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国古代学校
丛书名：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丛书多卷书否：Y
ISBN：7-100-02154-5
主要责任者：郭齐家
责任方式：著
丛书责任者：任继俞；汤一介，焦树安，张明华
丛书责任方式：主编；副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地：北京
出版日期：1998-11
装帧：简
页码：1-194
字数：80千字
开本：32
定价：12.40
作品语种：中
整书中图分类号：G529.2
辞典简介：本册工具书是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之一，共收录29条词条。
编辑委员会
主 编：任继愈
副 主 编：汤一介 焦树安 张明华
编 委：(按姓名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戴念祖 郭齐家 葛剑雄
焦树安 金宜久 卢海燕
欧阳中石 庞 朴 戚志芬
任继愈 沈心天 汤一介
王世民 王兆春 吴良镛
严汝娴 张国风 张明华
赵 靖 赵匡华 郑殿华
周 强 朱光暄
常务编委：任继愈 焦树安 张明华
张国风 郑殿华
编者献辞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有的中断了，有的随着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到另外的地区。唯有中国这个国家，既古老又年轻。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以上。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久性：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到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的目标。要让中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文化辉煌的历史，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打下基础，这是一件宏伟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丛书的宗旨。
对文化层次较高的成年读者以至专家来说，个人的专业知识总归有限，本丛书对于成年人也不失为一种高品位的、可信赖的文化知识读物。
本丛书的前身有110个专题，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商务印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现由编委会对类目重新加以调整，确定了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共100个专题，由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每个专题也由原先的五万多字扩大为八万字左右，内容更为丰富，叙述较前详备。希望这套丛书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读者能够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所系，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愿望。
对于本丛书的批评及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力求使之趋于完善。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四月
出版说明
百册本《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是由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主编，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由我国著名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面向青少年和一般读者的大型文化普及丛书。被共青团中央启动的“新世纪读书计划”列为第一批推荐书目。这套丛书，是在1991年版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1991版曾荣获当年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和日本、韩国的出版机构相继选译和出版了这套丛书，丛书的英文选译本也随后面市。
新版由原先每本5万字增加为8万字。合并了一些内容近似的图书，同时增加了一些选题，对古代难辨字还注了音，并补充了有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成为一套内容丰富、文字规范、装帧精美、可读性强的真正的图书精品。
丛书编委会及作者队伍强大，名家云集，他们中有著名学者，有北京大学的校长，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几乎都是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可以说，这套丛书，是名附其实的大专家给普读者写小书。他们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保证了丛书的科学性，文字表述方面做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丛书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体系。可大致分为10个专题，分别是思想、文化、教育、科技、考古、史地、军事、经济、文艺、体育。从多角度、多层面勾勒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中华民族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丛书加强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说的介绍，文理兼备，显示出编者整体上把握传统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是一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百科丛书。同时也是一套增长知识、陶冶情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
内容简介：
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以前的夏朝，中国有了学校。最初的学校是只有贵族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贵族的子弟们在学校中学习文字、礼仪等一些做贵族所必需的知识。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将教学推广到民间。渐渐，私学兴起，最终形成了诸子百家这样的局面。这既是思想的繁荣，也是教育的繁荣。可以说，中国学校的历史有一个十分辉煌的开篇。
作者简介：
郭齐家，男，193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中共党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北师大珠海分校法政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已培养博士生、硕士生、留学生、国内外高访学者30多人，博士生导师。专著：《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学校》、《中国古代教育家》和《中国古代学校和书院》等。
目录
第一章 从原始自然形态的教育到古代学校的萌芽
第一节 原始自然形态的教育
第二节 古代学校的萌芽
第二章 夏、商、西周官学制度的建立和“六艺”教育的形成第一节 夏代学校的传说
第二节 商代学校——古代官学的雏形
第三节 西周官学制度的发展和“六艺”教育的形成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兴起与百家争鸣
第一节 私学的兴起
第二节 儒家私学
第三节 墨家私学
第四节 道家私学
第五节 法家私学
第六节 稷下学宫
第七节 私学兴起的意义
第四章 从秦代的学室到汉代儒学独尊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第一节 秦代的学校教育
第二节 汉代的学校教育制度
第三节 汉代的太学
第四节 汉代的私学
第五章 古代学校教育从魏晋南北朝的中衰到隋唐的复兴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学校教育
第二节 隋代的学校教育
第三节 唐代的学校教育
第六章 宋元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与书院的兴起
第一节 宋代的学校教育改革
第二节 宋代的学校教育
第三节 辽金元的学校教育
第四节 书院的兴起与发展
第五节 蒙学的发展
第七章 明清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与衰落及向近代学校的演变第一节 明代的学校教育
第二节 清代的学校教育
第三节 明清的书院
第四节 明清的蒙学
第五节 清末学校逐渐走向近代化
辅文图片
第一章 从原始自然形态的教育到古代学校的萌芽
第一节 原始自然形态的教育
中国早在100万年以前，就出现了原始人群；几万年以前，原始人群逐渐过渡到母系氏族公社；5000多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开始进入父系氏族公社。中华民族从原始人群打制和使用粗石器开始，便产生了以传授劳动经验和原始礼仪为内容的教育。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一般说来，教育是在劳动和生活的实践过程中进行的，没有专门的组织形式，表现为自然形态。
50万年以前北京周口店的原始人群——北京猿人，几十人为一群，住在山洞里，他们已能制造多种粗石器，包括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并懂得了用火。根据北京猿人大脑发展的完善程度推测，他们已有了语言。他们以语言为交际工具，结为群体，与自然作斗争，以获取生活资料。然而他们处在洪荒时代，与自然的斗争是十分艰苦的，以至在周口店发现的大约40多个北京猿人的个体中，有1/3不到14岁就死去了。但是在困难面前，他们并不是弱者，他们没有后退，而是力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正是这种要求，促使他们开始了对下一代的教育，使下一代能够较快地掌握劳动和生活的经验，以增长与自然斗争的本领。
北京猿人的小孩是属于群体的，教育小孩是群体共同的责任。打制和使用石器、利用天然的火等，就成为教育小孩的主要内容。
石器是作为开天辟地的神奇力量和人类的出生证而载入史册的。而摩擦生火的发现，就包含着机械运动转化为热能的自然科学原理的萌芽；火的作用，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开端。猛兽的尖牙利爪，虽可以逞威于一时，但其力量却是短暂的、有限的；而人类通过集体劳动制造和使用工具来征服自然的力量则是长久的、无限的。人类在无限地发展自身力量的历史进程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社会越向前进，生产技术水平就越提高，年轻一代要把劳动经验继承下来，就愈加需要依靠成人有目的、有意识的传授和指导。
原始社会的教育不单是传授劳动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要进行思想道德习俗的教育。原始社会没有阶级的对立，没有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靠什么来调整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和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呢？那就是社会的风俗习惯和原始礼仪。
考古中发现的西安半坡遗址，是六七千年前的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的村落。在这个村落的居住区的中心，有一座160平方米的大房子，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断定是“氏族的公共活动的场所，氏族会议、节日和宗教性的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这些公共活动在当时都起着氏族风俗原始礼仪的教育作用。传说神农的时候，“刑政不用而治”，“无制令而民从”；又说神农“祀于明堂”，并称明堂是“大教之宫”。从这些话里，多少可以看出一点历史真实的影子。考古中发现的那座“大房子”，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称为“大教之宫”的“明堂”。
古书记载：“燧〔sui岁〕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神农耕而作陶”，“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lei si累似〕教民农作”。这些传说，从内容看，所反映的正是远古人群进入母系氏族公社之后的生产和教育的历史。
至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创制发明的传说，更加丰富，而且集中在黄帝(部落联盟的首领)的身上，如“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温”，“黄帝作车，引重致远”，“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黄帝作弩”，“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等。这类传说，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和文化都有了多方面的进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教育的内容。同时武器的制作和作战的训练，也成了教育的新课题。
远古氏族就是通过生产劳动和原始礼仪活动对年轻一代进行教育的。所谓原始礼仪，即是“图腾和禁忌”。“图腾”是氏族的徽号和保护神，受到敬仰和膜拜。《尚书》的头一篇曾记下一位乐师讲的话：“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我敲击石磬，成群的野兽就跟着跳舞)。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里记的乃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化装舞蹈——“图腾舞”。原始社会的氏族往往以兽为图腾，相信它能供给本氏族的生活需要，能够驱除灾害。传说黄帝部落号为“有熊氏”，可能以“熊”为图腾。夏后氏的祖先可能以“龙”为图腾。“龙”是想象中的动物，它的基本形态是蛇，又兼有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它由多种动物图腾结合而成，可能是在部落兼并、融合过程中，以某些崇拜蛇的氏族为主，又吸收其他氏族图腾若干特征而形成的。图腾崇拜以及由此派生的仪式、禁忌、歌舞和神话故事，是氏族形成以后进行思想文化习俗教育的重要形式。“仪式和禁忌”在那时是不可违背的一套规范准则和秩序法规。在某些礼仪活动中，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严格的规定，一个动作也不允许做错，一个细节也不允许省略漏掉，否则就是渎〔du读〕神、大不敬，而会给整个氏族、部落带来灾难。那时候，孩子们常从成人那里听到关于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精卫填海的故事等等，这类神话故事，在原始社会中代代相传，女娲和精卫便成为孩子们所向往的战天斗地、为集体利益而献身的英雄形象。这有助于增强年轻一代的氏族共同体的观念，激励他们为集体利益而献身。
从原始社会自然形态的教育活动中，我们看到，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人类从产生时起就成群地生活着，人类一形成便进入了历史领域，就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教育便在人类这种创造历史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传递生产经验，而且也在于进行思想道德习俗的陶冶感化。因而教育不仅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也是“社会人”的再生产。教育是集体生存斗争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也是延续种族和提高人们素质的重要手段，更是发展人类社会的重要手段。
第二节 古代学校的萌芽
学校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学校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经过相当长的孕育、萌芽、成长的过程。据文献考察，中国古代学校的萌芽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那时生产有了发展，人们在维持自身和家庭成员的生活之外，逐渐有了劳动产品的剩余，使得少数人可以在别人的劳动产品供养之下从事脑力劳动。这就为学校的萌芽准备了条件。在山东大汶口出土的距今约5000年前的陶器上，就已出现很规则的意符文字；这为探索中国古代学校的萌芽投射了新的光明。文字的产生为日益繁复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积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造成了产生学校的现实需要。因为要掌握文字和由文字保存下来的社会经验，就更加需要专门的指导和学习，就是说必须经过有组织的学校教育。萌芽性的学校大概就在“明堂”之中，最初的教师可能就是掌握文字的“巫史”。
古籍记载：“成均，五帝之学。”“五帝”即黄帝、颛顼〔zhuan xu专须〕、帝喾〔ku库〕、尧、舜，是后世传说中的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首领。“成均”可能就是“五帝”时期萌芽中的学校名称。又有记载：“米廪，有虞氏(舜)之庠也”。“庠”是舜时学校的名称。庠的原意是“养”，即把有道德、有经验、有知识的老人养在那里，专门从事教育年轻一代的工作。“庠”既然是供养老人的地方，便需要储存一定的粮食，所以后世又称“庠”为“米廪(仓)”。这里被供养的老人很可能就是为氏族显贵服务的巫、史。所以我们可以说，“成均”、“庠”可能是中国古代萌芽中的学校，开始时还不是专门的教育机关，而是逐渐形成学校的过渡机关，起着教育年轻一代的作用，为以后专门教育机构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夏、商、西周官学制度的建立和“六艺”教育的形成第一节 夏代学校的传说
按照传统的说法，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它有400多年的历史，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初到公元前16世纪初。夏代贵族为培养自己的子弟，建立了学校。据古籍所载，如《孟子》、《说文解字》、《汉书·儒林传序》等说，“夏曰校”，又如《礼记·王制》和《明堂位》又说夏的学校叫作“序”。东汉时郑玄注《仪礼》又说夏后氏之学叫作“庠”。这些不同的传说，都有一定的根据；我们可以说夏代可能已有了“庠”、“序”、“校”三种尚未完全发展成为学校形式的非专门的教育机关。“庠”是从虞舜时代继承下来的。“序”和“校”则是新增加的。一般说来，原始社会末期都要经历一个军事部落联盟的时期，而夏代可能相当于这个历史阶段或之后，因此很注重军事训练。“序”原为练习射箭打靶的场地，只有东西墙，没有房屋，显然是从事军事训练的需要而产生的，《孟子》说：“序者，射也。”这种解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在氏族社会时期便已发明弓矢，夏代在对外战争中需要培养具有射箭能力的战士，所以“序”的存在是很可能的。“校”原为“木栅栏”，是养马的地方，后演变为操演或角力比武的场所，这同样是为了军事训练的需要而产生的。夏代的“庠”“序”“校”，虽不能说是真正传授文化知识的机构，但也应该说是一种进行伦理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场所，这已接近于古代学校的性质。
第二节 商代学校——古代官学的雏形
商代无疑是一个奴隶制度的国家，它有600多年历史，约于公元前16世纪初到公元前11世纪。商后期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一带)，故商代又称为殷代，或称殷商。殷商已有学校教育制度，并为考古出土的文物所证实。据古籍所载，如《孟子》说：“殷曰序”，《说文解字》及《汉书·儒林传序》说：“殷曰庠”，《礼记·王制》说：殷有“右学”和“左学”，《明堂位》又说殷学叫“瞽〔gu 鼓〕宗”。这就是说，商代已有了“序”、“庠”、“学”和“瞽宗”四种学校了。“庠”、“序”是从夏代继承发展而成，其教学内容更为扩充。那时国家的大事有两种：一是祀(祭祀祖先)，二是“戎”(军事征伐)。学习祭祀活动中的礼乐和学习军事活动中的技术就成为当时学校的主要内容。“庠”和“序”都成为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庠”本是养老的地方，到了商代仍有养老的作用，同时也对年轻一代进行道德伦理的教育，如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等等；但同时“庠”也是习射的地方。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其中一片有关于在“庠”教练射箭的记载，可见“庠”的教育作用到了商代扩大了。“序”不仅是习射，还要学习武舞；不仅要学习射箭的技术，还要学习“射礼”，商代贵族男子重武习射，常举行射礼；所以通过“序”，教育贵族子弟，要懂得射箭的礼仪、礼节，并进而明确君臣上下长幼的规矩。
商代的“瞽宗”和“右学”是学习礼与乐的学校，层次比较高，是古代的高等学校。据考证，殷商崇尚右，以西为右，所以把大学设在西郊，这样，设在西郊的大学也叫作“右学”。“瞽宗”原是宗庙。在那里选择有道德的精通礼乐的文官教授贵族子弟。后人以“瞽宗”代表殷商的学校，设在西，故称为“西学”。可见“右学”、“西学”、“瞽宗”是同一种学校，即商代的大学。后人也叫商代的大学为“辟雍”，也称为“西雍”，是学礼乐的地方，这是商代大学的又一名称。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尚未发现“序”及“瞽宗”，却屡见“教”与“学”字，如有一片甲骨文卜辞上说：丙子日卜问上帝：“子弟们上学回来，会不会遇上大雨？”占卜是王室的事，遇有大事才进行占卜，贵族子弟上学成为占卜的内容，可见商代对贵族学校教育的重视。又一片卜辞说：商王命令某官认真负责地教育王族成员。更有趣的是有一片卜辞说：“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多方”，即多国，“戒”，像人手持戈而警戒，或手持戈而舞蹈，“教戒”，即指习武与习舞，这与殷序习射、瞽宗习礼乐之说相吻合。这片卜辞反映出殷时邻国多派遣子弟来游学，说明那时殷的大学已经有了周围邻国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礼乐了，足见商代学校已相当发达。有人说，这是中国“留学制之滥觞〔shang伤〕”。
甲骨文字还表明商代已进行读、写、算教学。所出土的甲骨文单字已达4500个左右，形声、会意、假借等进步的方法已普遍使用。这说明商代文字的发展已很成熟，自然会出现长篇文字记录。 甲骨文有册字，作【2.2-1】，像把竹木简扎在一起；有“聿〔yu 玉〕(笔字的本字，秦以前书写工具名聿)”字，作【2.2-2】，像手持刻刀。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已具有进行读书、写字教学的需要和条件。有一个骨片上有五行字，重复地刻着“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10天的干支表。其中一行字迹特别工整，大概是教师所刻的范本。其余四行则歪斜不齐，显然是学生初学时的习刻。这既有趣味又有价值，告诉我们殷商学校教字认字的方法，已是采用日常必需的文字，令学生摹写认识，反映了当时传授与学习文字的真实情形。
商代在天文历法方面已有很大进步，这与数学的发展有关。 甲骨文中的数字最大已达三万。出土文物还表明，那时已能进行一般的算术运算，并能绘制一些几何图形，所以数学也已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
由此可见，商代贵族很重视学校教育，设立了贵族学校——序、庠、学、瞽宗。教师是由国家职官担任。教育的内容包括宗教、伦理、军事和一般文化知识。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官学的雏形。
第三节 西周官学制度的发展和“六艺”教育的形成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奴隶制国家，它有约300年的历史，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到全盛的时期。西周继承了夏商的学校教育制度，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官学体系，形成了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
据古籍文献记载，西周官学可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周天子所在的王城和各诸侯国的国都，分小学与大学两级。小学在城内宫廷中，大学在南郊。乡学又分为“庠”、“序”、“校”、“塾”等。
(1)西周小学
康王时的《大盂鼎》中有一句话：“女(汝)妹(昧)辰有大服，余佳(惟)即朕小学。”郭沫若在《西周金文辞大系》上有眉批：“今案妹与昧通，昧辰谓童蒙知识未开之时也，盂父殆早世，故盂幼年即承继显职，康王曾命其入贵胄小学，有所深造。”可见西周贵族确有小学，为蒙昧的儿童学习之处。
宣王时的《师[上(左未右攵)下反][皀殳]〔li gui 离鬼〕》中也有一段话：“才(在)昔先王小学，女(汝)敏可事，既命女(汝)[上雨下攴]〔geng 耕〕乃且(祖)考嗣小辅。”这段铭文不但证明王家设有贵胄小学，而且也证明了古籍文献中关于少傅和乐官记载的真实性。据有关专家考证：“小辅当读为少傅。”再结合《大戴礼记·保傅》：“及太子少长知妃(配)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说明这类小学属宫廷的贵胄小学，其学生是王太子、公卿太子、大夫元士的嫡子等。《礼记·王制》说：“小学设在公宫南之左”，即把这类小学设在王宫附近，可能是为了贵胄子弟上学方便。王宫守卫长官师氏和保氏，兼任小学师长。
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贵胄小学。《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云：“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
西周时除设在宫南之左的那所贵胄小学之外，还在西郊设有一所小学。据《礼记·王制》：周人设有“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文献通考·学校考》注云：“虞庠在国之西郊，小学也。”这类小学可能是宫廷的贵胄小学，入学学生的层次可能要低一些，或属于中小奴隶主贵族的子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的注曰：“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岁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从全文的语气来看，在里中的“校室”学习优秀的学生可由“乡学”升到“庠”，再升到国学，而这个国学不会是宫廷的贵胄小学，而可能是设在西郊的“虞庠”。这样经过几次选拔和挑选才升到国学的小学中去的学生，当然年龄也就不小了，所以有的传说：“十五岁才入小学”。《大戴礼记·保傅》的注释说：“又曰十五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者，谓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学。”这种解释较为合理。古代的小学生并不严格限于儿童，入学年龄从8岁至15岁均可。或许这与贵族的等级有关，高级贵族子弟入学较早，中低级的贵族入学较迟，所以才出现关于入学年龄的各种不同的说法。
据《大戴礼记·保傅》注说，王侯太子入国学之小学的年龄是八岁。《公羊传》注：“礼，诸侯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学，业小道焉，履小节焉。”《白虎通·辟雍》说：“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提出了八岁入小学的根据。据《尚书大传》，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入国学之小学的年龄是10岁或13岁左右，至于其他众子，包括大夫元士妾所生之子及少数平民子弟入学的年龄，可能是15岁左右。又据《文献通考·学校考》认为，公卿以下的子弟，未必一开始就能入国学之小学，而是先学于家塾，长至13岁左右，才能入国学之小学就读。而国之太子年八岁即可入国学之小学。由此可见，西周小学入学年龄与宗法等级制度有关。
据《周礼·地官司徒》，西周小学强调的是德行教育，重视以道德来教养贵族子弟。《礼记·内则》说：“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学射御。”有礼仪、乐舞、射箭、驾车、书法、计算等等，教学内容比较全面，这说明西周小学教育强调的是奴隶主贵族道德行为准则的培养和社会生活知识技能的训练。
(2)西周大学
从古籍文献上看，西周大学有“东胶”、“东序”、“辟雍”、“泮宫”、“成均”、“瞽宗”、“上庠”和“太学”等名；从金文材料上看，西周大学有“辟雍”、“学宫”、“大池”、“射庐”等名。在大学里，周王要举行礼仪大典、祭祀活动、习射乐舞等，如《庄子·天下》篇所说：“文王有辟雍之乐。”
西周的大学——辟雍和泮宫一般都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中间高地建有厅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广大的园林，园林中有鸟兽，水池中有游鱼。这说明西周大学的设施是比较原始的，以茅草盖的厅堂为主，周围有园林和水池。贵族子弟即在园林水池中射鱼、射鸟、驱车围攻野兽。西周大学中的渔猎活动，是一种实际训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过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这说明西周大学还没有完全专业化，是和贵族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西周大学中的公共活动，以行礼、射箭、驾车、奏乐、舞蹈为主，其教学的主要内容也以礼乐与射御为主，这是和贵族教育子弟的目的相关的；因为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为统治者，而礼乐正是当时贵族巩固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同时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为军事骨干，用来保卫既得的政权，而射御正是军事训练，舞蹈也带有军事训练的性质。
除辟雍、泮宫之外，西周还有其他的大学。《礼记·王制》所说养国老的“东胶”，《礼记·文王世子》所说的“东序”、“瞽宗”、“上庠”，都是大学。“东胶”即“东序”。《大戴礼记·保傅》：“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这里所说的东、南、西、北学，似乎给我们绘出了西周大学的组成图案。东学便是东序，为习舞、学干戈羽籥〔yue月〕之所，由乐师主持；西学即瞽宗，为演习礼仪、祭祀先王先贤之地，由礼官主持；北学即上庠，为学书之所，由诏书者主持；至于南学，有的说是成均，为学乐之所，由大司乐主持。太学有的说是中央之学，可能就是辟雍或明堂。这样把中央与周围四学合在一起，实际上已有五学了。《文献通考·学校考》说这些学校都“并建于一丘之上”。又据《礼记·明堂位》载，鲁国亦得立四代之学，即虞氏的庠、夏后氏的序、殷的瞽宗与当代的周学——泮宫，这里似乎也是把四代之学建立在一起的，并且把这些学校放在“明堂位”来讲，这又把四学与明堂结合在一起了。东西南北学以明堂为中心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学，并非有好几个独立的大学。
(3)西周乡学
设在王都的小学、大学，总称之为国学。设在王都郊外六乡行政区中的地方学校，总称之为乡学。据《礼记·学记》，西周的乡学是：“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周礼》又说：“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孟子》仅说：“周曰庠。”
据《周礼·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又按《周礼·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CUO嵯〕，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前者是指国的近郊而言，后者是指乡以外的远郊而言。乡的学校主要是“庠”，遂的学校主要是“序”。《学记》所说的“党有庠”，《周礼》所说的“乡有序”，皆就近郊的乡组织而言，乡和党的学校都称做“庠”。所以《礼记·王制》说，乡里面如果有不帅教者就要报告司徒，然后在乡庠习礼来感化他们。《乡饮酒义》也说：“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屡教不悛〔quan圈〕的人便“移之遂”，由遂学即“序”去感化。如果还不变，最后才“屏之远方，终身不齿”。这也说明乡以庠为主，遂以序为主。
西周时的塾、校，可能不是真正求知识的学校，“塾”可能是门侧之堂，在农村，早晚由父老及里正坐在那里监督检查，是否按时出工，是否遵守秩序，是否敬老尊长等等。《尔雅·释宫》说：“宫中之门谓之闱……门侧之堂谓之塾。”注云：“塾”——“夹门堂也。”可见“塾”的初义只是门侧之堂。据《尚书大传》卷五《略说》所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上老平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余子毕出，然后皆归。夕亦如之。余子皆入，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颁白者不提携。出入皆如之。”上老、庶老坐在那里对出入的人进行检查和教诫，要按年龄大小排列次序，不能相逾，年轻人要代年老人挑负东西。“塾”虽然也起着管理和教喻的作用，但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学校。“校”也是一样，按《公羊传》的注释说，这种“校”是选择有高德的父老，在秋收之后到这里来进行教化，似乎是一种“冬学”的性质，只在农闲时进行。另，“校”与“学”的名称也常互为应用，如乡学亦可称之为乡校。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记郑子产不毁乡校的事，郑国的乡学即称之为乡校。疏云：“校为学的别名。”还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这还表明乡校有一种“议政”的作用。郑子产不毁乡校的目的，也是为了保存“议政”这一好的传统。西周乡校中的所谓养老乞言、语说之类，也是保持这一好的传统。
综上所述，可知西周学制系统如下图表示：【图】
(4)西周学校的教师
西周的教育制度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学校的教师都由官吏兼任，官即是师，师即是官。师者必为官或退仕。国之重臣太师、太保、太傅，也即是帝王之师。《大戴礼记·保傅》说：“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燕者也。”三公既有分工，又紧密合作；太师，导以教训；太傅，傅其德义；太保，保其身体。三少是三公的助手，同太子居处出入在一起，三少协助三公共同辅佐天子，教喻太子。后来西周官制逐渐分化，师保便成为太子导师的专称，执政的辅宰之臣则别以卿士名之。从职官的分化，也可说明最初的师保是官师合一的职务。
西周的国学、乡学和宫廷教育的情况基本相同，也是亦官亦师。国学由大司乐(大乐正)主持，是国家的礼官，负责宗教祭祀与国家典礼之事。大司乐下面还有许多官员分掌其职。据《礼记·文王世子》载，除大乐正外，还有小乐正、大胥、小胥、大司成、龠师、龠师丞、太傅、少傅?k稀⒈Ｊ系鹊取！吨芾瘛ご汗佟芬灿欣嗨萍窃亍Ｋ羌仁枪业恼焦僭保质枪У慕淌Γ械９业慕逃虢萄Чぷ鳌Ｋ谴蠖嘉依窆僦簦皇鞘κ稀⒈Ｊ衔宜就街艏嬷魍跏业奈浔浮！笆Α弊畛跏蔷俚某坪牛笆κ稀敝傅氖歉呒毒伲按笫Α笔潜取笆κ稀备呒兜木佟Ｎ髦苁钡Ｈ喂蹙蓝映さ氖κ稀⒈Ｊ希烁涸鹁馈⑺娲印⒕玫却笫轮猓辜婀芄笞遄拥艿慕逃ぷ鳌：罄础笆Α本妥逃叩某坪簦浴敖淌Α钡拿疲灯鹪从诰佟?
至于乡学的教师，也都由国家及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兼任，由大司徒主持。据《周礼·地官》载，除大司徒外，还有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等等，他们都是地方乡学的主持者和教师。还有致仕(即退休)的大夫与士，也直接担任乡学的教师，称之为“父师”、“少师”。如《尚书大传》卷五《略说》所载：“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
(5)西周的六艺教育
西周国学的教学内容，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而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基本内容。在大学以诗书礼乐为重点，在小学以书数为重点。而射御的学习，除了传授和培养有关的知识、技能之外，还着重与礼、乐之教相配合。乡学的教育内容，没有国学那么详密。
“礼”是政治伦理课。“礼”包括了整个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规范和仪节。《左传·隐公十一年》：“礼者，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反映了“礼”的重要性，是立国的准绳，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包含了从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到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反映了西周宗法等级世袭制度的需要。“礼”是大学中最重要的课程。贵族子弟学会了“礼”，在政治活动、外交活动及道德生活中，行动才会合乎规范，站稳贵族的立场，显示贵族的尊严，有利于任官和治民。大学中所教的“礼”，则是贵族生活中所常见的“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吉礼讲祭祀，以敬事邦国鬼神；凶礼讲丧葬凶荒，以救患分灾，哀悼死亡；宾礼讲朝会过从，使诸侯亲附；军礼讲兴师动众，以征讨不服；嘉礼讲宴饮婚冠等喜庆活动，以亲万民。《周礼·大宗伯》讲“五礼”共36目，皆邦国之重大典礼，贵族子弟要从政必须习知熟悉。不仅要知礼、行礼，在仪容方面还要遵照一定的要求和规定。保氏还负责教“六仪”：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车马之容。习礼仪不仅只讲礼典，而且要实学实习，反复练习。“礼”既是贵胄子弟修身之要，也是他们用世之具。所以说“礼”是政治伦理道德教育课。
“乐”是综合艺术课。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说：“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诗经·郑风·子矜》郑玄注：“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表明其形式的多样化。西周大学由大司乐主持乐教，以乐德、乐语、乐舞教育贵族子弟。所谓乐德，包括中和(言出自心，不刚不柔)、祇庸(见神示敬、接事以礼)、孝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所谓乐语，包括兴道(以物喻事、引古刺今)、讽诵(背熟文词、吟诵有韵)、言语(直叙己意、答人论难)。所谓乐舞，包括云门、大卷(黄帝乐)、大咸(尧乐)、大磬(舜乐)、大夏(禹乐)、大濩〔huo 获〕(汤乐)、大武(武王乐)等六代乐舞，也称为六乐。《周礼·大司乐》讲的六代乐舞是“大舞”，是大学学习的主要内容。此外，乐师还教大学学生学习小舞：帗〔fu 肤〕舞(手持五彩缯而舞，也有说是持彩色鸟羽而舞)、羽舞(手持鸟羽而舞，用以祭四方)、皇舞(持五彩羽以舞，用以祈雨)、旄舞(持牦牛尾以舞，用以祀辟雍，也用于燕乐)、干舞(持盾牌以舞，用以祭山川)、人舞(徒手挥袖而舞，用以祀星辰)。还有一种“象舞”，持竿而舞。舞又分文舞、武舞两类。手持籥(乐器)翟(鸟羽)而舞为文舞；手持干(盾牌)戚(斧钺〔yue悦〕)而舞为武舞。“云门”、“大章”、“大韶”、“大夏”属于文舞；“大濩”、“大武”属于武舞。这些乐舞用于不同的场合，其中“大武”是周代国乐，实际上是以周武王克殷为题材的大型歌舞剧。其曲调早已失传，而乐词基本上保存在《诗经·周颂》里，传说可能为周公所作。“大武”乐舞是西周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贵族子弟都要学习。《礼记·内则》提到贵族子弟13岁学乐、诵诗、舞“勺”(文舞)；15岁成童，舞“象”(武舞)。《周礼·大司乐》提到“帅国子而舞”。西周王室对乐舞十分重视，据《周礼·春官》载，王室的乐舞机构中自大司乐以下，共有奏乐、唱歌、舞蹈及其他工作人员近1500人，可见其重视程度。
西周大学教育中强调“礼”与“乐”的密切配合。《礼记·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手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yi译〕，恭敬而温文。”礼的作用在于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乐则重在陶冶人们内心的情感，使本来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礼变为能获得自我满足的内在精神需要。所以《礼记·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乐是通过美育、艺术教育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乐记》又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教的主旨就在于增进贵族内部的团结，进而调和各阶级、等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礼乐教育在西周社会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确实对于改变社会习俗、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各诸侯国与王室之间的联系，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所以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乐教育成为西周六艺教育的中心。
“射”与“御”是军事训练课。“射”是指射箭，“御”是指驾车。当时的战车是重兵器，一般来说每辆战车有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驾车，车马步卒72人跟着。武王伐殷，革车300辆，虎贲(勇士)3000人，由于做了政治鼓动工作，很快取得了灭殷的决定性胜利。可见战车在战争中地位之重要。但是要掌握战车的战术必须学好“射”“御”这两种武艺。
“射者，男子之事。”西周贵族子弟到了入小学年龄，就要接受正规训练，不能射箭的人，不能称男子之职。“射”在国学、乡学中都是重要的学科，都有一定的教练场所。教练有五种方式，相应有五项标准。据郑玄解释说：一曰“白矢”——穿透箭靶，露出箭头。重在训练开弓的臂力。二曰“参连”——第一箭射出之后，后三箭连发两中。重在训练发射的速度。三曰“剡〔yan眼〕注”——矢入箭靶，羽颈高，箭头低。重在训练力猛锐，使箭能贯物而过。四曰“襄尺”——“襄”即谦让之意。君臣同射，臣不得与君并立，须后退一尺，重在训练谦让之品德。五曰“井仪”——连射四箭皆中靶并成“井”字形状。重在训练箭法之准确。
《礼记·射义》说：“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官，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说的是西周天子规定制度，诸侯每年要向天子推荐士人，天子在射宫考校他们的箭术。如果射箭时仪容、动作合于礼，节度合于乐而且射中靶子的次数多，就可以参与天子的祭祀大典。如果仪容、动作不合于礼，节度不合于乐而且射中靶子的次数少，则不得参与天子的祭祀大典。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说：“行同而能耦，别之以射，然后爵之。”意思是说贤能在德行和其他技能相同的情况下，则以射箭技术高低来区别，授予优胜者一定的爵禄。所以说西周对射箭的教练十分重视，射箭的训练也十分严格，国学、乡学都要为贵族青少年参与大射与乡射准备条件。每年大祭之前要举行射箭比赛，选拔武士，仪式隆重，并饰之以礼乐。
“御”的教练也有五项，简称为“五御”：一曰“鸣和鸾”——“和”在轼，“鸾”在衡，“和”与“鸾”都是车上装饰的铃，车行时，铃声共鸣而有节奏。二曰“逐水曲”——沿着曲折的水沟边驾车前进而不使车落于水中。三曰“过君表”——“君表”为插着旌旗的辕门，辕门在险阻处，辕门中间放置石磴为障碍物。车驰入辕门，车头两边与石磴的间隙只有五寸，车要准确不偏，不发生碰击。四曰“舞交衢”——车在交叉道上，往来驰驱，旋转适度，合舞蹈节奏。五曰“逐禽左”——驱车追赶禽兽，要善于把禽兽阻拦在左边，以便君主射猎，因为礼规定君主田猎自左方射。
《礼记·曲礼下》：“问大夫之子，长，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问大夫的儿子，年长，回答说能驾驭车了；年幼，回答说还不能御车。可见贵族子弟达到一定年龄就要进行驾驭车技术的训练，并以能御、未能御来区别长幼。驾车要沉着、敏捷、熟练，并能随时配合射手，创造有利的射击机会，所以说学习驾车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达到上述五项标准的要求。
周天子出征前，要到祖庙祭祀请命，这叫“告祖”；然后到大学召开出征前军事会议，制定作战方案。班师凯旋，也回到大学举行“释奠”礼，祭奠“先圣先师”，献俘告功。大学是周天子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比射御选士的场所。这些都说明西周重视射御的训练，并注意射御的教学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
“书”与“数”是基础文化课。“书”是指书写文字。“数”是指计算、算法。西周书写的工具是刀笔、竹木，字体为大篆。西周已有供小学文字教学的字书(课本)。据《汉书·艺文志》载：“《史籀〔zhou宙〕》十五篇。”注曰：“周宣王时(公元前827—前782年)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又注：“《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今已失传。西周小学教育从识字、书写开始。《礼记·内则》提出“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学书计”，所谓“数日”即认识、背诵由天干地支组成的六十甲子，“学书”即学习书写六十甲子，认识与书写方名(东、南、西、北方之名)。在当时辨别方向主要依据天象。当时人们多用日出日入的日影、日中时的日影和晚上的北极星的方位等方法来确定方向。
《周礼》提出了“六书”的总名，后世学者对六书的名称、顺序解析不一，但都认为汉字构成有六种方法。《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提出了文字的构成有上述六个方面，同时也指出了西周识字教学是按字的构成方法分类进行的。郑玄在《周礼·保氏注》中提出六书的内容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了最有代表性的“六书”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hui 徽〕，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所谓“指事”，即用符号指示意义，如木下加“一”为本(树根)，木上加“一”为末(树梢)。所谓“象形”，即把客观事物描绘出来，如“日”像一轮红日，“月”像一弯新月，“山”像一峰高耸，群山环抱。所谓“形声”，即意符与声符并用，如“鱼”字偏旁表示鱼的总类，再用其他的字搭配起来，成为“鲤”、“鲫”、“鳝”、“鳗”等，表示鱼的不同种类，这是形与声相结合。所谓“会意”，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的意思，如上小下大为“尖”，左日右月为“明”。所谓“转注”，即同一个部首的同义字相互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所谓“假借”，即当新事物出现之后，口语中已有了这个词，但还没有这个字，于是借用同音字来表示，如“汝”本义为水名，借为第二人称代词，意思是“你”。总之，西周学校的文字教学，是按汉字构成的方法，以“六书”分类施教的，使学生掌握每个汉字的字音、字形、字义。
“数”的教学，西周有很大发展，据考释，西周时六岁儿童开始学数数，从一至十的数目。九岁儿童学“数日”，指学习记日法，先学甲子纪日，然后再逐渐加深。十岁儿童开始学“书计”。所谓“计”，指一般计算能力的培养。首先要学习十进制的文字记数方法。这种记数方法在数学发展史上曾居先进行列。其次还要学习计算的方法。中国古代重要的计算方法——筹算完成于春秋战国，但并不否认在春秋战国以前就有简单的算筹记数和简单的四则运算。
《周礼·地官·保氏》提出西周六艺之数为“九数”。至东汉，郑玄又在注中提出了“九数”之目：“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所谓“方田”，讲的是田亩面积计算等问题。所谓“粟米”，讲的是按比例交换问题。所谓“差分”，又叫“衰分”，讲的是等级——按比例分配问题。所谓“少广”——“少”为“多少”，“广”为“宽广”，讲的是在体积计算中运用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问题。所谓“商功”——“商”是“商贾”，“功”是“工程”，讲的是工程的计算，尤其是体积的计算问题。所谓“均输”，讲的是按人口、路途等条件，合理安排运输赋粟和分配徭役等问题。所谓“方程”，讲的是联立一次方程及正负数问题。所谓“赢不足”又叫“盈不足”，讲的是运用假设的方法解决疑难问题。所谓“旁要”，讲的是“勾股定理”。学习以上九项计算方法，是较高的教学要求。“九数”流传下来，经后人不断补充、加工、整理，约到汉末三国的时候，才编成《九章算术》。西周的“九数”奠定了后来的《九章算术》的基础，这表明西周的数学教学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总之，“六艺”之中“书数”的内容是很广博的，诚如元代学者舒天民在《六艺纲目》中所说：“六书之中，天文、地理、人、事、物则悉皆备矣……文之妙用，其大矣乎。”例如，汉字有一类字称做“天地类之纯形”，教这类字，便要向儿童介绍日、月、云、雨等天文知识以及山、水、川、泉等地理知识。
西周中期便形成了以礼乐为中心的“文艺”教育，体现了文武兼备、诸育兼顾的特点，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早期的辉煌。
西周在科学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医药、建筑、冶炼、机械制造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但贵族们认为学习这类东西是同高等贵族的身份不相称的，所以学校中并不重视科技教育。这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一个特点。科技的传授是通过另外的渠道，由专门事务官祝、史、医、卜及“百工”，父以子传，世代相继，成为“世业”，西周的学校教育与“世业”是并行的。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兴起与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解体和封建制社会形成的时期，它有500多年的历史，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
第一节 私学的兴起
西周末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开始动摇，奴隶主贵族的官学也日趋衰废，昔日庄严神圣的辟雍、泮宫也出现了学生无心读书、只知游荡嬉戏的局面。到了春秋时期，封建经济的因素不断发展，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共主”的地位，贵族中的一部分逐渐向封建地主转化，士阶层兴起，贵族官学更趋没落，代之而起的是私人自由讲学，由此而展开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新局面。
“士”是春秋时期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士阶层中有文士、武士，及能文能武之士。“士”最初是从奴隶主贵族中游离出来的，有一些是属于平民阶层，也有一些是属于新兴地主阶级。周平王把国都由镐(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迁到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时，王宫里的一些文化官吏流落到各地。周王室又先后发生了多起争夺王位的事件。世代掌管周史的司马氏流落到晋国，以后又分散到卫、赵、秦诸国。还有一些文化官吏和百工，带着原来秘藏于宫廷的典籍、文化、礼器、乐器逃亡到四面八方，这就出现了学术、文化下移的趋势。《论语·微子》篇记载了周天子宫廷中掌管礼乐的官吏纷纷出走的情况：大乐师挚到了齐国；二乐师干到了楚国；三乐师缭到了蔡国；四乐师缺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流落到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入居汉水之涯；少师阳和击磬的襄移居于海边。这些文化官吏由于失去了世袭的职守，流落于社会之后，便成了历史上第一批专靠出卖知识文化餬口的士。这时，在邹、鲁地区出现了一批“搢绅”先生，穿戴着峨冠博带，常在贵族交际酬酢〔zuo 作〕以及举行冠、婚、丧、祭等礼仪时出面。他们熟悉“六艺”知识和各种礼仪，号称“师儒”，其中有些人逐渐带徒授业，转化为私学的教师。
士是一个新兴的有强大生命力的阶层，各诸侯国的执政者从巩固自己统治权力的需要出发，争先“招贤纳士”。士在行动上有较大的自由，成为统治者竞相争夺的对象，于是兴起了养士与用士之风。如齐桓公“养游士八十人”，后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这说明重用游士对齐桓公建成霸业是起到了作用的。到了春秋末期，私门和公室争斗，公室养士，私门也争相养士。所谓公室，指的是各诸侯国的国君。所谓私门，指的是各诸侯国的大夫权豪之门。如鲁国执政大夫季昭子有权有势，他“养孔子之徒”，和孔子的学生商讨如何发展自己的势力，削弱鲁国国君的势力。到了战国，养士之风达到高潮。国君如秦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都一度“尊贤使能”，争取人才。卿相如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及秦相吕不韦等，养士都以千计。他们对士恭谨有礼。如信陵君结交隐士侯赢，侯赢当时的身份是大梁(魏国国都，今河南省开封市)夷门的一个看门者，信陵君以贵公子而任魏相，却随车骑从迎侯赢，并亲为侯赢执辔。平原君有一宾客(即养士)是个跛脚，平原君的爱妾在楼上望见大笑，跛脚先生大为生气，要求离去，平原君就斩了爱妾，亲自上门向跛脚先生道歉。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什么“富而好礼”，而是出于迫切的阶级需要。当时社会舆论已经用“士”的聚散来衡量一国政治的兴衰，对于这种情况，各国执政者都是很敏感的。所以有人说：“得士者存，失士者亡。”说明当时士的阶层，虽然无权无势，却能以一个新生的力量纵横于天下。这表明“士”已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他们即是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和第一代教师群。
养士之风盛行，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士既成为一种职业，而且身价很高，不少人以此作为进身的捷径，所以就争着学做士，纷纷入学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能“学而优则仕”，学了去做官。可以说，春秋末期私学的兴起及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在这种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在这样的条件下，私学自当很快向各地发展。如郑国的邓析办私学，讲的是自著的《竹刑》，专门教人打官司“学讼”。郑国的伯丰子也和邓析同时开办私学。鲁国的少正卯和孔子同时在鲁国办私学，传说少正卯的私学名声也很大，曾一度把孔子私学的学生吸引过去，出现过私学竞争的局面。到了春秋末期，私学日益兴盛，儒墨两家的私学，成为当时的“显学”，即著名的私学。
第二节 儒家私学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zou邹〕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是儒家私学的创始人。孔子大约在30岁时，在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私人讲学。后渐渐有了名声，弟子也越来越多，孔子私学成了规模很大的教学团体。孔子开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即教育的对象，不分地区，不分年龄，不分贵族与平民，均可入学。孔子私学的学生主要是由平民所组成的，真正来自贵族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孔子私学教育的对象从贵族推广到广大平民，适应了当时士阶层兴起的要求，顺应了学术、文化下移的潮流，这在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孔子私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人才，即所谓的“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的“优”原意为“饶也”、“宽也”、“裕也”，即“有余力”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所谓“有余力”，即有时间、从容不迫地去学习，引申意为学得比较宽些、深些、好些、优秀一些再去做官。“学而优则仕”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不学习或虽学习而不优，就没有资格做官。这对于西周时代的世袭世禄制度来说，是一个大批判，大进步。因为在西周，做官的资格是由世袭法获得的。当时在选用人才方面大量存在着“不学而仕”、“仕而不学”或“学而不优”等现象。贵族子弟在进学校之前，已经是当然的候补官吏了，当时不存在“学而优则仕”的要求，他们进学校学习不过是学一点与自己的贵族身份相称的知识而已。
孔子私学继承了西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传统，教育学生广泛地学习“六艺”的知识技能，由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是“君子”，对“君子”在德才两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所以在教育内容方面比西周的“六艺”较为广泛而深刻。在他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把可搜集到的历史文化材料，精心加以整理，编著成教学用书，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历代相传的“六经”，基本上是经过孔子和他的学生不断整理、补充而流传下来的。
(1)诗经 西周以来的诗歌。传说古诗抄本有3000多篇，孔子对此做过搜集、整理、校勘工作，存留305篇。作品大概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分为三类：一为“风”(即民歌)；二为“雅”(即宫廷之乐)；三为“颂”(即宗庙之乐)。孔子说，“诗”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是“思无邪”，即其思想内容都合于“周礼”的准则。诗具有形象思维的特点，孔子已注意到这个特点，他说：《诗》“可以兴”，即诗有比喻联想，托物寄兴的特点，容易培养青少年的联想力，以激发他们的道德情感。《诗》“可以观”，也就是说通过学诗，可以观察到社会习俗的盛衰，以培养青少年的观察力。《诗》“可以群”，是说通过学诗，来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以培养青少年的合群性，增进其相互情谊。《诗》“可以怨”，是说通过学诗，运用讽刺形式，批评政治得失，以培养青少年学习讽刺的方法。归结起来，学习诗经，可以教育青少年懂得“事父、事君”的伦常道德，培养忠君孝父的道德情操。此外还可以学一点自然常识，诸如“鸟兽草木之名”。
(2)书经 孔子将春秋以前历代官方的政治历史文献汇编成《书》(称为《尚书》)。它保存了夏商以来特别是西周初年的重要历史材料，编《书》经的目的是为了总结保存，并向青少年传授奴隶制国家的统治经验。
(3)礼经 即周礼，包括奴隶制的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规范和相应的仪节。孔子是重视礼的，他说：“为国以礼”，“不学礼，无以立”。他认为立国要以礼制为核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强调“礼”必须以“仁”的思想情感为基础。离开了“仁”，“礼”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要求达到“礼”和“仁”的统一。所谓“仁”，是孔子提出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精神，“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对统治阶级内部要讲忠、信、恭、敬，对劳动人民要讲宽、惠。这样便于调节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他是主张把“仁”的精神贯注到“周礼”之中去的，“周礼”经过“仁”的充实才可发挥“和为贵”的作用。孔子还提出了一个正名思想，其实质在于呼吁社会权威。可以推想，当时正值春秋末期，社会动荡不安，多种秩序并存，人心浮动，谁都不怕谁，谁说了也不算，没有权威性。所以孔子就大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在君的位置，像君的样子；臣要在臣的位置，像臣的样子；父要在父的位置，像父的样子；子要在子的位置，像子的样子。其目的在于要维护必要的权威意识，这个思想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当时社会正处于新旧权威相互转化时期，要注意防止权威领域出现空白，否则社会失控是难以避免的。
(4)乐经 “乐”即音乐。“乐”与“诗”相连，分别来说，“乐”谓乐曲，“诗”谓歌词，合而言之，“乐”也包涵“诗”。“乐”与“礼”相配合，进行政治道德教育，其作用在于陶冶情操。孔子说一个人的修养应该从学“诗”开始，以激发情感和意志；进而学“礼”，以约束其言行；再学“乐”，以形成其性格。这就是他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不仅是音乐爱好者，很可能十分内行。他与别人一起唱歌，如果别人唱得好听，他一定要求别人再唱一遍，然后跟着别人再唱一遍。孔子在齐国听到舜时的《韶》乐，使得他“三月不知肉味”，说明他整个身心长时期地沉醉在“韶”乐里面。他评价“韶”说：“尽美矣，又尽善矣”，评价周武王时的“武”乐说：“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他提出了文艺的两条标准：一是政治道德标准，称之为“善”；一是艺术标准，称之为“美”。在这两条标准中，“善”是首要的，“美”是其次的，不过他还是主张“尽美，尽善”，即政治道德标准与艺术标准完美的和谐与统一。这对形成中国古代的艺术传统和美育传统有重大影响。中国古代的艺术和美育传统注意朴素，淡雅，天真，含蓄，讲分寸，“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喜而不露，怒而不纵，含而不贫，勇而不莽，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和美育传统，就像中华民族的性格一样：既热烈又恬静，既深刻又朴素，既温柔又高雅，既微妙又直率，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对中国人民的教育和感染是深厚的。
(5)易经 也叫《周易》，大概形成于殷周之际，包括64卦及其卦辞、爻辞，另外还附有卦图、太极图、河图、洛书等图式。它本是一部推究阴阳变化预卜吉凶祸福的占卦书，但书中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如古天文学、古气象学、古代数学的成就，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复杂现象，并且对这些现象又力图作种种解释和说明，因此，它就不仅是一部宗教迷信书，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孔子很重视《易经》，他读《易》，不厌反复，曾把串联《易》竹简的皮绳磨断过三次。晚年他说过：“让我多活几年，到50岁时去学习《易经》，便可以没有大过错了！”他不仅自己喜读《易》，而且还作为经典传授给他的学生。
(6)春秋经 《春秋》本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因为它是按年来编写的，所以就取一年四季中的春秋两字来命名，曰“春秋”。孔子对这部书是加工过的，作过一次修订，并把它用作历史教材。这部史书虽有明确的年月记载，但文字过简，记载的史实仅只是一个大纲或提要，事情的原委记载很不详细。于是后来就有人给它将史实补充叙述和进行评论。这些叙述和评论就叫“传”。给《春秋经》作过“传”的共有三家：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作的叫《春秋公羊传》，春秋末鲁国人左丘明作的叫《春秋左氏传》，还有一位鲁国人谷梁赤作的叫《春秋谷梁传》。
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代表了春秋时期以前的文化知识的一切领域，作为历史材料，是有价值的。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就是从史料价值上肯定了孔子传授六经的历史作用。
六经是孔子私学的主要课程，有人说，《诗》相当于文学课，《书》相当于政治课，《礼》相当于道德伦理课，《乐》相当于音乐艺术美育课，《易》相当于哲理课，《春秋》相当于历史课，这种说法虽不尽贴切，但也不无道理。
六经对于中国古代影响是深刻的。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是喜欢遵守社会公德的，守规矩，讲礼节，这是受《礼》经的影响；中国人是乐观主义、浪漫主义的，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这是受《诗》与《乐》经的影响；中国人性格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关心政治，酷爱历史，追求哲理，这是受《书》、《春秋》、《易》经的影响。
孔子私学教学内容中宗教成分较少，他不愿谈论鬼神和死后的问题，显示了对于宗教的冷淡态度，这是一大长处，但孔子私学教育内容中涉及生产技艺和理论性的自然知识的研究和传授也较少，这又是一大短处。在孔子私学中，自然只是作为类比逻辑中的借喻物，没有成为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对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发生了深广的影响。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形成了轻自然、斥技术的传统，学校教育与科学技术相脱节，学校教育内容和考试内容都排斥科学技术知识，这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