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夏。
刑部：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
工部：贾俊、刘璋、徐贯、曾鉴。
在这二十五人里面，除了屠滽、徐琼、白昂、徐贯以外，其余的二十一人皆在《明师》有传。其中比较差劲的，惟有周洪谟而已。周是宪宗遗留下来的礼部尚书，到了弘治元年十月便退休了。
建树最多，是王恕、李敏、马文升、刘大夏、何乔新、贾俊、曾鉴。
王恕是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进士，历官大理寺左评事、左寺副、扬州知府、江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南阳荆襄，巡抚河南，升左副都御史，内调为刑部右侍郎，外调以本官总督河道，转任南京户部左侍郎，又以右都御史巡抚云南，改任南京都察院“掌院”(右都御史)，改任南京兵部尚书，改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南畿，于成化二十年复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被孝宗召回京师，任为吏部尚书。次月，加官太子少保。
他在巡抚南阳荆襄之时，帮助了白圭打平“大盗刘通”；在总督河道之时，疏浚了高邮湖与邵伯湖，修理了雷公塘、陈公塘与勾城塘的水闸；巡抚云南之时，对镇守中官钱能一点也不客气，一连参了钱能很多次，“直声动天下”；在巡抚南畿(南直隶，江苏安徽两省)之时，以常州的羡米(积馀的税粮)六万石代补当地人民所缴的夏税的不足之数，又用其他各府的盐钞积余之数，“补”了六百万贯(？)。南畿有些地区这时候有水灾，他奏准宪宗，豁免了秋粮六十万石。宦官王敬，带了一个妖人王臣，到南畿来采买“药物珍玩”，又叫苏州的秀才抄写妖书(炼丹术之类)，并且诬控了常州知府孙仁，把孙仁抓下牢里。王恕上疏救孙仁，告王敬、王臣。结果王敬坐了牢，王臣被斩首，孙仁被释放。
他回任南京兵部尚书以后，又上疏救林俊。林俊是刑部员外郎，因反对妖僧继晓而下狱。王恕在疏中向宪亲说：“天地止一坛，祖宗止一庙，而佛至千余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数百家，费内帑且数十万。此舛也。俊言当，不宜罪。”结果林俊被打了若干棍，从轻发落。全国人心大快，流行了一句话：“两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
王恕在孝宗朝中担任吏部尚书，从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到弘治六年五月。他悉心整饬吏治，在弘治六年一举而罢黜了全国大小官僚两千人左右。当时的大学士之一邱濬，颇不以为然，选了其中的九十人，请孝宗特旨保留。理由是，这九十人“非贪暴有显迹者”。孝宗准了邱濬的奏。王恕因此而一再辞职，孝宗准他退休。继任的耿裕、屠滽、马文升，均能遵守成规。
户部尚书李敏，是河南襄城人，进士出身，历官御史、巡抚、漕运总督。他在成化二十三年至弘治四年的户部任内，也作了不少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把北方的北畿(河北)、山西、陕西，这三省的夏秋两税，以银折粮，按照每石一两计算。山东、河南二省的输边之饷，亦已在他巡抚大同之时，实行了这个以银折粮的办法，省掉了公家的浮费，免除了运卒的劳苦。此外，他又请准了孝宗，把充公的罪人庄田，招老百姓承租，每亩收租银三分。他颇想把当时所有的在北畿的皇庄(皇家的庄田)一万二干八百顷，与勋戚及宦官的官庄三万三千一百多顷，一概革除皇庄的名目，斥逐鱼肉农民的“庄头”(管庄)，改为官田，招老百姓承租，每亩收租银三分；官庄由政府代收租银，转交田主。这一个建议，孝宗由于缺乏魄力，未肯接受。
继任的户部尚书叶淇，是山阳(淮安)人，干到弘治九年，改变了“盐商开中”的办法，准许盐商用银子交到京师的太仓库，代替米粮。这件事，利害参半。所谓“盐课”是增加了，但是边军所需要的粮食却受影响。本来，在明朝初年，边军有所谓“军屯”供应粮食，此时的军屯业已腐化。叶淇以后的户部尚书，周经、侣锺、秦纮，均想有所作为，可惜都斗不过外戚宦官的恶势力，整顿不了明朝的财政。外戚，是孝宗皇后的两个弟弟张鹤龄与张延龄；宦官，以李广为最坏。孝宗对张皇后专爱，连带地也姑息了鹤龄、延龄，准他们滥请“官地”与民地为庄田，准他们擅请长芦场的盐引(运盐的执照)十七万引之多，每引只出价银五分，以致后来的“奸商”纷纷援例，请去了两淮的所谓“旧引”一百六十万引之多。这是孝宗一生，最令人惋惜的美中不足之处。两浙的盐引，孝宗也准许管织造的宦官，每年拨走五千引。李广在盐的方面所获得收人，传说有一万万两以上。他常常矫旨发表“传奉官”，接受文武百官的馈赠，使得孝宗的政府几乎重蹈宪宗的覆辙。孝宗以为他深通画符念咒与风水之术，听他的话，造毓秀亭在宫城内的厅岁山，却死了最小的一位公主；不久，太皇太后周氏所住的清宁宫又失了火，太皇太后大怒，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出事!”李广畏罪自杀，孝宗却颇想替他立一个祠堂，赐匾。大学士刘健竭力反对，才作为罢论。但是，孝宗仍隆重地祭了李广一番。
礼部的尚书，从弘治元年十月开始，到正德二年闰正月，先后为耿裕、倪岳、徐琼、博瀚、张昇。耿裕为人方正，劝孝宗驱逐番僧，孝宗虽则未能完全接受他的意见，却也只准一百八十二人留下，把成千的番僧逐走。倪岳于继任礼部尚书以前，先作了若干年礼部右侍郎与左侍郎，对明朝的制度典章十分熟悉。当了尚书以后，他奏准孝宗规定王府建筑的格式，不许僭越，略为纠正了当时朝野的奢侈之风。礼部奏陈“灾异”一向是每年一度的例行公事，倪岳把这些灾异按月按日排列，博引经史，让孝宗知道警惕。徐琼，不是一个正人，全靠与张皇后有亲戚关系，而获得了尚书的位置。傅瀚很好，但在任不到两年，于弘治十五年死在任上。张昇是成化五年的状元，他位卑职小，仅为詹事府庶子之时，便敢于上疏直指大学士刘吉之奸。当了礼部尚书以后，勇气不减当年，终于在孝宗死后斗不过刘瑾，在正德二年告老回家。
兵部的三位尚书，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厦，最了不起。关于余马二人，笔者已经写了专节介绍。余在弘治二年二月病故，马文升在兵部王持了十二年又八个月，到弘治四年十月转任吏部。刘大夏作到正德元年五月，退休。
马文升才兼文武，历任封疆，对当时兵政的症结，了然于胸中，颇想大有作为，虽由于明朝积弊已深，不能一一照他的理想去做，却也保住了边界，整饬了军队。达延汗对他无可奈何，吐鲁番侵略哈密，被他派遣许进、彭清等人申讨，予以膺惩。他对于培养民力，十分关心，劝孝宗节用薄税。
刘大夏也是出身进士，他在兵部先当小官，由职方主事(管地图等项工作的科员)做到郎中(司长)，被余子俊倚为左右手。其后，由于一时气愤，打了宦官阿九，被宪宗关下诏狱，几乎送命，为另一位(好的)宦官戴怀恩所救，罚打二十棍了事。再其后，历官福建参政，广东布政使，于弘治六年以有副都御史的官职，到河南治河。那时候，黄河在张秋镇决口。他先疏浚了贾鲁河，孙家渡与四府营的上流，分掉水势，然后又在胙城至徐州之间，造了三百六十里长的河堤。在明朝的历史之中，他是治河最成功的一人。孝宗升他为左副都御史，转户部左侍郎，又兼左佥都御史，到宣府整理兵饷。最后，于升任兵部尚书以前，被任命为“右都御史，总制两广军务。”
刘大夏在兵部尚书任内，颇想痛施一番改革。他坦白地告诉孝宗，天下已经民穷财尽。孝宗大为惊讶，问他说：“祖宗以来征敛有常，何今日至此?”他回答“正谓不尽有常耳。如广西岁取铎木，广东岁取香药，费固以万计，他可知矣。”孝宗又问他军人的情形。他说，“穷与民等。”孝宗说，“居有月粮，出有行粮，何故穷？”他回答，“其帅侵克过半，安得不穷。”
于是，孝宗下旨严禁军帅的侵克。
以前汪直所赖以跋扈的御马监，养着四个卫的“勇士”。这四卫的“虚额”最多，刘大夏便从这四卫下手，同时也请孝宗停办了不少的“织造”与“斋醮”。他向孝宗上疏痛陈“兵政十害”，把漕军、番上(轮流入京侍卫的兵)、边军，各方面的积弊一一报告。孝宗接受了他的很多建议。不过，凡是牵涉到权贵与近幸的，大都“留中”(搁在宫中，没有批示下来)。
他主张把布在各地的“镇守中官”，一律撤召回京。孝宗不肯。武宗即位以后，他参劾最贪残的几个镇守中官(在江西的董让，在苏州的刘琅，在陕两的刘云，在山东的朱云)，碰了武宗的大钉子，告老退休。
刑部的尚书是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何乔新是一个正人，不见容于刘吉，被刘吉的党羽御史邹鲁诬告受贿，而孝宗竟然准他辞职。这是孝宗糊涂的地方。彭韶也是一个正人，也是被刘吉挤走的。白昂在《明史》之中无传。闵珪敢于向孝宗犯颜直谏，执法不阿不苛，倒始终获得孝宗的优容，到了武宗正德二年才致仕还多。
工部的尚书是贾俊、刘璋、徐贯、曾鉴。贾俊很知道节用，也敢于反对当时动辄调用京军作工的陋例。他认为政府的大工程，应以修造仓库与城池为限。诸王的府第与坟墓，应由诸王就自己的收人担负费用的一半。过去，全部是由政府担负。刘璋继任，对贾俊颇能萧规曹随。徐贯在《明史》中无传。曾鉴的作风，与贾俊、刘璋相仿，也是一个替国家省钱的人。宫内的针工局，要招收“幼匠”一千名，他竭力反对，向孝宗说：尚衣监、军器局、司设监，都已经收了一千名匠人，兵仗局而且收了二千名，现在针工局又来援例，这样下去，“其流无已!”孝宗因此而只准针工局招收五百名。(其实，五百名依然太多。)孝宗在弘治十六年一度召还所有的“织造中官”，不久却又听了邓镕的话，恢复这些中官的织造使命。曾鉴拚命反对，孝宗才勉强减少了织造的名额三分之一。
七八、白沙先生
明朝由于太祖与马后注重教育，普设学校，读书的风气维持了二三百年，直至清兵入关为止。虽则留下的特别好的著作不多，却不足为病。大抵明朝的学者，努力于实践的多，致意于撰述的少。所撰述的也常常是发挥程朱的陈说，甚鲜新义，然而为学的要点本在于行。能够行，也就值得我们钦佩了。
成为明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巨擘的，除了明末的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三人而外，似乎仅有陈献章与王守仁二人，这两人也不是离开躬行而空谈性理或其他的。徐光启介绍了西洋的学术到中国来，另树一帜，其言行一致亦不亚于陈王。
陈献章是广东省新会县白沙乡人，各方的学者尊称他为白沙先生。他是明宣宗、英宗，与孝宗时代的人，生于宣德三年，卒于弘治十三年(14281500年)，离开我们已经有了四五百年，然而他一直影响了若干世代的中国学人。梁任公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
任公先生说：“白沙方法，与程朱不同，与(陆)象山亦不同。程朱努力收敛身心，象山努力发扬志气，俱要努力。白沙心境与自然契合，一点不费劲。”又文兄说：“余因夙持实生主义者，初时虽非源出于先生之学，但自闻其‘洒然自得’、‘自得自乐’之教，及高吟其‘我得此生真得矣’之句，亦乐于自许为其五百年后之私淑弟了，良以吾心亦有所自得于其‘自得’也。”
白沙先生一生不曾做官，以教书为业，晚年被封疆大吏(总督朱英、布政使彭韵)逼着荐至京师。皇帝(孝宗)要他到吏部去“应试”，他上疏称病，终于被孝宗硬送了一个“翰林院检讨”的虚衔。他带着这虚衔还乡，仍旧作他的读书教书的事。
他不曾写过一部书，只是随时信笔写了若干首的诗，与若干篇的短文，后人把这些诗文凑合起来，刊行了《白沙子集》。学问，在他是一种“受用”。别人接受了他的教导，也“受用”无穷，他把自己放在大自然与人群之中，真是“无往而不自得”。后生小子一时摸不着入门的途径，他便教他们于“静中养出端倪”。有人批评他近于佛家的参禅，其实他的学说与禅大有分别。他是“有所得”的，弹是“无所得”的。在“主静”这一点上，他差不多是王守仁的先驱；所不同的是，他于程朱象山之间并无成见。
七九、武宗
武宗朱厚照，是孝宗的独子，为张皇后所生，年十五岁即位，在位十六年欠两月，咯血而死。享寿三十一岁。
此人投错了胎。倘若他生在老百姓的家中，可能张大门楣；倘若他生在勋戚之家，更可能立功边徼，加官进爵，可惜他贵为皇帝之子，又为皇帝的独子，不得不嗣位为皇帝，君临天下，却又耐不住深宫的形似拘囚的牛活，自恨发挥不了他的手格猛兽的勇力，与奔驰草原的骑术，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陡然作了皇帝，苦不堪言。大学士与六部尚书以及都御史、给事中，等等群臣的奏疏，所谈的都是枯燥无味、头绪纷繁的国家大事，牵涉到许多他从未见过面的人，许多他从未到过的地方，而且文字典雅深奥，又不加圈点。对于这些奏疏，他认为只有完全不理是最干脆的处理办法。群臣而且“迂腐”到硬要他天天读书、听讲，这些人哪有身边的几个宦官好？宦官在东宫侍候了他很多年，玩得很熟，而且他们懂得玩很多样的游戏，例如踢线毬，捉蟋蟀，赶兔子，唱戏，摔角，叫姑娘．逛窑子。
父亲孝宗留下的一批老臣，个个“讨厌”。最“可恶”的是户部尚书韩文，韩文在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叫户部的一个“小官”，郎中李梦阳，起草了一篇奏疏，纠合了若干大臣连名请求把八个他最亲信的宦官一网打尽。这八个宦官，是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刘瑾、高凤。这八人是他一刻也离不了的伴儿，倘若把他们都抓去杀了，叫他如何活得下去？
于是，他急得哭了起来。马永成等八人，也跪在他的周围，一齐大哭。哭了一阵，他决定摆出皇帝的威风，不仅不把这八人“明正典刑”，而且故意提拔其中的刘瑾为司礼监太监，任命马永成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
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因此而一齐辞职。刘瑾拿起笔来，便准了刘、谢二人的辞，留下一个李东阳。李东阳不再坚辞，自愿留在内阁里鬼混，可能是为了顾全大局，随时对武宗与刘瑾的胡作非为加以补救。刘、谢二人的遗缺，由焦芳与王鏊填充。焦芳是一个小人，王鏊是一个君子。王鏊是大臣公推的；焦芳却是刘瑾塞进来的。韩文被勒令退休。
刘瑾作了司礼监太监，又提督十二团营，于东西厂以外创设内厂，加上有焦芳在内阁和他狼狈为奸，便为所欲为。吏部的马文升与兵部的刘大夏，已经先被挤走。户部韩文，在焦芳入阁以后的一个月，被“削籍为民”。
从此，直至正德五年八月刘瑾事败被杀之时，武宗等于是把皇帝让给刘瑾做，刘瑾最喜欢叫群臣罚跪听他“宣旨”；更喜欢“收礼”。凡是在外镇守的中官，照例要每人送他一万两银子；中官是他的同辈，尚且如此，那些担任尚书、总督、巡抚的，可想而知。他把整个的明朝政府，变成贪污的政府。
老百姓在求生不得的高压之下，便向往于造反的人。于是大规模的民变于正德四年发生在湖北的沔阳，四川的保宁，江西的东乡、桃源洞(万年)、华林山(高安西北)、大帽山(寻邬东南)。这些乱子，闹了一年多。
皇帝的本家，住在宁夏的安化王朱寘鐇，也在正德五年四月造起反来，杀了巡抚安惟学与来到宁夏勘查田亩的大理寺少卿周东(这两人本就该死)，发布檄文，以清君侧为名(当时的君侧，早已该清)。武宗与刘瑾慌忙请出了一位确能打仗的杨一清，作为“总制军务”，派太监张永为监军，到宁夏去抵御。所好，当地有一个游击将军仇钺．不等杨张二人兵到，已经把朱寘鐇抓了。 杨一清是云南安宁人，生长在湖南巴陵(岳阳)，在成化八年考中进士，由中书舍人官至陕西巡抚，被刘大夏保荐为“三边总制”，颇立战功，一度想建筑西段的长城，已经开工，被刘瑾从中破坏，作罢，而且被刘瑾诬控为贪污，下狱，靠李东阳、王鏊两人救了出来，告老家居。
这一次，杨一清有机会与太监张永共事，便说动了张永，叫张永解决刘瑾。张永原为刘瑾一伙，刘瑾得意以后，不买张永的帐，两人之间生了嫌隙。杨一清不单纯用大义感动张永，主要地是用“取刘瑾而代之”的一套说法。因此，张永果然在回京复命之时，就把刘瑾如何胡作非为，都告诉了武宗。事实上，刘瑾确也颇有“谋反”的倾向：“家”里私藏了玉玺、衮衣、弓弩，五百件穿宫牌；他所常用的两把扇子，都夹着有小匕首。
武宗大怒，下旨将刘瑾凌迟处死。这是正德五年八月间的事。
杨一清被任命为户部尚书；次年正月，改为吏部尚书。他竭力整顿，举贤退不肖，朝廷面目一新，但是新不了多久，武宗又被一个钱宁与一个江彬迷了心窍。
钱宁是太监钱能的家奴，刘瑾的私人，武宗的干儿子，官居“左都督，掌锦衣卫事，典诏狱”。他专引诱武宗“微行”，又劝武宗建造了一所“豹房”，一座“西寺”，伙同一批番僧荒淫无度。此人而且暗中勾结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替宸濠请准了恢复“护卫”，使得宸濠有了可用以造反的兵。
宸濠在正德十四年造反不成，钱宁连带倒霉。出卖他的，是江彬。江彬本和他沆瀣一气，然而究竟是势利之交，未能持久。江彬把钱宁的种种不法，向武宗和盘托出。武宗将钱宁逮捕，抄钱宁的家，他家里竟有黄金十几万两，白银三千箱，胡椒几千石，玉带二千五百捆。后来，世宗即位，把钱宁从牢里提出来，凌退处死。
江彬是宣府人，原为蔚州卫指挥佥事，于正德六年被调来内地剿匪，脸上中了一箭，其后因钱宁而获武宗召见。武宗见到他的箭伤，便升他为指挥佥事，陪武宗在豹房顽耍，有时候也一同下棋。有一次，武宗想提老虎，几乎被老晓吃了，江彬上前，救了武宗的命，因此武宗对他更加喜欢，收他为干儿子，准他将宣府、大同、延绥、辽东四镇的边兵调来京师，成立“义子府四镇军”，由他统率，作威作福。武宗而且又在正德十二年听他的话，微服出居庸关，畅游塞外，征歌选色，与北元的入侵之军遭遇，损了几百名官兵，只杀死对方十六人。
武宗不以损失了几百名官兵为耻，而以杀死对方十六人为荣，不惜以天子之尊，自拜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改名朱寿；拜江彬为“威武副将军”。
正德十二年正月，武宗回京，在京内住了十四夭，又溜去了宣府。这一次，不能顽个畅快，因为祖母(太皇太后王氏，宪宗之妻)在二月间病故，他不能不回来主持丧事。但是到了七月间，他又和江彬溜去了宣府。这一次，他由宣府而太同，而榆林，而绥德，再经偏关回到太原，下旨封自己为“镇国公”。敕文是：“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屡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江彬，被封为“平虏伯”。 次年(正德十四年)二月，他才从大同回京。又下敕给吏部，说“镇国公朱寿宜加太师”。四个月以后，宁王朱宸濠造反，江彬又怂恿武宗藉此大举南征，到江南去选美。
宁王朱宸濠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在南昌造反，第四天攻下九江，向东进攻安庆。王守仁从吉安向北打，在七月二十日袭得南昌，宸濠回师遇伏，在二十六日被王守仁活捉于新建县西北的樵舍镇。
武宗在八月二十二日由京师出发，二十六日到达涿州，接到王守仁的捷报，秘而不宣，继续南下，于十二月十二日到达扬州。在扬州，江彬“遍刷寡妇处女”，供武宗享乐。“遍刷”，是“一个不留”。遍刷了二十四天，武宗和江彬才渡江去南京。到了南京，昏君奸臣又游荡了八个多月，才在十五年闰八月懒洋洋地启程北返。
在北返的中途，他们停留在清江浦，忽然想当渔夫。武宗自己单独驾了一条小船去捉鱼，翻了船，泡在水中，被侍卫救起。虽则是救起了，却因受寒太甚，得了重病。
十月间，到达通州，江彬仍想叫武宗暂不回京，扶病北出长城，到宣府去抵御小王子。然而武宗病得太厉害，只好回京。回京以后，武宗挨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咯血而亡。 他一死，江彬失了靠山，被大学上杨廷和奏请皇太后张氏(孝宗之妻)，召进宫中，予以逮捕。世宗即位以后，下旨将江彬凌迟处死，家产充公。他的家产，除了各项珍宝以外，有黄金七十柜，白银二千二百柜。
和江彬党的神周(姓神名周)、李琮，以及江彬的儿子江勋、江杰、江鳌、江熙，同时皆被斩首。另一个同党许泰，也遭了同样的命运。神周、李琮、许泰，都是武宗的干儿子，与江彬、钱宁一样，也都曾赐姓朱。(许泰于武宗南征之时，充任“威武副将军”。)
杨廷和是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所官翰林院检讨、修撰、左春坊左中允、大学士、南京吏部左侍郎、南京户部尚书，于正德二年八月入为文渊阁大学士，其后转为[京师]户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又改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再改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最后于正德七年十二月李东阳告老退休之时，代李东阳为“首辅”。 他的作风，与李东阳相彷佛，混在小人之群，虚与委蛇，随时就能力所及，对国事稍加补救。武宗去世之时，他认为机会难得，便说服了当时的司礼太监魏彬，联络皇太后张氏，把江彬等人解决。
武宗不曾生下儿子，杨廷和坚持以世宗入继大统，获得张皇太后同意，全国转危为安。世宗朱厚熜是与武宗血统最近的一个堂弟，为宪宗之孙，兴献王朱祐杭之子。
八○、阳明先生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早岁筑室于阳明洞读书，因此后来被他的学生们尊称为阳明先生。
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自己是弘治十二年的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南京刑部主事、[北京]吏部验封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以原官兼抚江西，南京兵部尚书；世宗嘉靖六年，以南京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兼巡抚。嘉靖七年病故，享寿五十七岁。
阳明先生虽则是典型文人，却颇能用兵，而且善骑善射。在巡抚南赣之时，他肃清了大帽山的詹师富，桶冈的谢志山，浰头的池仲容，费时仅有一年(从正德十二年正月到十三年正月)，平了数十年的“巨寇”。宁王朱宸濠在正德十四年六月造反，声势浩大，一举而占九江南康，攻安庆，有顺流而下夺取南京之势。阳明先生那时候已经奉命去福建勘查叛军，行至中途丰城，听到消息，很迅速地回到吉安，檄调了八万兵，袭占宸濠的根据地南昌，迎击宸濠于黄家渡，八字脑，樵舍，于宸濠造反的第三十五天将宸濠活捉。
立了如此的大功，阳明先生的处境反而更加困难。武宗自己已经以自封的“威武大将军”名义，带了威武副将军、干儿子朱泰(许泰)，浩浩荡荡，御驾亲征。武宗在走到涿州之时，接到王守仁的捷报，秘不发表，仍旧继续向南进发。副将军朱泰与太监张忠，带了若干万“边军”与若干万“京军”在前面走，一直开到南昌，似乎以为宸濠仍在南昌一样。
王守仁带了宸濠，想迎接武宗，献俘，却不敢去。因为，武宗根本还没有承认他已捉得了宸濠。王守仁只得来个迂回，由江西到浙江，顺富春江而下，到了钱塘，找太监张永。张永曾经听杨一清的话，除了刘瑾，王守仁认为在太监之中，只有张永可以去碰一碰面。果然，张永对他表示好感，他就把宸濠交给张永，请他代献给武宗，自己转回江西任所。
恰好，这时候朝廷叫他“兼抚江西”，他便去南昌，与那已经开到了南昌的朱泰、张忠打交道。朱泰与张忠质问他“宸濠的金银珍宝，到了哪里击了？”他回答：“早就花光，运到京师送给若干要人了，有底帐可查。”朱张二人听到了“底账”二字，心里明白，便不再追问。
武宗叫阳明先生重新递上一张报捷的奏表，里面强调“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而且加进武宗左右的若干小人的姓名，说他们有功。
武宗死后、世宗即位，才发表阳明先生为南京兵部尚书，阳明先生不肯到任，请求回家乡省亲。到了这一年(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世宗又封阳明先生为“新建伯”。次年二月，阳明先生丁父忧，退居家乡。
他在家乡一住便是六年，朝廷对他十分冷淡。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杨廷和对兵部尚书王琼有意见，认为阳明先生是王琼的人。(当年保荐他充任南赣巡抚的，是王琼。)
到了嘉靖六年，思恩与田州的“土酋”卢苏与王受二人造反，朝廷这才任命阳明先生以左都御史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筹兼巡抚，对卢苏、王受用兵。阳明先生到任以后，不费一兵一卒，将这两人招降，安抚了两人的兵卒七万。思田两州的善后事宜，他也处置得很妥当
断藤峡的瑶民，占据着三百多里的地域，“上连八寨，下通仙台花相”，造反了几十年。阳明先生出其不意，把瑶洞瑶寨一一“削平”。为了这一件事，阳明先生几乎获罪。原因是，吏部尚书桂萼对大学士刘璁有意见，以为阳明先生只肯听刘璁的话，不肯听他桂萼的话。(他曾经暗示阳明先生去打交阯，阳明先生不肯。)于是，他就向朝中的诸大臣说：“王守仁把不该招降的(卢苏、王受)招降了，把不该征讨的(瑶民)征讨了。”
这时候，阳明先生已经病得很厉害，一面上疏请求辞职回乡“省亲”，一面把公事交给在身边的郧阳巡抚林富，请林富代理，不等到朝廷准辞便启程东归。
这最后一点，确是阳明先生的错。于是，虽则他走得不多远，便病故在南安，桂萼却不饶他，振振有辞地参他一本，说他“擅离职守”。世宗很受桂萼的影响，叫廷臣公议对阳明先生死后的处分。桂萼却又作了好人，说阳明先生“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但是，他又说：“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桂萼的结论是：“宜禁邪说以正人心。”看样子，他是希望世宗把阳明先生的著作一概焚烧，毁板。
世宗根本不懂得桂萼所痛斥的，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也就未加理会，仅仅不让阳明先生的儿子袭继伯爵之位。
其后，穆宗追赠阳明先生为新建侯，准许阳明先生的子孙世袭伯爵。
神宗在万历十二年依照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以阳明先生、白沙先生，及胡居仁，从祀文庙。(另一位儒者薛瑄，已于隆庆二年由穆宗下旨从祀文庙，)
阳明先生的事功，比起诸葛亮来，毫无逊色。他的德行与学问，可说是上追孔孟，与朱熹相比肩。
想详细研究他的思想，必须读他的全集(《王文成公全书》，明穆宗隆庆六年刻本，收在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
阳明先生是“诗礼家庭的宠儿”，幼年没有衣食之虞，加以天性豪迈，很想做世间“第一等事”，作世间第一等人。成年以后，接触到当时士夫夫的以程朱为道统的气氛，努力于“格物致知”。曾经用了七天功夫，“格”庭院前的竹子，格不出一个所以然的道理来，于是，在回到家乡以后，便住到阳明洞里去，出入于释老二氏(研究佛家与道家的书，并且打坐，导引)。那时候，他的年龄是三十一岁(弘治十五年)。他学仙学佛不到一年，由于割舍不了对祖母与父亲的孝心便毅然决然放弃了作仙作佛的想头，重行研究儒家的道理。
此后，他颇劝人“立志”。从弘治十八年起，便有人愿意执贽受教，使得他开始了二十三个年头的授徒讲学的生活。古语说，“教学相长”。他一面教人，一面也教了自己。
老天爷似乎也特别看中了他，送给他若干艰难，挫折，委屈，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无非是为了动他的心，忍他的性，补充他以他一向所尚未曾有的本事。武宗正德元年，他以兵部主事的资格上疏请求释放被刘瑾滥捕的南京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余人。疏中说：“铣等以言为责，其言如善，自宜嘉纳，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伏愿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末了一句之中的“改过”二字，稍许重了一些，使得武宗与刘瑾有藉口把阳明先生也关下了诏狱，打四十下棍子，贬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龙场是今灭修文县的县治，在当时还是个充满了“蛇魅魍魉，蛊毒瘴疠”，很不卫生的所在，居民也什九以上是苗胞，言语不通。全场连一座房子也没有。阳明先生到了那里，真是苦不堪言，却能慢慢地从苦中获得磨练，找到出路。他教导苗民识字读书，也教了他们架木盖屋。更重要的是，他悟出了“知行合一”的大道理。
这知行合一的大道理，发前人所未发，帮助了他自己后来为人为学，立功立德，也影响了几百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家及学人。
所谓知行合一，便是“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阳明先生的这种发明，在伦理的范围内容易讲得通。譬如，孔子说某人知礼，决不是说某人单单懂得条文，而是说某人在实践上合乎礼的要求。我们说，某人懂得了孝道，也是在说某人已经在行为上尽到了一个孝字。
阳明先生不仅是要人行善，也要人“不行不善”：“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自己]却[以为是]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澈根澈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阳明先生在江西平了宸濠之乱，几乎反而招祸，忧谗畏讥，在思想上多了一番磨练，才把“知行合一”的观念，发展为“致良知”的教训。“致良知”，是除去“不善的念”，也就是“去人欲’。去了人欲，天理自现。这天理，便是“良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良心”。“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然在常人不能胜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可见他对于《大学》一书之中“格物致知”四字的解释，与晦庵先生(朱熹)的迥不相同。晦庵先生认为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阳明先生似乎是把格字当作去字讲，物字当作欲望讲。关于理字，晦庵先生以为是“事物之理”，阳明先生则以为是“天理”也就是“良知”；“心即是理”，这便是朱王二家相异之处。
阳明先生因此而颇受朱派的人攻击，被批评为立异鸣高。他愤而抄集了晦庵先生晚年的若干话语，题为“朱子晚年定论”以证明他自己的思想与晦庵先生晚年的并无十分抵触之处。例如，晦庵先生在《答吕子约》的信中说：“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这样看来，朱王一家，形虽小异，实则大同。
八一、世宗
世宗朱厚熄，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之中，是在位最久的两个之一。他在位四十五年，神宗在位四十七年。以享寿的长久而论，他也仅次于太祖成祖。他死时年已六十，太祖死时年七十一，成祖死时年六十五。
他生于湖北安陆，父亲兴献王朱祐杭的府邸之中。十三岁，袭封为王；十五岁，被迎到京师，入承大统。祖母，宪宗的贵妃邵氏，这时候还活着，眼睛已瞎，很高兴孙儿当了皇帝，把他从头顶到脚跟摸了一遍。他尊她为皇太后(应该称为“太皇太后”才对)，次年(嘉靖元年，1522年)，加号为“寿安皇太后”。她在当年的冬天病故。
世宗的母亲,兴献王的王妃蒋氏，被接了来，尊为“兴献皇后”。至于孝宗的皇后张氏，原已于武宗即位以后，尊称为“慈寿皇太后”，世宗再给她加上两个字：“昭圣慈寿皇太后”。此人死于嘉靖二十年。
武宗的皇后夏氏，在辈分上是世宗的堂嫂，被世宗尊为“庄肃皇后”。此人死于嘉靖十四年。
祖母与寡嫂，均不曾给世宗惹出若何麻烦。成为问题的，是伯母与母亲之间的地位的高下，连带地也牵涉到伯父孝宗与父亲兴献王之间的地位的高下。
这问题，在世宗即位以后的第六天便发生了。他下诏给群臣，共议如何尊崇本生的父母。大学士杨廷和引据汉哀帝与宋英宗的故事，认为世宗既已作了孝宗的嗣子，应称孝宗为“皇考”，本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本生母为“皇叔母”。世宗懂不了这个大道理，说：“伯父母变成了父母，父母变成了叔父母，要换得这么多吗？”下旨叫群臣再议。
杨廷和坚持自己的主张，多数的大臣也附和他，世宗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无可奈何。母亲蒋氏北来，中途留在通州，不肯进京，向人家说：“他们怎么可以把我的儿子，算作别人的儿子呢?”世宗在宫里也向孝宗的皇后张氏(昭圣慈寿皇太后)说：“我情愿回安陆，仍旧作一个兴王，皇帝的位置请您另找别人。”于是，礼部尚书毛澄商得杨廷和的同意，上疏请以“昭圣慈寿皇太后”的懿旨，尊兴献王为“兴献帝”，蒋氏为“兴献后”，世亲觉得“兴献帝”与“兴献后”缺少了一个“皇”字，仍旧感到有点遗憾，但也只得姑且答应。到了嘉靖三年正月，终于把这个“皇”字加上。杨廷和便在加了“皇”字以后的次月，请求退休，获准。
杨廷和之因“议礼”而去，是世宗的极大损失。
杨廷和本人，也未免太固执了一些。兴献王只有世宗一个儿子，世宗改作了孝宗的儿子而称兴献王为叔父，岂不是弄得兴献王绝后？为了贪恋皇帝的位置，而使得父亲绝后，世宗的少年天真之心，如何能安。
话说回来，世宗一朝只有在杨廷和主政的头二年又九个月，有过几件好事。武宗刚死，杨廷和便以武宗的名义，颁布了一个遗诏：罢“威武营团练”，遣散边军回镇，在“威武大将军”的所谓“军门”办事的一切军官都伤令各归本卫，不许留在京城。武宗所经营的，不成体统的“皇店”一概关门，成千成百的番僧，少林寺僧，教坊的戏子婊子，以及专供游乐的南京“快马船”的船夫，与全国各地送来的美女，也一概遣散。而且停止了京城的若干不急之务的营造，送走了滞留在京城的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葡萄牙)等国的贡使。宣府行宫的所有金宝，也统统运回京城，存入内库。
除掉江彬的，是杨廷和。主持迎世宗入继大统的，也是杨廷和。
在世宗即位的前夕，杨廷和起草登极诏书，乘此机会，用世宗的名义大行改革：裁去了宫内与锦衣等卫的冗员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减免了各地方运往京师的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多石。
杨廷和去职以后，首席大学士的位置轮到费宏。费宏虽是一个正人，却没有杨廷和的魄力。费宏在嘉靖六年二月退休，老臣杨一清继为首辅，敢于和张璁、桂萼磨擦，胜得了桂萼，胜不了张璁。
张璁(其后改名“孚敬”)与桂萼始则朋比，继则相攻，俱不是好人。张璁当首辅，从嘉靖八年九月当到十四年四月，中间有一年半失位，地位被王守仁(阳明先生)的学生方献夫占了去。
嘉靖十四年四月以后，二十三年八月以前，当首辅的先后为李时、夏言、翟銮，这三人都好，但是都不能怎样挽救世宗的日趋下流。
再其后，当政的便是人奸臣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严嵩是首席大学士，严世蕃在名义上是太常卿，在事实上是幕后的宰相。世宗一直沉沦下去，到死。
死前，在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世宗竟然有力量杀掉严世蕃泄愤。愤是泄了，明朝的天下已经被他的几十年的昏愦贪横的统治，弄得空虚得只剩下一个躯壳。明朝竟然没有立刻结束，又拖了近八十年，确是奇迹。
世宗生最大的兴趣，不是国家，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生命。他希望长生不老老，成仙。
最初引诱他走上这条路的是“暖殿太监”崔文。那时候，是嘉靖二年，他的年纪才有十七岁，他实在只是贪看“打醮”的热闹而已。顽了一个月左右，抵不住绐事中郑一鹏的苦谏，也就“暂停”。
次年，他又顽起这把戏来，特旨召龙虎山的道士邵元节来京，晤谈之下，对邵元节大为佩服。他叫邵元节求雨，求雪，均很灵验。本来，雨到了该来的时候，大概虽不求也迟早要来的。雪，也是如此。邵元节因此而受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宫、显灵宫、灵济宫三个道教的庙宇，“总领道教”。
过了二年，邵元节更加得宠，获赐紫衣玉带，赏建“真人府”，拨校尉四十人，供真人府洒扫，加赐庄田三十顷，免租免税，外给禄米每年一百石。邵元节感恩图报，自愿为世宗打醮求子。 果然，到了嘉靖十五年以后，世宗便一连生了几个儿子。邵元节的功劳，在世宗看来，确是太大。他的官阶，被升至一品，挂上“礼部尚书”的虚衔。不过，邵元节福薄，当这空头尚书当到嘉靖十八年便死。
继邵元节之任的，姓陶名仲文，原为八九品的小官(当过辽东的库大使)，和邵元节是朋友，也会画符念咒，能够“除妖”，“治痘”，预言火灾。世宗先封他为“神霄保国高士”，不久便升他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世宗有一次想听他的话，把政务交给太子以“监国”的名义处理，自己静居修炼，太仆卿杨最上疏反对，被世宗廷杖杖死。
陶仲文于两个年头之中，平步青云，升到“少保，兼礼部尚书”。其后，再升为少傅，而仍兼少保。又其后，升为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以一人而兼为“三少”，在明朝或任何一朝的历史之中仅他一人，他死在嘉靖三十九年；正如邵元节一样，也没有成仙。
但是，嘉靖帝始终执谜不悟，尤其是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受了宫婢杨金英的刺激以后。杨金英乘他睡得很熟之时，用绳子套在他的颈子上打了一个结，使得他昏了很久才被救活。从此，他便搬到“西苑”里去住，不和任何妃子或宫女见面，也不和严嵩以外的任何文武大臣见面，只和几个道士与宦官打交道，更谈不上视朝听政了。严嵩之所以“得君甚专”，也全靠和道士们勾结在一起。说来奇怪，严嵩后来在嘉靖四十一年倒霉，却也是倒在一个道士蓝道行之手。倘若没有蓝道行利用扶乩的机会接近世宗，向世宗说严嵩是奸臣，仅仅有御史邹应龙的弹劾，世宗未必肯听。
严嵩虽则倒霉，一时不过是罢斥回多而已，未曾被杀。他的爪牙满朝满宫，很快地反告蓝道行一状，说蓝道行“怙宠招权”，于是蓝道行就被捕下狱，死在狱里。毕竟道士斗不过奸臣。
其他的道士，皆没有蓝道行那么傻。例如钱柱观的蓝田玉，见到严嵩业已罢斥，却仍肯把所画的符箓送给严嵩，让严嵩献给世宗讨好。结果，严嵩虽讨不到多少好，蓝田玉因此有了机会被召进京，向世宗表演“召鹤”之术。(实际上，这些鹤可能是蓝田玉早就养畜着，训练好了的。)
蓝田玉不该于召鹤得宠以后，又假传圣旨征取各地水银，准备用水银炼出丹来，献给世宗吞眼。大学士徐阶向世宗说：“水银服不得，假传圣旨的罪太大，更不能不办。”这蓝田玉于是便以假传圣旨的罪名，下狱，处斩。(嘉靖四十四年的事。)
徐阶是在嘉靖四十一年继严嵩而为首辅的。他是松江府华亭县人，很会做官：出身是嘉靖二年的探花(一甲第三名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延平府推官，黄州府同知，浙江接察使司佥事。江西按察副使，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礼部吏部侍郎，礼部尚书。他为人颇知是非，却有本事与小人周旋，不甚遭忌，又懂得迎合皇帝的癖好，把献给神仙的“青词”写得很好。
他在嘉靖三十一年以东阁大学士的名义入阁，在严嵩的下面挨了十年，挨到严嵩下台，才升为首辅。作了首辅以后，他便施展出一番作为．使得嘉靖一朝的最后五年稍许有点像样。 世宗对徐阶的信任，超过当年对于严嵩，公事多半听徐阶安排。在私生活的方面，世宗一如往昔，拜神，吃药，求长生不老，终于吃药吃得太多，不治而死。
世宗之死，给了徐阶一个起草遗诏的机会。假传活着的皇帝的圣旨，叫做矫诏，罪很大，假传死了的皇帝的圣旨，叫做奉命颁布遗诏，不仅无罪，而且可以立功。于是，徐阶便依照杨廷和替武宗颁遗诏的榜样，一举而把王金、申世文等五个妖人关下诏狱，判以死罪。所有的设斋打醮、造庙、造宫殿、取珠宝、织绸缎等等不急之务，一概停止。凡是自从世宗即位以来，因争议大礼(是否应该追尊兴献王为帝为皇，称孝宗为父亲或伯父，替兴献王立庙，搬走孝宗的牌位，腾出地方来安置世亲的孝烈皇后方氏)、或争议大狱(其中最有名的是白莲教首张实一案)，而被拘囚或判罪的，一概释放。
八二、兵的演变
嘉靖年间的内忧外患，相当严重。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兵变。至于白莲教、“套寇”、倭寇，似乎还是次要的。国家少不了军队，军队的内部溃烂，危险之至。
军队之所以溃烂，原因很多。就制度而言，明太祖的军民分籍，解决了一时的财政困难，而不足以奠定长治久安。把人民分为两种，以其一种担负全部军事任务，另一种完全不担负军事任务，根本是不合理。
其有军籍的人，又分为两种：军官与兵士，两种都有军田，两种都是世袭。军官世袭，变成了贵族；兵士世袭，变成了农奴。作为世袭贵族的军官，生活太有保障，一代一代地懒惰下去，很像清朝的八旗子弟。作为世袭农奴的兵士，终身听人驱使，前途毫无希望，能逃的逃，不能逃的也一代一代地混日子，不知有国家，更不会爱长官。
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嘉靖元年(1522年)，明朝已经有了一百五十四年的历史。所打的硬仗，寥寥可数。太祖打了几次，成祖打了几次，都没有元明之际对陈友谅的战争那样激烈。成祖以后，只是边疆上对北元常有小规模的接触(土木之变，死的人虽多而不配称为战争)，在内地对苗人、瑶人等有过几次行动而已。王守仁打宸濠，也算不上怎样大的战争。
太平久了，武器会生锈，军官与兵士也会生锈。这是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由盛而衰的关键。一个朝代，老是对外找仗打，可能弄得民穷财尽，大损国力；反过来说，一个朝代，老是对外敷衍，弄得将不像将，兵不像兵，将与兵都毫无作战经验，也未尝不是自种祸根。
明朝政治的绝症，是太监当国，从宣宗的时候起，直至崇祯帝即位，表面上的大官是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布政使等等；实际上的大官，在中央是司礼太监，御马监太监，东厂、西厂、内厂的提督太监，在各省各重要地点，则是所谓“镇守中官”。尤其要不得的，是军队中有所谓“监军太监”。这些太监，总而言之，都是只知道要钱。好的固然有，但百不得一。
总督与巡抚的地位，在镇守中官之下。“总兵官”在明朝初年，相当于整个战役的“总司令”；中叶以后，由于逐渐添设了总督、巡抚，与镇守中官，就缩低为一个单位的部队长(以至于到了清朝只是一镇的指挥官而已)。总兵官丧失了统辖部队的全权，照顾不了兵，也就管不了兵；上边的总督、巡抚，以及高而至于兵部尚书、五军都督府都督，也都照顾不了兵，管不了兵。兵没有人照顾，没有人管，怎能不变？
明朝属于军籍的兵额，不为不多。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全国有三百二十九卫，与六十五个独立的所。平均每卫有五千六百人，每所有一千一百二十人，包括军官在内。合计起来，该有官兵一百九十一万五千二百人。其后，卫与独立所的数目均逐渐增加，到了明朝末年，共有四百九十三个卫，三百五十九个独立的所。倘若这些卫所，皆达到平均的员额标准，便一共该有官兵三百一十八万二千八百八十人。
在孝宗弘治年间，依照兵部侍郎李孟旸的说法，全国官兵的总额，是“二百七十余万”。
这二百七十余万官兵，分散在全国各地，能打仗的极少。其中有一部分，只是虚额，有额无兵。额之所以变虚，或是由于“绝嗣”：老兵死了，不曾留下儿子；或是由于逃亡。逃亡的，照例由主管的人行文“跟捕”(到家里或其所逃亡之处捕捉本人)，或“勾捕”(捕捉本人的儿子或兄弟)。也是额已成虚，而主管的人不向上边陈报以便吞吃的，叫做“隐占”。
最初，军官取兵士当勤务兵(仆役)，政府限定指挥、同知、佥事只能取四人，千户只能取三人，百户与镇抚只能取二人。其后，所有的兵都变成了军官的勤务兵。各级衙门遇有什么运粮等差使，都调动兵士去作工。最后，不仅军官与文官可以使唤他们，连一个秀才也可以使唤他们了。
平时，各级军官注意于操练的极少。甚至有一年两年不下操的。到了战时，这些兵怎能作战?
笼统言之，淮河以南的各卫各所都失掉了军事作用。“京军”略胜一筹，比较可靠的是“边军”。
京军在景泰以前，分作“三大营”：即所谓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五军营是“五军都督府”所直辖的京师及京师外围各地的卫所的兵，加上山西、河南、山东等省轮流调来京师的“番上军”。三千营，原由降附的三千个蒙古人所构成，全为骑兵，其后也不限于蒙古人了。神机营全用火器，相当于北洋时代的各处军阀的所谓“手枪队”；所不同的是，武器并非手枪，而是铳子。
景泰年间，于谦选用上述三个单位的精锐十万人，成立十个新的营，称为“团营”，由于认真操练而作战能力颇强。于谦也从河南等处招募了很多壮士。不属于军籍的这些壮士，是否也纳入了团营之中，待考。
景泰以后，团营时废时复。营数也扩充到十二万。然而其逐渐腐化与沦落为奴工，正与“老家”(三大营)相同。
“边军”，在原则上是散布在北边各地的卫所的兵。事实上，即使没有虚额，这些卫所的兵也不足以捍卫边疆，虽则他们在体质上较之内地的兵优良，究竟人数太少，不敷分配。
明朝初年，河套尚未被北元侵占，北边边疆上只有四个镇：辽东(辽阳)、宣府(宣化)、大同、延绥(延安绥德)。其后，增设蓟州、宁夏、甘肃、偏头关(简称偏关)、固原五个镇。一共是九个镇，称为“九边”。九边之中的所谓“三边”，指延绥、甘肃、宁夏，设了“三边总制”。三边总制的衙门设在固原。
九个镇，各设总兵官一人(简称总兵)。各镇所统辖的卫所的兵额，有多有少，平均是十万人左右。实际上的人数，那就大成问题。以宣府为倒，在洪武年间确有十万，到了武宗正德年间便只有六万六千九百多人。而且，在这不足七万的人数之中，倒有一半不是来自卫所的正规军，而是所谓“土兵”与所谓“募兵”。土兵，其实也是募兵，“土’的意思，指“本地”而言。边郡之有“土兵”，始自宪宗成化二年。在此以前，政府不过是准许边地居民自备军械，自行组织以各保乡里而已，政府不出饷，这些类似乡勇的队伍也没有受调到别处作战的义务。
明朝之有“募兵”，以补军籍兵源之不足，严格说来，不是从景泰年间于谦招募壮士之时开始，而是从英宗复辟以后正统二年开始。英宗下旨，招募各地的“军余”(军籍人家的多余子弟)与“民壮”(民籍的壮丁)，每人给布两匹，月粮四斗。陕西一省，应募的有四千二百人。
从孝宗弘治二年开始，明朝有了所谓“佥兵”。佥兵不是募兵，而近于“征兵”。有七八百个里以上的州县每里佥五人为兵，五百个里以上的每里佥四人，三百个里以上的每里佥三人，一百里以上的每里佥二人。对这些“佥兵”政府不给月粮，只在调遣的时候给以“行粮”。被佥为兵的人，如果有钱而不愿意服役，可以出钱，交由政府募人代役。于是本来可以作得好的新的兵役制度，又变质为一种新的税捐。
边疆的生活苦，本地的居民之应募为士兵的还可以勉强受得了，内地的募兵肯去的不多。每每走到半途，便开了小差。犯罪的，常有被“发往边卫为兵”的。这便是苦上加苦了。怀着一肚皮的委曲，如何打得了仗？
从军官到兵士，打仗只是虚应故事。成化年间以后，能杀得三五个敌人的军队，便算是好军队，便有资格向朝廷报功领赏。多数的官与兵，虽则是身在边疆，却并无保卫边疆之意，只是按时领粮领饷，混混日子而已。粮饷发生问题，便要闹兵变。
粮饷二者之间，粮的问题比饷严重。原则上，边地卫所的粮，由屯垦的田地供给。然而，不够；必须由内地产粮的地方运去，政府所费很大。中盐法实施以后，商人始则输粟换盐，继则自行招工到近边之地开垦，就近纳粟以省运费，最后则因朝中的大官喜欢有银子经手，改叫商人缴银于库，再由政府代买粮食运边。这么一来，边军便常常有缺粮的恐怖。政府而且又常常折发现银代金，所定的折合比率低于当地的市价。
在嘉靖以前，也有闹兵变的，规模不大。嘉靖年间，却一闹再闹，闹了五次大的兵变，其中有四次是在边地。
第一次，嘉靖元年正月，驻在甘州的兵领粮食代金，请求巡抚许铭提高折合的比率。许铭不肯，这些兵就一闹而杀了许铭。总兵官李隆一向与许铭有意见，因此就犯了在幕后鼓动的嫌疑。朝廷派陈九畴继任巡抚，负责查办这件事。陈九畴参了李隆一本，李隆被捕，斩首。
第二次，嘉靖三年八月，驻在大同的兵恨巡抚张文锦与参将贾鉴，待他们太苛，督责他们造五个新的堡垒，又叫他们住到这些堡垒里去，他们便一闹而杀掉张文锦与贾鉴。并且把前任的总兵官朱振从监牢里放出来，奉为首领，占据了府城，对抗朝廷派去平乱的“京军”。朝廷叫蔡天佑继任巡抚，又叫朱振官复原职，接现任总兵官苗勇的事。这件事闹到次年春天才告平息，斩杀了乱兵首领三十几人。
第三次，嘉靖十二年十月，驻在大同的兵，因总兵官李瑾督责他们挖濠，太急，一闹而杀了李瑾与千户张钦，从监狱里放出前任参将黄镇，指挥马昇、杨麟，奉为首领。朝廷派了杨源清去打，无功。
其后，马昇、杨麟二人不愿意造反到底，杀了黄镇，对朝廷效忠，乱子才告平息。
第四次，嘉靖十四年三月，驻在辽东的兵，因巡抚吕经把每个“正军”所带的余丁从三名减为一名，又收回了正军所领的牧地(每人五十亩)，大闹，把吕经捉了，关起来，向朝廷告状。朝廷召回吕经，贬谪为兵，派巡按御史曾铣去查办。曾铣毫不客气，捕了几十个乱兵领袖，斩首示众。(正军所带的“余丁”，是伙夫马弁之类，也是军籍人家抽调出来的。)
第五次，嘉靖三十九年二月，驻在南京的(募兵)振武营，因为到期领不到饷，春粮(不论有无子女一律每月八斗)全被取捎，照例应有的每年二次以银五钱代粮一石，又被减为一次，大闹，杀了总督粮储的侍郎黄懋官。守备太监何绶允许犒赏他们十万两银子，另一侍郎李遂颁发免死券给他们，风潮才算结束。结束了以后，李遂提了二十五名兵变的首领，报告朝廷，朝廷叫把这二十五人只杀三人，事实上所指定的三人于诏书到达之时已经死在牢里。
八三、达延汗
在宪宗、孝宗、武宗、世宗，以及穆宗、神宗之时，北元对明朝的威协一直是很大。
其中的关键，全在于丢了河套。英宗土木之变，使得“京军”的精锐化归乌有；复辟以后，元气始终未复。到了天顺六年，翁牛特部的部长毛里孩等人，便先后进出于河套(绥远黄河南岸，今天的鄂尔多斯各旗所在地)；其后，在宪宗成化五年，来了以后便不肯走。
王越在成化九年，突袭北元各首领留在红盐池的妇孺老弱，使得他们一时稍存顾忌。然而，未出十年，河套又成了蒙古人的牧地。
余子俊在成化十年所筑成的边墙，保障了今日的陕北。但是它的功用，是帮助守，不是帮助攻。以当时的情势而论，余子俊可谓尽了最善的努力。
北元的达延汗在成化十五年即位，年方五岁，国事掌握在他所接收的“太太”，亦即满都鲁可汗的寡妇之手。夫“妇’二人以太太娘家土默特部的兵为主力，对瓦剌作殊死战，战到成化二十一年瓦剌的领袖亦思马因去世，才获得胜利。
三年以后，明孝宗弘治元年，达延汗遣使与孝宗通好，自称“大元大可汗”。达延汗的“达延”二字便是这“大元”二字的讹译。明廷在答报的文书上，只肯称他为“伯颜·猛可王”。
《黄金史》与《蒙古源流》，均说他的父亲的名字是“巴延·蒙古”，而他自己是“巴图.蒙古”。是不是这两种史料有误，或明廷“父冠子戴”，待考。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弘治元年和明廷建立友好关系的，是达延汗，而不是他的父亲孛罗忽。孛罗忽被逐于满都鲁可汗，是在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孛罗忽之为永谢布人所杀，是在成化十五年或其以前。
达延汗对明孝宗翻脸，是在弘治十四年。有一位火筛，邀了他，“大入延绥”。到了弘治十七年，两国一度言归于好。明廷准许他按照弘治十一年的例子，派遣二千名贡使来(据《明实录》，是年三月壬午日条)。
次年，达延汗在正月间围攻宁夏的灵州，打进花马池，劫掠韦州、环县，又占了清水营。其后，转而东向，横扫内蒙，在五月间到了宣府，饱掠一顿．又回师西向，骚扰大同。
明廷派去抵御他的主帅，正如在弘治十四年的一样，是朱晖。监军是宦官苗逵。朱苗二人只会报功领赏，保举亲戚朋友部下，不会打仗。上次杀了十五个敌人，保举了二百一十个官，这次杀了八十几个敌人，保举了一千五百六十三个官。
达延汗在弘治十八年的正月劫掠宁夏，五月劫掠宣府大同，十月又回到甘肃。他来去自如，如入无人之境。唐朝设在黄河北岸的三个受降城(东边在托克托，中间的在五原，西边的在临河)，久已成为废墟。明朝的所谓九边，除了辽阳、宁夏以外，其余七个皆在长城之南，以守待攻，分散了兵力，丧失了主动。而且这七镇的总兵官只有“延绥”的一个驻节于长城边子上的榆林，别的都驻节于离开长城有相当距离的“安全所在”。
达延汗于明孝宗之时，藉着对明友好，赢得了充分时间，把蒙古各部一一征服，也胁从了一向最忠于明的朵颜三卫，与远在松花江与辽河之间的若干蒙古部落。
因此，他在明武宗之时，便能以全力对明侵扰，极占上风。明武宗在位十六年，差不多每年均有边患。本来，达延汗在弘治十四年曾经放弃河套，把套内的蒙古人带走。现在他又把一万户的蒙古人于正德德六年带进套内长住，称为鄂尔多斯部，与绥北的土默特部的一万户，与察中及热南的永谢布部的一万户，合称“右翼”，交给第三个儿子巴尔苏·博罗得管辖，封巴尔苏·博罗得为副王(济农，即《明史》上的“吉囊”。明朝官史误以吉囊两字为人名。)左翼也有三个万户，由他自己直接统率。这三个万户，是察北的察哈尔部，热东的兀良哈部，辽河与松花江之间的喀尔喀部。
外蒙古的户数不详，人民也分作三部，称为车臣部、土谢图部、札萨克图部，都交给另一个儿子(可能是第八个)格埒森札管辖。
他如此措施，为的是防免子孙因争夺汗位而内哄。事实上，他给蒙古建立下一个维持了几百年的封建制度。游牧的部落，由于得到了固定的活动范围，开始和_土地发生关系，渐渐地生了根。
到了明世宗之时，达延汗的江山久已坐稳，对明朝的进攻也较前更加猛烈。前后死在他刀下的明朝军官，有指挥使殷隆，都指挥王纲，参将王经，参将关山，指挥赵源。
他死于嘉靖十二年。继他而作为入侵明边的北元首领，是“吉囊”与吉囊的儿子俺答。
八四、俺答
达延汗的长子图噜·博罗得，死得很早。次子乌鲁斯·博罗得为仇人伊巴里(亦不剌)所害。三子阿尔苏·博罗得便是《明史》上的“吉囊”，被谷应泰误认为俺答的父亲。
俺答的父亲是达延汗的第四个儿子，巴尔苏-博罗得。此人勇敢善战，受封为右翼三个万户之长，赐号济农，《明实录》与《明史》，以为他的名字便是所谓“吉囊”。吉囊比不上达延汗，对明军作战有胜也有败：他的军队杀了指挥赵镗、参将张国辅、都指挥周冕、指挥周岐、参将郑东，却也一再败于王效、梁震、任杰、鲁纲、姜奭、刘天和、周尚文、赵卿等人之手。
吉囊驰骋于明朝北疆之上，前后有八九年，从嘉靖十二年到嘉蜻二十年。
他的长子，叫做衮·毕里克，袭位为济农，在《明史》中被称为“吉能”。次子阿勒坦．比吉能厉害，在《明史》与《明实录》之中被称为“俺答”。俺答是明朝的劲敌：一度在嘉靖二十九年兵临京师(北京)城下，饱掠而去。另一次，在嘉靖二十一年，进雁门关，捣穿了山西省，兵锋及于太原、潞安、沁州，襄垣，长子、临汾。风驰电掣，很像后来的多尔衮与阿巴泰，使得山西的人民吃了很大的苦，也使得明朝的朝廷大官相顾失色。
俺答的其他活动，和这两次入侵比起来，反而箅不了什么了。石州(灵石)、朔州、宣府、大同、宁夏(银河)、延绥(榆林)、松子岭、清平、怀仁川、灵邱、广昌、广武、古北口、蓟州、土木堡、万全、隆庆，都被他占领过；其中以大同遭殃的次数为最多。其次，是宣府。明朝重要军官之死于他的军队之手的，单就世穆二宗的本纪所标出的而论，计有：
总兵官四人——张达、李涞、岳懋、郭江。 副总兵二人——林椿、郭都。
参将六人一一张世忠、史略、冯恩、赵倾葵、李光启、崔世荣。 指挥二人——顾相、董旸。
指挥佥事一人——王恭。
游击四人——高极、张宏、董国忠、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