古韵分类，以上古韵文的用韵证明古音。第二部分是全书精华所在。书中着重从文字的音义关系考察词义的会通，又引用大量的例证和古人训诂，全面地解释词义(包括本义、别义、引申义、假借义)。
近人丁福保把前人研究注释《说文》的专著和其他书中有关《说文》的资料，编成《说文解字诂林》；1932年又汇集了近代研究《说文》的著作编为《说文解字诂林补遗》，全书共计千余卷。此外1933年徐文镜编撰《古籀会编》一书，搜集了不少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古文字资料，可作为《说文》所引古文字研究的补录和参考。
注释：
①此书原名《龙龛手镜》，宋刻本因避讳改为《龙龛手鉴》。
第四节 《释名》——第一部声训词典
《释名》的作者刘熙，字成国，东汉青州北海郡(郡治在今山东潍坊西南)人，生卒年不详。据后人推断，他可能是东汉经学家郑玄的学生。大约在汉献帝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之前刘熙撰写成《释名》27篇，订为八卷。《后汉书·文苑传》载刘珍撰《释名》30篇，但其书后世无传，所以也有人说《释名》始作于刘珍，成书于刘熙。书的体例仿照《尔雅》按词义分类，故又名《逸雅》。但对词义的解释完全采用声训的方法，与《尔雅》的性质迥然不同。所谓声训，又称音训或谐声训诂，就是用音同、音近的字解释词义，推究事物所以命名的由来。刘熙认为凡是同音或声音相近似的词语，在意义上就有互相联系之处，因此他在《释名》中有意识地用同声相谐来解释词义，考究词的来源。
《释名》的产生 中国古代有许多学者对事物命名的真正原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哲学家们关于名与实的争论中，有一部分内容就涉及词源的探讨，特别是荀子在《正名篇》中提出“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他认为：事物的命名，无所谓合理不合理，只要人们共同约定就行了。事物名称并非天然地要跟某一实物相当，约定俗成就是合理的，不合于约定的名称就是不合理的。在先秦的典籍中，如《周易》、《论语》、《孟子》、《庄子》等，已开始用声训解释词义，但并非为了探寻词源。到了汉代，今文经学家着意去寻求事物之名与事物本身的联系，对词的来源，提出了与荀子“约定俗成”论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事物的名称与事物本身有必然的本质联系。他们大量应用声训解释许多天文、律历、地理、政治、人事、名物制度等方面的语词，刻意宣扬封建思想，以迎合封建王朝的需要。
在汉代，声训的运用很普遍，如《淮南子》、《史记》、《汉书》等书个别篇章用了声训。像《白虎通义》几乎每章都有声训。汉代的一些古文经学家马融、服虔、卢植、郑玄等人也用声训去解释经义。许慎的《说文解字》运用声训推求字的本义，已达“十居七八”(黄侃语)；郑玄更是明确提出“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就是要从谐声偏旁去求训诂。东汉末年，声训资料的积累已非常丰富。刘熙认为“名之于实，各有义类”(《释名·自序》)，事物的命名都是有原因可探寻的，他正是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声训专著《释名》。
《释名》的内容 刘熙完全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声训，《释名》的声训对象与一般书所声训的词语有所不同。在汉代，人们一般是就那些已经不能考证其原始意义的事物名称进行声训，如天干、地支、四时、四方、五行、五声；再有就是古人认为重要的事物的名称，如名号、典章制度等名词。对常用的形容词和动词不作声训。刘熙则把声训扩大到汉代“百姓日称”的一切事物名称上，包括“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以及“民庶应用之器”等方面的词语。目的是为了说明这些词的“所以之意”(上引均见《释名·自序》)，即各种事物称名的原因。因此，在《释名》中，对词义的解释，摈弃了封建说教。
流传至今的《释名》27篇，篇次是：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全书总计1275条，大多是常用词。每条的解释，刘熙有意识地使用声训，不仅释字词之义，还指出这个词称名的由来。如浍〔kuai快〕字的解释：“浍，注沟曰浍。浍，会也；小沟之所以聚会也。”又，沦字的注释：“沦，水小波曰沦。沦，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这两例中，每例的前一句是解释词义，后一句是用音近或音同的字说明词的来源。
《释名》的价值 《释名》从语音上全面探寻事物之所以命名的原理，并运用“声同则义同，声近则义近”的原则解释所有的词语，这在中国文字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刘熙的独创和对声训的发展。声训作为训诂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它注重语音与语义的联系，比仅从字形研究语义，是一大进步。在一定的范围内，某些字词之间确实存在音义上的对应，但是不能把它夸大为音义之间的普遍对应。汉语中音同或音近的词，为数众多，只要稍加牵强附会，一个词能产生出多种不同的声训，然而这些词彼此之间不见得都有意义上的联系。所以滥用声训，容易望文生义。在《释名》中，“作者所使用的声训方法较为原始，没有严格的准则，解释语源近乎猜谜，所以‘偶而臆中’的地方固然有，远离正鹄[gu古]的也很多。”有的纯属随心所欲，随便用一个同音词来解释。如《释州国》对“宋”字的解说：“宋，送也；地接淮泗而东南倾，以为殷后，若云滓秽所在，送使随流东入海也。”殷商后裔的封地是宋，刘熙把他们比作滓秽之物，要让流水送入大海，用来证明“宋”源于“送”。有的声训则与《说文解字》上的正确说法相违背。如《释形体》：“汁，涕也；涕涕而出也。”认为汁字是由涕字转化而来，《说文·水部》的说解是：“汁，液也。从水，十声。”汁字与涕字毫无关系。还有的声训，用来解说的字与本字的音义牛头不对马嘴，如《释彩帛》：“白，启也；如冰启时色也。”刘熙对声训的应用，解释对的比较少，说错了的占多数。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声训作为一个学术体系，是必须批判的，因为声音和意义的自然联系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刘熙认为他已创立了法则，“亦欲智者以类求之”(《释名·自序》)。后来的聪明人只要照办就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发展的结果表明，后来人是摒除了其声训中的糟粕，而吸收其精华，建立了科学的语源学理论体系。
尽管《释名》的错误不少，其中有些分析也不乏精彩之处。比如《释天》对岁字的解说：“岁，越也；越故限也。”《说文·步部》对岁字的解释是：“岁，木星也，越历二十八宿，宣遍阴阳十二月一次。从步，戌声。”只是解说木星称岁，但没有说明木星为什么称为“岁”。《释名》运用叠韵为训，解说了木星称名为岁的原因，可以作为《说文》的补充。诸如此类的解释，对后人理解语音与语义的关系很有启发。
《释名》是中国第一部声训词典，对后人的古汉语研究有其积极的作用。为《释名》作疏证的清代学者毕沅指出：《释名》“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毕沅《释名疏证·序》)，是继《尔雅》、《说文》之后一部不可缺少的重要著作。《释名》收的字没有《说文解字》多，但它收录了一些《说文》不收的常用字，以及双音词、同义词、反义词等，可以让我们了解汉代方言和东汉词汇的面貌。《释名》应用声训，不少词是用较古的词义作解释，这也有助于我们今天了解词的较古义。书中大量的声训材料对于研究汉代以前的语音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释名》所广泛采用的声训方法，对于后世的语文学有很大的影响，清代王念孙学派“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因声求义；近代学者章太炎、罗常培、周祖谟等人充分利用《释名》的声训资料以证明古音系统。这些都是《释名》积极影响的结果。《释名》在对词义、词源的解说过程中，讲述了不少有关名物、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的知识，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文化生活、了解古代事物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释名》的价值不可低估。
现今，只有明代的覆宋本《释名》流传下来，缺误多多。清代毕沅作《释名疏证》、王先谦作《释名疏证补》，校勘其中讹误。
第四章 古代字书的演变
从魏文帝公元220年立国，到明王朝建立的1000多年的历史中，各项文化亊业的发展、中外文化的交班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都给汉语言文字的研究以积极的影响，也促进了这一时期辞书的演变，呈现了古代字书重实用的发展方向。首先，编制了大量的韵书，其中《切韵》系韵书对汉字读音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其次，自《玉篇>后，字书的注音以反切为主，字体全部楷化。而唐宋间《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佩觿》等正字法专书则成为科举吋代的标准字体，对汉字楷体的规范作出贡献。第三，从《玉篇》以后，不断简化《说文》部首。辽代僧人行均撰《龙龛手鉴》合并部首为242，部首与部内字排列以四声为序；金代韩孝彦撰《四声篇海》，使部首按36字母排列并依四声归类，部内字以笔画多少为序。《龙龛手鉴》与《四声篇海》开创古代字典按音序排列的先例。第四，唐代为经典作音义的《经典释文》与佛家的辞典《一切经音义》开创了古代字书专门集释经典文字的新例。
第一节 《玉篇》——第一部楷书字典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不少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一带，各族人民杂居，不同的语言相互接触交流。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融合，以及佛经的大量翻译成汉文，促进了汉语的发展，产生了大批的新词，增加了大量的新字，于是各种字书纷纷问世。有的字书专载常用字、杂字，有的辨证错别字、异体字，有的专注字音。这一时期，雅书一类的词典，有三国时魏国张揖的《广雅》。《说文》一类的字典中，比较有价值的包括：魏国张揖的《古今字诂》，晋人葛洪的《要用字苑》，晋人吕忱的《字林》，南朝宋人何承天的《纂文》，北魏阳承庆的《字统》和江式的《古今文字》。这些字书中，除《广雅》外，其他的早已佚亡。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吕忱的《字林》，其袭用《说文》的部首，比《说文》增收3471字，解说也略有不同。这部书审辨古籀奇惑之字，采用正统字体，在当时便受世人重视，至唐代更与《说文》并称，是《说文》和《玉篇》之间承前启后的字书。约在南宋时，《字林》亡佚。
由于国土长期分裂，相互阻隔，这些字书收字不一，字义解释时有出入，错误很多，而《尔雅》、《说文》等字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讹误，又翻检不便；再加上字体由篆书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发生很大的变化，篆体谬误，隶体失真，由楷书取而代之的趋势日益明显。新编一部字典，规范字形、确定义训、纠正谬误、便利检查，势在必然。这样，顾野王汇集魏晋以来的各种经书注释，字书、辞书上的训诂资料，加以取舍编定，于是中国的第一部流传至今的楷书字典就在公元543年产生了。
《玉篇》的作者 顾野王(公元519—581年)，字希冯，南朝梁吴郡吴(今江苏吴县)人。从小聪明好学，七岁读五经，九岁能文。博览强识，对于天文、地理、占卜、虫篆奇字，无所不通，又擅长绘画。他生平著述甚多，除了撰写《玉篇》外，还著有《舆地志》、《符瑞图》、《顾氏谱传》、《分野枢要》、《续洞冥记》、《玄象表》、《通史要略》、《国史纪传》(未完成)，另有文集20卷。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拜太学博士。顾野王看到了文字在人类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文遗百代，则礼乐可知，驿宣万里，则心言可进”(《玉篇·序》)，即文字可以克服语言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又鉴于当时语言文字在实际使用中的混乱，“六书八体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百家所说，差互不少。字书卷轴，舛错尤多，难用寻求，易生疑惑”。决心“总汇众篇，样雠〔chou仇〕群籍，以成一家之制，文字之训备矣”(《玉篇·序》)。这就是顾野王编纂《玉篇》的宗旨。经过努力，于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年)，顾野王担任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时，撰成《玉篇》。当时，顾野王年仅24岁。
《玉篇》写成后，太宗(即简文帝)当时还是太子，命萧恺等人删改。到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又经孙强增加字数，删削注解。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由陈彭年、吴锐、丘雍等奉敕重修，删掉原书的许多内容，称为《大广益会玉篇》。现在通行的就是这个本子。
《玉篇》原本大部分散失。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黎庶昌出使日本，在东京看到了《玉篇》残卷共四卷，经黎庶昌、杨守敬、李慈铭等考定，这些残卷是原本《玉篇》，称为《玉篇零卷》，连同以后陆续得到的共有五卷。后人也有的认为零卷可能是《玉篇》的唐代人写本。这些零卷的注文详细，引证较多，有顾野王的按语，内容比今本充实丰富。
《玉篇》原本30卷，收16917字，比《说文》增收7564字，注文407530字。今本《玉篇》30卷，卷首有顾野王的序言一篇，讲述编书的目的。今本收字22561个，连同注文共20余万字，已不是顾野王原本《玉篇》的面貌了。
《玉篇》的特点 《玉篇》全书都用楷体汉字书写，这和以小篆为主的《说文》不同。楷书汉字同小篆的根本区别在于不遵照“六书”的原则，也就导致《玉篇》的部首、释文等显示出与《说文》不同的特色。
在部首上，《玉篇》542部，虽比《说文》多出两部，但对《说文》的部首有增有删。其中与《说文》相同的529部，不同的13部。《玉篇》部首的排列起于“一”终于“亥”，但是各部间的编排次序，除开卷的几个部首和最后的干支部首与《说文》相同外，其他部首都是重新排列。它力求把意义相近的部首排在一起，以义相从，分别部属。如卷三的部首排次：“人、儿、父、臣、男、民、夫、予、我、身、兄、弟、女”，是把和人有关的名称排在一起。这种方法，不如按笔画编排的部首理想。但比《说文》依据“六书”，以“据形系联引而伸之”的方法进步，更便于读者检索。
《玉篇》对字的解释，只释音义，不再像《说文》那样用“六书”原则分析字的形体。在每个字下面，先用反切注音，后解释字义。每个字的解释，有的引用《说文》的解释，有的引《说文》来证明解释，并尽可能引用例证。有时对所引例证给以必要的说明。对字义的解释，务求全备，不仅讲字的本义，如果一字有多义，还把多种意义列在一起。这与《说文》讲字的形体为主，用字的本义证明字形，不讲字的引申义，有很大的区别。除楷体以外，如果这个字还有籀文、小篆、古文，或有异体字、俗体字，也标列在后面。例如：噎，於结切。说文云：“饭窒也。”《诗》曰：“中心如噎。”谓噎忧不能息也。
诉，苏故切。讼也，告诉冤枉也。《论语》曰：“公伯寮诉子路。”亦作“愬”。
极，渠忆切。栋也。《书》曰：“建用皇极。”极，中也。又至也，尽也，远也，高也。
《玉篇》的注音以反切为主，偶用直音，比《说文》的注音以“某声”或“读若某”表示，要精确。此外，《玉篇》对于一字两读而释义相同者，注音不分立；如果一字两读而释义各异，则注音必分立。这样处理，不仅反映了当时汉语词义的分化情形，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字书编纂方法上的进步。
今本《玉篇》还有一个特点：在全书末附有《分毫字样》，把248个形体相近而容易混淆的字，每两个字排在一起，分别注音和解释。如：袖、柚；菅、管；毐〔ai矮〕、毒等。这可以帮助读者辨别字形、区别读音，防止写错别字。《分毫字样》中的有些字，直到今天还很容易写错、读错。
今本《玉篇》每一卷首都列有本卷的部首，每10卷的开端列有这10卷部首的总目，但全书首不列部首总目，还是不便于读者的查检。
总的说来，今本《玉篇》虽不是顾野王的原书，而且在分部和内容上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古代字书，它的实用性和普及性都优于《说文》，对后世字典的编纂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宋代的《类编》、明代的《字汇》、《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等，就是在《玉篇》的基础上发展而编纂的。
第二节 《一切经音义》——广释佛典文字音义的词典
隋唐时代，佛教经典的传播和翻译空前繁盛。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记载，当时入藏的经、律、论三藏的汉译佛典已有1076部5048卷。随着佛经数量的增加，佛典中音译、意译的梵文名词也增多了，非常需要一些专门释解佛典文字音义的书籍。这种书南北朝时曾有一部，即北齐僧人道慧编的《一切经音义》，其书现已亡佚。至唐代为佛经文字作音义的书籍增多，唐太宗时长安大慈恩寺的翻译僧玄应编撰的《一切经音义》，是现存注释佛经音义书籍中最早的一部。
玄应大约与玄奘同时，他从454部佛经中按原书卷次摘选词语，注以音义。除选释佛经中特有的梵文词语外，也选释一般的汉语文字音义和较冷僻的字词，约占全书内容的1/2。因此，它不仅是一部注解佛经音义的词典，也是一部解释汉语，主要是中国古字、词的书籍。但它对音义的注释，注音重于释义，而释义有的又不够准确，内容有重复，详略不当，体例不够完善。玄应之后，唐宪宗时，慧琳(公元736—820年)撰《一切经音义》100卷，亦称《慧琳音义》，一名《大藏音义》。
《慧琳音义》的作者 慧琳是唐代长安西明寺翻译僧(一说为大兴善寺法师)，俗姓裴，西域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市)人，是密宗高僧印度不空法师的弟子。他深得印度声明之妙，又精通中国文字训诂声韵之学，懂梵语和西域语言。慧琳于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开始编著《音义》，到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完成，费时25年(一说写作时间是德宗贞元四年至宪宗元和五年)。
书中所释佛经从大乘的《大般若经》至小乘的《护命放生法》共1300部，5700余卷。其中300多部经的音义是玄应、窥基、慧苑、云公等人所作《音义》的重订、删补或转录。另有100多部经只有书名而无音义。其余800余部经的音义是慧琳本人所撰。这是一部集佛经训诂之大成的作品，全书约60万字。书稿问世后，“京邑之间，一皆宗仰”(《宋高僧传》卷五)。
《慧琳音义》的特点 《慧琳音义》主要根据《说文》、《字林》、《玉篇》、《字统》、《古今正字》、《文字典说》、《开元文字音义》七部书解释字义；参照《韵英》、《韵铨》、《考声切韵》等书注音；不见于这些字书、韵书的，就广泛征引经传注疏，达251种之多。书中每条解释都先注音切，再引书证解释字义；有的还辨析文字形体，或引用当时语言加以说明。例如，卷八十二《西域记》第三卷的音义：确不从命 上苦角反，《易·系辞》：确，坚也。《埤苍》从土作塙。《文字典说》从石，从摧省声。摧音角。
《慧琳音义》的解说，不仅是它以前各家佛经音义的继承和补充，而且在它广泛引用的各种古籍中，有许多是久已散失的字书、韵书和各家注解。例如书中引用《说文解字》的解释，有的是今本所没有的；再如引用今本《玉篇》已删去的顾野王的按语。它所引用的各家已亡佚的注解，像：汉代包咸的《论语》注，郑众的《考工记》注，贾逵、服虔的《春秋传》注，许慎的《淮南子》注，贾逵的《国语》注；魏孙炎的《尔雅》注；晋司马彪的《庄子》注等。古代辞书中，保存的古佚文内容之丰富，征引的古籍种类之多，未有在其右者。
《慧琳音义》的流传 《慧琳音义》成书后，稿本收藏在京师西明寺，后亡佚于唐末、五代的战乱中。另在北方有存本，宋初尚保存完好。辽圣宗统和五年(公元987年)燕京沙门希麟根据该本增补而撰《续一切经音义》。明天顺年间，《慧琳音义》和《续一切经音义》由高丽重新刻版；清乾隆初年日本也有了这两部书的翻印本，但国内并不知晓，以为已失传。清光绪初年中日通使，高丽和日本的刻本传回中国，才为国内学者所闻知，民国十三年(1924年)丁福保据日本狮谷白莲社1737年翻刻本影印。
僧人为佛典作音义，原本是为了“正名”、“显教”，所以玄应、慧琳、希麟的三种《一切经音义》都是以佛典各书为单位收辑解释字词，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佛经文字的原义，但从字典的角度来看，查检非常不方便。1936年，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编印了《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索引》，把《慧琳音义》和希麟续作中所引各种书的解说加以汇集，列出目录，按笔画多少先后排列，又注明它们在《音义》中的条目、卷数、页数、经的卷次，为查阅这两部书的引文提供方便(然而还是不能靠它来查找两部《音义》的字词)。不久前印行的《正续一切经音义》一书，除附上述索引外，还附有清末陈作霖所编《一切经音义通检》，将所收词条按字头排列查检，对查找该书字词颇有裨益。
第三节 《广韵》——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韵书
我国古代韵书，创始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至隋，陆法言综合各家撰写《切韵》一书。《切韵》的编纂，颜之推等著名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颜之推是陆法言父亲陆爽在北齐时的同僚，陆法言研究音韵得到他的指点。隋开皇初年(公元581—589年)，颜之推已50多岁，一天他与刘臻、卢思道、魏渊、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切韵·序》)。他们谈到了古今语音不同，各地方言的特点；评论各种韵书，以为分韵辨音不同，“各有乖互”；计划“捃选精切，除削疏缓”，从前代韵书里选取精密的反切，削除不当之处，编一部既可供作者创作时选韵之用，又可供读书时审音辨韵用的韵书，并确定了编制原则和体例。当时年仅20多岁的陆法言“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十多年后，他因父亲的缘故，罢官归里，“屏居山野”(以上均见《切韵·序》)，把当年的记录加以整理，参考古今字书以及吕静的《韵集》、夏侯该(该或作咏)的《韵略》、阳休之的《韵略》、李季节的《音谱》、杜台卿的《韵略》等，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写成《切韵》五卷。
陆法言，名词，又名慈，以字行。河北临漳人，祖先是鲜卑族，由步陆孤氏改姓陆。他的《切韵》失传已久，清末从甘肃敦煌发现该书的残卷54行(多数残缺不全)。本世纪初以来曾陆续发现一些唐五代写本、刻本的残卷和残页。唐高宗时长孙讷言为《切韵》作笺注，也失传，仅有讷言的序留存。唐中宗时王仁昫(煦)作《刊谬补缺切韵》，有完本流传。后人从以上这些资料考证，《切韵》分五卷，平声上下两卷54韵，上声一卷51韵，去声一卷56韵，入声一卷32韵，共计193韵，收11558字；注释简略，书前有陆法言《序》一篇，此序现刊载于《广韵》之首。
《切韵》是韵书发展史上的继往开来之作，唐宋韵书及宋元明清诗韵，无一不是承继《切韵》系统，也是后世考求古音、调查方音的桥梁。
唐天宝(公元742—756年)年间，孙愐把《切韵》改订为《唐韵》①。稍后唐代李舟订正《唐韵》作《切韵》，调整韵目的编排次序。孙、李二书只留存一些残卷。陆、孙、李三书成为宋代官修《广韵》的基础。
《广韵》的内容 《广韵》是宋代陈彭年、丘雍等人奉诏依据隋唐韵书加以增广修编而成。第一次修订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第二次修订在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现存的《广韵》是第二次的修订本。在这之前，句中正、吴铉、杨文举等曾奉诏编纂《雍熙广韵》百卷，开始于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完成于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故陈彭年等的修订本全名为《大宋重修广韵》。全书五卷，分206韵，其中193韵采自陆法言的《切韵》，两个韵据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或开元本《唐韵》，11个韵依天宝本《唐韵》。韵目(部)的排列次序，四声相承的关系，则依据李舟的《切韵》。
《广韵》收字多，共收26194字，不少是奇字、怪字、冷僻字；注文有191692字，注解繁冗，往往罗列姓氏名、人名、地名等。比如一东韵“公”字的注解中，讲古姓氏有几百字，实在太繁琐，是为繁注本。元代人根据宋本删削韵字、注文，刊行略本《广韵》。
《切韵》系统韵书的改革 《切韵》系统的韵书，包括《切韵》、《广韵》、《集韵》、《礼部韵略》、《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其书早已不存)、《平水韵略》以下各种平水韵韵书。这类韵书编制的目的，一是为审音辨韵，一是为应试作文。为审辨读音异同，必须一一分析比较字音，因而韵部(目)的分列，力求细密。可是为了应付考试，制作诗文，分韵越细，越难于掌握使用。因此，现今流行的《广韵》各种版本，在韵目下都注明“独用”或“同用”字样。“独用”是说此韵部中的字与其他韵部中的韵字不能通用；“同用”是说某两个或几个韵部中的韵字可以同用为一个韵。这些“独用”、“同用”的规定，大致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音。《广韵》以后的韵书据此原则，把可以合并的韵部尽可能合并。金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韩道昭编定《五音集韵》，把206韵合并为160韵，开并韵之先例。金代王文郁编的《新刊韵略》(公元1227年)、《平水韵略》(公元1229年)，金代张天赐的《草书韵会》(公元1229年)都分106韵。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刘渊作《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简称《新刊韵》，或称《平水韵》，分韵为107韵。宋末元初阴时夫的《韵府群玉》亦分106韵。至明清科举考试、文人作诗，都以平水韵②的106韵为准。
不过，还须一提的是，今天《广韵》同用、独用有所讹乱，戴震曾有《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较为可信，为音韵学家所遵用。所以现在一般音韵学著作所列《广韵》韵目表，和《广韵》原书韵目表略有差异。
唐宋《切韵》系统的韵书，重视研究文字的韵母和声调，而疏于文字声母的探求，韵部中韵字的排列无一定次序。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编制的《集韵》在改订《广韵》反切的同时，每韵下面分别列同音字组，每组同音字首标注反切，并注明同音字字数。到金代韩道昭编撰《五音集韵》时，发展为依36字母排列韵部中同音字组的次第。
注释：
①据赵诚《中国古代韵书》载：《唐韵》有两种，一本成于唐开元年间，一本成于唐天宝年间。王国维认为这两本都是孙愐所作，唐兰则以为天宝本实非孙作。
②一般认为平水韵，是指平水(今山西临汾)人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分韵为107韵一类的韵书；也有说是平水韵始于金代王文郁编《平水韵略》分韵为106韵的一类韵书。
第五章 古代字书的兴盛
明清两朝，是我国古代字书发展与兴盛时期。从《字汇》开始，《说文解字》派字典沿着通俗实用的方向，改善体例，充实内容，到《康熙字典》集大成而终结。清代各类专门性辞典盛行，《通雅》、《经籍纂诂》、《助字辨略》、《经传释词》、《佩文韵府》、《骈字类编》、《通俗编》等，为后代字书的编纂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范例。
第一节 《字汇》——第一部通俗易查的字典
《玉篇》以后，在宋明两代，依部首分类的字典中，《类篇》、《字汇》、《正字通》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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