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假若那时没有发达的邮驿设施，清朝皇帝们若要及时了解前方军情，进行适时的决断，对前方战局实行有效的遥控，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七节 清朝边疆邮驿的开辟
清朝时候，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清政府在东北、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开辟了许多新的驿道，新设了若干邮驿机构。这些机构，随地区而名称不同，大部分称“驿”，军用称“站”，新疆、甘肃地区称为“塘”，北方蒙古地区称为“台”，甘肃一部分地区又称为“所”等。清朝统治者根据边疆各地的不同情况，继承以往各代边驿的优点，在全国建成稠密的通信邮驿网。清朝人钟奇说：“我朝边围驿站之政，到高宗而集其大成。”高宗就是乾隆。意思是乾隆时我国邮驿事业达到了古代的高峰。
那时候，东北地区邮驿发展最快。此地是清朝统治民族满族的发源地，又是对付沙俄侵略的前哨。清朝历代帝王特别重视当地的邮驿建设。康熙帝曾说：“此乃创立驿站之地，关系重要。”他在位时，在黑龙江省共设驿站20个，雍正时又增设10站。黑龙江通往北京的直达驿道共有五条，各从齐齐哈尔、瑷珲、珠克特依草地为起点，都长达3000里左右。从齐齐哈尔直通京师的驿道，俗称“大站路”，又称“御道”，是专门用作为皇帝进贡的道路，也是官府奉公驰驿专用的道路。雅克萨之战后，清军在黑龙江留下一条用作运输军需的大驿道，到光绪年间，重新开辟成去漠河采办金矿的大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金之路”。清朝官吏李金镛顺着这条古驿道，亲自勘察路基。冒着寒风大雪，穿山越岭，跨沟攀崖，终于开拓了这条驿道，开发了漠河金矿。清朝康熙时这条路上原有驿站25个，李金镛时又增设33个，后来达到36处。至今这些站的地名尚在当地遗存。人们可以看到当初的驿道遗迹和这条“黄金之路”上的古驿遗址。
沈阳是清朝的故都，后称盛京。盛京将军属下所设驿道，以盛京为中心，西至山海关共有驿站13个，东至兴京(在今辽宁新宾西)有四站，南至朝鲜有七站，东北至宁古塔有三站。总计全境驿站29处。吉林将军属下也有驿站若干。这样，东北地区形成一个相当广大的交通网。
因为情况特殊，清朝时东北邮驿归属是和其他地区不同的。各省驿站归厅、州、县管理，而盛京地区则由驿丞统管，下设正、副监督二员，统于盛京兵部。
青海地区在清朝统治时期，邮驿也有很大发展。到乾隆时，已建成五条主要驿道，全青海共有驿站24个，递运所三个，驿夫所夫共480余名，驿马592匹。
清初，为了平定准噶尔叛乱，康熙也加紧在蒙古地区建立驿道和驿站。在那里先后建置了47个驿站，分布在喜峰口、张家口、古北口、杀虎口外。康熙对此有专门的指示：“今设立驿站，虽费用国帑，日后于蒙古裨益良多，亦不致迟延误事，最为紧要。”在漠北蒙古地区，清政府又分设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个地区专理机构。乌里雅苏台设将军，驿务一律由军台管理。科布多设参赞大臣，邮驿也归军台管理。科布多共有20个驿台，乌里雅苏台共设43个驿台。在沟通中央和蒙古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这些驿站驿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康熙、乾隆两朝在新疆地区也设立了邮驿机构。开始，为了平定准噶尔战争中的军粮运输，康熙在从嘉峪关到哈密沿线设立了12个驿台，以后陆续向西不断推进。到乾隆时，共有驿台125处。此外尚有一部分邮驿机构称为“营塘”。从巴里坤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到阿克苏，阿克苏到乌什，从叶尔羌到和田，从精河至哈密，总计驿台和营塘达到285个，由总管新疆的伊犁将军总稽查。
清朝在西藏的邮驿机构称做“塘”，全藏共有近70个。塘马共为300多匹。
清朝在西南边疆地区，大力发展邮驿事业。到乾隆时，贵州境内驿站达到23个，主要为递送政府公文及运输军粮。此后驿道不断改进，客观上也便利了商旅的交往。雍正时还在贵州开辟了许多山区驿道，如从黄丝驿至杨老驿，原来道路崎岖，十分难行，后来改道而行，既道途“坦易”，又“无岚障之虞”，大大方便了行人(《小方壶舆地丛钞》)。这样，清朝凭借这一邮驿系统，可以及时得到各地的信息，对各边疆地区进行着有效的控制。
第八节 旧式邮驿的衰败
清朝中叶以后，封建社会进入了总崩溃期。随着封建制度发展的旧式邮驿，自然也出现了许多无法弥补的弊端。尤其是生活在封建驿政下的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中受到煎熬。康熙时有一位诗人，描写当时驿夫的悲惨生活说：“奔疲面目黑，负背形神枯，水深泥没踝，衣破肩无肤，苦情不敢说，欲语先呜呜”(秦松龄《点夫行》)。如果是被迫抓来当水驿挽船的纤夫，则处境更为悲惨。有一位诗人梁清标写的《挽船行》的诗描写说：“穷民袒臂身无粮，挽船数日犹空肠。霜飚烈日任吹炙，皮穿骨折委道旁。前船夫多死，后船夫又续。眼见骨肉离，安能辞楚毒？呼天不敢祈生还，但愿将身葬鱼腹！可怜河畔风凄凄，中夜磷飞新鬼哭。”
如此恶劣条件下服役的驿夫，自然不可能有劳动的积极性，服役人员纷纷逃走。河北武清县东北，有一个河西驿，地处京东水路通衢，一直是各朝漕运的咽喉。清初时候，这里的邮务很发达，有役夫152名，驿马33匹。但到清晚期的光绪年间，这里驿务萧条，只剩下役夫30名，驿马24匹。当时有一位兼管驿务的下层官吏，曾写了一部《河西驿日记》。在他的笔下，河西驿成为一个残破不堪的机构：破烂的房屋，即将倒塌的马棚，老弱待毙的病马，饥寒交迫的驿夫，构成一幅凄凉的图画，在河西驿上，还有不法的官吏，不断进行勒索，造成文报迟延，通信阻塞，邮务不能正常进行。这样的驿站，当然不能担负起邮驿通信的重责，而成为社会的赘疣，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了。
所以，有识的革新之士，早就提出取消这种过时的传统驿站，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专门写了一篇《裁驿站议》。他深刻揭露了清政府邮驿的流弊，指出有一名道员以往来贺节贺寿为名，竟用了500里排单，大大浪费人力物力。冯桂芬大声疾呼：“国家以有限之帑项，既饱县官私囊，复递无足轻重之例信，亦何贵此驿站为乎？”他认为应当下决心取消驿站，改设近代邮政。既利于官，又便于民。不仅可以省去国家每年300万元的开支，而且可借邮政收入数百万之盈余。一时，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纷纷撰文，论述旧式邮驿之不便、新式交通通信设备之必须。在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于1896年始办新式邮政，驿站逐渐被代替。到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北洋政府终于宣布将驿站全部撤销。古老的中国，在邮驿制度上，经历了一次实质性的大变革。新式的邮政时代开始了。
辅文图片
汉代 驿亭
驿使(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
清代 满文信牌
元代 急递铺令牌
火漆印封(南昭大理时期)
元代 乘马铜牌
模塘古驿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