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薛家岗文化中还见到一些在石器上彩绘的现象，这类器具很可能是被当作神器看待的，也是灵物崇拜的表现之一。笔者在发掘西藏拉萨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时，发现在大量打制石器上涂有红色，认为这也是灵物崇拜的表现，将红色涂抹在石器上，赋予它生命与力量，工具也就变成了神器。
自然崇拜是史前人类对自然力无能为力的一种思维与行为方式，人们希望有神力帮助自己，渴求神带来希望，这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必然结果，一切原始部落都曾经历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虽然人类在事实上终归还是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取得了进步，却打心底里认定一切都是神灵赐予的，于是会更加虔诚地礼拜。人类就是在这样的神灵膜拜活动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信心和力量。他们是以自然崇拜的方式作为自己改造自然的手段之一。
第二节 神龙诞生
史前人类处在氏族社会时，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植物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或者认定本氏族就是起源于这种动物或植物，那这动植物就是神圣的祖先和保护神，这就是“图腾”。图腾是北美印第安人奥基华斯部族的一个词，表示氏族的徽号或标志。氏族社会的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人们崇拜它，认为它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崇拜。
初始的图腾往往是某种具体的动物或植物，通常以动物为多见。在图腾艺术中见到不少半人半兽的作品，这是图腾人化的产物。最后图腾完全人格化，原始宗教又向祖先崇拜方向发展，最终人类认定自己的祖先是人而不是其他，人神由此诞生。
考古发现过不少动物形体的雕塑艺术品，还有绘有动物图形的彩陶，研究者认为其中当有图腾标志。像半坡人彩陶上的鱼形人面纹，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鱼图腾的写照，人形与鱼形的合成图，表现了人与鱼的结合，鱼已明显人格化，这是一种比较进步的图腾崇拜。
良渚文化的许多礼器化玉器上，通常琢刻有精细的兽面纹，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人兽复合纹饰，充满了一种神秘感。它们被认为可能是良渚人的神徽，实际上也与图腾崇拜有关(图17)。
氏族扩大为部落，部落又结成更大的部落联盟，结成分布地域广大的文化共同体，由此会产生新的更高一级的综合性图腾，作为共同体的标志。被作为中国文明象征的龙与凤，便是史前时代就已出现的两大图腾，它们是综合性图腾，是文化融合的产物。龙与凤已不是任何实体动物，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表明它们的崇拜者来自不同的氏族部落，是新的文化共同体一起创造出的共有图腾。这图腾已没有了原来的质朴意义，它的性质已产生了明显变化。
图17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图案
凤的原型，据研究有鸡、鸷(猫头鹰)、燕、鸾(孔雀)等，是若干鸟崇拜的综合体。仰韶彩陶中所见的三足鸟和燕子图形，当是较早的凤崇拜形式的表现。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制作有各种鸟主题的工艺品，似乎表明那里比较流行鸟崇拜，凤的起源肯定是缘于这种鸟崇拜。
龙的原型，有鳄、蛇、猪、马、闪电等，究竟什么是主体，人们有着一些不同的认识。内蒙古赤峰赵宝沟遗址发现了刻绘在陶器上的猪首蛇身图像，被认为是北方地区最早的龙图形。到红山文化时期，开始制作精美的玉龙，玉龙为环状身躯，猪形首，无足，被称为猪龙，从这里确可看到猪为龙的原型之一。其中最著名的一件玉猪龙，高26厘米，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是难得的精品。猪的饲养是以农作物栽培为前提的，所以猪龙被认为是北方农耕部落的图腾之一。
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也有龙形艺术品，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陶盆内绘有红色的蟠龙，亦是长躯无足。中原更早的龙形是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那里的一座墓中发掘出用贝壳摆成的龙虎图案，龙形有足有尾，张牙舞爪，形态十分生动。
这些来源不同的龙，后来融会一体，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龙成为综合图腾时，人们似乎对图腾崇拜并不十分热心了，事实上图腾观念已在悄悄发生变化。这主要是人对自己存在的意义、对自己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在进一步探寻人的来历时，人类不再满足于动植物起源的传说，终于对生殖奥秘有了清醒的认识，得知女性为人类之母，进而将女性祖先神化，造出女神，因之完成了图腾人化的过程，祖先崇拜也因此出现了。
红山文化中有陶土抟制的女性塑像，也有大型的形同真人的女神塑像，那是红山人自认的始祖神，人们为此盖起神庙，砌好祭坛，举行隆重的祭仪。中国古代传说中也有女始祖，名叫女娲，说她用黄土造出了人类，这传说的起源一定也是很早的。
除了始祖崇拜，史前也有近祖崇拜，它是以丧葬仪式为主要形式表现的，这一点我们将放在后面去谈。
第三节 虔诚的献祭
造出了那么多的神灵，同时也制定了许多礼拜的规矩，而礼拜的最高形式是献祭。只有在献祭活动隆重举行时，神的威严才充分体现出来，人与神的距离也缩小到最低限度。一些重要的献祭活动，后来逐渐演变成定期举行的各种宗教节日，这种传统甚至由史前递嬗到了文明时代。
献祭的目的很明确，通过这种讨好神灵的举动，希望能起到影响自然力的作用，使之为自己造福，实际上是对神的贿赂行为。正如《诗经·小雅·楚茨》中所说的：“神嗜饮食，卜尔百福”，“神嗜饮食，使君寿考”，你献给神灵吃的喝的，神就会使你长寿多福，这种观念应当也是源于史前时代的。
中国史前时代已开始修筑专用的祭坛和神庙，作为礼拜神灵的场所，这是从红山文化几次重要考古发现中得到确认的。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一组石砌建筑，经研究认为是原始宗教遗迹。建筑中有卵石圆台和巨石长方坛。石圆台周围发现了妇女陶塑像，说明那是供奉女神的祭坛；方石坛也是祭坛，附近出有玉龙和非实用的彩陶器等。这里是一处重要的祭祀地母、农神的宗教场所，它的主人是整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在特定的日子里，人们成群结队长途跋涉来到这里，通过隆重的祭典，了却自己的心愿。
东山嘴祭坛建筑群发现不久，又在距离不远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更大规模的祭坛与神庙遗址。 牛河梁遗址面积相当大，是一处有严谨布局的遗址群，以山梁顶端的女神庙为中心，周围山丘环绕着积石冢。女神庙是南北方向布置的多室殿堂，北边为一石筑的大型山台，南边有三处大冢和祭坛。女神庙结构复杂，有主室、左右室、前后室等，供奉有女神群像。神像比例如真人，据出土塑像残片推测，当时还塑有大于真人三倍的女神塑像。由此看来，这里可能是一处以祭祀女性先祖为主的多神礼拜场所。
神庙附近的积石冢，即是石砌的大墓，墓内随葬有许多精美的玉器。周围排列着一些小型墓葬，墓间也有石砌的圆形祭坛，墓前有石铺的台面和烧土面，附近出土有猪骨和鹿骨，这都是举行祭祖仪式的处所。由此看来，祭祖在红山文化中已经形成制度，祖先崇拜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发展阶段。遗址所见的墓祭遗迹主祭的是近祖(真实祖先)，坛庙则主祭的是远祖，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始祖神。
浙江余杭的反山和瑶山，也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坛遗迹，它的主人是良渚文化居民。两处都是在人工堆起的土山上筑成祭坛，再修建大型墓穴。 如瑶山祭坛为方形，面积约400 平方米，中间有一南北方向的红土方台，台上修建大墓。大墓有木棺木椁，墓中随葬成堆成组的玉器，这些玉器大多并非生产工具，又不是生活用品，为纯礼仪用具，不少就是专用的祭器，刻有神灵图像。
礼器的出现也是祭祀活动频频举行的必然产物。红山和良渚流行玉琢礼器，其中良渚的琮、璧、钺〔yue越〕是专用的祭器，这传统在青铜时代得到继承，钺成了权力的象征，琮璧乃是祭天地神灵的礼器。中原龙山文化居民墓中随葬物品中也有礼器，包括具有权杖意义的钺和乐鼓等。山东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也有琮、钺、鼓，有一些墓中出土许多这类礼器，表明死者生前当是专门的神职人员。
祭祀仪式还包括杀牲这个重要内容，既要杀兽，也要杀人。 上述祭坛附近出现的兽骨，就是杀牲的证据。杀人以祭称为“人牲”，即以人为牺牲，供献给神灵。史前居民认为对地母最大的敬意就是祭献人牲，以人血灌地，以求农作物能有好收成，这种做法在许多当代的原始民族中都曾经流行过。仰韶文化的一些遗址发现过不少非正常死亡的埋葬，不规则的土坑中埋着没有常规葬式的死者，有的还与牲畜共埋一处，这很可能就是杀祭人牲的遗迹。到龙山时代，这种杀祭更为普遍，发现不少无头死者和多人丛葬，有的死者肢体残缺不全，也很可能属于杀祭一类的遗存。
在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不少奠基牲遗存，也是一种典型的人牲现象。在一些较大的房址居住面或墙基下，往往发现有埋葬儿童或成人的现象，这是建房过程中处死的人牲，都是奠基用的牺牲品。如汤阴白营遗址，发现有二座房址埋有童牲；安阳后冈的15座房址中，埋置幼童27人；永城王油坊的一座房址下，就埋有人骨架三具；登封王城岗夯土建筑下面的一座奠基坑中，见到七具人骨架，有幼童，也有成人。杀人奠基，是为了房子的坚固耐久，也是为了驱邪避鬼，祈求神灵保护。
对于神灵的献祭，史前人表现得十分虔诚，他们可以献上自己所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东西，甚至是生命也在所不惜。这都是受了共同信仰的驱使，对于自己建立起来的信仰，他们坚信不移，也让子孙后代坚信不移，代代相传。
第四节 大礼安魂
史前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智力有了很大开拓，人们开始思索生与死的问题，得出了灵魂是人体主宰的结论。人类不仅有了灵魂观念，并且还认为灵魂有不死的性质，以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鬼魂世界。于是就有了鬼魂崇拜，有了对死者的灵魂进行妥善安置的意识。安抚亡灵的最好方式，是举行隆重的葬仪，将尸体掩埋起来，寄托哀思，祈求灵魂早日得到新生。
对死者实行掩埋的习俗，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将死者埋葬在自己居住的洞穴中，表示了生死同在的骨肉亲情。到了新石器时代，埋葬渐渐形成为一种严格的制度，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共同体中，出现了互为区别的埋葬方式。
氏族公共墓地的存在，是原始氏族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裴李岗、仰韶、大汶口、马家浜、崧泽、大溪、马家窑、齐家等文化遗址，都发现过大面积的公共墓地，数十座乃至数百座墓葬，比较整齐地排列在 一起。年代稍晚的墓地，出现了分区埋葬的现象，可能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聚葬。
史前埋葬方式大致有平地土葬、土坑葬、瓮棺葬等，其他还有洞穴葬和石棺葬，数量稍少。平地土葬指在平地上直接堆土掩埋尸体，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习用此法，马家浜、崧泽、薛家岗文化遗址都发现了很多这类墓葬。土坑葬为史前最为流行的一种葬法，墓坑有深有浅，以单人葬多见，也有合葬。土坑葬是裴李岗、仰韶、大汶口、龙山等文化墓葬的主要形式。瓮棺葬是指以大型陶器盛尸埋葬的形式，主要适用于掩埋夭折的儿童，在黄河中游地区比较流行。仰韶文化的半坡人有专门的瓮棺葬地，埋在村落以内，不与村外的成人墓相混杂。
就多数情况而言，对死者的埋葬都是一次性的，但也发现过不少二次葬墓。二次葬指在死亡后作一次临时埋葬，待尸体腐烂后再拾骨重新安葬，埋入公共墓地。大汶口文化的山东兖州王因墓地、仰韶文化的陕西渭南史家墓地、华阴横阵村墓地，都发掘出大批的二次葬墓。有的甚至将数十人按顺序埋入同一座墓穴中，这种二次合葬的墓在东北、华中、华南都有发现。
死者安息时的姿势在史前也很有讲究，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传统习惯。安葬死者的姿式主要有仰身直肢、俯身、屈肢、蹲踞等式。仰身直肢是最常见的葬式，死者仰身平置，手足自然垂直。俯身葬恰与仰身葬相反，死者俯身放置。马家浜文化居民盛行俯身葬，类似葬式在大溪和齐家文化中也有发现。屈肢葬是将肢体盘屈捆扎后掩埋的一种特殊葬式，见于马家窑和大溪等文化，这种葬式在青铜时代的关中地区仍很盛行。蹲踞葬与屈肢葬有类似之处，但头颅向上，取蹲踞姿势，主要见于南方的贝丘遗址。
为了安抚亡灵，还要给死者随葬一些生活必需品，以供他们在冥间使用。新石器时代的随葬品主要是陶器、生产工具、装饰品和食物，有时还用牲体或全牲。一般在早期使用的随葬品数量不多，各墓之间看不出明显差别，这一方面反映了一种平等状态，也说明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墓葬，随葬品明显多于其他墓葬，有的多达数百件，而小墓有的却一无所有，不仅显示了贫富分化的事实，也表明社会生长出了一个权贵阶层，以平等和平均为特征的史前社会开始崩溃。
随葬的陶器一般都是日常用具，后来有了专门烧制的明器，是专用的随葬品，形体较小，工艺也较差，没有实用价值。随葬的生产工具也都是一些实用的器具，有些地区男性一般用石斧、石铲、石锛等，而女性则用纺轮和磨盘等，与生前从事的生产活动相吻合，说明社会劳动分工已有明显的性别特征。
牲畜作为随葬品，一般只将牲体的一部分埋入墓中，如蹄脚、头颅、牙齿等。中国史前墓葬中发掘到的牲畜遗骸以猪为多，西北地区有猪也有羊。常见以猪下颌骨随葬，甘肃永靖秦魏家一座齐家文化墓中就见到68块。也有用整猪埋葬的，江苏邳县大墩子的大汶口墓葬中就有发现。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的兴隆洼遗址中一座居室葬，就使用了两头整猪殉葬。大汶口墓地还有殉狗的习俗，邳县刘林有八座墓殉狗，大墩子九座墓殉狗达18只。
更有甚者，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以人殉葬的现象，具有一定地位的男性死后要求妻妾殉死。大汶口、齐家、朱开沟文化都见到典型的以男子为中心的女性殉葬墓，男子葬式为仰身直肢，女子为侧身屈肢，还有二女同殉的例证。死时的殉葬是生时被奴役的写照，妇女失去了原先的平等地位，人压迫人的现象出现了(图18)。
图18 齐家文化的殉葬墓
还有一点要提到的是，史前先民对墓葬的方向十分讲究。大量统计研究表明，同一墓地乃至同一文化共同体的大多数墓葬都有一个大体统一的方向，死者的头颅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如裴李岗文化几处墓地都是南向略偏西，仰韶文化则是以西向和西北向为主，齐家文化亦以西向和西北向为墓葬的主要方向，马家浜文化为北向，北阴阳营和薛家岗文化为东北向，石峡文化为东向。
据研究，墓葬的方向可能表示着灵魂的去向，即所谓“灵界”的方向，也即是传说中的氏族起源地的方向。人死后灵魂要回归故土，所以用墓向来指示回归的方向。由于分布在一定地域的某个文化共同体有共同的信仰和传统，所以埋葬方向有惊人的一致性，而且极不易发生大的改变。
墓葬是史前考古经常见到的最重要的遗迹之一，对它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因为它是了解史前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个年代久远的时代虽然早已逝去，可它的许多秘密却珍藏在那个时代的墓穴中。
第六章 文明的曙光
第一节 中国文明的起源
世界上独立发展的最古老的六大文明起源的过程，曾是许多研究者的终身研究课题。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几十年来经历了曲折的认识过程，代表性的论点基本上可分为传播论和独立起源论两大派，两派不断交锋。独立起源论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的支持，也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
早在18世纪时，国外就有人说远古中国人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又有人说中国文明与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更有人说中国人是《圣经》人物诺亚的子孙。人种都来自外域，文化自然就不会是独立发展的了。
直到本世纪20年代，有些权威人士还认定商代仍处于史前时代，以为中国文明起源很晚。不久殷墟有了重要发现， 一个灿烂的殷商文明被揭示出来，于是又有人说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明。有些外国学者也认为殷商文明出现太突然，于是推断中国文明可能是受了来自西方的刺激后产生的，或者干脆说是近东两河流域文明的翻版。对于中国文明起源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就这样用最简单的方式下了结论。
诚然，商代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大都市，有了十分成熟的文字系统，有了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又有高超的玉器等手工业技术等等，确实是一个不能否定的灿烂文明。但是商代文明并不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国文明的起源还要追溯到更遥远的时代。中国文明并不是突然在东方出现的，中国在远古时代也并非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在这里有从猿到人演进过程的证据，也发生过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革命，这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根基所在。
中国有发达的史前文化，在不断的融合中形成了许多具有特色的文化因素，而且这些都是独立发展的，并非是外力影响的结果。殷商文明也并非无源之水，它所具有的城市文明、青铜文明和文字等，都是在中国史前文化已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认为，中国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建造，而奠基则早已完成。
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还有待完善，人们对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究竟有哪些尚存有争议，但有这么几条标志基本得到一致的认可，即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中心——城市，发明了文字，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城市、文字、冶金可以作为文明的三要素，其中又以文字最为重要。当然，三要素也并非缺一不可，世界六大文明中的墨西哥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秘鲁文明没有文字，埃及文明没有城市。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文明也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不仅具备文明三要素，还有一些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东西。
中国文明是在中国本土起源的，是土生土长的。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文明三要素在史前时代即开始萌芽的证据，以此追溯中国文明的源头。
第二节 城垣高筑
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初级城市，为大都市的出现创造了基础。事实上有少数城市已有相当规模，与文明时代的城市相比已没有太大距离。
社会生产力提高以后，人口迅速增殖并相对集中，不同于一般村落的大型聚落出现了；手工业技术向高精水平发展，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越发专门化了(包括制陶、琢玉、纺织等)，手工业已开始与农业分离，手工业者的居址也与农业村落分离开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交易活动频繁，集中的交易场所形成，集市出现了；知识和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孤立分散的乡村居住状态已满足不了一些特权人物的需要，所有这些就是城市出现的经济基础。
社会由氏族公社发展到部落和部落联盟，不可避免地生出一级一级的管理机构，高级权力机构的驻地，一般要建在经济中心，这是城市出现的政治基础，城市是统治者的权力中心。
城市的出现还有军事上的原因，主要出于防御上的需要。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城市的出现还有宗教上的原因。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神治”的方法进行管理，要举行礼天礼地的活动，或者称为“礼治”。敬天礼神，要有专门的宗教场所，这往往就是城市所在地。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都有宗庙建筑，后来的封建王朝也将礼仪建筑作为都城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个传统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城市起源的时代。
史前考古获得的大量资料表明，在龙山时代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城堡和城市，我们不妨简要叙述一下这些发现。
就目前的发现看，龙山时期的古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见到的较多，已有河南安阳后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山东寿光边线王村、章丘城子崖、辉县孟庄、郾城郝家台、丁公城和临淄田旺城等处。
安阳后岗发现的是一段宽3—4米、长70余米的夯土围墙，城圈大小尚不清楚，城内发现许多房屋基址。
淮阳平粮台的城址为正方形，面积五万多平方米。夯筑的城墙顶部宽8—10.2米，底部宽13.5米，现高3.6米。城垣南北各有一座城门，南门有土坯垒砌的两个门卫房，附近的道路下面发现有排水管道。城内发现有夯土台，台上有长方形排房建筑基址。
登封王城岗发现的是两座并列的城址，西城平面呈梯形，东城大部为洪流冲毁。两城面积总共约10000平方米，是一座不大的城堡。城墙已荡然无存，仅存筑城时挖掘的基槽。城内发现有殉人、殉兽的奠基坑。
寿光边线王村城址平面为圆角梯形，总面积近五万平方米，城内也见到奠基用的猪、狗和人骨架等。
章丘城子崖城址早在30年代即已发现，近年又做过一些勘察。城址平面为长方形，面积达20万平方米，超出边线王村城址3—4倍，是王城岗城址的20倍，是现今所见的龙山时代最大的城址。残存墙体深埋在地表下2.5—5米，宽8—13米，规模相当可观。这座城一直延用到夏代时期，后来又曾重新修筑，是一处十分重要的考古遗迹。
北方地区也发现了早期城址，地点在内蒙古凉城的老虎山。城址面积达13万平方米，四周筑有石墙。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座石头城。同在内蒙古的包头市附近的阿善，也见到一座石砌围墙的城址，面积也有五万平方米，年代也比较早。
类似的石城遗址在北方还有发现，内蒙古赤峰附近就有数十座之多，只是年代略晚于龙山文化。这些城址大小不一，一般为1—2万平方米，也有大到10万平方米的，有城墙，也有城壕。城内有大量石块垒砌的房屋基址，一般有40—100座，有的达600多座，规模不算太小，超过了许多中原的龙山文化城址。当然这类城址的性质还有待深入研究，还有待细致的发掘，这些城址对于城市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国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长江流域，在这个时候也有了规模较大的城堡建筑，例如天门石家河、石首走马岭、澧县城头山等。 良渚文化虽无明确城址发现，但也有大规模夯土台和红烧土建筑遗迹发现。
龙山时期的城址发现的已不算少了，未及发现的还不知有多少。这些发现证明龙山时代确已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城市与城堡，这是任何聚落都不能比拟的。当然也有些令人遗憾，虽然已经发现了这么多的城址，却因为种种原故，没有一座进行过全面发掘，城内的建筑布局很不清楚，开展研究还有很多困难。
城市的出现，表明形成了政治、经济中心，也许就是一个个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城邦。中国早期城市形成的起始年代，大约是距今4500年前，或者还会更早一些。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高筑城垣的都市已是比较发达的城市。为防御目的而修筑的城垣，主要当是部落间征战的产物，更早的城市也许不一定有城墙环绕。没有城墙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样也是城市，城墙并非是城市的决定性标志，如安阳殷墟和周代都城就都没有发现城墙。照此说来，将来发现没有城墙的早期城市不是没有可能的。
第三节 琢玉烁金
中国史前时代取得的科技成就中，有两项值得重点谈谈，这就是琢玉和冶金。冶金术的发明是文明到来的一个标志，很多人认为琢玉技术也应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标志。两项重要工艺的起源都是在史前时代，因此可以说史前时代孕育了后来的文明时代。
关于史前玉器，我们在前面有关章节中已经数次提及，对它的制作工艺和社会功能已有所了解。玉为美石，也是一种矿物，习惯上分为硬玉和软玉两类。硬玉古称翡翠，软玉即透闪石、阳起石，硬度都极大，中国古玉用材主要为软玉。中国史前古玉的考古发现可以追溯到本世纪30年代，但当时将出土玉器的时代统统定在汉代，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到了50年代，长江下游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了玉器，这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查过去的结论，从而将玉器的大量使用作为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来认识。后来又陆续在大溪、大汶口、仰韶、红山、龙山文化中都发现了不少精美玉器，良渚文化遗址更有惊人的发现，使得史前玉器的研究受到很大重视。
早期的玉器加工技术，主要借用了磨光石器的技法，即切割、钻孔和打磨等。后来逐渐增加的有镂雕、线刻技法等，为精密纹饰玉器的出现打下了技术基础。减地浮雕和线刻技法，是史前玉器加工技术成熟的表现，复杂的图案装饰由此而大量出现在玉器上。
年代稍早的玉器器型，多为小件生产工具和装饰品，都是实用器物。到后来实用器只有装饰品一类，玉石多被加工成非生产生活用品，制成的神器和礼器占多数。就良渚文化玉器来说，主要器类有琮、璧、柱形器、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和斧钺等，大都属非实用器。实用器仅有镯、璜、串饰、带钩等，除玉镯数量较多外，其他都很少。良渚玉器中数量多且形体大的玉器，主要有钺、琮、璧三种，是玉之重器。大墓里常见钺、琮、璧三器同在的组合，有研究者认为墓主人生前当是拥有军权、神权、财权的显贵，因为钺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琮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神器，璧很可能是财富的标志物。钺一般死者只随葬一件，琮有随葬32件之多的，玉璧则有用到54件之多的。齐家文化墓葬中还见到出土82件玉璧的例子，是西部地区出土玉器最多的一例。
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即辽宁红山文化、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江浙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的分布区，还有邻近的北阴阳营和薛家岗文化分布区，都发现了不少玉器，似乎有一个明确的玉器分布带。由此看来，重视玉器的传统起源于东部地区，玉器是东部地区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样也是文明时代初期的一个重要特点。
有研究者认为，玉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催化剂作用，玉与权力(政权和神权)这样紧密地结合，玉的神秘与高贵的属性找到了最好的表现形式。
玉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一切美好、珍贵、高尚事物的代称，美物、美名、美德、美人，都可用玉指称。特殊的玉器更是富有与权威的象征，究其观念的起源，与史前文化不能说没有联系。
史前大量精美玉器的出现，表明当时已有了专业玉工和琢玉作坊。遗憾的是玉作坊遗址和关键的琢玉工具至今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可靠资料复原史前时代的琢玉工艺，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史前时代与玉器的精加工技术成熟的同时，冶金术也开始出现了，这为金属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从已有的考古发现可以认定，中国冶金术至迟发明于仰韶文化时期，繁荣的彩陶文化大约是与冶金术同时出现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仰韶文化房址内，出土了一块半圆形铜片，年代测定为距今6500年前。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了铸造小件铜器的陶范，年代稍晚。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了一柄铜刀和一些碎铜片，这是考古所得的年代最早的成形铜器，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上下。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出土铜制品有明显增多，已有10多个地点发现了铜器及相关的遗物，重要的地点如下：
(1)山东胶县三里河，有断为两截的铜锥；
(2)山东诸城呈子，有铜片一块；
(3)山东栖霞杨家圈，有铜锥和炼铜渣；
(4)山东长岛北长山店子，有圆形铜片；
(5)山东牟平照格庄，有铜锥；
(6)河南登封王城岗，有铜容器残片；
(7)河南淮阳平粮台，有方形铜炼渣；
(8)河南郑州董砦，有方形铜片；
(9)河南临汝煤山，有炼铜坩埚残片；
(10)山西襄汾陶寺，有铜铃一件；
(11)内蒙古伊克昭盟朱开沟，有铜锥一件；
这些地点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境内，说明在这一广大地区，铜器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稍晚一些的齐家文化，也有许多遗址出土了铜器，仅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一处就出土30件。加上其他发现，齐家文化的铜器已出土了近50件，器型有锥、刀、凿、匕、斧、镜、环、指环等，以小型器具占多数，几乎不见容器。
早期铜器的发现只限于黄河流域，铜料既有自然铜，也有人工冶炼铜。器型也小，数量较多的是锥和小刀。根据研究推测，人类最早使用的是自然铜块，尔后利用单金属矿冶炼出红铜，或者利用多金属共生矿治炼青铜、黄铜和白铜，最后才是有目的的采用多种矿物炼出铜合金，合金的比例方式逐渐趋向合理。考古发现的中国早期铜器的原料既有红铜，也有黄铜和青铜，前者为自然铜，后两者为共生矿直接冶炼得到的合金铜，冶炼实验已证明了这一点。
早期铜器的成形技术，已有锻打和浇铸之分。小件条环状和片状器具多采用锻打技术，大件的则用浇铸技术。浇铸多采用单面范，是比较简单的浇铸形式。目前发现的铸范实物很少，只红山文化见到过陶范。
新石器时代晚期确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铜器，但数量毕竟很有限，作用同样也很有限，在社会经济生产中不会占有太重要的地位。但不论怎么说，金属冶铸技术终归是已经出现了，取代石器时代的金属时代实际上已悄然来临。
如果说琢玉是一种冷加工技术，而铸铜则是一种热加工技术。冷加工的琢玉技术在史前时代末期财富的集中与权力的强化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热加工的冶铸技术在新生产力的开掘和利用上，则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就是这冷的雕琢与热的熔铸，在中国文明的诞生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 从刻符到文字
文字的发明被认为是文明产生的最重要的标志，也就是文明三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作为中国文明载体的汉字，又是怎样起源的呢？这个问题近年来成了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十分关注的课题。
古代传说汉字为仓颉所造，仓颉为黄帝时的史官，他受鸟兽爪蹄印迹的启发而“初造书契”(许慎《说文解字叙》)。这个说法并不能作为文字起源研究的依据，汉字的创造决非一人一时之功，而是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孕育过程。
自从殷墟甲骨文字确认以后，人们知道商代的文字已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已具备系统的字法和句法规则。出土总数达16万片的甲骨，单字字数已多达4500个左右，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人们很自然想到甲骨文的出现并不是突发事件，一定有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于是希望能由考古学探讨远古汉字的演进轨迹，解开汉字起源之谜，以此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人们很快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新石器文化陶器上都有一些刻画符号，简练而醒目。如仰韶、大汶口、龙山、良渚、大溪、马家窑等文化都发现有刻符的陶器，半坡遗址陶器刻符有27种，姜寨遗址多到38种，柳湾墓地则有50多种，刻符种类相当可观(图19)。一些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断言，史前陶器上的刻符具有文字性质，或者直接认定那就是文字，是原始形态的汉字。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符号并不是文字，而是一种原始记事符号，是与语言毫无关系的刻画。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用的工具，记事符号并不与语言发生直接联系，不具备形、音、义这三个文字的基本特点。两种意见的争论，真有些相持不下。
图19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画和彩绘符号
陶器上的刻符肯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也即是说不算标准文字。但这些刻符有固定的形体，有明确的含义，不能说与文字意义毫无关联，刻符中也未必一个都没有文字意义。汉字的起源与刻符的关系相当密切，至少文字的造作是受到这些刻符的启发，如果说仓颉是看了鸟兽足迹而萌发造字的奇想，还不如说是看到陶器刻符后加以改进整理而造出文字。
可喜的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确实发现了文字，可以认为它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汉字。不过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刻符，是表达有明确意义的刻符，形、义一目了然，读音也许已确定了，所以它又并非是普通的刻符。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诸城前寨等遗址，多次出土刻有象形文字的陶器，所见象形字有近10种，而且常能重复见到同一字形，如以日、火、山3个象形字组成的【6.4】字，就发现了好几例。这些字与常见刻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笔画相当工整，结构也较为固定，与甲骨文字体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也属于象形字体系，完全可以认定属于汉字范畴，是目前所能确认的最早的汉字，年代距今约4000—4500年。
龙山时期自然也有了文字，不过目前发现的例证还不算丰富。据最新报道的资料说，在陕西龙山文化的长安花园村，发现了一批刻画有原始文字的兽骨和骨器，文字结构比较复杂，与甲骨文字也有着内在的联系，有的可以确认为文字，可在甲骨文字中找到对应的字体。花园村的刻骨文字，年代为距今4000年以上。此外，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一件陶器上，见到一个用红笔书写的字，也是确定不移的汉字，而且是最早的书写汉字。在山东省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的龙山文化城址中，发现了一片刻有11个“文字”的陶片。这11个字分为五行，右端一行为三字，余者为二字。这些字成组出现，行款整齐。有人认为它们是一种较成熟的文字，也有人持反对意见，有待于更多的发现来印证。龙山时代已有文字，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是比较原始的文字，但不会是最早的文字，文字的起源可能早于距今4500年以前，我们还要耐心地等待新发现。事实上，现在已开始有了一些零星的发现，可以用于证明大汶口陶文之前已有文字，只是材料还不够丰富。
甲骨文字确实不是无源之水，它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在孕育之中了。
从我们简略的叙述中已不难看出，中国文明深厚的根基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具有循序渐进的演化规律和一脉相承的悠久传统。更进一步说，中国文明所得以奠基的史前时代，就已经透射出文明的曙光。
辅文列表
附录一 辅文图片
蓝田人复原像
双联陶罐 卡若文化(西藏昌都)
骨耜 河姆渡文化(浙江余姚)
白陶鬶 大汶口文化(山东曲阜)
石齿镰 裴李岗文化(河南密县)
陶瓶 崧泽文化(上海崧泽)
玉项链 良渚文化(浙江余杭)
鹳鱼石斧彩陶缸 仰韶文化(河南临汝)
浮塑人形彩陶壶 马家窑文化(青海乐都)
黑陶高柄杯 龙山文化(山东临沂)
鸟形绿松石雕 红山文化(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
祭坛遗址 良渚文化(浙江余杭)
玉钺神徽图 良渚文化(浙江余杭)
墓地发掘 卑南文化(台湾卑南)
龙纹彩陶盆 陶寺类型文化(山西襄汾)
玉龙 红山文化(内蒙古翁牛特旗)
附录二 中国史前文化及重要遗址简介
中国的史前文化和遗址，由于旧石器时代的发现较少，习惯上按南方和北方分成两个区域；而新石器时代的发现较多，特别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所以地区划分较细。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文化
北方地区
东谷坨地点
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位于河北省阳原县东谷坨村许家坡。据古地磁法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00万年，地质时代处于早更新世末或中更新世早期。
所出文化遗物有石制品1600余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砍斫器。另外还有打击过的骨片。该地点与其附近的小长梁地点被合称为“东谷坨—小长梁文化”。
小长梁地点
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官亭北侧小长梁。地质时代属于早更新世末或中更新世早期。
文化遗物中有石制品200余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种类常见刮削器、尖状器、石钻和砍斫器。另外出有六件打击骨片。
蓝田人及其文化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位于陕西省蓝田县。“蓝田人”包括公王岭和陈家窝两个地点的人类化石，据古地磁断代，公王岭化石年代约为距今100万年至75万年，属中更新世早期，陈家窝化石年代约为距今65万年至50万年。
蓝田人的文化遗物有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主要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大尖状器和石球。其中大尖状器又称三棱大尖状器，最具代表性。公王岭化石层中的几处灰烬说明当时古人类可能掌握了用火技术。伴出的动物化石包括中更新世早期到晚更新世的动物。
匼〔ke柯〕河文化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位于山西省芮城县匼河村一带。其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早期。
匼河文化的遗物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烧骨是匼河人用火的证明。伴出的动物化石多为中更新世的典型种属，象、鹿、水牛、披毛犀的共存说明匼河人的生活环境为温带气候。
北京人及其文化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北京人”又称“北京中国猿人”、“北京中国人”或“北京直立人”。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堆积中。据铀系法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和古地磁法断代，年代约为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
北京人善于直立行走，上肢能进行与现代人相似的活动。他们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和骨角器。石器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大量的灰烬表明北京人善用火，可能已掌握了保存火种的技术。伴出动物绝灭种占30%，这些动物群的变化表明北京人生存期间，自然环境曾经历了寒冷、干旱、温暖湿润三个时期。
金牛山人及其文化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辽宁省营口市田屯村金牛山遗址命名。金牛山文化指遗址A点的下部堆积，属中更新世。
该文化发现了同属于一个男性个体的头骨及全部的体骨。石制品中石核少、石片多，采用锤击法和砸击法加工。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地层中出有灰烬层、灰堆和烧骨，说明当时人们已开始用火。伴出的动物化石中有更新世的典型动物，也有第三纪和早更新世的残余。当时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有森林、草原和广阔的水域。
大荔人及其文化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现于陕西省大荔县解放村附近。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年代约距今10余万年。
大荔人属早期智人，脑量估计为1120毫升。他们的文化遗物中石片、石核较多，石器占少数，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和石锥。未发现明显的用火痕迹。伴出的动植物化石或孢粉分析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要比北京人生活时期更为干燥、寒冷些。
许家窑人及其文化
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或中期早段的文化。发现于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和河北省阳原县侯家窑村之间。据铀系法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0万年，属中更新世末或晚更新世初。
许家窑人的头骨特征部分像北京人，部分像尼安德特人，属由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类型，平均年龄约为20岁。他们的文化遗物有石制品及骨角器。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砍斫器和石球等，属小石器系统。伴出的动物化石有鸟类和哺乳类两种。当时的气温略低，属大陆性气候。
丁村人及其文化
旧石器中期文化。发现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属晚更新世早期。
丁村人属早期智人阶段，文化遗物以石片、石核为主，石器较少。石片多采用碰砧法、投击法加工，石器有砍斫器、手斧、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刮削器和石球等，是“匼河—丁村系”的代表，属于大石器系统。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多为适应森林、树林生存环境的种类，各种鱼类和大型丽蚌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温暖湿润，有大面积的水域存在。人们通过采集、渔猎来维系生存。
峙峪文化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发现于山西省朔县城西北峙峪村附近。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28945±1370年或28135±1330年。
峙峪文化的石制品有石核、石片、石器三种，多两极石核，石器多小形器，有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新出现了石刀和石镞。另外还出有骨质尖状器、骨片和石墨装饰品。伴出的动物化石多为蹄类动物，绝灭种占40%。峙峪人生活在草原地带，已开始根据动物习性来集中猎取几种动物，显示了该文化的进步。
阎家岗地点
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南部运粮河北岸。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22370±300年。
该地点发现人头骨残片化石一块，定名为“哈尔滨人”，属晚期智人。哈尔滨人所用石器发现有砍砸器，另有石片和石核。有些骨片上也有人工痕迹，似为骨器。较重要的发现是揭露了一处营址遗存，它由500余件哺乳动物骨骼构成，分析为当时的围墙，应是季节性的临时居住址。
虎头梁地点
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位于河北省阳原县虎头梁村附近。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0500年，地质时代处于晚更新世。
文化遗物有石制品10万余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种类常见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斫器及石锤、石钻等。另有各种贝质、石质、骨质和鸵鸟蛋皮制装饰品。发现有炉灶坑。
下川文化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山西省沁水县下川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中条山主峰及附近地区。其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末期，下限进入了全新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24000—16000年。
下川文化的石制品以细小石器为主，琢背小刀是代表器型，还有石叶、尖状器、雕刻器、镞、锯、钻及石核、石片等。粗大石器较少，器型有石核、石片、尖状器、刮削器、砍斫器、锤、砺石和磨盘等。下川细石器代表了旧石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准，它们及复合工具的使用标志了生产力的长足进步。
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8865±420年，其地质时代处于晚更新世末期。
山顶洞人类化石代表八个个体，体质特征具有明显的进步性，脑容量较大，与现代人相似。他们的文化遗物中石制品较少，仅见砍斫器、刮削器和两极石片，骨针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缝纫工具。他们的装饰品十分发达，表现了远古人类对美的追求。狩猎和捕捞是山顶洞人维系生活的手段，掌握了钻孔、磨制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他们把死者葬在下室，并在身体上涂布赤铁矿粉，表达了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
小南海文化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河南省安阳小南海洞穴遗址命名。其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1000年±500年。
小南海文化以小石器为特征，石制品原料多为燧石，包括石核、石片、石器。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两类，还有少量装饰品，弧边刮削器是其代表性器物。伴生的动物骨骼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有大面积的森林、草原、河流、沼泽和沙地。人们就在这种环境中过着狩猎、采集的穴居生活。
南方地区
元谋人及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