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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学校》作者:郭齐家

_2 郭齐家(现代)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其私学教学中,创造出了以培养自觉性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它的要点是:(1)注意个性差异。孔子经常通过观察、问答等方式了解学生智能性格的差异,孔子即根据不同的个性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他不用千篇一律的说教,往往不同学生问同一样的问题,而他的回答却不一样。如学生子路问孔子:“听到一个道理就马上去实行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了不去请示父兄就马上去实行呢?”另一学生冉求也问同一问题,孔子却说:“对,你应该马上去实行。”别的学生不理解孔子对同一问题却有两种不同的回答。孔子解释说:“冉求一向行为迟缓,所以我鼓励他大胆干;子路一向胆大好胜,所以我要他请示父兄。”
(2)善于启发诱导。孔子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是启发诱导。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启发”一词即由此而来。“愤”,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意思是说,教导学生,不到学生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想说而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务使教学内容与方法适合学生的接受水平和心理准备条件,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求知欲。
(3)学习与思考结合。孔子认为:“学而不思则罔〔wang往〕,思而不学则殆〔dai怠〕”,只读书而不思考,就容易上当受骗;只思考而不读书,问题仍疑惑不解。这种看法已经接触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孔子还强调获取知识必须多闻、多见、多问,同时要求对学习的内容一定要经过思考,融会贯通,辨明是非,择善而从,由博返约,温故知新,才能闻一以知十,举一以反三。孔子还要求思考问题要抱虚心求是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凭空猜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对尚未明白的问题,暂时存疑,以待今后进一步探讨,认为这样才有可能获得真知。
(4)学习与行动结合。孔子要求学以致用,学习所得必须见于行动,即把知识运用到政治生活和道德实践中去。起初,他过分相信学生表态性的话,认为学生说的话都会实际去做的,于是“听其言而信其行”。后来发现学生言行脱节以后,才对学生提出了言行一致的要求:“听其言而观其行。”他讨厌学生讲假话、讲空话、讲大话,认为言过其行是最可耻的。就道德修养来说,根本的要求是“迁善改过”。他说,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和道德修养,而不是用作装饰,给别人看。孔子深信人的智慧和道德都是在不断克服缺点与错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从办私学时间之长久、从事私学活动精力之集中、私学规模之宏大、私学生徒弟子之众多、私学教育经验之丰富、对后世影响之深远来说,这是其他学派的私学所不及的。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在教育上影响最大的是孟子私学和荀子私学,他们从不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私学传统。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战国中期教育家、思想家,名轲〔ke 科〕,邹(今山东省邹县东南)人。孟子私学的教育目的是“明人伦”,教育学生明确并坚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道德原则。孟子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于私学教育,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趣。孟子私学特别重视人的内在能力的培养,主张发挥人天生的善性,把教育看作是人心内发的作用,认为教育的作用不是要自外注入人本来没有的东西,而是在于启发人们恢复天赋的道德观念,促使人对先天“善端”的自觉,进而成为圣贤,从而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他强调“尚志养气”、“存心寡欲”、“改过迁善”、“反求诸己”,肯定人的精神生活和道德情操的重要,指出“仁者荣,不仁者辱”,鼓励人们“舍生取义”,坚持道义原则,并强调人们从艰苦和患难中磨练意志。孟子从性善论观点出发强调内向、存养扩充、自求自得,并要求努力找回已经失去的“善端”,防止外在不良环境的污染。孟子私学的这些理论和经验,虽有某些神秘主义的色彩,但已触及了制约教育的内在发展规律问题,对后世儒家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战国末期教育家、思想家,名卿,赵国(今山西南部)人。荀子私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君子、圣人,而以学为圣人作为最高目的。荀子私学特别重视后天人为的作用影响,把教育看作是“外铄〔shuo数〕”后天的过程,所以强调“化性起伪”。所谓“伪”,即“人为”的意思,指用后天人为教育的方法来纠正和变化先天的本性。按照荀子的性恶论思想,顺着人的自然本性,必然发展为恶,而产生相互争夺,所以教育的作用在于通过外来作用改变和抑制人的内心本性,树立人为的道德观念,接受社会的约束,维护社会的稳定。荀子私学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因而在儒家经典的传授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西汉的许多经学大师,在学术思想上大多是渊源于荀子学派。荀子私学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教师有绝对权威,因而能培育出像韩非、李斯这样在当时属于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第三节 墨家私学
当孔子坟墓上的树木逐渐长成的时候,鲁国又诞生了一个抱有同样救世精神的墨子(名翟,约公元前468—前376年)。他能制造车辖,是手工业机械制造的能手,又是很有文化教养的人,他崇尚勤俭,并且身体力行。为了阻止楚人攻宋,他自备干粮,连续走了十天十夜,脚磨破了,血流在地上,撕下衣裳来包裹住,还是走,以至两脚都磨出了茧疤,旧茧又生新茧。他这样赶到郢都去见楚王,当面与其主张攻宋的谋士辩论,并驳倒了他们。
墨子青年时代也曾接受过儒家私学的教育,但后来他不同意儒家的主张,就创立了具有小生产独特风格的墨家私学;他的弟子300余人,多是优秀的手工业工人和能赴汤蹈火而战斗的勇士。儒家私学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重视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但很少讲述鼓励创新的言论;而墨家私学却主张“述而且作”,对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应该“述”——总结与继承,而对当代文化中优秀的应该“作”——创造;认为这样,优秀的文化才会越来越多。这显然是鼓励创新精神的。儒家私学重视礼乐,提倡“厚葬”;墨家私学却痛恨破坏生产的消费,主张“节葬”;认为“厚葬”使已生产出来的财富被埋葬,这是劳民伤财,妨害生产,是极大的浪费。儒家私学重视道德教育而不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墨家私学却肯定科学技术利国利民,应该放到重要的地位,反映了劳动人民要求发展生产的强烈愿望。墨家私学反对礼乐,表现出劳动人民对贵族骄奢淫佚的强烈不满;但由此而全盘否定礼乐的作用,否定礼乐作为精神文明在建设一个社会新秩序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片面的。
墨家私学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最早以定义、定律的形式,用精确的术语说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并且发明了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和证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同时把这方面的发明和创造引进了教学领域。墨家私学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到几何学、力学、光学、声学等方面。关于几何学方面,讲到点、线和球体的概念。关于力学方面,讲到力的性质、运动,力的平衡以及简单的机械等。关于光学方面,最早发现了光是直线进行的这一光学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影的形成、光与影的关系,光与光源的关系和影的大小的形成,还讲述了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中物与象的关系。现代光学中论影论象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关于声学方面,讲述了如何利用声音的共鸣以侦察敌情。此外,在逻辑方法方面,墨家私学重视类比推理,注意事物或概念的分类,进而根据已有的经验推及未来,论证事物发展的必然性。
总之,墨家私学的教学内容所涉及的领域较儒家私学为广,他们在科技教育方面的创造,不仅在中国古代,就是在当时世界科技教育史上也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如关于力学的理论,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的著作中虽然讲述了一些,但对于杠杆力矩的原理没有说明白。到了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3年)才用力矩的概念来说明杠杆的原理,而阿基米德却晚于墨子近200年。关于光是直线进行的原理,古希腊欧几里德(公元前330—前275年)曾提出过这个设想,但没有任何实验来证明,而欧几里德也晚于墨子100多年。墨家私学首先把科学实验方法运用于教学,为我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与科技教育史写下了极为难得的光辉篇章,他们的创造和贡献是永放光芒的。
墨子死后,墨家分成三派:相里氏、相夫氏和邓陵氏。南方、北方以及西方的秦国都有墨家私学弟子的踪迹。墨家私学还是个有严格纪律的政治团体与学派。儒家私学常推荐弟子出去做官,墨家私学也一样,不同的是墨家私学首领对弟子有指挥权,不仅是推荐,也还可以召回。若弟子违背了墨家私学的宗旨,违背墨子“兼爱”、“非攻”等教导,随时将被召回。墨家私学要求学生具有刻苦、耐劳、服从纪律、抑强扶弱、见义勇为及舍己为人的精神,重视言行一致,往往闻风而动,不避艰险。墨家私学坚持“天志”,承认天有意志,主张“明鬼”,肯定有鬼神存在。这说明墨家私学没有摆脱传统宗教观念的束缚。他们提倡宗教教育,认为通过“天”或“鬼”的赏善伐恶,可以制裁统治者的淫乱或苛政,以实现其兼爱利民的主张。这些都是墨家私学的特色。
第四节 道家私学
道家私学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的生平事迹不很清楚。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了《老庄申韩列传》,但写得很简单。我们只知道他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人。“老”是年高德重的意思,“子”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一般有学问有道德的人都被称之为“子”。相传孔子曾经向老子请教过学问,因此有人估计,老子的年岁应长于孔子;但也有人说,孔子向老子请教的传说不大可靠,或说孔子向老子请教的“老子”是另外一个人。
《老子》这本书便是道家私学的经典教材。共81章,分上下两篇,共5000多字,也叫《老子道德经》或《老子五千文》或《道德经五千言》。
《老子》提出了一个“道”来作为天地万物的来源,认为这个“道”不是寻常的一般道理,而是天地的原始,万物的根本。它在天地万物生长之前就已有了,它永远不变地存在着,不停地在天地万物之间运行着,天地万物都是由它产生的,它不依赖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客观地存在着,所以叫作“自然无为”。
《老子》认为“无”和“空”才是有用的。例如车轮,如果没有中间的圆洞,就不能转动了。我们用的茶杯、瓷碗等器皿,如果没有空的地方,就不能装东西。门户如果没有空处,就不能出入。房屋如果没有空处,怎么能住人呢?“无”就是最大的“有”,我们对待事情,“无为”正是有所作为,“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人人按照无为的准则去过日子,去做人,国家按照无为的准则去治理,这样一切事情就能办得很好了。这就叫“无为而治”,顺其自然而发展。
《老子》观察了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情况,观察了社会历史与政治方面的成与败、存与亡、新与旧、福与祸等对立物的双方面的相互关系,发现了事物内部所具有的一些辩证规律。认为祸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它们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福就会变成祸,祸也能变成福。“反者,道之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是道的运动规律。不是由于别的外来的原因,而是因为事物自身就包含着它的反面的东西。所以只有处于“柔”、“弱”的一方,“守雌”、“贵柔”、“知足”,持久而有韧性,最后才能“柔弱胜刚强”,夺取最后的胜利,这也属于中国人的智慧。
当代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随身带一本《老子道德经》英译本去各地巡回演出。这说明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的伟大生命力以及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西方古典音乐的伟大生命力,在于音乐大师们用优美的旋律语言倾吐了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沉思,而在这一点上,哲学与音乐的内涵沟通了。这是内在的深刻的思想用音乐符号来体现。
道家私学主要有两派,一派集中在齐国稷下,称为稷下黄老学派,以宋鈃〔jian间〕、尹文、接予、环渊等为代表。另一派是以庄子为代表。庄子即庄周(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宋国蒙(今河南省商丘附近)人。凡是存在自然和社会对立的地方,庄子都肯定自然,否定社会。庄子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承认真理是历史的,相对的,但庄子没有看到相对真理中包含着客观的、绝对的、不依人们意志而转移的内容,他否定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所以走上了相对主义。例如他说古代美人毛嫱、骊姬,有人说她们很美,但为什么鸟见了她们就吓得往树林里飞?猴子见了往山上逃?鱼吓得往水里躲?庄子说他曾梦见过蝴蝶,但不知是他自己在梦中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他?他认为生命不过是暂时的存在,无足轻重,生不足以喜,死不足以悲,生连着死,死连着生,是生是死,不值得在意。庄子快要死了,他的弟子聚在一起商量,准备厚葬他。他说:那又何必呢?我死后,用天地作棺椁,用日月作双璧,用星辰作珍珠,用万物作礼品,还有什么葬仪比这更好的呢?庄子的文章十分优美,有瑰奇的想象,有辛辣的讽刺,有绵缈的情思,充满了浪漫的色彩和浓郁的诗意。这对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的美学传统有重大影响。
第五节 法家私学
法家私学开始集中于三晋——赵、魏、韩,且与子夏有关。子夏本是孔子的学生,孔子死后,子夏到了魏国,去西河地方讲学,弟子达300余人。魏文侯、李悝〔kui亏〕、吴起就是子夏的学生。商鞅(约前390—前338年)曾在魏国研究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年)的改革。
商鞅与孟子同时,曾以自己的学说指导了秦国的变法运动,提倡耕战,排斥“诗书”,否定“礼乐”,主张“燔〔fan凡,焚烧〕诗书而明法令”。
韩非(约前280—前233年)生活在战国末期,是荀子的学生。他的学说,则为秦始皇所采用。韩非是韩国的没落贵族出身,是个破落户,讲起话来结结巴巴,但文章写得很漂亮。韩非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主张进步的功利主义,反对用过时的道德观念束缚社会发展。他曾举例说,造车子的人希望别人富贵,造棺材的人希望别人早死,这不能说造车子的人就“仁”,造棺材的人就“不仁”。因为人不富贵,车就没人买;人不死,棺材就没人买,这都因他们的“利”之所在。韩非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意思是说在英明君主治理的国家里,没有传统的那些古籍文献,而是用法令教育人民,没有古圣先王的那些遗言教导,而是用官吏作教师。韩非的所谓“以法为教”,实际上是以法令代替教育,所谓“以吏为师”,以政府官吏代替教师,实际上是取消学校教育制度,进而否定一切传统文化与百家学说,这是极端片面的。因为法令不能代替教育,如同教育不能代替法令一样,它们各有其社会职能,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韩非认识不到学校教育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功能,是一个社会安定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因素。韩非的这些思想对秦始皇的文教政策发生了直接的影响,秦王朝后来采用了“禁私学,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最后导致“焚书坑儒”的极端。
第六节 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设立的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由国家主持招纳当时社会上流动的著名的学者,也吸引了一批学生,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中心。所谓“稷下”,是指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的稷门(城西南首门)附近地区。稷下学宫是在齐桓公(即田午,公元前375—前357年在位)时设立的,与古希腊柏拉图在雅典创立的“逍遥学院”时间不相上下,后来齐威王继承父业,稷下学宫已有相当规模了。到了齐宣王时,稷下之学达到了最高潮,规模宏大,能容纳师生近千人,聘请了驺衍〔zouyan邹演〕、淳于髡〔kun昆〕、田骈〔pian胼〕、接予、慎到、环渊等76位著名学者任教,给以“上大夫”的职位,在宽广的大道旁为他们修建壮观的“高门大屋”作为宅院,给予优厚的待遇,不拒各家各派学者,兼容并蓄,一概给予优待,对各地来游学的弟子,也热烈欢迎。稷下学宫经历了战国中期与后期,前后达150年左右。
稷下学宫不同于西周以前的官学,是一所既从事教育,又从事学术研究,还具有政治咨询的一个多功能的机构。
它虽由官方兴办,但打破了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不仅学生“有教无类”,而且教师也不分贵贱择优聘请,连出身家奴,身为赘婿的淳于髡都成了著名的“稷下先生”,学宫的首领也不是官方任命,而是由师生公推,任期也不固定,如荀子曾经是“最为老师”,以至三次连任“祭酒”,即学宫首领(相当于校长)。
稷下学宫汇聚了一大批有谋略的知识分子,使其成为一个咨询机关。著名学者给以“上大夫”的职位,但不作行政官吏,而参与议论政事,充当高级顾问,“不任职而论国事”,并专设讲坛,“各抒己见”,陈述利害,纵论天下大事。他们不仅是齐国的谋士,也率徒游学,往来各国,“上说下教”,“合则留,不合则去”。
稷下学宫兼容并蓄各个学派,是研究学术、自由辩论的争鸣场所。它向各国有识之士、敞开大门,并提供优厚的物质条件和学术环境,既是论坛,又是研究院。从学派来看,有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名家等等,任何一家都只能暂时取得相对优势,而不能永久占据绝对统治的地位,各个学派为了适应竞争、避免淘汰而存在下去,也都需要特别积极发展思想理论,因此稷下学宫创建了学术繁荣的局面。各派争论时力求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们认为论辩胜利了,固然说明坚持的观点正确;论战失败了,也会从对方得到自己可追求的真理,像这样,辩论才有意义。这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仍然是可取的。
稷下学宫这座齐国官办的大学堂,制订有统一的学则,这就是如今《管子》书中的《弟子职》,学则对从学弟子的要求是严格的。第一段相当于总则,翻译为现代语言为:“先生施教,弟子遵照学习。谦恭虚心,所学自能彻底。见善就跟着去做,见义就身体力行。性情温柔孝悌,不要骄横而自恃勇力。心志不可虚邪,行为必须正直。出外居家都要遵守常规,一定要接近有德之士。容色保持端正,内心必合乎规范。早起迟眠,衣带必须整齐;朝学暮习,总是要小心翼翼。专心遵守这些而不懈怠,这就是学习规则。”
学则是用精美的四言韵文写成的,总则之后还对弟子们的学习、用膳、清洁卫生、晚间举火(点燃火炬照明)等等,提出了应遵守的各种仪节和具体要求,其中贯穿着尊师的精神,有利于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学生守则,而且在世界学校教育史上,也堪称为第一个寄宿学校的学生守则。
第七节 私学兴起的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兴起,在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私学冲破了西周官学等级森严的旧传统,使学校从宫廷、官府移到民间,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平民,教师以私人身份随处讲学,学生可以自由择师,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生活有了较广泛的联系。由于各家各派相互争论,又相互补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这既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与繁荣,同时又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还造就了一批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私学大师,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发展,还促进了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上的发展,不仅《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管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保存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而且还出现了像《大学》、《中庸》、《学记》、《劝学》、《弟子职》等这样的教育专著,阐述了教育的作用、学制体系、道德教育体系、教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等理论,成为这一时代丰富的学校教育经验与教育思想的总结,奠定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理论的基础。从此以后,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史上便出现了两种学校教育制度,一是官学,一是私学。嗣后中国古代私人讲学之风延绵不绝。 由于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官学时兴时废,或有名无实,而私学却一直肩负着传授文化知识与培养人才的重任,它为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章 从秦代的学室到汉代儒学独尊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第一节 秦代的学校教育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兼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为了适应统一的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秦代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措施。
(1)整理和统一文字
中国的文字产生很早,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期即出现了彩陶刻画文字,殷商出现成熟的文字——甲骨文,西周始有大篆,亦称籀文。战国时期,由于长时期的封建割据,各国文字受方音的影响,出现了许多不同方音的假借字,加上各国书法形体也有很大差异,这对秦代推行统一的政令极为不利。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整理和统一文字,规定以统一前秦国的小篆(即秦篆)为统一的书体,改变“文字异形”的混乱现象。这样,不但为秦代政策法令的顺利推行扫清了障碍,也为文化的传播和学校教育的普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改革文字以后,丞相李斯编写了《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编写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编写了《博学篇》,作为标准文字的范本,推行于社会,并供学童识字之用。这些课本,四字为句,押韵,便于诵记,成为汉以后蒙学识字课本的先驱。整理统一后的文字,笔画多求简省,形体力求规范,今存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及峄〔yi义〕山、会稽〔kuai ji快机〕刻石的摹本,可看出其面貌。后来又有狱吏程邈,专心十年,造成一种笔画更省便的文字,叫作隶书。隶书在小篆的基础上,改曲笔为直笔,变圆形为方形,化繁画为简易,使书写更为方便。今出土的秦简,书体多用隶书。整理和统一文字,是秦王朝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作出的一大功绩。
(2)普设官学——学室
秦代郡县普遍设有官学——“学室”。“学室”中的学生称为“弟子”。“弟子”的来源有一定限制,规定至少必须是“史”的儿子。所谓“史”,即是政府各级机关的文书、书记、档案员等低级文官。为了便于管理,“学室弟子”都立有花名册,政府官吏不仅可以随时使唤他们,还可以笞打他们。当然,对于弟子,政府也有一些优待,可免除兵役和徭役,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照顾。因为秦朝的兵役与徭役都是很重的。
“学室”的教育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学习文化,书写姓名,认识名物,读诵《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二是要明习法令。因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入仕当官,秦朝崇尚法治,所以明习法令是十分重要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学室弟子”学成之后,弟子名字就可以从花名册中除去,表明已经毕业可以为吏了。不过,在被任用之前,弟子还必须进行一定时期的考察和实习,合格以后,才能被任命为官吏,最初即任命为“史”这一类较低级的官职。
(3)设置博士官
中国古代的博士制度,起源于战国时期齐鲁各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继承了战国时期的博士制,中央朝廷相继征召六国的博士达70余人。古代的博士,不同于现代的博士,不是学位,而是一种文官,其职务是“议政事,备咨询,掌故籍”。这就是说,博士除参议政事、备作政府顾问外,还掌握古今历史文化。正因为博士掌握古今历史文化,有丰富的知识学问,所以有些博士就以私人名义传业授徒。据《史记》记载,秦有“博士诸生”,即博士有私学弟子,可见私学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仍是存在的,在当时称为“百家之学”,各家各派如儒家、墨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神仙家、杂家等等均有私学存在。不过这类私学的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因为秦王朝主要是实行法治,只有在其不背离法治的情况下,才容许少量的私学存在,所以私学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官学,其影响也仅仅是在某些特定的范围之内。
(4)颁“禁私学”令
秦王朝的指导思想是法家学说,认为“百家之学”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丞相李斯(?—公元前208年)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qian前〕首。”意思是说,现在私学学生不学今而只学古,用古来反对当今的政策,惑乱百姓。又说:“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意思是说,诸生根据他们在私学所学的思想来诽谤朝政,这些人听到朝廷法令公布,就各自利用其所学来议论,进入政府机关则口是心非,走出政府机关就参与街谈巷议。李斯说,如果私学不加以禁止,就会使皇上的威势降低,下面的党羽形成。禁止就便利安定了。于是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禁私学”的建议,颁“禁私学”令。
具体实施办法是:
a 凡秦纪以外的历史书和非博士官所掌握的诗书、百家著作,一律送官府焚毁,只有医药、卜筮和农业用书除外。 自命令下达之日起,逾30日而未将应烧之书烧毁者,施以黥〔qing 情〕刑,并罚作四年筑城苦役。
b 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知而不检举者同罪。
c 有欲学法令者,以政府官吏为老师。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事件。
秦始皇晚年,迷信神仙,欲求“不老之药”。公元前219年,派遣徐福等下海求仙。徐福等一去不复返。公元前215年,再派遣方士卢生、侯生求仙觅药。卢生、侯生求仙不得,恐被处死,又相继逃走。秦始皇大怒,公元前212年下令拘讯有牵连的方士和儒生,最后亲自圈定“犯禁者”460余人,活埋于咸阳。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
秦王朝时期的统治者,采取以法律代替教育,以官吏代替教师,对学校教育采取否定的态度,实际上是否定了教育对国家对社会的维护作用,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违反客观规律的,这是加速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第二节 汉代的学校教育制度
汉承秦制,但在教育上则转而采用儒家的主张,重新肯定教育在培养人才和教化百姓两方面的作用,把学校教育作为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重要工具。
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新的教学手段——帛和纸作为书写工具的出现,这是汉代学校教育发展的三个基本的社会物质条件。在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在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实行的“独尊儒术”的政策指导下,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学校教育制度已初具规模,逐步形成了儒学独尊的学校教育制度系统,为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
汉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类。中央官学有大学性质的太学,有特殊性质的鸿都门学、四姓小侯学等。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分别设立学、校、庠、序,其程度已有高低之分。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置博士弟子员(即太学学生)50人,这便是汉代正式成立太学之始。太学设在京都长安的西北城郊,规模相当可观,作为中国汉代的最高学府,与欧洲的雅典大学,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学等同处于最古老的地位。
汉代中央官学除太学外,还有鸿都门学。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因校址在洛阳的鸿都门而取名。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所文艺专科学院。专门招收有写作尺牍〔du读〕、辞赋能力以及善于书写鸟篆文字的人当学生。鸿都门学的设置、招生与任官均与太学不同。它是由当时宦官集团所控制的培植私人势力的场所,有政治斗争的背景。但从学校教育发展史上说,它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所文艺专科学院,它的设置为后代各种专门学校的开设开辟了道路。学生学习辞赋、小说、尺牍、书法、字画等,与太学学习儒家经典相对抗,毕业生给以大官做,任官极为优厚。
四姓小侯学,是外戚集团创办的贵族学校,创设于东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所谓“四姓”,即樊、郭、阴、马四大氏族,他们都不是列侯,故名“小侯”。这种贵族学校,是封建贵族特权的产物,待遇优厚,有条件聘名师施教。匈奴也曾派遣子弟来学习。此外,还有其他贵族学校,如东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邓太后(公元80—121年)开设“邸第学”,招收汉和帝的弟弟济北王与河间王的子女,年龄在5岁以上的40余人,又招收邓家近亲子孙30余人,在宫廷中开办,专设教师和保姆,教以经书。每天早晚,邓太后亲自到“邸第”对孩子们抚育教导,恩宠到了极点。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幼儿教育的学校。
汉代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设置。郡国设“学”,县道邑设“校”,乡设“庠”,聚(村落)设“序”。郡国学,据古籍记载是由蜀郡太守文翁(约公元前180—前120年)首创。蜀地(今四川省)文化落后,文翁为淳化民风,选派小官吏到京师长安太学学习,学成归蜀,委以官职。文翁还在成都市中,修筑学舍,招收下县子弟入学。数年后,蜀郡为之一变,可与文化较发达的齐鲁之地媲〔pi辟〕美。汉武帝曾嘉奖其成绩,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地方官学才日见推广。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命令郡国普遍设立学官,规定“学”与“校”设经师一人,“庠”与“序”设孝经师一人。“学”与“校”相当于中等程度,“庠”与“序”相当于初等程度。地方官学也以儒学为教学内容,以推广教化为主要任务,对地方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汉代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机关,在中央的教育长官称太常,是兼管教育的。地方学校则由各级行政长官兼管。
第三节 汉代的太学
汉代太学的教官由博士担任。博士各专一经,或《诗》、或《书》、或《易》、或《礼》、或《春秋》,在太学中以专习的一经对弟子进行讲授。这些博士均是当时的名师硕儒,政府给予优厚的待遇,学生对博士特别尊崇。
汉代学制系统图
汉代太学的学生为博士弟子,也称太学生为“诸生”。太学初建时有太学生50名,以后逐渐增加。除由京都直接挑选入学的“正式生”外,各郡国县邑选送的地方知识青年为“特别生”。在年龄上要求不严格,有的太学生天资聪颖,不足18岁就应选了。太学里有12—13岁的“童子郎”,也有60多岁的白发老人。在出身方面,太学生中贵族子弟居多,但也有家境较为贫寒的子弟。“正式生”为公费,政府给俸禄;“特别生”为私费,食宿自理。有个别贫寒子弟,一边学习一边做小工,或者其母随至长安为人织布做鞋以供读书。太学生的数目在西汉末年已增至3000人。随着学生的不断增加,西汉末年曾大规模地扩建校舍。东汉时太学生人数大增,最多时达三万余人,京师形成太学区。匈奴等少数民族也送子弟入太学。太学建有博士宿舍和内外讲堂。至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拓建房屋共计240房,1850室”。如此规模的太学出现在我国汉代,在世界教育史上首屈一指,标志着我国汉代的经济文化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太学以儒家经典为教材。西汉末,出现古文经与今文经之争。今文经以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古文经晚出,以战国时古文字书写。同时,经文的字句,篇章及解说也有差异。今文经得到政府的支持,在太学中设立的博士都是今文经博士。古文经只在民间私学中传授。当时书籍甚少,学者难得,训诂句读〔dou 豆〕皆靠口授,故博士讲解经书重视传授关系,形成师法和家法。某一经的大师,如得到朝廷赏识被立为博士,这位大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相传,遂有不同解释,自成一家之言,再传下去,便成家法。汉代博士各以师法、家法教授弟子。同是一经有了不同的解释,在学术上就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如自立门户,各家对经书章句纷纷进行详细解说,甚至不惜以几万字或十几万字去解释一句话或一个典故。所谓“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太学的教学方法比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较大的进步。西汉时就有了用植物纤维造纸的技术,到东汉蔡伦(?—公元121年)发明“蔡侯纸”后,物美价廉的纸开始流行于世。同时丝织技术也有了极大进步,已能织出薄如蝉翼的绢帛。绢帛的增产和纸的普及,为书写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用绢帛和纸抄写的书逐渐增多起来,不仅朝廷有“兰台”、“石室”、“广内”、“延阁”等图书馆,而且太常、太史、博士等也都有藏书,东汉洛阳还有了买卖书籍的“书肆”。书多了,书写方便了,教学方法由个别口授的问答法教学变为大班上课。太学的讲堂长10丈、宽三丈,同时听讲的人数总在几百人以上。学生听课带有书卷和纸笔,随时可圈点记录,积累了很多材料。学生的学习是以直接间接听讲与自修并重,从时间上来说则大部分时间用于自修。有的太学生利用充裕的自修时间,除正课外还研究其他经学或自然科学,而成为著名的学者或科学家。有的学生除在校内听博士讲诵外,还拜校外某经的专家为师,如王充(公元27—约97年)拜班彪(公元3—54年)为师,符融拜李膺(公元110—169年)为师,后来他们都成为有卓越成就的学者而名垂青史。
太学的教学制度并不严密,没有规定学习年限,也不注意考勤,但却非常注重考试,用考试来督促和检查学生的学习成绩。太学建立之初,汉武帝规定用“设科射策”的方法每年考试一次,称为“岁试”。所谓“射策”,即抽签口试问答,所谓“设科”是按试题的难易分甲乙两科。学生可抽签应试,签上写有试题。考试后甲乙两科各择优录取数名或十数名,授以不同的官职,如郎中或太子舍人等。经考试,发现有不合格或不能通一经的学生,即令退学。东汉桓帝时改甲乙两科为上、中、下三等,后又改为两年考试一次,不限制录取名额,根据通经的多少,授以不同的官职。已授官的和不合格的两年后还可再试。有的学生竟有屡试不第的,甚至有年过60岁还留居太学的。
汉代太学确也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并有一些出身卑微的布衣寒士由此而显名。如匡衡“从博士受《诗》。家贫,衡佣作以给食饮”。儿(倪)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以为同学烧饭来换取读书的机会。又如翟方进家境贫寒,其母跟他一同去长安“织履”,以供方进读书。匡衡、儿宽、翟方进均以“射策甲科”而荣擢。匡衡、翟方进为布衣丞相,儿宽官至御史大夫。出身微贱而入太学者不乏其人,太学也确为门第低下、却勤奋好学之士开拓了一条入仕之路。
第四节 汉代的私学
汉代私学十分发达,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两种:一为“蒙学”,二为“精舍”(或称“精庐”)。
蒙学即童蒙学习的地方,也称为“书馆”,教师称之为“书师”。学习内容主要是识字习字。东汉的教育家王充在他的《论衡·自纪》中说,在书馆学习的学童大约有百多人,先是识字,习字,每天要背诵千字以上。有的学童因字写得不好而挨打,有的因过失而受到指责。书馆所用的字书,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急就篇》,相传是西汉史游编撰的。今本《急就篇》共1244字。内容包括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方面的应用字,全文押韵,没有重复字,句子有七言、四言、三言等。既便于记诵,又切合实用。《急就篇》流传较广,是自汉到唐的主要识字课本。
精舍或精庐,相当于太学,由经师大儒教授。西汉时就已出现,东汉时更为兴盛,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汉代的大小官吏都要有点儒学知识,差不多都需要专门学一经。当时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籯〔ying 营〕,不如教子一经。”意思说,与其给儿子留下满箱的黄金钱财,不如教儿子通一经。一些经师鸿儒,受业弟子已达百人以上。如名儒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由于学生太多,不得不采用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的办法,这种弟子间转相授受的办法,非常流行,形成了以名儒讲诵为主弟子们转相授受为辅的教学方法。东汉时更是如此。学生不远千里万里,携带干粮来求名儒大师,经常有数千数百之众。那时学生有两种:一为“及门弟子”,是亲身来受教的;二为“著录弟子”,是把学生名字登录在有名望的大师门下,不亲自听教师讲授,是属挂名求学的,所以在有的大师门下,这样的弟子竟不下万人。
在私人精舍中,师生关系尤为亲密,学生对师长恭敬礼让,教师对学生十分关怀。有的教师每当得到赏赐时,就主动资助给贫寒弟子。有位教师名叫边韶,曾白天睡觉,学生私下笑他:“懒读书,但欲眠。”边韶听到以后,对答说:“但欲眠,思经事。”师生间可以互相开玩笑,可见气氛极为融洽。最令人感动的是,老师含冤被判罪,有学生上书诉冤以至请求代死的。如欧阳歙〔she 社〕下狱,他的学生礼震上书以求代死。虞诩〔xu 许〕下狱,他的学生100多人举着幡叩头流血为他诉冤,后被赦,沉冤终于昭雪。这种尊师爱生的感情是真挚的,成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史上的美谈。
汉代私学之所以兴盛,一方面是因为受国家“以经术取士”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私人讲学思想束缚较少。官学太学博士多专一经,墨守章句,少有撰述,而私人讲学常兼授数经。东汉经师,有的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还兼及天文、历法、算学、律学等知识的传授。如何休“善历算”,郑玄“通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东汉时,除经师私人讲儒经外,民间还有传授科学和技术的私学,如名医华佗以“刳〔ku 枯〕破”(外科手术)和针灸传授弟子。涪翁著《针经脉诊法》传于弟子。樊英、段翳、廖扶等精通星占、天文,皆传于弟子。东汉方技之术,虽多杂以迷信,但也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科学与人体科学的知识。
此外,汉代还有妇女讲学。《汉书》的作者班固(公元32—92年)之妹班昭(约公元49—约120年),学识渊博,很有才华。东汉和帝时命令皇后及诸贵人以她为师,称呼她为“曹大家〔gu姑〕”(她是曹世叔之妻)。她不但懂经学,还通天文、数学。邓太后曾专门向她学习。班昭完成了班固未完成的《汉书》中的一部分——“八表和天文志”。书成后很受人们的重视,但很多人读不懂,汉章帝派马融(公元79—166年)等10人向她学习。她还著有《女诫》等书。还有蔡邕〔yong雍〕的女儿蔡文姬,博学多才,懂音乐。曹操从匈奴赎回了她,知她家藏书很多,想派10位官吏向她学习。后蔡文姬把她能记得的400多篇全部缮写出来,竟没有遗漏和错误。
第五章 古代学校教育从魏晋南北朝的中衰到隋唐的复兴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学校教育
自东汉末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迁献帝于许昌,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历时394年,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其间历经魏、晋、南朝(宋、齐、梁、陈)和北朝(北魏、北齐、北周),是我国历史由统一转为分裂和长期战乱的时期。长期的动乱影响了学校的正常秩序,这个时期学校废置无常,特别是官学,在数量上大大减少了,学校教育总的趋势是衰落了,呈现出时兴时废的状态。但也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学校。
(1)西晋创设国子学
西晋以前魏国曾立过太学,魏文帝于黄初五年(公元224年)于洛阳正式恢复太学。学制仍沿用汉代旧制。但由于三国纷争,太学生多半是为了逃避兵役,学业水平较低,百人应试能通过的不过10人。
西晋创立国子学是在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并设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教授学生。惠帝元康三年(公元293年),明确规定官至五品以上弟子许入国子学,而太学则成为六品以下子弟的求学之所。这是我国古代于太学之外专为士族子弟另设国子学之始,也是门阀世族阶层所享有的政治特权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的反映。这种国子学与太学的分立,直接影响了南北朝以后的学校教育制度。
(2)北魏建立郡国学校制度
北魏由于政局相对稳定,因此学校教育比南朝发达。北魏重经学,设有国子学、太学,创立四门小学,又开皇亲之学。北魏孝文帝仰慕汉族文化,励行汉化。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以后,更加快了汉化速度,如下令禁穿胡服,改用汉语。还将自己的姓也改为汉姓元氏,并主张与汉族通婚。这些措施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民族融合中起了积极作用。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国学校教育制度为北魏所首创。其方法是,按郡的大小具体规定博士、助教及学生的名额: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100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80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60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40人。并规定博士要博通经典,道德高尚,年龄40岁以上者。而学生则要“先进高门,次及中第”,即先招收富贵人家的子弟,让贵族享有特权。
在秦汉时已有郡国学校,西汉平帝时曾命令郡国普遍设立学官,但郡国学校教育制度则是创始于北魏。
(3)专科学校的萌芽
三国魏明帝时(公元227年),卫凯奏请置律博士,教授刑律,招收律学弟子员,这是我国古代法律专科学校的开始。后秦姚兴(公元394年)在长安设律学,召集各郡县没有任专职的官员来学习,选成绩优良的回到郡县任狱讼官。南朝梁武帝天监四年(公元505年)也增设“律博士”,设置律学专门学校。
西晋武帝时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以钟繇〔you 由〕、胡昭二人为标准。这是我国古代书法专科学校的开始。
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开办了儒、玄、史、文四个学馆,就是说,这时候研究儒经的“儒学”、研究佛老的“玄学”、研究历史的“史学”、研究词章的“文学”四科并立。虽然这些学校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这种分科的教学制度,对于隋唐时代专科学校的发展是有直接影响的,也可以说这是后代分科大学的开端。
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开始设医学。北魏时也设太医博士及助教教授弟子。这是我国古代医学专科学校的开端。
以上这些说明我国古代专科学校已处于萌芽阶段,对于以后专科学校及分科教授制度的发展是有影响的。也表明“儒学独尊”逐渐为“儒佛道”并行的局面所代替;科学技术的传授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4)私学得到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却呈现繁荣局面,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人数上百人或几千人者屡见不鲜。在南朝影响比较大的是齐朝的刘瓛〔huan还〕。刘瓛名气很大,著名神灭论者范缜(约公元450—约515年)就是他的学生。梁武帝时有五个学馆开设,教授儒经,这是私学发展的典型。当时以在潮州的严植之最为有名。他很善于讲经,层次分明,说理清晰,每次他讲课,五馆学生都来听,学生常达千余人。还真有一番盛况呢!
儒学、玄学、佛学、道教的结合,是这个时期私人讲学的特色。如陈朝的徐孝克既讲玄理,又通五经,他每日早讲佛经,晚讲《礼》经与《左传》,受业者达数百人。讲学的形式受到佛教和玄学的影响,梁朝时盛行登讲座讲经,听讲人数有时多到千余人。梁朝、陈朝时讲学有时在宫殿,有时在寺院。据记载,陈后主曾命儒学大师张讥在温文殿讲《老子》、《庄子》;后来陈后主到开善寺,又令张讥讲学,从臣们坐在佛寺西南的松林下陪同陈后主一起听讲。陇西人王嘉不和世人交游,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泰山张忠,“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主要观看他修养导气的形态功夫,他不讲授课业,这是道教的教育方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代气功教育还很盛行。
科技教育也是当时私学的重要内容。如教授天文学、算学、医学、药物学,教学方法也有改进。南朝的王微深入研究本草,常带两三位学生去采摘草药,并亲自尝试以验证《本草》的可信程度。他继承了我国古代的医药学在采摘草药工作中重视实践的传统。亲带弟子摘采并尝试草药,这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
这时期也出现了妇女讲学,如韦逞母亲宋氏继承家学《周官》音义,在战乱中教学不辍。后来韦逞担任前秦苻坚的太常官时,在家中为宋氏设立讲堂,教授学生120人。宋氏隔绛纱幔而讲授,号宣文君。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南朝已有被任命为博士的妇女,如吴郡(今江苏苏州)韩蔺英擅长文辞,宋武帝时她献《中兴赋》,受赏入宫,齐武帝时命她为博士,教六宫书学,当时人们尊称她为“韩公”。陈后主时,也曾命懂文学的宫人袁大舍等人为女学士,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南齐博学有文才的王融,少儿时代是由母亲谢惠宣女直接教授成才的。《元嘉历》的创造者何承天,幼年丧父,也是由他博学的母亲徐氏进行启蒙教育后成才的。
这一时期的童蒙读物也有所发展。范岫〔xiu秀〕著《字训》,王褒所写的《幼训》,已具有童蒙课本的性质。梁武帝时周兴嗣所撰的《千字文》拓取王羲之遗书不同的字1000个,编为四言韵语,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头,依次叙述有关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等方面的知识,是以识字教育为主兼有封建思想教育和常识教育的综合性课本。《千字文》自隋代开始,一直流行到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流传最久的蒙学课本之一。它在内容上,把常用单字组织成通顺的能够表达一定意义的句子,在语言上,押韵自然,结构简单,易于朗读背诵,所以有人说《千字文》“不独以文传,而又以其巧传”,独具匠心。
第二节 隋代的学校教育
隋代(公元581—618年)如同秦代一样,虽然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皇朝的规模,同时又是一个短命的皇朝。但它所创立的学校教育制度却对以后的朝代有着重要影响。
隋初统治者为革新政治,扭转风俗,特别重视统治人才的培养,很注意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官学。在中央,设立国子寺,置祭酒,专门管理全国的学校教育工作。这是我国历史上设立专门教育行政部门和设置专门教育长官的开始。在国子寺下设立五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各有博士五人,助教五人),书学、算学(各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五学学生合计980人。前三者是儒学,后二者是以教授学科知识为目标的专门学校。培养数学人才的算学是隋首创的,其余四学是继承前代的。当时还有些专门学校与行政业务机构结合在一起,尚未分离独立。如在大理寺中,设律博士八人,教授若干学生;在太常寺属下的太医署,设医学博士、按摩博士、药园师等,教授若干学生;在秘书省属下的太史曹,设天文、历法、漏刻博士,教授若干学生等。这表明专门学校的办理,已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为以后专科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经验。
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成为独立的教育领导机构,国子祭酒作为教育行政长官。
隋代地方学校也有发展,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州县,学校教育的发展较快,讲诵之声不绝,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但边远州县则仍处于落后状态。
第三节 唐代的学校教育
唐代(公元618—907年)继承了隋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在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科学水平发达的基础上,经过百余年的经营与发展,学校教育制度已相当完备,在我国和世界学校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中央和地方的学制系统
唐代自开国到天宝末的130多年间(公元618—756年),国家最强盛,教育也最为发达,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
由中央直接设立的学校有“六学”、“二馆”。中央六学属于直系,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学直隶于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六学中的前三学属大学性质,后三学属专科性质。“二馆”是崇文馆和弘文馆,属于旁系。弘文馆归门下省直辖;崇文馆归东宫直辖。皇族子孙另立皇族小学。
玄学隶属于祠部,亦属大学性质。集贤殿书院隶属于中书省,实际上是中央图书馆。医学附设于太医署,兽医学附设于太仆寺,天文学附设于司天台,音乐学附设于太乐署,工艺学附设于少府监,这都属于专科性质。
中央所设的“六学”、“二馆”,开始学生人数为2200人,到太宗贞观年间,扩充学舍,增加到3200人,后来学生数量猛增,加上邻国派遣的留学生,“六学二馆”共计8000多人。从贞观至开元,国力最强盛,也是学校最发达的时期。
由地方办理的学校,在各府有府学,各州有州学,各县有县学,县内又有市学和镇学。所有府州县市各学校统属直系,由长史掌管。地方学校的实际发展,是在贞观年代。629年唐王朝还命令州设医学,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属首创。到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府州县学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并形成相对完备的制度。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唐帝国有328个府州,1573个县。府学可收儒经学生50—80名,医学生12—20名;州学可收儒经学生40—60名,医学生10—15名;县学可收儒经学生20—40名。这样规模的学校网,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可说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的渤海(现吉林地区)、高昌(现新疆吐鲁番地区)、吐蕃(现西藏地区)等都派遣子弟到长安学习,附国子学读书,学成返回,再换一批学生,持续时间较长。南诏(现云南大理地区)派遣子弟到成都学习,人数次数较多,学成而归的有数百人。这说明唐代与四周少数民族地区积极进行了文化教育的交流。
(2)唐代学校的各项制度
a 入学的身份与名额:弘文馆、崇文馆属贵族学校,收皇帝、太后、皇后亲属和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儿子共50名。国子学收文武三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子孙,限300名。太学收文武五品以上中级官员的子孙,限500名。四门学收文武七品以上低级官员的儿子,限500名,又收地方庶民中的俊秀青年,限800名。地方学校主要收地方官员及中小地主的子弟。
b 入学年龄及学习年限:入学年龄限在14—19岁之间,学习年限没有具体规定,一般取决于学经数目与考试能否合格。
c 入学手续及仪式:凡贵族家庭出身的子弟及科举考试中下第的举人,可直接进入中央各学馆学习。地方官学经考试合格的,县学学生可升于州学。州县学学生中优秀者,经各州长史考选,也可升于中央四门学。学生入学后一切饮食服用皆由学校供给。师生初次见面,举行隆重的仪式,献礼拜师,行“束脩之礼”,国子学和太学学生每人送绢三匹,四门学和地方学校的学生每人送绢两匹。此外还赠送酒肉,分量不限。学生的束脩分成五份,三份送给博士,两份送给助教。束脩与所发俸禄的性质不同。行“束脩之礼”是表示尊师。
唐代学制系统图
d 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学九经,按文字多少,分为大经、中经、小经三类。《礼记》、《左传》学三年;《诗》、《周礼》、《仪礼》、《易经》学二年;《尚书》、《公羊传》、《谷粱传》学一年半;《论语》、《孝经》学一年。大经和中经是分班必修的,小经作为选修,《孝经》、《论语》作为公共必修。教材由朝廷规定,用孔颖达等编的《五经正义》。除学儒经外,还学书法及各项礼仪。
e 学校行政管理: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从三品,是教育行政最高长官。设司业二人,从四品下,助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设丞一人,从六品下,管理学生的学业成绩。设主簿一人,从七品下,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凡学生有不率教的,连续下第或九年在学无成的,违假期不返校或作乐杂戏的,都开除其学籍。
f 教师与教法: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博士分经授诸生,要把所担任的科目授完,不得中途改授其他科目。助教佐博士分经教授,直讲佐博士助教分经教授。博士助教既是学校教师,又是政府官员。他们在校教职的大小以在政府里所属职位的高低为标准。如国子学博士须有正五品以上的资格,助教须有从七品以上的资格,其他六学的教师等级和待遇以次减等。教法为分经教授,有读有讲,有不少博士博学善讲,如徐文远“多立新义”、“博而且辨”,“听者忘倦”。要求学生一经习毕方许另习一经,读熟经文之后方可教授文义。
g 考试、升学和假期:考试有旬考、月考、季考、岁考等名目,方式有试读(帖经)和试讲(口义)两种。平常考试由博士主持,岁考则由主管的长官领导。其成绩作为升退的依据。学生已通二经或三经,经考试合格,可参加科举考试;愿留监者,可以升进,四门学生可升补太学生,太学生可升补国子学生,可提高政治地位和改善经济待遇。学生中有以下三种情况则命令其退学:成绩太差,连续三年考下等,在学时间已超过九年;品德不好,不听教导;旷课太多,超过规定。假期分为旬假(十天休一天)、田假(五月份)、授衣假(九月份)。田假与授衣假各15日,让学生回籍探亲,路程如超过200里,则按路程远近酌予延长。
(3)唐代的专门学校
a 律学:培养熟识唐朝律令的行政官员。有博士三人,助教一人,学生50人。八品官以下子弟或庶民中的俊秀青年可入学,入学年龄放宽至25岁。课程以现行的律令为主要内容,学习年限为六年。
b 算学:训练天文历法、财经管理、土木工程方面的人才。有博士二人,助教一人,学生30人,入学身份同律学,年龄限在14—19岁。分两个专业:一是以学古典算术为主,如《九章算术》、《孙子算经》等;二是以学当代算术、实用性强的算术为主,如《缀术》、《缉古算经》等。各学习七年,在学时间以九年为限。这反映出算学教育水平是很高的。
c 书学:训练通晓文字并精于书法的官员。有博士二人,助教一人,学生30人。入学身份、年龄同算学。课程以《石经》、《说文解字》、《字林》为主,其他字书也兼习之,在学以九年为限。
d 医学:培养掌握传统中医药知识技能的人才。医学分医、针、按摩、药等四个专业。医学专业包括五科:体疗(七年,相当于内科);疮肿(五年,相当于外科);少小(五年,相当于儿科);耳目口齿(四年,相当于五官科);角法(三年,拔火罐等疗法)。针学专业教学生了解经脉和穴位,熟识各种症候,掌握九种针法的运用。按摩专业教学生消息导引的方法,学会治疗风、寒、暑、湿、饥、饱、劳、逸等八项疾病,并兼习正骨术。药学专业与药园设在一起,教学生识别各种药物,掌握药材的种植和收采、贮存、制造等项技术,教学与劳动相结合。总之,医学重视精读医经,教学联系实际,注重实习,根据成绩和疗效来决定工作分配,这是优良的教育方法。
e 兽医学:教授治疗牲畜疾病的知识和技术,边学习边参加治疗,考试合格者补为兽医。
f 天文学:分三科教学:天文、历法、漏刻。学生由博士带领参加业务实践,重视观测,边实践边教学。
g 音乐学校:由乐博士对长期常备的乐工和短期轮番的乐工分批教学,每批再按所习乐曲的难易分三档进行教练,每年考课,根据演奏功夫的熟练程度,评定优劣,然后累计成绩,决定升退。
h 工艺学校:由技艺最高的巧手任师傅来教授生徒,各种工艺难易不一,训练期限也不同。学精细雕刻镂花的四年,学制造车轿、乐器的三年,学制作大刀长矛的二年,学制箭及竹工、漆工、屈柳的各一年,学做礼帽头巾的九个月。制造的器物上刻上工匠的姓名,作为鉴定考核的依据。
以上的专门学校,范围广、门类多,有的与行政或业务部门结合,有的则分离设置,其设置的形式呈现多样化。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实科学校,而欧洲这类实科学校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已相当发达的十七八世纪之际,比唐代晚了1000余年。
(4)唐代的私学
唐代私学遍布城乡,制度不一,程度悬殊,既有名士大儒的传道授业,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如颜师古(公元581—645年)以考定五经著名,在未显达时“以教授为业”。与颜师古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公元574—648年),在未做官以前也是“以教授为务”。刘焯〔zhuo桌〕是名儒,在国子学与诸博士论学,名扬四海,后来回到家乡,专门从事著述和教授,孜孜不倦。尹知章尽通诸经精义,曾为国子学博士,归家仍讲授不辍。可见国子学博士,也还可以在家教授生徒。韩愈(公元768—824年)、柳宗元(公元773—819年)被贬时,许多学生不远数千里拜他们为师。史书上这些记载,都说明唐代私学的昌盛。私学还深入到农村。元稹(公元779—831年)在《居易集》的序上说:“予常于水平市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即白居易)、微之(即元稹)诗。’”由此可见农村私立小学学诗的风气颇为盛行。唐时流行的蒙学课本,除汉代的《急就篇》、梁代的《千字文》外,还有《兔园册府》、《太公家教》、《蒙求》等书。《兔园册府》为杜嗣先著,30卷,可惜书已散佚,现仅存半篇序文。《太公家教》撰者佚名,多用韵语杂述封建社会日常生活的道德要求和待人处世的格言,唐中叶后颇为流行,后曾译成女真文和满文,在北方及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多为采用。《蒙求》亦称《李氏蒙求》,为李翰所作,全书以历史典故为主要内容,每句四字,上下两句成对偶,各讲一个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的故事,如“匡衡凿壁,孙敬闭户,孙康映雪,车胤聚萤”。唐宋以后广为流传,还远传到日本、朝鲜。后世陆续出现的各种“蒙求”和同类读物,如《十七史蒙求》、《广蒙求》等等在体例上或在内容上都以《李氏蒙求》为范本。
(5)唐代的留学生教育
唐代国力强盛,国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成为东西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集中点。日本,新罗、百济、高丽(均为今朝鲜),尼婆罗(今尼泊尔),天竺(今印度),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诃陵(今印尼爪哇),骠国(今缅甸卑谬)和师子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向慕唐代高度文明,不断派遣大批学生留学长安,学习中国的经、史、法律、礼制、文学和科技。
日本是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次数、人数较多的国家。在隋代,随同遣使团曾来过两批留学生。在唐代,随正式遣唐使来过13批留学生,每批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都进入国学学习,有的留学数年,甚至留学二三十年。如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于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就学于长安太学,经过20年的学习,吉备研究经史,学涉众艺,阴阳历算,天文算术皆能通晓,尔后回国,对于移植唐文化和开拓日本文化、文字与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学完后曾留在长安任职,官至秘书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同诗人李白(公元701—762年)、王维(公元701—761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晁衡返回日本时,王维写了一首《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的诗:“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后来晁衡的渡船在海上遇险,消息传到长安,朋友们以为他死了,十分悲痛,李白写了一首哭晁衡诗:“日本晁衡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流露了深切的哀思。其实晁衡并没有死。他随破船漂到越南,又辗转返回长安,一直住到逝世,他先后在中国生活了54年。
新罗也是不断派来留学生的国家。如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仅一次从中国归国的留学生就有105人。从9世纪到10世纪中叶约150年间,新罗留学生在中国科举考试及第的就有90人。其中有个学生叫崔致远,12岁来唐学习,18岁举进士,他的《桂苑笔耕集》,直到现在还在我国和朝鲜流传。新罗重视中国经史,留学生带回经史书籍皆译为新罗语,广为流传。新罗因受唐文化教育的影响,还建立了以唐朝为蓝本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并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内容。
唐朝对友好国家派来的留学生,在学习和衣食住方面尽量照顾其需要,给予优惠待遇。当时与唐通使的有70多个国家。唐的文化通过留学生的来往而传播东西方各国,因而留学生在唐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开展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桥梁作用。在唐代的留学生教育中,文化输出国不自骄,文化输入国不自卑,这是双向的交流活动。在长安留学的学问僧很多,有印度和波斯的,也有日本和朝鲜的。据史书记载,印度来唐参加译经的学问僧就有20余人。学问僧除了在中国佛教译场译经和传播佛教外,还一边学习中国文化。印度学问僧精通医学,尤善治眼病,他们热心传授医学知识和治疗技术。在唐代,印度、波斯(今伊朗一带)等国的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医学宝库。印度医学书籍《龙树菩萨药方》、《婆罗门药方》、《婆罗门诸仙药方》等都在隋唐时传入中国。唐时侨居中国的波斯学者著有《海药本草》。大秦(东罗马)的医术也为唐时人所熟知。印度的天文学者学成后,在长安司天台担任职务,参加历书的编制工作,并翻译了印度《九执历》。许多中国僧人到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求经礼佛,有的僧人在外国研习佛经多年。唐朝鉴真(公元688—763年)和尚东渡日本,不仅传授佛学、医学和建筑学等方面的知识,也学习日本文化,终于东瀛。唐玄奘(公元602—664年)法师从西域归国,从印度取回佛经657部,他在长安组织专门机构翻译,20年中译出75部,1335卷。义净法师从印度取回经、律、论约400部。佛经的传入和被吸收,对中国古代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佛经中的思辨哲理与注经方法,对唐宋经学发生了巨大影响。后来,佛教经典又通过中国传入朝鲜、日本,影响了东亚文明体系。唐代的音乐、舞蹈、雕塑、建筑艺术随着留学生教育和文化交流,深受西域、中亚特别是印度的影响。莫高窟、敦煌雕塑受西域传统的佛像雕塑艺术影响也很深。总之,广泛学习,互取精华,这是唐代的留学生教育的一大特点。纵观世界古代教育史,像唐代这样的留学教育规模是罕见的。所以我们说,唐代的留学生教育是相当成功的,它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第六章 宋元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与书院的兴起
第一节 宋代的学校教育改革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宋朝分为北宋(公元960—1127年)和南宋(公元1127—1279年)。与此同时,在北方的契丹族与女真族,也先后建立了辽(公元916—1125年)与金(公元1115—1234年)。以后蒙古族又灭了金和南宋,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政权——元朝(公元1271—1368年)。
宋元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封建社会后期,这时期学校设立更为普遍,学校种类增多,出现了新型的教学组织形式——书院,古代的学校教育制度,仍然呈现着继续发展的趋势。
宋朝继承了唐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并继续发展。宋开国之初,朝廷过于重视科举考试制度而忽视学校教育。但通过学校教育以培养人才是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共识而得到重视。于是,自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起,宋朝先后兴起了三次著名的学校教育的改革。
第一次学校教育改革,史书称为“庆历兴学”,时间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主持人是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实行“庆历新政”,提出10项改革方案,要求兴学育才,改革不重学校教育只重科举考试取人的做法。范仲淹的教育改革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通过兴办学校来培养人才,下令州县立学,并改进了太学与国子学,主张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须先接受一定时间的学校教育,如一般考生须在学校学习300天以上才准许参加科举考试。二是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规定科举考试先考“策”,次考“论”,再考“诗赋”,废“帖经”、“墨义”,一改过去专重视死记硬背的考法。三是创建太学并改革太学教学制度,推广著名教育家胡瑗(公元993—1059年)所创立的“苏湖教法”。其做法是设立“经义”、“治事”两斋,分斋教学。入“经义”斋的学生,主要学习“六经”等儒家经典著作。入“治事”斋的学生,主要学习军事、民政、农田水利、测量计算等,学生可先确定一个主修学科,然后再选一个副科,一主一副,可使学生学得广、深、新、活,扩大知识面。这种经义与实践并重、因材施教与学友互相切磋相结合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太学的教学质量,改变了当时空疏的教育内容和形式主义的学风。
第二次学校教育改革,史称“熙宁兴学”,时间是宋神宗熙宁年间,主持人是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神宗的支持下,推行“熙宁新法”,认为造就人才,统一思想,是实行新法的重要条件。这就需要改革学校教育及科举考试制度,使之适应于造就人才这个目标。王安石的教育改革主要有四项内容:一是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所谓“三舍法”是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个程度不同、依次递升的等级,太学生相应分为三部分,初入太学者,为外舍生,每月考试一次,每年举行一次升舍考试,成绩获得第一、二等者,再参酌平时行艺,升入内舍学习,为内舍生。内舍每两年举行一次升舍考试,成绩为优、平两等者,再参酌平时行艺,升入上舍学习,为上舍生。上舍每两年举行一次考试,考试方法与科举考试“省试法”相同,太学学官不能参与,而由朝廷另委考官主持。成绩评定分为三等:平时行艺与所试学业皆优为上等,一优一平为中等,全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等者免殿试,直接授官,中等者免礼部试,直接参加殿试,下等者免贡举,直接参加礼部试。“三舍法”是在太学内部建立起严格的升舍考试制度,对学生的考察和选拔力求做到将平时行艺与考试成绩相结合,学行优劣与对他们的任用相结合,这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太学的教学质量。同时又把上舍考试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融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于太学,提高了太学的地位。这是中国古代太学管理制度上的一项创新。二是恢复和发展州县地方学校。三是恢复与创立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四是编撰《三经新义》,对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周礼》三经重新训释,书成后颁发给太学与诸州府学作为统一教材,而且也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和标准答案。此外,王安石还对科举考试也进行了改革,曾下令废除了明经诸科;进士科考试,试以经义、论、策,不再考诗赋、帖经、墨义。
第三次学校教育改革,史称“崇宁兴学”,时间是宋徽宗崇宁年间,主持人是蔡京(公元1047—1126年)。蔡京任尚书右仆射,秉承徽宗旨意,希望继承熙宁新法来挽救北宋统治危机,恢复和发展了“熙宁兴学”的某些措施,其主要内容有三项:第一,全国普设地方学校。第二,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规定县学生考选升州学,州学生每三年根据考试成绩升入太学不同的斋舍。成绩上等者升上舍,中等者升下等上舍,下等者升内舍,其余升外舍,这种学制系统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三,新建辟雍,发展太学。辟雍也称为“外学”,作为太学的外舍。第四,恢复医学,创设算学、书学、画学。第五,罢科举考试,改由学校取士,这是对取士制度的重大改革。
上述北宋三次学校教育改革,虽前两次均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都不同程度地将北宋的学校教育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第三次学校教育改革的主持人是蔡京,此人以复新法为名,排斥异己,加重剥削,大兴土木,挥霍浪费,被称之为“六贼”之首。但在执政任内,尚大事兴学,力主学校教育改革,对宋代的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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