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信息
书名：中国史前文化
丛书名：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丛书多卷书否：Y
ISBN：7-100-02182-0
主要责任者：王仁湘，贾笑冰
责任方式：著
丛书责任者：任继俞；汤一介，焦树安，张明华
丛书责任方式：主编；副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地：北京
出版日期：1998-11
装帧：简
页码：1-231
字数：80千字
开本：32
定价：15.50
作品语种：中
整书中图分类号：K871.1
辞典简介：本册工具书是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之一，共收录24条词条。
编辑委员会
主 编：任继愈
副 主 编：汤一介 焦树安 张明华
编 委：(按姓名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戴念祖 郭齐家 葛剑雄
焦树安 金宜久 卢海燕
欧阳中石 庞 朴 戚志芬
任继愈 沈心天 汤一介
王世民 王兆春 吴良镛
严汝娴 张国风 张明华
赵 靖 赵匡华 郑殿华
周 强 朱光暄
常务编委：任继愈 焦树安 张明华
张国风 郑殿华
编者献辞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有的中断了，有的随着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到另外的地区。唯有中国这个国家，既古老又年轻。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以上。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久性：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到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的目标。要让中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文化辉煌的历史，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打下基础，这是一件宏伟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丛书的宗旨。
对文化层次较高的成年读者以至专家来说，个人的专业知识总归有限，本丛书对于成年人也不失为一种高品位的、可信赖的文化知识读物。
本丛书的前身有110个专题，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商务印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现由编委会对类目重新加以调整，确定了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共100个专题，由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每个专题也由原先的五万多字扩大为八万字左右，内容更为丰富，叙述较前详备。希望这套丛书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读者能够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所系，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愿望。
对于本丛书的批评及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力求使之趋于完善。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四月
出版说明
百册本《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是由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主编，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由我国著名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面向青少年和一般读者的大型文化普及丛书。被共青团中央启动的“新世纪读书计划”列为第一批推荐书目。这套丛书，是在1991年版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1991版曾荣获当年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和日本、韩国的出版机构相继选译和出版了这套丛书，丛书的英文选译本也随后面市。
新版由原先每本5万字增加为8万字。合并了一些内容近似的图书，同时增加了一些选题，对古代难辨字还注了音，并补充了有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成为一套内容丰富、文字规范、装帧精美、可读性强的真正的图书精品。
丛书编委会及作者队伍强大，名家云集，他们中有著名学者，有北京大学的校长，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几乎都是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可以说，这套丛书，是名附其实的大专家给普读者写小书。他们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保证了丛书的科学性，文字表述方面做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丛书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体系。可大致分为10个专题，分别是思想、文化、教育、科技、考古、史地、军事、经济、文艺、体育。从多角度、多层面勾勒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中华民族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丛书加强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说的介绍，文理兼备，显示出编者整体上把握传统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是一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百科丛书。同时也是一套增长知识、陶冶情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
内容简介：
“史前”，特指文明发生之前的全部人类历史，即文明史之前的历史。史学家们过去只能依据传说与神话来考订洪荒时代的华夏远古史，随着近代田野考古学的传入，考古学家的艰难探索，华夏民族的远古历史与文化，变得不再模糊……
作者简介：
王仁湘，男，1950年11月出生，祖籍湖北，现为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他对中国史前考古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在饮食文化考古研究方面也有一定建树。发表专业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及其他著作40余部，主要有：《拉萨曲贡》、鬈临潼白家村》、《中国史前文化》、《人之初——华夏远古文化寻踪》、《饮食与中国文化》、《饮食考古初集》等。并主编有《中国史前饮食史》及大型考古学丛书《华夏文明探秘》等，后者获第11届中国图书奖。
贾笑冰，该作者暂无简介。
目录
天荒地老有人识
第一章 东方世界的远古居民
第一节 从猿群中走来
第二节 在黄河两岸
第三节 在大江南北
第四节 在地角天涯
第二章 艰难的历程
第一节 不灭的火种
第二节 破石作器
第三节 陶轮旋转
第四节 “绿色革命”
第三章 生存与发展
第一节 告别洞穴
第二节 经纬丝麻
第三节 炮燔烹炙
第四章 美的使者
第一节 不倦的追求
第二节 彩陶精蕴
第三节 细刻精雕
第四节 歌舞乐之
第五章 崇拜与信仰
第一节 造作众神
第二节 神龙诞生
第三节 虔诚的献祭
第四节 大礼安魂
第六章 文明的曙光
第一节 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节 城垣高筑
第三节 琢玉烁金
第四节 从刻符到文字
辅文列表
附录一 辅文图片
附录二 中国史前文化及重要遗址简介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文化
第二节 中石器时代遗存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文化
第四节 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表一 旧石器及中石器时代重要遗存一览表
表二 新石器时代重要文化一览表
天荒地老有人识
人类历史上的史前时代，是文字发明以前的一个漫长时期。史前先民创造了史前文化，奠定了文明时代的根基。史前时期究竟是什么样子？史前文化的奥秘何在？中国古代就有学者进行过探索，在汉唐学者的一些著作中，可以读到有关洪荒时代人类活动的片断传说文字，包括作者们一些推断性的结论，有的极有见地。但是，古人对史前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史前先民创造的主要文化成就，终归是知之甚少，不可能有系统科学的认识。
对史前社会与史前文化的科学认识，还是在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后。作为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史前考古学，就是通过史前人类遗迹与遗物的调查发掘，专门研究史前社会及其文化的一个学科。考古学家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几个发展阶段。大体说来，石器时代即相当于史前时代，而史前考古就是石器时代考古的同义词。后来，经过史前考古学家们的长期研究，又将石器时代区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四个阶段，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人类由古猿分化出来以后，直到文字出现之前，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发展过程。旧石器时代是人类经历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也是发展速度最缓慢和经历时间最漫长的一个阶段，大致从人类出现至距今约一万年前，即为旧石器时代。这个时代的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标志，人类学会了用火，以采集和渔猎作为重要生活手段，并且创造了最原始的艺术作品。距今一万年前后，是发展时间不很长的中石器时代，以用间接打击法获得的细小石器为工具，经济生活方式大体上继承了旧石器时代的传统。农业、畜牧业产生，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技术出现，表明新石器时代已经到来，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农耕的发明。新石器时代的时间跨度，大约在5000年以上。当红铜冶铸技术发明时，红铜器具制成，但主要工具仍然为磨光石器，这便是铜石并用时代。再往前跨进一步，就到了青铜时代，人类社会便开始了灿烂的文明时代。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研究者对是否将“中石器”和“铜石并用”作为史前时代的两个独立发展阶段，尚持有异议，实质上它们是两个年代并不长的过渡阶段，承前启后，其重要性不可低估。
中国史前考古研究起步较晚，在欧洲人首先发现旧石器和猿人头骨化石半个多世纪之后，外国学者于本世纪20年代在黄河流域找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接着是中外学者共同发掘北京周口店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并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开端。
数十年来，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来，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已有2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更是数以千计，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则有四五百处之多。由于时代上的差别和分布地域的不同，这些史前文化遗址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考古学家根据它们的特征，区分为一些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并且以典型的有代表性的遗址名称来命名，称之为“某某文化”。中国目前已经发现并且命名的史前文化已达60多个，如著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
史前文化的命名，一般经过了一系列同类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几个过程，年代学便是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按照一般规律，在某一遗址的发掘中，下层文化堆积在年代上要早于上层文化堆积，这种由地层关系判定相对年代的方法，在田野考古中运用十分广泛，称为“地层学”，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另外，在比较不同遗址的内涵，以及判定它们年代的早晚方面，则要使用考古学称作的“标型学”方法。这种方法是将遗迹和遗物分类排比，确定它们的标准型式，找出它们的演变序列。不同形制的遗迹和遗物在这个序列表上的位置，便是它们的相对年代位置，出现早的自然年代就早，反之则晚。标型学是判断不同遗址文化内涵异同的重要方法，不同遗址如果都能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器物和遗迹，不仅表明它们的年代相近，也表明它们是同一人类族团创造的文化共同体。这种代表同一时代、集中于一定地域、具有一定地方特征的共同体，便是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可以挑选一个最典型的遗址名称来命名这个考古学文化，通常习惯于选用最先发现的那个遗址的名称。
随着史前考古学的不断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正在逐渐应用到考古研究的各个方面，例如勘测、修复、鉴定、断代等，没有科学技术方法是不可想像的。尤其是自然科学断代技术，它能给出遗物和遗迹的绝对年代数据，对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目前已应用于考古学的年代测定方法，有古地磁断代、放射性碳素断代、热释光断代、骨化石含氟量断代、树木年轮断代、氨基酸外消旋法断代、铀系法断代、钾-氩法断代等。其中运用得最广、作用最明显的，则是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它是利用生物遗体中碳-14不断衰变的原理进行年代测定的技术。它的基本原理是：宇宙射线与地球大气中的原子发生核反应，产生出和普通碳素原子重量不同的同位素碳-14。生物体中的碳-14浓度与大气中的碳-14浓度是平衡的，但死亡后碳-14便得不到补充，逐渐衰变和减少。通过测定死亡生物体中所含碳-14减少的程度，便可计算出它死亡的年代。将放射性碳素测定结果与树轮对比校正，可以得到比较真实的年代数据。这种方法应用到考古学后，史前考古的年代学才建立在有绝对年代为依据的可靠基础之上，这被称为是史前考古学上的一次革命。中国已测出的碳-14年代数据已有数千之多，为建立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中国史前文化年代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有了这样的绝对年代数据和相对年代关系，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排列出各地史前文化发展的序列表，还可以有目的地去寻找和补充这序列表上存在的缺环。
中国发现的史前文化，有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距今180万年的山西西侯度文化、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文化，也有稍晚的距今约100万年的陕西蓝田人文化，和距今70—20万年的北京人文化；有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山西丁村文化，距今约10万年；有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在华北、东北、西南、华南有广泛的分布。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有较早的距今8000—7000年的磁山、裴李岗文化，有稍晚的河姆渡、仰韶、大汶口、龙山和良渚文化等。在许多地区，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而以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序列最为完善，发现的史前遗址数量很多，研究比较透彻。当然，序列表上也有一些缺环，例如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面貌，人们知之甚少；在长江和黄河以外的地区，史前文化序列很不完整，或者根本还没能建立起来，发展脉络很不清楚。这些课题的解决，有待未来考古学家的一代代努力。
通过对诸多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我们对史前时代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生产、日常生活、宗教信仰、艺术活动，有了直接深入的了解，更由此明白了华夏文明的根基所在。远古时代的先祖所创造的灿烂的东方史前文化，正由考古学家们辛勤的工作一章章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和深邃的内涵，也必将由考古学家们的深入研究，更加完整地阐发出来。
注：本书正文部分由王仁湘撰写，附录部分由贾笑冰撰写。
①放射性碳素断代，一般适用的范围是在五万年以内，或可扩展至七万年。更早的年代，可采用其他方法测定。
第一章 东方世界的远古居民
第一节 从猿群中走来
人，是世界上最富灵气的动物。探索人类文化的起源，首先就涉及到人类的起源问题。千百年来，人对于自己的来历进行过许多猜测，自古就有人并非是开天辟地就有了的论述，还有猴子变人的古老传说，更是存在于某些民族的创世纪神话中，例如藏族就有类似妇孺皆知的传说。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也有一些猿猴变人的说法，只是无法与现代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学说相提并论。
19世纪中叶，进化论的奠基者、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公元1809—1882年)，发表了《物种起源》和《人类起源》两部名著，用生物进化原理论证人类起源于早已绝灭的古类人猿，建立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科学学说。古猿究竟如何变成人，达尔文没有深论，这个问题由恩格斯作了科学解释。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著名论断，阐明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由于气候环境的变迁，由树居改为地面生活的猿类，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形成了简单劳动，促使前肢分化为手，后肢分化为脚，最终站起身来直立行走，从此开始走出猿群，在将自己创造为人的漫长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直立行走以后，猿人的视野大大扩展了，大脑逐渐发达起来，语言由交往中产生，劳动也愈来愈见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劳动的标志就是工具的制作，这是除人以外的任何高等动物所不可能办到的事。所以能否创造工具，也是人与猿区别的最重要的标志。掌握工具制作技能是人类智慧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人类社会得以不断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之一。
根据古人类学的研究，人类的直接祖先是腊玛古猿，生存年代为距今1400万—800万年前。腊玛古猿属“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学会使用简单的工具，可能有了初级语言交流。我国云南开远和禄丰陆续发现过几批腊玛古猿化石，生存年代大约为距今800万年前。而南方古猿(纤细种)的化石及其文化，则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人类遗迹。南方古猿已非真正的猿类，不仅能直立行走，并能制作粗糙的工具，其最早年代可达距今500万年前。我国在湖北建始、巴东和广西南宁都发现了可能是属于南方古猿的牙齿化石，为探索人类在亚洲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人类学家将人类发展进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南方古猿(早期直立人)，开始直立行走，已能打制简单的石器，生存年代一般认为距今300万—200万年；(2)直立人(晚期直立人)，开始用火，能制作较复杂一些的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00万—30万年；(3)古人(早期智人)，体质上接近现代人，发明了人工取火技术，能制作不同用途的标准石器，时代距今约30万—5万年；(4)新人(晚期智人)，掌握了雕刻和绘画艺术技能，开始制作装饰品，年代自距今约五万年始。
我国发现的直立人、古人和新人阶段的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迹相当丰富，在北京、云南、四川、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安徽、广东、广西、内蒙古和辽宁等地，都已寻找到我们远古祖先留下的足迹，其中最著名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丁村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等。与这些远古居民同时代的遗址发现更多，200多个旧石器地点广布在华北、东北、华南和西南辽阔的大地上。
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在我们古老的东方世界，早在170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以属于早期直立人的云南元谋人为代表。元谋人已开始使用打制石器，还见到大量炭屑和烧骨，有可能表明当时已开始用火①。大约在距今100万-75万年前，是陕西蓝田人生活的时代，这时的石器技术有所发展，石器类型开始固定化，但依然比较粗糙。距今70万-23万年前，是著名的北京人生活的时代。北京人化石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半个多世纪的间断发掘获得了多达40个个体的人骨化石。北京人的石器种类较多，用途比较明确，有少数较为精致的小石器和一定数量的骨器，发现了明确的用火证据。
我国发现的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主要有距今约10万年前的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人和许家窑人等，他们生活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广泛使用打制石器，掌握了较为复杂的石器加工技术。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主要有北京的山顶洞人和山西的峙峪人等，他们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开始使用更高级的间接打击法加工细小石器，发明了弓箭，又在创造性劳动的发展中大大迈进了一步。
人类学家根据出土人类化石研究证明，人类自脱离猿群200多万年以后，在距今50000—10000年之间开始形成不同人种，这就是现今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三大种群的来历，即所谓蒙古人种(黄种人)、欧罗巴人种(白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生活在世界东方的蒙古人种，有研究报告说，可能是在中亚和东亚的干燥草原和半沙漠地带形成的。中国早期智人化石大荔人的头骨开始出现蒙古人种的性状，而晚期智人化石山顶洞人则已有明显的蒙古人种形态，也就是说，大荔人和山顶洞人同是黄色人种的祖先，远古中国是黄种人的重要发祥地。
注释：
①有的学者认为元谋人的时代应不早于距今73万年前，可能为距今50万—60万年。
第二节 在黄河两岸
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社会又跨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考古学上所说的新石器时代。现今在中国大地上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如星罗棋布，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在高原，在海岛，到处都留下了先民们的足迹，到处都埋藏着先民们创造的文化遗存。
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地区，也是史前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遗址分布相当密集，这虽然有可能是考古工作在这里开展得比较深入的缘故，但也说明这一带史前人口分布密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黄土与黄河哺育了史前农业文明，这也是华夏文明起源的根基所在。
黄河流域迄今发现的较早的新石器文化，有渭河地区的白家村文化、黄土冲积带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北辛文化及后李文化，它们都属比较发达的原始农耕文化。另外，在河北省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文化遗存，其中包括了若干陶片，这一发现可能会提早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起始年代。
磁山文化因70年代河北南部武安磁山遗址的发掘而得名。磁山人制作有质地较粗糙的陶器，使用磨光石器，种植的主要谷物是粟，还饲养有猪、狗、牛、鸡等家畜，生活的年代为距今8000—7500年前。磁山遗址的发掘刚刚结束，河南新郑又发掘到另一处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裴李岗，这类遗存在河南中部的许多地点都有发现，被命名为裴李岗文化。裴李岗人使用的陶器和石器与磁山人的多有相似之处，制作有一种十分精致的带齿石镰。居住面积不大的圆形半地穴房子，还有较大规模的氏族墓地。裴李岗人生活的时代也与磁山人相当，或者还略早一些。
后李文化以山东临淄后李官庄遗址命名。后李人烧制夹砂陶器，使用石、骨、蚌类的生产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及采集、渔猎活动。
北辛文化因山东滕县北辛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发掘时间几乎与裴李岗遗址相同。北辛人制作陶器时比较注重外表的装饰，使用磨制石器和骨器，也有数量较多的打制石器，生活的年代稍晚，距今7200年前后。
磁山人、裴李岗人和北辛人都生活在黄河下游的冲积扇上，在黄土高原上也生活着一支早期新石器时代居民——白家村人(对于这一类文化遗存的命名存在较大分歧，我们这里采用以最典型的临潼白家村遗址来命名)。白家村文化几个主要遗址的发掘时间，也是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白家村人制作实用且富于美感的陶器，发明了彩陶；使用磨光石器，但磨制并不精细；居住圆形半地穴房子，有规模不很大的公共墓地。白家村人生活的年代为距今7800—7000年上下。
这几支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在内涵上表现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陶器多见三足鼎形器和鼓腹器(图1)，农作物有粟，在发展过程中可能相互产生过一定影响。这几支文化后来又发展成为更繁荣发达的新石器文化，白家村、磁山、裴李岗文化是著名的仰韶文化的渊源，北辛文化则是大汶口文化的前身。这种发展关系的确认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是许多考古工作者长期共同努力发掘的结果。
图1 关中地区早起新石器文化陶器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发现最早的一支新石器文化，因1921年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经过数十年的发掘与研究，人们对仰韶文化的面貌有了深入了解，它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陕西、山西南部、河南及邻近地区，关中平原为这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仰韶居民生活的时代大约为距今7000—5000年前。在这一广大地域的较长时间范围内，各地的仰韶文化面貌存在着一定差异，考古学家们又将它区分为几个小的文化圈，以便更准确地了解它们的发展与演变过程。
仰韶居民过着比较稳固的定居生活，有较大的村落，有些遗址面积很大，可达10多万乃至上100万平方米，包括房址、窑址和大片墓地。住房主要为半地穴式，发明了多间连建的房屋。据考古发掘，曾发现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大房址。仰韶人的生产经济以农耕为主，兼营家畜饲养和渔猎。农作物主要有粟和黍，家畜有狗和猪，牛、马、鸡、羊也有，只是不能确定是否为家畜。仰韶人的制陶业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器物造型规整、装饰美观，火候也高。彩陶比较发达，有红、黑彩，也有棕、白彩，纹饰流畅。仰韶人有大规模的公共墓地，有一定数量的多人合葬墓，幼童一般用大件陶器作葬具。
黄河下游的鲁南苏北地区，继北辛文化发展起来的是大汶口文化，它因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史前墓地的发掘而得名。大汶口居民生活的时代为距今6300—4400年前，与仰韶人的时代相当或稍晚。同仰韶人一样，大汶口人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农耕文化，主要农作物也是粟，饲养猪、狗等家畜。手工业较发达，有精致的骨角、象牙、玉石制品。陶器工艺水平也较高，出现轮制陶，有精美的薄胎、黑胎和白胎，也有不少可同仰韶文化媲美的彩陶，开始制作专用酒器。大汶口人有较大的公共墓地，有一定数量的合葬墓，部分死者有比较丰富的随葬品。
在仰韶和大汶口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龙山文化，它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而得名。起初人们将山东境内以灰黑陶为代表的晚期新石器遗址称为龙山文化，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几百处相似的文化遗址也都被纳入龙山文化之内。后来为区别起见，分别称作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更有将这类文化所代表的时代称为“龙山时代”的。各地龙山文化有不同的渊源，有本身的特点，又由于年代相近，互相有较多交流，所以也有不少相似之处。龙山时代普遍采用轮制技术制陶，火候很高；房屋建筑较为讲究，有夯土台式房基，居住面上涂抹有防潮白灰面；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城堡，发明了凿井技术；有不同规模的墓地，少数墓筑造讲究，有丰富的随葬品(图2)。
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及附近地区，有一支继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繁荣的彩陶文化——马家窑文化，由20年代发现的甘肃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其年代约为距今5200—4000年前，在千余年的发展中，前后变化很大，可区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分别命名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马家窑文化居民以种植粟、黍的农耕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彩陶相当发达，是所有新石器时代居民中对彩陶最为偏好的一支，主要绘有变化多姿的几何形图案，极富韵律感；房屋多为半地穴式，有较大的公共墓地；开始制作小件青铜器，这是马家窑人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
图2 山东龙山文化陶器
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齐家文化，因甘肃广河齐家坪遗址的发现而得名。齐家人生活的年代为距今4000年上下，以农耕为主，有狗、猪、牛、马、驴、羊等家畜。也有一定数量的彩陶，绘简约的几何纹图案。房子为半地穴式，同龙山文化一样，居住面上涂有白灰面。有大规模的公共墓地，墓穴排列整齐，随葬品多寡不均。
第三节 在大江南北
长江流域史前考古工作开展较晚，系统研究起初不很深入，致使不少人在五六十年代还以为那是一个开发很晚的地区，不会有太早的农耕文化。近三四十年来，在中下游地区有了许多重要收获，基本上弄清了新石器时代的一些主要居民及其文化，表明长江同黄河一样，也有同样悠久的开发史，也有同样灿烂的远古文化。
据最新考古发现证实，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彭头山文化，因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9000年前或更早。彭头山人有了手制粗陶，陶片中夹杂有稻壳痕，表明已开始水稻种植，并饲养有水牛；石器以打制为主，少见磨光器。
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文化是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因四川东部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但主要分布区还是在江汉及周围地区，年代约为距今6400—5500年前。大溪人的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饲养猪、狗、牛、羊、鸡等家畜；陶器造型规整，注重外表装饰，有黑绘彩陶；居住红烧土建筑的房子，有一定规模的公共墓地，流行屈肢葬式。屈家岭文化因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其分布地域与经济生活大体与大溪文化相同，年代稍晚，约为距今5500—4500年前。屈家岭人的陶器工艺稍高于大溪人，有套间和多间连建的居址，也有涂抹白灰面的现象。
继屈家岭文化发展起来的是石家河文化，由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而得名，该文化曾被称为“湖北龙山文化”，年代在距今4400年上下。石家河人有较发达的稻作农业，饲养家畜；开始用土坯做建筑材料，使用了年代最早的模制砖块，并营建了规模宏大的城堡建筑。
在长江下游地区，已知最早的新石器遗存是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时代大致为距今9000年以前(年代尚有争议)，人们居住在洞穴中，使用打制石器和少量磨制石器与骨器，能制作形态原始质地粗糙的陶器，似乎还没有农业种植和家畜养殖业，主要靠渔猎和采集为生，在几处火堆遗迹旁发现了当时人们食剩的大量野生动物骨骼和螺蚌介壳。
在长江三角洲和邻近的宁绍平原，也发现了许多史前遗址，最著名的有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河姆渡文化因此而命名，其年代约为距今7000—5400年，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时代相当。河姆渡人有较高的农业栽培技术，种植水稻，饲养猪、狗和水牛；陶器火候不高，陶土中羼有炭屑，器型较为丰富；居住高架的干栏式房屋，并掘有浅水井，有较高的木作技术；制作较多的实用雕刻艺术器，包括象牙雕、骨雕、木雕、陶塑等，还有不少加工精细的玉石类饰物。
同河姆渡文化时代大体相当的文化遗存，在稍北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有发现，以浙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为代表，也可早到距今7000年前。罗家角遗址通常认为属早期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因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而得名，延续发展达1000年上下。马家浜人的经济生活与河姆渡人相同，拥有更精致的磨制石器，陶器亦较粗糙，质地松软。死者多采用俯身葬式，随葬数量不多的日用陶器，很少用石器随葬。
由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成的崧泽文化，两者均以太湖地区为分布中心。崧泽文化因上海青浦崧泽遗址而得名，时代为距今6000—5200年前。崧泽人的经济生活亦以稻作农业为主，使用精磨的石器；陶器火候较高，有了轮制技术；有较大的公共墓地，出现了男女合葬。再往后发展是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又有扩大，遍布三角洲地区，系由30年代发现的杭州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时代约为距今5200—4200年前，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或稍早。良渚人除水稻栽培外，还种植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葫芦等，开始养蚕织绢；制作出漂亮的磨光黑陶；掌握了很高的琢玉技巧，制作出大批精美的玉器；居住干栏式建筑，修造大型墓葬，随葬大量玉器和陶器。
在南京地区还有一支与崧泽文化大体相当的北阴阳营文化，因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而得名，时代约为距今6000—5000年。北阴阳营人的农作物也是水稻，有狗和猪等家畜；使用精致的磨光石器，有一定数量的彩陶，这在长江下游地区还不多见；佩带有各种玉饰品；有大规模的公共墓地。在安徽境内，还有一支与北阴阳营文化并行发展的薛家岗文化，它因潜山薛家岗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年代估计在距今5500—5000年上下。薛家岗人居住在江淮之间，亦以种植水稻为生，使用精制的石器，包括一种很有特色的长条形多孔石刀。有较大公共墓地，除随葬陶器外，还有不少玉石类装饰品。
第四节 在地角天涯
东南沿海地区、西南高原地区和广大的北方地区，甚至在偏远的山麓，在孤立的海岛，虽然远离新石器文化发达的中部地区，但也有史前居民在那里繁衍生息，遗留下许多各具特色的文化遗迹。这些居民中的不少部族，就是现代一些少数民族的祖先。
在福建闽江下游地区，有以闽侯昙石山遗址命名的昙石山文化，时代估计可早到距今4000—3500年。昙石山人虽然已有农耕和畜养，渔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以海生贝类为主要食物之一。与福建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及澎湖、兰屿诸岛，也都有新石器时代居民生活的遗迹。因台北县大坌〔ben笨〕坑遗址得名的大坌坑文化，有简单的石器和粗糙的陶器，渔捞经济可能占主导地位，未见农耕和家畜存在的证据，年代可早到距今6400年前。稍后有圆山文化，因台北市圆山遗址而得名，有进步一些的石器和陶器，时代为距今4400—3000年前或更晚。
华南的两广地区，发现不少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有些洞穴遗址发现的磨制石器远少于打制石器，也不见陶器，文化堆积中有十分丰富的兽骨和螺蚌壳，年代可早到距今一万年前，应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在部分贝丘遗址中，打制石器亦多于磨制石器，但出现了粗糙的陶器，也有大量介壳发现，表明当时是以经营渔捞为主，还不能肯定有农耕活动。稍晚一些的遗址不仅有了农耕遗迹，制陶技术也有了显著提高。
华南地区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史前农耕文化是石峡文化，因广东曲江县石峡遗址而得名，时代为距今5000—4000年前。石峡人种植水稻，有加工精细的石器和玉器；陶器采用轮制技术，器型变化多样；流行二次迁葬习俗，注重用生产工具随葬，有随葬100多件陶器、石器和玉器的大型墓葬。
西南地区也发现了不少新石器遗址，但系统发掘做得不多，比较重要的有云南宾川县白羊村遗址和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等。白羊村遗址位于滇西洱海地区，白羊村人生活的时代可早到距今4200年前，种植水稻，饲养家畜，使用磨光石器和器型简单的手制陶器；居住长方形地面建筑，墓葬有单人葬和合葬，基本不见随葬品。
卡若遗址位于海拔3100米的昌都附近的澜沧江边，后来命名为卡若文化，时代为距今5300—4000年前。卡若人有同于黄河流域的农作物粟，也饲养有猪和牛等，大量使用打制石器，有一定数量的磨光石器和细石器；陶器较粗糙，器型也很单纯；居住半地穴式和地面式房子，以石块为建筑材料。
在东北三省、内蒙古和新疆所在的北方地区，也进行了许多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化遗存。东北地区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文化是兴隆洼文化，因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而得名，年代为距今8000—7500年前。兴隆洼人有手制夹砂陶，使用的石器有打制的、磨光的和细石器，建有半地穴式居址。年代稍晚的有新乐文化，因沈阳新乐遗址而得名，约为距今7300—6800年前。新乐人有一定的农耕活动，石器类型与陶器器型同兴隆洼文化有相近之处。
在黑龙江密山县，70年代发掘了新开流遗址，因此命名为新开流文化，年代为距今6000年前。新开流人以渔捞经济为主，发现有大量渔具，还有不少藏鱼的窖穴，未见农耕和家畜存在的证据；石器有磨光斧、凿，也有细石器；陶器为手制，器类不多；有公共墓地，流行二次合葬，随葬品主要为生产工具。
在辽宁长海的广鹿岛发掘的小珠山遗址，是一处很有特点的海岛史前遗存，年代可早到距今6500年前，延续2000年上下。小珠山人有粟类作物栽培，饲养猪和狗，亦取海生贝类为生，居住半地穴式房屋，发掘时未见到墓葬。
在长城以北的赤峰，30年代发掘了红山后遗址，后来命名为红山文化，年代约为距今6000年上下，与仰韶文化年代大体相当。红山人有农耕和家畜养殖；以石块砌筑祭台和神庙，用黏土塑造神像；墓葬有积石冢和石棺葬，大墓随葬品比较丰富；以玉石制作装饰品和艺术品，有了龙形玉雕。
在内蒙古和新疆地区的多次考古调查中，发现了不少含有细石器的文化遗址，作过一定规模发掘的遗址不多，要全面认识它们的文化面貌尚有一定困难。过去人们曾将细石器作为北方草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看待，认为华北地区是细石器起源的中心地带。近些年在南方地区也发现了不少细石器地点，究竟是一地起源还是多中心起源，还有待深入研究。
第二章 艰难的历程
第一节 不灭的火种
饥饿、寒冷和黑暗，是人类童年时代常常遇到的难题。 自从人类掌握了用火技能，发明了取火和保存火种的方法，便获得了光明、温暖和熟食。
人类最早使用的是天然火。称为“天火”。天火包括火山熔岩火、枯木自燃火、岩石碰击引火、电闪雷击和陨石落地所燃之火等。天火时有出现，人类起初见到熊熊烈火，也同其他动物一样，都要避而远遁，逃之夭夭。但人与普通动物毕竟不同，恐惧之余，当在天火余烬中感受到温暖时，可能会有意收集一些柴草，将火种延续下来，借此度过难熬的严寒。或者在烈焰吞噬的森林中，发现了一些烧死的野兽和烤熟的坚果，取过一尝，别有一番滋味，于是开始了烧烤食物的试验。从取暖到熟食的发明，意味着人类的用火技术进入到成熟的阶段。
中国史前最早用火的确凿证据现在还没有找到，开始用火的年代不得而知。周口店北京人洞穴发现过用火遗迹，考古学家们发掘到厚达四—六米的灰烬层，中间夹杂着一些烧裂的石块和烧焦的兽骨，还有烧过的朴树籽，这些是比较明确的用火证据，年代在距今50万年以上。其他更早的一些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如蓝田人遗址、元谋人遗址、西侯度遗址，都曾发现过炭屑和烧骨，但材料还不大丰富，究竟是否为人工用火遗迹，科学界在认识上存在分歧，认为是自然野火所致的大有人在。
碰到野火之后，将它引燃到需要的地方并不难，但要保住让它不再熄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何保存火种，可能是史前人遇到的第一个技术性难题。那遥远时代的真实情形虽难明了，但从开化较晚的民族中，我们找到了不少保存火种的原始方法。篝火法是不少民族采用的保存火种的简单方法，用火时不断往火堆上添加柴草，不用时则盖上灰烬，使火保持阴燃状态，以备下次使用。生活在西藏的珞巴人，由年长的老人负责看管火堆，彻夜不眠地向火堆上添柴。在不少民族中，管理火种是老人的 一项重要职责，这是有关生计的大事， 非老人承担不可。
在没有房子没有定居生活的时代，人类不得不被迫经常迁徙，以寻求新的食物资源。迁徙时，必须携带火种。转移火种的方法，主要采用火炬法和与此相似的方法。鄂伦春人采用干蘑菇作火种燃料，点燃后无明焰，不易熄灭，用树枝串好，别在腰间便可上路。大凉山彝族用草绳法保存火种，长长的专制草绳在阴燃状态下可将火种保存很长时间。
尽管有不少保存火种的方法，但火种的熄灭肯定是经常发生的事。遇到这种时候，又不知要经过多么长久的等待，等待天火重降人间。也许就是在这焦急的等待中，使人类萌发了造火的念头，这该可以算作是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理想。我们难以想象出，人类迈出这伟大的一步是多么的艰难，而这闪耀着智慧之光并照亮以百万年计算的人类进化史的伟大发明，几乎在多数原始族团中都独立完成了。人类在不同地区用不同方法造出了自己迫切追求的第一把火，从此有了永不熄灭的火种，再也不用担心火种突然熄灭了。
在19世纪上半叶生产出最实用的取火用具火柴之前，历史上发明了各种造火方法，最原始的方法当数钻木取火。中国古代传说“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韩非子·五蠹》)，那是一种摩擦生热的取火方法，用钻法和锯法都可以得到点燃草绒的火星。许多开化较晚的民族都使用这种方法，高超的钻手10秒钟便可钻出火来。另外，敲击石块也能得到火星，这可能是制作打制石器时的一种无意发现，可称为击石取火，有一种燧石最堪作此用，俗称“火石”。
可以想象得出，当第一颗火星从人类手中迸射出来，第一团人造火在人身边燃烧起来，人们欣喜若狂的神态。人工取火照亮了人类文化的进步之路，如果没有火，现代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不可能的事。人类成了火的主人，也就等于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人。用火与取火，是人类支配自然力的第一次尝试，它揭开了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辉煌篇章。
第二节 破石作器
人类之所以能超越所有动物而成为地球的主人，主要是因为人掌握了制作工具的技能，并能不断发展这项技能，创造出自己所需要的器具。上面所说的造火技能，实质上也包括在这个范畴之内，火也是广义上的工具。从简单工具到复合工具，从机械器具到智能机器，人类已不满足于成为地球的主人，已经开辟了进军宇宙的航程。
人类最初使用的工具并没有复杂的制作过程，自然界赐与人类许多随手便可拣来的工具，如枯枝、裂石等。当人类萌发出想改变石块的形状以使之更适合使用的愿望时，这种愿望一旦付诸实施，工具制作的时代便开始了，这就是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的起点。
石器制作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过程，先是打制，后来又发明了磨制技术，这是新、旧石器时代的分野。最早的石器经过简单的打制即可使用，外观粗糙，器型单纯，用途没有严格的区分。一般是将石块上直接打下石片稍作修整即成，常见的器型有砍砸器、尖状器和刮削器几种。有些打制石器与自然破裂的石块似有相同之处，实际人工石器有明显能观察到的打制痕迹、修整痕迹和使用痕迹，并不难将它们与自然石块区分开来(图3)。
图3 旧石器中期丁村文化石器
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有了重大发展，又发明了间接打击法，它是一种借用间接力从石核上剥离石片和石叶的方法。获得的石片石叶小巧轻薄，可以制作小件利器；石叶拼嵌在骨柄上，可以制成小刀类复合工具。打制石器技术由此发展到顶峰，旧石器时代也即将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