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阿拉被北元的一个领袖打败，失势，不久便死。这个北元的领袖，叫做孛来。孛来在不知何时(可能是景泰六年，但《蒙古源流》说是壬申年，景泰三年)拥立脱脱不花的儿子马古可儿吉思。这位马古可儿吉思，据《黄金史》说，死于鸡儿年。这鸡儿年，《蒙古源流》说是癸酉(景泰四年)，而且补充了一句：“在位一年”。我看，《蒙古源流》完全弄错。第一，孛来无法于也先未败以前，在景泰三年便拥立了马古可儿吉思。第二，孛来到了天顺六年二月，尚见于《明史·英宗后纪》；杀死孛来的人，毛里孩，到了成化元年，才在《宪宗本纪》露面。
成化元年是乙酉年，也是一个鸡儿年。《黄金史》不曾说马古可儿吉思究竟是何年即位，在位几年，而仅仅说他死在鸡儿年，态度比较审慎。我的结论是：马古可儿吉思与他的太师孛来，均死在成化元年。
杀马古可儿吉思的，《明史·鞑靼传》说是孛来，其实，不是孛来，而是多郭朗台吉。
《鞑靼传》说，孛来所拥立的可汗，叫做麻儿可儿，号“小王子”。到了天顺六年之时，“麻儿可儿继续与孛来相仇杀。麻儿可儿死后，众共立马古可儿吉思，亦号小王子。”事实上，据和田清研究，麻儿可儿与马古可儿吉思，不是两个人。
《鞑靼传》又说，在成化元年的秋天与冬天，以及成化二年的夏天，孛来均伙同小王子与毛里孩“大入延绥”。全靠杨洪的儿子杨信抵挡住，但是，在《明史·杨信传》之中，却仅仅提到毛里孩，没有孛来的名字。
孛来的名字，也绝未一见于宪宗(成化年间)的本纪。反之，在《明史·英宗后纪》之中，从天顺元年到天顺六年，均有关于他的记载：
元年四月乙卯，孛来寇宁夏，参将种兴战死。
十二月辛丑，安远侯柳溥充总兵官，御孛来于甘凉。
二年八月戊辰，孛来寇镇番。
三年正月甲辰，定远伯石彪、彰武伯杨信，败孛来于安边营。都督佥事周贤、都指挥李鉴战死，进彪为侯。
四年八月甲子，孛来三道入寇，大同总兵官李文、宣府总兵官扬能御之。癸酉，孛来入雁门，掠忻、代、朔诸州。九月庚辰，孛来围大同右卫。
五年四月癸巳，兵部侍郎白圭，督陕西诸边(将士)讨孛来。六月丙子，孛来寇河西，官军败绩。壬午，(命)兵部尚书马昂总督军务，怀宁伯孙镗充总兵官，帅京营军御之。(这便是所谓“西征军”，在出发以前便于七月庚子日遭遇到曹吉祥与曹钦的造反，由孙镗在深夜中纠集起两千多人，平了乱子。)七月戊午，都督冯宗充总兵官，御寇于河西。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左王右厷]，参赞军务。辛酉，孛来上书乞和。
六年三月癸丑，召冯宗等还。
孛来乞和的原因，不像是畏惧冯宗、白圭、王[左王右厷]等人的进讨，而可能是他与毛里孩或别的北元领袖之间有了很激烈的冲突。 《黄金史》上没有“孛来”。勉强在声音上相近的，有一个“阿孛他喇·彻辰”。这一位“阿孛他喇”曾经与阿拉知院及啥坦·帖木儿联合向也先要求，请也先把“太师”的名义给他们三人。也先不肯，他们才对也先造反。除此以外，《黄金史》并无别处谈到阿孛他喇。
关于马古可儿吉思，《黄金史》也仅仅只有淡淡的三句话：“在此(也先被杀)以后。马古可儿吉思坐了大位，他死在鸡儿年。他没有子嗣。”
在孛来与马古可儿·吉思死了以后，毛里孩拥立脱脱不花与彻卜登的女儿所生之子摩伦为可汗。
这一年是鸡儿年，成化元年乙酉(1465年)。次年，毛里孩因小人挑拨而对摩伦发生误会，杀了摩伦。
六五、孛罗忽、满都鲁
乘时崛起的，是脱脱不花的弟弟阿噶巴尔济之孙(？)，孛鲁忽。《黄金史》说，孛鲁忽在猪儿年即了大位。(这个猪儿年，可能是成化三年丁亥(1467年)。)
于是，毛里孩与孛鲁忽分别骚扰明朝的边疆。毛的活动，见于《宪宗本纪》的，到成化八年为止。孛鲁忽的活动，到成化九年为止。
毛被逐于来自科尔沁的一位诺颜·博罗得，潦倒而死。
孛鲁忽在成化十年左右被逐于自己的一个叔祖(?)，即脱脱不花的另一弟弟，满都鲁，辗转逃到永谢布族的地域，死于“虎儿年”(可能是成化十八年壬寅，而不可能是成化六年庚寅)。
满都鲁的靠山，是来自吐鲁番的一个强盗出身的癿[qie]加思兰。满都鲁的两个太太之一，是癿加思兰的女儿。
满都鲁之进入明朝的河套，是在成化九年。起初，满孛之间相处得不坏。其后，彼此在败于明军名将王越以后，也引小人挑拨而发生了误会。结果是，孛离开河套，逃走。满自称可汗，以癿加思兰为太师。
《黄金史》说，满在羊儿年即位，猪儿年死。依照札齐斯钦教授的考订，这羊儿年是成化十一年乙未，这猪儿年是成化十五年己亥。
满都鲁死后，他的另一个太太，土默特部长考老希拜·帖木儿的女儿芒都海，下嫁给孛鲁忽的儿子巴图·蒙克，扶立巴图·蒙克为可汗，以巴图·蒙克的名义征讨瓦剌，获得胜利。
这一位巴图·蒙克，便是北元历史上声势最为煊赫的达延汗，绰号“小王子”。
关于“小王子”的一切，以后再说。
六六、宪宗
宪宗朱见深，在明朝的皇帝之中，不算是最坏的，却也谈不上一个好字。此人十八岁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四十一岁去世。国家在大体上是太平无事。边疆上虽有北元各领袖先后骚扰，但他们进了河套，而仍被王越逐出，又有余文俊亡羊补牢，在陕晋筑了“边墙”，总算巩固了这一方的疆界。内地也有广西的瑶族“反叛”与荆襄一带的流民“反叛”，却也先后平定。
然而明朝盛极而衰的征象，业已一一表露。宦官揽权，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忠少佞多。当皇帝的自己．竟然怕见各部尚书，甚至内阁诸学士之面，经常地倚靠宦官作传话人。皇帝的极大部分时问，消磨在妃嫔与番僧方士的身上。 在妃嫔之中，最得宠的是万贵妃。她比宪宗的年纪，长十七岁。宪宗即位之时，她已经是三十五岁的人了。直到成化二十三年春天她死，她把宪宗掌握得很紧。原因是，早在宪宗的童年，她已是侍候他的宫女。万贵妃的罪恶，主要的有三点：第一，信任手下的宦官汪直。第二，戕害别的妃嫔所生的儿子。第三，服用奢侈，浪费民脂民膏。
宪宗的第一任皇后吴氏，在天顺八年七月正位中官，仅仅三十二天，便被万贵妃挤下了台。第二任皇后王氏，秉性恬淡，凡事退让，只是名义上的皇后而已。
万贵妃自己在成化二年正月生了一个儿子，不到一年便死。
柏贤妃生了一个儿子朱祐极，在成化七年十一月被立为皇太子，到了次年正月，又死。
宪宗伤心得很，怕自己绝后。到了成化十一年，宦官张敏告诉他，一个来自广西的少数民族宫女纪氏，已经替他生了一个儿子，瞒着万贵妃，养在宫内的安乐堂，这时候年已六岁。宪宗叫人接了这儿子来，赐名祐樘．交给皇太后周氏抚养。逃过万贵妃的魔掌。万贵妃忿恚之余，在六月间将纪氏逼死(或毒死)。五个月以后,宪宗立祐樘为皇太子。(这便是未来的明孝宗。)
自从祐樘被立为皇太子以后，万贵妃也懒得再施行堕胎、毒杀等等手法，索性让各个妃嫔多生几个皇子，以与祐樘争宠。于是，宪宗又生了十一个儿子。
宪宗究竟有若干妃嫔，无考。
宪宗深处官禁，不与阁臣及六部尚书见面交谈，所谓朝会只是虚应故事。一切旨令，皆假手于宦官。
宦官乱政，是明朝的致命伤。明太祖曾经立了一个铁牌在宫门口，牌上铸了十一个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太祖而且规定了内臣不许识字，外臣不许和内臣有公文来往。可惜的是，太祖自已立法而不守法，曾经在洪武二十五年派了一个宦官聂庆童，去甘肃河州“敕谕茶马”。
成祖继续破例，一再派遣宦官出使外国，又任命了宦官当“监军”。(叫王安监都督谭青等军，叫马靖“巡视”甘肃。)仁宗又向这个方向更进一步，命令“郑和以下番军守备南京”，命令王安“镇守甘肃”。诚然，郑和与王安均有能力，而且忠贞，但是在制度上叫宦官当“方面大员”，后患无穷。
宣宗令大学士陈山教小宦官识字，明明白白地违反祖训；英宗尊崇王振，唯王振之命是从，不仅是容许内官干预政事，而且是服从内官，让内官主持政事了。复辟以后，英宗又宠任曹吉祥，几乎死在曹吉祥及其养子曹钦之手，把朱家的天下断送给曹家。
宪宗在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即位，首先将自己的“东宫内侍”王纶逮捕下狱，又在成化元年二月下诏昭雪于谦，看来似乎颇有朝气，逮捕王纶是华盖大学士李贤的主张；昭雪于谦，由于御史赵敔[yu]的建议。宪宗能接受李、赵两人的意见，该是一个有希望的少年皇帝。
李贤在成化二年十二月病故，内阁之中尚有忠心耿耿的彭时，也添进了堪称贤相的刘定之与商辂。然而，到了成化五年，又添进了一个标准小人万安。
万安并非万贵妃的本家，却自称子侄。百端谄媚，与万贵妃所宠任的宦官梁芳、韦兴，勾结在一起。(万安与万贵妃的另一亲信汪直，处得不好。)
宪宗本身，是个没出息的人：只晓得享乐，一生甘心受半老徐娘万贵妃的控制。万贵妃以宦官为爪牙，宦官以万贵妃为后台。全国各省，差不多皆宦官当“镇守中官”，颐指气使，位居总督与总兵官之上。军队的统帅，也无不低首下心于所谓“监军”，不买镇守中官与监军的帐的带是官，寥寥可数(在南方只有韩雍，在北方只有马文升)。
明朝的祖制，皇帝任免大官要经过廷推，小官要经过吏部铨选，而且各衙门有一定的员额。宪宗却随意叫宦官“传旨”，任命若干人为官，资格出身一概不拘。被任命的大率是江湖术士、和尚、道士、番僧、优伶、工匠。这些官，全是不合规定的额外人员，被当时的人称为“传奉官”。给事中李俊在成化二十一年慨乎其言之地说，“一岁而传奉或至干人，数岁而数千人矣。数千人之禄，岁以数十万(两)计，是皆国之租税，民之脂膏，不以养贤才，乃以饱奸蠹，诚可惜也。”
宪宗前后一共任命了若干传奉官，难以统计。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儿子孝宗接受科道(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御史)的建议，一举而降黜了所谓通政使任杰，与所谓侍郎蒯刚，等等，不下二千余人。和尚道士与番僧之封为禅师、真人、法王、佛子、国师，同时被孝宗罢免的，也超过一千。那不曾因声名过于狼藉而降黜罢免的，为数自亦不少。
在万贵妃的影响之下，宪宗极肯花钱建筑庙宇，也极肯花钱买珍珠宝石、图画玩具。宪亲成年成月，陪着万贵妃厮混，拜佛、炼丹、吞符、欣赏歌舞，作种种的游戏，把国家的大事一概付托给宦官与仰承宦官鼻息的若干官吏。内阁的几个学士，若干年不被召见交谈一次，等于虚设。六部大臣与“九卿科道”更有天高皇帝远之感。坐朝，也不过是摆摆样子，排班叩头，礼成而退罢。
在如此情形之下，安得不内忧外患齐来？奇怪的是，君昏于上而臣奋于下，这些内忧外患都一一消除。太祖成祖的基业，仁宗宣宗的恩泽，培养了足够的潜力，替明朝延长寿命。
宪宗之所以不曾被列入桀纣幽厉一类，第一是由于昏而未暴，杀人甚少，打人也不多。第二是他偶尔也忽然清醒，从谏如流，虽则过了不久，便故态复萌。第三是在他以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比他更昏。
宪宗之被谥为宪，是历史上的一大讽刺。他何尝配得上这个宪字。朝臣之所以选出了这个宪字，也许是因为联想到唐朝的宪宗。事实上，在唐宪宗与明宪宗之间无若何相似之处。像万贵妃那样的妃子，汪直那样的宦官，万安那样的“宰相”，在唐宪宗的宫廷与朝廷中绝无其比。不过，文臣如李贤、彭时、商辂，武臣如韩雍、项忠、马文升、王越、朱英，在唐宪宗的时候也不多。
六七、李贤、彭时、商辂
李贤是河南邓县人，宣德八年进士，历官“验封主事”，考功郎中，兵部右侍郎，户部左右侍郎，吏部左侍郎，于天顺元年二月兼翰林学士，入直(值)文渊阁。宪宗即位以后，加少保，升为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位居当时三个阁员之首。其他两个阁员，是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陈文，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彭时。 李贤的长处，是颇有宰相风度，为政识得大体。在用人的一方面，他进贤而退不肖，提拔了年富、王竑等若干好人，革斥了四千多冒“夺门”之功而膺爵位的坏人。他劝英宗不再提起“夺门”二字。在他看来，夺门之变是多余的：景帝病重将死，并无子嗣，皇位自然会重归英宗。石亨曹吉祥得势的时候，李贤不和他们沆瀣一气，而时时劝英宗疏远他们。英宗在最后想换太子，李贤说：“这是大事，愿陛下三思而行。”结果，保全了太子(宪宗)，消弭巨变于无形。宪宗即位以后，他警告宪宗“天时未和，由阴气太盛”，又劝宪宗“无狎左右近幸’。他对于宪宗，正如对于英宗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惜，他在成化二年十二月便病故了，年纪仅有五十九岁。
彭时是江西安福人，正统十三年进士第一(状元)，历官翰林院修撰，次年郕王监国，奉命入阁，景泰元年出阁，其后屡升为左春坊大学士，太常寺少卿，兼侍读。英宗复辟以后，再度入阁，不久，升翰林学士。宪宗即位，兼吏部右侍郎，次年，升为兵部尚书，仍兼翰林学士，值阁。
彭时为人耿直，每每为了公事与李贤争辩。李贤的度量，足以容他，因此而合作得好。有一次，李贤被锦衣卫指挥门达所诬陷，几乎获罪。英宗说：“在去了李贤以后，专用彭时”。彭时听到了，向人说：“李公有经济才，何可去?去贤，时不得独留!"宪宗即位以后，想独尊生母周妃为皇太后，把嫡母英宗皇后钱氏搁在一边。彭时随着李贤力争，宪宗这才并尊二氏，称钱氏为慈懿皇太后，称周氏为皇太后。其后，在成化四年，钱氏病故，也是因有彭时力争，才获得与英宗合葬。这些，还不是彭时的主要贡献。他在朝中，昂昂然不畏强御，使得正气充沛。他公开反对光禄寺在京师各城门“抽分”(抽取一种类似厘金的城门税)，认为是“掊克不堪”；也公开反对万贵妃“渔竭帑藏”、对贩卖珍珠宝石的商人加倍给钱。他甚至明明白白地向英宗上疏，说“专宠者已过生育之期”，“望均恩爱(于众妃)为宗社大计”。这些话，在当时均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彭时不怕。他并且敢于得罪万贵妃以外的贵幸，主张“毋惑佛事，糜金钱”；“清理牧马草地”；“减退势要庄田”。他在成化十一年三月病故，年纪也不过是六十岁而已。这是明朝的不幸。其后，支撑朝廷的大责任，便落在商辂一人的身上。
商辂是浙江淳安人，正统十年的进士，乡试会试与殿试皆考第一，是明朝唯一的连中三元的人。(乡试第一是解元，会试第一是会元，殿试第一是状元。)
景帝即位以后，商辂以翰林院修撰的资格人阁，于景泰元年升为学士，景泰三年升为兵部左侍郎兼右春坊大学士，景泰七年兼太常寺卿。景帝病重之时，他上疏说，“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他的意思是，景帝应该让给英宗复位，或是再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探(宪宗)为太子(宣亲章皇帝只生了英宗与景帝二人，景帝的唯一儿于朱见济此时已死。)
英宗复辟以后，石亨曹吉祥说他的坏话，英宗免了他的本兼各职。宪宗在成化三年将他召回，仍以原官入阁，次年升本职为兵部尚书，九年转为户部尚书，十一年兼职由翰林学士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十三年改兼谨身殿大学士，于六月间因斗不过汪直而自请辞职，宪宗给他少保的官衔，准予退休。
商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也就是外柔内刚，待人和气而固守原则，纪妃的儿子(孝宗)之得立为太子，他的关系很大。宪宗在成化十一年“改谥郕戾王为景皇帝”，虽由于一个位卑职小的荆门洲训导高瑶的进言，而在“廷议”之中竭力支持的却是商辂。
汪直在宫中官居御马监太监，屡次出外监军，是万贵妃与宪宗一向所最宠用的人，炙手可热。宪宗在成化十三年正月创立“西厂”，命汪直为提督。这西厂比太祖所创的锦衣卫与成祖所创的东厂，规模大得多，有权刺探不法，也有权逮捕人，审问人。汪直有了这个机关在手，如虎添翼，胡作非为。商辂在五月间列举了汪直十一大罪，向宪宗奏上一本：“陛下委听断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
由于商辂坚持，大臣如兵部尚书项忠等人也认定非去汪直不可，宪宗只得暂时把西厂废了，令汪直仍回御马监原职，然而对汪直仍旧信任，仍旧叫他刺探外事。汪直及其党羽，由一个败类的御史戴缙出面，诬参商辂受过一位指挥杨晔的贿。商辂一怒而请辞，宪宗因此便赏他一个少保，准他退休。不到一个月，汪直便叫锦衣卫千户吴绶诬告项忠，说他受过太监黄赐的请托，以刘江为江西都指挥使。宪宗把项忠交付“廷推”(大会审)，项忠矢口否认，虽不曾定罪，却免了本兼各职。六天以后，宪宗再立西厂，仍以汪直为提督。
六八、韩雍
韩雍是苏州人，正统七年进士，历官御史，广东副检察使,江西巡抚，兵部右侍郎，浙江左参政。成化元年，被兵部尚书王竑保荐，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官职，“赞理”总兵官赵辅的军务，到广西去征瑶人壮人。
有若干瑶人于英宗末年对明朝造反，以桂平西北的大藤峡为根据地，蔓延及于广东。当时有人主张分兵，以一部分驱逐来到了广东的广西瑶人，另以一部分围困他们在大藤峡的根据地。韩雍认为，是分则力散，不如全军而进，直捣其根据地。赵辅接受他的意见，一切交他主持。
他带了十二万兵，先把“瑶山”北边的修仁荔浦两县攻下。大藤峡的本身，有六百多方里面积，韩雍令欧信率领五个哨由北路象州武宣进攻，自己与赵辅白全率领八个哨由南路平南桂平进攻，另派孙震率领两个哨，由水路进去。同时，他在若干的峡口，都布置了堵截的兵。
大战在十二月初一日开始。战了不到一个月，韩雍及其僚属，先后攻下了一批瑶砦，活捉了造反的首领侯大狗。
为了防免以后再有造反的事，韩雍把横悬于峡中的大藤砍断，将大藤峡改名为“断藤峡”。
宪宗召回赵辅，留韩雍在广西，升他为“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
残余的瑶民由侯大狗的儿子侯郑昂为首，不久又攻下了浔州府(桂平县城)与雒容北流二县，而且兵锋直逼广东的钦廉二州。韩雍把他们一一打平。
韩雍在成化四年丁忧回籍，次年，两广的瑶人壮人又造起反来。广西的巡抚张鹏与广东的巡抚陈濂毫无办法。宪宗在十一月命令韩雍不必守制满期，迅速回两广，以“右都御史”的本职，“总督两广”。韩雍于五年春天到达，设总督府于梧州，指挥若定，不久便又把天大的乱子化归乌有。
韩雍为人颇有威仪，待部下很严，两广的布政使、检察使、都指挥使，皆对他十分畏惧。在广西的“镇守中官”黄沁，不能像其他各省的镇守中官胡作非为，因此而对韩雍怀恨，在成化九年藉口又有小股的瑶民攻占怀集县城，而向宪宗奏了一本。宪宗一向是在宦官的掌握之中，接到黄沁的报告，便免了韩雍本兼各职，叫韩雍告老还乡。
那时候，韩雍才五十二岁。
六九、项忠
项忠是浙扛嘉兴人，正统七年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陕西接察使、巡抚、提督。
成化四年，甘肃固原的千户满俊造反。满俊是蒙古人巴丹的孙子，一向率领部众畜牧为生，因通匪的嫌疑被当地的官吏派他的侄儿满[左王右寿]去逮捕他，他便劫持满[左王右寿]，占领石城砦，自称“招贤王”。甘肃的都指挥使邢端与巡抚陈玠，先后被他打败。
宪宗任命项忠“总督军务’，调了三万三千兵去打。项忠令都督刘玉与新任巡抚马文升分兵七遵，对满俊作战。满俊和满[左王右寿]出砦求和，站得远远地向项忠行礼，项忠单骑直人，把满[左王右寿]抓了带回。其后，他吩咐兵士，每人带了一袋子土，填了壕堑，用铜炮仰攻，一共打了三百多次仗，活捉满俊，攻下石城砦。
成化六年，荆襄一带的流民，在李原的鼓动之下，也大造其反。李原自称“平王”，绰号李胡子，本是流民首领刘通的部下。刘通是河南西华人，绰号刘千斤，到了这荆襄一带，于成化元年造反，自称“汉王”，被白圭活捉。所谓荆襄一带，是陕鄂交界的森林区，明朝政府划为禁地，不许人民居住，但是“窜”进来的一年一年增加，自成团体，没有官吏管束。这地方在平时可称为世外桃源，在乱时便成了反抗分子的根据地。
项忠凑足了二十五万兵，分八路对李原进攻，大战于竹山，活捉李原，先后招抚了流民九十几万。
这是明朝的一件大事。倘若不是项忠恩威并施，可能这九十几万便变成反抗明朝的武装，那李自成与张献忠的起事，早就提前出现了。
白圭此时已任兵部尚书，嫉妒他，说他的坏话。宪宗在成化八年将他召回，与李宾协掌都察院。过了两年，调他为刑部尚书。又过了两个月，成化十年十二月，白圭病故，宪宗叫他接任兵部尚书。
项忠在兵部尚书任内，看不惯太监汪直凭藉‘西厂”鱼肉大臣，便在十三年正月附和大学士商辂对汪直的攻击，联合其他五部尚书，共同上一个奏章，请宪宗取消西厂，获准。
不久，宪宗又把西厂恢复。汪直唆使锦衣卫的百户吴绶，诬告项忠。宪宗把项忠付“廷鞫”，项忠侃侃而谈，抗辩不屈，虽不曾定罪，却被宪宗“罢斥为民”。
等到汪直在成化十七年真正下台，项忠才被“复原官”，他不肯就职，请求退休。从此，他在家中闲住，闲住了二十六个年头，在孝宗弘治十五年去世，享寿八十五岁。
七○、王越
王越，是河南浚县人，景泰二年进士，历官御史，山东按察使，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在成化三年受任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讨伐北元君主毛里孩，兼抚宣府(宣化)。
成化五年，他奉诏西行延绥，帮助当地的巡抚王锐，抵御入据河套的阿罗出等人，获胜于黎家涧、崖窑川、镇羌等处。次年，又顺利地阻挡了敌军一万多人的五路来攻，并且追击敌人，连胜于开荒川及牛家寨。宪宗升他为右都御史。
成化七年，朱永被召回。成化八年，武靖伯赵辅被拜为平虏将军，节制陕西宁夏延绥三镇。王越受任在赵辅之下“总督军务”，地位与实权均比今天的“参谋长”高。那时候，三镇所集合的兵，号称八万，事实上能作战的才有一万多人。敌方的兵员，总数不及八万，但是人人能战，而且皆是骑兵。当时的兵部尚书白圭，主张“搜套”：采取攻势，肃清入居河套的蒙古人。王越认为，要搜套，就必须调动十五万精兵，一切粮饷刍草的开销决非政府的财力所能办到。因此，他主张采取守势。赵辅支持王越的看法，宪宗将赵辅召回，改派宁晋伯刘聚为平虏将军，仍留王越为“总督军务”。
成化九年，王越会同刘聚，小胜于漫天岭。敌方满都鲁、孛罗忽，与癿加思兰等人把眷属牲畜留在红盐池(鄂尔多斯右翼前旗王府的西南)。率领精锐“西行”，深入甘肃中部的安定(定西)与东南部的秦州(天水)。王越当机立断，也率领骑兵五千，由榆林北上，深入沙漠，经红儿山、白盐滩，在两天两夜之间奔驰了八百里，到达红盐池，捣毁满都鲁等人的老巢，斩杀与活捉三百五十人。就人数而论，这不是一次了不起的大战。但在心理作战上，这是一次很大的成功。满都鲁等人没想到明军能采取攻势。他们感觉到河套并不安全，于是相属渡河北徙，使得套内得到好几年的安宁。余子俊因此才能够在成化十年筑起清水营与花马池之间的“边墙”。
宪宗任命王越“总制三边”，开府固原，令三边的总兵巡抚等官悉听节制。所谓三边，指延绥、甘肃、宁夏。成化十一年，王越还朝，以左都御史的身份与李宾同掌都察院事，兼督团营，不久，升任兵部尚书，仍掌都察院事，已先后加官由太子少保至太子太保。成化十六年，奉命提督军务，随成国公平虏将军朱永北征，掩击敌军于威宁海子(在绥远兴和县)，因功进封为威宁伯。次年，受拜为平胡将军，充宣府总兵官，兼镇大同，也立了一些功。可惜，由十和太监汪直颇有交往，在汪直于十九年失宠之时，他也受了牵连，“夺爵除名，谪居安陆”。到了孝宗弘治七年，他才被放还，以“左都御史”的官职告老。十年，重行“总制三边”。十一年，病故任上，享寿七十四岁。
七一、余子俊
余子俊是四川青神县人，景泰二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西安知府，陕西右参政、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在成化六年受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
他就任以后，使上疏请求建筑“边墙”。他的前任王锐，也作过如此的建议，然而未能实现。他一再上疏，痛陈利害，而且开出一张帐单，说，以成化八年一年的开支而论，为了供给延绥驻军的人马，需要九十四万两银子的米与豆，六十万两银子的草，(人吃米，马吃豆和草)与八百二十五万两银子的运费。合起来，近乎一千万两银子(九百七十九万)，真是朝廷的一大负担。宪宗时中央的岁入，无考。孝宗弘治年间的收入，约为
夏税 米麦 四、六二五、○○○石
钱钞 二、八一五、○○○两
绢 二○二、○○○匹
秋粮 米 二二、一六六、○○○石
钱钞 一、○九五、○○○两
总数，倘以米麦一石折银一两，绢一匹折银五两，也不过是三千一百七十一万两银子而已。
建筑边墙，也是花钱的事，但在余了俊看来，这是值得的。保障了边墙以内的军屯与农户，便可以增加当地的粮食，免掉不少的运费。他的计划是，役使现有的“运粮民”五万人，用两个月的工夫，把边墙筑成。
宪宗接受他的建议，叫他快做。恰好，王越在成化九年捣毁满都鲁等的红盐池老巢，余子俊便在成化十年很顺利地完成了他的伟大工程。所役使的运粮民仅有四万人，而所花的时间也不过是两个多月而已。
这边墙，便是今日万里长城的中段。东起绥远的清水河(清水县)、西抵宁夏绥远之间的花马池(盐池县)，全长一千七百七十里。沿着这边墙，有十一个城堡，十五个边墩，七十八个小墩，八百一十九个崖砦。
墙内的官地，分给军人屯垦，每年生产了军粮六万石，足够驻军之中两三万人的粮食。
更大的收获是：陕北与宁夏东南以及甘肃东北，均获得了保障。其后，在成化十八年敌军进攻延绥，王越全靠这边墙挡住了大部分敌军；少数窜进来的，由于有这个边墙阻碍了归路，被许宁杀得落花流水。
余子俊于筑好边墙以后，于成化十二年改任陕西巡抚，成化十三年升任兵部尚书，成化二十年一度兼左都御史、总督大同宣府军务。次年，建议延长边墙，西起黄河，东达“四海冶”(延庆县东)，共长一千三百余里。达一段新的边墙，其后于成化二十二年兴筑，筑成。他在弘治二年病故，享寿六十一岁，追赠太保，予谥“肃敏”。
七二、马文升
马文升是河南钧州(禹县)人，景泰二年进士，历官御史，福建按察使，南京大理寺卿，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助项忠平定满俊之乱，升左副都御史，仍旧巡抚陕西，在成化十一年继王越“总制三边”；同年回京，充任兵部右侍郎。次年，“转左”(转任兵部左侍郎)。
马文升在陕西巡抚任上，颇有军功，但是他在宫廷中没有什么“奥援”，因而并未获得若何重赏。到了担任兵部侍郎，又为了辽东巡抚陈钺的事，与太监汪直发生正面冲突。陈钺是汪直的私人，毫无能力，只知道滥杀少数民族来冒功，几乎酿成巨变。马文升亲自到辽东去宣读皇帝的玺书，慰抚少数民族，才转危为安。结果，汪直反而在或化十五年诬告马文升“行事乖方，禁边人市农器，致怨叛”。宪宗耳朵软，竟然将马文升捕下“诏狱”，充军到重庆卫。陈钺于是又可以滥杀邀赏，获升为户部尚书，于十七年二月改任兵部，在十八年三月垮台，削职为民。
到了成化十九年，汪直也垮了台。马文升被放回，恢复原职。次年，出任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极受当地汉人与少数民族的爱戴。二十一年回京，升为右都御史，总督漕运。这一年的冬天，再升为兵部尚书。
马文升一生的官运，时起时伏。起，由于确有被朝廷需要的能力。伏，由于到处遇到小人为敌。当年汪直恨他，一方面是由于他不削司陈钺“合作”，一方面也是由于他胆敢与汪直分庭抗礼，而且“奴视其左右”。现在，汪直早已完蛋，而另一个小人李孜省，偏要说他的坏话，以致宪宗在成化二十二年又外凋他为“南京兵部尚书”，虚有其名。过了一年，宪宗去世，孝宗即位，他才被“内调”，担任左都御史，做都察院的负责人。其后，从弘治二年到弘治十四年，他再任兵部尚书，为时甚久，孝宗对他言听汁从。他公忠礼国，不仅把兵部本身应办之事，办得很好，而且对兵部以外的事他也不避嫌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孝宗一朝之所以治绩远胜宪宗，马文升的关系很大。因为，他在当时的大臣之中，年最高而德最劭，确是一枝柱石。
弘治十四年，孝宗叫他转任吏部。吏部，正如我在以前所说，是各部之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整个政府之中最重要的一个机构。马文升才兼文武，在吏部尚书的任上也是卓有表现，虽则年事已高。武宗即位以后，太监王瑞容不了他，逼得他在正德元年退休。那时候，他刚好是八十岁。三年以后太监刘瑾诬告他在吏部任上“朋党”，叫武宗除他的名(所谓除名，便是削去他的官爵，他是以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的官衔退休的，被除名以后便不许再挂如此的官衔了。)又过了两年，他才去世。刘瑾失势以后，朝廷追复他的官衔，加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予谥“端肃”。
七三、纸糊阁老
宪宗在成化十一年，命令刘吉、刘珝二人入阁。这两人，加上万安，是其后内阁之中仅有的三人。在这三人之中，刘吉完全是一个依违取容的官僚。刘珝稍好，但也无甚作为。万安呢，是道地的小人。当时京内京外，称他们三人为“纸糊三阁老”，与所谓“泥塑六尚书”凑成一对很流行的口语。
作为国家栋梁的最高官吏竟是纸糊的，泥塑的，明朝的危险可以想见。
刘吉是北直隶博野县(河北蠡县)人。此人之无聊，可以下边这几件事为例：(1)他在成化十八年因丁忧而必须离职(这是规矩)，宪宗令他“起伏”(不等到终制，便出来复职)，他一面再三恳辞，做出一副淡于名利的孝子面孔，一面却暗托万贵妃的娘家人万喜，影响宪宗，叫宪宗不准他辞。(2)孝宗即位以后，一时颇有朝气，有十个好人，如贺钦、强珍等人孝宗已决定重用，他听到消息便连忙上了一本，推荐这十个人。(3)左庶子张昇、庶吉士邹智、御史姜洪、南京给事方向(姓方名向)，等等，先后在孝宗面前弹劾过他，他慢慢找了机会，使得孝宗把他们一概放逐，弄得“台署为空，中外侧目”。
刘珝是山东寿光人，在入阁以前作过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土，讲起书来倒“词气侃侃”。入阁以后，当商辂在朝之时，和刘吉、万安皆能随着商辂，对汪直作战，把汪直的西厂拉垮。然而商辂一去，不仪刘吉噤若寒蝉，这曾负一时之望的刘珝也坐视西厂复设，汪直再度得势了。
最后将汪直打倒的，却是万安。此人功不抵罪，卑鄙无耻，论人品似乎还抵不上汪直呢。他是四川眉州人，外像很好，内心甚为龌龊。他和汪直的冲突，并不是制度之争或原则之争，而是“同行相嫉”，均想独占万贵妃的宠信。他并非万贵妃的本家，而自称“子侄”，硬拉关系。力贵妃也乐得有一个大学士在内阁供她御用。宦官之中，也有不少人被万安结为朋友。例如，李永昌。李永昌自己是宦官，不能生儿子，收养了一个儿子，叫李泰。李泰官居詹事府詹事，年纪比万安小，万安却尊之为兄。专干坏事的左道妖人李孜省，进住了宪宗，万安也不惜以大学士之尊，和他勾结。介绍他与李孜省相识的彭华，被他一再提拔，也在宪宗末年入了阁。
总之，这三位“纸糊阁老”对国家的大事虽则像纸糊的一样，在谋求个人的利益上却一点也不像是纸糊的。
七四、泥塑尚书
从成化十三年六月起，内阁仅有万安、刘珝、刘吉这三个纸糊阁老。刘珝在二十一年九月退休，过了三个月内阁补进来彭华。次年九月，又加了一个尹直。彭、尹二人也是纸糊的。 尚书，从十三年九月至二十三年九月宪宗去世，是下列的几人：
吏部：尹旻、耿裕、李裕。
户部：杨鼎、陈钺、翁世资、余子俊、殷谦、刘昭、李敏。 礼部：邹斡、张文质、周洪谟。
兵部：余子俊、陈钺、张鹏、马文升、余于俊。 刑部：林聪、张荣、杜铭。
工部：王复、刘昭、李裕、谢一夔、贾俊。
在这些人之中，余子俊、马文升、王复、林聪、邹斡是例外。其余的，被老百姓称为泥塑，并不冤枉。
论才具，余马二人当尚书有余，王复、林聪、邹榦，虽也是贤者，却嫌不足。尹旻以下，都真正是一些泥塑的偶像，会说话的人而已。他们获得如此的高位，全靠夤缘二字，而夤缘的对象又大率是太监。
最坏的一人，是陈钺。他简直是太监汪直的门下。他在辽东当巡抚，滥杀邀功，引起少数民族的叛乱，结果，他非但无罪，反而当了兵部尚书。
其次，是尹旻，位居冲要而尸位素餐，毫无建树。但是，他“做官”的本事却不小，当吏部尚书当了十三个年头又一个月，从成化九年三月到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屡进屡退，笑骂由人。
周洪谟，依照《明史》的本传，不像是一个坏人，只是好出风头，专作无关宏旨、人云亦云的“建言”而已。然而，这样的人岂是作尚书的材料？实际上，他之“不学无术”，正如明清两朝极大多数所谓“进十”：背四书的机器，抄八股的工匠，说废话的专家。周洪谟之直上青云，全靠与万全是小同乡。
对于历史上当尚书的，我们本毋庸太过苛求。从秦汉到明清，位为宰相或虽非宰相而握有相权的人，其人数之多，堪称“车载斗量”，其中能有几人值得今天的追崇？他们的姓名，也早就如水纹竹影，消失于人类记忆之外了。何况等而下之，宰相之下的尚书之流!为若干成化年间的尚书之不肖而生气，太不值得。 然而，现在我们是在研究明朝，明朝之由盛而衰固非一朝一夕，而宪宗本人吃喝玩乐，太监专横，阁老纸糊，尚书泥塑，人民困苦颠连于旱灾、蝗灾、河患、倭寇、瑶民反叛、苛捐杂税、通货膨胀、严刑峻法、贪官污吏之下，我们自不能免于深慨。
七五、孝宗
孝宗朱祐樘，即位时年十八岁，去世时年三十六岁。父亲是昏君宪宗，儿子是昏君武宗，他是两个昏君之间的一个比较好的皇帝。
首先，在即位以后的第五天，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丁未日，他一举而贬逐了妖人礼部右侍郎李孜省、万贵妃的弟弟都督万喜、揽权的太监梁芳。
其后，他罢免了宪宗所不依手续而任用的“传奉官“、通政使任杰等两千多人，法王、佛子、国师等七百八十几人，禅师、真人等二百四十几人；也斥逐了无耻的大学士万安，罢免了阿附万安的尹直，选拔了徐溥与刘健二人入阁。
刘吉却被留用，此人在弘治五年八月告老，继任的是邱濬，邱濬在八年二月病故，继邱濬之任的是李东阳，增加一个谢迁。 徐溥、刘健、邱濬、李东阳、谢迁，都是贤相。
六部尚书，除了兵部余子俊以外，孝宗也在即位以后的一两年间都换了人。曾经因弹劾万安而失职的王恕，被召来京师，担任吏部尚书。其他四部是：户部，李敏；礼部，耿裕；刑部，何乔新；工部，贾俊，这六人都够得上称为“一时之选”。兵部余子俊在弘治二年二月病故，由马文升“回任”。马文升曾经从成化二十一年十一月到二十一年九月，担任过这个职务，被挤到南京去，当“南京兵部尚书”。孝宗于即位不久，便在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把他召回来，担任“左都御史”。
继马文升的左都御史之任的，是屠滽。屠滽于弘治四年二月生病，由白昂继任。白昂在六年八月转任刑部尚书，屠滽官复原职。屠滽于九年二月转任吏部尚书，其后的历届左都御史，是闵珪、侣锺、戴珊等人。这些人，也都是很好的。中央政府到了孝宗之时，面目一新。各省的大吏也颇有更动。全国上下，充满了朝气。
孝宗本人，年纪虽轻，却很有章法，一意求好，而并无急躁、轻信、易改等等青年人常有的毛病。这确是明朝之幸，也是中国人民之幸。倘若没有他，而宪宗之后接着便是武宗，则小人必然依旧盘踞要津，贤人依旧放逐在外，国家的大局真是不堪设想。 可憾的是，他寿命太短。
七六、弘治贤相
徐溥是宜兴人，景泰五年进士及第(状元)，历官翰林院编修、左庶子、太常卿、翰林学士、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孝宗叫他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不久加礼部尚书衔，又加官少傅、太子太傅。
他为人“凝重有度”。凝，是有含蓄；重，是厚重，不轻浮；有度，是有权衡，能包容。这些美德，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宰相。然而，他并不仅如汉朝三公之坐而论道，在消极的意义上“守正”而已，遇到该争的事他未尝不争。钦天监的革职监正李华，会看风水，替皇后的父亲张峦选择坟地，孝宗把李华官复原职，他(徐溥)上疏反对，请孝宗收回成命。孝宗命词臣撰《三清乐章》，他说“设祀五常，儒者犹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说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这两件事，孝宗均因他反对而作罢。孝宗而且因此召见阁臣，共同处理章奏。阁臣自从宪宗成化年间以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和皇帝交谈的机会了。
徐溥在内阁十二年。刘健等人和他同心协力。刘健是洛阳人，天顺四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修撰、少詹事，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其后也屡屡加官，至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于弘治十一年徐溥退休之时，继为“首辅”(所谓“首辅”，便是名次列在最先的大学士。明朝从洪武十三年起，在礼制上不设宰相，首辅云云并非正式的官名。)他为人刚强，与徐溥的性格不同，却相得益彰。他对孝宗敢于犯颜直谏，知无不言，孝宗对他“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孝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周氏(英宗之妃，宪宗之母)，当年于万贵妃多方迫害孝宗生母纪氏之时，保护养育孝宗，因此而于即位以后对她十分孝顺，她和孝宗的嫡母王皇太后均喜欢佛老两教，孝宗为了她们而命令所谓“灌顶国师”设坛，命令宦官“赍真武像，建醮武当山”。刘健对这两件事，坚决表示反对。孝宗又曾经叫词臣写一篇《释迦哑塔像赞》，派人在朝阳门外造“延寿塔”，下诏升道士杜永祺等为“真人”。这三件事，刘健也反对。结果，这几件事统统作罢。
最重要的一件，关系国家安危的是：孝宗在弘冶十七年听了宦官苗逵的话，想对“小王子”达延汗御驾亲征，倘不是刘健与兵部尚书刘大夏力谏，明朝几乎再吃一次“土木之变”的亏。
谢迁是余姚人，成化十一年进士及第，历官翰林院修撰、左庶子、少詹事兼侍讲学七，在弘治八年入阁，升詹事。十一年二月，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他见事明敏，长于口才，然而并不“恃才傲物”，在担任讲官之时，每逢进讲的前夕，“必正衣冠，习诵”，细细地准备一番。和他同在内阁的刘健、李东阳，各有所长，刘长于决断，李长于谋略，他周旋其间，侃侃而谈，使得刘李二人的考虑得以面面俱到。当时朝中的积弊已深，例如“御马监”的“龙骧四卫”，由于不归兵部统辖，吃空额，造假帐，成为惯例。孝宗想下诏旨申禁，谢迁便说，“虚言设禁无益”，必须命令主管的单位一一列举各种弊端，明白严定条规，犯了条规的必杀。
李东阳是茶陵人，天顺十八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左庶子、侍讲学士、太常少卿，与谢迁同一年入阁，其后加官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他勤政爱民，与刘健、谢迁相同。所不同的，是他既长于谋略，文章又特别好。他在弘治十七年奉旨去山东曲阜祭孔了，回京之时，上疏一道，藉机会向孝宗进言，痛陈人民疾苦。这一篇写得极好，一时京内京外，纷纷传诵。我们在今天仍应一读： “臣奉使遄行，适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北地呰窳，素无积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变之生，恐不可测!
“臣自非经过其地，则虽久处官曹，日理章疏．犹不得其详。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
“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戚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游手之徒，托名皇亲仆从，每于关津都会大张市肆，网罗商税。国家建都于北，仰给东南，商贾惊散，大非细故。更有织造内官，纵群小掊系，闸河官吏万不惊骇，鬻贩穷民所在骚然，此又臣所目击者。
“夫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于容隐，终于蒙蔽。容隐之端甚小，蒙蔽之祸甚深。臣在山东，伏闻陛下以灾异屡见，敕群臣尽言无讳。然诏旨频降，章疏毕陈，而事关内廷贵戚者动为掣肘，累岁经时，俱见遏罢。诚恐今日所言，又为虚文。乞取从前内外条奏，详加采择，断在必行!”
七七、弘治能臣
弘治年间的六部尚书，前后共有二十五人：
吏部：王恕、耿裕、屠滽、倪岳、马文升。
户部：李敏、叶淇、周经、侣锺、秦纮、韩文。
礼部：周洪谟、耿裕、倪岳、徐琼、傅翰、张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