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最悲痛的心情向全体国民宣告，北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突然因病于今天凌晨二时去世。
我们倍受尊敬的慈父般的领袖，他为了人民群众的**事业奉献终身，为了祖国的繁荣、人们的幸福而鞠躬尽瘁，为了统一祖国，**自主的屹立于世界，操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现在离我们而去，令我们深感悲痛。
宋女士脑子里一片空白。浑身像是被电流击中，好像刽子手按下电椅按钮。这种感觉她以前只有过一次，那是几年前当她得知母亲死讯的时候，但是那次，对于母亲的去世，她是有心理准备的。
她从来没有听说金日成有什么病痛；仅仅三周之前，他们还在电视上看到他精力充沛的会见吉米卡特。这不可能是真的。她试图集中精神好好听听电视里说什么。他的嘴唇在动着，但是却不知所云。难以置信。她开始嚎啕大哭。
“这让我们怎么活啊没有统帅，我们该怎么做啊”这些话脱口而出。
她丈夫根本没有反映。脸色苍白，面无表情的凝视这半空。宋女士却不能保持安静，整个身体热血翻涌。她冲下楼来到房子前面的院子。很多邻居也来了。他们双膝跪倒，以头呛地。恸哭声响彻云霄。
宋女士的大女儿玉熙结婚以后辞去了在建筑公司宣传部门的工作，但是她仍然时不时的被小区叫去参加义务演出。她曾经接受过播音员的专业训练，用车载扬声器鼓励工人们努力完成工作指标。她清晰且权威式的声音在哪里都有用武之地。玉熙也不可能拒绝当地公安局要求她去解说一个希望公众配合的短片。还必须非常严肃的去背诵大量诸如“让我们抓住更多的奸细来保卫祖国，”和“如果犯罪，立即坦白。”这类的话。
彩排之后，她精疲力尽的慢慢踱回家，期待着马上吃午饭。此时，玉熙注意到大街上空空荡荡。她和丈夫还有两个孩子住在熙熙攘攘的清津火车站的斜对面。
当她上了楼，她很惊奇的发现门锁上了，她知道丈夫此时应该在家的。她还听见旁边公寓里传出了电视机的声音。她轻轻推开门，朝里面张望。她丈夫正和其它邻居们一起，盘着腿坐在地板上。他眼睛红红的，但是此时，他没有喝醉。
“嘿，怎么啦怎么中午也放新闻”她问道。
“闭嘴，自己看，”她丈夫吼道。对他易怒的脾气已经习以为常，玉熙也没多说什么。
房间里每个人都在哭–是的，每个人，除了玉熙。她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悲伤，不是高兴，可能有点恼怒。她现在想到的只是饥肠辘辘的肚子，对其他的她毫无兴趣。金日成可能死了，她想，但是我还活着，我要吃东西。为了不引起注意，她尽可能静静的坐着，也不知过了多久，她起身离开。
“好了，我要回家准备中饭了，”她告诉丈夫。
他非常鄙夷的看了她一眼。虽然因为酗酒和坏脾气使得他没有机会加入劳动党，永洙却自视是个高级干部，喜欢以自己的标准对周围的人指手划脚。在家，因为玉熙拒绝做，每天是由他给父子画像掸灰清洁。现在永洙怒气冲冲的看着对这个死讯无动于衷的妻子。当她离开房间的时候，永洙哼道，“你简直不是人。”
玉熙回到自己家，准备好午饭。她打开收音机边吃边听。播音员已经谈及继承人的问题。
只要伟大领袖唯一的继承人亲爱的金正日同志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此时独自一人坐在家，她仿佛已经可以看见这将带来的灾难。希望金日成死后，北朝鲜可能有些改变的幻想立刻破灭。大位传给儿子。事情不会变得更好。此时，她仿佛听见父亲的话在耳朵里回荡。“儿子比老子还坏。”
“现在，我们真的生不如死了，”她自言自语。
直到此时，她眼睛里才满是自怜的眼泪。
金赫，那个在果园偷梨的男孩，在金日成死的时候已经十二岁了。此时，他开始在清津lu学第一年的学习，这大概相当于美国的七年级。宣布金日成死讯的那个早上，他还在纠结要不要去上学。他有很多讨厌学校的理由，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家里没有什么吃的可以带去学校当午餐。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也是两眼望着窗外，想着如果在外面的话就可以想方设法的找些吃的。他不是去镜城的果园，玉米地，就是去火车站附近的小贩那里偷些东西吃。事实上，他前一天，再前一天都逃学了。所以今天他不敢去上学，他的老师肯定会因为他屡次逃学而揍他的。他已经迟到好几个小时了，但是现在他更迈不开腿了，总想着要不要掉头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他的朋友们兴高采烈的从学校跑出来。他们被通知回家看中午的一个紧急通知。
“哦也不用上学了，”金赫边喊着边和朋友们一齐跑开了。
他们径直去了市场，想在那也许能从小摊档上讨到或者偷些吃的。但是当他们到那里里的时候，所有的小摊点都关门了，整个市场空空荡荡的。看到的几个人也都跪在地上磕着头哭着。突然，金赫感到那不是在玩。
在平壤，俊相正享受着慵懒的周六的早晨。他躺在床上，膝盖上放了本书，在这大学里难得的闲暇时刻放松放松自己。在家，父亲不准他在床上看书，说这对他眼睛不好。即使时间还早，窗户也都开着，天气却已经很炎热，俊相只穿了t恤和短裤。突然有个室友跑进来，告诉他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中午时分在操场集合，有紧急通知。
俊相很不情愿的爬起来，穿上长裤。像其它人一样，他想肯定是关于核危机的通告。他承认他很紧张。尽管卡特来访了，俊相确信北朝鲜和美国的对抗不可避免。几个月前，他的大学里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咬破手指，以鲜血签名，发誓如果爆发战争，他们将志愿加入朝鲜人民军。当然，每个人都是被强迫的，但是也有少数女生，也划破手指签了这样的誓约。现在俊相只是想撑到大学毕业，如果撑不了一辈子话。
“就是这个了，我们马上要打仗，”当去操场列队的时候，俊相这样告诉自己。
在操场上，大概三千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按年级，专业和宿舍顺序列队，等着通知。烈日当头，他们一个个汗湿了自己的短袖制服。正午时分，一个女声，颤抖着满是悲伤，从扬声器里传来。扬声器很老旧，声音夹杂着啸叫，俊相几乎听不明白说什么，但是能断断续续的听到几个字–“去世”，“病”而且他从人群里迅速传播的悲伤里也可以猜到个大概。开始有人抽泣。人群里有人晕倒。没人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一个个，三千人陆陆续续都坐在滚烫的地面，抱着头。
俊相也坐下来了，不知道该做什么。头深深的埋在手里，这样就没人看见他脸上的疑惑，他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抽泣声。他还偷偷看了一眼他那些痛不欲生的同学。他很惊奇的发现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哭的。他感到很尴尬，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看小说看电影的时候经常被感动到落泪，而且对于弟弟对此的无动于衷感到愤慨，为此父亲也没少批评他，说他怎么“心软的像个女孩”。他又擦了擦眼睛，确认是不是真的没有眼泪。眼睛干干的。他没有哭。他是怎么了呢为什么金日成死了，他却一点都不悲伤他爱戴金日成吗
作为一个已经二十一岁的大学生，俊相对所有权威都持怀疑态度，包括对北朝鲜当局。他也对自己这种怀疑一切的能力感到自豪。但是他并不认为他自己这样做就是煽动分子或者国家的敌人。他信仰**，或者至少相信**也是有缺陷的，然而它比资本主义更公平，更人性。他曾经想象他最终得以加入劳动党，并且为祖国的进步贡献一生。这也是所有顶级大学毕业生的期盼。
现在，被抽泣的学生包围着，俊相很困惑：如果其它人真的那么热爱金日成，而他却不是，他又怎么可能融入其它人他自己思考自己对此事的反应，是否太理性、太客观，但是他突然感到一阵害怕。他很孤单，以他对此事漠不关心的态度，说明他完完全全是个孤家寡人。他总是认为在大学里，他有些志同道合的好友，但是现在他才意识到，他对他们根本不了解。当然，他们也不了解他。如果他们了解的话，恐怕他早就惹上麻烦了。
对他的检举揭发也会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严重：因此他的未来，现在全部系于他哭的能力上了。不仅仅是事业前途，还有劳动党党员资格，甚至是他是否能生存下去。这可是事关生死的大事。想到这里，俊相满心恐惧。
起初，他深深的低着头，所以没人能看到他的眼睛。随后，他决定长时间睁着眼，这样眼睛就会变得很干，然后就会有眼泪流出来。就像一个睁眼的比赛。凝视。流泪。再凝视，在流泪。最终，这变成无意识的动作了。身体取代了情感，突然间，他就真的哭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瘫坐在地上，身体来来回回的晃动着，像所有其它人一样抽泣起来。没人看得出破绽。
在中午消息正式公布后几个小时，整个北朝鲜的人们开始聚集到金日成的雕像前，寄托他们的哀思。据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统计数据称，北朝鲜有多达三万四千座伟大领袖的雕像，每一座雕像前都满是悲伤拜倒的民众。
清津有五十万人口，但是只是在浦项广场有一个二十五英尺高的铜像。巨大的广场挤满了人，很多人被挤到至其正东面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前面的草坪。人潮沿着铜像前面宽阔的第一大道一直延伸到省剧院。而且像轮子的辐条一样，连接广场的街道也都挤满了人群。从天空看下去，人们就像一队队的蚂蚁，向着一个目的汇聚到一起。竭斯底里加上拥挤，使得人群里滋生出危险。人们开始不断的向前涌去，成排的人们被推倒，后面的人踩踏着前面已经倒地的人，雕像围着的整洁的篱笆也被踏平。几个街区以外，通过潮湿的空气使得从广场传来的声音听上去像是暴乱中的呐喊。天气也是一会儿瓢泼大雨，一会儿酷热难当。没人可以戴帽子或者遮阳伞。太阳就这么当头直射，湿漉漉的人行道变成了桑拿房。人们看上去像是要被融化在泪和汗的海洋。很多人昏过去。第一天，警察试图用绳索将人们隔成一排排，使得人群得以控制。
祭奠者由工作单位或者学校班级组织。每个团体都要献花–大多是菊花，亚洲葬礼上传统用的花–如果买不起，可以代以自己采摘的野花。人们排成十到二十五人一排，等着他们的顺序，像波浪一样，一排排向前。那些因悲伤过度而无法站立的人都被其它人架着胳膊。一旦排到，他们朝雕像走上几步，跪倒在地，磕着头，然后虔诚的望着天。金日成的雕像矗立在头顶，目光注视这广场，头部高于旁边高大的松树，整个雕像有三层楼高，单单是铜像的脚就高过任何人。对于脚下的敬仰者来说，铜像就是人，他们直接同他谈话。
“abogi，abogi，”老妇人哭道，这个朝鲜语的尊称一般用于称呼一个人的父亲或者是神。
“你怎么能这样突然离我们而去”下一个男人这么叫喊着。
那些个还在等待的人们，有的跳着脚，有的痛苦的锤着脑袋，有的夸张的晕倒，有的撕扯自己的衣服，有的紧握双拳，徒劳的朝天发泄。男人和女人一样痛哭流涕。
这种装模作样的悲伤表演后来却演变成一种另类的比赛。谁哭的最大声谁最竭斯底里悼念者的画面充斥着电视新闻，电视新闻可以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播放人们哭泣的画面，成年人脸上挂满泪珠，用头撞着树，水手们向着桅杆鞠躬，飞行员在飞机座舱中哭泣，等等诸如此类的画面。
“这是我们国家在朝鲜民族长达五千年历史中最为悲恸的时刻，”平壤电视台主持人吟诵着。
北朝鲜的宣传机器全力开动，甚至泡制离奇的故事称金日成并非真的去世。在他去世不久，北朝鲜当局开始在全国境内树立起三千两百座叫做“永生塔”的石碑。金日成死后仍然保留国家主席职位。他死后不久拍摄的一部电影，也宣传如果民众足够悲伤的话，金日成就能得以复活。
当伟大领袖去世的时候，数以千计的白鹤从天而降护送他远去，但是当这些鸟儿看到北朝鲜人民是如此的恸哭，呼喊，捶胸顿足，拉扯着自己头发，以头呛地之后，他们也不忍心将他带走。
上述所有自然流露的悲伤之情成为一种爱国义务。妇女不得化妆或在十日的国丧期间烫发。喝酒、跳舞，音乐等娱乐也被禁止。人民班也仔细记录人们去雕像前寄托哀思的频率。每个人都被盯着。他们不仅仅紧盯人们的行为，同时也关注面部表情，以及语音语调，以此判断人们的悲痛的真实度。
美兰在十日的国丧期间不得不每天去两次，一次是和幼儿园的孩子们，还一次是和同单位的教师们。她也开始有些害怕，不仅仅是怕不够悲伤，还担心弱小的孩子被踩踏，或者哭得太过于竭斯底里。她班上有个五岁的孩子每次都哭的特别大声，特别伤心，以至于美兰很担心她会晕倒。但是不久她就发现，这个女孩只是把唾沫吐在手上，在抹在脸上。她没有真正的眼泪。
“我妈妈告诉我如果我不哭就是个坏小孩，”小女孩后来坦白道。
清津的一个知名女演员发现她处境非常不妙，她哭不出来。这不仅仅将她置于政治危险之中，甚至还事关其职业生涯。“这是我的工作。按要求我必须要哭，”这个演员，金惠英，多年后在汉城这样回忆。
姜赫和他学校的朋友去雕像那里非常频繁，因为在鞠完躬后可以领到糯米饼。他们敬完礼后，为了多吃糯米饼马上又去排队敬礼。
在北朝鲜数以百万计的哀悼金日成去世的人们之中，有多少假，多少真呢他们真的为伟大领袖的逝世而恸哭还是为他们自己而痛哭呢或着哭泣仅仅是因为其它所有人都在哭根据研究大众行为的历史学家塞伦和查尔斯麦凯经典名著异常流行幻象与群众疯狂的作者，的研究发现，竭斯底里是能传染的。在一大堆哭泣的人群中，人们自然的反应也就只有哭了。
毫无疑问，很多人也是发自内心的对金日成的去世感到悲痛。或是基于震惊又或是悲痛，很多北朝鲜的年长者在哀悼期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因此紧接着的一段时间里死亡率有着显著上升。还有很多人用自杀来表达他们的悲痛之情。他们从建筑物顶上纵身跃下，由于北朝鲜买不到安眠药，而只有军人才有枪和子弹，跳楼就成了北朝鲜最常用的自杀方式。其它一些人就会绝食自杀。清津市医院儿科医生，金智恩医生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第七章
酒瓶当点滴
咸兴医院里的男孩
金日成去世时，清津已经没有汽油开动屈指可数的那几台救护车，病人必须靠人背着或是用木头推车送到医院。金智恩在一家小的地区医院工作，因为这家医院离浦港广场最近走路大约只要十五分钟，所以那些在铜像前推挤中受伤或晕倒的人全都被送来了，让这家原本就很小的医院更是显得人满为患。金属病床上都躺满了病人，一个小病房里挤了五张床，还有更多人坐在木头长椅上或躺在昏暗的走廊上候诊。医院内白天很少开灯，因为电全被用于不分昼夜的照亮金日成铜像。由于伤寒疫情爆发，这个夏天本就忙碌异常。在儿科，父母带着病怏怏的孩子来看医生，这些孩子都是在骄阳下啼哭而导致了严重的脱水，有些人甚至出现痉挛现象。通常金医师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八点。不过这些日子，除了抽空到铜像前表达哀思，她几乎整天都待在医院。尽管如此，她从未抱怨工作时间过长。金医师非常看重自己的行医信约。何况辛苦工作也能让她暂时忘却自己早已亮起红灯的个人生活。
二十八岁的金医生是这家医院最年轻的医生，也是个子最小的。她穿上鞋也不过四呎十一吋一百五十公分，勉强能够高过她的小病人，体重也不到一百磅四十五公斤。金医师有着像弓一样略弯的嘴唇和心形脸蛋，给人纤细柔弱的感觉。或许是为了避免这点，她总是摆出一副严肃的态度，而且她的同事，尤其是男同事，很快就明白不能小觑她。虽然认为金医生不容易相处，但他们都认为她是个好医生。她总是第一个志愿承担那些无薪的额外排班。下班后，金医生还要到劳动党书记办公室工作。就跟北朝鲜其它机构一样，医院也设有党委书记。党委书记的工作是确保工作场所意识形态的正确，与挑选适当的入党人选。虽然医院里大概每四名医生才有一名有机会获准入党，金医生却很自信自己会被选中。其中一个理由是女性比较容易获准入党，因为女性绝大多数不喝酒，而且一般来说比较守规矩。其次是金医生自律且不苟言笑的性格，未来也会是个尽心尽力的党员。她对北朝鲜政府的奉献与热爱无疑是真诚的，因为她自小就受到父亲的熏陶。
在朝鲜和中国边境图们江，鸭绿江上，几个世纪历经来来回回的迁徙，因此满洲有着大量的朝鲜族人口。金医生的父亲就是在出生在中国靠近朝鲜边境的一个说朝鲜语的村子里。在一九六零年代早期，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为了逃离毛发动的灾难性的大跃进及引发的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大饥荒，他来到了北朝鲜。金医生的父亲认定是金日成而不是毛，才真正代表着**，是能给像他一样的工人阶级以真正平等及公正的对待。他仅仅是一个建筑工人，只读过六年书，但是他的聪明才智，全心奉献都被北朝鲜所认同，他甚至还被劳动党接纳为党员。他在所工作的建筑队担任党委书记直到几年前的轻度中风后才从岗位上退休。因为没有儿子，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希望女儿能够替他继续为党、为祖国奉献一生。
未来的金医生对所担负的责任也是满怀激情。在七岁的时候，她光荣的加入少年先锋队，脖子上戴上少先队标志性的红领巾。在十三岁的时候，她进一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自豪万分的佩戴上金日成像章。加入青年团几乎是每个北朝鲜人必经的仪式，但是对于一个十三、四岁或者十五岁的孩子来说，加入青年团要靠个人的操行及学习成绩。还早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金智恩就表现出比其它孩子成熟。她写的一手漂亮的好字，上课也总是第一个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学习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就被特别选拔进去医学院学习，尽管她曾经梦想当个教师或者记者。然而作为一个建筑工人的女儿能被选择成为未来的医生，也是莫大的荣誉了。
还在十六岁的时候，她就进入清津医学院，她的同学们都比她大两岁，而且三分之二是女生。在完成七年的学习后，她开始在学校的附属医院，也是咸镜北道最富盛名的道第二人民医院的实习。那时候，她看上去仍然像个只有十几岁的青少年。当地人把这个医院叫做“捷克医院”，因为早在一九六零年代，朝鲜还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时，有一队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医生带着x光机和育婴箱在这里施诊。现在虽然捷克的医生早已离开，大部分的医疗设备都被塑料带封存了起来，但是医院仍然保留着欧洲医院的名声。实习期过后，金医生作为正式医生被分配到一个小医院，这个医院服务于浦港区，她就住在这一区。
金医生早上七点半就要到单位报到。按规定，她每天需要工作十二小时，看至少三十二名病人。通常上午她会在医院，而下午则会随医疗小组出诊。她穿白大褂，头戴可以罩住头发的白帽子，使得她看上去像个做快餐的厨师。她总是随身带个很重的医疗包，里面装着听诊器，注射器，绷带，消化药片，抗生素等等。作为三人医疗小组的成员，她要走访学校小区。朝鲜每个小区都有卫生室，同人民班设在一起。
“医生出诊医生出诊，”这样的喊声回荡在小区里。之后，人们就会在小区卫生室前排起队，大人带着哭闹的孩子排成一队，准备让医生处理手上的伤口，或者身上出了几个星期的疹子。
北朝鲜的医生被期望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由于缺乏x光机，他们通常只能使用简单的x光透视机，让病人曝露于高度辐射下；不少老医生也因此落下白内障。需要的时候，医生不仅要捐血，还要捐出小块的皮肤移植给烧伤病人。金医生因为身高体重远低于平均值，得以免除这最后一项义务，但她仍然要到山上采摘药草。
亲自调制药品也是北朝鲜医生的要务，住在温暖气候地区的医生还要自己种植棉花来纺制绷带。医生全都得外出采集药草。金医生的工作单位尽可能在春秋两季各腾出一个月的时间让医生去采集药草。这段期间，他们睡在荒郊野外，几天才洗一次澡。每人都得采集到规定的数量，然后将采到的药草运回医院的药剂室，接受秤重。如果重量不足，还得继续去采。他们通常要深入山区人迹罕至之处，因为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早已被想卖药草或留作自用的人们给采光了。其中最抢手的是芍药根，能用来放松肌肉，治疗神经疾病。野山药可调节女性月经周期，蒲公英有助消化，姜可以防止恶心。苍朮属植物也是一种颇受欢迎的中药，能增强免疫力，没有抗生素的时候就得靠它了。
多年来，北朝鲜医院一直采用草药疗法结合以西药。医师不用止痛药，而用拔罐──一种让有吸力的小杯刺激人体特定部位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的方法。另一种方法也是源自于中医，就是用艾草针灸患病部位。由于缺乏麻药，对一些简单的手术如切除阑尾，医生就用针灸代替。
“有效的时候会很有效”，多年后，金医生这么跟我说。没效的时候呢病人会被绑在手术台上，以免他们乱动。多数时候，北朝鲜人在接受治疗时都很能忍痛。“他们才不像南韩人，稍微有点小病就喊得震天价响”，金医生说。
尽管有很多缺点，北朝鲜的公共卫生系统还是给予人民远优于共产党时期之前的医疗服务。这种享受“全面性的免费医疗服务改善劳动人民健康”的权利，实际上明文规定在北朝鲜宪法上。金医生对自己身为这个医疗体系的一员也颇为自豪，也对自己能提供病人医疗服务感到高兴。但到了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北朝鲜医疗体系的弊端日益凸显。许多医疗设备不是过时就是不堪使用，原本制造这些机器的社会主义集团国家的工厂现如今都已私营化了，因此也得不到设备的配件。清津的制药厂因为缺乏原料与电力而减产。北朝鲜也没有资金从国外进口药品。金医生巡诊时提的袋子越来越轻，以至于到最后里面除了听诊器什么都没有了。她只能帮病人开处方，希望他们有亲戚朋友在中国或日本，或是用私藏的钱从黑市买到药品。
一九九三年，金医生首次与医院领导层发生严重冲突，令她心灰意冷。当时她负责诊疗一名二十七岁的男子，这名男子被判以经济罪也就是说他曾经从事私人买卖。他被判七年有期徒刑，在服刑满三年后，从监狱转到了医院。这人被打的全身是淤青而且严重营养不良，瘦得连肋骨都清晰可见。他还患有急性支气管炎。金医生想给他打抗生素，却遭到领导拒绝。
“他是罪犯，我们应该把抗生素留给其它人”，上级告诉金医生。
金医生愤怒了。“他已经被送到医院来了，病人就是病人，我们可以救他。他没有抗生素的话，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她严正地反驳。
她执拗的一面在这件事上表露无遗。金医生并不善罢干休，为此事她同领导一连争论了数日。最终，垂死的年轻人还是没有治疗就出院了。金医生每天到他家两次，但这名病人的病情却日益严重，意志也越来越消沉。他嚷着：“我不应该继续活下去。”不久就自杀了。金医生深信自己和医院要为他的死负责。她和上级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也一直持续着，于是她主动申请调到儿科，她认为那里的情况不会这么政治化。
于此同时，金医生的个人生活也出了问题。不像事业上的成功，她的爱情生活一点也不美满；她工作狂加完美主义的风格，使得男人们对她都敬而远之。在正式参加工作后一年，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约会的男友和她分手了。此事对她打击巨大。她求朋友帮她介绍了一个人，在第二次约会后就同他订了婚。她丈夫同她一样年纪–二十六岁–但是由于在军队服役，此时还只是个大学一年级新生。由于她已经工作了，她想他们可以依靠她的工资直到丈夫毕业。
“你会伤了他的自尊心，”金医生的母亲担心的说。一个女医生嫁个一个大学生“男人不喜欢他们的妻子赚的比他们多。”
在结婚的当晚，金医生意识到她犯下了个多么可怕的错误，但是她很快就怀孕了，因此也没有机会逃离。几个月后她生下了孩子，在给年幼的儿子哺乳完之后，她搬出了丈夫家，回到了自己父母家。按照朝鲜传统，孩子由她的公婆照顾；如果离婚的话，孩子的监护权也在父亲一边。
如果赚的多是她婚姻不幸的罪魁祸首的话，那么令人颇为尴尬的是，她的薪水最终却消失了。她曾经能赚一百八十六朝元一个月，按照官方汇率大概值八十美元，是一般普通工人的三倍。用这些钱，她可以养活丈夫，自己的父母，甚至还能帮衬一个已经出嫁的妹妹。随着薪水消失的还有食物配给。在此期间，她发现自己不得不去集体农庄的果园去偷梨子，在乡下去搜集吃的。她也时不时的接受病人的礼物–一袋面条或几个玉米棒，这使得她觉得非常尴尬及不舒服。金医生知道其它医生收取贿赂以换取原本免费的医疗服务；她决定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但是回过头来，她也饥肠辘辘。
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她早年的美好憧憬慢慢都变成失望。她离婚了，同父母住。她失去了孩子的监护权。她现在比以前更加努力的工作，然而得到的回报却比以前还要少。她又饥又累，贫穷而且找不到真爱。
这就是金医生在金日成死的前一年的不幸处境。
与大多数北朝鲜人一样，金医生是从中午的特别广播中得知金日成的死讯。当时她才护送完一名伤寒病人到一间特殊诊所，刚刚回到医院。进到医院大厅，就看到医生、职员与病人全在全院唯一一台电视机前面哭泣。
金医生花了四十分钟才走回自己位于市体育场后面的公寓，她的眼睛噙满泪水，几乎看不清自己蹒跚在人行道上的双足。父亲在家睡觉。听到她的脚步声，于是坐了起来。
“怎么了妳的病人过世了吗”他惊慌地问。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对病人投入的感情有多么深。
金医生倒在父亲怀里。她从来没有哭得如此伤心过，即使是在男友抛弃了她，婚姻破裂孩子被带走，还是父亲中风的时候。这些全是人生可预期的挫折。即使金医生是一名医生，受过高等教育，了解人的自然规律，也深知人不免一死，但她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在金日成身上。
她同事的感受也差不多。当他们在医院昏暗的走廊上彻夜工作时，会交换自己听到的小道消息。其中一种说法是，金日成是被美国的军火贩子暗杀的，因为他们想破坏即将来临的南北高峰会，届时金日成会跟南韩总统金泳三会面──北朝鲜宣传政策中反复出现的一点就是美国蓄意让朝鲜半岛分裂。
金日成刚去世的那几天，金医生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由于处于震惊与睡眠不足之下，她隔了好一阵子才发现，自己家里也早已危机重重。她的父亲自从因病退休之后就陷入忧郁，伟大领袖的死对他更是个打击。他躺在床上，拒绝进食。
“如果像金日成这么伟大的人都会死，那像我这种一无是处的人又何必活着浪费粮食”他哭道。
金医生试着跟她的父亲讲道理。先是好言相劝，然后提高音量，最后连威胁也用上了。
“如果你不吃，我也不吃。我们一起死好了。”她这么说。她的母亲也威胁要绝食。金医生还把医院的党委书记找来一起劝他。她也试着用静脉注射的方式让父亲维持体力。
金医师的父亲开始呓语。他一会儿赞美金日成，一会儿又辱骂他。一天他说自己是如此敬爱领袖，没有领袖他活不下去，另一天他又低声说金日成的死清楚的证明了北朝鲜的体制完全失败。他要女儿从医院带些纸回来，勉强撑起身子，潦草地写了张便条：
身为劳动党党员，我最后的任务就是让我的长女继续我的工作。请指导她，让她成为优秀而忠诚的党员。
他把信交给金医生，要她转交给医院的党委书记。然后他又拿了一张纸，在上面胡乱画了一个看似相当复杂的金字塔，每个塔阶标示着姓名与数字，那个图怎么看都像是疯子的涂鸦。金医生以为父亲神智不清了。
他示意金医生坐到他的身旁。他身体已经虚弱得只能轻声说话。
“这是我们家在中国的亲戚。他们会帮妳。”
那是一张族谱。金医师感到震惊。难不成父亲是在暗示她离开祖国，到中国去这是逃离中国后，亲自跪着教导她读书写字，对金日成忠诚无比的父亲会说的话吗他会是叛徒吗金医生第一个反应是撕碎它，但她无法毁掉父亲的遗言。于是她拿出一个收藏纪念品的小铁盒，上面有锁与钥匙，这是她少女时期留下来的东西。
她把父亲的草图折好，锁进箱子里。
金日成安厝于一处地下陵寝，他的遗体在经过防腐处理后公开陈列，这是一九二四年列宁死后**的传统。北朝鲜政府举办了为期两天七月十九日与二十日的隆重葬礼。平壤广播电台报导有两百万人参加了这场仪式，金日成的灵柩放在凯迪拉克车顶上巡回整座城市，后头跟着踢正步的士兵、军乐队、以及架有领袖肖像与花叶装饰的加长型礼车车队。百辆车组成的车队行列从金日成广场出发，行经金日成大学与市中心一百英呎二十九四米高的金日成铜像这是北韩最大的金日成铜像，最后停在革命门前，这是巴黎凯旋门的仿制品，只是更为巨大。次日有一场纪念仪式。正午十二时，全国各地警报声响起，车辆与船只鸣按喇叭，每个人立正默哀三分钟。国丧期间终于结束。该是国家返回正轨的时候了。
金医生有许多机会藉由工作来忘记悲伤。她的父亲在金日成葬礼后的一个星期去世，所以她晚上也不想回家，宁可更长时间的工作。热浪尚未结束，始于夏天的伤寒现在成了席卷各地的重大疫情。
因为排水系统不佳，清津市很容易爆发疫情。排水系统是在朝鲜战争后仓促重建的，未处理过的粪便被冲入妇女用以洗衣的河川。随着电力断断续续，自来水也不太稳定。通常早上与下午会有一小时的水电。人们在家里用大桶子储水几乎没有人有浴缸，而这些水桶就成了细菌温床。没有人有肥皂。伤寒可以用抗生素轻易地加以治愈，但到了一九九四年，北朝鲜却几乎得不得这种药品。
一九九四年的炎夏之后，迎来了罕见的寒冬，山区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十五度。来年夏天出现暴雨，洪水淹没了农田。这让北朝鲜政府有了不失面子的借口，首次公开承认国内出现粮食短缺。一九九五年九月，联合国赈灾小组获准进入北朝鲜，他们得知水灾所造成的损失已达一百五十亿美元，五百二十万人受灾；九万六千三百四十八栋民宅被毁，五十万人无家可归；减产一百九十万吨的农作物。
在儿科病房，金医生则注意到她的病人出现一些奇怪的症状。在她治疗的孩子当中，凡是一九八零年代晚期到一九九零代早期出生的，体格都小的惊人，甚至比金医生自己读小学时的个子还小，她当时是班上最矮小的学生。这些孩子的前臂瘦到金医师只需要用自己的食指与大姆指就能轻易圈住。他们的肌肉软弱无力。这是肌肉耗损的症状，也就是身体在饥饿状态下会吃掉自身的肌肉组织。这些孩子因便秘而来看诊时，症状非常严重，以至于他们痛得蜷缩着身体，痛苦的嚎叫。
问题出在食物上。粮食短缺使得家庭主妇开始采集杂草与野草加到汤里面，营造出一种蔬菜的假象。玉米逐渐取代大米成为主食，而且还在玉米里参入玉米叶、玉米壳、玉米茎与玉米芯使得玉米饭煮的更多一些。大人还撑得住，孩子稚嫩的胃可受不了。在医院里，医生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最后他们决定给这些母亲一个烹煮上的建议。“如果妳们要煮野草或树皮，就必须把这些东西磨得很细，然后煮久、煮软一点，这样比较容易吃”，金医生告诉她们。
年纪稍大些的孩子与成人则是出现另一种奇怪的新症状。病人的双手和沿着锁骨一圈长出发亮的疹子，长在锁骨附近的，感觉就像戴了项链，要是长在眼睛周围，看起来如同戴了眼镜。这种症状有时被称为眼镜病。事实上这是糙皮症玉蜀黍疹，主要是饮食中缺乏烟碱酸所引起，通常发生在只吃玉米的人身上。
常常有因为小感冒、咳嗽或腹泻而来看诊的孩子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死亡。贫乏的饮食降低了他们的抵抗力。就算医院有抗生素，他们虚弱的身体也吃不消。婴儿骨瘦如柴，他们的母亲自己也营养不良，无法分泌足够的乳汁。在这里，婴儿配方奶粉闻所未闻，连普通牛奶都很罕见。过去，奶水不够的母亲会用稀释的粥来喂孩子，现在她们连米也买不起。
另外还有一些孩子完全没有可诊断的症状，只是抑郁。他们看起来脸色苍白或者有点发青，皮肤粗糙缺乏弹性。有时候肚子会鼓胀，但有时候又没有。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得了什么病，我就是无法让他停止哭闹”，母亲们这么对金医生说。
她同情地点点头。她了解这个状况，却无法把话说出口。在没有粮食的状况下，你要如何告诉一名母亲，她的孩子需要的只是多吃一点
金医生会写下便笺，让这些孩子住院，虽然明知自己根本无法治疗他们。医院也没有食物。当她巡房时，经过儿科病房，孩子们的目光跟着她的身影。即使当她转身时，她也能感觉到孩子们的眼睛盯着她的白袍，想着她是否能解除他们的痛苦，然而很快就明白她也无能为力。
“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充满指责。即使是四岁的孩子也知道自己快死了，而我一点忙也帮不上，”多年后，金医生这么对我说。“我能做的只是事后跟着母亲们对着他们的尸体痛哭。”
金医生从医的时间还没有长到已经在自己与病人之间筑起一道保护墙。孩子的痛苦就是她的痛苦。
几年后，当我问她还记不记得一些在她注视下死亡的孩子时，她斩钉截铁地回答：“每个孩子我都记得。”
几年过去了，医院能提供的治疗越来越少。地下室的火炉将煤炭烧尽之后，变成一个摆设，于是医院的暖气停了。当停水的时候，也无法适当地拖地。即使在白天，院内也是一片阴暗，医生只能站在窗边写报告。病人必须自备食物与毛毯。由于绷带稀少，病人会剪下被单权充绷带。虽然医院仍然可以进行静脉输液，但他们没有瓶子来装这些输液。病人必须自己带瓶子来，通常是用清津最受欢迎的啤酒“rakwon”也就是“乐园”的空瓶。
“如果他们带一个空瓶，就可以吊一瓶点滴。带两个空瓶，就可以吊两瓶点滴，”金医生说。“这种事很难堪，令人难以启齿，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最后，医院人去楼空。人们不再带亲人去看病。何必这么麻烦呢
金日成的死实际上并未对北朝鲜造成多大改变。金正日在他父亲去世前十年已逐渐掌握权力。经济不可避免的崩溃是经年累月的结果，其病根始于北朝鲜经济缺乏效率。但北朝鲜的伟大领袖挑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时辰离开人世，往后数年的灾难也不至于使他毕生的事迹蒙尘。要是金日成多活几年，今日北朝鲜人将不会以怀旧的心情回顾在他统治期间曾拥有过的相对富足的生活。他去世之际，刚好也是**美梦破灭之时。
到了一九九五年，北朝鲜的经济就跟它的伟大领导人的尸体一样冰冷如石。国民人均收入直线下降，从一九九一年的两千四百六十美元，陡降到一九九五年的七百一十九美元。北朝鲜的商品出口从二十亿美元掉到八亿美元。经济的崩溃具有一种有机性，彷佛一个生命体正缓慢丧失功能，走向死亡。
在清津，沿海矗立的巨大的工厂像一道生锈的墙，烟囱整齐得像是监狱的铁杆。烟囱是最可靠的指标。多数时候，工厂锅炉只会喷出几阵烟，你可以清楚数出喷烟次数–一阵，两阵，顶多三阵–然后看着这城市的心跳慢慢消失。工厂大门紧闭，上头缠绕着链条和挂锁–当然了，如果早已把机械拆散、运走的小偷还没把锁也偷走的话。
工业区北边，海浪轻拍着空荡荡的港口码头。以往固定来载运钢板的日本和苏联货船都不见了，现在只剩下北朝鲜一些生锈的渔船。宣告着二十一世纪的太阳–金正日的几个大字高耸在港口上方的峭壁上，但连这几个字好像也跟周围的景观同朽了。沿路宣传告示上的红色字迹已多年未重新上漆，褪成了黯淡的粉红色。
清津曾是北朝鲜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现在有了一种崭新的美，荒凉又寂静。在秋冬这两个东北亚的干燥时节，这里的天空清新而湛蓝。来自钢铁厂刺鼻硫黄味已经消失，人们再次嗅到海水的气味。
夏天，蜀葵悄悄从侧方爬上了水泥墙。连垃圾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北韩以前有很多垃圾──东西都不够了，哪来的垃圾呢──但既然经济活动全然停止，文明生活的沉积物自然也随之消失。没有塑料袋或糖果包装纸随风飘荡，港湾里也没有漂浮着的汽水罐。如果有人在人行道上踩熄一根烟，就会有另一个人去捡，把香烟拨开，抽出里面仅余的几根烟丝，用报纸再次卷起。
第八章
手风琴与黑板
手风琴课，平壤，二零零五年
金日成的逝世使得美兰最后一门音乐考试推迟，因此直到一九九四年秋天，她才得以毕业。考虑到金日成刚刚去世，因此在此时开始自己的教师生涯，可真不适时宜，对所有其它事情也一样。此时，美兰却很急切的想回到家里，和父母在一起，清津的食品供给已经完全中断了。她要求分配到离家较近的地方教学。幸运的是，最终她被派往位于她父亲曾经工作过的saenggiryong矿附近的幼儿园当老师。矿场距离镜城两英里，在通往清津的主路上，位于奶咖啡色的山间。对于能够回来工作，美兰的父母也放心了些，这样她能吃的好一些。在北朝鲜，未结婚的子女，特别是女儿同父母住很平常。她能够帮这料理些家务，还可以陪陪父亲，那些日子他已经几乎不上班了。他们的口琴屋里的两个卧室由于两个大些的女儿已经出嫁，儿子考进师范学院，现在也显得空空荡荡。
从家到幼儿园大概步行需要四十五分钟，而且幼儿园看上去和她在清津实习的那个一模一样。那是个单层的混凝土建筑，要不是围着房子的铁栅栏上画满五颜六色的向日葵，入口处有个拱门上面写着“我们很幸福”谁也看不出这是个幼儿园。在门口的院子里，有几件破旧的运动设施–一个秋千，木质的座板早已破烂，一部滑梯，还有一个爬架。教室都是些标准的配备，黑板上挂着金日成父子画像。双人的课桌也是用木板和铁架做成的。在教室的一边，窗户下是迭起来的床垫，用于午睡。另外一边有个很大的书架，只有很少的几本书现在也几乎看不清了，这些书是很早以前的复印件，现在也是污迹斑斑了。书本和纸张在北朝鲜很珍贵，如果想让孩子们在家学习，那么一些有毅力的母亲就要去手抄课本。
学校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学生本身。乡村的孩子们看上去就比他们在城市的同龄人要穷很多。幼儿园期间还没有制服，因而孩子们穿的也都是五花八门，大多都是哥哥姐姐传下来的衣服。因为学校没有暖气，孩子们一个个都是裹的一层又一层的。有些孩子衣衫褴褛的都会让美兰惊讶，他们穿的破破烂烂。当美兰帮孩子们脱衣服的时候，她发现一层又一层的衣服下面，包裹着的是那么瘦小的身体。当美兰握着孩子们纤细的手时，孩子们的拳头在她的手掌里只有核桃大小。这些五、六岁大的孩子，怎么看都像只有三、四岁的样子。在清津实习的时候，她的学生大多是工厂工人或者当官人家的孩子；而这些都是矿工的孩子。美兰意识到，虽然城市里的食物供应很成问题，但是矿场食物短缺更严重。在过去，为了奖励他们的重体力劳动，矿工能得到每天九百克的粮食配给，多过普通工人的七百克。现在saenggiryong附近的煤矿和高岭土矿差不多都关闭了一年多时间，矿工的粮食配给也早就中断了。美兰怀疑有些孩子来幼儿园仅仅是为了中午能吃上一顿餐厅提供的，一份和她大学时餐厅里一样的，只放点盐，飘着几片干菜叶的清汤。
虽然如此，美兰还是满怀热情的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身为教师，是个受过教育，倍受尊重的阶层。这对于一个矿工的女儿还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再也不是身处社会的最低阶层了。每天早上她都迫不及待的起床，穿上在床底压了一宿的，爱起皱的白衬衣。
学校早八点上课。每当此时，美兰就会挂着灿烂的笑容去迎接孩子们，看着他们慢慢坐满教室。当她把孩子们一个个领到指定好的座位上，她就会拿出她的手风琴。在北朝鲜，每一个教师都要求会弹奏手风琴，这也是她毕业前的最后一项测试。手风琴也被称为“人民乐器”，因为当人们到建筑工地，或者在田间地头的义务劳动时很容易携带上它–也没有什么其它乐器能给田野里或者建筑工地上劳作的工人带来手风琴所能带来的巨大干劲。在课堂里，老师经常唱这个世界，我们无所羡慕，在北朝鲜这就如一闪一闪亮晶晶一样，是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
美兰还是小姑娘的时候，这些歌词就深深的印在心里：
我们的父亲，这个世界我们无所羡慕。
我们的家园在劳动党的怀抱之中。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即使面对火海，可爱的小朋友们请不用害怕
因为父亲在这里
这个世界，我们无所羡慕
美兰没有像她姐姐那样的好嗓子–俊相曾经这样揶揄她，每次她唱歌的时候，俊相都是避而远之。
可是她的小小学生没这么挑剔。当她唱的时候，他们都仰着小脸看着她，很是活泼可爱。孩子们都很崇拜她，这样也激起她的热情。美兰曾经很沮丧于自己的弟弟和自己年龄相仿，事事总是和他竞争，相比之下，她更喜欢教导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她很喜欢她的工作，至于她教些什么，她不曾停下来想想是对是错。她也不知道教育可以会是其它的什么样子。
一九七七年，金日成在他的一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文章中这样写到，“只有在适当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科学，技术以及体育教育才能得以成功。”由于美兰的学生还小，还读不了伟大领袖的通篇巨作，以金日成的名字出的书多达一打，而金正日也写了另外一打的书，她只是大声的朗读着这些摘选。孩子们也被鼓励跟着她齐声朗诵关键篇章。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或小男孩用孩子气的嗓音大声背诵金日成的语录总能引得大人们一片开心的笑声。在意识形态训练之后，接下来的课程就是一些比较普通的科目，但是伟大领袖总是形影相随。不论是学习数学，科学，阅读，音乐或者艺术，孩子们总被教导爱戴领袖，憎恨敌人。举个例子，一个一年级的数学书上是这样提问的：
“八个男孩，九个女孩一起歌唱金日成赞歌。一个有多少个孩子在唱歌”
“一个女孩在抗日战争中作为爱**队的通信员。她把情报放在一个装有五个苹果的篮子里，但是在一个检查点，被一个日本兵拦住。这个日本兵拿走了两个苹果。现在篮子里还有几个苹果”
“三个朝鲜人民军战士消灭了三十个美国大兵。如果这三个士兵每人消灭的美国大兵一样多，每个战士消灭多少个美国大兵”
二零零三年出版的一本一年级的启蒙阅读材料里有这么一首诗，题目是“我们前往何方”
我们曾去过什么地方
我们层到过森林
我们将去往何方
我们即将翻越山峦。
我们将做什么
我们将去消灭日本鬼子。
音乐课上还教授一首名为“朝美国混蛋开枪”的歌曲
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国混蛋
他们想霸占我们美丽的祖国
拿起我自己亲手做的枪
我将朝他们开枪。
儿童启蒙读物里通篇都是孩子们被西方传教士、日本鬼子或者美帝国主义者殴打，刀刺，火烧，泼酸，或者扔到水井里的故事。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里，一个小男孩仅仅因为拒绝给美国大兵擦皮鞋就被一脚踢死了。同当年纳粹德国的反犹漫画里的犹太人一样，在北朝鲜，美国大兵都被画成有着一个鹰钩鼻。
美兰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暴行，但是她不知道哪些是不是真的。她自己的妈妈回忆那些曾经经过他们家乡的美国大兵时，说他们又高又帅。
“我们常常追在他们后面跑，”她妈妈回忆道。
“追着他们你没有逃走”
“没有，他们会给我们口香糖，”她妈妈告诉她。
“你是说他们没有杀掉你”当听到她妈妈的故事的时候，美兰感到不可思议。在历史课上，孩子们曾经有个参观。所有规模大些的小学都特别设有一个专门用于讲授伟大领袖的课室，称为金日成研究室。矿区幼儿园的孩子们这会被安排步行去镜城一些主要的小学去参观这个特别设置的课室，通常金日成研究所都被安置在较新的建筑里，里面干净明亮，暖气也比其它教室要好。劳动党会定期的进行检查，确保学校的管理人始终将它保持的一尘不染。这个房间就像个圣殿。即使是幼儿园的孩子们也知道在这里他们不可以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或者窃窃私语。他们会把鞋脱下，安静的排队。他们走近金日成画像，深深的鞠三次躬，口说，“谢谢你，父亲。”
房间的中央放置着用玻璃罩着的金日成出生地万景台的模型，那是位于平壤郊外的一个小村庄。
透过玻璃孩子们可以看到几间茅草屋的模型，孩子们也被告知伟大领袖就出生在如此卑微的环境里，同时他也出生于一个有着爱国及革命传统的家庭里。孩子们还被告知他在“三一运动”中就高喊抗日口号，那是发生于一九一九年的一个反抗占领的运动，而此时金日成仅仅七岁，他斥责为富不仁的地主，显示出即使在很小的时候就有着**精神。他们听着老师们讲述他是如何在十三岁的时候就为了解放祖国而离开家乡。挂在墙上的油画也描述着他当年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从北朝鲜的观点来看，他几乎是一己之力击败日本。而官方历史也完全删除他待在苏联的时间，以及斯大林在树立他成为北朝鲜领导人时所起的作用。
而且金日成死后显得比活着的时候更伟大。平壤当局命令更换日历。不再使用基督出生年标记时间，北朝鲜现代纪年从一九一二年金日成出生年开始标记，所以一九九六年就被称为主体八十四年。金日成也被尊称为“永远的主席”，仍然在永生塔下的陵寝里，从精神上统治着这个国家。金正日担任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主席，位列其后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
虽然金正日毫无疑问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仍将国家主席的职位永远留给他父亲，以此显示对父亲的忠诚，这也让他得以利用比自己更受爱戴的父亲的名号来攫取权力。在一九九六年之前，他深居简出，不挂画像，避免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是父亲死了几年后，他开始慢慢浮出水面。
那一年，教育部开始要求全国范围内的学校设立金正日研究室。同他父亲的研究室一样，除了没有万景台那个简陋的小村庄，取而代之的是长白山的模型，这座火山位于中朝边境，在哪里据称金正日出生的时候，天现虹霓。长白山是个理想的地点：朝鲜人长久以来都认为那是天帝之子、神话人物檀君朝鲜始祖的出生地，檀君被认为于公元前两千三百三十三年建立了朝鲜第一个王国。然而，苏联的记录则清清楚楚的记载着金正日生于俄罗斯远东城市海参崴，当时他父亲正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
篡改历史，树立神话在北朝鲜并不是什么难事；在一九九六年建一栋新楼都比这个要来的困难。金正日研究室被要求布置的要同他父亲的研究室不相上下，但是工厂早已停工，砖，水泥，玻璃甚至是木料都很短缺。最难弄的材料就是窗户的玻璃，因为清津的玻璃厂早就关门了。这些时日里，如果玻璃破了，只能用塑料板盖上。北朝鲜唯一还在生产玻璃的工厂在南浦，一个位于黄海边的港口城市，但是学校也没钱去买玻璃。镜城的学校因此想了个办法。学生和老师收集本地区著名的陶瓷高岭土制成的产品，带去以盐碱地著称的南浦。他们用陶瓷换取盐，然后再把盐卖掉赚些钱买玻璃。这个计划看上去大费周折，但是谁也想不出更好的点子。作为全国性的运动，他们得到指示要自己想办法建好金正日研究室。校长要求老师、家长们一起参加这次远行。美兰作为精力充沛且足智多谋的年轻人，自然责无旁贷的被要求走一趟南浦。
美兰听到这次行程后就内心就开始盘算自己的小九九。她偷偷在地图上查阅了下铁路线。正如她预料的那样，南浦在朝鲜半岛的另外一边，平壤的西南。这样火车势必将路过平壤，也很有可能在这个位于市郊的大站停留，而附近就是平壤大学的集中区。她可能离俊相的校园只有仅仅几英里之遥。
自从金日成死之后，他们相互联系就变得愈发困难了。此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就过了待在一起时紧张与愉悦并存的尴尬阶段；现在他们在对方陪伴之下非常放松，享受这种纯洁的友谊。但是后来，曾经几周就能到达的信函变成几个月甚至再也收不到了。人们怀疑铁路的职工烧掉信件用于抵御严寒。
俊相回家间隔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美兰痛恨一个人困在家里苦等，希望有敲门，不期而至的探访，甚至一封信，任何关于他想她的片言只语。在感情方面，她内心里不是个被动的人，也期待主动去看望他，但是去平壤的旅行许非常难申请到。为了保持平壤橱窗式的形象，北朝鲜当局严格控制到访者。美兰的邻居里有一家人，就是因为家里有个儿子是侏儒就被赶出了平壤。普通的外地人想要参观平壤只能随团，由工作单位或者学校组织。美兰之前只去过平壤一次，那是在学校组织的一次郊游时。因此她想靠自己取得许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谁又能让她不去想着跑出火车站呢
一共有五个人参加这个行程–两个学生家长，校长，另外一个老师和美兰。铁路因为年久失修，光是去南浦就花了他们三天的时间。当火车停停走走，在铁轨上咣咣铛铛的时候，美兰看着窗外，陷入沉思，试图想个办法怎么从这个团体脱身。很快同行的其它人就奇怪的发现这个通常最活跃的年轻老师突然默不作声，欲言又止的样子。
“哦，没什么，家里的事情，”她告诉他们。这句漫不经心的搪塞突然让她想到个办法，通常一个谎言总能引发另一个谎言。回程时，她说想在平壤下车去看一个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亲戚。她自己会乘下一趟去清津的火车回去。他们也不好问的太仔细，毕竟事发突然，而且都是私事。
美兰的同伴们是懂非懂的点点头，当她下车的时候，他们都左顾右盼的避免让她尴尬。他们都猜想她可能要去平壤的亲戚家讨些钱、粮什么的。他们有理由这么想。清津的每个人都一无所有，特别是教师。他们有将近一年没有拿到过薪水了。
当火车载着回清津的同事们消失在铁道尽头的时候，美兰呆呆的站在站台上。这是个四通八达的车站，几乎没什么照明，只有机车引擎排出废气时的一点点亮光照映在顶棚上。美兰以前从未单独旅行过。现在她几乎身无分文，也没有合法的旅行文件。她有的文件很清楚的写明她只可以在平壤转车。她看着一大群刚刚下车的旅客挤在由警察把守的唯一的出口处。这里的检查比在清津严格得多。她的计划里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细节。如果她试图用手头的文件蒙混过关，如果被抓她很可能就会被送往劳动营。最乐观的结果就是丢了教师的工作–这样原本就不好的家庭背景上又添上个污点。
美兰沿着站台慢慢挪着，看看是不是有机会乘乱从另外一个出口出去。她回头的时候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人正盯着她。她继续往前走，又回头看看。那个人还在盯着她。现在她意识到那个人盯上她了。直到那个人走近同她说话，她才知道他盯着她是因为发现她很吸引人。然后她也注意到他的制服是铁路职工的，而不是警察制服。这个人和她差不多年纪，很热情真诚。她向他解释了她当下的困境，当然有意无意的略去了男友那一部分。
“我哥哥住在火车站附近，”她脱口而出，焦急的表情显得确有其事，虽然是个谎言。“我想去看看他但是我忘带了旅行证。这里的检查的是不是很严格”
这个铁路员工马上殷勤的英雄救美。他陪着她一起穿过几列货车车厢到了一个没有守卫的货物出口。之后他问她能以后不能再见面。她马上编了一个假名字和地址。心里面，她也感到很过意不去。仅仅一天，她就撒了这么多弥天大谎。
在学校的大门前，守门的学生警惕的看着美兰。之后，他跑去找俊相。他让她先到门卫室里坐坐，美兰犹豫了下才进去。她努力装着镇静，她能感觉到门卫室后面的操场上投来的道道目光。为了不让别人误以为要刻意打扮，她打消了重新梳梳头发，整理下衬衣的念头，虽然在炎热的天气下，这些都贴着身上了。那是夏末时光，太阳虽然消失在大学那一排排建筑身后，天气却依旧炎热。她看见去就餐的男生来来往往穿梭的身影。科学院通常是男女合校的，但是女生住在学校的另外一头，而且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数量很少。其中有一个学生探头进门卫室，颇为挑逗的眼神盯着她。
“他真的是你的哥哥，不是男朋友吗”
当她终于在操场上看到他的时候，天差不多都黑了。他推着一辆自行车，穿着一件t恤衫和运动裤–显然他没有料到会有访客。他身后操场上的照明灯已经开启，看得到他一脸的疑惑。当俊相走近她的时候，美兰看见他目瞪口呆的表情，转而眉开眼笑。
他笑道。“不不不，这怎么可能。”
她忍住她的笑容。“我正好路过附近。”
美兰和俊相一同走出校园，就好像他们以前在家乡的时候一样的那种若无其事的步态。他们后面，美兰听见几个男生发出的口哨声和阵阵的嘘声，但是她和俊相都没有理会，也没有回头看。那种情况下，装酷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学校里开始流传关于他们的传言，那过不了多久俊相的父亲就会有耳闻的，甚至美兰的父母也会知道。他推着自行车，因此车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个屏障，但是一旦他们走出人们的视线，美兰就会跳上车，侧身的姿态坐在自行车的后货架上，俊相就负责蹬车。他们骑入了黑暗，此时她只是前臂抓着俊相的背。这也是他们之间曾有的最多的身体接触了。
俊相很惊异她今天的大胆行为。他的亲戚都弄不到来平壤的旅行证。所以一个小时前，当有人来告诉他，他的“妹妹”在学校大门口等他的时候，他想应该是弄错了吧。即使是最大胆的猜测，他从不敢想象会是美兰。俊相也总是想闹明白，美兰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竟然让他如此痴迷，现在他清楚了–美兰总是能给你带来惊喜。一方面，美兰看上去是如此的女孩子气，很天真，也不如他那么博学多才，但是另一方面，她的勇气却是令人赞叹。他暗自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小看了美兰。后来令他更吃惊的是，那天晚上他们一同坐在树下的一条长椅上时，当他用手环抱她的肩膀时，她没有躲开。晚上能够感到秋天的第一丝寒意，他想抱着她给她温暖。开头他很确定她肯定会把他的手推开，但是她没有，他们坐在那舒服的依偎在一起。
时间过得飞快，就这样一晚上很快就过去了。他们整晚都是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就没什么话题了，于是他们又起身走了走，直到腿脚酸痛后，又找了个地方坐下休息。现在即使在平壤，路灯也是不亮的，也没有什么光线从旁边的建筑物里透出来。就像在家乡一样，他们藏在黑暗里。一旦眼睛适应了黑暗，你还是可以分辨出紧紧挨着人的轮廓，但是其它的人就看不到，仅靠轻微的脚步声和小声的对话揭示他们的存在。此时此刻，俊相和美兰以及天地万物都被一个大大蚕茧包裹着，不受任何打扰。
午夜过后，美兰疲态尽露。在整个旅行中，她睡的不多。俊相搜了搜口袋，看看有没有足够的钱去火车站附近的旅馆要个房间。他告诉她只要给宾馆的人一点好处，他们就不计较她没有什么旅行证了，这样她可以在回家前体面的睡上一觉。除此之外，他没什么其它想法；毕竟对他来说，酒店的房间还不曾用来做什么其它的事情。
“不，不，我必须要回家了，”她反对。她已经违反太多规则习俗了，不想再打破年轻姑娘去宾馆开房的禁忌了。
他们一起走到火车站，自行车又一次隔在他们之间。虽然刚刚过午夜，但是火车站依旧人声鼎沸。
因为火车从来不准点运行，人们已经习惯了整宿的等车。在火车站附近，有个妇女支了一个小柴火炉，她搅着炉子上一锅的大酱汤–一种味辣的黄豆汤。他们肩并肩的坐在小木桌前吃着。美兰接受了俊相给的路上吃的一些饼干和一瓶水。火车开车的时候，大概是早上五点，在早上第一缕阳光里，她很快进入梦乡。
美兰旅行之后的兴奋很快就消失了。随着疯狂冒险之举的结束，她觉得提不起精神，也总是心神不定。来回平壤的艰难让她对这段看不到希望的感情感到担忧。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看到俊相。他在平壤享受这安逸的大学生活，而她却和父母待在家。怎么会这样，像北朝鲜这么小的国家，怎么平壤就像在月球一样遥远
旅途上的一些见闻也让她感到困扰。这么多年来，她第一次离开清津，即使是在习以为常自己的国家里，她仍然注意到一路上所见竟然如此破破烂烂。她看见一些比自己学生稍大些的孩子，衣衫褴褛的在火车站讨吃的。
他们买好了玻璃，在南浦最后的一夜，因为没有钱住店，而且天气也还算不错，她和同伴们就睡在火车站外面。在火车站前面有个小花园，其实更像是用于交通的环形交叉路，中间种了一棵树，铺了草坪，人们就在草坪上铺上纸箱或草席，席地而睡。美兰睡得不深，总是时时醒来，然后她就会换个舒服的姿势，这时候她看见站起来了一群人。他们静静的走着，对着旁边蜷缩在树下，看似睡着的一个人指指点点的。他不是睡着了，他死了。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木架子牛车。那个人周围站着的人就抓住他的手脚把他提了起来。就在那个人的身体被重重的抛到车上的时候，美兰瞥见那个人。他看上去还很年轻，从脸上光滑的皮肤判断，可能还只是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当抬起他的脚时，他的衬衣散开来，露出胸口。黑暗里，他瘦骨嶙峋的肋骨反射着黯淡的冷光。他面色憔悴，瘦的皮包骨头，瘦过美兰见过的任何人，其实美兰以前也没有见过死人。她吓得一哆嗦，一瞬间睡意全无。
此后她很疑惑那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是被饿死的吗尽管那个时候没什么人能吃饱，而且当局也承认由于去年夏天的洪水，粮食供应很紧缺，但是美兰从来没听说过在北朝鲜有人饿死。
那是在非洲或者中国才会有的。实际上，老一辈的人谈论发生在一九五零和一九六零年代，在毛的灾难性的经济政策下，大量中国人饿死的时候，他们说“很幸运我们的是金日成，”
美兰很后悔没有当面问问俊相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她没有提这个，因为她害怕这会毁了难得的几个小时的相处–但是现在回到了家，她开始考虑这些不曾考虑的问题。当她第一次来幼儿园上班的时候，她就注意到她的学生个子非常小，现在看起来，孩子们越长越小了，时间好像倒流了，就想电影里的回放镜头。按照规定，每个孩子都应该带一捆柴，给幼儿园的地炉当燃料，但是很多孩子根本拿不动这些柴火。相比孩子们骨瘦如柴的小脖子，上面的脑袋就显得特别大；他们细小的肋骨清晰可见，从腰间突出，而小小的腰美兰只需用手掌就可以合的过来。有些孩子肚子开始肿胀。这对她来说再清楚不过了。美兰记得在拍摄于索马里饥荒的照片上看到过类似突出的肚子。
学校的餐厅因为没什么吃的已经关闭了。学生们被告知要从家里带午餐，但是很多孩子还是空手而来。当班上只有一两个孩子没有午餐的时候，美兰就会在让其它的孩子每人匀一勺出来给这些没有午餐的孩子。但是很快那些带午餐孩子的家长就跑到幼儿园抱怨。
“我们家也没足够的吃的匀给其它人，”一个妈妈这样恳求道。
美兰曾听到传言说幼儿园可能会获得一些外国人道主义救援机构提供的饼干和奶粉。一个代表团正在这一地区的其它学校参观，孩子们把最好的衣服都拿出来了，通往学校的路也整修过了，房间和院子也紧急的打扫干净。但是，最后没有什么外国援助到达。相反，教师们在幼儿园附近被给了一小块地，他们被要求在哪里种植玉米。后来玉米成熟，掰下玉米棒，煮的像爆米花一样大。作为小吃，缓解下孩子的饥肠辘辘，但是它所能提供的热量却也仅仅聊胜于无。
教师们一般来说不会去偏爱哪个孩子，但是美兰却有一个。这个女孩叫慧玲，才六岁已经是班上的美女。她的睫毛是美兰看过孩子里最长的，大眼睛又圆又亮。起初，她是个很活泼，惹人注意的学生，是美兰喜欢的那种学生，她常常用满怀崇拜的眼神看着老师，认真听讲，生怕漏掉一个字。
“醒醒，醒醒，”一天，当她看见这个小姑娘瘫在桌子上时，美兰这样朝她喊道，她的头转了转，好让脸贴着木桌面。
美兰用手垫在小姑娘的脸颊下，托起她的脸。她的眼睑肿的眼睛只眯成一条缝。她无精打采的。散乱在美兰手上的头发也感觉很脆硬，摸上去很不舒服。
几天后，小姑娘没有再来幼儿园了。后来通过一些邻居，美兰知道她家地址，她想去一趟她家看看她的情况。后来，她却放弃了。去又有什么用她十分清楚慧玲的病因，但是她却完全束手无策。
很多班上的其它孩子也是一样。上课的时候就趴在桌子上。课间的时候，当其它孩子在院子里的爬架上嬉戏，爬上爬下的时候，他们只是留在原地，或趴在桌子上睡觉，或躺在午休用的垫子上。
而这个循环也一直上演着：先是家里拿不出所要求的柴火份量；然后午餐没有了，之后孩子也不太参加课堂活动，总是躺着睡觉；再之后，没有什么解释孩子就不来幼儿园了。三年间，来幼儿园的孩子从五十名减少到只有十五名。
这些孩子都怎么啦美兰却不愿意花费太多精力其探究，她害怕听到她不想听见的答案。
美兰再一次看到俊相是那年冬天的事情了。这次是俊相给了她一个惊喜。他提早回家过寒假。为了不冒去她家可能遇见她父母这个险，他直接去幼儿园。那天幼儿园放假，但是美兰在哪里清扫教室。
教室里没有大人坐的椅子，所以美兰把自己挤进桌子后的小椅子里，而她那些可爱的学生却很容易把他们小小的身子坐到这些椅子里。她告诉俊相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事情。他也开导着她。
“你又能做什么呢”他说。“即使是国王也帮不了这些人。不要把所有的都怪罪到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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