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女士有点自信心不足。她知道她的亲家永洙的家境更好，因此她也倾尽所有，以期给亲家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她准备了满桌子的好菜–朝鲜打糕，鳕鱼，清蒸八爪鱼，油炸豆腐，毛蟹，还有三种做法不同的墨鱼干。这顿大餐可是家里有史以来最为奢侈的一顿了，也是这次婚礼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了。
然而，婚后才发现永洙喜贪杯中之物，尤好浓酒，一种自酿的廉价米酒。几杯下肚之后，他那讨喜的音乐家的优雅就荡然无存，恶劣的嘴脸立然显现。最初让玉熙着迷的，那侃侃而谈的英俊面容在瞬间就变得恐怖可憎。这对新人婚后，搬进了位于火车站附近的新居，但是玉熙却隔三差五的跑回娘家。每次回来，不是黑着眼圈，就是豁着嘴唇。结婚后大概半年的时候，永洙应为与同事打架，被军乐团开除。他被安置在茂山一个铁矿里工作。现在，他加入劳动党的希望破灭了。在北朝鲜，如果想加入劳动党，那你就要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申请，再由单位的党委书记进行考核。入不了党，永洙的前途也就堪称黯淡。而且偏偏此时，玉熙又怀孕了，孕期强烈的妊娠反应让她不得不放弃工作。她的处境比以往更糟糕了。
没多久，宋女士的儿子也开始让人头疼起来。与玉熙不同，他从小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孩子。南玉自小就是个结实的孩子，这点和他爸爸很像，长大后，他有着一身强健的肌肉，身高也有五英尺九英寸。虽然块头高大，但是他说话声音却很小，也几乎从不与人吵架。无论是父母还是姐姐们吩咐什么，他总是言听计从，毫无怨言。关于他，玉熙曾这样感叹到，真是龙生九子啊，同一个爹妈生出来的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呢“他要是不吭声，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南玉成绩一般，但是颇有运动天赋。他最快乐的事情是自己独自玩耍，不厌其烦的一次次将球踢向公寓楼的侧墙。在十一岁那年，一个体育教练给他测了前臂和腿的长度之后就把他带进了清津市体校。这是**政权就竞技体育选材的一套做法–通常是由国家而不是家庭决定这些孩子是不是要放弃正常学业而进入国家队进行专业体育训练。南玉也不负众望，十四岁的时候就被调入平壤，接受拳击训练。
随后的七年里，南玉一年只能回来两次，每次十二天。宋女士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他几次。原本他就不像姐姐们，喜欢在妈妈怀里撒娇，现在就更是形同陌路。然而，宋女士却听见一些风言风语，外面都传开了，南玉在清津有个女友，一个大他足足五岁的女人。当他从平壤回来的时候，经常会住在那个女人的家里。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双重丑闻，一是按朝鲜传统，男人不愿同比自己大的女人交往，二则是朝鲜社会不能容忍婚前性行为。南玉因此会被体校开除的，或被逐出共青团。作为家里的独子，找个好姑娘,结婚生子，延续家族是他责无旁贷的重任。就此，宋女士和丈夫曾就此事经质问过他，但是得到的响应只是死一般的沉默。从那以后，南玉同家里就更加疏远了，有时候，即使有假期，他也不愿意回家看看。
随后，长博也惹上麻烦，差点吃官司。有一天晚上，他和宋女士在家同一些上门的邻居一道看电视。宋女士和她丈夫是整栋楼里少数家里有电视的人家。在一九**年，电视相当于一般人三个月的工资，大概合一百七十五美元，而且没有单位的特别许可，你有钱也买不到。电视也被政府以金日成的名义奖励给那些在工作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长博家里的电视是因为长博父亲在朝鲜战争期间对南韩出色的情报工作而获得的。电视是日本日立公司生产的，但是注册了一个朝鲜的商标，松树牌。电视和收音机在北朝鲜在出售前都做了设置，以确保只能收到官方的频道。尽管如此，有些电视节目还是很有意思的。除了例行公事的金日成讲话，在平时的晚上，有时候会播放体育节目，音乐会，电视剧，还有那些金正日的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在周末的晚上，会播放特别节目，有时可能是俄罗斯的电影。宋女士和丈夫都因家里的电视而引以为豪。通常，他们都会开着门，这样邻居们可以来串门，一起看看电视。这也是那时候一种保持集体精神的体现。
让长博惹上麻烦的是关于一家生产雨鞋的制鞋工厂的无关痛痒的商业报导。电视镜头扫过那些在生产着成千上万雨鞋的生产线前一丝不苟紧张有序工作着的工人们。解说员激情四射的报导着雨鞋上乘的质量，以及不可思议的产量。
“哈如果真有这么多雨鞋，那我的孩子怎么从来没有分到一双啊”长博哈哈大笑起来。当说这些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过多的考虑这些话会给他带来多大的麻烦。
宋女士至今都不知道到底是那个邻居打的小报告。她丈夫的话很快就被报告给了人民班的班长，一种邻里之间的基层监督组织，班长又上报给国家安全保卫部。这个机构就是北朝鲜无孔不入的政治警察。它在北朝鲜构建了一个广泛的信息网络，有着数量庞大的告密者，遍布各个阶层。根据脱北者的讲述，大概每五十人里面就有一个告密者，数量甚至比前东德臭名昭著的西塔斯还多，关于西塔斯的文件也是在东西德合并后才被公诸于世。
窥探他人在这个国家简直是全民参与，且乐此不疲。其中以来自共青团的小治安员尤为积极，正如那个因为忘带像章而拦住宋女士的小毛孩。除了打小报告，他们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维持民众穿戴规则，确保民众不穿蓝色牛仔裤，和带有拉丁字母的t恤衫等象征腐朽资本主义的服装或者男子的头发留得太长。劳动党隔三差五就会发布布告，规定男子的头发不能长过五公分，当然也有例外，对于秃顶的人士，规定则放宽至七公分。违反这些规定的，情节严重者甚至会被公共标准警察逮捕。除此之外，街上还有巡警，他们也抓衣着令的违反者，而且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可以随时破门而入进入室内进行搜藏。他们查处超额用电的情况，例如使用超过四十瓦的灯泡照明，电炉或者电饭煲都是不允许的。在一次突击搜查中，一个邻居情急之下，把电炉塞到毯子里面，结果引发大火，把整个公寓都烧起来了。巡警还常常半夜之后到访，看看家里有没有留宿那些没有旅行许可的访客。如果被抓，即使是你外地的亲戚，也够你喝一壶了，如果是异性，那你麻烦就大了。事实上，那一双双窥视的眼睛不仅只来自巡警和青年志愿者。每个人都要小心翼翼，以免祸从口出以及违反那些数不胜数的规定。由于这个国家非常穷而且电力供应非常之不稳定，使用电子监控是不现实的，因而国家安全们更多的还是依靠人–告密者。报纸时不时的也会报导一些孩子举报其父母
之类的大义灭亲的例子。因而，因出言不逊而被邻居告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长博的审讯持续了三天。审讯人员朝他咆哮，辱骂，但是却没有动手–至少他后来是这么告诉宋女士的。他还说是他语言的天赋帮他渡过难关。他摆事实讲道理为自己辩护。
“我并不是侮辱什么人。我只是说我买不到这些雨靴，我想给我家人买几双，”长博气愤的抗议着。
他的辩驳最终起了效果。再加上他的那个将军肚及严肃的表情，也让他看上去有些领导的样子，像个典型的劳动党干部。因而，最后那些政治警察也就没有将案子上报，也没指控他什么罪行就放他回去了。
当他回到家，等待他的是妻子那比审讯还要来的猛烈的责骂。这是两人婚后最激烈的争吵。对于宋女士而言，这件事不仅仅是他丈夫对政府不敬这么简单；而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她对这个政府心生恐惧。长久以来，她严格要求着自己的一言一行，真诚奉献，却未曾想到竟然落到这步田地。
“你为什么要当着邻居的面说那样的话啊你不知道那样会毁了我们的一起吗”她向他咆哮着。
实际上，他们两个都意识到他们是多么的幸运。如果长博没有堪称完美的阶级背景和党员资格，他是不会这么容易被放过的。另一方面，宋女士也担任过几次人民班的班长，在国家安全官员那里多多少少有点口碑，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要不是在小区里还是有些地位，以长博的那一番即兴评论，足以送去山区的劳动营了。他们层听说过一个人就是因为拿金正日的身高开玩笑，就被终生关进劳动营了。工厂里，宋女士所认识的一个妇女也应为在日记里写了些东西就被带走了。那时候，宋女士还觉得她罪有应得。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宋女士也为当时那样想而感到很羞愧。
这次风波看上去终于平息了。吃一堑长一堑，长博在外说话更加小心谨慎了，然而，思绪却犹如脱缰的野马。这么多年来，长博内心里，一直挣扎于时不时就会爬上心头的诸多质疑之中。现在，这些质疑却转化成了彻底的不信任。作为记者，长博能接触到多于常人的信息。他就职于在咸镜北道广播公司。他和他的同事能听到外国媒体报导的未经审查的新闻。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对这些新闻进行筛选，以用于国内的宣传报导。资本主义好的一面，特别是南韩一九八八年举办的夏季奥运会，都一笔带过，而罢工，灾难，骚乱，谋杀等等，就添油加醋，大肆报导。
长博主要写经济方面的报导。他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下到各个集体农场，商店和工厂，走访厂长经理。回到编辑部，就用自来水笔单位里没有打字机所把采集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资料编写成报导。虽然，文章里，他总是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事实，但是，也努力使报导看上去贴近真实情况。然而，当文章被平壤的上级审定修改后，那仅存的一点事实都荡然无存了。长博比任何人都清楚，北朝鲜经济的伟大成就只不过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他完全有理由对雨靴的报导嗤之以鼻。
他在电台有个信得过的朋友，长博可以向他倾述自己对这个政权与日俱增的蔑视。当两个聚在一起的时候，长博总是打开一瓶宋女士做的浓酒，几杯酒下肚之后，他们就开始互述衷肠。
“一群骗子”长博忿忿的说道，因为担心被薄薄的隔墙后面的人听见，因而压低着声音。
“他们都是骗子。”
“儿子比老子还坏。”
玉熙经常凑近来听两人的谈话。她总是在一旁点着头表示赞同。当她父亲发现她的时候，他一开始总赶她走。可是，玉熙总是赶了又来，最后他也就不再去赶她了。在让她严守秘密之后，他同意玉熙也参与他们的讨论。长博告诉玉熙金日成并不是像他自己宣传的那样是个抗日战士，他只不过是苏联的傀儡。他还告诉玉熙，南韩已经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甚至普通的工薪阶层也有自己的轿车。他天天所报导的**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失败的经济体系。中国苏联现在都转向资本主义。父亲和女儿常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当然为了不让在周围逛荡的邻居听见，他们的声音总是处于耳语水平。而且，都是趁宋女士这个忠实的**追随者不在家的时候才说。
第四章
陷入黑暗
清津的工业区
随着一九九零年的到来，柏林墙轰然倒地，旋即被敲成小块，变成即将统一的德国街头小贩手中热卖的纪念品。苏联帝国也分崩离析了。**的脸也出现在美国游客在北京买的那种哗众取宠、质量低劣的手表表盘上。前罗马尼亚**独裁者，尼古拉斯齐奥塞斯库–金日成必然的好友，被一队士兵处决。列宁雕像被从基座上推到、砸的粉碎。全世界**的干部们，午餐就着可口可乐，大嚼着麦当劳的巨无霸。而此时，在恍若世外的北朝鲜，一起都按照原来的轨迹继续着。
在某种程度，北朝鲜当局允许报导**的崩溃，当然他们会就事实打些折扣，有时候还会颠倒黑白。就劳动新闻而言，在共产世界中其它国家所发生的问题，都归因于人固有的弱点。北朝鲜媒体总是喜欢标榜北朝鲜人生而由来的优越基因。东欧人，中国人意志软弱，纪律涣散。他们都变修了，偏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在金日成这样的天才指导下，他们的**也一定会焕发勃勃生机的。坚持领袖所教导的自力更生，因而北朝鲜对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并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
所以宋女士紧闭双眼，以期对那些越来越明显的恶化迹象选择性失明。一开始，苗头很小，几乎注意不到。电灯泡熄灭那么几秒钟，然后是几分钟，几小时，最后是整夜整夜的。自来水也停了。宋女士很快想出办法，当来水的时候，家里所有的盆盆桶桶、坛坛罐罐全部用来存水。但是即使这样，还是不够用，因为整个建筑的水泵靠电驱动，每次来电的时候，水早就漏完了。因此，宋女士带上家里所有的塑料水壶，去楼下公共供水处。取水成了她每天的例行公事。每天早上，把地上的床垫卷起来，给金日成画像掸灰，之后就是取水这累人的活了。因此，即使现在孩子们都大了，她却比以前起的更早了。她上班经常搭乘的一路电车，班次现在也越来越少了，偶尔来了一辆，也是如此的拥挤，以至于车尾的梯子上都挂着人。宋女士不想在一大群小伙子中间被推来搡去的，所以通常她步行上班。她每天要花一个小时才能走到单位。
清津的工厂沿着海岸线依次排开，从北部的浦项向南延绵八英里到罗南，那里原来是日本人的军事基地，现在成为北朝鲜人民军第六师师部所在地。其中最大的工厂包括清津钢铁厂和金策钢铁厂，化纤厂，第二钢构厂，五月十日煤炭机械厂和一个麻田鹿场，生产一种用鹿茸制成的药材。宋女士在位于工业区北部的朝鲜制衣厂清津分厂工作。清津分厂有大约两千名员工，除了高层管理人员和卡车司机，其余的几乎全部都是女工。北朝鲜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穿着制服，而这些衣服大部分都是由朝鲜制衣粗制滥造的–统一的学生装，售货员服装，列车员制服，劳工装，当然还有工厂工人的工装。所有的衣服都是有一种叫维尼龙的化纤面料制成，这种质地较硬，外表发亮的合成面料是北朝鲜所独有的。北朝鲜人对这种材料也颇引以为豪，是由一个朝鲜发明家于一九三九年发明的，因而也被他们称呼为“主体”纤维。这些面料大多在沿海岸线往南一百七十五英里的咸兴生产的。
大概自一九八八年开始，面料的供应开始延误。宋女士和其它工人被告知，问题出在咸兴的工厂。
不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生产维尼龙所需的无烟煤，就是电力短缺，没人闹得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面料，你就做不了衣服。
在等下一批原料的到货的时候，缝纫女工们就只好拖洗地板，擦拭机器。厂子里现在死一般的寂静，往日缝纫机欢快的卡搭声再也听不到了，现在能听到的只是扫地时发出的沙沙声。
为了让女工有些事情做，厂子的管理层开展一项工作，美其名曰“特别项目”。实际上，就是搜集一切可以卖掉或者换食物的废品。某天，女工们每人一个袋子，被安排去铁路沿线收集狗粪以作肥料。另外一天，可能是拾废铁。开头，只是缝纫女工被安排出去，后来宋女士和其它日间看护中心的妇女也被安排加入其中。他们采取轮班制–中心一半的女工留下照顾孩子们，而另外一半则外出四处拾荒。
“即使遇到艰难险阻，我们也要誓死保卫党，”当在外面的时候，他们还这样唱到，管理者希望以此鼓舞士气。
有时候，他们会去海边，在那些巨型钢铁厂背面的排污管所排出的废料里，收集金属。宋女士不喜欢弄湿她的脚–即便当年和孩子们一起在靠近清津青年公园的海边拾贝壳的时候也是。像大多数她那一代北朝鲜人一样，宋女士不会游泳。即便是很浅的水，也让她胆战心惊。而现在，她却不得不卷起裤脚，只穿着帆布鞋，跋涉在海水里，用篮子像淘金一样淘着金属块。一天下来，检查人员要给捡拾到的金属称重，确保每个单位都完成了份额。
所有的妇女都在想方设法逃避这恼人的苦差。他们又不敢辞职，即使连工资也拿不到。在北朝鲜，如果旷工，那你就领不到粮票。如果无故一周不来上班，就会被送去拘留所。
有些妇女就胡编乱造些家里的急事。另外一些则弄到医生开的假条，说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上班。
其实这些大家都心照不宣，检查人员也不会仔细核对这些假条，他们也知道即使女工来上班也无事可做。然而，宋女士却不会耍这些小花招，弄个假的假条。她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她还如往常一样，准时上班。由于缝纫女工都不来上班，因此也没人送孩子来日间看护中心。领导也就安排些关于金日成的讲座来打发时间。经过多年的一天十四小时的工作，宋女士终于有机会休息一下。她可以趴在自己的桌子上，好好的打个盹，脸靠着木板，思量着，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一天，厂长把宋女士和她同事们召集到一起谈话。厂长是宋女士很敬重的一个人，他是党员，一个坚定的**者，同宋女士一样，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在过去，他总是信誓旦旦的向工人们保证，从咸兴来的原料马上就要到货了。现在，他不自然的清了清嗓子，一脸尴尬的说道，形势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什么改观。此时，她们这些和宋女士一样坚守岗位的女工们，从今以后，也不用再坚持了。
“阿妈们，”他说到，用了一个朝鲜语“阿姨”，这个词通常用来称呼已婚妇女的词的,“你们应该想想其它的办法给家里找吃的了。”
听到这里，宋女士目瞪口呆。厂长什么意思虽然他并没有直说是卖淫，但他的潜台词很可能包含这个意思。他建议宋女士去黑市工作。
和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北朝鲜有着黑市。虽然法律上来说，私人买卖商品是属非法，但是由于政策总是朝令夕改，因此没人把它当回事。金日成时代是允许人们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种些蔬菜和出售自家的出产，因此人们在宋女士住的小区后面的空地上设立临时市场。说是临时市场，其实也仅仅是在泥泞的地面上，铺上一层塑料布的小摊位的聚集点，卖些萝卜、白菜之类的蔬菜。偶尔，也有些人卖旧衣服，残缺的陶器，二手书。总而言之，任何全新的东西是不能在市场上销售的。这些东西只能在国营的商店里出售。销售谷物也是严格禁止的，任何人如果销售大米将被判处徒刑。
宋女士总是认为黑市充斥着廉价、市侩的气氛。小贩们绝大多数是老年妇女。宋女士总是看见她们盘着腿坐在摊位上，面前是脏兮兮的蔬菜，粗鄙的喊着售价。有些妇女甚至不顾北朝鲜女性不许吸烟的禁忌，叼着烟杆，吞云吐雾。宋女士很反感这些老阿婆，进而恨乌及乌的对黑市买卖也是感到讨厌。那里没有**。
实际上，纯正的**是不需要商业的，即使不是绝对。金日成曾经倡导一种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很难想象在二十世纪这样的方式居然还能得以存在。而在亚洲的其它地方，市场上充满人气，商品琳琅满目。但是北朝鲜却不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商场是平壤的两个百货商店–第一百货商店和第二百货商店–店如其名，他们的货品也是令人印象深刻。我二零零五年访问平壤时，参观了这两个商场，一楼摆满产自中国的自行车，我不清楚这些商品是真的拿来销售的还是仅仅作为摆设给外国人看的。具曾经于一九九零年代访问平壤的人叙述，这些商场有时候用塑料的蔬果蔬菜，以假乱真糊弄外国参观者。
北朝鲜人也不被认为需要逛商场，理论上讲，他们所需的任何物品都由政府以金日成的名义发放。
一般来说，他们每年可以领到两套衣服–一套夏装，一套冬装。新衣服通常由所在的单位或者学校于金日成的诞辰日发放，以此强化金日成乃幸福之源的形象。所有分发的物品都是统一标准制作。鞋只有人造革的和帆布的鞋供应，皮鞋是非常昂贵的，只有那些有其它收入来源的人才买得起。衣服都是由类似于宋女士的制衣工厂提供。一般都是化纤面料的，这种面料很难染色，所以只有那么单调的几个颜色：工厂的工装是单调的靛蓝色，办公室人员就是黑或者灰色的。红色的面料是专门用于制作红领巾的，在北朝鲜，红领巾是孩子们围在脖子，作为少先队成员的标志，而少先队则是每个十三岁以下的孩子必须参加的。
不仅仅是不用买东西，甚至连钱也用不着。在北朝鲜，工资更像是一种津贴，数量少的可怜。宋女士每月工资为六十四朝元，即使按照官方的汇率也仅值二十八美元，而实际上连一件尼龙织的线衫都买不到。这些钱只能当成零花钱，看看电影，理个头发，坐坐公交，买张报纸什么的。对于男人来说，也就够买买香烟。女人，也就买点化妆品–在北朝鲜有个奇怪的现象，妇女们都喜欢浓妆艳抹。大红的口红，让北朝鲜女性看起来像是四十年代电影里明星的装扮，粉红的腮红掩饰着由于漫长的冬季而变得枯黄的脸。清津每一个居民区都有自己的一些国营商店，而且这些商店都千篇一律相互没什么区别。每一个北朝鲜妇女都很注重仪表：宋女士宁可不吃早饭，也不会省下化妆的时间。她的头发有点自然卷，而其它她这个年纪的女性，都去那些像生产装配线一样的理发店里烫发，理发店里一边是一排男顾客用的理发椅，另外一边是女顾客的。理发师都是国家职工，为一个叫做便民所的政府单位工作，这个所也修鞋和修自行车。
小区商店，除了理发店，还有食品店，服装店。不像苏联，在北朝鲜，你很少看到排队的景象。如果你想买个大件–例如买个手表，买个录音机什么的–你要先向单位申请许可。所以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北朝鲜体系的最高成就就是食物补贴制度。正如赫伯特胡佛在竞选中承诺家家锅里有鸡一样，金日成也许诺北朝鲜人一天三顿白米饭。米，特别是白米，在北朝鲜弥足珍贵。所以这也就是个空头支票，不可能对所有人兑现，只能先满足精英阶层。然而，公共分配系统确实向普通民众供应各种混合谷物，根据级别和工作内容所消耗的热量，供给的数量是经过仔细计算过了的。煤矿工人属重体力劳动，每日供应谷物九百克，宋女士这样的工厂工人，每人每天供应七百克。这个系统还供应其它朝鲜的日常食品，如酱油，炒菜油，一种叫辣椒酱的粘稠的红豆膏，这里应是作者有误在国家假日的时候，如金氏家庭的生日，可能还能分到猪肉和咸鱼。
食物配给里，最受欢迎的是白菜，一般在秋天发放，用于制作朝鲜传统的泡菜。这种味辣、腌制的白菜是朝鲜传统的佳肴，也是漫长冬季里朝鲜人的日常饮食中唯一的蔬菜品种。泡菜和米饭一起构成朝鲜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北朝鲜当局十分清楚如果没有泡菜，那么幸福对于一个朝鲜人来说就无从谈起。每个家庭中，成年人可以分到七十公斤白菜合一百五十四磅，孩子可以分到五十公斤合一百一十磅，在宋女士家，在她婆婆搬来和他们一起住之后，就总共可以分得四百一十公斤的白菜。这些白菜用盐腌制，再加上很多很多很辣的红辣椒，有时候还加豆瓣酱和。宋女士还做萝卜和大头菜的泡菜。做这些泡菜，宋女士要花上一整个星期的时间，并把它们储存在大的瓦缸里。长博会帮忙讲这些瓦缸搬到地下室，那里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储存柜。其实，传统的做法是要将瓦缸搬到花园里埋起来，这样这些泡菜就会保持在冷藏的状态，而且又不会上冻。在公寓楼里，他们想了个办法，就是用泥巴糊在坛子周围。当一切大功告成的时候，剩下的就是需要一把结实的锁，把柜子牢牢的锁起来。在清津，偷窃泡菜非常普遍。即使在如北朝鲜这样一个讲究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人愿意同陌生人分享自己的泡菜。
很明显，北朝鲜并不是像宣传的那样是劳动者的天堂，然而，金日成的功绩却也不是无足轻重的。
自一九四五年半岛分而治之后的头二十年，北边的日子一直比资本主义的南边要好。实际上，在一九六零年代的时候，朝鲜的学者提及“经济奇迹”的时候，他们指的是北朝鲜。仅仅是喂饱历史上长期处于饥荒状态的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一点，就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再考虑到这个半岛大部分适宜耕种的土地都在南边的这个事实，这一点就更尤为可贵。在饱经战火，几乎全部的基础设施损失殆尽，百分之七十的房屋毁于战火，这样一个国家，在金日成的带领下，从战争的废墟中完成基本的重建。每一个北朝鲜人，有房子住，有衣服穿。在一九四九年，北朝鲜成为亚洲第一个宣布消灭文盲的国家。一九六零年代，访问北朝鲜的外国政府要员，一般需要跨越同中国的边境进入朝鲜，总是津津乐道于北朝鲜明显优越的生活条件。事实上，那时候数以千计的朝鲜族中国人，为逃避由**发动的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而引发的饥荒，纷纷前往北朝鲜。那时候，北朝鲜家家都是大瓦房，一九七零年代就村村通上了电。甚至是最顽固的中情局的分析员，也不得不承认，当时金日成的北朝鲜给人留意深刻印象。
作为一个**国家，北朝鲜更像是南斯拉夫而不是安哥拉，是共产世界引以为豪的例子。人们往往喜欢用北朝鲜取得的成就，特别是相对于南韩的成就，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然而真的是这样的吗北朝鲜的所谓奇迹都是基于诸多想象，都是宣传的出来的，未经证实的。北朝鲜政府从来不公布经济统计数据，即使公布了，也没有多少可信的成分，并且政府花大力气蒙骗那些访问者，甚至是自欺欺人。因为害怕将真相报告上级，监管人员任意捏造农业产量和工业产出的统计数据的现象司空见惯。村骗乡，乡骗县，一路骗到国务院，因此可以想象，连金日成自己都闹不清楚经济什么时候会崩溃。
虽然强调“主体”和自力更生，北朝鲜实际上极端依赖领国的慷概援助。从邻国，获得廉价的石油，大米，化肥，药品，工业设备，卡车及轿车。x光机和育婴箱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建筑设备来自东德。金日成也娴熟的利用中苏两国的对立，从双方获得额外的好处。像旧式的帝王，从邻国得到进贡：斯大林送来了高级装甲防弹轿车，毛则送来铁路车厢。
一九八零年代，金日成逐步把权利移交给儿子金正日，两人都喜欢采用“临场指导”的方式处理国家问题。父子两人是从地理到农业的全能专家。“在金正日的现场指导，和亲切的关怀下，山羊的繁殖率和奶产品产量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是朝鲜中央新闻社在金正日参观了位于清津附近的一个养羊场后所做的报导。某天，金正日突发奇想，下令将土豆取代大米作为国家的主粮；隔日，他又下令养殖鸵鸟以解决食物短缺的问题。这个国家就这样，摇摆于一个又一个的不切实际的计划之中。
同时，又有大量的国家财富被军队挥霍。北朝鲜的国防预算接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相比下一般工业化国家这个比例仅仅是百分之五。虽然自一九五三年停战以来，朝鲜半岛并无战端，北朝鲜却豢养了近一百万的军队，使得这个再大也大不过这个半岛的弹丸小国拥有世界第四大军事力量。北朝鲜的宣传机器也开足马力不知疲倦的宣传着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
金正日在被确定为接班人之后在政治局内的地位急升，并于一九九一年被任命为朝鲜武装力量最高指挥官。几年之后，全国范围内的主体纪念碑傍的标语牌上开始推广着新的标语，“先军”或者“军事优先”并且宣传朝鲜人民军是一切政治决策的中心。此时小金已经羽翼丰满了，不满足于仅仅拍拍电影了，现在他的兴趣转到一个更大的玩具–核武器和长程导弹。
早至二战末期美国在长崎投下原子弹的时候，金日成就梦想他的国家也拥有这样的核力量，并且于一九六零年代开始在宁边建设苏联人设计的核设施，并着手开展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但是，直到金正日时代，核武器的研制才驶入快车道。很明显如果拥有核武器，这将有利于北朝鲜在其国际影响力日薄西山的今天为自己保留一席之地。北朝鲜不是把钱投入急需重建的老旧的工厂和基础设施，相反他们投入巨资用于研制秘密武器计划，声称拥有“核威慑”是应对美国侵略必要的手段。
到一九**年，北朝鲜已经在宁边建立了处理工厂，从反应堆的核燃料棒里提炼武器级的钚，且据中情局评估，在一九九零年代早期，北朝鲜可能已经拥有可制造一到两枚原子弹的核材料。“金正日不在乎这个国家是否会破产，”金斗洪，一个曾经是平壤高阶军官的脱北者于二零零六年在汉城的一次采访中这样告诉我。
而此时的时局对北朝鲜也非常不利。金正日意识到冷战业已结束，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过去的社会主义老大哥们现在只对做生意赚钱感兴趣，谁还会去投入巨资去满足一个跟不上时代的独裁政权的核野心。经济方面，他们的死敌南韩也于一九七零年代中期全面超越了北朝鲜；随后的十年间，更是一骑绝尘，把北朝鲜远远的甩在了后面。社会主义大家庭早就被抛之脑后，苏联和中国都更愿意同现代和三星做生意，而对总是赊账的北朝鲜国有商社则兴趣索然。在一九九零年解体前一年，苏联同南韩建立了外交关系，此举严重动摇了北朝鲜的国际地位。两年后，中国也跟进同南韩建立的外交关系。依赖他国的北朝鲜渐渐债台高筑，截至一九九零年代早期，累计未偿还债务达到一百亿美元，债主
们慢慢失去耐心。终于，莫斯科决定北朝鲜必须以世界通行的市场价而不再是社会主义盟友的“友情”价格购买苏联的出口物资。过去，供应着北朝鲜四分之三的燃油和三分之二的食品的中国人，现在也要求款到发货，虽然中国人一向认为两国是“唇亡齿寒”的亲密盟友。
很快这个国家的经济陷入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没有廉价的燃油和原材料，工厂无法运作，厂子停了就意味着没有产品可供出口，没有出口就没有硬通货，没有硬通货就更没钱买燃油，进而电力无法供应。没有电，无法启动电泵抽水，煤矿无法运转。没有煤炭就更加恶化电力短缺的状况。电力短缺也影响到农业生产。没有电，集体农庄无法正常运作。即使在过去电力充足的时候，要靠北朝鲜贫瘠的土地养活两千三百万人口也非易事，而提高产量的农业技术却依赖电力驱动人工灌溉系统，生产化肥和农药的工厂也因缺电，缺原材料现在也陷入停顿。北朝鲜的粮仓开始见底了，随着人们食不果腹，他们也没有力气去工作，这样产量就下降的更厉害。经济呈自由落体状态了。
北朝鲜是在二零零九年，本书撰写期间仍然是地球上最后一个所有农作物都在集体农庄种植的地方。国家征收所有农业产出，然后再将一部分返还给农民。但是随着一九九零年代早期，连年的歉收，农民自己也开始挨饿，于是就有人开始偷偷密藏食物–有传言，发生过因将谷物藏在屋檐上而将房顶压塌的事情。农民们也在田里没有什么劳动积极性，精力都用于伺弄房前屋后的自留地或者山坡上自己开荒出的小块土地。驱车驶过北朝鲜的乡村，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农民自留地和集体大田的区别，前者满是茁壮的蔬菜，一支支豆杆朝天而起，一个个南瓜垂地，而仅仅一臂之遥的集体大田里的玉米弱不禁风，一排排歪歪扭扭无精打采的站着，这还是由那些志愿者在爱国义务劳动的时候栽种的。
最艰难的还是哪些无地的城市平民。
自结婚后，宋女士每十五天就会提着两个塑料购物袋去食品配给中心。这个配给中心离家不远，就在小区里面，挤在两栋公寓楼之间。不像是在超市，你可以想要什么拿什么；女人们在这个没有任何标记的店门口的一个可以两侧摇开的大铁门前排起长龙。每家每户都安排了固定的日子–宋女士一家是每月的三号和十八号–即便如此，等上个几小时还是家常便饭。配给中心里面是个小屋，没有供暖，四周刷着白灰，一个妇女哭丧着个脸，坐在铺满账本的桌子后面。宋女士递上她的粮食配额册的，一些钱和服装厂开的证明她完成工作任务的小票。营业员会计算她家的粮食定量–她和长博每天七百克，她婆婆每天四百克退休人员的配额会减少，家里的孩子每人每天五百克。如果家里有人出门在外，那他相应那几天的配额就会被扣减。一旦计算完成，营业员就会拿起正式印章，在红色印泥里沾沾，重重的敲在一式三份的收据上，然后交回一联给宋女士。在后面的储放着大米，玉米，大麦，和面粉的仓库里，另外一个店员会称足口粮份额，然后放入宋女士的塑料袋中。
袋子里的东西总是让人感到意外，有时候多些，有时候少些。多年以后回顾那些日子时，宋女士已经记不清楚什么时候，她的口粮配额开始慢慢消失的，一九**，一九九零还是一九九一年。当他们把袋子还给她的时候，她都不需要看就已失望至极。袋子比以前轻多了。短缺是全面性的。一个月她可能只能拿到二十五天的配额，另外一个月则仅仅是十天的。金日成的许诺成了一句空话，对于北朝鲜人，白米仍然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即使现在，大多数的人仍然吃玉米和大麦饭。食用油过去还零零星星的有一些，现在则彻底从袋子里绝迹了。宋女士不是那种爱抱怨的人，至少不是那种只要她想，她就能抱怨的。
“如果我啰嗦几句，他们可能就会把我抓走，”她后来这么说。
北朝鲜当局就粮食短缺提供诸多解释，有的解释荒唐可笑，有的勉强说得通。人们被告知政府现在正在囤积粮食，用于南北统一时，赈济那些饥肠辘辘的南方民众。他们还被告知，是美国长期针对北朝鲜实施封锁，使得他们买不到食物。这不是事实，但是这个说法却颇具真实性。因为早在一九九三年，北朝鲜威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时，克林顿政府就拟实施制裁。因此金日成很容易混淆视听。他可以把污水都泼到美国这个北朝鲜最好的替罪羊头上。“朝鲜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着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引自朝鲜劳动新闻。
朝鲜人自认为是坚韧不拔的民族–他们也确实是。宣传机器开展了一项新运动，通过回忆子虚乌有的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金日成领导一小队抗日游击战士同数以千计的敌人做斗争，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下，顶风冒雪，忍饥挨饿，然而红旗却始终飘扬的经历，以期重新激起人们的自豪感。艰难的行军，他们是这么称呼这段经历的，后来被用于隐喻饥荒。劳动新闻号召北朝鲜人追忆金日成的奉献，希望通过此举，使人们更坚强的面对饥饿。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朝鲜人民以“艰难行军”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着胜利前
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仍将是一个强盛国家。忍饥挨饿成为人们爱国义务的一部分。平壤的标语牌也贴出新标语，“让我们每天只吃两顿。”
北朝鲜电视台也播放了一部纪录片，一个男人据说因为吃太多米饭，把胃撑爆了。报纸也援引农业部官员的讲话，说按最坏情况预计，当前的短缺也是暂时性的，下一季的稻米会有大丰收。
当外国媒体于一九九三年报导北朝鲜食物短缺是，北朝鲜新闻媒体却义愤填膺。国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向民众提供粮食，以至于普通百姓甚至不知道大米的真实价格。这就是朝鲜半岛北边的现实情况。在我们的土地上，人们幸福的生活，根本不需要担心食物的问题。
如果北朝鲜人静下心来好好审视下那些显而易见的前后矛盾，思讨下他们被灌输的谎言，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现在置身于一个怎样的险地。他们毫无选择。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国家，不能罢免领导人，不能公开表达意见或者示威。为了生存，普通人只能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么多。然后，人生存的本能让你乐观面对这一切。正如一九三零年代德国的犹太人告诉自己在没有比这更艰难的一样，北朝鲜人告诉自己，至少我们自己**自主。他们都认为食物短缺是暂时性的。形势会好起来的。
饥肠辘辘不相信谎言，但是有时候它也会被骗。随着新的宣扬运动的展开，当局加强国内监视网络。怨言越多的地方，那么确保无人胆敢抱怨也就显得愈加重要。
自一九七零年代早期，宋女士会定期时不时的担任人民班长–她所在邻里组织的负责人。每年，街坊邻居们都会选出一个负责人，通常由已婚的中年女性担任。宋女士是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她精力充沛，组织纪律性强，对党忠诚，还具备朝鲜语称为nunji的一种素质，大致可以译为直觉。她同每个人相处都很好。作为负责人，她要将所有小区事物列表，然后在将这些工作分配给所辖的十五个家庭，包括清扫人行道，打理公寓楼前的草地，收集可循环利用垃圾。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将辖区内的可疑情况报告上级。
宋女士向一位国家安全保卫部的官员报告工作。江同志，是一个年长宋女士几岁的妇女，听说丈夫是一个在平壤颇有人脉的劳动党官员。每隔几个月在地区办公室，江同志就要听取宋女士就邻里情况的报告，有时候江同志也去宋女士的家，边听情况边喝家酿的米酒。但是，一般宋女士没什么好报告的。公寓楼里的生活很平静。没人惹什么麻烦–除了长博抱怨雨鞋的那次。
后来江同志变得比以前更加坚持。当食物的配给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她就变得更想知道人们是不是因此对政府牢骚满腹。
“他们对食品短缺有没有怨言他们都说什么”江同志问道。她在公寓楼前等了很久，最后把宋女士堵住在入口处。
“他们没说什么，”宋女士有点反感的回答。这是真话。实际上，宋女士已经注意到当她走进邻居的家时，人们的对话就立刻停止了，只剩下令人尴尬的沉默，而且无论她走访那个家庭都是一样。每个人都知道她是人民班长，专门负责向国家安全部打小报告的人。
江同志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
“你应该先发些牢骚。你应该问为什么食物配给没有了。看看他们什么反映，”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压低嗓子左右看看，确保在她说这些话的时候门厅上面的楼梯里没有人听见。
宋女士微微点点头，此时她只想夺路而逃。她并不想用这种方法。她知道邻居们里没人涉及危害国家行为。他们不是国家的敌人。她只是仅仅太累了而不想再去考虑什么意识形态。
食物缺乏也慢慢使她失去往日的充沛精力。现在她时时刻刻都全神贯注与一件事情，脑子想的全都是这个，任何其它的东西都都要靠边站，这个事情就是如果给家里找到吃的。服装厂在一九九一年彻底停摆了，在最后一整年，宋女士都没有领到过工资，只有食品券，然而由于公共食品配给中心根本没有吃的，食品券也成为废纸一张。在过去，宋女士的丈夫时不时还能因为加班而获得些额外的食品礼物–有时候是食用油，饼干，香烟，或者白酒–但是现在也没有了。国营商店的货架上也是空空如也。
在工厂关门之后，宋女士不得不将自己的对黑市的禁忌抛之脑后，现在只有黑市才有食物，有时候甚至还有大米，不是价格确是高的离谱。黑市里，每公斤大米大概要二十五朝元，而在食品配给中心，这个价格只是一毛钱而已。
宋女士对于要在市场上找活做觉得心里没底。她能做什么呢她没有地，种不了蔬菜去卖。商业技能上，除了能用算盘什么都不会。要养四个孩子，况且刚刚大女儿出嫁，家里没存下几个钱。她寻思着把家里值钱东西卖掉。在她脑子里她把家里值钱的东西过了一遍，首当其冲的就是电视。然后是丈夫的那些存书，兴许缝纫机也可以换几个钱。
当宋女士盘算这些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其它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有什么可以卖的呢在那能找到吃的呢
清津基本上是个混凝土丛林。只要不是陡峭的山坡，早就用来盖上房子，或者铺设道路。因此也没有树林，你可以去捕鸟或者采摘野果。宋女士一家曾在去捡拾贝壳的海滩收获也很有限，沿岸的海水也很深，基本也钓不到什么鱼。城里唯一比较适宜种植的地方就是位于罗南的一个小水湾，那里有一些菜地和水稻田。
人们开始去更远的野外找吃的。镜城县有个果园，那是人们争相前往的地方。在周末的时候，清津的家庭们，成群结队的徒步南下–目标就是离市中心三英里之外的果园–当然还要装作是全家郊游的样子。没人愿意承认这么做是因为饥肠辘辘。果园是一个集体农庄的，里面种植着特有的朝鲜梨，专供出口日本换取硬通货。朝鲜梨的大小形状有点像葡萄柚，但是有着波士克梨的红褐色，又有着苹果一样的甜脆。这种通体浑圆的果实成熟后，常常从树上跌落下来，有的就会滚到围着果园的栅栏之外，人们很容易就能捡到。来捡果子的大多是孩子。由于学校供应的午餐越来越少，最后干脆不见踪影，孩子开始逃学，到处找吃的。他们很容易从栅栏下面的缝隙钻过去。有个年轻人，在一九九二年的时候才十岁，颇为得意的回忆当年他趴在公交车的后面，然后在位于终点站的罗南跳车，再步行一个小时。由于年纪小，加上就一个人，没人会注意他。他瘦小的身体让他很容易就从栅栏下挤进果园，然后拿得动多少就拿多少。“我有多少就摘多少，回来后分给我的朋友们，”他说。
这个时期的其它记忆大多是苦涩的。金智恩，一个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实习医师，于周末和她的父母，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很小的孩子一同去果园。一路上带着怨声载道，才刚刚蹒跚学步的孩子们，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才走到果园。
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太多人来过了，以至于他们在地上只找到一个有点烂的梨子。他们把梨带回家，煮熟之后，切成了五份分给了孩子，父母和金智恩的姐夫，智恩和姐姐都没有分到。
日期是一九九三年九月九日，金智恩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因为那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一整天没吃任何东西。其它人很少能这么清楚的记得这个日子。因为一个时代的终结不是突然一下子。很多人花了一年的时候才意识到他们的世界已经不可逆转的改变了。
第五章
维多利亚式的罗曼史
镜城县文化礼堂
当第一次注意到城市居民纷纷到乡下去找吃的的时候，美兰还在读高中。她骑车去清津的路上就能看到，他们一个个看上去像乞丐一样，背着个粗麻布袋子，朝路两旁的果园走去。有些甚至走的更远，去到玉米地，去那里要走过她的村子后，再向南朝海边的方向继续走上几英里。城市居民也被发现在美兰父亲工作的高岭土矿附近的山上找柴火。这点颇让美兰感到意外，因为她总认为清津人的生活比镜城人好多了。清津有大学，大剧院，餐馆，这些都是那些劳动党党员及其家属才能去的，像她这样的女孩是不准进去的。
镜城其实就是一些村庄围着一个小城区构成的，就像清津一样，只是规模小很多–一条贯穿首尾的大道，一个巨大的石碑，纪念二战中在金日成领导下抗日取得的胜利。还有几个瓷器厂，处理美兰父亲工作的矿生产的高岭土。一个大的电气设备厂，叫六月五日工厂，名字来源于金日成于一九四八年的那一天，亲临工厂现场指导工作。因此严格来讲，美兰的家并不在乡下，只是相对于城里来说，他们多些土地。靠近海岸的地方，地势平坦，沙质土壤，相对比较肥沃。内陆，地势依次抬升，群山满是茂密的松林。口琴房之间有限的空地，也被人们利用起来，精心的栽种着些红辣椒，白萝卜，大白菜，甚至还有烟草，因为自己卷烟比买的烤烟要便宜，况且几乎每个朝鲜男人都吸烟。家里房子是平顶的人，就在屋顶上放很多瓶瓶罐罐，里面都种着蔬菜。个人的这种小农生产方式因为规模很小，因此也不会触怒**当局。至少一开始的时候，在食物短缺还没发展成饥荒的时候，这些小农生产缓解了人们的饥饿。
当父亲从矿上拿回家的工资越来越少，并最终消失的时候，美兰母亲就开始了她的冒险。虽然仅仅是个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但是母亲却是个颇有生意头脑的人。她做缝纫，做豆腐，还养了一段时间的猪–后来因没有饲料而无以为继。最成功的还是母亲自己发明的独特配方的仿冰激凌。她先是买了台名叫北极的二手冰箱。因为在北朝鲜你是不可能买到牛奶或奶油的，于是她用做豆腐剩下的汁水加上红豆和糖。再把这看似奇怪的混合物注入冰箱的制冰格里冷冻。朝鲜人很疼爱孩子，如果家有一块余钱他们都会给孩子买好吃的。有时候，美兰的母亲会在一个朋友的卡车后货箱里沿街叫卖她的冰激凌。劳动党的法令禁止私营经济，但是她丝毫不理会。这并不是她有多么叛逆，而是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她从不过多纠缠于所谓的意识形态。卖代冰激凌所赚的钱，能够让她在黑市上买得起所需的玉米，有时候甚至能吃到白米。
美兰的秘密男友也没有挨饿。俊相的祖父每年都要乘轮船来北朝鲜看望他们。从一九九零年代早期，轮船不再停靠清津，只停元山–在北朝鲜东海比较靠南的一个港口。俊相一家人就在码头上同祖父见面，每次都是抱在一起，大哭一场，再此期间，俊相的祖父都会偷偷把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塞到儿子的口袋里。这必须偷偷的做确保不被政府人员发现，以免事后被他们敲诈。有时候信封里的日元有差不多两千美元之多。在日本的朝鲜人都知道，如果没有这些硬通货，他们在北朝鲜的亲戚就要饿肚子了。
俊相家也很幸运，有个私人花园。他父亲非常用心的伺弄着这块地，他把围好的花园分成一个个小块菜地。弓着腰，在花园里劳作着，他像呵护这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心的照顾每一棵幼苗。在一个小本上记下播种的日期，犁土的深度，发芽所需的日子，生长成熟所需的天数。俊相的妈妈有一套买自日本，精致的厨房设备。用锋利的菜刀，她把胡萝卜切成片，白萝卜切成丝，在煮好的饭上面撒些蔬菜丝，再把饭用一片片干的海苔卷起来。他们是邻里之间唯一一家吃kiab的，一种在南韩很流行的朝鲜版的日本寿司卷，但是北朝鲜人一般没有见过。有自己种的蔬菜和黑市买的白米，除了劳动党的精英阶层，他们吃的比其它人都有好。
家里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俊相自己。多年的苦读，每天晚上学习到凌晨一点，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在父亲无情的鞭策下，自己也希望能完成家庭所寄予的希望，这一切的付出终于得到回报。俊相考入了平壤的一所大学。但不是金日成大学–家庭的成分还不足以达到这个要求–但是这是一所培养科研人员的大学，因此在学生选择上更倾向于有潜质的学生。北朝鲜，在科技方面已经被南韩及日本远远的拉下，已经没有什么本钱去浪费仅有的那些天资聪颖的人才。俊相本来更喜欢、哲学，或者影视剧创造也不错，但是父亲却期待他向科学发展，认为那是这个成分不太好的孩子通往平壤的唯一道路。
对于一个来自咸镜北道的孩子来说，被平壤相当于北朝鲜的麻省理工的大学录取，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也意味着俊相可以免除兵役。现在，他有很好的机会去改善整个家庭的成分那就是争取加入劳动党。虽然对这个政治体系还是有些疑问–他开始思考，既然**像他们说的那样这么好，为什么东德还要推到柏林墙–但是，确定的是，党员资格和平壤的教育是他通向核心阶层的门票。
俊相也为自己的表现引以为荣。他是个谦虚的孩子，一直以来都很小心，不出风头，不显摆自己的聪明和家境，但是那时候，每当他从平壤回家，他总觉得像个衣锦还乡的英雄。同军人一样，大学生被要求穿着校服，即使是在放假离开校园的时候也是。校服是绿色双排扣夹克、裤子、白衬衣还有领带构成。采用绿色是因为金日成曾说过年轻人就像青山一样。春风得意之间，俊相又想约美兰出来。此时距俊相第一次在剧场外遇见美兰已经五年了。让自己不敢相信的是，他仍然忘不了她。在平壤的大学里很多女孩–聪明，漂亮的女孩–但是没人能像美兰那样，让他如此钟情。
俊相对美兰已经有些了解。在高中的时候，他就经常讨好美兰的姐姐美淑。美淑比美兰大两岁，是家里的假小子。她参加了女子排球队，经常活动于体育馆附近，而俊相的朋友也在那里训练。
俊相还有个在拳击班的朋友，同美兰家住同一排口琴房。俊相以此为借口经常徘徊于她家附近。
美兰家设法弄了一台电视，和宋女士家一样，他们也采取开门政策。一天，当俊相去同学家串门的时候，就随着看电视的邻居们一道也晃进了美兰家。当所有人都被电视节目吸引时，俊相却左顾右盼的一会儿看看电视一会儿看看美兰。她已经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了。他盯着美兰，想仔细看清楚她的眼睛，鼻子，嘴巴还有头发的曲线，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会让他如此着迷。
一九九一年春天，当第一次从平壤放假回家的时候，俊相决定采取行动。他先是在镜城的中心城区晃荡，希望能和她来个不期而遇，如果那样说不定就有机会和她说上话。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他真的等来了机会，在市场上看到她了，然而还没等他走近到可以说话的距离，他猛然看见几步之遥她妈妈就跟在后面。
不久，俊相就向美兰的姐姐美淑吐露真情，美淑同意充当他的中间人。在随后的假期里，俊相按约好的时间来到她家。美淑此时正徘徊在门口。“小妹，出来和我朋友说说话。”美淑叫着美兰。
美兰把头伸出门外看了看。她尴尬的小声应了一声，又缩回去了。“出来，小妹，不然我就把你拖出来了，”美淑喊道最后，她还是出来见他了。第一次，四目相对，他能感到脑后冒出成串的汗珠，汗湿了刚刚熨烫的制服领子。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都颤抖着。现在骑虎难下了，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前。
他找不到什么话题，只好如实相告。从第一次在剧院外看见她说起。最后，他问她是否能当他的女朋友。
“我的学习。我应该用功学习的，但是我不能集中精神，因为我脑子里总是想着你，”他脱口而
出。
美兰什么都没说。她站在那里，没有像他所期待的那样转过她的目光，但是也没有任何回应。他
觉得他的脑袋都要爆炸了。他想方设法的想让她开口。
“你没注意到我始终看着你吗”他问。
“没有，真的，我没有注意，”她回答。
他没说话，期待着她说下去。
“哦，不是说我不喜欢你，”她回答的时候用了一个双重否定的句式，这用朝鲜语表达出来就显
得非常模棱两可。他实在闹不清她在说什么，但是隐隐的他觉得，那是一种很小心的积极响应。她
后来答应写封信给他，将她的感受写在信里。尽管表面冷若冰霜，其实美兰内心里欣喜万分。她的
爱慕者很帅，体贴，老实说，她撞大运了。她认识的男孩里面只有很少几个上了大学，但是没有一
个在平壤。虽然她假装吃惊，但是实际上她早就注意到俊相常常出现在自家附近，甚至心理面有时
候猜想着他是不是为她而来。穿着闪闪发亮的双排扣制服，他看上去像个海军军官。虽然从没有约
会过，但是美兰非常渴望能有个约会。她很纠结如何答应，但是又想保持自己的矜持，不至于显得
太渴望答应。结果是信里，字迹工整隽秀，内容却如公文。
“如果我不答应使你不快，进而影响你，使你不能集中精力学习，我也不想看到这个局面发生，那
么，我就暂时接受你的请求吧，”她几周之后这样写道。
尽管是以一种十九世纪的鸿雁传书的方式，两个人总算开始交往了。他们两人之间唯一的联系方
式就是写信，此时是一九九一年，南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行动电话出口国家，同时大部分北朝
鲜人却连电话都从未使用过。要打电话，你要去邮局。然而，就算是写信，也非易事。因为信纸很
难得。通常人们都是在报纸的空白处写东西。商店卖的纸张都是用玉米秆做的，稍微用点力就会写
破。美兰之后向妈妈讨些钱买几张进口的纸。进口的纸张就怎么划都没问题；因此纸也要省着用。
平壤与清津仅仅相距二百五十英里，但是信件要花上一个月才能收到。
当他们开始的时候，是美兰高中的最后一年。相对于男友的大学生背景，美兰倍感压力。在平壤，
俊相买得到不错的信纸。他还有支圆珠笔，他的信通常都是好几页，洋洋洒洒的，文笔非常好。他
们之间的通信内容也慢慢从礼节性的客套，慢慢过度到情意绵绵的浪漫。俊相从来没看过好莱坞式
的浪漫电影，但是他现在被爱情冲昏头脑，满脑子都是那些经典爱情场景。他曾经在给美兰的信中描绘，在天空美丽的彩霞下，他和美兰跑向一起。他像她讲述这自己在平壤看的小说。他写情诗给她。在纸上，多年以来想对她说的话终于得以一吐衷肠。
俊相把信寄给美淑，此时美淑已经工作了，因此通过把信寄到美淑的办公室可以避免她父母的察觉。美淑是家里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俊相也是守口如瓶。其实，他们之间从没有刻意的提到要保守秘密，因为他们都明白在北朝鲜性和家庭成分都是讳莫如深的话题–实际上抱怨自己的成分songban，就是对当局不满。美兰出生不好，这对双方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两个都心知肚明，如果他们真的结婚了，这对俊相的前途不利，而他加入劳动党的梦想也要化为泡影。当然，如果俊相的父亲发现了，他也会棒打鸳鸯的。北朝鲜社会讲究人们遵从长辈。俊相明白他父母期望他找个同是朝鲜日本归侨出身的女孩。因此无论如何，俊相的父亲都不会准许他去约会的。
“先把书读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追女孩上面，”他教训道。
这里先谈谈性在北朝鲜这个话题：这个国家没有什么约会的传统。很多婚姻仍然是包办婚姻，或者是由家庭包办或者是由党书记或者领导安排的。情侣们也不习惯于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甚至连公开牵手都被视为伤风败俗。脱北者都坚称在北朝鲜没有婚前性行为，也没有未婚女学生怀孕的事情发生。“那将是无法想象的灾难。我几乎不敢想象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一个已经矜持不再的逃北妇女是这样告诉我的，当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在汉城以出卖**为生。显然，在北朝鲜也没有南韩或日本那种情人旅馆。没有旅行许可，你甚至都普通旅馆都无法登记入住，就更不会有旅馆允许未婚男女同处一室了。清津来的人告诉我，未婚情侣如果情不自禁，那只能去野外或者晚上去公园，但是从没有人听说有人承认这么做过。
女子举止得体，洁身自好是传统朝鲜文化所推崇的。当你置身于汉城街头，满眼都是女学生的花格子超短裙，你很难想象仅仅一个世纪以前，这里的妇女是从头包到脚，和塔利班统治下的妇女如出一辙。十九世纪英国旅行家伊萨贝拉伯德大主教曾经描写一**七年她在平壤以北一个小村庄里，看到妇女们都穿着一种类似长袍的奇怪的衣服，她是这样描述的“那怪异的帽子看上去正如花园里的岗亭，但是没有底。这个看上去奇奇怪怪的东西，有七英尺长，五英尺宽，深三英尺，把人像木乃伊一样从头裹到脚。中上阶层人家的女人不允许抛头露面，除非在一些特定的时刻，而那时候街上的男人都要回避。大主教曾经常游历于伊斯兰世界，即便如此，她仍宣称朝鲜妇女受到“最严酷的束缚，世界范围之内，实属登峰造极了。”
历史早已不复存在，然而传统观念却得以留存。金日成掌权之后，他将朝鲜传统与**天然对性的压抑相结合。他不仅关闭妓院，而且更进一步，连那些服务于富人的艺伎也一并取缔。创造淫秽作品将被处决。除了他自己和儿子–年轻时曾是花花公子的金正日，可以为所欲为，其它人即便是党干部，如果被发现有奸情，也将被罢黜。
金日成对早婚也不提倡，并于一九七一年发出“特别指示”规定男性应不早于三十，女性不早于二十八岁结婚。北朝鲜报纸曾这样报导，“祖国希望，也相信年轻人将遵循传统美德，在对国家做出足够贡献后再结婚。”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什么朝鲜传统–在过去，朝鲜人一般在十四就就要谈婚论嫁了。这项规定原本是用于提升军人士气，有了这个规定，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女友等不及自己服完兵役了。然而，晚婚也降低了婴儿出生率。虽然这道禁令于一九九零年代取消，然而北朝鲜人仍然对成双成对的年轻人嗤之以鼻，虽然他们可能根本就是普通朋友。
宣传运动也倡导妇女选择“符合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体现时代气息的发型。”对于中年妇女，这就意味着是烫卷的短发。未婚女性则可以留长发，但是必须扎在脑后或者编成辫子。北朝鲜妇女也不允许穿高于膝盖的裙子，或者无袖衫。有趣的是，南韩在一九七零年代，朴正熙军事独裁时代也曾有过类似的规定。而现在南韩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点也侧面反映了北朝鲜整个社会还停滞在什么年代，同文同种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对待穿着和性的态度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几年前，当我前往当时非常热门的北朝鲜境内对南韩游客开放的旅游区时，我注意到北朝鲜宾馆的门童看到南韩游客里年轻姑娘穿着低腰牛仔裤和露脐装的时候，他们几乎要昏厥的表情。很多我访问过的脱北者告诉我，当他们来到南韩的时候，最让他们吃惊的就是年轻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
因此，虽然电力短缺带来诸多不便，俊相和美兰却也因此有机会开始发展。北朝鲜夜间的黑暗是那种生活在电气化世界的人们从未经历的，那种黑暗无法相信。没有街灯，没有汽车头灯，没有任何光线从窗户，门下透出来，那种黑暗就像是被一层厚厚的东西包裹着，没有一丝光线。在大街上，只有当你看到一个人吸着的烟头那点亮点，你才能知道有个人沿着街道走过来了。
吃完晚餐，俊相就会找个借口出来。虽然他已经是二十岁的大学生，个子也比父亲高一个头，可是他仍然对父亲心存畏惧。
“我出去找个朋友，”俊相边说边出了门，随便的提了这个或者那个高中好友的名字。他答应晚上九点之前回家，但是他明白不到半夜是回不来的。然后他又会找些借口来搪塞他父亲。
去美兰家，大概步行要半个小时。他走的很快，虽然他知道到了之后可能是长时间的等待，因为美兰没有帮她母亲收拾完晚餐后的家务之前是出不来的。而且他现在也找不到什么借口在她家周围逛荡，他那个拳击班的同学，也就是她的邻居，早就搬家了。所以他只能待在黑暗里，安静的等着，静的他觉得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那时候，就那么几个约会能去的地方早就关门了。镜城文化礼堂因为没电，电影放映机无法运转。
早些年还开放的，仅有的几个餐馆现在也是关门大吉了。清津城区沿着海边在码头的旁边，就是清津青年公园，里面有个湖，可以划船，还有个破烂不堪的游乐场，然而旅行证查的很严，从郊区去城里也要旅行许可。他们也不敢去火车站后面的镜城公园，害怕在哪里会遇到熟人。
所以，长途步行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其实，路也只有一条，从城里通往山区。他们也是尽可能轻快的走，不要表现的好像是逃跑一样。当他们走过微笑的金日成标语牌之前是不说话的，标语牌写着“如果党决定了，我们就坚决执行。”以及“让我们用生命护卫金正日。”还有一个彩色标语牌上是一个拿着刺刀的士兵竖在街道的一边，街道在这里从一个点缀这蓝花的天桥下穿过。当路两旁的标语牌开始变少的时候，那就是出城了。在黑暗中，他们也可以放松警惕了。黑暗里，他们的瞳孔会放大，这样用不着凝视就可以看到夜景。道路两旁，行道树高大茂盛的，枝叶繁盛，在头顶上形成一个天然的蔽阴华盖。在晴朗的夜空中，星星点点的星光从树枝间穿透下来。再走几分钟，道路开始上坡了，整个村庄也就展现在路旁，而另一侧这是陡峭的山坡。茂密的松树林覆盖着山腰，树林里左一丛，右一簇的在岩缝里开满紫色的野花。
然后，道路跨过一条两边是沙堤的小溪后突然向左边急拐，之后就通向onpho温泉度假村，这个地方的温泉是朝鲜唯一的碱性温泉，温泉水温常年保持在华氏一百三十度，据传此温泉能包治百病，从消化不良到不孕不育无所不能。再往前，路就被一个检查站封锁，那里就是金日成的别墅–据说是金日成在全国所建的，供他随时享用的三十个别墅中的一个。那里，戒备森严，普通人不允许游荡于附近。虽然不对外开放，但是从路上却可以看到里面有个党干部专用的温泉浴场。而对公众开放的温泉浴场也因经济困难，勉力支撑，浴场里那些石砌的，混凝土的建筑也都年久失修。度假村最早于一九四六年开放，有一幅画描绘当时落成时的场景，在画中金日成被一群医生拥簇着，现在度假村看上去，好像从那时起就从未得以任何维护。度假村前面一个巨大空地，杂草丛生，晚上看上去十分空旷。这对年轻人对眼前景象没什么兴趣，两人能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即便在夜晚走了几英里，脚板酸痛也是值得的。
边走，边说，这就是他们约会，仅此而已。谈话是那么生动有趣，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流逝。
当面对面的时，俊相却没有了信里浪漫的勇气。他很礼貌，文雅，甚至不敢牵美兰的手，俊相直到两人约会三年后，才第一次牵手美兰。他给她讲故事，讲他们朋友，宿舍。他告诉她当学生们在操场上点名时，学生们是怎么样被编排队列，队列行进时手脚如何步调一致。他还向她讲述着在平壤的见闻，美兰只去过平壤一次，那还是小学里，去参观纪念碑。平壤可是代表着现代的缩影–如宣传所称，这个城市的建筑及其在技术水平方面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俊相告诉她，双子塔的高丽饭店顶上有个旋转餐厅。他从来没进去过那里，只是曾久久凝视着地平在线它的轮廓，在天际在线它和高达一百零五层的金字塔形的，号称亚洲最大建筑的柳京饭店遥相呼应。俊相还向她描述平壤的地铁，那可是在深达一百英尺的地下，地铁站里装饰着大吊灯，还有镀金的马赛克拼成的金日成像。
回平壤后，俊相去了外汇商店，用他的日元给美兰买了一个蝴蝶形镶着一排排水钻的发夹。对美兰来说，这个发夹真让她眼花缭乱，又充满异国情调–她还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精美的东西。因为不想引起母亲的询问，她从没有佩戴过它。只是小心翼翼的把它藏在自己的内衣里面。
俊相在平壤的经历，使得美兰得以一窥遥远的特权世界是怎个样子。同时，她还要装作很平静的听，不要表现出任何的嫉妒。她高中即将毕业了，她有预感这自己做学生的日子到头了。她曾经目睹自己的姐姐们一个个曾经满怀信心，仅仅因为自己父亲的历史，而最终都以失望而告终。甚至连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都需要得到当地教育委员会的许可。她的三个姐姐只有大姐进入了学院，而且不是她心仪的艺术表演专业，白白浪费了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大姐进入的是体育专业，后来也因结婚也半途而废。
美兰早就清楚自己的未来会是怎样。她甚至已经能看到她前面的路，平淡无奇–进入工厂，结婚很可能就同厂子里的工人，生孩子，衰老，死去。然而，当俊相闲聊着他的大学同学时，她内心却越来越痛苦。俊相感觉到了她内心的细微变化，慢慢开导她，使她终于向他敞开心扉。
“我觉得我活着毫无意义，”她脱口而出。
他略有所思的听着。几周后，他回到平壤就给她写了封信。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俊相在信中写道。“如果你想改变命运，那么你就必须首先要相信自己，通过努力你能梦想成真。”
后来，美兰一直以俊相的话激励着自己去改变命运。她曾经是个好学生，就因心灰意冷，成绩一落千丈。如果前途渺茫，自暴自弃又有什么区别但是俊相的一席话，惊醒梦中人。她拾起书本，央求母亲让她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以便她能有时间学习功课。她请求老师能够允许她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如果真的事与愿违，进不了大学，她也没什么遗憾得了，至少她努力了。
出乎意料的是，她被师范学院录取了。金正淑师范学院–以金正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学院，是清津最好的师范学院。为什么她这么幸运而姐姐们都失败了呢美兰自己也觉得奇怪，因为她自认为虽然是属于好学生，但是在班上都算不上顶尖。她原以为那些家庭出生好的，成绩也不差过她的女孩应该早就把招生名额占满了。
在一九九一年的秋天，她搬出了父母的家，搬进了大学集体宿舍。学校在市里的浦项区，就在博物馆的对面，前面有金日成雕像的公园的后面。
第一次到宿舍，给美兰留下深刻影响。宿舍非常现代化了，每四个女孩住一间宿舍，每个人都配有一张床，而不是在朝鲜传统的那种暖炕上的席地而睡，其实以传统的方式可以用最少的燃料就保证整晚都很暖和。到了冬天，当清津的天气天寒地冻的时候，美兰总算弄明白了为什么她在新生里会有一席之地。宿舍没有暖气系统。美兰每晚睡觉都穿着大衣，厚袜子，手套，还要用毛巾罩住头。每天早上，当起床的时候，呼出的水汽在毛巾上冻成了霜，使得毛巾都变得很脆。在水房，女孩们在那里洗月经带那时没人有卫生巾，条件好些的女孩用纱布绷带，而穷的就只能将就着用廉价的化纤布，天气冷得出奇，洗好的挂在那里晾干的月经带几分钟就冻得**的了。美兰最恨的就是早上。同俊相的学校一样，美兰的学校也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但是不像自豪的士兵出操，她们都是哆哆嗦嗦的挪进水房，朝脸上泼着刺骨的冰水。在冻得硬邦邦的月经带下，女孩子们钻来钻去。
相对于住宿条件，食堂的饭菜就更差的了。当时，北朝鲜正在开展一项运动“让我们每天只吃两顿”，但是学校把这项运动开展的更彻底，每天只提供一顿餐饮–一份汤，就是一点盐，几片萝卜干加点水而已。有时候，食堂也会加一勺煮了几个小时变得又大又泡的米饭或者玉米。学院里的女生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病倒。美兰的一个室友因为极端营养不良，脸上除了皮就是骨头了。她最后退学了，很多人也接着一个个退学。
值得一提的是，美兰在勤劳母亲的荫庇下，得以度过此次经济危机。她央求母亲从家里拿些吃的给她，然而一年后，家里也拿不出什么了。由于不想就此而放弃她千辛万苦得来的受教育的机会，她得到学校的允许，住在校外。这样她一个星期平常的时候住在一个亲戚的家中，周末的时候就回家。通常这样是不允许的，但是学院的行政管理部门现在也是能少一张嘴就少一张了。
俊相在平壤的日子相对容易些。政府在给养上给这些精英的学生以最高优先权，这些学生可是明日的科学家，政府也将未来解决北朝鲜贫困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俊相仍然每天三顿集合后集体进餐。他们的宿舍晚上仍然有暖气，有电，这样他们在天黑之后仍可以学习。
俊相和美兰只能在俊相一年两次的寒暑假里才能见面，除此之外，仅有春假有机会见面，春假里学生们被组织去地里除草，以备播种。在过去，平壤的学生就在首都郊外的田里完成任务，但是随着食物短缺，学校决定让学生们回家，在家乡参加劳动，这样就可以在家解决吃的问题。俊相向来很担心这项田里的志愿劳动，现在他却盼着从学校放假回家的日子。这种渴望也是一种发泄，多年来他只是读书学习。“我真的想放弃一切，回家见她。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我生命里什么才是人类的感情，”他后来是这么描述那段时期的。
在一九九三年秋天，俊相的姐姐结婚。虽然他父母已经叮嘱过他，不要因此影响他的学习，但是俊相想这可是个绝好的借口给美兰一个惊喜。于是他还是请了三天假回了家。此时，平壤往北开的火车已经很少了，因为火车都是靠电驱动。即使想方设法弄到了票，除非是党高级干部，一般都是无坐的。火车站里也挤满了等车的旅客。他们都在黑暗里，或是四处闲逛，或是蹲着吸烟，等着火车到站。一旦有车来了，他们就不顾一切的冲过去，从破了的窗口爬进车厢，或者有的就挂在车厢之间。
由于买不到票，俊相只好等在车站，看看有没有过路车。一天之后，他才发现有一列北上的货车。
用了几支烟送给一个机修工，才得知这趟车会经过清津。因此他爬到运煤的车皮上，用一条毛巾裹着脸以保护眼睛。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这样扒货车回家，但是不是最后一次。
清津的前一站是镜城–离美兰的村子不远。俊相在那里跳下了车，径直跑去了她家。与往常见面时间不同的是，这次是上午时分艳阳高照，但是他却等不及了。他觉得如果要等到天黑，那他会发疯的。那天正好是周日，他猜想美兰应该在家，所以自从秘密幽会以来，第一次他站在了美兰家的大门口。
门开了，美兰的妈妈向外张望。
俊相的脸就像他的衣服一样，满是煤灰。美兰的妈妈认识俊相，因为他同其它一些邻居的孩子来过几次，但是现在她却认不出他来了。还好，美兰当时不在家。
“有个奇怪的人来找你，”美兰的妈妈后来告诉她。“你朋友都是些什么奇怪的人啊。”
他们险些就被母亲撞破。俊相那边，他父亲对儿子中断学习回来参加姐姐的婚礼很不高兴，并质问他的目的。俊相后来在一个晚上进到美兰家里，那晚美兰的父亲去矿上上夜班，而母亲也出去了。
但是，后来美兰的父亲却突然回来了，俊相只好藏起来，直到外面安全了才出来。
后来，俊相和美兰回忆起这个惊险的意外，还大笑不止。事实上，他们都很享那个时候瞒着父母的时光。保密不仅是必须的，有时候也很有趣。在一个没有**的社会里，这使得他们整天提心吊胆，偷偷摸摸的，然而也正是这样使他们得以分享相互之间的心灵感应。同时，这也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对束缚的抗争。
他们越聊，笑的也越多。后来，当年长了些，也在舒适安全的环境下，再回首那么日子，他们都认为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时候，他们对周围发生什么也就不太很注意。
第六章
神的黄昏
清津的金日成雕像
在一九九四年七月，美兰只剩一门考试，之后就可以从师范学院毕业。那时，她作为见习教师被分配到清津市内的一所幼儿园。在七月九号中午的时候，孩子们都回家吃午饭了。她在教师休息室里，正准备打开从家里带来的盒饭同其它老师共进午餐，这时候，突然她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走廊传过来。于是就走出了房间，一个小女孩刚刚从家里跑回来。马尾辫都给汗水打湿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的，没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
“他死了，他死了，”小女孩喊着，在喘气之间吐出这么几个字。
“你在说什么”一个老师问。
“伟大的统帅死了”
这个词只能被用于称呼金日成。老师们惊呆了，任何人即使是孩子都知道这么说。在幼儿园，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能拿领袖来开玩笑。他们抓住女孩的肩膀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她正大口喘着粗气。
“真是反党的胡言乱语，”一个老师责备道。
“不，不。我刚刚在家看了电视，”女孩坚持着。
老师们都不相信她。他们清楚五岁大的孩子还分不清事情的真假。再说了，电视新闻一般下午五点之后才会播放。然而，他们也开始不安起来，因此也顾不上吃饭，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学校没有收音机或电视机，所以他们都跑到大街上去了。那个小女孩很急切的领着他们去几个街区之外自己的家。当他们上楼的时候，发现那里挤满了人，他们不得不推搡着才能挤到电视跟前。美兰也设法挤了进去。她什么都听不见，但是她看见周围满是悲伤、苍白的脸。人群里发出一阵呜咽，转而嚎啕大哭。从开着的窗户外，可以听见经过昨夜的大雨至今仍湿漉漉的整条大街都在哀号。
美兰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无法理解。她只是个实习老师，一个受高等过教育的女性，她明白人终将一死，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她想金日成可不是凡人。如果伟大统帅都会死，那么还有什么不会发生。
所有的北朝鲜人都异常清晰的记得，当他们得知金日成的死讯时，自己在做什么。多年来，每每采访脱北者，当我问道“那时候，你在哪里呢”无论我采访的主题是什么，无论被采访者多么健忘，或者多么不配合，他们对这个话题总是会娓娓道来。经历了一九九零年代梦魇般岁月的人们，依旧能够如数家珍般的立即描述出那一天他们的一举一动。在这个受到如此巨大冲击的时刻，一切时间法则，一切人类意识全部冻结了。
金日成死的这一年，也是自朝鲜战争以来，全世界最热闹的一年，重大事件频发。面对濒临崩溃的经济，再加上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同敌人在汉城打得火热，北朝鲜很快沦为流氓国家。联合国，在咄咄逼人的新任美国总统比尔柯灵顿的把持下，要求北朝鲜开放其核设施接受核查。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为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北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引发冷战后第一次核恐慌。第二年，北朝鲜更进一步，对宁边核反应堆的核燃料棒钚进行处理。宁边位于平壤以北四十英里，是北朝鲜秘密的核武研究中心，对此，五角大楼甚至威胁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北朝鲜则以战争相回应。正是在此时，北朝鲜的谈判者提出了日后著名的威胁“将汉城变成一片火海。”
在六月，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突然对北朝鲜进行了三天的访问。期间，卡特抛出一个提议，北朝鲜冻结其核计划，作为交换美国提供能源援助。卡特还转达了北朝鲜对时任南韩总统金泳三访问平壤的邀请。敌对多年的两国领导人计划于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进行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面。
七月六日，金日成前往平壤以北的一个山区别墅视察，金日成拟在此处接见南韩总统。期间，他还前往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庄，进行其著名的“现场指导”。那天，天气非常炎热，气温大概华氏一百度。晚餐过后，金日成突发严重心脏病。几个小时后，他就去世了。三十四个小时之后，他的死讯才被公布。虽然金正日早在二十年前就被定为继任者，但是平壤需要时间好好准备如何冠冕堂皇的宣布这样一个共产世界里第一例子承父业的权力继承。
去世时，金日成已八十二岁高龄，远远超过他那一代北朝鲜男性的预期寿命。那时，他颈部已经长有一个高尔夫球般大小的很明显的甲状腺瘤。因此，除了北朝鲜民众，所有人都很清楚，他其实时日无多，但是从没有任何公开的关于金健康状况恶化的讨论。他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父亲，他们的华盛顿，他们的毛，还是他们的神。
宋女士，那时正在家为自己和丈夫准备午餐。工厂已经关门了，长博也因拿不到工资，现在也很少去电台上班。他正坐在正屋里等着电视新闻开播。他们听说，正午时分会有特别新闻播报，想必应该和正在进行的核谈判有关。一个月前，当北朝鲜宣布不再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时，也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特别新闻播报。长博作为一个记者，自然也十分关注此次的外交角力。而宋女士却对什么核武器谈判没什么兴趣。她有更多眼前的烦恼–例如怎么才能使玉米粥看上去更可口一些之类的事情。突然她听见长博打着响指。
“有事情发生了，大事情，”他喊道。
宋女士把脑袋从分割厨房和主屋的隔断上的一个小窗口探过来。她正好看到一些不对头的东西。电视新闻主持人全部穿着丧服，黑西装打着黑领带。她赶紧用毛巾擦干手，跑到客厅来看电视。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