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21]《民國日報》，1921年10月6、20、27日。
[注22]《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8。
[注23]〈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8；〈陳望道談話記錄〉，《復旦學報》，第3期（1980）。
[注24]〈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3年6月20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43。
[注2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98。
[注26]孫中山與床慶齡的談話，轉自宋慶齡︰〈儒教與現代中國〉，《宋慶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109。
[注27]達林︰《中國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112。
[注28]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212。
[注29]〈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15。
[注30]〈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6。
[注31]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39、3009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77、78。
[注32]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24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80。
[注33]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24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80。
[注34]《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174。
[注3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53。
[注36]陳獨秀︰〈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民國日報》，1922年8月22日。
[注37]〈民主聯合戰綫與勞資妥協〉，《勞動週刊》，第6期（1923年5月26日）。
[注38]駱星幸譯︰〈陳獨秀在莫斯科〉（法國程映湘、卡達爾記錄整理《彭述之回憶錄》之節錄），載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5、17期（1999年1月）。
[注3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52、353。
[注4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54。
[注41]鄭超麟︰〈回憶陳延年喬年兄弟〉，《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122。
[注42]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前鋒》，第2期（1923年12月1日）。
[注43]《嚮導》，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注44]〈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0。
[注45]《瞿秋白文集》，第1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頁203。
[注46]轉自蔡和森︰〈論陳獨秀主義〉，《布爾塞維克》，第4卷，第5期（1930）。
[注47]瞿秋白︰〈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670。
[注48]〈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前鋒》，第1號（1923）。
[注49]〈中國之地方政治與封建制度〉，《嚮導》，第23期（1923）。
[注50]〈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前鋒》，第1號（1923）。
[注51]〈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
[注52]〈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
[注5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54]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一大」前後》（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7。
[注5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105。
[注56]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57]《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56。
[注58]萊斯埃文斯、拉賽爾布洛克編《托洛斯基論中國》一書中彭述之寫的導言，1976年紐約版。
[注59]《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56。
[注60]《先驅》，第8號，1922年5月15日。
[注61]〈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488、489。
[注62]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93/3145號德文手稿，轉自《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87。
[注63]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法羅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00/307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78。
[注64]《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67。
[注65]〈國民運動〉，《前鋒》，第1期（1923年7月1日）。
[注66]〈北京政變與國民黨〉，《嚮導》，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注67]《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96。
[注68]《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301–304。
[注69]轉引自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陳獨秀轉向托派後散發的手刻油印小冊子。
[注70]〈馬林致達夫謙和越飛的信〉（1923年7月2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425。
[注7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67–268。
[注7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133。
[注73]陳獨秀在中共三屆一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10。
[注74]王若飛︰〈關於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瞿秋白︰〈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陳獨秀在中共五大上的報告〉，《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1982）。
[注7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34。
[注76]《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97–198。
[注77]《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24。
[注7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60。
[注79]〈關於我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國的工作問題——越飛和斯內夫利特的提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404、405。
[注8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38。
[注81]〈越飛致斯內夫利特的電報〉（1923年5月11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73。
[注82]〈關於我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國的工作問題——越飛和斯內夫利特的提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404、405。
[注83]《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59、435。
[注8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20。
[注8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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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全傳（中）
唐寶林 著
版權信息
《陳獨秀全傳》
唐寶林 著
香港中文大學 2011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461–0（平裝）
978–962–996–473–3（精裝）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The Complete Biography of Chen Duxiu(in Chinese)
By Tang Baol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461–0(paperback)
978–962–996–473–3(hardcover)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Printed in Hong Kong
書 名：陳獨秀全傳（中）
作 者：唐寶林
版本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1月13日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Info Rainbow Limited全球電子版獨家發行，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Info Rainbow Limited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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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 頁
版權信息
前 言
自 序: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
六 為捍衛中共在國共合作中的獨立性而鬥爭（1923–1926）
七 地下生活中的家庭與愛情
八 莫斯科路線的重大轉折（1925–1926）
九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上）（1926–1927）
十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中）(1927）
十一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下）（1927）
十二 探索革命新路（1927–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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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79年，我40歲。在十年「文革」和它的前身「四清」運動中耗費了一生中最寶貴的青春年華後，由一個大學的政治教員，茫然地跨進了一個藏龍臥虎之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中國革命史研究。中科院近代史所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曾是明代特務機關、北洋政府黎元洪大總統宅第、學術大師胡適的住宅。對於自己學識水準能否勝任近代史研究最高機構的任務，我心中一點也沒有數。
然而，我是一個幸運者。近代史所革命史研究室的領導人，是延安「小八路」出身、性格開朗、熱情提攜後人的史洛明女士。「文革」中，她看到那些過去親密無間的戰友，一夜之間翻臉不認人，都被咬得遍體鱗傷，而她自己，非但不承認莫須有的罪名，也決不捏造罪名陷害別人。她為此吃盡了苦頭，傷透了心，有點「看破紅塵」的心緒，故而要求調到研究所來，清靜地研究一點歷史，了卻餘生。巧的是，她的安徽老家，七拐八彎，與陳獨秀還有點遠親關係。幾十年來她在黨內總聽到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漢奸」、「叛徒」、「反革命」，但又始終拿不出一條證據來，心中一直疑惑不解，現在想弄弄明白。她說︰「小唐，你就與我一起做陳獨秀的研究吧！先從他的後期着手。」——因為，上述陳獨秀的罪名，都發生在他的後期。
作此研究，談何容易！陳獨秀案是在極其複雜的年代中黨派鬥爭的產物，被中共中央數個決議所鐵定。陳獨秀與托派結合後成立了中共反對派組織，也即中共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反對黨。因此，他的後期歷史資料是嚴厲封存的絕密檔案。別說學者，就是高官，沒有特殊的理由和審批手續也是不能查閱的。陳獨秀研究成了禁區，能發表的，只能是批判，批判，再批判老一代史學家中，個別有一點正義感的人如孫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論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客觀評價過陳在這個運動中的作用，就立即遭到批判、打擊和迫害。
機遇終於出現了。當我們開始收集陳獨秀後期資料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各項工作包括各地的檔案管理還未完全走上正軌。我們花了約一年時間，在北京、上海、南京收集到相當完整的陳獨秀後期和中國托派的系統資料，猶如發現了一座儲藏量豐富的金礦。系統到甚麼程度？可以說：從1929年被開除到1942年去世前，陳與中共中央鬥爭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和書信；1929年轉向中國托派及1931年被選為托派中央書記後，陳與國民黨、共產黨及托派內部極左派鬥爭及呼籲聯合抗日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和書信；中國托派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在莫斯科誕生，到1952年在大陸被取締時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書信。
為甚麼這些資料會如此全面而系統？中國托派產生及陳獨秀加入後，組織和活動中心一直在上海，由此向全國輻射。其活動完全歸結為一張機關報上的宣傳及散發小冊子和傳單，由於地下鬥爭的惡劣環境，這些材料絕大多數是手刻油印件，甚至是用印藍紙手工複印或手寫的原稿。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除少數托派領導人把組織轉到境外之外，絕大多數托派分子轉入地下，繼續收藏着這些資料。中共忙於對付國民黨殘餘勢力及整頓經濟，托派分子以為可以繼續活動，因此又活躍了起來。沒料想，其組織與活動完全被中共掌握。1952年12月22日夜，依照毛澤東的命令，全國統一行動，對大陸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實行大逮捕、大抄家。中共繼而在全國掀起肅托運動，把散落在民間及所有圖書館中的有關陳獨秀和托派的資料全部徹底地清查出來，經過整理，加以封存。
獲得這批後期歷史資料後，為貫徹資料共用和推動全國陳獨秀全面研究的原則，我們於是聯絡安徽、上海、北京三地對陳獨秀有研究的學者收集、研究並最終編輯《陳獨秀研究資料》，共分四卷。安徽學者主編第一卷（1879–1915），即陳獨秀早期資料，陸續收集到《江州陳氏義門宗譜》、迄今發現的陳獨秀最早的著作《揚子江形勢略論》、早期創辦的刊物《安徽俗話報》等；北京學者主編第二卷（1915–1920），收集到陳獨秀在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時期出版的《廣東群報》，記錄了陳的大量言論和活動；上海學者主編第三卷（1921–1927），收集到陳獨秀領導的「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資料，其中在上海「三暴」時期陳主持的中共特委會會議原始記錄尤其珍貴；近代史所則利用上述資料主編第四卷（1927–1942）。這四卷資料都是綜合性的，包括陳獨秀未發表過的論著、有關各種檔案資料、親友回憶錄和各方評論等，準備交與中央直屬的，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書籍出版單位人民出版社出版。
與此同時，不少學者衝破阻力，紛紛發表文章。有的對陳獨秀的誣名提出質疑，有的直接為其辯誣。筆者也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6期）發表了處女作《舊案新考——關於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問題》。接着又運用整理編輯《陳獨秀研究資料》第四卷的材料和心得，寫了三萬多字的論文《試論陳獨秀與托派問題》，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史學界最高權威刊物《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上。該文批駁了陳與托派相結合是「走向反革命」的傳統觀點，獲得該雜誌優秀論文獎。
北京的政局如初春的天氣，乍暖還寒。1984年初，《陳獨秀研究資料》四卷初稿陸續編出，第一卷已經被人民出版社審閱通過。然而此前，發生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不能成立的觀點，被定為學術領域「精神污染」的主要表現。代表中央主管人民出版社的胡喬木親自到社嚴厲訓斥︰「你們好大膽，竟敢出陳獨秀的文集！知道陳獨秀是甚麼人嗎？他是托派頭子！知道托派是甚麼東西嗎？托派是漢奸、反革命。」其實，這都是經過他這個主管大人審批的，現在卻倒打一耙。出版社負責人之一曾彥修是個硬骨頭，不服，向中央告了一狀，結果不了了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13號文件，宣稱︰「近年有些刊物發表為陳獨秀錯誤辯護的文章這是很不妥當的。望告各有關刊物，此後嚴肅注意防止再發生同類事情。」並指出「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1]致使《陳獨秀研究資料》胎死腹中。
此前，我開始撰寫《陳獨秀傳（下冊）——從總書記到反對派》一書（此著為李新主編的革命史叢書之一，該書上冊已由叢書編委會成員之一任建樹先行接手），在「清理精神污染」運動被迫結束以後得以面世。但由於形格勢禁，為了能夠順利出版，該書在觀點上未能有較大突破，資料運用也不能不有所顧忌。儘管如此，此書還是受到歡迎，在上海圖書館的借閱率好幾年名列前茅。而且，由於陳後期檔案資料很快又被查封，並轉移到北京中央檔案館，不讓學者研究使用，這本書成了所有研究陳獨秀後期歷史的學者必閱的「工具書」。
就在「陳傳」下冊出版前夕的1989年3月，我與十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陳研學者，在北京秘密成立「陳獨秀研究會」，決心把對陳的研究與「正名」工作推向前進。「平反」二字對當局來說太敏感，故用「正名」以減少阻力。1992年，我出任該會秘書長（後來改選為執行會長）。次年10月，我為該會創辦並主編會刊《陳獨秀研究動態》，為全國陳研學者提供一個交換新資料、新觀點的平台。由於不斷被宣佈為非法刊物，《陳獨秀研究動態》曾改名《簡報》、《信息與服務》、《陳獨秀與中國》，贈閱交納會費者，曾發送近千份。同時由我們組織，兩年一次，逢陳獨秀生日和忌日輪流在其各個歷史活動地舉行全國性的學術研究討論會，交流學術成果，並推動為陳獨秀正名的運動向縱深發展。我們陸續把「十宗罪」推倒了九宗，只剩下「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由於缺乏有力的資料，無法撼動。
真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這個時候，1994年由俄羅斯科學院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同德國柏林大學東亞研究會聯合編輯的大型系列檔案文件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49）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有關專家陸續翻譯出版。首先出版的6卷，正好收錄的是關於陳獨秀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從1920年創建中共，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幾乎全部絕密文件。從中，人們可以十分清楚和詳細地看到，陳獨秀怎樣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下創建中共，又怎樣被迫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怎樣被迫接受國際命令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怎樣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放棄獨立發展中共、獨立進行革命的主張，接受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訓令向國民黨讓步、屈服，從而成為國民黨進行北伐戰爭的附庸和助手；以及1927年4月至7月，國民黨怎樣把中共打入血泊中，史太林又是怎樣把失敗的罪責推到陳獨秀身上。所有這些，徹底地推翻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項罪名，原來是史太林文過飾非，把陳獨秀當替罪羊的產物。
但也正是組織翻譯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檔案資料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向中共「十六大」獻禮，在2002年出版的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繼續給陳獨秀戴着「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主持該書編寫的是主持業務的副主任石仲泉，該室主辦的《百年潮》雜誌，大肆宣傳所謂「內因決定論」，即應由中共的陳獨秀而非聯共的史太林承擔大革命失敗的責任。[2]
筆者運用檔案中的大量事實，寫了一篇長文：《分歧已經擺明，讓歷史去評判——就石仲泉先生談「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擺擺我們的觀點》，得到了廣大學者的熱烈響應。結果，同年11月，在高壓下堅持為陳獨秀「正名」達十年之久的「陳獨秀研究會」終於被當局無理而非法地取締了，其會刊也隨之而亡。在此背景下，我們另行出版能反封禁的電子刊物《建設和諧社會學習參考資料》，繼續無償贈送給原陳研會員和一切有電子郵箱的讀者。
除陳獨秀問題以外，本人還在多個領域從事研究，著有《宋慶齡傳》（主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100年》、《中國托派史》等，多數獲得重大獎項，並獲得「政府特殊津貼」，該獎是為那些為我國社會科學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而設。但我也因多次闖禁區、踩線而受到警告，甚至走到「嚴懲」的邊緣。有人對我說：「你是新中國共產黨培育的學者，不為現實政治服務，違背正統觀點，是嚴重錯誤。」我回答說：「我愛我師，我尤愛真理。」況且，黨的基本原則正是「實事求是」，我求真實寫歷史，無愧於黨，更無愧於祖國和人民，無愧於歷史。
本書的寫作動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筆者企圖把自己近30年來積累的資料和思考毫無保留地奉獻給廣大學者，特別是那些在為陳「正名」的戰鬥中結為戰友的先生和女士們。同時，我也要說明，本書所以能如此全面的貢獻陳研資料和許多反傳統的觀點，是由於吸收了以上提到的全部資料和陳研會員的研究成果，故而大膽地取名為《全傳》。為了求「全」，初稿近百萬字。由於篇幅有限，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幫助下，若干內容只得割愛，減縮成現在這個版本，但與國內外幾本陳傳相比，還是最全的，所以未改書名。自然，隨着時間的推移，此書的所謂「全」也是相對的，只是指就目前國內外的研究狀況而言。所以，本著實際上也可以說是廣大有良知的陳研學者集體的創作。為此，我向廣大陳研學者，向廣大原陳研會會員，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還要指出的是，本著在撰寫過程中還得到日本京都大學石川禎浩教授、大阪教育大學菊池一隆教授、東京大學佐佐木か教授、慶應義塾大學長堀祐造教授和弘前大學李梁教授的熱情幫助。這種國際友情產生於前幾年日中關係緊張的時期，讓我十分感動。另外，我還收到邵育信先生（瑞士籍，原中國托派中央臨委邵魯之子）和原中國托派老人、已故的鄭超麟、王凡西（英國籍）先生提供的許多資料和資訊，在此也一並感謝。
本著的撰寫，是陳研會被無理非法取締時向會員的許願之舉。但是為了照顧妻子的病體，研究與撰寫工作只得斷斷續續地進行，本來準備兩三年完成的工作，現在花了整整五年，使許多朋友和陳研會員等得太久，這也是需要說明和表示歉意的。這一點想必大家也能理解。
我的妻子魏淑敏，為我三十年學術生涯提供了全部的後勤保障，讓我能夠專心於學術研究。為此她操勞過度，從2003年起，幾次發生腦血栓、心肌梗、股骨骨折等病危狀況，近年來發展到全身癱瘓，直到近乎「植物人」的程度，使我感到深深的歉疚。本書在出版社審閱期間，即2009年3月9日，她不幸病逝，未能見到本書的出版，遺憾之至！
明年我將進入古稀之年，本著乃筆者的封筆之作。香港凌文秀先生為本著的出版熱情奔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了出版機會，為我的學術生涯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為此我對他們無比感激。我還要特別感謝本書編輯吳永熹小姐和出版社為此書延請的特約編輯胡泊先生出色的工作。出版社按國際規格，要求較高，所提修改意見對我幫助很大。我也曾努力為之，但幾十年來大陸在這方面的低規格積習已深，尤在資料的運用和注釋上限制較多，致少數地方仍有缺憾，望讀者見諒。
2009年10月9日是陳獨秀誕辰130周年。本著恰逢此時完成，乃是對這位歷史偉人的最好紀念。
唐寶林
2008年10月於北京
2009年7月修改
注釋
[注1]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中宣發文第13號，1984年3月19日。
[注2]石仲泉︰〈用「三個代表」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編修〉，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百年潮》，2002年第10期。
自 序
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
莫須有的十宗罪
1927年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決議、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對陳獨秀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三個重要決議。這些決議以及毛澤東秘書胡喬木1951年寫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文革」前黨史和革命史教育「最高教科書」），宣佈了陳獨秀的十項罪名——我們稱為「十宗罪」︰
一、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
二、右傾機會主義
三、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四、托陳取消派
五、反蘇
六、反共產國際
七、反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