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还有一个关于“绿衣使者”的故事。这个名称后来落在了从事邮务的工作者身上，成为邮差的别名。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规定邮政人员衣服全用绿色。其实，唐朝“绿衣使者”的故事，与邮驿完全无关。这个故事发生在唐玄宗时候，长安城里住着一个富户，他的妻子刘氏与邻居李弇〔yan眼〕私通，合谋把这富人害死，丢在后院井中。刘氏假意向官府报案，说是丈夫失踪。县官日夜派人查访，抓了许多嫌疑犯，但始终找不到真正凶手。一天，忽然富户堂上养的一只鹦鹉张口说出话来：杀家主者，刘氏和李弇也。这样，官府才破了案，把凶犯正法。这件事由官府上报给唐玄宗，玄宗大为感叹，封这只鹦鹉为“绿衣使者”。从此，这个名称就传了下来。
第七节 唐代馆驿诗话
前面说过，唐朝时候，驿与传合并为一，驿兼有通信机构和官方招待所的双重职能。作为招待所，唐朝的驿舍，原先大多设在州、县城内，以方便来往官员休息和驿夫传递书信公文的业务。著名文人韩愈《记宣城驿》文说：“此驿置在古宣城内。”与他同时的诗人刘禹锡在文中提到管城驿原先也建在城内。后来由于城门都有定时禁闭制度，造成一些急行公文不能按时到达州县政府。为了不妨碍驿递的及时运行，有些驿舍便设在州、县城外附近的地方。其中有的成为高级宾馆，十分豪华，形式很壮观。有些高级宾馆华屋连片，连大厅都有好几个，有“上厅”、“下厅”、“正厅”、“别厅”、“东厅”、“西厅”等等(《御史书使节》)。所以盛唐著名诗人高适以“丰屋美食”来形容他曾住过的陈留上源驿。唐朝文人诗家经常在驿中居住，因此这时便出现了许多关于馆驿的诗篇，对馆驿生活有生动的描绘。
对于唐时馆驿的豪华壮观，中唐诗人刘梦得一首题为《管城新驿》的诗文中，有生动的描写：“门街周道，墙荫竹桑，境胜于外也。远购名材，旁延世工。既涂宣皙，瓴甓〔pi僻〕刚滑，求精于内也。”意思是门外有宽敞整齐的道路，周围栽着桑竹，像个小花园。门内则是名贵木材的建筑物，墙壁砖瓦全是高级的，装饰精美华丽。此外，驿馆内还有专门的厨房，备有牲口的厩，堆物的大仓库，别墅式的高级房间，高高的台阶和院墙，宽大宏伟的门楼，应有尽有。
当时天下最有名的驿馆数褒城驿。这是在今陕西境内的一座馆驿。唐代文人孙樵描写道：“褒城驿号天下第一”，“崇侈其驿，以示雄大”，一岁来此作客者“不下数百辈”(《孙樵集》卷三《书褒城驿壁》)。这座驿，厅堂庭廊极其宏丽，厅外有池沼，可以泛舟，也可垂钓，闲来还可凭栏赏月，景色迷人。褒城驿如此，其他的驿也不逊色。差不多都成了一座建筑华丽、风景幽美的园林。盛唐诗人杜甫曾咏赞过四川梓州通泉县的一个驿：“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杜甫还有另一首赞颂秦州(今甘肃秦安)驿舍美景的诗：“临池好驿亭，丛篁〔huang皇〕低竹碧，高柳半边天。”这个驿舍面临一汪清沏的池塘，一片低低的碧绿的竹林子，池边高高的柳树遮了半边天。唐朝的其他诗人也有很多关于驿舍、驿馆的诗篇，如元稹诗：“嘉陵江岸驿楼中，江在楼前月在空”，张籍的诗“采玉峰连佛寺幽，高高斜对驿门楼，无端来去骑官马，寸步教身不得游”。说明了中唐以后的驿舍，既有楼房，还建了高高的大门楼。诗人李远也有诗描写四川某地的驿说：“碧藏云外树，红露驿边楼。”这些诗，都说明了唐时驿的华丽。
在唐人李肇写的野史《唐国史补》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江南有一个驿吏，主动请新到的刺史去参观一处驿馆。他先带刺史去参观酒库，看到那里备有各色美酒，又带刺史到茶库，则各地名茶应有尽有，最后又到个酱菜库，则腌制好的各种蔬菜，香味扑鼻。看完后，这位刺史赞口不绝，十分满意。
驿是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官方招待所。除此之外，唐时还有一种称做“馆”的设施，是属于地方政府设置的宾馆。馆的规模也不小，有的豪华程度不亚于驿。当时有人撰文描述唐兴县的客馆说：“崇高广大，逾越传舍，……回廊南注，又为复廊”(《唐兴县客馆记》)。
从唐代的驿馆制度，可以反映出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可看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随着唐王朝的衰败，唐朝驿馆也日渐残破。孙椎描写晚唐时褒城驿的颓圮〔pi匹〕情况说：“视其沼则浅混而污，视其舟则离败而胶，庭除甚芜，堂庑甚残。”清丽的池塘污浑了，池中的轻舟破烂了，庭中一片荒草，堂上残破不堪。孙樵指出，这都是往来的大小官吏“糜毁”的结果。
第八节 邮驿路上的闹剧
唐朝邮驿史是整个唐朝史的缩影。邮驿的繁荣反映了唐朝的繁盛景象，而唐朝统治者的奢侈腐朽和后期政局的混乱，在邮驿部门也有折射。下面发生在唐朝邮驿路上和驿馆中的事件便是明证。
中唐时候，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大，有的宦官甚至把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对朝廷大臣更是极不尊重。唐宪宗时，诗人元稹任御史职。当他从外地返京时，途中居在敷水驿。正巧宦官刘士元也赶到这里。双方在驿中争起客厅来。刘士元生了气，推门便闯进了元稹的卧室，元稹急得鞋子也没来得及穿上跑到外面。刘士元紧追不舍，用棒槌打伤了元稹的脸。这件事闹到了皇帝那里，皇帝还是偏袒宦官一边。
唐朝统治者利用驿传，恣行享乐、作威作福的事更是不胜枚举。安史之乱的头目之一史思明曾利用洛阳的邮驿快马把鲜樱桃送给河北他的儿子史朝义。唐宪宗时皇室喜欢吃南方的蚶子，每年用“邮子”万人从明州(今浙江宁波)把鲜蚶及时运到长安，百姓不胜其疲。历史上最有名的邮驿运物要数“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故事。“红尘”指闹市上的尘土，形容驿骑一路快马经过许多大城市，“妃子”就是杨贵妃。讲的是唐玄宗时宫廷奢侈成风的事。据说杨贵妃爱吃鲜荔枝，每年结实时唐玄宗总要派专人给她从产地四川涪州运送这种果品。从涪州到长安不啻数千里之遥，经驿道快马的长途传送，到达京师时要求荔枝鲜味不变，的确不容易做到，途中驿使要累死许多人。这一事实曾经引起当时正直人士的无限愤怒，不少诗人以此作为写诗的主题，借古讽今。杜甫的一首诗说道：“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晚唐诗人杜牧的一首诗写的是：“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第一首诗杜甫借汉朝的史实讽谕今人，感叹为了吃上荔枝，人马困乏，惨死山谷，至今父老们还闻虎色变，愁苦万分。第二首诗杜牧说的是：一路上风尘滚滚，驿马奔驰，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有紧急的军情，却无人知晓这只不过是为了宠妃要吃鲜荔枝，君王以此博美人一笑。这都是抨击时政的佳篇，狠狠批评了封建帝王奢侈浪费不顾人民死活的行为。
唐朝的驿传，到后期由于政局的混乱，越来越不景气，有些原来豪华的驿馆荒芜了。有些偏僻地区的驿站甚至停办。唐宪宗时，李勃充当泽潞节度的吊祭使。回朝后他把沿途所见驿途残毁的情况向皇帝作了汇报：“道途不修，驿马多死”。泽潞在今山西东南部，离京都长安并不远，唐宪宗览表后十分震惊。前面说到的褒城驿的例子，当然更为触目惊心。此外，自安史之乱后，四川一些地区的驿路驿站就已很荒凉，诗人杜甫和贾岛的诗中皆有反映。杜甫行至梓州(今四川三台)时，看到驿舍成了泉水旁的荒屋。贾岛策杖踽〔ju举〕行在山中，找不到梓州驿究竟在哪里：“策杖驰山驿，逢人问梓州”。这些诗，是唐朝残败政局的写照。
第九节 发达的唐朝私人逆旅
前面所说的“驿”“传”，也有学者认为其职能是分开的。“驿”多为在驿路上来回奔行的下级驿吏、驿丁所用；而“传”则为“由政府发遣、逐站传递”的高级官吏所用。但它们的共同点则都是官营馆舍，由国家统一经营。
隋唐时期，更为普遍存在的则为私营旅舍，当时仍沿袭前代称为“逆旅”。逆，是迎接的意思，逆旅指迎接行旅中的来往人员。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由于交通畅通，商品经济大大发展，随之私营逆旅发展很快。这些私人旅舍比较自由，一般开在驿路沿线的村镇之中，有的还同时开设酒店，使旅途劳累的客人有吃有喝，美美休息一宿。唐张籍诗“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就典型地描写出四川成都附近一些私人逆旅兼酒家的状况。张籍另一首诗则说：“野店临江浦，门前有桔花。停灯待贾客，卖酒与渔家。”这些诗都说民间客店大多临靠江岸道边。有些私人客店也开在城内商业区，如首都长安西市的“窦家店”和崇仁坊的“王家店”等等。
隋朝时候，大约因为私营客店太多，妨碍了官营的驿馆，所以曾在隋初引起了朝廷上一次大争论。宰相苏威认为：“店舍乃求利之徒，事业污杂，非敦本(崇尚农业)之义”，建议关闭所有私人逆旅，命其归农。这番议论，遭到其他朝臣的反对。大臣李谔〔e厄〕指出，私营逆旅自古皆有，与官营邮驿旗亭同时存在，各有所司，一旦取消，与民不便。这一意见得到隋文帝杨坚的赞同，认为他是体谅民情的好大臣(《隋书·李谔传》)。从这一事例，可看出隋唐逆旅的大大发展，是顺应历史要求的。
到唐朝时候，逆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设施。在唐诗和唐人小说中有许多关于逆旅的描述，也流传着许多逆旅的传奇故事。著名的“定婚店”的故事，就是在逆旅中发生的：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有一名叫韦固的书生，在宋城旅店，一位算命老人告诉他，一切婚姻皆由前世既定，冥冥之间有一赤绳早把男女双方系好，谁也逃脱不了上天的安排。后来韦固的婚姻果如老人所说，几经周折，仍娶了他原先认为是贫贱家的女儿(《太平广记》)。其他唐人小说中也不乏有关的内容。唐太宗时著名大臣马周，在落魄时也曾住在新丰逆旅。客店主人见他贫穷，开始怠慢他，后来见他气度不凡，常常“命酒悠然独酌”，慢慢敬重他，厚待他。最后马周为唐太宗所赏识，成了朝廷重臣(《谈宾录》)。中唐诗人李贺还专为之作了一首诗，云：“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唐代的私人逆旅老板，有时就是政府驿站的头目，他同时兼营国家驿舍和私家旅馆。如唐朝拥有绫机500架、资财百万的著名纺织企业家何明远，本人既主持着官府的三个驿，管理着驿站、驿舍，同时也在驿边“起店停商”。这样身兼官营馆舍和私营逆旅的店主，在当时恐非少数。
私人逆旅的兴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经济的繁荣、邮驿交通的发达和社会生活的丰富。
第十节 “二娘子家书”
唐朝和前代一样，私邮是很少的。一般平民百姓通信极为困难，也只有通过人捎带，才能给亲人写上几句。
晚唐诗人杜牧在一首题为《旅宿》的诗中，有这样几句：“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灯思旧事，断雁警愁眠。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湘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意思是：独自一人在旅店里，左思右想，想起了以往旧事，大雁行过的叫声使人烦躁难眠。写封家信吧，要隔年才能带到。多么苦闷的游子之情啊！杜甫的诗里也常有战时“寄书长不达”的感叹。晚唐另一诗人韦庄诗里说的情况更为可悲：“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这些诗，都生动地说明了，即使是繁盛的唐朝，民间通信也如此之不易。
在这种情况下，能得到一封家书，无疑是很大的喜事。《二娘子家书》便是这样难得的留传至今的一封信。这封信，发现于敦煌石室，写在一份唐朝写经的背面。据考证这是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51年)的一封信，寄信人为二娘子，从内容看这是女儿寄给母亲的一封家书。
《二娘子家书》的开头部分已经遗失了。从残文看，二娘子首先表达了浓厚的思乡念亲之情。当年二娘子随官员一起到东京洛阳，至今一切平安。信里向家中报了平安，并给姊姊和母亲一些礼物，还给小外甥一件礼物。从信的内容看，这个二娘子是个年轻女性，可能在家行二。她的姐姐已经嫁人，生有一子。二娘子本人或嫁给官家为小妻，或充当体面丫环，看来在官员家的身份不会过低，因此还可以有自己的一些体己物件充作礼品送给家人。
还有另一封尘封千年以上的唐末五代书信，也值得介绍。这是一封西方汉学家斯坦因从敦煌石室发现的书信，估计为五代时曹氏家族统治敦煌时期所写，寄信人署名“君者者公主”。据专家考证她是一位新疆少数民族于阗或回鹘的贵族女子，嫁给了曹氏家族。这封信是君者者从娘家写给敦煌曹家北宅夫人的，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保留在了敦煌石室中。值得注意的是，唐末五代时书信的格式已和秦汉魏晋有所不同。信的开头已直接书写收信人的姓名大号，最后署“十月十九日公主君者者状上”，与今已渐接近。还有一点内容，值得史学家注意：信中提到写信人在从敦煌至于阗途中“沿路作福，祆寺燃灯”。祆寺是指发源于波斯的拜火教的寺庙，南北朝隋唐时传到中国。这封信说明唐时拜火教在新疆和甘肃地区很盛行，所以沿途皆可见到祆寺。这封信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另一篇从吐鲁番遗址中发现的唐代军事文书。这是一封唐高宗时所任命的波斯军的将军怀岌寄发给波斯军使(波斯军的最高长官)杜怀宝的文书。怀岌向长官汇报了军情，同时提出要求在军中配备向导(“傔〔qian欠〕人”)和翻译(“译语”)。这封信给历史研究者提供一个重要证据，即唐高宗年间中国和波斯曾存在过较长期的军事争夺，有过直接军事交锋，这才有当时唐朝“波斯军”的编制。而这封信的出土，也说明唐朝时候边疆邮驿十分发达，邮递军事文书的效率是相当高的。
此外，在唐人的若干文集中，常常都可看到文人学者的往来书信。连隋唐之际隐居深山的诗人王绩，也有人给他不断寄送书信(《王绩集·杜之松答王绩书》)，因病高卧洛阳东郊龙门山的初唐卢照邻也曾数次写信向洛阳、长安的亲友们“乞药”(《卢照邻集》)。
上面史料，说明唐朝时候，人与人之间通信较前增多。人们之间有时让人捎带书信，还互送一些小礼物。这种通信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贵族和军将书信往来可以由官府和边防提供方便，如那位君者者公主和波斯军将怀岌便是如此。属于中下层官员的可以通过州县邮驿捎带，一般百姓仍是靠同乡和商旅带信，就如王绩、卢照邻和中唐以后大文学家白居易和刘禹锡之间的平日书信往还一样。但这毕竟在法律上是得到允许的了。
第十一节 唐朝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随着唐朝国力的不断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也有很大进展。当时，最明显的是今新疆地区驿路的建设。
那时，今吐鲁番一带为唐朝的西州。它北达庭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南到沙州，东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西至安西，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西州内部建有驿路11条，据今存《西州志》残卷载，计有花谷道、大海道、银山道等。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一共记载了20个驿站，名称有州城驿、横涧驿、阶亭驿、双泉驿、第五驿、悬泉驿、无穷驿、空谷驿等。可以看出，这些驿，有些近城，有些近涧泉，有些在惊险的山路上。值得注意的是，这20个驿集中在今敦煌县一个县境内。一县就有这么多驿，可见当时敦煌地区驿路是相当发达的，管理也十分严格。著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从敦煌西行到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时，描写沿途的驿站设施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前月发西安，路上无停留”。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挖掘出土的当年马料收支账，其中列出唐时驿名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个。《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区还设有许多驿馆。如在焉耆设有吕光馆、新城馆，在交河设有龙泉馆，在碎叶、疏勒沿途设有谒者馆、羯〔jie捷〕饭馆等等。有些驿馆很明显是为了接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客商的。从敦煌到新疆驿路沿途，行进着大批马、牛车队，还有沙漠运输的特种畜力——驼群。这些运输工具，使当时西部边陲地区，呈现一片忙碌景象。现在敦煌莫高窟三○二窟所保留的隋朝《驼车过桥》壁画，就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驿路的繁荣。这些珍贵材料，说明了唐时新疆地区确有发达的邮驿系统。
唐朝时候，周围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比如那时的西藏在吐蕃赞普管理之下。唐朝西北部还曾有过一个回纥，西南有一个南诏。从史料看，这些民族政权所在地区，邮驿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唐末有一本笔记小说叫《因话录》，记载当时吐蕃法规定，每有急事，则派人驰马急报赞普，日行达数百里，使者“上马如飞”，号曰“马使”。唐蕃通婚后，从长安到逻些(拉萨)有直通的驿道。中途的莫离驿、那禄驿、众龙驿、野马驿、农歌驿都是有名的驿。唐朝从四川通达吐蕃的驿路有好几条：一条称为西山路，由成都经灌县、蚕崖关、当风戍、汶川、西山八国，再沿梭磨河北上，进抵柘〔zhe这〕县，越过柏岭，至白崖驿，进入吐蕃界(《元和郡县图志》)。另外，还有两条通道，一曰“和川路”，一曰“灵关路”。由于青藏高原自古难行，这几条驿道自古险要。唐人形容：“连山接野，鸟路沿空，不知里数。”(《太平寰宇记》)近年来，外国史学家还发现了唐朝时候从吐蕃北行越过葱岭进入西域的两条通路，西方人称之为“食盐之路”和“五俟斤路”。具体情况虽很难说清，但提醒人们在7至9世纪我国西藏地区的吐蕃王国，也有成功的邮驿建设(波斯佚名作者：《世界境域志》)。
西北的回纥，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在唐朝前期时候，就由吐迷度可汗建立了邮递。唐太宗又在其南特置邮驿68所，以便双方使节来往。唐朝将这条漫长的驿路称为“回纥道”，走出边境的“归唐栅”后，有一条宽广的大车道，途经鸊鷉〔pi ti僻踢〕泉、鹿耳山、错甲山、燕子井、野马泊、可汗泉、镜泊直抵回纥可汗衙帐。在驿路沿途，唐朝政府颁发了邮驿行路的符信，在符信上画有金鱼，写上金字。后来这条驿路被北方民族尊称为“参天可汗道”，利用这条通道，北方各族向唐太宗等进贡貂皮、骏马等物(《唐会要》)。
唐时居今云南一带的南诏，也在唐朝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邮驿通信系统。那时南诏到四川有多条驿路相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从四川至南诏都城羊苴咩〔ju mie拘乜〕(即今云南大理)城。这条路从成都出发，向西南行，途经双流的二江驿、新津三江驿，再到邛州的临邛驿、雅州(今四川雅安)百丈驿，经黎州(今四川汉源)潘仓驿，通望县木驿，渡过大渡河到嶲〔xi吸〕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再经会川驿渡泸水，乘皮筏过末栅馆、藏傍馆等，直抵羊苴咩城(《蛮书》)。在南诏境内还有许多支道和南诏南通印度、缅甸和安南的国际通道。这使得南诏国内国外商旅和文书通信畅通无阻。
唐朝通四川少数民族地区，通青海和宁夏地区，以及通东北靺鞨〔mo he茉何〕、渤海等民族地区，也各有多条相通的驿道。史载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曾在夏州(今陕西靖边)一带恢复驿馆所，发骑士500人，保护至党项民族地区的驿路(《旧唐书·李吉甫传》)。隋朝和唐朝都注意开发贵州地区的驿路交通。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和贞观年间都开辟了四川至贵州的水陆驿路通道。据《资治通鉴》记载，在今陕甘宁边区的靖远县，唐宪宗时唐兵和吐蕃“并力成桥”，建成一座横架黄河的乌兰桥，沟通了两岸的驿道。在东北辽宁地区，唐朝和当地的靺鞨、渤海、高句丽诸族有水陆两路相通。
唐朝先进的邮驿制度，对周围邻国也有影响。唐朝时候在长安各地隆重接待外国驿使和政府官员。除长安有专门接待外宾的“四夷馆”外，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有专门接待新罗客的“新罗馆”，在扬州有专门接待日本使者的“扶桑馆”。各地接待外宾的仪式隆重，招待周到。所到之处，先在郊外的驿馆迎候，由宫廷内史亲自摆酒设宴。《新唐书》里曾记载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其中七条国际驿道中，有一条是从山东登州从海上通达朝鲜的水驿。唐朝和日本也联系密切，日本曾15次派遣使者来中国，同时中国使者10次前往日本。唐朝的邮驿组织被引进到日本，建立了富有日本特点的邮驿制度，从任务、设备、工具、方式等多方面，都可看出唐驿的影响。到宋朝初年，日本已建起414驿，有效地推动着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邮驿
第一节 宋朝驿道的发展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他和他的兄弟赵光义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地区，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我国邮驿事业又有进一步发展。那时候，宋和北方的辽，有频繁的来往。宋使入辽，从现在的河北雄县白沟(宋为雄州白沟驿)至新城县，再往涿州、良乡到达燕京(今北京)，又经过驿路上的金沟馆、新馆、如来馆、铁浆馆、通天馆到辽朝的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最后抵达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沿途驿馆林立，驿务十分繁忙。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作为宋使出使辽国，经白沟在燕京暂宿，他写下了有名的《渡桑干》一诗，中有：“相携走马渡桑干，旌旗一返无由还。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干上，欲话白沟一惆怅。”这首诗，把宋辽间驿途来往之频繁，宋辽人民之间的真挚感情和白沟驿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宋朝政府在全国扩建驿道。当时从陕西、甘肃到四川的青泥驿(今甘肃徽县南)路阻不通，北宋政府由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主持，重开了一条白水驿路。只用了半年时间，就修起了从河池驿(今徽县)至长举驿(今陕西略阳白水江)的驿道，然后进入四川。驿途中共有阁道2309间，邮亭设施389间。因为工程的成功，主持者李虞卿等受到了政府的旌奬(《金石萃编·白水路记》)。宋政府在今甘肃境内修筑了许多驿路桥梁，著名的兰州浮桥，安乡浮桥(在今临夏境内)，都是北宋时候建起的。这两座浮桥，大大方便了甘肃到新疆、甘肃至青海之间的驿运。
宋朝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还发展水驿和驼驿等多种模式的邮驿设施。在甘肃敦煌一带大力发展沙漠驿路的驼驿和驴驿，至今敦煌壁画中还留有一幅《宋代驼运》的形象图。宋太宗时，有湖北江陵至广西桂林间设若干水递铺，利用两湖和广西沿江的数千户渔民樵夫做“水递铺夫”。湘江沿岸巨潭险石之处，也有同陆驿相同的驿路相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
第二节 邮驿制的军事化
宋朝时候，我国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有进一步发展。顺应专制统治的需要，当时的邮驿也趋向军事化，各种制度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首先，管理邮驿事务的中央机构由兵部来掌管，具体过问邮驿的规约条令、人事调配、递马的配备等等。同时管理邮驿的还有枢密院，它的管理范围是驿马的发放、颁布驿递的凭信符牌等等。这两个机构互相制约，不得擅自专权。这种处置办法和宋朝对军队将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范太史集》卷二十六)的防范的意义是一致的。其次，北宋实行以兵卒代替百姓为邮递人员的办法，把传递书信的机构完全按军事编制。这一变化的发生是由于宋朝时候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尖锐，严峻的形势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把通信中军事内容视为头等大事。
两宋时，邮件文书的递送，和过往官员投宿的馆驿，从职能上完全分开。馆驿已演变为单纯的政府招待所。宋人王应麟说：“郡国朝宿之舍，在京者谓之邸；邮骑传递之馆，在四方者谓之驿”(王应麟《玉海》)，仅仅作为来往官员和使者中途停留休息的地方。而传递政府公文和书信的机构，另有名目，总称为“递”，又分“急脚递”、“马递”和“步递”数种。
递有“递夫”，又称为“铺兵”，一般由地方上的“厢兵”充任，是传递文书的主要人员。邮置人员由民改为兵，这是从北宋初年就开始的。太祖赵匡胤在建立宋朝的第二年就下令“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宋史·太祖纪》)，其后遂为定制。当时人王栐〔yong永〕曾就此措施评论说：“前代置邮，皆役民为之”，给百姓增加很大负担。宋太祖“即革此弊”，开始“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其后更设置专门的驿卒。他们有较好的待遇，从此减轻了百姓负担(《燕翼诒谋录》)。开始时这一改革，确实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宋朝的铺兵“昼夜往来， 备极劳苦”(《嘉定赤城志》)。按规定他们虽有国家按月拨给的粮饷，但是禁不住官吏们的层层克扣，常常使他们处在衣食无着的境地。有的“盘缠缺乏，多饥冻僵殍”(《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前面提到的湘江沿岸的水递铺夫，也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常常“衣食不给”，又因水运艰难，而程限则常常与陆运相同，或遇风涛阴雨，误了限期，“率被笞捶”。为了活命，这些铺兵和铺夫，只得啸聚山林，落草为寇。宋朝的史书上，有不少铺兵逃亡、造反的记载。为了防止铺兵逃跑，宋朝统治者采取了恶毒的一手，强迫在他们肉体上刺字，有的刺面，有的刺臂，简直把他们和囚犯同等看待。这样做，更加引起铺兵的反抗。
南宋时候，在东南沿海和北边的沿防地区，还先后建立了“斥堠”。这也是一种使邮驿通信军事化的措施。所谓“斥堠”，原来指边境上的哨兵，驻地常常选择在高地，便于瞭望观察。此时把瞭望、侦察和通信传递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斥堠铺”。这种传信机构，以传递军事紧急文书为主，为军事活动服务。后来，宋政府又置“摆铺”，仍由铺兵担任通信业务，和斥堠铺互为补充。
第三节 “宾至如归”的宋代馆驿
前面谈到，宋代馆驿已和通信邮递完全分开，仅仅履行一种政府招待所的职责。
宋代的馆驿，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和层次。国家一级的有高级迎宾馆，招待来自四邻的国家使节。当时北宋都城汴梁，建有四所重要的大型宾馆，其中专门接待北方契丹使者的叫“班荆馆”和“都亭驿”，接待西北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使臣的叫“来远驿”，接待更远的今新疆地区和中亚来宾的叫“怀远驿”。这些高级宾馆，设备豪华，有时在此举行国宴，宴请各国使臣和朝内大臣。
地方一级的政府招待所也很华美。从外表看来好似壮观的大庙，又像是颇有派头的官府，也好像有钱人家的邸宅。内部设备应有尽有，简直使旅客乐而忘返。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有一篇散文叫做《凤鸣驿记》，就是这样描绘的：“视客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南宋时候，另一位文学家毛开又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另一处驿馆：“为屋二十四楹，广袤五十七步，堂守庐分，翼以两庑，重垣四周”(《和风驿记》)。意思是：屋宇十分宽敞，左右前后有24间房子，住宿面积57步，有厅堂有居室有走廊，四周还有高高的院墙。这里服务人员很齐全：“门有守吏，里有候人”，简直是“宾至如归”(《和风驿记》，居住舒适极了。
两宋政府为了修建这些豪华的馆驿，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位于今陕西地区的扶风，其太守修造上述苏东坡住过的“凤鸣驿”时，动用了3.6万个民夫，仅木材和石料用白银即达20万两以上。
那时候，也有供一般人住的驿馆，尤其是在管理不十分严的小驿站里，普通百姓将馆舍暂充居处，聊以避寒。《东都事略》记载了宋初大将张永德的一个小故事。说他落魄时，就曾住在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的葛驿，“佣力以食”。有一落难女子，也暂住在葛驿。当地父老可怜他们，不时接济他们衣食，介绍他们配为夫妇。有一天，后周太祖郭威来到此地，也住在葛驿里。这女子忽在聚观的人丛中大声呼喊：这是我的父亲！郭威命其向前相认，果然是失散多年的女儿。于是郭威将女儿、女婿带走。后来他们终于成了贵人。这故事反映了在五代和宋初时普通驿站的情况。
两宋时的馆驿，一般都管理严格。来客要登记在册，共同遵守驿规，不得损坏公物。最有趣的是规定住宿旅客不得长期占有驿舍，期限最多不许超过30天，若赖着不走，超过日限者判徒罪一年。这个规定，对于那些出差的体面官员，似乎太苛刻了点儿。估计在当时此规定未必能完全实施。
第四节 “急递铺”的产生和发展
宋朝的邮驿传递，按当时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的说法，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步递，一是马递，另一就是“急脚递”。步递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是接力步行传递。这种传递同时承担着繁重的官物运输的任务，速度是较慢的。马递用于传送紧急文书，一般不传送官物，速度较快。但因负担这种传送任务的马匹大部分都是军队挑选剩下的老弱病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担最紧急文书的传递。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从北宋开始，又出现了一种叫做“急脚递”的新的传送文书的形式。
急脚递的传递形式大约是从北宋真宗时候开始的，也即公元11世纪初年。最早，可能用于军事上，本是边境上的一种快速传信形式，据说能“日行四百里”。在北宋真宗时对辽的战争中，后来宋神宗时对南方交趾的战争中，都使用过这种“急脚递”。神宗时还在从京师开封至广西沿线设置专门的“急递铺”。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也曾利用过急递铺传送紧急的军事文书。
急递铺的送信形式，到元朝时候达到昌盛时期，其制度的完备、组织的严密、网络的发达，远远超过宋朝。元朝时急脚递完全代替了宋朝的步递形式，而且马递在此时也逐渐消失，急脚递便成为公文传递的唯一通信工具。如果说宋时还仅仅是在某些地区重点设置的话，元朝时候的急递铺则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设施了。这时除了极少量的紧急公文由驰驿传送外，几乎全部文书皆由急递铺传送。
元朝的急递铺大体上每10里至25里设置一处，每铺配置作为标志的十二时轮子一枚，红色门楼一座，牌额一枚。铺兵则准备夹板和铃攀各一副，缨枪一支，行旅的包袱和蓑衣各一。看来是风雨无阻。《元史·兵志》上说，铺兵走递时，“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带)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他们怎样次第传公文呢？意大利来华大游历家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的铺兵工作有一段很形象的描绘：“在各个邮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这里住着步行信差……他们身缠腰带，并系上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响，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因为他们只跑约五公里……从一个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铃声报知他们的到来。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的邮包立即出发。这样一站站依次传下去，效率极为神速。只消两天两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远地方的按平时速度要十天才接到的消息，碰到水果采摘季节，早晨在汗八里(今北京)采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运到上都。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马可·波罗游记》卷二)。通过这段叙述，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元朝时候急递铺步行送信的神速。
可惜的是，这种急递铺的制度，没能顺利发展下去，到元末就衰亡了。明朝时候也没有更多的发展，清代后期就逐渐消失了，而代之以另外的邮递制度。
第五节 “金牌”制度
人们都知道抗金名将岳飞，是被用十二道金牌把他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今杭州)打入大牢，然后处死的。明朝人李东阳有一道《金字牌》诗，愤怒地控诉了南宋投降派杀害岳飞的罪行。有几句说道：“金字牌，从天来，将军恸哭班师回，士气郁怒声如雷”。这个“金字牌”制度是怎么回事呢？
在宋朝时，金字牌原是一种通信凭证。北宋初年，邮驿通信的凭信原国驿券，是一纸证明，当时又叫做“头子”，凭此券在驿路上通行无阻。但到宋太宗时，发生了一起诈乘驿马的作乱事件。有一个中级官吏的儿子，冒充驿官，索乘驿马，并以私买的马缨假充凭信，蒙混走过许多驿站县城，掳掠官吏财物多起，后来被地方官识破，才设计捕获。宋太宗为此十分震惊，决定把驿券改为银牌作为驿路凭证。这种银牌阔二寸半，长六寸，有隶字书，刻有飞凤和麒麟图样，两边有年月。后来又发展为金字牌、青字牌和红字牌三种。
金字牌规定为急脚递使用，这是从宋神宗时候开始的。宋朝人沈括说：这种金字牌急脚递，相当于古时的“羽檄”，即类似后世作为紧急文书的“鸡毛信”。据史书记载，金字牌的出现与战争的紧急状态有关。宋神宗时与西夏激战，西夏发兵80万围攻兰州。为了使军情神速传递，宋政府下令用金字牌直通皇帝，不按平时的手续走普通的递铺。金字牌是一尺多长的木制通信檄牌，用朱漆为底刻上金书，书为八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表示万分紧急，不要在递铺耽误。这种金牌送文，要求日行400至500里。当时人形容金字牌“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梦溪笔谈》卷十一)，所以能迅速到达目的地。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即以这种急行通信的方式，用十二道金牌勒令岳飞退兵，阻止他再向金军进攻，断送了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
除金字牌外，南宋还有青字牌和红字牌。青字牌为雌黄底青字，亦为木制，规定日行350里，亦为急递的一种通信凭证。红字牌为黑漆红字，限日行300里。南宋末年，由于邮驿管理的日益混乱，通信檄牌频频变更，这种制度也就逐渐淘汰了。
第六节 古代完整的通信法规——《金玉新书》
前面我们谈到了曹魏时代我国第一部《邮驿令》。唐朝时候，关于邮驿方面的法令规则，多在那时国家的法律《唐律》里具体规定。到宋朝时候，在国家大法《宋刑统》中也有关于邮驿的一些法规。
前朝以来，各地邮驿制度逐渐混乱，有些政府驿使官员，任意加重驿夫的负担，命令他们带着包裹，“负重奔驰”；也有些驿路管理官吏，受贿滥发驿券，以致驿道任务超度繁杂，驿站不堪负荷。为了整顿这种情况，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根据枢密使韩琦建议，政府责令三司使张方平制定了“驿券则例”74条，颁行天下。这一则例又称《嘉祐驿令》。根据嘉祐驿令，在刑法中又增加了若干细则，诸如规定：“诸不应入驿而入者，笞四十，”贪赃枉法者，“皆杖一百”等等(《宋刑统》)。从此，驿路大大安宁。发展到南宋时，由于邮驿的发达，涉及社会生活面较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相当完整的专门的通信法规，这就是《金玉新书》。
所谓“金玉”，是取古代“金科玉律”这个专词的简称。这部法规的编纂者是谁已经说不清了。但其成书年代，经过专家们考订，大约可以断在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或稍后。那时候，与北方金的激烈战事刚刚结束，诸事需要整理就绪，而原先北宋时所用法规大都散失，邮驿制度也很混乱，宋高宗便命令一些朝臣汇集了散在民间的有关邮驿旧法编纂而成。可惜的是，经过历代战乱，这部法规后来在民间也不流传了。现在在明朝修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的一四五七五卷中保存了它的原文。
根据现在《永乐大典》，我们可以知道这部《金玉新书》共有115条，其中涉及邮驿刑律的51条，有关赏格的10条，关于邮驿递铺组织管理的内容54条。法规涉及的范围很广，严格地维护了官方文书的不可侵犯性。 比如《金玉新书》规定，盗窃、私拆、毁坏官书者属犯罪行为，都要处以刑罚，若盗窃或泄露的是国家重大机密信件则处以绞刑。涉及边防军事情报而敢于盗窃或泄露信件内容者斩，教唆或指使犯法者也同样处以斩刑。盗窃的若是一般文书，按规定也属于触犯刑律。处以徒刑，发配500里。值得注意的是，《金玉新书》规定，刑罚不仅仅处罚那些作为传递文书的当事驿夫，同时也要处置他的上级官吏，包括有关急递铺的曹官和节级，失职者一样处以杖刑。
《金玉新书》对驿递过程中的驿递程限、各种传递方式中发生的失误，皆有具体的律令规定和不同的量刑标准。比如处罚邮件失误的量刑中，步递最轻，马递次之，急脚递最重。计算路上走驿和行程、误期的量刑，则以日计算，不同的天数有不同的刑罚。
从《金玉新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至少是宋朝时期，政府对邮驿是十分重视的，规定是很严格的。而“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
第七节 “私书附递”的法律化
宋朝以前，尤其是唐朝，官员们通过国家的邮驿机构投寄私书，虽然也在可行之列，而且逐渐频繁起来，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但毕竟没有得到法令的许可。到宋朝，情况就不同了。官员的“私书附递”，成为皇帝诏令中明文规定的事，从此通信范围大大扩大。这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此制始行于北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这一年，宋太宗为笼络士大夫官员，特别恩准：官员在近系家属之间，可以随官方文书一起传带家信。后来因弊端太多，一度废止。但到宋仁宗统治时候，再度放宽，1036年下诏令说：“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燕翼诒谋录》)。开始时官员私书，还只许步递传送，不得影响和干扰国家急递文书，但后来制度逐渐松弛，大量私人书信都通过急递铺附递了。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在文章中说：当时他自己和朋友间往来的书信，便是由急脚递传送的。他的信中往往有“近急足还府，奉状”、“急足自徐还，辱书”、“近急脚子还，尝奉讯”等等字样，便是明证。
许以私书附递，士大夫中书信往来猛然增多，宋以下名人的文集中“书牍”体裁的文章骤然多了起来，有人还以名人的尺牍名闻于世。苏东坡集中便有许多家书体的文章，写得隽永可亲，其中常常有“轼启，近递中奉书必达”、“别后递中得二书，皆未果答，专人来又辱专笺”的附言，这“递中”便指的是递铺传送的书信。有些家书，远道寄来，使人喜极涕泗。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表达了他接到书信时的心情：“日暮坐柴门，怀抱方烦纡〔yu迂〕。铃声从西来，忽得濠州书。开缄读未半，喜极涕泗俱。”(《得子虞濠上书》)这是说，晚年的陆游，被朝廷罢官在家闲居多年，正在愁闷无所发遣之际，忽然听到自远方传来邮递的铃声，得到了来自远方的私书。他感动极了，读着读着，不禁老泪纵横。随送的私书多了，有人也利用这一方便给某人以讥讽。宋人笔记小说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名叫曹泳的人，是奸相秦桧的爪牙。他的官越做越大，有不少乡邻巴结他，唯独妻兄厉德斯不买他的账，不愿对他奉迎，引起曹泳老大的不高兴。秦桧于公元1155年死去，厉德斯立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曹泳处。曹接书一看，原来是题为《树倒猢狲散》的一篇文章，痛骂秦桧奸臣一伙。这个故事，说明了当时人们对奸臣的唾弃，但同时也反映了南宋时私人书信已有各种合法途径递送。厉德斯当时仅是一个地方小官吏，也能投递私书，足以说明那时的私人通信比较普遍了。
第八节 辽、夏、金的邮驿
与北宋、南宋同时，我国北方大地上还存在着几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这就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和西北党项族建立的西夏。
当时北方战争频仍，民族压迫深重，经济遭到较大破坏，邮驿也一度处于混乱状态，但不久，辽、西夏和金的统治者，很快收拾残局，恢复了经济，也恢复了正常的邮驿通信，而且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
辽朝的邮驿，一般说比较落后，交通不如中原地区发达。以陆路交通为主，主要交通工具有牛、车、骆驼和马等。近年来在北方一些地区发现的辽墓画中，有的便反映当时车马的内容，可以看出那时交通的一般状况。辽时，邮驿的重大成就是开辟了东北至中原的驿道。当时，从辽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东京(今辽宁辽阳)和南京(今北京市)之间，都有驿道干线互相沟通，沿途也都有供官员歇宿的驿馆。这些驿馆设备一般比内地简陋，但是饮食供应和车马设备，也都与中原相似。
东京辽阳府是辽朝在东北地区的中心。东京到各地的驿路四通八达。从宋人曾公亮的《武经总要》记载看，东京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沿途共有14处驿馆，其中有名的驿馆有辽水馆、唐叶馆、建安馆、三河驿等等，驿馆间距离自50至100里不等。以东京为中心，还有驿道直通黑龙江流域和朝鲜半岛。辽王朝开辟了从上京临潢府至黑龙江下游奴尔干城的驿道，全长共达5000余里。由于这是辽统治者向当地女真人勒索一种称为海东青鹰的通道，所以又称为“鹰道”。
辽代驰驿一般以银牌为证，长一尺左右，刻以契丹文，意为“宜速”。又有“敕走马牌”的字样，以为凭信。驿驰程限要求每日马递最快700里，其次500里。
辽代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加倍勒索，同时因为辽朝中心地在东北，同中原的驿路往来要通过许多盘山小道，驿运十分艰难，给负担驿递的夫役带来很沉重的负担。到末代皇帝天祚帝时，已使百姓达到“破产不能给”的程度。因此，北方人民常起兵反抗。北宋派出到辽的使者，在燕京的一所驿舍里，曾看到墙壁上表现人民反抗思想的诗画，画了一只乌鸦，上面附着两句诗：“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飞”，反映出当时人心向南的情绪。
西夏是南宋时割据在今宁夏一带的民族政权。其在李元昊统治期间，亦仿照中原制度修治驿路。至今留下的碑文记载，西夏为了和宋朝争夺陕北，在今甘肃靖远境内的黄河上修建莎桥，沟通了陕、甘、宁地区的驿路。莎桥是索桥的转音，可能就是一座铺上板面的铁索桥。此桥直到元朝还屹立在河上(《陇右金石录》)。
据宋人曾巩的《隆平集》说，当时西夏境内东西有25驿，南北有10驿，自黄河至辽境又有12驿。夏驿主要用马、牛、骆驼为通信工具，也仿照中原体制有驿牌。遗留下来的西夏敕牌，刻有西夏文字“敕燃马焚”，意为“敕令驿马昼夜急驰”。据考证即是当时西夏驿站传递文书时用的符牌。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从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国至被蒙古消灭的1234年止，曾建立起统治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强大政权。开始时，女真族比辽、夏、宋都要落后，还不懂得邮驿的重要。《金史》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伐辽时，尚无文字，军中机密皆由将官当面口授，有一名叫耨〔nou〕碗温敦思忠的使者，往来传转诏辞，数千言从无少误。以后，金统治者“得辽人用之”，学会了用文字，驿传制度逐渐开始。此后，东北地区的交通邮驿迅速发展，从金太宗起，自京师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至今河南开封，每50里置一驿，形成一条漫长的邮路。有一年北宋使臣祝贺金主登基，从汴梁出发，由宋金边境上的雄州至会宁，沿途经过了39个驿站，全程达2500多里路。
金世宗时，又设立急递铺。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有一天，金世宗对他的臣下说：“朕常欲得新荔枝”，于是仿效唐明皇、杨贵妃加强驿传制度，设了急递铺。规定每10里一铺，每铺铺头一人，铺兵三名。铺兵骑马传送文书，日行可300里。急递铺所养马匹费用，一律向民间征收，称之曰“铺马钱”。
金中都的驿馆也是相当考究的。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曾住过中都馆驿，他记叙说，中都驿供应梨、栗等干鲜果品，还可喝到酒。
金朝早就实行了驿牌制度，有金牌、银牌、木牌三种，后又制成绿漆红字牌。每逢出使，使者皆佩带这些驿牌，俗称金牌、银牌郎君。南宋人认为，这种制度是由宋朝传过去的。南宋洪皓的《松漠纪闻》和赵彦卫的《御寨行程》曾记载了当时东北黑龙江地区金境内邮驿的情况，说金的驿站称为“寨”、“铺”、“馆”。《松漠纪闻》中有“银州南铺”、“宿州北铺”、“安州南铺”等等记载。他们的书里记载的金的驿站都不景气，道路荒芜，颓垣残破，无人修理。说明那时边疆地区的驿路不如中原讲究。
第九节 元代的“站赤”制度
我国元朝时候，邮驿有了很大发展。元朝建立了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为了适应广大领域的统治，元朝统治者在邮驿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把驿路范围大大扩展了。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在西域地区新添了许多驿站。著名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在兴都库什山觐见成吉思汗时，即曾经过这些驿站。
成吉思汗大军占领辽西后，也立即在当地建立起有效的邮驿设施。《元史》记载，1215年，元军占领辽西，有人向政府报告义州(治所在今辽宁义县)将要反叛，镇将准备以屠城手段进行武力镇压，观察使王荣祖“驰驿”向成吉思汗报告，才制止了这次血洗。可见当时驿马奔驰十分迅速。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即位后，下令整顿地区驿铺，命令称：“诸牛马站每百户置汉车一具，各站俱置米仓，站户每年纳米一石。”可以看出，那时已有周密的驿站制度。
窝阔台和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更把蒙古的驿路一直横贯到欧洲，形成联络欧亚大陆的一条长长的驿路。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在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了严密的“站赤”制度，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效能。所谓“站赤”，是蒙古语“驿传”的译音。专家们考证，这个“站赤”原是指人，指管驿传的官员，后来也就通称驿站和驿传了。严格地讲，“驿站”这个词，是从元代才开始的。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记载，元朝的驿路分为三种：一称帖里干道，蒙古语意为车道；二称木怜道，蒙语意为马道；三为纳怜道，蒙语意为小道。从地区讲，帖里干和木怜道，多用于岭北至上都、大都间的邮驿；纳怜道仅用于西北军务，大部分驿站在今甘肃省境内，所以亦称“甘肃纳怜驿”。
站赤制度，是一种系统而严密的驿传制度。广义地说，应包括驿站的管理条例、驿官职责、驿站设备以及对站户的赋税征收制度等等。元世祖忽必烈时，曾制定了一份《站赤条例》，这是当时有关驿传的基本管理条令。基本内容有10多项，诸如驿站组织领导、马匹的管理、驿站的饮食供应、验收马匹和约束站官、检验符牌、管理牧地、监督使臣和按时提调等等。元朝时各驿站设有驿令和提领导驿官，他们的职责是：如数供应良马，检验驿使凭证，清点驿站设备等。这些对驿站管理和对驿官考核的具体条例，对元代邮驿发展起了保证作用。
元朝的驿路四通八达。史家认为，元朝驿站制度之盛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网络”，对维持政府在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具有重大的作用。尤其对发展我国边疆地区的交通，起有重要促进作用。今天东北三省，属于元朝的辽阳中书行省，有南北两大驿路干线，向北延伸到黑龙江入海处的奴尔干城，南抵高丽王都开京(今朝鲜开城)，共辖有135个驿站，管理驿马6515匹，驿车2621辆，驿牛5259头，驿狗3000只。今甘肃地区，是元朝通西域、中亚的必经之路，有驿站47处，有的驿站拥有驿马300匹左右，最少的也有30匹(《经世大典·天下站名》)。
元朝通过驿路和西方有频繁的往来。当时中西国际驿路共有三条：一条从蒙古通往中亚；另一条是通往叶尼塞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的驿路；第三条为经过甘肃走廊通往中亚、欧洲的传统丝绸之路。对当时中西驿路的畅通，史家交口称赞。清初史家万斯同说：“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意思是：元朝在凡有人居住之地都设置了驿站，往来世界，就像在自己国内一样。在今呼和浩特和武川县，曾先后发现波斯银币和金币，可以说是元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和驿路畅通的物证。
元朝的驿站都备有驿舍。这和宋朝的馆驿一样，是招待使臣住宿的房舍，其陈设之华丽也和宋馆驿相近。当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描写说：“有宏伟壮丽的建筑物，陈设华丽的房间”(《马可·波罗游记》)，来往官员住宿条件是舒适的。驿站负责给使臣配备交通工具，陆行有马、驴、牛，水行有舟，山行有轿，东北边远地区更有特殊用于冰上的驿狗。据统计，元朝全国1119处驿站共约有驿马45000匹。在东北的哈儿宾(即今哈尔滨)地区则有狗站15处，供应驿狗3000只。南方一些水运发达地区，主要是水驿运输，有水驿420多处，备驿船5920多艘。这些交通设施，构成了元朝在全国的一个很大的驿路交通网。
第十节 元朝“驿使”和“铺马札子”
元朝的具体负责通信的人，身份比较复杂，来源也各不相同。有从朝廷直接派下来的，也有地方派遣的，他们统称为“使臣”或“驿使”。从身份来说，其中有王公贵族，也有州县官吏，甚至还有低贱的百工匠人。这些人是元朝传送官方文书的主要人员。按元朝官方规定，当时政府通信有两条传送的渠道：一是“遣使驰驿”，即上述这种专使的传送；另一种叫“铺兵传送”。前者送的是有关国之大事的文书，后者传送的是有关日常小事的文书。前者一般马驿，后者则为步驿。
因为身份和品级的不同，元朝规定驿路上“使臣”的给驿标准也不同。比如给马，规定三品官给马五匹，四五品官给四匹，六品、七品官给三匹，八品以下则给两匹。路上的食宿供应标准也按品级给予不同的待遇，如有的使臣给白面、大米、油、酒、肉等，一应俱全；有的则仅给一顿粥饭，最低的甚至只给一升米。
元朝和宋朝一样，也通行驰驿的牌符证件，最常见的是金银字圆牌，还有一种叫“铺马圣旨”的证明。金、银字圆牌是紧急驰驿的证件，专门递送军情急务。这种印信有汉字、畏兀儿字和八思巴文三种，上刻有“天赐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疾”字样，由中书省发给驿使作为凭证使用，事毕缴回。1965年，在甘肃兰州收集到一块元朝的银字圆牌，牌为铁质圆形。牌面的字镶嵌在铁板上，正反面都有虎头纹样，正面错银凸出八思巴蒙古文五行。经专家蔡美彪考证，其字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不从者治罪”。这一块银牌，正是史料记载的印证。元朝还有一种特殊的“海青牌”，是一种青色牌符，也用于传送紧急军情。“铺马圣旨”，又称“铺马札子”或“给驿玺书”，是一般文书的传送印信。这是一种盖上皇帝大印的纸制品，也由中书省印发。这种证件最初用蒙古文字印制，后来因各地驿站多不认识，改为马匹图形作为标志。这些铺马凭证，到明初时又统称为“驿券”，在明人修的《元史》中常可见到。
第十一节 马可·波罗笔下的元代邮驿
元朝的邮驿比以前各代都要发达。据《元史·地理志》统计，当时驿站遍布东西南北各地。驿路上熙熙攘攘，来往人员十分繁忙。13世纪中叶，也即元朝开国君主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期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当时驿传的繁盛情况有生动的描绘。他认为元朝的驿站制度，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十分美妙奇异的制度”。
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游记》中，以十分钦羡的笔调写道：“从汉八里城，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每条路上，也就是说每一条大路上，按照市镇坐落的位置，每隔40或50公里之间，都设有驿站，筑有旅馆，接待过往商旅住宿。这些就叫做驿站或邮传所。这些建筑物宏伟壮丽，有陈设华丽的房间，挂着绸缎的窗帘和门帘，供给达官贵人使用。即使王侯在这样馆驿下榻，也不会有失体面。因为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可从附近的城镇和要塞取得，朝廷对某些驿站也有经常性的供应。”
马可·波罗说，元朝每一个驿站，常备有400匹马，供大汗的信使们使用。驿卒们传递紧急文书，一日可以飞驰320公里，即640华里。他们身上都带着一面画着鹰隼的牌子，作为急驰的标志，“他们束紧衣服，缠上头巾，挥鞭策马以最快速度前进”。马可·波罗估计，全国服务的马匹大约20万。
上面情况基本上是符合元代邮驿情况的。只是马匹数和日程数有不准确的地方。马可·波罗夸大了数字。实际上当时全国驿站的马共有四万多匹，而最快的驿卒日程则为500里，不是600多里。需要指出，元朝的驿站制度，也同样施行到中亚一些蒙古统治者管辖的地区。据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记载说：伊利汗在位时候，在今中亚也设置了驿站。他“下令在所有要道上，每三程设置一个驿站。每个驿站设有健马十五匹”，他“还下令任何人只有出示君主的御笔和金符之后，才能获得驿马，他把每一个驿站交给一个大统领，让他们掌握一定的地区和足够使用的钱”。至于那些官方文书的传送经过，拉施特记载：“如果事情极其紧急，那就写信，密封起来，通过驿站的驿卒传送……在信上注明从某处到某处，君主给予每个边将以黑色钤印，以便他们把它盖在那些信上。”从拉施特的记载可以看出，元朝的驿站制度，已经有效地在国外辖地施行。这一制度大大沟通了13至14世纪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第十二节 元代“站户”的悲惨生活
元朝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百姓，把人民按不同的行业分成若干专业户，如民户、军户、匠户、医户、儒户等等，其中有一项特殊的人户，叫做“站户”。
顾名思义，“站户”是和驿站有密切关系的户头。元代驿站繁多，所需费用也很浩大，元代统治者便把这些负担转嫁给百姓，让一些人户专门承担驿站差役的费用。这些人户便称为“站户”。
站户制度是在忽必烈统一中国前窝阔台时代就开始的。当时规定，各驿站附近人家，每100户出车10辆，每年每户纳米一石。忽必烈统一南北后，大量设置驿站，便抽出一部分人户充当专门的站户。这些站户从民户中分离出来，不入民户户籍，登入站户户籍。一经登记，世代相承，不能改变。
站户大部分是原先的普通农牧民，他们承担着十分沉重的驿站赋役。首先，他们要供应各驿站来往官员的饮食，蒙古语称为“首思”，汉语又叫“廪给”、“饮膳”或“祗应”。这是一笔很不小的负担，尤其当王公贵族大官充使时，山珍海味，奢侈至极。其次，还要供应使臣的交通工具，当时主要是马，有的地方则为牛、驴、狗，加上车辆等，还包括常年的饲料、马具和车辆的配件。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再次，站户还负担驿站的劳役，如为使臣充当向导、车夫、船夫、搬运工等。这些差使都是无偿的，还要自备饮食。
到元朝后期，由于政治腐败，驿路上的往来官员作威作福，欺压驿站沿途百姓，他们“持威挟势，颐指风生”，任意索要名贵酒菜，还强令歌妓纵酒，无所不为。对驿站人员稍不如意，即行吊打。加上当时站役负担沉重，元成宗时四个月内，即起马13300余次，即使所有马匹昼夜在道，也无法应付。因此造成大量驿畜倒毙途中。元祐元年(公元1314年)六月二十三日，仅甘肃省就奏报死铺马199匹、驿驼24头(《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
这些负担压得元代站户喘不过气来。有的实在坚持不了，就只得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最后老死荒郊野外。元代诗人许有壬有首诗描写他们的悲苦生活说：“盛冬裘无完，丰岁食不足。为民籍占驿，马骨犹我骨。束刍与斗菽〔shu叔〕，皆自血汗出……”(《至正集》)。意思是，数九寒冬我还披着一件破烂的皮子，连丰收的年景也难以饱饭。当上入了籍的站户，就像受役使的马那样受苦。缴出的每束干草每斗粮，都是我的血汗所出！最后，这首诗为贫寒的站户喊出了他们不平的呼声：“生儿甘作奴，养马愿饲粟”，难道我们世世代代甘于当牛作马、贱如奴隶吗？这首诗如实地反映了元代站户的生活。
在这样沉重的压迫剥削下，站户们纷纷破产，到元代末年，建立在站户们血汗基础上的元代站赤制度无法维持下去。当时有史家云：“站赤消乏，积非一日”，而“其弊终不可革”(《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既不能改革宿弊，就只有走向消亡一途了。14世纪初叶，据甘肃省甘泉驿站统计：60年前，这个站共有站户348户，到60年后只剩下176户了。站户们纷纷逃亡或出家为僧了。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邮驿
第一节“龙场九驿”
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了明朝，在他称帝的第22天就下令整顿和恢复全国的驿站。第二年，他又颁诏，把元朝的“站”一律改称为“驿”，还有全国230多处不雅的驿名改得更为雅致。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大力从事边疆地区的邮驿设施的建设。
在明朝边疆邮驿的发展中，有一个历史上十分有名的奢香夫人的故事。奢香是一位深明大义的贵州彝族的女首领，她的事迹现在已在我国电视屏幕上与群众见面。明太祖朱元璋时候，贵州土司霭翠接受明朝的领导。10年后霭翠去世，他的妻子奢香继续掌管彝族部落。明政府派去的都督马烨专横跋扈，有意侮辱奢香，还肆意凌辱和压迫彝族人民。奢香的部下义愤填膺，都劝她起兵反抗。奢香却忍辱负重，让她的知心朋友另一个彝族首领刘氏夫人奔赴京师，向朱元璋报告了马烨的罪行。朱元璋把奢香召进京师，对她说：我可以给你们除掉作威作福的马烨，但你们打算怎样报答朝廷呢？奢香回答说：愿率领子女，世世代代不叛明朝。朱元璋说：这是当然的义务，不能算做报答。还有什么打算呢？奢香又回答说：从贵州往东北有一条小路可通四川，现已梗塞不通，我愿出钱出人，开山辟岭，修成驿道，以此来报答皇上的恩典。朱元璋对此大为赞赏，立即把马烨捉拿至京，依罪处斩。奢香回贵州后立即组织人力，开始修路。一共修了560多里山路，建立了九驿。因为第一站在贵阳西北万山丛中的龙场，因此总称为“龙场九驿”。从此，从明政府的腹地，可以由宽敞的驿道直达云贵边疆，沟通了中原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是我国民族团结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我国邮驿发展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明朝人吴国纶有《奢香驿诗》专门歌颂奢香夫人说：“我闻水西奢香氏，奉诏曾谒高皇宫。承恩一诺九驿通，凿山穿木开蒙茸，至今承平二百载，牂牁〔zang ke赃苛〕[棘下火]〔bo勃〕道犹同风。”蒙茸是丛山峻岭的意思，牂牁、[棘下火]道都是云贵地区的地名，说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也赶上了中原，民风相同了。
除西南云贵地区外，朱元璋在我国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地区，都开辟了驿道，设置了驿站，使中央和边疆地区的联系大大加强。明初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先后设置了9个军事重镇，号称“九边”。沿边8000多里地方，都设置了驿所，互通信息。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明成祖)时候，又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设置了奴尔干都司，建立了45处驿站，有效地管理了这一地区的行政事务。
明朝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的统治，在辽东地区广设驿站。以辽阳为中心，辐射有四条驿道干线：一条南行至旅顺口，途设十二个站；一条西南行到山海关，途有十七个驿站；一条北往开原，计五站；另一条东南行抵九连城，共七站。在各驿站俱设驿兵、轿夫、船车、马驴等。在辽东都司管辖下，明政府还设有“夷人馆”、“朝鲜馆”，专管少数民族驿务。值得指出的是，明成祖永乐年间，派太监亦失哈在奴尔干地区设立了水陆联运驿路。明初，东北黑龙江流域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酋长“悉境来附”，明政府皆给予印信，在那里建立了奴尔干、建州等九卫。为经营奴尔干地区，明政府在该地区除设立驿站外，又在吉林开设船厂，辟有水运驿道。从辽阳出发，溯辽河而上至开原，经陆驿达松花江，再由松花江乘水驿船至奴尔干。这条水陆联运驿路共设官兵3000人，每年供军粮两万多石，途经虎皮驿、沈阳驿、银州驿、开原驿等，是一条明政府联络东北广大地区的通道。
明朝在西藏地区加强了驿道建设。西藏在元朝时仍称吐蕃，元政府早在那里设置了驿站，据《经世大典》记载，元时藏区共设大驿站28处，小站也约七八处。那时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和地方官员经常持玺书、驿券和官员文牒在驿道上来往，有时“遣使驰驿不下百余匹”(《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明朝时西藏称乌斯藏。为加强汉藏地区的联系，明政府多次下令恢复和修建西藏通内地的驿路和驿站。成祖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明政府曾命令藏区的阐化王、护教王、赞普王和国师率川藏诸族合力恢复驿站，开辟了雅州乌斯藏的驿路。这是一条继甘藏驿路后又一条从内地到乌斯藏的新驿路。这条驿路交通方便，沿途衣食供给十分丰厚，既保证了明政府对乌斯藏地区诏书、旨令、文书的畅达，也便利了西藏对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朝在东南海疆也设立了对外经济往来的驿所。明成祖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在广东设怀远驿，福建设来远驿，浙江设安远驿，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臣和商人。
第二节 “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
朱元璋鉴于元朝驿站混乱的教训，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他明白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昭代王章》)，意即不是国家与军事大事，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的邮递设施。在朱元璋做皇帝的第26年，亦即1393年，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规定加上附加条件共12条，限定了符合用驿马驿船条件的人员，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重罚。
但尽管朱元璋如此严格地规定，却仍有人明知故犯。这些人一般都自以为有坚实的靠山，不把政府的法规放在眼里。有的人无理鞭打驿夫，也有人不持驿牌强行驰驿，多索车马。有一个曾经是开国功臣封为吉安侯爵的陆仲亨，从陕西返京，就不顾王法，擅乘驿传。朱元璋为此龙颜大怒，斥责陆仲亨说：中原历经战患，人民刚刚过上安定生活，驿户好不容易买上马，生活还十分艰苦。都像你这样所作所为，百姓即使卖儿卖女，也不能满足奢望的啊！陆仲亨因此不再被重用，后来他因谋叛罪被杀。
朱元璋还因违犯驿规罪重罚了两个女婿。一个是驸马郭镇。他从辽东出差回来，违章私带了三杠榛子，沿途擅用驿夫运送。朱元璋得知此事，立命郭镇如数补上私用驿夫的报酬银两，并同时敕命在山海关沿线各关驿站，张贴榜文，规定以后再不许有利用官驿私带货物的现象发生，不然一律治罪。另一个是驸马都尉欧阳伦，他多次违禁利用驿递走私茶叶，其家奴尤为横暴，强迫驿站车辆为其运货，还随意谩骂殴打执法人员。朱元璋知道了这件事，十分震怒，把欧阳伦赐死，他的家奴一并处以死刑。
这几件事对整治驿站，起了很大作用。从此，明朝邮驿井井有条。“驿递清乐，而里甲不扰”(顾祖禹《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十一)。邮驿发展了，国家财政年年有余。
第三节 “会同馆”和“递运所”制度
明朝的法律大典《明会典》记载说：“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运所。”这条记载说明，明朝的“会同馆”，是当时设在首都北京的全国驿站的总枢纽。
会同馆有两种职能，一是起邮驿传递书信的作用；另一还同时起着国家级的高级招待所的作用，这里可以供外国使节和王府公差及高级官员食宿。有时还由政府在这里举行国宴，招待来自邻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进贡人员。
会同馆的马和马夫都有定额，一般设馆夫400名，马171匹，驴173头。有时人员不够用，则临时又从民间抽调服务人员。比如，在明正统帝时，西藏来了344位进京的僧俗人员。北京会同馆人手不够，便又从外面雇用了一些市民。
明朝地方馆驿，有些负责接待中外客人。有一篇《改建芜湖县馆驿记》记载说：芜湖为海外东南诸国赴京必经之地，为“天下要冲也，故有馆驿”。东南各国客使必先在芜湖驿暂住后，才“易以官舟”北上。江苏的苏州，也是东南一大交通城市。明代姑苏驿站很为讲究，建有亭、馆、楼、台等，其大门石柱中有20个大字的楹联：“客到烹茶旅客权当东道，悬灯得月邮亭远映胥江”。这副对联反映了我国明代驿站的服务情景。
明朝的北方驿路沿线，也建有不少华丽馆舍，有一些规格很高，很讲艺术，简直是一处高级的园林景区。河北省永年县明时称为广平府，万历年间当地知府为接待各地“驻节”之宾，在府城东建了一所“莲池胜地”馆舍，据记载，有正堂五间，耳房三间，还有水池一方，浮桥、画亭、台阁多处，名称雅致，称为“观莲坊”、“得月台”、“荷花馆”、“天开画”等等(《广平府志》)。但是，就普遍情况来讲，明朝尤其到中后期，北方驿馆大都是较简陋的。《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西南的卢沟桥旁的宛平县境的驿铺馆舍，就残破不堪。因多年失修，墙倒屋塌，铺兵都无处居住，只好在旁边租屋暂住。有邮书来到，招呼良久，才能发出。
水马驿和递运所，都是指各地的驿站和运输机构。水马驿同于宋元时期的“驿”和“站赤”。顾名思义，水马驿包括水驿和马驿两种，一用于河驿，一用于陆上文书的送递。明朝时一般60里或80里置一驿，每驿备有马30或80匹不等，小站则有少至5到10匹马的。水驿则备船。明朝基本和元朝一样，“常事入递，重事给驿”，即平常的文书交给步行的递铺，重要和紧急的文书才交给马驿办理。递运所是在一般的递和驿之外，明朝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上贡物品的运输机构。这种机构也分陆运和水运两种。始设于明初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递运所的设置，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使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机构。递运所有专门负责的官员，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另还设有百夫长。运输任务陆驿由军卒承担，水路则有各地船户负责。这种递运运输，基本上采取定点、定线，兼以接力的方法。这种专职的递运业务，把陆路运输和海、河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可惜的是，明代递运所制度未能坚持，在弘治年间全国曾达到324处，而到万历年间便剧减至100多处，逐渐消亡了。明朝水运中还实行过一种“马快船”的制度。这是一种快速从水上运输贡物的船只。这种船，在河上运输时，“撑夫挽卒，昼夜喧呼。南北往来，道路如织”(《明经世文编》)，十分热闹。
第四节 张居正的驿传改革
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有名的改革家。他对赋税、吏治等方面的改革，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有重大影响。在驿传方面，他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明朝自正德、嘉靖以后，政治日益腐败，邮驿制度也产生许多弊端。最高统治层利用邮驿，大肆挥霍。正德年间，发生了多起太监到各地驿站勒索驿银、捆打驿官的事件。司礼太监刘允借奉命去西藏迎接活佛之机，在沿途水驿大肆挥霍。在成都驿，日支驿粮百石，蔬菜银100两；在这里置备入藏物料，竟用银高达13万两。正德皇帝下江南游耍，所费更巨。他命令沿途驿站准备美女，以备皇帝来时随时寻欢作乐。这一次仅水路驿站所用人夫即达数十万，严重地骚扰了人民的生活，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驿站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负担，许多驿官都逃亡在外，驿务多废。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一些官吏主张对邮驿进行改革，先后主张改革驿务者有著名清官海瑞、吏部尚书吴鹏和张居正，其中以张居正的驿传改革成效最大。张居正改革，是我国邮驿史上的一件大事。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宰相，他的邮驿改革是从限制官员的驰驿特权入手的，提出了六条对官员的限制。比如，规定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侵扰邮驿；过往驿站的官员只许按国家规定的级别供应食宿，不许越格提出奢侈的要求；除邮驿供应外，任何官员不许擅派普通民户服役；还规定政府官员凡非公务而是到离任或请事假等旅途费用，一律不得由驿站负担，不得动用驿递的交通工具；等等。这些改革，大大降低了邮驿的经费开支，也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据统计，经过整顿后，全国共省减邮驿经费1/3左右。
在改革中，张居正严格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从自己的身边做起。他的儿子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不用官府邮驿，而是出钱自己雇车。张居正的父亲过生日，他也不动用驿车驿马，而是让仆人背着行李，自己骑毛驴回乡祝寿。张居正对那些违反条例的官员，绝不手软。有一个甘肃巡抚的儿子擅自驰驿，被他革去官荫。这一处分使得朝野上下很为震动，许多官员不敢再为非作歹了。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民欢呼歌诵”。但是，明朝政府已经腐朽得不可救药，一两个张居正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死后，生前的一些改革措施就全被废除了，明代邮驿又重新陷入混乱状态中。
第五节 “民信局”的兴起
在明朝的邮驿事务中，有一件新兴事物是必需大书特书的，这就是“民信局”的兴起。所谓“民信”，当然是指民间自发经营的通信组织。
专家们认为，我国民间经营的通信组织是从明朝永乐年间兴起的。那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大商人间需要一种业务上的联络，更重要的是货物的集散和资金的汇兑，都需要有一种联营的组织来承担。这便是“民信局”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
对民信局从哪里兴起，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种联合经营机构最初是从四川兴起的。明朝永乐年间，四川居住着一批湖北麻城、孝感地区的移民。他们长年在外，思念故乡，于是自发组织了同乡协会。每年约集同乡，举行一次集会，在会上推选出代表，返回家乡探望一次。届时，移民们多托代表给家乡带去问好的信件，并托他捎带家乡特产回来。久而久之，建立了固定组织，俗称为“麻城约”。麻城约多以运带货物为主，同时捎带书信。这就是我国民办的第一个通信组织。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我国民信局最早是从浙江绍兴、宁波等沿海地区兴起的。明代官场多用绍兴人当幕僚，俗称“绍兴师爷”。他们分散在各省督抚巡按衙门中，联系广泛，成为帮派。互相之间经常有书信往来，函件相对较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初期的民信机构。宁波是绍兴出海的口岸，通信的枢纽，所以也就成为最初民营通信机构的据点。再则，宁波经商的人很多，他们也需要一个经常的信息交流和货物集散的机构，民信组织就应运而生。
以后这种组织在各地扩展开来，不限于湖北麻城在四川的移民，也不限于浙江绍兴、宁波。
清朝时候，上海、宁波等地开始把这种组织称为“民信局”，递转民间的信件，成为业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清朝中叶以后，民信局大大发展，达到最盛期。不仅遍及国内各大商埠，还把业务扩大到东南亚、澳大利亚、檀香山等华侨聚居地带。在东南亚一带，民信局又称“侨批局”，仅新加坡一地，清朝末年时侨批局就达49家之多。有些侨批局，甚至一直活动到本世纪40年代。
第六节 清代“邮”、“驿”的合并
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同年，清兵入关，建立了清王朝。清代邮驿制度经历了重要改革，其最大的特点是“邮”和“驿”的合并。
在清朝以前，虽说在某些文书上常常“邮驿”合称，但实际上邮和驿是两种职能不相同的组织机构。从汉唐以来，一直是：“邮”负责传递公文，是一种通信组织，也称为“递”，或称为“传”；而“驿”，实际上是只负责提供各种交通和通信工具，而兼有招待所的性质。二者互为补充，但毕竟是两套组织系统。清朝时候，这两种组织融为一体了。驿站从间接地为通信使者服务，而变成直接办理通信事务的机构。这样，实质上通信系统比先前简化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清朝驿务的管理，归于中央兵部，专设一车驾司，任命官员七人，主管全国驿道驿站。同时又在皇宫东华门附近设两个专门机构，由满汉两大臣会同管理京师和各地驿务联系，下有马馆，专管驿夫驿马，又设捷报处，收发来往公文和军事情报。
据记载，清朝通信的时限达到了历史上最快的速度。以前，一昼夜最多跑400里、500里，清朝的马递传送公文，最快可达一昼夜600至800里。康熙年间平定吴三桂三藩叛乱，从大西南到京师送军事情报，路程达5000余里，快马通信只需九天即可到。与此同时，康熙派施琅收复台湾，从福建报捷到京师，路程4800多里，也是九天内消息便可递到。
清朝驿站比明朝更为普遍，尤其在一些边远的县级地区，新设了“县递”。这种邮递在县间通信，弥补了干线驿站的不足。县递不是正规的驿站，但备有号为“递马”的通信马匹，起着驿站的作用，因为有县递的补充，清朝全国邮驿事业比前大大方便了。到光绪时，仅山东一个省，就有包括县递在内的正规和非正规的大小驿站139处。
雍正朝建立了军机处以后，清朝邮驿事业更有新的发展。军机处可以直接向下发放皇帝的上谕或诏令。有时候，这些上谕可以不经外廷内阁处理，由军机处直接交给兵部的捷报处发给驿站向下驰递。这些重要文书上面常常书有“马上飞递”的字样，表明其为急递文书。有的要求时限更紧，直接写上“六百里加紧”，甚至有要求“飞折八百里驿递”者，即要求以每日600里、800里的速度抵达。这样的方式，既能保密又可以高效，说明邮驿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清朝前期的皇帝，一般都是励精图治的。他们密切注意着边疆战事的发展，也十分关心邮驿的效能。有的时候，皇帝经常为了等驿报而通宵不眠。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平定准噶尔附论》中，曾叙述到乾隆勤政的情景。说他每夜都要等前方的军报，不管什么时候来，都命周围的人立刻叫醒他。当通知的有关大臣奉旨来到时，他早已看完了公文，准备拟诏指示了。有时为了拟写一份递往前方的公文诏令，前后工作达几个小时。若前方有一两天不来军报，乾隆就坐立不安，夜不成寐。从北京到准噶尔前线，不啻万里之遥，来往文书需要一月有余，乾隆常常要预见到数月以后的形势，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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