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丛书名：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丛书多卷书否：Y
ISBN：7-100-02225-8
主要责任者：臧嵘
责任方式：著
丛书责任者：任继俞；汤一介，焦树安，张明华
丛书责任方式：主编；副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地：北京
出版日期：1997-09
装帧：简
页码：1-186
字数：83千字
开本：32
定价：11.40
作品语种：中
整书中图分类号：F632.9
辞典简介：本册工具书是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之一，共收录54条词条。
编辑委员会
主 编：任继愈
副 主 编：汤一介 焦树安 张明华
编 委：(按姓名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戴念祖 郭齐家 葛剑雄
焦树安 金宜久 卢海燕
欧阳中石 庞 朴 戚志芬
任继愈 沈心天 汤一介
王世民 王兆春 吴良镛
严汝娴 张国风 张明华
赵 靖 赵匡华 郑殿华
周 强 朱光暄
常务编委：任继愈 焦树安 张明华
张国风 郑殿华
编者献辞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有的中断了，有的随着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到另外的地区。唯有中国这个国家，既古老又年轻。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以上。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久性：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到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的目标。要让中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文化辉煌的历史，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打下基础，这是一件宏伟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丛书的宗旨。
对文化层次较高的成年读者以至专家来说，个人的专业知识总归有限，本丛书对于成年人也不失为一种高品位的、可信赖的文化知识读物。
本丛书的前身有110个专题，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商务印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现由编委会对类目重新加以调整，确定了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共100个专题，由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每个专题也由原先的五万多字扩大为八万字左右，内容更为丰富，叙述较前详备。希望这套丛书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读者能够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所系，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愿望。
对于本丛书的批评及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力求使之趋于完善。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四月
出版说明
百册本《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是由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主编，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由我国著名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面向青少年和一般读者的大型文化普及丛书。被共青团中央启动的“新世纪读书计划”列为第一批推荐书目。这套丛书，是在1991年版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1991版曾荣获当年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和日本、韩国的出版机构相继选译和出版了这套丛书，丛书的英文选译本也随后面市。
新版由原先每本5万字增加为8万字。合并了一些内容近似的图书，同时增加了一些选题，对古代难辨字还注了音，并补充了有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成为一套内容丰富、文字规范、装帧精美、可读性强的真正的图书精品。
丛书编委会及作者队伍强大，名家云集，他们中有著名学者，有北京大学的校长，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几乎都是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可以说，这套丛书，是名附其实的大专家给普读者写小书。他们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保证了丛书的科学性，文字表述方面做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丛书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体系。可大致分为10个专题，分别是思想、文化、教育、科技、考古、史地、军事、经济、文艺、体育。从多角度、多层面勾勒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中华民族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丛书加强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说的介绍，文理兼备，显示出编者整体上把握传统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是一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百科丛书。同时也是一套增长知识、陶冶情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
内容简介：
据古书《古今注》记载，尧曾经设诽谤之木。这种木制品，形似后世的华表，既可以在上面书写对政府的意见，又可作为路标。是用一根横木交叉在柱头上，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在各路的交通口都有设置。这大约是我国文字记载的向上表达意见的一种最早方式，是上古时代原始形式的上书通信。
作者简介：
臧嵘(1935～)，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历史专业委员会学术顾问、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委。1993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社会科学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历史教材纵横谈》、《编外史谈》、《中国历史趣谈》、《史海泛舟谈古》、《东汉光武帝刘秀大传》、《隋唐五代史论》、《中国全史·隋唐五代习俗史》(与王宏凯合著)、《中外文明的交融之路》(与周瑞详合著)、《历史的启示·生活篇》、《中国驿站与邮传》(港、台、大陆版)、《艺人与歌伎))、《天子脚下无品官中国宦官史话》、《中国神话传说故事》(英、法、阿拉伯文版)、《蝼蛄谈史》等。
目录
第一章 我国邮驿之始
第一节 古代世界的邮政
第二节 禅让时代的“喉舌之官”
第三节 神话中的商纣“声光”通信
第四节 商代的邮驿发展
第五节 完备的西周邮传
第六节 单骑通信和接力传书的开始
第七节 简书与符信的时代
第八节 战国时期的私人通信和私人传舍
第二章 秦汉大一统时代的邮驿
第一节 统一的秦朝邮驿
第二节 现存最早的两封家信
第三节 两汉邮驿的发展
第四节 驿置和邮亭的分流
第五节 官邮和私邮
第六节 发达的汉代烽火通信
第七节 汉简：汉代通信的实录
第八节 “鸿雁传书”的故事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邮驿
第一节 历史上第一个《邮驿令》
第二节 刘备、诸葛亮对四川邮驿的贡献
第三节 南方水驿的兴起
第四节 少数民族地区邮驿的发展
第五节 “信幡”·纸诏·“千里牛”·驼驿
第六节 私邮和私营逆旅
第七节 “黄耳传书”与风筝通信
第四章 盛况空前的隋唐邮驿
第一节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隋唐邮驿盛况第二节 完善的隋唐邮驿制度
第三节 种类繁多的邮驿服务和通信方式
第四节 “进奏院”与《开元杂报》
第五节 历史上第一次驿夫起义
第六节 隋唐的“水电报”和空中通信
第七节 唐代馆驿诗话
第八节 邮驿路上的闹剧
第九节 发达的唐朝私人逆旅
第十节 “二娘子家书”
第十一节 唐朝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邮驿
第一节 宋朝驿道的发展
第二节 邮驿制的军事化
第三节 “宾至如归”的宋代馆驿
第四节 “急递铺”的产生和发展
第五节 “金牌”制度
第六节 古代完整的通信法规——《金玉新书》
第七节 “私书附递”的法律化
第八节 辽、夏、金的邮驿
第九节 元代的“站赤”制度
第十节 元朝“驿使”和“铺马札子”
第十一节 马可·波罗笔下的元代邮驿
第十二节 元代“站户”的悲惨生活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邮驿
第一节“龙场九驿”
第二节 “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
第三节 “会同馆”和“递运所”制度
第四节 张居正的驿传改革
第五节 “民信局”的兴起
第六节 清代“邮”、“驿”的合并
第七节 清朝边疆邮驿的开辟
第八节 旧式邮驿的衰败
辅文图片
第一章 我国邮驿之始
第一节 古代世界的邮政
古往今来，许多国家都曾有过邮政的悠久历史。公元前6世纪时的波斯帝国，著名国王大流士以京城苏撒为中心，开辟了一个四通八达的驿道通信网。驿道十分宽敞，沿途设有驿站，随时有信差备马以待，把国王的命令传达到帝国各省，各地的消息也通过这一通信网源源不断呈送到国王面前。从苏撒到小亚细亚西端的萨底斯，全程有3000公里。通过驿站信差们的日夜分段传递，只要七天信息就到达了。可见其效率之高！所以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用格言的形式，写下了当时波斯驿站的效能：“不管雨雪纷飞，不管炎热难当，不管黑夜的朦胧，信差们都要以最迅速的方式完成任务，把文件投递到所指定的地方。”人们常说“条条大路通向罗马”，是说古罗马的首都有着连接四方的宽阔大道。我国史书《后汉书·西域传》里，曾提到古罗马“列置邮亭”的情况。那里“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即驿)”。各国使者进入其境，都可直接乘驿达其王都。据统计，公元2世纪时，罗马境内驰道共有372条，总长度达八万公里。这些大道也是驿道，把各地的信息及时地传送到罗马城。
关于古代传递信息的情况，最为生动的莫过于马拉松的故事了。公元前490年，强大的波斯军队，在希腊雅典东北的马拉松附近登陆，对希腊进行侵略，雅典只有11000人的军队，抵挡着数倍敌人的进攻。希腊将士同仇敌忾，再加上统帅米太雅得的英明指挥，竟然使希腊军取得了辉煌胜利。因为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关系着雅典人民以至全希腊的生死存亡，所以当激烈交战时，雅典人都自动地汇集在雅典城的中央广场，翘首等待马拉松前线的信息。前线统帅米太雅得为了尽快让大家听到胜利喜讯，派出了快跑能手斐力庇第斯跑回雅典报信。这时斐力庇第斯已经受了伤，但他毅然接受了任务，当斐力庇第斯满身血迹、精疲力尽地出现在雅典人民面前时，他激动地高喊了一声：“欢乐吧，我们胜利了！”便倒地牺牲了(希罗多德《历史》)。这个古代英勇信使的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至今仍使人激动不已。人们为了纪念他，在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会上，规定了一项马拉松长跑竞赛的项目，并把战场至雅典的距离42公里195米，定为马拉松竞赛的长度。
公元前500年，在古代波斯还有过“小马快递”的邮务。这种投递书信的方式，类似我国古代的“马递”。是用一种良种快马，选用最精干的邮差，以最快速度传递军事文书和信件。过了将近2000年，美国东部城市又一度风行这种邮政业务，小马快递的驿夫单人匹马，荷枪实弹，艰难地来往在驿路上。那时，从纽约发一封信到旧金山，需要20天以上才能到达。
上边说的古代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通信方式，既有用快马传递的，也有用急行人传递的。我国古代的邮政，却具有自己的独特形式。
我国古代，把邮政叫做“邮驿”。何谓“邮”？何谓“驿”？据我国东汉时学者许慎写的字书《说文解字》解释说：“邮”，字形【1.1】，“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学者们因此认为“邮”是指古时边陲地区传递书信的机构。所谓“驿”，《说文》解释说：“驿，置骑也，从马，睪声”。“驿”在古代即指传递官方文书的马、车。
自周秦以来，邮驿又各有不同的称呼。周代称“传”或“驲”〔ri日〕，春秋战国称“遽〔ju巨〕”或称“邮”称“置”。秦时统一叫“邮”，汉代叫“驿”，魏晋时“邮”、“驿”并称，唐时又把“驿”叫做“馆”。宋时则出现了新的名称“急递铺”，元又有“站赤”之称，明代又把元时的站统称为“驿”，清时将“邮”、“驿”合二为一。现在习惯上把我国古代的邮政，简称为“邮驿”，或称为“驿站”和“邮传”。
第二节 禅让时代的“喉舌之官”
我国古代通信，由来久矣。据古书《古今注》记载，尧曾经“设诽谤之木”。这种木制品，形似后世的华表，既可以在上面书写对政府的意见，又可作为路标。是用一根横木交叉在柱头上，“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在各路的交通口都有设置。这大约是我国文字记载的向上表达意见的一种最早方式，也可以认为是上古时代原始形式的上书通信。
尧时很注意道路的修整。为了交通的通畅，他在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修了一条通衢大道，称为“康衢”，后来改此地为“康庄”。现在我们常说的“康庄大道”，就源于此。道路的宽广，说明了那时信息的传递较为迅速方便。
到舜的时候，这种以“诽谤之木”采纳意见的方式，形成为政治制度。舜设有专司通信的官。司马迁的《史记》说，舜曾设置22名“纳言”的官，“明通四方耳目”。这些官员，“夙夜出入”，到各地听取民间意见，并把舜的意图传给大家。他们被称为“喉舌之官”，实际上是当时起上通下达作用的通信官吏。纳言制度，也就是上下交流意见的有组织的通信活动。
上古时候，究竟用什么样的通信方式呢？史书上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但是，民俗学的材料告诉我们，原始社会的居民，确实已经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很有趣的通信活动。云南的佤族，直到解放前还进行着原始的木刻通讯联络：如甲乙两寨发生了纠纷，甲寨便命人给乙寨送去一件木条，在木条上方刻两个缺口，代表甲乙二寨，下方刻三个缺口，表明乙寨在三日内前去甲寨和解，前面再刻一斜角，表示事关紧要，不可延误。这种原始的通信方式，考古学家们在青海乐都柳湾也同样发现过。那里原始遗址出土的记事骨刻，其所刻缺口与佤族十分相像。说明了距今数千年前母系氏族时代的我国原始居民，已经有了简单的通信活动。
到了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时，我国中原地区进入了奴隶制社会。那时候，交通工具已较前代发达。古书上说，“夏后氏二十人而辇〔nian碾〕”，是指用20个奴隶拉着大车子。若是没有宽阔的道路，20人拉的车是无法通行的。《左传》引用上古文献《虞人之箴》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记载大禹治理水患后，把全国划为九个州，修整了九条宽广大道。以后，夏朝统治者规定了定期整治清除大道的制度。《夏小令》中称为“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是说每年秋九月全国有一次扫除道路的任务，十月则修治桥梁。这说明夏王朝对交通管理十分重视。正因为道路的通畅，夏朝命令才下达迅速有效。《史记·夏本纪》说，夏王朝统治区东到大海，西至大漠，“声教讫于四海”。
这时，人们的通信活动也比以前复杂化了。流传下来的《夏书》说，有一种政府宣令的方式，是每年春三月，由称为“遒〔qiu求〕人”的宣令官，手执木铎，在各交通要道，宣布政府的号令。这是我国早期下达国家公文的方式。国家组织人们治理洪水，需要完善的通报组织系统；政府对地方实行有效的管理，也需要较为严密的通讯联络网。所以，夏朝设立了“牧正”、“庖正”、“车正”等官吏。牧正是专管畜牧的，庖正是管理膳食的，车正就是统管民间通信系统的官吏，负责天下“车旅”。传说，夏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ju局〕”(《史记·夏本纪》)。有了这么多种交通工具，这时的通信就比以前方便了。
远古传说中说，尧为了鼓励人民提意见，曾设置了木鼓。谁有建议或不满，可以击鼓示意。这种方式与至今尚在非洲大陆流行的“鼓邮”颇为相似，鼓手能在两面或多面鼓上敲击出不同的声音和节奏，表达不同的语言，起着邮传通信的作用。可以推断，我国使用击鼓传递信息，最早当在原始社会末期。
第三节 神话中的商纣“声光”通信
古代神话中有一段关于商纣王使用烽火的记载，把我国早期的“声光”通信，提到大约3000年以前。据王子年写的《拾遗记》记载，昏暴的纣王想要吞并邻国诸侯，命令宠臣飞廉到附近邻国去搞颠覆活动，并在当地点燃烽燧向纣王报告。纣王登台看到了烽火起处，立刻兴兵前往，灭掉那个国家，俘虏其民，抢掠其妇女，供己淫乐。这一行动引起了天神的愤怒，天神派神鸟下凡，口中衔火如星之照耀，以惑乱飞廉的烽火之光，致使纣王找不到目标，茫然无措。商纣只好停止了攻伐邻国的活动。这段神话告诉我们，可能在商朝末年，我国已经知道用光来通信的技术，比后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还要早400多年。
据甲骨文记载，商纣王时候，已经普遍利用了音传通信的手段。史学家郭沫若和陈梦家曾在自己的甲骨文专著中，几次引到“[壴女]”这个词。郭老说此词“读若戚”，“其字形像于鼓”，好像旁边有人跪而戍守(《卜辞通纂考释》第431、512、513片)。陈梦家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古代的击鼓之人。通过响亮的鼓声，“边地诸侯报告敌国之入侵”(《殷虚卜辞综述》239页)。这是一种古代的边报。此字的频繁出现，说明商代末年已出现了有组织的音传通信活动，最广泛的使用是在当时的边境地区。
第四节 商代的邮驿发展
从夏朝到商朝，信息传递发展得很快。甲骨文里常有信息往来的记载。比如，商代名王武丁的王妃妇好是著名女将，常带兵出征，武丁不放心，往往用卜辞问：“妇好有信？”或“妇好无信？”这个“信”，既是信息的意思，同时也就是问有无信使到来。据文献和考古材料推断，商朝的道路交通网络比夏朝大大扩展。《诗经·商颂》曾称赞规模宏大的商朝都城：“商城翼翼，四方之极”，意为整齐壮观的王都，是四方的表率。据考古学家发掘，商都城内城外，大道纵横交错，有宽广大道11条，四通八达，其中有整齐石板铺的专供车马行驶的“马道”，可以直登城墙之上。根据甲骨文提供的材料，商王都通往各地的道路，有几条主要干线：一条通往徐淮地区，一条通往湖南、江西，另两条一达西边的渭水流域，一达西北陕北甘肃一带。这几条称为“王道”的通路，既宽广，又平坦，道路笔直，十分便利于车马行进。
商朝对道路管理有严格的制度。甲骨文里记载说，为了旅途方便和防止不测，在通衢大道沿线，商朝政府设立了许多据点和止宿之处，这就形成了商朝最初的驿站制度。起先这些据点称为“堞〔die蝶〕”，大约是用木栅墙筑成的防守工事。照韩非子计算法，当时50里设置一处。后来这些堞发展成为“次”。“次”是止舍安顿的意思，即逐渐成为可以暂住的旅舍之类。当时有霍次、齐次、淮次等名目，就是在霍、齐、淮地止宿的临时客舍。再后，又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羁”，古人注羁为“过行寄止者”。这是商王朝专为商王、贵族建筑的道边旅舍，学者们认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驿站一类的特别设置”。商朝时候，羁还未冠以特别的地名，是按道路前进的次序依次排列命名的，甲骨文中曾出现一羁至五羁的记载，也即第一站到第五站。据估计当时“三十里一宿”，第五羁当距王朝约150里之遥。这些羁，不仅供止宿，而且供应饮食。
商朝已有专门传递信息的信使，在甲骨文中写作“[辶至]〔zhi支〕”或“[彳至]”。商王出行时，往往身边都要跟随几个[辶至]，供他随时向臣下发布命令。甲骨文里常有“王其田，[辶至]往”，“盂田，其？散”等，意思是商王去田猎，有□跟随左右。商时地方有许多附属于商的方国与部落，他们也往往派[辶至]向商王汇报情况，互通消息。甲骨文所谈“大使其[辶至]”，是说大这个地方派[辶至]来商；“亚旋其陟〔zhi质〕，[辶至]入”，是指亚旋地方的[辶至]入商汇报。商朝时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分段递送信息的常设的驿传之制，消息命令一般都由一个专人传送到底。所以信使行途都是很辛苦的，有时还会遇上盗寇蛇虫的凶险。有一片商王武丁时的甲骨片记载说，有一个年龄高迈的信使，在路上走了26天，行了600里的路，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死了。有的驿使，行程更长，有一片商王祖庚时的甲骨卜辞载，有一位[辶至]，从一天的黄昏时分启程，在途中行了48天，终于到达目的地，估计共走了1200里左右。从这个例子看，距今约3000多年前的商朝，我国驿传已有相当的水平了，在当时的世界居于先进地位。
有了夏、商的通信设置基础，到西周时候，我国的通信邮传制度，才得以大大发展起来。
第五节 完备的西周邮传
公元前11世纪，我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周朝建立(从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1年)，都城在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号曰西周。公元前770年以后，都城迁到洛阳，历史上又称为东周。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各种制度开始完善的时期，邮驿制度在此时形成一个比较规整的系统。西周时，政府特别重视修整道路，《诗经·小雅·大东》上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形容，即是说，大道平坦似磨石，笔直像箭杆。据《周礼》载，道途专管庐舍候馆的官员，称为“野庐氏”。他负责筹办京城500里内所有馆舍的车马粮草、交通物资；要保证道路畅通，宾客安全；要安排白天轮流值班和夜间巡逻之人；还要及时组织检修车辆平整道路等。
周王朝在国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修建了一条特别宽广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又称为“王道”。数百年后墨子评论这条大道说：“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如矢，其易若底。”意思是周道坦荡宽阔，平直易行。按照周制的规定，京都的王道，应宽九轨。一轨为1.8米，九轨约合16.3米。这样宽的路面，行走自然要方便迅速多了。除王道而外，周朝尚修了几条通往大诸侯国的通道。例如从洛邑通往鲁国，称为“鲁道”，也相当宽阔，《诗经》颂它：“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意为：汶河不停地流淌，鲁道上行人来来往往。在这条平坦大道上，东方的齐鲁国人自由翱翔！道路的平直加上车辆的进步，自然提高了行路的效率。据说西周周穆王驾着八匹高头骏马驾驶的轻车，日行千里。这当然有些文学夸张，但从正式史书《左传》的记载看，一天行车260里大致是没有问题的。
西周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各种不同的文书传递方式有不同的名称，比如：以车传递称为“传”，这是一种轻车快传；还有另一种车传称为“驲”。又一种称为“邮”的，在周代主要指边境上传书的机构。还有一种叫做“徒”的，则为急行步传，让善于快跑的人传递公函或信息，有点类似古希腊马拉松的斐力庇第斯。大体上，西周时单骑传书还不多，一般为车传。
在西周的邮传驿道上，沿途设置了休息站，叫做“委”、“馆”或“市”。《周礼》记载，当时国家大道沿途，10里设庐，庐有饮食；30里有宿处，称之为委；50里设市，市有候馆，接待来往信使宾客。有一些讲究的馆、市，是为来往的各地高级信使准备的。这些馆、市，设备考究，有楼厅、有浴室，可以在这里充分地休息，解除旅途的劳累。
西周政府里有一整套自上而下的邮驿通信职官系统。在天官冢宰的统一领导下，有秋官司寇负责日常的通信，夏官司马负责紧急文书，地官司徒负责沿途馆驿供应和交通凭证以及道路管理。负责日常通信事务的司寇下还有一系列专门人员，有大行人、小行人、行夫等。其中行夫是管理来往信件、信使的具体执行官。
从史料看，西周的通信邮驿，效率是很高的。《尚书》曾记载了周初的一件史事：武王去世时，成王即位，由周公辅政。周公命召公去经营洛阳新都。新都建成前后，周、召二公之间有许多通信往来，都靠传递两地公文的信使去完成。当时史书上把这种信使称为“使”或“伻〔beng崩〕”。还有一个故事，说周公被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姜尚到齐后不讲政策，滥杀了当地两个不服管治的贤士。周公闻听此事后，立刻乘“急传”赶到齐都临淄，制止姜尚的专断行为。急传能如此及时迅速地赶到，说明当时驿路的畅通。
当然，这仅限于西周的中心地区。边陲地方通讯联系不会这样方便。比如史书记载，西周初年，今两广和越南地区的越裳氏来朝，因为山川险阻，道路遥远，他们担心到达不了镐京，同时派出了三队使臣，分头前来，最后都到了周朝，这使周公十分感动，后来，周公派人送他们回去，路上走了一年多才返回。可见那时南方大部分地区道路还是相当难行的，通信困难重重。
西周时军事上的烽火通信，已经成为正式的制度。最初，人们在道口田陌之间，树一大木，上缀毛裘等物，可使信使和行路人在很远地方就知道站馆所在，古文里称之为“邮”。这一设施，既是通信网络，又是一种防卫象征。后来逐渐形成为防护堡垒，再发展就成烽火台。台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室，室上有柱，出高丈余”，台柱上有烽有鼓。烽火台正名曰烽燧台。燧是一堆堆柴禾和狼粪，用火点着发出狼烟，无风笔直上升，老远就能望见。到晚上，在台上再架起桔槔，上置大铁笼子，内装柴草。遇有紧急情况，烧着后形成高耸入云的大火把。从京师到边境，每条大道都建起一座一座烽火台，专门派人守望。边境告急，消息会很快传到京师；京师遇难，消息又会从都城传到边关。这是我国古代一种十分有效的烽火通信系统，从西周一直到汉朝，都在沿袭使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是历史上著名的实例。周幽王是西周最后一个国王，昏暴异常，办事尤其荒唐。他纳了一个名叫褒姒〔si四〕的美女为妃。褒姒终日不笑，幽王想出了烽火戏诸侯的办法取悦于她：他命令兵士们在镐京东郊的骊山点燃烽火，擂起大鼓，谎称京城告急。骗得周围各路诸侯都急急忙忙前来援救，有的诸侯将官连衣冠都没有来得及穿戴整齐，便火急赶到。结果虚惊一场，扫兴而归。而褒姒和幽王却在了望台上哈哈大笑。诸侯们知道上了当，以后幽王再点燃烽火，谁也不来了。而西周就这样亡于西戎。这个故事，主要是给人以鉴戒，不可失信于民。但同时也证明了西周末年烽火击鼓这种声光军事通信，已经成为国家固定的通信制度。
第六节 单骑通信和接力传书的开始
公元前770年，我国进入东周时期。东周又分为两段：从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为春秋，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为战国。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关键时期。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日益强大，他们各自在自己统治范围内大力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改革，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通信设施也进一步完善。西周中央王朝和各诸侯国都争相建设国道、通信设施和邮驿馆舍。鲁国在庄公、襄公时候，几次修筑“王姬之馆”和“诸侯之馆”，以接待来自周王室和各国的诸侯信使(《左传·庄公元年·襄公三十一年》)。齐国是春秋时代首先强盛称霸的诸侯国，邮驿制度较他国完善，早在管子相桓公时，就使驿传井井有条：“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遽指邮驿，委是储备物资的所在，“有司职之”意为有专人负责。假若有使者从远方来，齐国遽的负责人就立刻派人帮客人卸下行李，配备饲马的人员和准备饮食(《管子·大匡》)。楚是南方新兴大国，“以驲传命”也成为定制，设驲的地方，配置了大批驲车和驲马。楚都附近的大道，常常驲车相望于路，颇有声势。北方的燕国，虽发展较中原为晚，春秋时道路和邮驿也迅速跟上，境内大道沿途庐室林立，馆舍整洁，大路两旁还种着树木，打有水井。信使传递消息十分方便，“夜可以寝，昼可以憩，有井以备饮食，有舍以为藩蔽”。
由于驿道的发达，以致当时竟将驿传制度的完善与否，作为一个国家文明的尺度。著名政治家子产，高度评价晋文公邮驿的成就：“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痹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库厩缮修，平易道途。馆室诸侯宾至，甸至庭灯，仆人巡官，车马有所宾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晋文公不修宫室台榭，却花大钱整治各国信使的宾馆马厩，道路整齐平坦，客人到来沿途灯火通明，仆役随时服务，使贵客的车马都安排得很周到。单襄公奉王命到楚国访问，路过陈国，见该国道路不修，馆舍荒芜，十分感叹，断定陈国定有亡国之险(《国语·周语》)。正因为春秋时期各国交通、馆舍和通信事业的发达，才有可能使得当时许多会盟得以成功举行。据统计，自春秋初年的公元前722年到春秋末的前481年，各诸侯国共举行会盟达187次，有些会盟有数十国参加。这样大规模的会盟集会，若没有完善的交通与邮驿、馆舍设施，是很难想像的。这时期邮驿制度的重要发展标志，是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的出现。这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单骑快马通信的最早记载是郑国子产的“乘遽”。《左传》记载，公元前540年秋天，郑国公孙黑叛乱，正在都城远郊办事的相国子产闻讯，立即赶回。因为怕乘普通的车赶不上平乱，他临时乘了单骑的“遽”归来，这个“遽”，便是那时邮驿中新出现的速度最快的单骑通信。接力传递的最初记载，也出自《左传》，那是在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秦景公的弟弟鍼去晋，在秦晋间开通了一条邮驿大道，每隔10里路设置一舍，每辆邮传车只需跑10里便可交给下一舍的车辆。这样一段一段地接力，共历百舍即达千里，正好由秦国的都城雍(今陕西凤翔)直达晋国的都城绛(今山西绛县)。这样的接力运输和传送信件方式，自然要比单程车传要快得多。
不过，春秋时期，上述两种先进的邮传方法，还仅仅在少数情况下使用，到春秋晚期，才逐渐普及。当时大部分场合，还是传统的通信手段——“传车”和“驲”。传车即前面已经说过的车传通信。“驲”是一种高级急行车，一般用于高级人物需办的急事。比如，齐国大臣晏子出奔，使齐国国君十分震惊，立即乘上了“驲”去追赶，终于在边境上把这位贤臣请回。
祁奚乘驲，是另一个春秋时代邮驿发达的实例。祁奚是晋国的老臣，公正无私，“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为众人所敬重。大臣叔向受到政争的牵连，被晋政府囚禁起来。叔向希望祁奚能出来说话。祁奚闻知此事，立即“乘驲”赶来晋见当政的范宣子，向范宣子证明叔向是既能谋而又少有过错、多惠于人的贤臣，要保证“社稷之固”，就应当10次赦免他。范宣子终于听从了祁奚老臣的意见，赦了叔向的罪。而《左传》上“祁奚乘驲而见宣子”的名句，也就成为春秋史上的佳闻。这一记载，也被后人视为中国邮驿史极可珍贵的资料。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驲”有时还用来迷惑敌人。有一个著名的“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的事例：南方的小国庸乘楚国闹饥荒纠集一些小国攻楚，楚处在困难的境地。楚国国君乃采取麻痹庸国的战略，故意先打几个败仗，同时秘密从各路调军。楚君乘坐了平时用作传信的“驲”亲临前线，约定各路将领在临品(今湖北均县东南)会师，攻伐庸国。“驲”车迷惑了庸国，庸国对战争毫无防备，楚国轻而易举地拿下庸国。从庸人对驲习以为常的现象可以说明当时这种通信工具已经在南方用得很普遍了。
春秋时传车通信的效率很高。当时除楚之外，处在南北交通要冲的郑国，通信设施也相当完备。著名的弦高犒师的故事，就证明了这一点。弦高是郑国的一个商人。有一天，他正在路上经商，突然发现了秦国偷袭郑国的秘密部队。弦高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急中生智想出一条妙计，谎称自己是郑国派来犒劳秦军的使者，给秦军送上四张熟牛皮和十二条牛，把秦军稳住；同时利用边界上设置的传车火急向郑国送去紧急情报，让国君赶紧准备对策。结果，秦军误以为郑国早有准备，不敢贸然行动。郑国国君从边防邮驿获得情报，派来使臣到秦国驻军处交涉，严正指出秦军的不正当的偷袭行为。这次秘密军事行动就这样结束了。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626年，说明在公元前7世纪时，我国中原地区的通信设施，效率已相当高，能够迅速、及时、准确把边防消息传递给国家的政治中心。
春秋时期，早期的声光通信活动仍在发展，越来越被军事家们所广泛采用。当时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在自己的兵法中把金鼓与旌旗喻为“一人之耳目”，而他的后辈孙膑更明确指出，在发现敌情时，“夜则举鼓，昼则举旗”，这实际上就是利用声光通信的原理进行通信。
这种声光通信，在战国时大思想家兼科学家墨子的著作中，也曾有过记载。《墨子》记载，战国时一些堡垒，常常树上大旗竿作目测标志，又以大鼓声作为耳听信号，根据不同战况，举起二旗至六旗，鼓声则从三声至八声。敌人越攻至近处，旗鼓越多。到夜间，则用“五烽五鼓”，即燃起五处烽燧，敲大鼓五次(《墨子·杂守》)。
春秋时，声光通信也曾闹过一次很有趣的笑话：据《韩非子》记载，楚厉王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在宫中擂起了大鼓，弄得都城惶惶不安，以为有什么重要军事行动或有重大敌情，纷纷拿起武器集结在王宫门前。结果弄得楚厉王很尴尬，只好出来向大家道歉，说明这只是一场虚惊。这个故事从侧面告诉人们，那时楚国在利用声光通信方面，效率是很高的。
“邮”字正式而大量的出现，是春秋时期的事。这时的“邮”不是现在所理解的一般民间“邮政”的邮，而是仅仅作为边防上专门传达书信的机构而见于记载。孔子有一句话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即是说，德行的广泛传播，比邮传还要快。当时已经把“邮”字作为比喻而用在讲话和文章里，这说明这个词那时已在社会上相当流行了。
第七节 简书与符信的时代
公元前475年开始，我国进入战国时代，封建社会从此形成、发展，前后长达2000年。
作为封建社会的开始，战国时代生机勃勃，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通信事业随之而有了巨大进步。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空前频繁。那时，以东周王都洛阳为中心，东至齐鲁，西到关中，北抵燕赵，南达吴楚，四通八达，都有驿道相通。因为当时诸侯国频繁角逐，各自有一批说客谋士，他们往来在各国间游说谋划，也促使邮驿空前繁忙起来。
战国时期，邮驿通信繁忙的标志之一是简书与符信的风行。
那时候，纸张尚未发明，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被淘汰，逐渐兴起的是竹木制作的简书通信。简书是把书信或文章刻写在竹木简上，西周开始出现。《诗经》上便有：“王事多难，王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意为：国事多艰，周王得不到安宁。我岂不想早日归乡？害怕的是政府又发来军事文书。这里“简书”就是竹木简书信。战国时候，大凡日常公文、官吏奏报、官方通信、说客上书，全用简牍。简信一般字面向内，捆上加封，长信则把简片用皮条连系成册，卷成一卷，装外加封。这样的公文书信，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比以前甲骨轻便多了。
符信是通信的信物，即通行的凭证，有符有节。节，是身份证明，供使者或商人在路途中使用。持有此节者，沿途住宿伙食一律由传舍供给。在湖南长沙出土过一枚战国时的铜节，为马形，又称“铜马节”。据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考证，这是作为“骑传侯”的身份证明。“侯”，是掌管骑传的官名，“骑”是单骑通信的称呼，“传”指“驲”这种华贵的传车。骑传侯是专理车传和马传的专职官吏。有了这一份证明，在邮驿大道上就可以畅行无阻。符与节略有不同，大半是军事凭信，也可作为国家治安所规定的通行证件。一般说符分左右两半，一半为国王所持，另一半发给带兵将领，调兵时把两符相合，以为验证。
战国时期，驿途上也用过一种称为“封传”的证件。据《史记》载，孟尝君从秦国被释放回齐国时，秦昭王后悔了，想派人把他追回来。但孟尝君已经乘快车逃跑了。他更换了“封传”，变换姓名，夜半混出了函谷关。秦昭王命快速邮车迅速追赶，也没有追回。唐朝学者考证，这种封传，就是后来的驿券，一种在驿道上行驶的证明。上述故事，就是孟尝君利用门下食客鸡鸣狗盗之徒伪装鸡叫赚开关门的典故。秦国通过关卡的通行符证制度很严，据说，此制为商鞅所定，而后来，商鞅自己因被陷害要逃离秦国时，在一客店里却因无证件而被扣留，终于被秦军所获。
战国时期，别的诸侯国也用符信。1957年在安徽寿县曾发现“鄂君启节”，就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节为青铜制，有两组，每组原为五枚，合之成竹筒状。上面有错金铭文，写着持节者所拥有车船、通行路线等事项。持此节者，在沿途各驿站，可以免费食宿。
战国时期，符节的名称和种类很多。就用途说，有路节、门前符节等。从形状讲，则有鹰节、雁节、龙节、虎节、马节、熊节等。
关于符，战国时期有一个“窃符救赵”的有名故事。说的是战国末年，秦国重兵包围了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平原君写信向魏国信陵君求救，信陵君几次请求他的胞兄魏安釐〔xi西〕王出兵，都未得到允许。信陵君依靠魏王宠妃如姬的合作，盗出虎符，夺得兵权，率领八万精兵救了邯郸之围。这一虎符便是当时调兵的凭证。这是战国时期调兵遣将的信物，必须由通信使者持虎符的一半去和军管将领手中的另一半合符，命令才能生效。
持有符节的使者，有通信过程中拥有特权。如果遇到交通阻塞的情况，他可以优先通过；宣布戒严时期他也可以不受限制破例放行；他还可以迅速地见到君王。但是他们的通信时间，由有关部门给他们规定了期限，必须在什么时候到达何地，都有一定规定。这叫做“皆以道里日时课”，保证了通信的按时到达。
战国时期的通信工具比前代有所进步。单骑通信越来越多，“遽”这个字也即有了骑马通信的含义。除国家重大事务交由专使、特使去办理而外，当时一般通信的权力逐渐下移，交给职务较低的下层官吏负责，这些人名称叫“信臣”、“候吏”、“传言”等。众多名称的出现，说明通信业务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第八节 战国时期的私人通信和私人传舍
先秦时代，除官方通信外，我国尚没有正式的私人通信机构，一般百姓只能通过来往熟人捎带书信。《诗经》中曾有几首关于戍边兵士希望有人捎信的诗篇。有一首叫做《采薇》，有几句唱道：“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意思是：心中忧闷如烈火中烧，又饥又渴驻地没有一定，哪能找一个便人，给家中捎个平安书信？另外还有一首题为《匪风》的，则有这样两句：“谁将西归？怀之好音。”意思是：谁将要回转西方？我要请他给家捎个平安问候。
战国时侯，一般百姓和普通官吏也没有直接通信的可能，只有当时握有大权的少数贵族才可以握有私邮的权力，建立起自己的通信联络组织。那时侯，有一批新兴地主兴起，他们常常拥有大批的人员，组成私人通信情报网。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都有自己的情报通讯机构。《史记》上有一段情节是这样记载的：一次，魏国官方通信机构接到边境的烽火情报，说是赵国兵陈边界，要向魏国进攻。魏王十分恐慌，找信陵君商量对策。信陵君却稳若泰山，告诉魏王说这仅是赵王出外狩猎，不是举兵攻魏。不久，前方来报证实了信陵君的话是正确的。魏王很奇怪信陵君为何能未卜先知，信陵君才解释说这是他家里的食客向他报告的。这一例子说明信陵君拥有着效率很高的私人通信情报机构，能迅速、准确、及时地向他通报情况。
随着卿大夫势力的扩大，战国时代出现了若干由大贵族私人兴建的驿馆传舍。这些驿馆，既可以作为他们私人的驿传设施，也可用来聚养大批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宾客”。战国四公子门下都招揽许多谋士。据《史记》记载，在四公子的客馆里，宾客多达数千人。齐国的孟尝君所设驿舍，有等级各异的不同规格，最上等称为“代舍”，中等的称为“幸舍”，下等的称为“传舍”。著名的弹铗客冯驩〔huan欢〕原不被重用，置于一般的传舍，冯驩觉得慢待了他，弹剑唱曰：“长铗归来兮，食无鱼！”故孟尝君先后把他迁至幸舍和代舍。冯驩为报知遇之恩，为孟尝君作出了焚烧债券的惊人之举，大大收买了人心。赵国的平原君在本国传舍也拥有很大势力。《史记·平原君列传》说，秦国军队围困赵都邯郸时，平原君很着急，邯郸“传舍子”李同来到平原君处请战，后来李同战死沙场，他做传舍长的父亲被封为李侯。传舍长就是管理邮驿的长官。
从史料看，除贵官们凭威势兴办驿舍外，春秋战国时还出现一般商贾开的旅舍。《国语·晋语》说，晋国太傅阳处父去卫国访问，中途曾住在一个叫宁嬴氏开的“逆旅”中。这位逆旅主人本想追随阳处父去干一番事业，后见此人好说大话，言不由衷，便改变主意离开了。后来阳处父果然落到了被杀的下场。除上述记载外，战国时期的史料还记载了许多名人曾居住在邮驿、馆舍、逆旅的事。如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赵国名相蔺相如，都在传舍、逆旅中住过。这说明由于邮驿的发达，路边接待信使、行客的小客店也逐渐普遍化了。
第二章 秦汉大一统时代的邮驿
第一节 统一的秦朝邮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