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亩的数字，或可用大田化小的办法变多；户的数字，即没有办法化一人为两人来变多。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是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弘治四年，降为五干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张居正在万历六年所查出来的，是六千零六十九片_二千八百五十六人，不仅比弘治四年多，也比洪武二十六年稍稍多了一些。这倒未必是因为有他当政，而人民立刻乐观，于短期内纷纷增加生育(或减少杀婴与打胎)。主要的原因是：在他综核之下，经手调查的人不敢马虎从事。
张居正生平自称别无他长，只是耐得了烦。耐烦二字真能做到，并不容易。古今乐于做官的多，而舍得下工夫去办事的少，张居正倘若没有忠君(爱国)的心，没有视匹夫匹妇之疾苦为自己的疾苦之同情心，没有恒心与毅力，就一定耐不了总揽全国行政工作的烦。
儒家的理想宰相，是一个雍容大度，提纲挈领，对天子坐而论道，调理阴阳的人。下面各部门的麻烦的事，让下面的人去管。这样的宰相只适合于天下已定的太平时代。乱世或衰世，像明朝正德以后，迄于嘉靖年间的情形，就必须有张居正那样的一个火辣辣的角色，事必躬亲，才能拨乱反治。
他注重行政的系统，可见他不是不懂得分层负责的道理。他所不同于以前的托干大学士的，只在把“负责”二字做到名副其实。他自己负责，也要求下面的人负责。他不许六部的尚书分他的大权，老实不客气地让他们知道：在他们之上有一个内阁，而内阁的负责人是他自己。王夫之说得好，明朝政治的最大缺陷，是太祖在洪武十三年废掉丞相。太祖与成祖二人雄才大略，直接指挥六部，确有“皇帝而兼宰相”的资格。仁宗宣宗，能力虽差，幸有三杨在阁，仍旧办到了小康。此后皇帝不如太祖成祖，阁臣不如三杨，国事安得不坏！张居正断然确定内阁的地位，把太祖废相的失着补救了过来。可惜，他一去世，人亡政息，明朝又走回下坡的老路。
他并未把六部的权力剥夺净尽。事实上，他给了它们以应有的充分权力：命令各省的抚按(巡抚与巡按御史)，必须秉承六部。对御抚按，他也让他们有权督责各府州县。这样，全国上下各级衙门，才形成了一个整体。他自己之所以能够在极短期间，完成极大改革，指挥灵活，运用自如，也全靠有了这个整体。
在内阁及其以次一层一层的各级衙门之间，公文的来往必须迅速。因此，他特别注意驿递(谷应泰所谓“邮传”)。去掉驿站方面的小腐败，在他，可谓牛刀小试，很快地便办到了。还有，公事经办人的故意拖延，改革起来就比较费事。所好，他有严刑重罚作为后盾。拖延以外，如诬报、虚报、瞒报、夸大其辞的妄报，等等，他都有办法查出来，弄得没有人敢欺骗他，蒙蔽他。谁能比得上他精明呢？
张居正办事严格，但对人并不苛酷。人有小过，他写一封私函加以规劝或申斥。有了大过，他才依法办理。他把赏罚看得很重要。没有赏罚，的确也办不了事。然而他一向是赏得重，罚得薄。
不讲道理的人，也未尝没有他们的所谓赏罚。张居正的赏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秉至公。他尊重明朝已有的考绩制度。而加以认真执行。京内之官六年一考，京外之官三年一考。过去，常常只是例行公事。他呢，毫不客气：特别好的升，好的留，不好的降，太不好的去。可是，他不像某些大官之以给人痛苦为乐。他在原则上，是让胜任的人久于其任。
胜任的人，却不易找。风气好，好人多；风气坏，好人少。在少数的好人之中，能办事的人更少。张居正懂得“不求全”。用人，只是用其所长。此人的短处，倘与所任之事无关，不必计较。
他勇于自任，而律己未尝不严。反对他的人，说他接受贿赂，说辽王朱宪火(节)被废之时，王府的金宝都被他吞了。神宗因此而在他去世以后的第二年，抄他的家，却只抄得了十万两左右的银子而已(他家里原本是盐商，有钱)。
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在明朝，是一个只讲私情，不讲国法的社会。谁要执法严明，谁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机会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丢官的丢了官，说人情的说不到人情，借钱的借不到钱——如何不恨？恨张居正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在世，大权在握，没有人奈何得了他。他一死，仇家对于他的家属，对于他的身后令名，就可以为所欲为，弄得他在死后的第一年官爵被“追夺”，在死后的第二年家产被充公，家属被充军，在家属之中，有若干人死在牢狱，长子张敬修被逼得自杀。 在他未死以前，便已有很多人想藉他丁忧而“夺情”(不去职)的一件事，造成轩然大波。其实，“夺情”是两位太后与神宗叫他如此，不许他因丁忧而沿例去职，要他留在任上办事。他自己未尝没有一再恳请去职“守制”。那时候，万历五年，他的改革的大事业刚刚作了一半；如果两位太后与神宗真让他走了，这大事业一定半途而废，明朝也决不会能够再撑上六十二年。反过来说，倘若在他死后，继起有人，像他一样地综核名实，替国家办事，明朝也不致于在六十二年以后便亡。
九一、神宗
神宗朱翊钧在明朝的皇帝之中，享国最久，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有四十八个年头加一个月
即位位之时，他仅有十岁，张居正去世之时，他已经是二十岁。在这十年之中，由于生母慈圣皇太后陈氏管教甚严，张居正大权独揽，司礼太监冯保又颇与太后及张居正合作，神宗除了读书以外，无所作为，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不好。
张居正一死，继任的首辅(首席大学士)先后为张四维与申时行。张四维是山西蒲州人，当权以后，把冯保赶去南京，也把张居正的亲信王篆、曾养吾二人挤走。申时行是苏州府长洲县(现已并入是县)人，嘉靖四十一年的状元，文章好，性情和顺，凭这两点，就很受张居正欣赏，被张居正提携进了内阁。于万历十一年四月接张四维的事，到十九年九月退休。
君子外柔内刚，小人外刚内柔，申时行呢，是内外俱柔。万历一朝的政治之坏，此人的责任最大。第一，他把张居正的一套综核名实的办法，束之高阁。第二，他帮助神宗逃学，不反对神宗之“每遇讲期，多传免”，替神宗想出一个偷懒的办法，用进呈“讲章”(讲义)来代替讲授，在事实上永久停止了“讲筵”。第三，他帮助神宗拒谏，“令诸曹(各衙门的官吏)建言，各及所司职掌，听其长(官)执而献之”。第四，他又教了神宗，把不愿接受的奏疏，“留中”(留住宫中)，不批不发，置之不理。
这时候，神宗久已成年，虽则还没有抽上鸦片，却已懂得纵情声色，饮酒使气，贪财好货。所信任的太监，是坏过冯保若干倍的张诚；所宠爱的女人，是极端自私的郑贵妃。有一位大理寺的评事，姓雒，名于仁，忠心保国，准备一死，在万历十七年冬天写了一篇大文章，题为“酒色财气四箴”，献给神宗。这一篇大文章，字数不多，而一字一泪，针针见血：“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此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十个漂亮的小宦官)以启倖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币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贵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榜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绌不申，赐缳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
雒于仁在“酒色财气四箴”中，继续侃侃而谈：“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优经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陛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杀之权，人畏之而不敢言，则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幽独之中，指视所集。且保禄全躯之士，可以威权惧之，若怀忠守义者，即鼎锯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惟陛下垂察。
神宗接到了雒于仁的这篇“酒色财气四箴”，不知如何是好，摆了十天，刚好是元旦，便在百官朝贺以后召见了申时行等人，口口声声声，说雒于仁冤枉了他，要把雒于仁严办。申时行建议，不必如此，因为传开来，老百姓一定会“信以为真”，最好是暂时置之不理，慢慢地叫大理寺卿把雒于仁赶走。果然，几天以后，雒于仁便称病请辞，被“斥为民”，了事。
申时行的如此作风，对雒于仁而言，可谓“保全善类”；对神宗而言，可谓“不忠”。
申时行以后的历任首辅，是许国、王家屏、王锡爵、赵志皋、沈一贯、朱赓、孛廷机、叶向高、方从哲，一共有九个人。
许国主政，仅有半年。他私德颇好，为人倔强，和“言官”(御史和给事中)合不来，终于因力争册立太子，被神宗准许辞职，(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即未来的光宗，非郑贵妃所生，因此而迟迟未蒙册立。)
王家屏主政，也只有半年。他入阁甚早(在万历十二年十二月)，中间丁忧了两年零三个月。当雒于仁几乎被神宗严办之时，他向神宗说：小官不会知道皇帝的饮食起居，规谏是我们辅弼大臣的事。“臣备位密匆，反缄默苟容，上亏圣明之誉，下陷庶僚蒙不测之威，臣罪打矣。尚可一日立于圣世哉!” 次年，万历十八年，他自己也向神宗明说：“统计臣一岁间，仅两觐天颜而已。间尝一进瞽言，竟与诸司章奏，并寝不行。”在万历十九年九月升任首辅以后，他也和许国一样，再三请求册立太子。神宗骂他“希名”。他说：“名非臣所敢希。顾臣所希者，陛下为尧舜之主，臣为尧舜之臣，则名垂干载，没(死)有余荣。若徒犯颜触忌，抗争偾事，被谴罢归，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将使臣身处高官，家享厚禄，主愆莫正，政乱莫匡，可谓不希名之臣矣，国家奚赖焉？使臣弃名不顾，逢迎为悦，阿谀取容，许敬宗李林甫之奸佞无不可为，九庙神灵必阴殛臣，岂特得罪于李献可诸臣已哉！”结果，神宗准他辞职。(李献可是礼科都给事中，在万历二十年正月因疏请“预教太子”，被斥为民。另有十人，因他而先后被贬被斥。)
王家屏走了以后，赵志皋作了九个月首辅。次年(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王锡爵还朝，首辅的位置给王锡爵，直至万历二十二年五月王锡爵告老。然后，又由赵志皋作首辅，到二十九年九月病故之时为止。
赵志皋是浙江兰溪人，隆庆二年的状元。王锡爵是江苏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的榜眼(与申时行同榜)。王锡爵性情硬，不怕得罪神宗，却也只办成了一件事：说服神宗，在万历二十二年二月，让“元子”朱常洛“出阁”读书，礼节依太子出阁的旧例。赵志皋性情软，连一件事也不曾办到，只会请病假，不办公，其后真得了麻痹症，便连写奏疏请辞。他一共写了八十几次这样的奏疏，而神宗偏始终不准他辞，直到他死在任上为止。
赵志皋以后的沈一贯，是宁渡府鄞县人。在沈一贯手上，朱常洛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被册立为太子，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同时被封为福王(老福王，其后在南京即位的福王朱由崧，是这老福王的儿子)。除此以外，沈一贯也是一事无成。他而且爱钱、记仇，受楚王朱华奎之贿，又欲置异己的礼部侍郎郭正域于死地。
沈一贯在万历三十四年七月退休，继他为首辅的是朱赓。朱赓是浙江山阴(绍兴)人，这时候已经七十二岁，没有多大精力来纠正神宗的种种恶习。平均，他上疏十次，批下来的难有一次，他在三十六年十一月死在任上。
次一首辅，是福建福清人叶向高。叶向高捱到万历四十二年八月，也曾经写了若干慷慨激昂的奏疏，而神宗依然是“万事不理”。“六卿(六部尚书)止赵焕一人(原任刑部，后改吏部)，而都御史十年不补。”全国的巡抚与巡按御史，尤其是各府州县的知事，缺了一半以上(职务均由别的官吏或不够资格的人署理)。叶向高向神宗说：“臣进退可置不问，而百僚必不可尽空，台谏(御史与给事中)必不可尽废，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叶向高的继任者。方从哲，生长京师，在籍贯上届于锦衣卫，远祖是浙江德清人。他也是科甲出身，当过国子监的祭酒(大学校长)，但生性胆小如鼠，贪禄恋位。遇到有神宗在上，刚好是昏君奸臣凑在一起，明朝的灭亡便注定了。
这时候，党争已经把朝廷弄得全无正人。方从哲在万历四十二年八月以后“独相”，直到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故，仅仅在万历四十三年五月至万历四十五年七月有一个吴道南在内阁里，陪陪他虚应故事。
神宗这时候越发荒唐。五十几个给事中，只剩下四个；一百多个御史，只剩下五个；六部的尚书侍郎也剩下四五个，都御史一缺仍旧虚悬，几干个大选、急选，与待补的教官，聚集在京的等候不到“凭”，上不了任，旅费用光，三餐不饱。神宗一概不管，方从哲在事实上也只是敷衍敷衍，想了事而一事不了。
努尔哈赤这时已经崛起，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打下抚顺，万历四十二年七月击溃杨镐，灭掉叶赫与哈达。明朝剩下一个孤忠耿耿的熊延弼，方从哲又用了了小人姚宗文，把熊廷弼挤走，因此而又丧失了辽阳。
神宗去世，光宗在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即位，把叶向高召回内阁，九月，光宗去世，熹宗即位。方从哲挨到十二月，告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