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是一位卓越的企业家，他曾公开地表示“讨厌质量”，六西格玛流程的有效应用提高GE的质量、速度以及效率，使通用成为六西格玛的最大受益组织之一。杰克·韦尔奇曾评价说：“6Sigma是GE公司历史上最重要、最有价值、最赢利的事业。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6Sigma公司，这将意味着公司的产品、服务、交易零缺陷。6Sigma是管理工具中最强有力的、最有突破性的，它适用于名种公司用来增加市场份额、降低成本及提高利益率底线。”
第45节：“数一数二”
质量就是生命，效益就是金钱，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质量是赢得客户信任的基本砝码，有了质量，才能占有市场份额，实施名牌战略，占有优势地位。从温州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质量关乎着一个企业的发展，一个行业的兴衰，一个地区的繁荣，甚至一个国家经济的起伏。
温州人经商规则之二十四
“数一数二”
惟一是争，惟冠是夺。
———温州商人周大虎
这是一个“第一”受瞩目的世界，“第一”代表着绝对的品牌竞争力，“第一”代表着不可撼动的市场地位，“无论是大产品小产品，选择了做什么产品，就要有做第一的想法。”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大虎打火机“别人走小步，我们跨大步”，不仅在国内打火机行业独占鳌头，而且在国外也极有影响力。
哥伦布的美洲新大陆、莱特兄弟的飞机，爱迪生的电灯，贝尔的电话，近千亿美元品牌无形价值的可口可乐，快速发展的网络，MP3，集成电路，新干线，麦当劳的汉堡，平凡的刘翔……这些耳熟能详被人们记忆和广为传颂的人和物，背后有一个特征是一致的：第一。这是一个“第一”受瞩目的世界，太多的商家在博弈、拼杀，挤开对手，打掉对手，努力争取或尽快成功地做第一，认识到第一的重要绝对是一种成功。
惟一是争，惟冠是夺
周大虎的性格以“好胜”而闻名，1995年7月底，周大虎带领温州足球代表队到宁波参加全省的联赛。周大虎提出：“除守门员外，每个球员必须铲５个球，否则开除出球队。”同时，周大虎还找来了两副担架。结果，温州队平均不到两分钟就有一个铲球的打法把对手给打懵了，球员们用个个血迹斑斑的代价换来了温州队的夺冠。周大虎的个性用到了事业上表现为：“我们大虎人的精神，就是要当赢家，惟一是争，惟冠是夺。”
“无论是大产品小产品，选择了做什么产品，就要有做第一的想法。”这是周大虎的理解。目前，大虎打火机不仅在国内打火机行业独占鳌头，而且在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总代理和专卖店，在世界30多个国家申请注册了“虎牌”商标，拥有一大批稳定的客户。多年来，通过自营、代理以及外贸等多种途径，向日本、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等70多个国家，出口了几千万只中、高档打火机，并无一只因质量问题而退货，“虎牌”商标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客商心目中的质量保证。周大虎的目标是继续发扬“惟一是争，惟冠是夺”的企业精神，力创国际名牌，争当世界打火机行业的龙头企业！
“第一”的好处首先表现在品牌上。领先的品牌几乎总是那些最先进入人们心目中的品牌，第一个深入人心的品牌，往往也是最著名的品牌，也是行业中的龙头老大。IBM生产了第一种大型计算机，今天它是计算机行业的第一品牌；可口可乐是第一种可乐类饮料，今天它也是可乐类饮料中的第一品牌和龙头老大，并成了这一类别的代名词；联想是中国最早做计算机的企业，今天它是中国IT领域的第一品牌和龙头老大；海尔是中国最早做电冰箱的企业，今天它成了中国家电业的第一品牌和龙头老大；娃哈哈是中国最早做儿童饮料的企业，今天它是中国儿童饮料行业的第一品牌和龙头老大；惠普公司推出了第一台激光打印机，今天的惠普是激光打印机市场的第一品牌；吉列剃须刀是第一种安全剃须刀，它也正是剃须刀行业的领先品牌。“第一”的概念就代表着步步领先。
华硕集团董事长施崇棠提出了一个“巨狮”理论，所谓的“巨”就是加大市场销售渠道，扩大市场的占有率，增加主板的出产量，以更强的姿态，雄霸主板市场。而另一个“狮”，就是追求狮子一样的品牌，追求卓越的品质，让新顾客信赖“华硕”品牌，让老顾客依旧眷恋着“华硕”产品。施崇棠说：“进入微利时代，惟有做第1名公司，远远领先第2名，取得各产品事业部门在各市场的主导权及市场占有率，公司经营才能成功。”
“巨狮”策略下的华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3年，华硕稳居主机板市场第一，其出货量是第二名、第三名和第四名的总和。这意味着全球每4台电脑就有一台安装了华硕的主机板，华硕毫无疑问成为全球主机板市场的巨狮。而接下来，华硕的目标是在显卡、无线网络、光存储、笔记本电脑以及手机等市场去寻找巨狮的感觉。施崇棠说：“只有巨狮才具备杀出重围奔向传说中美丽草原的能力”。
联邦快递提倡的理念非常清晰：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你必须是第一个发明者，或者必须是最快的发展者，或者是最高附加值的提供者。围绕这条理念，联邦快递在中国市场第一个与中国海关实现电子联网；第一个获得中美之间货运航权；第一个在业内推出简体中文网页，让中国客户随时通过网络查询及追踪货物情况；第一个订购空客A380作为货运飞机。
制造第一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这句话，在有些情况下是错误的，在商场竞争，有时需要“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的胆识和气概。只有制定舍我其谁、抢占“第一”的目标，才有可能抢占先机成功，保持领先地位，成为行业权威或龙头老大。
有没有捷径制造第一？帮助企业快速成就第一的重要方法是模式。模式这个词是有魔力的，麦当劳的第一任老板炸的只是汉堡，第二任老板炸的还是那只汉堡，但他同时打造了连锁模式，让麦当劳获得了大成功。以此为标杆，很多企业成功了，如肯德基、小肥羊、谭鱼头。有人做了这样的比喻：模式被成功者做成了公章，老板拥有公章，章虽只有1枚，而瞬时间盖的章就可以成千上万了，而且还看似轻松。太多的人没有认识到成为第一的必要性，其生意不成功是理所当然，而更多的企业认识到第一的重要性，却没有找出成功的模式，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争第一”不仅仅是一个名次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需要经过坚韧不拔的持续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实现目标的过程是一个拼搏奋斗的过程，还需要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因为这种精神，企业才能越过激流险滩，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要想争第一，就必须超常规。超常规就是创新。当别人走路前进时，我们要跑步前进；当别人跑步前进时，我们要策马飞奔；当别人策马飞奔时，我们要驱车驰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想问题，做事情，有超前意识，才能做到危机来临时，应对有策。创新是后来者快速超越以前成功者的捷径，如：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创新，江南春和分众传媒的创新，李书福和吉利的创新，他们的成功经验让我们惊讶感叹之余，也明确了一点：做第一，就是做创新。
另一方面，要争第一，就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我们所倡导的争第一，不是头脑发热的争第一，不是盲目蛮干的争第一，不是粗放式的争第一，更不是为争第一而争第一，而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争第一。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和企业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如果不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我们就会走一步，退一步，甚至走一步，退两步，最终导致企业的衰亡。
“第一”的市场地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竞争，“第一”的优势可以为企业赢得数倍的品牌价值，不可撼动的顾客忠诚度，行业第一的超额利润。
第46节：洞悉天下(1)
温州人经商规则之二十五
即使生意不大也要洞悉天下
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罗斯柴尔德
信息，尤其是政府和政策方面的信息决定着商人的存亡，一个政策可以成就一个企业，也可以毁灭一个行业。信息是财富的引领者，只有关注信息才能借助大环境，扶摇直上。政治是商战的大环境，只有适应环境，并且利用环境，才能屡战屡胜。
香港回归、江泽民访美……大胆的温州人都视为商机，他们甚至把订制纪念章的业务信息直接寄到了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除了讲究商业道德之外，还包括政治之道。经商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经商者不讲政治就没有市场。据报载，当美俄英法等国的维和部队开往科索沃时，一支华商人马也悄然向南斯拉夫挺进，他们带去了南斯拉夫市场紧缺、人民急需的商品，如凉鞋、T恤衫、灯泡和五金建材等，把物美价廉的物品卖给饱经战火创伤的南斯拉夫人民，对南斯拉夫人民是个鼓舞，同时又抢占了当地市场，可谓既行仁义又获利益之举，这就是政治风波下商人最佳的生存状态。
三顶帽子
介绍温州的文章，经常会提到：“温州五十年代是前线，六十年代是火线，七十年代是资本主义黑线。”因为这三顶帽子，温州人比其他地区的人经历了更多的风雨，受过更多的苦难，并与政府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关系。
“五十年代是前线”是指在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的政权将温州作为他们反攻大陆的桥头堡，一次又一次派遣武装人员在温州登陆，政府决定将温州定为反帝反蒋的前线，准备“放进来，关门打狗”。温州这个小地方，一夜之间从寂寂无声到万人瞩目，随着一次次的登陆、空降、空战，在全国性的大运动、大斗争中，温州的政治之弦，绷得比全国的任何地方都紧。
“六十年代是火线”是指在“文革”中发生在温州的大规模的武斗现象。据说全国当时武斗最厉害的有两个地方，一是武汉，二是温州，与武汉不同，温州厉害之处在于战火猛烈，死伤的人数众多。温州的经济基础本来就差，这一折腾更是雪上加霜，温州人的生活成了大问题。当时的温州粮食、水、煤、电全面紧缺、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所以，流行起这样的民谣：“日昼无米，黄昏无被”；“站着等死（水），坐着倒霉（捣煤）”；“工总、联总、有饭吃就让你总”；“日昼靠天光，黄昏靠月光”。
七十年代，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凭着手艺创天下，本是以防饿死的下下策，却挑衅了政治的神经：全国人民都在老老实实的上班，过着朝八晚五的生活，惟有你们温州人东流西窜的去赚钱，你们就是资本主义的黑线。当时，有一位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以为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吓得簌簌发抖，赶紧声明：“以后不养了。”对温州人来说，“资本主义黑线”几个字是惊心动魄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惨痛。柳市八大王无一不是坐过监狱，或是受过批斗的，个个都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柳市八大王
想了解温州的民营经济，“柳市八大王”是不应被遗忘的一群人，“八大王”是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柳市则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发源地。自古以来，开国元勋总是身处风口浪尖，前途堪忧。同样，作为“温商”开山人物的“柳市八大王”的故事充满了兼有风光和酸楚的传奇色彩。
所谓“八大王”，是活跃在流通领域的8位经营大户，他们分别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矿灯大王程步青、供销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旧货大王王迈仟。他们凭着灵活的头脑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开始了个人创业，并大跨步成为富得冒油的大户，八大王掸掸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开始了新的纪元：他们率先盖起了楼房，买起了摩托车，安装了电话，成了柳市乃至温州最早富裕起来的个体经营者的代表。
第47节：洞悉天下(2)
“机电大王”郑元忠回忆说：“我从小胆子就非常大，出生在柳市的农村，初中没念完就赶上‘文革’，回家当了社员。柳市人多地少，当时我就想，任你怎样‘学大寨’怎样‘战天斗地’，只搞农业是永远挣扎不出贫穷的烂泥塘的。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搞些小作坊，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就成了‘万元户’。后来发现低压电器利润大，我就办了一个低压电器小工厂。几年时间竟挣了十几万元，一下子成了温州的电器大王。”致富，就是如此简单，平实的语言概括了当时“草长莺飞”的现状。
在物质生活上，“八大王”中出了许多的柳市第一。如刘大元是柳市第一个装上电话、第一个购买摩托车的人。他现在还时常想起当时的风光场面：“一路开过来，警察都傻眼了，以为是哪个大人物的子弟。”而李方平那幢造价7万多元的房子，后来被人斥为“将军也没有住上这样好的房子”。
1982年1月，中央下发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当时的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
郑元忠回忆说：凌晨正在熟睡时，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我家，把我从床上拉下来带走，没有经过提审，直接把我关押了1个月，然后，就被押送到了死刑犯的牢里。当时，一股凉气从我心里冒出，“这条命算是完了！”
刘大源是最幸运的一个，他早起上街，当看到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时，暗自心惊。他做出了生平最为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7万元现金来到河边，跳进一只机动小木船，亡命天涯。刘大源回忆说，逃跑时他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
其他几个“大王”的命运大抵相似，或关押，或逃逸，转眼之间，从人生的顶峰跌到了生命的谷底。在社会的洪流中，八大王的命运不是逆流而上，就只有随波逐流，淹没于滚滚红尘。
政府逮捕“八大王”后，温州的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一下子下降为－1.7％，甚至比1981年倒退。温州人少地多，本没有什么资源，也缺少国有企业，打击个私经济之后，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当年下令批捕“八大王”和随后为“八大王”平反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在20年后回忆说：“他们曾经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是我亲笔批文抓的典型案件，也是我亲自为他们平反的，他们给我上了改革之初最深刻的一课。”
被释放出来之后，这些曾站在全国经济浪尖上的“八大王”，难免有点失意和消沉，他们决定从此洗手不干了。只有郑元忠一个人下了狠心，决定再战江湖。性格决定命运，当年的“机电大王”郑元忠，现在仍然是温州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八大王”事件后，郑元忠成立了精益集团，并在短短几年之后，把它发展成为当时柳市低压电器业的四驾马车之一（其中有一家求精集团后来分裂成两家，并分别发展为目前温州最大规模的民营企业：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1996年，郑元忠联合十余家企业组建庄吉集团，如今，庄吉集团已有2000多名员工，年产值超过10亿元。
与郑元忠的风光相比，其他几位则显得有些平淡。“五金大王”胡金林，在柳市后街工业区开了一家三林电器公司。刘大源的“大源螺丝店”已经变成了“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一间单开间的门面，让他可以安享晚年。“目录大王”叶建华在前四街开了一家照相馆，直到1993年关门。他说：“如今是年轻人的时代，年纪大了，也拍不出好照片，不如关门。”“线圈大王”郑祥青放弃了旧业，办起了家用电器厂。“矿灯大王”程步青遭受打击后，就一直在外经商。“供销大王”李方平漂洋过海，定居他乡。“旧货大王”王迈仟于1995年死于肝癌，时年50岁。
沧海桑田，世事变幻，如今的“八大王”已成为昨天的记忆。唯心主义者说：这都是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在商人的眼里：这是机遇，机遇只有抓住了才是机遇，厄运只要避过了就不是厄运。
在温州人的思维模式里，没有“等、靠、要”的说法，温州每年有好几万下岗职工，他们从来没有找政府的习惯，温州人说：“自己的事情，干吗找政府？找市长不如找市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温州人这样说着，也这样做着。
无为而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无所适从的温州政府终于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定位：无为而治，有所为有所不为。温州市长钱兴中曾为自己的政务确立如下准则：“对该管的事要认真管好，对不该管的事要少管、不管；政府放弃‘过时’的职能，逐渐退出微观领域，微观经济活动由企业自主决定，由市场自我调节；市场体制的建立则仍需政府推动；针对市场初期的负面效应，加强政府的管理职能；以规划、引导、监督、服务为主形成政府导向作用。”正是政府官员找到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该放的位置，“在温州，凡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于是，个体工商业、服务业、家庭工厂、雇工经营、合股经营等等百花齐放，温州的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第48节：洞悉天下(3)
20世纪90年代，温州政府的“无为”发展为主动的自觉的无为，政府主动让权，让民营企业大规模进入交通、邮政、科技、材料行业，一位市经委主任曾笑称：“在温州，做官只有福利稍好，我这个经委主任，手头没有什么批条的权力，材料全部让民营企业去做了。”政府的“无为”为“温州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使其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先驱。在温州，有一句很著名的顺口溜：“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也就是说，政府几乎全然置身于企业运营、市场活动之外，以“不管就是保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理念。
2003年，温州市政府提出了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当好“服务员”、“导航员”和“裁判员”的口号。今后在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温州政府主要是做好三件事：第一，尽可能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包括软、硬环境；第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推广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老百姓想干的，只要不违法，政府就不要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即使是合法，政府也不要强迫。第三，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特别要重视抓信用建设，因为信用是决定经济长远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等都可以引进，惟独信用不能引进。
温州人的性格，决定了温州人与政府的关系非同一般，2004年11月12日，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下称管委会）所属征地办公室与温州市龙湾区天河镇新川村委会签订了《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管委会征用新川村土地530亩，一次性支付补偿费469.928万元，新川村委会应在一个星期内交出土地。农民刘万瑞认为，这样的协议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2004年12月29日，59名农民向温州市人民政府提出了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书》。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状告政府是一条想都不敢想的畏途，但在温州地界上，农民告政府已经不再是新鲜事。早在1988年，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全国第一例农民状告县政府的案子，由此开启了中国“民告官”的司法先河。温州人在“民告官”的博弈游戏中，寻求着“双赢”的结局。
在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上海一家企业生产了一种名叫“美国导弹”的冷饮产品，推向市场后，即出现了“一炮打不响”的惨状，遭到了商店和顾客的“白眼”。一个好产品终因取了一个不合国情的名字而未能打开市场。无独有偶，在巴尔干半岛炮火纷飞的时候，利用全世界人民关注那场战争的时机，河南省新乡地区的冷饮商家制作了大批包装上印有隐形2000、F-117A等战斗机的冷饮产品作为提高销售量、牟取利润的手段，结果受到了当地消费者的谴责，被工商部门查封。从经商的角度讲，这些商家是很有市场意识的，但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生在中国，面对的是中国消费者。重利轻义，亵渎神圣民族感情，其结果是“美国导弹”再好也是没有市场的。
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说过：“一些小岛似乎是大自然的实验室，在这些岛上，一些来自大陆的物种进行着自然实验，并逐步进化。”政治是商战的大环境，只有适应环境，并且利用环境，才能屡战屡胜。
第49节：商帮的力量(1)
温州人经商规则之二十六
商帮的力量
去当会长，除了种种公众和企业利益外，我个人也在追求一种成就感。我总觉得我不光能带动一个企业，还能带动一个行业。
———温州商人陈敏
在温州，商会、行业协会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经济中介组织。很多人印名片都把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摆在最上方，而温州企业老板都愿意把所在商会的职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上。温州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副处长王廷说：“750万温州人口中，175万在外创业，还有50万走出国门，每年能赚数以千亿的财富，商会功不可没。商会是温州人在各地征战商场的利器，背靠这棵‘大树’，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互利互助，降低成本和风险。”
商帮是各种商性的集中表现。随着电视剧《红顶商人胡雪岩》、《乔家大院》的热播，国内掀起了“商帮文化热”。2006年5月20日，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第一次高擎起中国商帮文化的旗帜。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图腾：山西商帮，义中取利，信誉第一；徽州商帮，贾而好儒，财自道生；广东商帮，海纳百川，勤劳节俭；浙江商帮，审时度势，稳中求胜。古有晋商、徽商的500年辉煌，今有浙商、苏商、粤商、闽商的风云叱咤，更有京商、鲁商、豫商、冀商等的称雄崛起，中国商帮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生机勃发，其中，温州商会是最为绚烂的亮点。
商会网络
在温州，当被问及温州最大的领导是谁呢？答案绝对不是温州市市长，而是温州商会的总会长。温州很多的企业家是政协代表和人大代表，而这些代表的代表是温州商会会长，由此可见温州商会的总会长在温州地区的威信。另外，在异地成立的温州商会共有129个，几乎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国外也有商会的踪迹，由此可见温州商会的影响之广。
温州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副处长王廷说：“750万温州人口中，175万在外创业，还有50万走出国门，每年能赚数以千亿的财富，商会功不可没。商会是温州人在各地征战商场的利器，背靠这颗‘大树’，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互利互助，降低成本和风险。”
最近几年来，在温州市眼镜商会的组织下，温州眼镜出口量每年都在大幅度上升，1995年眼镜出口额为3亿元人民币，2001年已达40多亿元，在2006年的为期四天的米兰展会上，80多个温州展位被安排在靠近门口的过道，一举拿到了4000万美元的订单。温州眼镜商会副秘书长杨须迈介绍：“商会组团参展，不仅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展位，还能占据有利位置。这次，同去参展的江苏眼镜企业很羡慕，希望下次参展能够编入温州展团。”
商会有什么特征？从表面看，温州商会与明清商帮“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特点极其相似。共同的商业气质和文化脉络把商会成员结合在一起，并且他们有共同的时代、环境、地域特征。浙江总商会会长徐冠巨认为，当代温商给人的形象：是敢于吃苦、善于吃苦的群体，是敢于实践、善于实践的群体，是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群体，是敢于创造、善于创造的群体，是勇于承担责任、乐于承担责任的群体。
不同的商会有着不同的商性。所谓“商性”，是指商业的个性，商人的个性。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商性是在各种不同的生存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不同的地域自然产生不同的“商性”，“商性”无不事出有因。譬如，北京人挟政治而自重，上海人是中国人胸中最早鼓荡着海风的人，广东近代开一代风气之先，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西安历史最为悠久，杭州向为人间天堂，宁波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闽南多山而崎岖，石狮的华侨遍天下，东北多“响马”和“胡子”，正是这些地理、自然、历史与政治的不同因素造就了中国各地的商人们多姿多彩的“商性”。对“商性”的研究，有利于洞察人性，从而更好地铺陈商业。
温州商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形成了强大的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甚至在海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温州人，而只要有温州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班排连营团师军”的完整建制。温商在流向全中国的时候，与其总部的联系就像心脏和毛细血管的微循环系统一样，来自市场末梢神经的大量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总部，总部经过分析、处理，又迅速地反馈回来，从而形成一种遥相呼应之势。这种系统使温商成为自我更新、自我进化的生命机体。
专职“娘舅”
现在社会需要法制商帮，温州商会就是应社会需求而生的产物，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方组织，它能够完成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温州私企协会副秘书长尤江这样概括：2005年全世界每30件衣服就有一件是温州的产品，制鞋业的营业额甚至超过250亿元人民币，民营经济的比重已占温州总产值的95%左右，假如没一个强大的商会组织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展开协调，配合政府进行行业管理，显然会让行政方面成为一只“跛脚鸭”。
温州商会甚至客串了“外交部长”。2001年10月，温州打火机商会在意大利的“眼线”得知欧盟标准化委员会正在拟定一个技术壁垒文件，即规定出厂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进入欧盟市场必须设计有防儿童开启的装置，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CR法案，一旦这个法案通过，占欧盟市场70%的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将失去市场和价格优势。
商会在紧急召开会长会议后，当天就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部门反映。随后，外经贸部和温州商会方面组成7人的交涉游说团出访欧盟。2002年6月，为了配合CR法规的顺利进行，欧盟有关方面对温州打火机进行了反倾销起诉，引起了温州打火机行业的强烈反响，此时的商会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2003年7月，欧盟撤销对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这场官司大约花费200元人民币，全部由温州商会筹集，周大虎说：“我们能赢，与商会牵头有直接关系。因为关系到全行业的事情，企业单打独斗的积极性不高，但商会把我们这些小企业拧成一股绳，给国内的中小民营企业做了一个示范。”
“最终我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慈善家！”温州商会会长陈敏说，他现在自命为温州企业专职的“娘舅”。陈敏当会长的商会以服务会员企业为己任。“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很多事情就不能包办了，这些政府管不了的，企业自己办不了的，就交给商会做了。”陈敏这样说明了商会的定位。诸如行业交流、行业规划、行业展会、行业人才的培训。陈敏甚至考虑到了中小服装企业：“他们没有研发能力或市场销售能力，那么我们建立一个有偿的公共服务体系，这对行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
“娘舅”的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带领企业和政府协调。让陈敏津津乐道的是，有一次，温州的外贸服装企业被有关税务部门查了账，由于销售发票方面不规范。本来定性为偷税漏税，要立案检查。但是这些企业认为并不是故意偷税，而是由于国外配额和退税问题造成的。“我们给相关部门打了报告。”陈敏说，经过相关部门多次研究，最后决定这些企业只需在如实申报的条件下，可以在开具发票的时候给予三个月的期限。
温州经济对商会的需求是内在的、本能的、自发的，其本质是需要形成一个“行业代言人”，以代表行业的整体利益，协调行业内外的各种经济社会关系。这种内在需要首先表现为行业自律的需要。其次是合作的需要。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势单力薄，又没有“娘家”的民营企业逐渐意识到，同行之间不仅要竞争，而且要合作，要形成团体并以团体的名义去保护同行业的利益、促进行业的发展。其三是沟通的需要。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民营企业家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它必然有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诉求。这种诉求就需要沟通，以商会为中介，能使这种沟通趋于和谐、有序。
第50节：商帮的力量(2)
金名片
南昌温州商会会长吴振汉的名片很有意思，正面印着一个头衔：南昌温州商会会长，背后才是他的企业职务，南昌某企业董事长。在温商心目中，会长比董事长要值钱，“在温州，商会、行业协会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经济中介组织。”温州鞋革协会的纪权云自豪地说：“过去我们印名片都把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摆在最上方，而现在变了，企业老板都愿意把所在商会的职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上。”
会长名衔的得来，比董事长还要难。首先，做董事长可以赚钱，做会长还得花钱，温州商会由普通会员、理事会员和副会长、会长组成。会费按照不同级别，多寡不同，如新疆温州商会，普通会员年费100元，副会长5000元，常务副会长1万元，会长则达5万元。沈阳温州商会会长胡定海每年为商会自掏腰包几十万元，“做会长，这些钱应该掏得起，而且必须要掏，否则没有人看重你。”另外，商会会长的职责范围大到商业纠纷，小到夫妻吵架。昆明温州总商会会长张国光每年1/3的时间用于参加各种会议；接待、陪同政府官员；出席大大小小的温州企业的剪彩仪式；处理各种纠纷。四川温州商会会长何必奖说：“一个好的会长是把所有会员的无形资产聚集在一起，使之增值，然后由大家共享。”会长职位看似吃力不讨好，实则不然。
精明的温商对会长的选举表现出十二分的“趋之若鹜”，因为会长职位有足够的诱惑力，会长除了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外，还可以方便的联络当地政府官员，建立私人关系，会长本人的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可以轻松得到银行贷款，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持。商会会长已经成为公认的“金名片”。2005年四川各地温州商会在成都召开年会，需要上百万的会议经费，何必奖在办公室用了20分钟，打了6个电话，轻松地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在由1万多名成功企业家组成的商会里，他的发言是无人置疑的。
温州商会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有着丰富的内涵：政府的影子内阁、民企的聚合效应、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种力量等等。温州商会也成了一个经济现象，商会和市场结合下的温州模式，即今天的“后温州模式”。温州模式中“温州家庭手工 工业”的模式、“工厂＋专业市场”的模式都在一一被克隆，惟独“温州商会”现象难以模仿。
背靠大树好乘凉，温州商会头顶着一片天、脚踏着一方土、风雨中仍高昂着头、冰雪也压不服，并且以枝繁叶茂、蓬勃生长之势，荫蔽着温州军团，书写着温州人的创富传奇。
第51节：商业化的价值观(1)
温州人经商规则之二十七
有商业化的价值观，才有
商业化的操作手法
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
———彼得·德鲁克
温州是“经济的森林，文化的沙漠”？答案是否定的，温州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一个“商”字，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是其文化的根源。正是这种思想使温州人脑子里充斥着“无利不起早”、“平安二字值千金，冒险半生为万贯”等朴素的价值观和务实创新、“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
在世人的眼里，有这样的认识：温州是“经济的森林，文化的沙漠”，温州人只会赚钱，不懂文化。仔细分析，可嗅到吃不到葡萄的酸味，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文化基因决定了温州人的行为和思考方式，温州经济森林的形成是与文化的肥沃土壤分不开的。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温州人吃苦耐劳，勇于创新，勇于创业；温州人模仿力强、渗透力强，敢闯世界，活动范围大；温州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独立性强、竞争意识强，人人争当老板，这些商性无不与温州的文化有关。
温州历代人才辈出，其中的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温州乃至中国历史舞台上熠熠闪光，他们分别是：中国山水诗鼻祖、永嘉太守谢灵运；宋代思想家、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叶适；明朝开国元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刘基；戏曲史上卓越的剧作家、“南曲之祖”高则诚；毕生致力于治学、兴业、办校的朴学大师孙诒让；词学宗师夏承焘；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著名篆刻艺术家方介堪；著名文学史家、戏剧史学家王季思；卓越的考古学家、现代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夏鼐。
功利并举
温州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一个“商”字，这要从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中追根溯源。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提倡“功利并举”、“农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务农和经商一样重要；强调实际的经济利益，农资流通的客观存在。正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所指出的：“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朦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按语)
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倡“经世致用”、“功利并举”、“农商并重”，这不仅与当时中原地区产生的正统理学形成了鼎立局面，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占有很高的地位，并且对温州的经济、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正是这种思想使温州人脑子里充斥着“无利不起早”、“平安二字值千金，冒险半生为万贯”等朴素的价值观和务实创新、“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
这种思想表现为温州人创业时期的不怕丢面子。在20世纪80年代，北方一所著名高等院校门口来了一位俊美的少女，她整天坐在那里补皮鞋，大学生背地里都叫她“补鞋西施”，有一天，一个年轻的男教师来补鞋，和她拉起了家常，有下面一段对话：“你是哪里人呀？”姑娘甜甜一笑：“我是温州人。”“你这么年轻漂亮，大庭广众之下为人家补鞋，不觉得丢面子吗？”“靠手艺挣钱，丢什么面子呀？”“你补鞋补到什么时候？”“补到人人打赤脚时。”“你打算将来干什么？”“想开一家小店，自己当老板。”“好大的口气，你有资金吗？”“你没看见，我这不是在攒钱吗？”后来不久，这位温州少女在闹市区开了一家鞋店，又过了几年，鞋店发展成鞋城，零售转为批发，她的生意规模逐步扩大。
在中国，自古以来，经商被视为“贱业”，补锅、修鞋、弹棉花等缝缝补补的小生意更是贱中之最，很多人宁可饿死，也不做这些掉价、丢面子、伤自尊的营生。而温州人则不同，他们很早就突破了“面子”思想的禁锢，他们是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有的地方文化是宁抢不偷，宁偷不骗，宁讨不工作，而温州人则主张只要赚钱就行。在他们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以人们看不起的菜刀、剪刀、皮刀、剃头刀、螺丝刀这“五把刀”，占据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领域，默默无言地承受着世俗的眼光，踏踏实实地赚钱，等到讥笑他们的人醒悟过来时，温州人已经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在更高的平台上大展宏图了。
现实充满戏剧色彩，多数温州人刚到上海时，被上海人看作是“拉车的”。那时候的上海人最看不起的是温州人，一提到温州人就联想起投机倒把和做苦力的，“迭格温州赤佬，就会投机倒把”，“迭格温州赤佬，只会弹棉花”之类是上海人提起温州人的口头禅。时至今日，温州人改换门庭，以公认的“有钱人”身份在上海滩举足轻重，温州人成了上海人的好朋友，而不是“阿乡头”了。
另一方面，温州人在“信誉”二字面前又极爱面子。2001年11月，温州五金商会成立了锁具维权委员会，举行“独立开发创新、决不模仿他人”的大型签字仪式，制订了《锁具行业维权公约》，根据维权公约的规定，企业研制的新产品经维权委员会登记，由专家鉴定通过、公示后发给维权证书，凡有其他企业仿冒，维权委员会确认后将销毁侵权产品的模具，没收仿冒产品，情节严重的提请工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想不到这一招还真有用，”温州市五金商会秘书长李国荣说，“温州人爱面子，尤其不愿意在同行面前丢脸，这个办法在行业内部形成了一种默契。”温州人不是爱面子，而是深谙“德者得也”之道。
海洋文化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自古以来靠海为生，海洋赋予了温州人独特的性格和心理：不依不赖、富于竞争、敢于冒险、追求功利。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认为，温州模式最重要和最宝贵的地方在于它的精神：一是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二是不断追求、永不满足；三是异常勤劳，敢冒风险，勇闯天下，努力学习本领，善于适应环境。
温州人不怕海，漂洋过海谋生对于温州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温州人不怕冒风险，海上的风浪和海盗是他们人生旅途的调剂品。海洋让他们走得更远，拥抱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温州市地理分布图
作为濒临东海的城市，温州人既有“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也有犹太人那种“愿为财富走四方”的商业精神。“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温州人”，温州750万人口，在外经商办企业的就有225万，每4个温州人中就有1个在外打拼，其中在海外谋发展的有50万人，温州人淘金的足迹几乎遍布世界任何一个可以开拓市场的角落。
2001年5月，上海著名的《新民周刊》以“温商突起沪上”为题，描绘了温州对上海的占领：温州的资本力量，在市场、工业、教育等板块，已经震撼了上海“老大哥”的地位。据上海市人民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流先生介绍，在浩浩荡荡外出的“温家军”中，有1/8把脚步留给了上海，温州人在上海创办的企业，超出了5000家，人数达20万人。在这个国际大都市里的GDP，温州人创造了不少于5个千分点。在上海，温州人创办的市场比比皆是，有周冠成投入巨资改建的大型农贸市场，有林益民、吴宝荣等人创办的上海国际汽车城商贸中心，有邱宗桥等人创建的上海温州经济城，有蔡祈敢创办的上海春申商城，有黄爱国等人创办的大名鞋类批发市场和大都鞋类批发市场。
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温州人还不到6万人，如今至少有23万人。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纽约法拉盛人气最旺的超市，老板几乎是清一色的温州人。巴黎的13区和14区，就是所谓的“温州街”，住着的都是温州人，听到的都是温州方言，甚至警察也得说温州话。温州人的经营特色是从小生意做起，纽约的缅街“新中国”超市老板卢先生，三年前初到缅街，曾在路边摆摊卖蔬菜，他经过自身的艰辛努力，凭着对商机的敏感，很快发展起来。温州人在世界各地的人数与商业势力逐年扩大印证了温州精神的力量。
第52节：商业化的价值观(2)
江泽民主席曾经对温州有过一段中肯的评价：“世界的人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沿海靠山赋予他们这种开放的精神和冒险的精神。”有人戏言，温州打个喷嚏，全球都要感冒，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走出去”的温州人，正在“无孔不入”的影响着世界，有人说温州人太可怕了，温州人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表现出的强悍和无穷尽的潜力。
移民文化
温州是全国重点侨乡，有上千年移民史。三国时期，这里曾是吴国的流放之地。南宋以来，衣冠南渡，隐居瓯越，使温州又有大量人员移入迁出。这些都使中原文化与地域文化在温州碰撞交融形成了文化杂糅的特殊文化。温州移民对温州本地的文化有深刻的影响，据史书记载，温州历代取得殿试资格者，祖籍南方者占六成，祖籍北方者占三成，而真正属于本地籍贯者，尚不足一成。移民文化的特质是融合的、是动态的、是碰撞的，与之相匹配的是温州人抱团打拼、独立思考、敢冒风险和不满足现状的品格。
温州的移民文化让温州人的抱团打拼成为可能，他们提倡有钱大家一起赚，通过“传帮带”提升弱势群体的行动力。温州商人在自己办实业的同时，还承担了另外的任务，就是将自己得到的商业信息传到家乡，然后老乡们再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最后决定是否投资。南京金东南智能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家平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前几天，我与3个资产在2000万左右的温州“小老板”去上海看一个朋友，在晚上吃饭的时候，上海人问我们：“你们在上海有投资吗？”我的一个朋友听了后，就掰着手指数了起来，最后告诉这位上海人：“我们加起来在上海总共有20多套房子。这些房子并不是大家想当然买的，都是由在上海的温州商人提供信息，然后经过考察后，觉得能增值才投资的。”陈家平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在各地的温州人都一样，只要有人觉得什么东西可以赚钱，就会把这种信息带回老家，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移民文化的另一种体现：温州企业的成长和产业的扩散大都是通过家族这个渠道。温州的产业是轻工产业，具有很强的复制性，竞争激烈。当一个青年人在面临就业问题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学一门手艺，而最好的途径是向族内某个有手艺的前辈学习。吉尔达鞋业公司董事长余阿寿曾带出了16名徒弟，现在有15个徒弟都自己办了皮鞋厂。韩田村一家企业的几个股东曾达成一个默契：凡亲戚来厂学手艺，必安排关键位置，让老师细心教导核心技术；有亲戚到厂里进货开店，第一趟都赊货给他作本钱。
目前福建商人在温州大约有1000多人，他们主要从事阀门生产、水果批发、鞋业（经销鞋机、鞋革、鞋料）、化工、服装、眼镜制造等等。温州宽容的移民文化表现为对外来人员的一视同仁，2003年，温州市出台了对纳税大户、企业管理人才、技术骨干等优秀人才入户温州的政策，据了解，温州市目前有15所民工学校，市县700多所公办中小学全部开设了随班就读、民工子弟班，共接纳外来人员子弟15万多人。让外来人员真正享受到“市民待遇”的举措实现了人才的有效集聚。
近年来，数以万计的温州人走南闯北，把市场建在了五湖四海，创造了“温州人经济”。但他们的根仍植在家乡，温州是他们永远的归宿之地，生活的大后方。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温州人从温州的乡村到法国后，可以完全置身于法国人的视线之外。他可以在温州人开的工厂里打工，在温州人家中租房，在温州人开的小餐馆吃饭，请温州的泥瓦匠来家里装修，请温州的电工来安装电器，去温州人开的地下理发店剃头，可以去温州人组织的、只有温州成员的基督教堂做弥撒……温州移民在离开家乡，不远万里地翻山越岭之后，可以重新回到微缩的家园之中。
文化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本”，多元文化是一股发展的动力源，经济是形，文化是神，温州正形神兼备的发展着。文化将温州人的经商理念提高到了哲学高度，也为“温州模式”做出了最好的注解，过去的温州“虽不宜桑而织纴工，不宜粟麦而稻足，不宜漆而器用备”，未来的温州将继续书写它的创富神话。正如费孝通大师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第53节：模式可以复制
温州人经商规则之二十八
模式可以复制
好的模式是寻找优秀创业者的根本。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董事周逵
“温州模式”就是没有模式，因为模式意味着条条框框，温州人其实是在不断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下发展起来的。温州模式创造了温州速度，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没有一劳永逸的模式，温州模式只有与时俱进才能生存。所谓新温州模式就是温州企业通过二次创业打出温州制造的大旗，以品质为先、名牌敬业、科技为先打响温州品牌。
可以这样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是温州模式的代言人。从1986年开始，费孝通三次前往温州调查，并三次撰文解读温州经济发展情况，这也是学术界和经济界广为探讨的“温州模式”的由来。
温州模式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是温州“最困难的时期”。这一阶段是“温州模式”究竟姓“社”还是姓“资”争论最多，也是温州压力最大的时期。“就在这一阶段，费老给了温州支持。”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说。1986年初春，费孝通走访了温州四县五镇，并参观了市区的两个街办厂。根据那次调查，费老在《瞭望》杂志上发表了《小商品，大市场》一文：“我觉得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从这一特点看去，‘温州模式’就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在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费孝通的这一论断，使温州及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关注。“小商品，大市场”从此成为“温州模式”的一种颇具影响的经典性表述。
1994年11月末，84岁的费孝通第二次来到温州。而此时，温州模式在遭遇各地复制之后，正面临着“二次创业”的探索。在经过实地调查后，费孝通又以《家底实、创新业》为题写了再访温州的调查文章，连续发表于《瞭望》周刊。费孝通在文章中说：“温州实践再次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并不都是舶来的、搬来的，也有中国土生土长的。它开始时可能有点四不象，但毕竟是草根经济，有很强的生命力。它既吸取传统的营养，又逢社会变革为它提供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一旦生长起来，就会有芳草遍天涯的情景。”此后，温州市场开始转型，向加大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化迈进。
1998年10月中旬，费孝通第三次来到温州。之后，他又在《瞭望》周刊上发表了《筑码头，闯天下》一文：“温州人从家庭作坊、摆摊叫卖、沿街推销、设店开厂到股份合作、企业集团、资产经营、网络贸易，我也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初期的萌芽到和国际经济接轨全过程的演示，并且觉得可以从中捉摸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内在逻辑和规律。”
费孝通的言论对“温州模式”做了全面的、深度的总结和指导，正如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所说：“在温州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历史阶段，费老三顾温州，给予了温州及时的支持。”在温州模式的光环下，温州成为了一个培养优秀民营企业的“黄埔军校”，奥康、红蜻蜓、报喜鸟、庄吉、德力西等等都在温州成长壮大，这所“黄埔军校”培养了众多的优秀民营企业。
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温州模式下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五个结合”的鲜明特点：
一是与市场的培育和建设结合在一起。在改革开放初的家庭工业发展时期，温州为家庭企业采购原料和推销产品的农民购销员有10多万人，把温州的商品推向了全国各地。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了专业市场与市场网络并举、本地市场与在外市场并存、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并重的完整的市场营销体系。
二是与劳动力的大进大出结合在一起。温州经济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区域经济。一方面，全国县以上的地方几乎都有温州人在做生意，温州市场网络的“节点”多，覆盖面广、运作迅速、触角敏锐、成本低廉，竞争力非常强。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使温州较好地解决了劳动就业和下岗再就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