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父孫中山
與此同時，陳獨秀還發揮其宣傳、教育方面的特長，對國共兩黨內對黨內合作方針尚有疑慮或劇烈反對的黨員做工作，在多家刊物上發表闡述國共合作必要性和迫切性的重要文章，造成一種重大影響的輿論。例如，他在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重要文章，宣傳國民黨的革命性，號召大家都來加入國民黨。他認為中國現在政治狀況的特點之一是「政黨之萎弱」。因為他於這月中旬又被捕一次，剛保釋，為了對付反動派的耳目，他故意寫道︰「幼稚的中國無產階級，眼前還沒有代表他的政黨出現」，意在說明共產黨還「很萎弱」；而「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也很萎弱。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還沒有強壯的表徵。孤軍奮鬥的國民黨，我們極尊重他有民主革命的歷史，現在他還本着民主革命的精神進行，但黨員尚少，運用政黨政治來代替軍閥的力量還嫌不足」，因此要傾覆封建軍閥，反抗國際帝國主義，「只有集中全國民主主義的分子組織強大的政黨」。[36]《民國日報》在刊登此文時，特加「附識」說此文「只稱許國民黨有民主革命的歷史，那麼中國要組織強大的政黨，最好的方法是全國民主主義的分子都來加入國民黨」。
同時，陳獨秀的文章還針對有些國民黨員擔心共產黨來赤化國民黨的疑慮，指出︰中國階級鬥爭分為兩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資產階級對於封建軍閥之民主主義的爭鬥，第二段是新起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社會主義的爭鬥。因為中國勞苦群眾的潛勢力雖然是無限的偉大，但是他們階級的形成及意識方在萌芽時代，所以他們所表現的，只是組織工會和罷工運動，可以說純粹為他們自己階級的政治鬥爭時期還未成熟。」
對此，《民國日報》在9月14日發表重要文章《國民黨主義並無變更》一文，解釋由陳獨秀加入國民黨引起的「種種揣測」和「殊多誤會」，稱︰「中國國民黨為民國惟一之政黨，入黨手續，中山先生已允加變通，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黨綱，則決無所更變。陳獨秀君最近曾有《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一文（曾載本報來論欄），其加入中國國民黨，於思想上亦似無矛盾也。」
陳獨秀對國民黨的認識明顯受到了馬林觀點的影響，改變了過去一貫的特別是「四月六日」給維經斯基信中對國民黨資產階級性質的認識。這表現了他理論上的弱點、思想方法上時有片面性，太敏感，容易受表面現象和聽信他人之言的缺點。例如，9月20日，他為了說服黨內持反對黨內合作方針者，在機關報《嚮導》上發表《國民黨是甚麼》，竟說︰「中國國民黨是一個代表國民運動的革命黨，不是代表那一個階級的政黨；因為他的政綱所要求乃是國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個階級的特殊利益；黨員的分子中，代表資產階級的知識者和無產階級的工人幾乎勢均力敵。」不過這個錯誤觀點沒有堅持太久，很快就改變了。
由於中共中央接受了以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式實行「國共合作」的方針，加上11–12月陳獨秀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四大」再次加以確認，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正式作出了關於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決議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關於國民黨的性質。「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它既依靠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小資產階級，又依靠知識分子和工人。」——這同陳獨秀一樣，是接受了馬林的觀點，為當時國民黨的表面現象（如支持香港罷工等）所迷惑，抹殺了國民黨的資產階級性質。
二、關於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黨內合作的形式。「由於國內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不強大，由於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於這個民族革命問題的解決直接關係到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工人階級又尚未完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國民黨與年青的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因此，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
以上兩條，從當時陳獨秀發表的文章和演說來對照，陳獨秀是接受的。
三、關於加入國民黨的原則和目的。原則是︰
「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原有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
「中國共產黨應當在自己的旗幟下行動，不依賴於其他任何政治集團，但同時要避免同民族革命運動發生衝突。」
「只要國民黨在客觀上實行正確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就應當在民族革命戰線的一切運動中支持它。但是，中國共產黨絕對不能與它合併，也絕對不能在這些運動中捲起自己原來的旗幟。」
目的是︰「組織和教育工人群眾，建立工會，以便為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準備基礎。」
站在中共的立場上，這些規定無疑是十分明確而正確的。中心思想是必須保持中共的獨立性——「獨特的政治面貌」、「自己的旗幟」。支持國民黨是有條件的︰「國民黨在客觀上實行正確的政策」。這就意味着如果違背這些原則，失去了這個條件，中共就應該及時退出國民黨。
這就表明︰除了對國民黨性質判斷失誤外，共產國際當初制定這個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這些正確的方面，明顯地是受了陳獨秀「四六信件」的影響。此後，陳在宣傳國際這個決議時，還強調︰「此種聯合，純粹是兩階級革命行動之聯合，決非兩階級主義之聯合，此絕對不容混同者也。」[37]但是在1925年8月以後，共產國際受以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壓力，逐漸違背這些原則，剝奪共產黨的獨立性，變成任國民黨宰割的附庸。陳獨秀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落入了陷阱。
對於國民黨來說，這個黨內合作的方針，恰如同一個懷有二心的女人結婚一樣，長遠的結果決不會好。孫中山同意甚至歡迎共產黨加入，是要接受他的領導，搞三民主義，而不是搞共產主義。這一點，他也是光明磊落的，是通過1922初《孫越宣言》（國民黨與蘇聯政府簽訂的協議）公開聲明的︰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這個黨內合作的方針，一開始就醞釀着日後必然分裂傷害一方、傷害雙方的悲劇。最可悲的是，這個方針的決定既不是國共任何一方，而是「第三者」——「老毛子」。是莫斯科，直接造成了1927年國共分裂。
莫斯科之行
本來，陳獨秀可如當時其他中共領導人那樣，多次去朝拜馬列主義的「麥加」莫斯科。但是，他只去過一次——參加1922年11月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這次中共代表團只有三個人，陳是率團的團長，團員是王荷波、劉仁靜。王是一個地道的產業工人——津浦鐵路浦鎮機器廠鉗工。建黨前就投入工人運動，建立浦鎮機器廠工會，任會長，後率此工會加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1922年6月入黨，然後就當代表赴蘇，說明當時對產業工人的重視。劉仁靜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實際上是翻譯。陳雖然英文不錯，但口語不行，在「四大」上的報告由劉翻譯。中共旅莫支部領導人彭述之，在早已與陳反目成仇後的晚年這樣回憶說︰
陳獨秀抵達莫斯科時，已是「不惑」之年，四十歲出頭了。他中等身材，前額寬廣，留有小鬍子，牙齒整齊潔白，體態文雅，待人隨和，但警惕性極高；眼神炯炯，閃耀着智慧之光，這就是他的充沛生命力。他的儀表確是與眾不同，顯然是一位大知識分子型。有時他那悠悠自得的神情幾近乎風流倜儻。他是一位健談者，在不拘形式的談話中，頃刻間就能把對方征服。他不斷地旁徵博引，常常是妙語連珠，妙趣橫生，確實引人入勝。他能把我們所有聽他說話的人逗樂了，甚至是件小事也會逗得我們開懷大笑，直到笑出眼淚來。說他是一位地道的逗人歡樂的人，並不為過。[38]
陳獨秀是個風趣的人。大智者多數是幽默之人，在政治和文化陣地上叱吒風雲、衝鋒陷陣的陳獨秀也有此一面，既不是面目猙獰的好鬥者，也不是整天板着臉孔的訓導士。
彭述之感覺中國代表團沒有得到應有的禮遇。他說︰會議對「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在所有應予關心的問題中，卻被置於無關緊要的位置上。甚至對陳獨秀作為中國新知識分子的領袖，作為五四運動的領袖，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主要鼓舞者所代表的重大意義，也沒有認識到。同時，對陳獨秀的出席代表大會，幾乎沒有引起注意。」
1922年底參加國際四大時的陳獨秀
陳獨秀對中國留學生談這次會議時，也沒有多大熱情。為甚麼？因為共產國際對陳獨秀「四六信件」和中共中央曾經堅決抵制加入國民黨、並且總是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不滿。劉仁靜代表中國代表團所做的報告中說︰「我們黨根據這一原則（即大會主題「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引者），已決定和國民革命的政黨即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其形式是我們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通過這樣的形式，我們想要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我們希望通過我們在國民黨內許多有組織的工人中進行宣傳，把他們爭取到我們這邊來」；第二，「我們打算在組織群眾和通過宣傳說服群眾方面和國民黨競爭我們能夠把群眾團結在我們周圍，並分化國民黨。」[39]這代表了當時陳獨秀黨中央同意加入國民黨的真實思想︰以我為主，利用國民黨。
新上任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拉狄克認為這樣想不夠，他以教師爺的口氣說︰「同志們，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過高估計你們的力量。」「我們對你們講的第一句話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產主義學者書齋，到群眾中去！」「不要事先誇耀勝利。這句話很好，正像古代中國聖賢的話一樣，應當學習和好好理解（即「學而時習之」——引者）。」並對各國代表說︰「我們的中國黨把自己關在書齋裏，研究馬克思和列寧，就象他們從前研究孔夫子一樣。幾個月前還是這個樣子。」[40]
彭述之說，這時的陳獨秀對加入國民黨行動上服從，思想上還有保留。「他還力圖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這樣，便遭到來自拉狄克方面的很不是滋味的、帶有諷刺意味的反駁。」可是，就是這個拉狄克，後來成為托洛斯基的得力幹將後，嚴厲抨擊加入國民黨的方針。
陳獨秀這次去莫斯科的第二個目的是物色黨的幹部。在向彭述之談到中國形勢的前景時，滔滔不絕。彭認為：「在這一點上，證明陳獨秀不愧為一位樂觀主義者」。當時，陳最大的憂慮是如何促進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而最緊急的問題是幹部的不足。隨着黨組織健全、革命運動開展而要求的黨內思想純潔化和實幹能力的要求的提高，建黨初期的骨幹不少離去，陳獨秀深感幹部的奇缺。中央機關經常演出「空城計」，他一個人說了算，這加深了所謂他的「家長制作風」的傳說。
1922年7月召開中共「二大」前，正好第一批留學莫斯科黨員回國，於是，他們就作為主要代表參加了會議，相應代表各省黨組織。其中有劉少奇、彭黎和、袁達時等。由於經過莫斯科黨務和革命工作者的系統訓練，他們的素質給陳獨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陳發現︰「他們一經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便顯示出既能勝任工作又能頑強鬥爭的可貴品質。」為此，覺得培養幹部，不能靠自發成才的「千里馬」，然後再去尋找。這樣來的少、慢、難，而要靠自己有計劃地培養。鑒於當時在國內沒有條件辦正規的黨校，於是，他打算連續不斷地派同志到俄國去，而且一大批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同志也要轉到莫斯科來學習一段時間，再回國。
此事與俄國當局協商後得到允許。陳獨秀當即給在法國的共產黨旅歐支部負責人兼青年團性質的「旅歐少年共產黨」書記趙世炎寫信，勸其迅速回國。開始，趙不願去，說「法國華工很多，要搞華工運動，現在離開不好。」陳回信反駁說︰「你不要只看到法國有多少華工，應該看到中國有多少工人，現在中國需要你們回來搞工作。」趙才離法赴蘇。[41]而這時，旅歐少共也正好為歸屬國內青年團事要請示陳獨秀。
旅歐少共成立於1922年6月，中央執行委員是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宣傳部長兼機關報《少年》主編是陳獨秀長子陳延年。10月，旅歐少共召開大會，決定加入國內的團組織，成為其「旅歐支部」，並派李維漢回國與團中央接洽。當李到達當時的黨中央所在地北京時，陳已經赴俄。少共中央當即又寫信提出此要求。陳復信批准少共加入國內青年團，但名稱應將「旅歐少年共產黨」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因為這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已改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執行委員會」。同時解釋了他們對共青團綱領的兩個誤解，指示在歐活動的方略。與此同時，國內黨中央和團中央也在1923年1月2日和29日作出回信，意見與陳獨秀相同。於是，旅歐青年團就在2月遵循陳獨秀指示進行改組，並決定立即派一批同志赴俄深造，然後回國。
據彭述之上述回憶，在作出此決定前，趙世炎、王若飛、鄭超麟、陳延年、陳喬年等八人來到莫斯科，在呂克斯豪華旅館與陳獨秀代表團舉行了一次小小晚會。「陳獨秀主持了晚會，發表他自稱是莊嚴隆重的演說，但演說並不遂人意，他兩個兒子帶着渴望而又嘆息的神情聽他們的父親講話。然而全場卻一致鼓掌，總的說來，是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此時，大家心裏充滿着的是同一希望，這希望也就是他曾經帶給我們的。」
但是，據鄭超麟回憶，情況不是這樣的。在趙世炎同意赴蘇後，只是「陳獨秀在莫斯科替我們一行人辦了手續，我們才從法國動身赴莫斯科」；「1923年3月18日，延年和我們共十人，由周恩來陪同離開法國。」經過比利時、德國，3月底4月初才到莫斯科，而陳獨秀早在1月初已經回國。
兩人說法不同，鄭說比較真實。因為他的回憶以上世紀40年代寫的《回憶錄》為基礎。而彭的說法寫於80年代的晚年。不知道彭說的陳獨秀與兩個參加共產黨後的兒子首次「歡聚」的故事，來自何處？
對中國共產黨具有極其重大戰略意義的是，陳獨秀借此次出國之機，利用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和後來新建的中山大學，開始自覺地有計劃地為中共培養一大批優秀幹部，即中共第一代領導骨幹。這批年輕人既具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又有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更有艱苦奮鬥的實際工作能力。他們和陳獨秀一起出色地領導了中國1924–1927年的大革命，而且大多數都犧牲在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包括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部分倖存者如周恩來則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不管這些領導人後來犯過多大的錯誤，但畢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面貌——在評價陳獨秀的歷史貢獻時，人們不應該忘記這一點。
莫須有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
在傳統的中共黨史、文件和論著中，陳獨秀被定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的典型代表。今天總結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這個罪名完全是莫須有的。
此事起因於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這年1月，為貫徹國際「二大」精神、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和列寧對中國代表團的接見，實際上決定了兩個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建立上述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一個是當前只能進行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而不能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分兩階段進行。這兩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糾正了1920–1921年建黨時期直接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排斥國民黨的傾向，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事業的順利發展是十分及時和重要的。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已如前述，採取了黨內合作方針。革命分兩階段進行的問題，是在中共「二大」上解決的。
陳獨秀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第一次公開宣佈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綱領分兩部分︰
最高綱領︰「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最低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即「反帝反封建」。當時的口號為︰「打倒軍閥！打倒列強！」
陳獨秀根據當時歐洲各國的經驗，在闡述這兩階段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時，說了兩種可能性：「在普通形勢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若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就是一個好例。」[42]正如二大《宣言》中寫的：「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二步奮鬥能跟着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中共黨內和建國後的史學界，一貫「左傾」和「誣陳」，硬說陳這是主張民主革命後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在兩種革命之間橫隔一個很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是典型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從而長期反覆批判。其實，由於中國的落後，後來的事實證明，民主革命後，不管政權落到誰的手中，都要經過一個很長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時期，才可能為進入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準備條件。
第二年，即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和《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重申了以上內容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幼稚，必須建立聯合戰線的必要性。就在這一年，陳獨秀先後寫了兩篇重要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43]《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中共中央辦公舊址——春園(新河浦路24號)
《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以下簡稱《資》文）指出︰「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以革命運動中主要分子而論，卻大部分不出於純粹的資產階級，而屬於世家官宦落下來非階級化之士的社會；這種非階級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資產階級親密的同情，只可以說明辛亥以來革命不易完成的原因。」
文章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三部分:
（一）「革命的資產階級」，即反帝反封建軍閥的；
（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即依附於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又稱「官僚的資產階級」；
（三）「非革命的資產階級」，多數是小工商業家、小資產階級，對於民主革命取消極的中立態度。
這裏，陳一方面是在對國共兩黨內對國共合作尚有疑慮的人做工作，闡述兩黨兩階級合作的必要性，一方面創造性地對中國資產階級作了三部分的分析，雖然對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估計不足，但是對於毛澤東後來對資產階級的分析提供了初步的思想資料。
《資》文最後總結以上觀點，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
「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這明明是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認可的正確方針，即國民黨統率資產階級，「聯合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方針。後來「左」傾史家幾十年來卻硬將其倒轉過來，指責陳主張「資產階級『統率』民主革命」，「把革命領導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從而把它作為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鐵證！——這是何等驚人的歪曲！
關於《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陳獨秀從「經濟落後文化幼稚的中國」社會的特殊狀況出發，分別分析了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優缺點，即每一個階級都有它的「兩面性」。引起後來「左」派史學猛烈抨擊的是這篇文章中對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分析。
他一方面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是「急進的先鋒」、「重要的分子」；一方面又指出︰「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接着他具體分析了工人階級三部分的狀況︰第一，「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家族親屬地方觀念還非常之重」，尤其是還未與小手藝小商人小農等環境絕緣。第二，「只有少數有了國家的覺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在海員和鐵路工人罷工中表現出來。第三，「真有階級覺悟並且感覺着有組織自己階級政黨的工人，更是少數中的極少數。」因此，他認為當時工人階級「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而必須與其他革命階級結成聯合戰線。——這為以後的共產黨全部歷史所證明，即是後來毛澤東總結的革命勝利三大法寶之一︰「統一戰線」。
關於農民，陳獨秀也作了兩面的分析，指出︰「農民佔中國全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避難苟安，這一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然而外貨侵入破壞農業經濟日復一日，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魚肉，這四種環境卻有驅農民加入革命之可能。」
階級的人數與階級的成熟是兩回事，革命鬥爭、政治鬥爭是有組織力量的較量，不是靠人數眾多可以取勝的。鴉片戰爭時，中國人民有四萬萬，為甚麼敵不過一小撮英國殖民者？1923年，當時的工人和農民（主要指其中的貧下中農）雖然在人數上比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絕對的優勢，但在階級覺悟上，認識到自己階級的使命、成立政黨並組織起來進行鬥爭，還很不成熟，即陳獨秀說的「幼稚」。共產黨只有「三歲」，而且人數很少，只有420人，不能有效地組織起全國億萬工農民眾。資產階級也同樣幼稚，但國民黨，從1894年孫中山成立興中會開始已經歷了29年的鬥爭歷史，在全國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和組織機構，比共產黨更有經驗，更成熟，少一點幼稚。
總之，陳獨秀以上兩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為當時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也為黨在國共合作初期制定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提供了依據，更為毛澤東在1926年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提供了思想材料。大革命失敗後，把這兩篇文章定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這實在是無知、歪曲和栽贓。
革命領導權問題上誤解的消除
1922–1923年，陳獨秀為宣傳國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寫了不少文章，在中共「三大」上也說了一些類似的話。儘管本意並沒有放棄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思想，在客觀上的確引起一些人的誤解。這一方面是他愛用「偏頗」的文字語言的缺點（同時，為了使思想明確、尖銳，也是一種優點）所致，另一方面，也是表明在當時複雜的歷史條件（特別是黨內合作的條件）下，對於保持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等問題，毫無經驗、尚待探索的狀況決定的。這個問題，即使是共產國際「二大」及據此精神而召開的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也是不明確的，因此也導致了中共「二大」的不明確。
「二大」解決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問題，以及與此相聯的聯合戰線中誰領導誰的問題。一方面是思想上不明確，另一方面現實鬥爭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即只有四百多人的小黨（小團體）談不上去領導別的黨派，特別在寄生國民黨的條件下，更談不上去領導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何況當時的普遍觀念（即傳統觀念）都是「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各國的先例，無論是法英美，還是俄國的二月革命，都是資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也只強調保持合作中的獨立性，沒有奢望中共去領導國民黨和整個革命。應該說，陳獨秀當時的思想也處於這種狀況。因此他在「二大」上代表中央局所作的工作報告說︰依據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實際情況，當前只能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只有先幫助資產階級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等到民主革命勝利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二大」沒有提出民主革命勝利時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政權問題，卻說︰「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着一些自由權利。」[44]而在陳獨秀的文章中，是把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幾個月就發生十月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作為特例處理的。於是，「二大」精神和陳獨秀的思想在當時就被一些人誤解，以為他主張在民主革命中放棄革命領導權。第一個起來批評的是剛剛被陳獨秀從莫斯科帶回來的瞿秋白。
陳參加莫斯科共產國際「四大」期間，精於俄語的瞿秋白是中共代表團的主要翻譯，一直隨同陳獨秀口譯會議講話和筆譯文件、大會簡報等。瞿當時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執教，多次見過列寧，是1922年參加遠東勞動人民代表會議中國代表團的成員。由於所處的環境、學養和勤奮，他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原著有較深的研究，可以說在當時成員不多的中國共產黨人中，理論水準是最高的。陳獨秀與瞿秋白朝夕相處，見他熟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認識蘇共領袖人物，也熟悉共產國際方面的事務，產生很好的印象。劉仁靜說︰「在共產國際四大上，他和陳獨秀談得很投機，和我關係也不錯。」再加上當時幹部奇缺，所以，陳獨秀就動員他一起回國工作。瞿秋白欣然同意。
其實，他這次也不是初識陳獨秀，並早有敬仰之情。五四運動期間，他與鄭振鐸、郭紹虞、許地山等辦新文化刊物《新社會》時，曾與鄭振鐸等一起拜訪過「青年運動的領袖」陳獨秀。瞿秋白還把這件事寫進了《革新的時機到了》一文中，發表在《新社會》第3期上。這次回國工作，直接為祖國服務，也是他的願望。他說︰在蘇聯「研究社會哲學的理論如此之久，而現實的社會生活只有俄國歷史及現今的環境，中國社會呢？不僅中國書籍沒有，不用說現代的不能研究，就是歷史的都不成。於是決定回國一次。」[45]
回國時，瞿秋白與陳獨秀原本同行。但此時的東北王張作霖竭力反對「赤化」，殘酷鎮壓共產黨，陳、瞿同行目標太大。於是，在到達臨近滿洲里的一個小站時，瞿秋白先下車，二人先後到達北京——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為了就近領導北方的工人運動，中共中央是在1922年10月遷到北京的。不久發生血腥屠殺京漢鐵路工人的「二七慘案」，北方工人運動轉入低潮。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遷回上海。李大釗原本準備為瞿秋白在北京大學謀一教授職位，執教俄國文學史，但北大的聘書遲遲不發下來。陳獨秀黨中央就委託他籌辦已經在1922年7月出滿九卷休刊的《新青年》（季刊），着重發表理論探索的文章，瞿秋白任這一中共中央理論刊物主編，同時，又主編中共中央另一機關刊物《前鋒》，並參加編輯政治機關報《嚮導》。這都是陳獨秀因才而用，充分發揮瞿秋白在理論方面的特長。他不僅編輯這些刊物，還抽空為《民國日報》、《東方雜誌》等刊物寫文章。據不完全的統計，從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瞿秋白所寫政治理論著述200多篇，100多萬字，大多發表在上述報刊上。這是他的政治理論著述豐富而輝煌的時期。
最重要的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理論準備不足，瞿秋白運用他深厚的理論功底，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國國情，考察中國社會狀況，提出了較新鮮的但富有「原教旨主義」色彩的一系列教條主義的觀點，如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以及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等。在當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多、教條主義也不多的中共黨人中，就成為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宣傳家。
瞿秋白，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之一，參與建立上海大學，培養大批棟梁，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奠基者之一
一個人的優點，往往也就是他的弱點。1921、1922年，瞿秋白在俄國兩年，在馬克思主義第一個勝利實驗地——列寧主義的故鄉，得以系統地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造成了他與同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相比高得多的理論修養，但是，因此也付出了代價，即長時期地脫離中國現實鬥爭的實際。一方面他能從理論和原則的高度，敏感發現其他同志不易發現的黨內和革命中發生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傾向，另一方面，他的主張往往在現實鬥爭中難以實行，他本人有時也不得不屈從潮流或「潔身自愛」作壁上觀，當革命因此而遭受挫折時，他會走向另一極端——「左傾」和教條。這種風格與陳獨秀的由於理論上的薄弱而往往遷就現實、善於變化、講究策略、似乎「右傾」的狀況，適成鮮明對照。於是，二人很快發生思想衝突。
1923年6月，瞿秋白來到廣州，與陳獨秀等一起參加了中共「三大」的籌備工作，並且主持起草黨綱黨章。在會上，他擁護馬林提出的全體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的方針，但他也聽到了馬林、陳獨秀等「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此時「沒有階級鬥爭，只有民族鬥爭」；「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獨立性此時是鬼話」[46]等言論。對於三大通過的瞿秋白起草的《黨綱》，在會後付印前，陳獨秀又作了幾處修改，例如︰
一，原文「此革命之中，只有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最現實的、最先進的最徹底的力量，因為其餘的階級」一句，改為「無產階級卻是一種現實的最徹底的有力部分」，並在「其餘階級」下面加了「一時不易免除妥協的傾向」。
二、原文「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改為「也很難成功」。
三、原文「無產階級應竭力參加促進此民族革命，督促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為「督促苟且偷安的資產階級」。
瞿秋白還說︰「當時確有一派同志（指陳獨秀等人——引者）無意中承認資產階級應當領導革命，認為資產階級不過暫時苟且偷安罷了。」[47]
接着，7月1日，瞿秋白主編《前鋒》創刊，又讀到了陳獨秀寫的發刊詞《本報露布》，其中寫道︰
我們認定國民運動是中國國家生命之救星我們在此運動中，不敢說是領袖，更不敢說是先覺，只顧當前鋒，只顧打頭陣。
而在《前鋒》第2號上，陳獨秀又發表上述著名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強調說︰「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農民難以加入革命」；「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等等。
所有這些言論，就陳獨秀的本意來說，只是針對國、共兩黨內強大的反對國共合作的思想而言，說明國、共兩黨和各階級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特別是為了避免刺激國民黨內的反對派，以使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主流派能順利確立國共合作的方針，並不是說無產階級要放棄革命領導權。他的缺點最多是說了些過頭的話。但是，這些話對於瞿秋白來說，是那樣的刺耳，不能接受，並立即產生出陳獨秀黨中央要自動放棄革命領導權、美化資產階級、喪失對資產階級動搖性背叛性的警惕、貶低工人和農民革命性的誤解。張國燾和蔡和森等人也反對，但說不出甚麼道理來；瞿秋白則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出發，因此就提起筆寫了一系列文章，辯明馬克思、列寧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批評陳獨秀這些「錯誤」思想。當然，他是抱着一種「我愛我師，我猶愛真理」的心情寫的，他對陳獨秀尊敬的感情並不因此而減弱。
首先，瞿秋白不同意陳獨秀說的「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的觀點。他說︰「勞動階級固然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特性而尚弱，然而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48]中國勞工階級雖然文化程度低，「但在『社會意識』上，卻比資產階級政治黨性高得多呢」；[49]尤其是「鐵路工人、礦山工人、紡織工人、海員等，直接與官僚軍閥衝突，感覺帝國主義壓迫最甚，而亦最易組織」。[50]
二人觀點貌似對立，實際是視角不同，應是互為補充。陳是從當時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出發，認為資產階級比無產階級強一些，所謂「強」，也只是相對的少一些「幼稚」，因為從1894年成立興中會、1905年成立同盟會及後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畢竟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的鬥爭，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自然比共產黨才成立三年、尚處於「自發」狀態的無產階級強一些。而瞿秋白是從「社會地位」亦即階級性出發，認為「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以及首先在官僚買辦、帝國主義企業中產生的工人階級受壓迫的社會地位，決定他們反抗性更強，這也是事實，也有道理。
其次，瞿秋白不同意陳獨秀所說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的觀點。他從馬、恩、列的論述和歐洲革命的歷史出發，認為資產階級往往利於民主革命的「不徹底性」；而無產階級必須在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後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以，「由某一方面說來，資產階級革命也許對於無產階級比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益更大些」，[51]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需要這種革命。因此，他主張「為無產階級自身的利益」去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說︰「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無產階級遠避資產階級革命或不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教無產階級︰『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的，就放任資產階級，讓他單獨去幹』，而是教無產階級竭力引導革命到底並且全副精神去參與」，而且「在總的民權運動中勉力做骨幹。」[52]
其實，在實踐上，二者是一致的︰當前要聯合資產階級完成民主革命。陳獨秀所說民主革命力爭資產階級參加，否則就失去「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是針對國民黨歷史上不重視爭取「革命的資產階級」參加革命而言，並不是說整個民主革命要「以資產階級為主體」。在這一點上，瞿秋白顯然是誤解。而在如何對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上，陳獨秀當時過多地考慮如何貫徹共產國際的方針，勸說孫中山特別是國民黨內強大的反對國共合作的人儘快接受國共合作的政策，就事論事地或過多地站在國民黨立場上為國民黨着想來說明國共合作的好處，並且的確把民主革命主要看作為資產階級的革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自己的革命，現在既然必須在民主革命完成後才能進行自己的革命，那麼就讓我們來幫助資產階級快快地來完成這場革命吧！這是當時在陳獨秀身邊工作的鄭超麟感受到的陳的一種心情。[53]而瞿秋白則完全把這場民主革命視為無產階級（共產黨）自己的革命，給人以革命性更強的感覺。
再次，關於民主革命的結局，如上所述，陳獨秀講了兩種可能性。瞿秋白則根據馬、恩分析德國和法國革命方法，認為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怕政權被無產階級奪取，勢必「半途而輟，失節自賣」，寧願與封建勢力妥協，使革命失敗，而決不會勝利。
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的觀察基本上是符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狀況的。由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有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壓迫的一面，因此他們有革命性的一面，而且他們的政治和組織力量一般地說也比工、農強（指有組織的力量），因此資產階級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領導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等等。無產階級要想奪取勝利，需要有特殊的條件，如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那樣的條件。而瞿秋白的思想，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提高對資產階級叛變的警惕性，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他簡單搬用西方國家的經驗，而無視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的特點，顯然有教條主義的色彩。而且即使是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妥協而結束民主革命，也不能斷定是社會的倒退。因為資產階級畢竟比封建勢力先進，如英國、德國、日本畢竟還是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從而使社會大踏步地前進了。瞿秋白的觀點是站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立場上說的左傾教條主義，妄想跨越中國必經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
這樣的兩種不同思想立場，在實踐中的表現自然是不一樣的。陳獨秀容易接受並貫徹莫斯科後來下達的與資產階級國民黨妥協讓步的路線，瞿秋白則往往不願意如此，即使組織上被迫服從，思想上卻十分抵觸或消極，因此一旦由退讓的方針轉變為進攻，他必然成為先鋒和旗手，但是也容易走到另一個極端，即混淆兩種革命的不同性質，超越民主革命的範疇，從而犯「左傾」的錯誤。
此外，鄧中夏也表示了瞿秋白同樣的觀點，批評了陳獨秀。
從陳獨秀方面檢討，所以在客觀上產生這樣的誤解，也應該承認不僅在語言上講述國共合作的必要性時有過頭的話，在他的思想上確有模糊之處，否則在語言上也不會走得如此遠。但是這種模糊也是當時全黨和共產國際思想狀況的反映。
在國內共產黨人中探討這些革命道理的同時，在莫斯科也進行着同樣的工作。共產國際東方部先是根據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和遠東勞動人民大會的精神，研究中國社會和革命發展狀況後，得出了被稱為「國民革命論」的第一個結論︰中國非先經過國民革命，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直接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
1922年3月，共產國際用電報把這個結論發給中共中央，李達說︰「當時我們不懂國民革命是甚麼。同年夏，張國燾和十多位青年團員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帶來了國際指示，也帶回許多文件。」[54]於是，就在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上作出了當前的任務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決定。會後，共產國際東方部繼續討論研究，又得出了「國民革命論」的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必須在國民革命中掌握領導權，並且寫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中︰「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55]這個文件因故在中共「三大」後才傳到中國。之後，維經斯基等人，通過與中共旅莫支部討論的方式，把這個結論灌輸給當時在蘇留學的中共黨員。[56]1924年暑期後，這批黨員陸續回國，擔任了中共各級重要的領導職務，如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長，陳延年任廣東區委書記，尹寬任山東省委書記，趙世炎任北京地委書記和北方區委宣傳部長兼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協助李大釗主持北方區委工作，鄭超麟任中央宣傳部秘書、《嚮導》編輯，王若飛任河南省委書記，羅亦農任江浙區委書記，等等。他們團結一致，在黨內貫徹「國民革命論」。同時，維經斯基也再次奉命來華，與彭述之等一起，幫助籌備中共「四大」，負責起草大會文件，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貫徹。這時由於貫徹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與聯共在華謀求蘇俄民族利益的方針還沒有發生衝突，因此，莫斯科沒有干擾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貫徹。
《嚮導》周報，第一百八十五期封面
繼瞿秋白、鄧中夏先後批評陳獨秀之後，中共「四大」前夕，彭述之寫了《誰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一文，明確表示不同意陳獨秀的觀點，認為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要資產階級來參加國民革命，已是難能之事，若望其來作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寧非夢想」，並指出︰「中國工人階級之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革命性與覺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57]彭述之的觀點走得更遠。他後來轉向托派，成為超越陳獨秀的極左派多數派領袖，甚至第四國際的首領之一，就不是偶然了。
彭述之後來說︰這篇文章寫成後，「把文稿送給陳獨秀，請他寫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東西，我的用意是，要他不同意我的觀點並欲批評我的這個問題上，引起公開的討論」。[58]彭述之當時已經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擺出了一副挑戰者的架勢，希望引起與陳獨秀的爭論。
陳獨秀怎樣表示呢？作為中共中央委員長，他可以不理睬中央委員瞿秋白、鄧中夏的意見；現在，對於共產國際的決定並且要寫入「四大」文件，他不能迴避了。他讀了彭述之的文稿後，寫了題為《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的教訓》的回應文章，與彭文一並發表在同一期《新青年》季刊上。因為他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本來就沒有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思想，說他有這個思想是一種誤解，因此他不存在與人爭論的問題，反而可以趁此機會澄清人們的誤解。陳獨秀強調說︰「二十餘年來國民運動給我們的總教訓是︰社會各階級中，只有人類最後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主義天然敵對者；不但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他是主力軍，即在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國民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59]
彭述之期望的那種情況——「陳獨秀反對革命領導權」，沒有出現。陳獨秀當時沒有採用已經通用的「領袖」和「領導者」這個詞來表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意思，這顯然是考慮到了當時共產黨的實際情況，即力量還小，又是以參加國民黨的形式進行革命，所以，所謂「領導權」只能通過「督戰者」的方式來實現，也就是要對孫中山國民黨進行監督和批評。陳獨秀在這裏既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又避免了中共可能的分裂。
就這樣，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在無產階級掌握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的問題上，思想達到了一致。陳獨秀以這個思想主持了1925年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各項決議，都貫徹了這個思想。陳獨秀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採用「總書記」這個名稱。
至此，在是否放棄革命領導權問題上，黨內一些幹部對陳獨秀的誤解完全消除。以後的事實表明，陳獨秀在大革命中一直堅定地貫徹「四大」精神，以各種方式堅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對革命的領導權，當他對革命還有所影響的時候，例如五卅運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革命就取得勝利，而當他被迫執行莫斯科的妥協方針而失去領導權時，共產黨失去獨立性而淪為附庸時，革命就受挫折和失敗。從社會發展規律上說，當時中國需要發展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和民主主義的制度，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由於當時及以後一段很長的歷史時期中，共產黨領導人總是在革命取得一些勝利後，特別是取得政權後，立即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違背歷史客觀規律的。所以，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從根本上不可能取得徹底的勝利，或勝利了又得退回去。這是陳獨秀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直到毛澤東、鄧小平等一切領導人的悲劇，而且是歷史決定的命運。
提攜毛澤東
1921年8月中旬，毛澤東參加中共「一大」後回到長沙。10月10日，建立起第一個湖南黨支部，任書記。然後，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納入中央領導軌道，貫徹11月中央《通告》中佈置的任務。湖南黨組織與黨中央之間建立起下級與上級的關係，當時這種關係是相當融洽的。陳獨秀十分關心並支援湖南的工作，毛澤東則較出色地完成了一切任務，並積極爭取中央對湖南工作的幫助。當時湖南黨的工作重點放在以下三方面︰
一、積極而慎重地發展黨員，提前完成建立長沙區委的任務
中央《通告》規定明年7月前各區必須各發展30名同志，成立區委。湖南黨支部成立後，於1922年5月底就提前使本區的黨員發展到30多人，建立起中共長沙區委的機構，為中共二大的及時召開和建立中央委員會作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本人本來是要參加黨的二大的，因忘記了開會地址，未果。1923年初，湖南黨員發展到40多人，佔全國黨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強。
在以上湖南建黨過程中，黨中央也給了必要的幫助。為了幫助解決缺少有理論有經驗的黨的幹部問題，1921年11月下旬，旅法的蔡和森、李立三回到上海，陳獨秀與陳公培介紹他倆入黨後，在中央幹部也感奇缺的情況下，只留下蔡，派李赴湘工作。毛澤東對李特別倚重，讓李任中共湘區委員及團區委委員，並派他到當時工運中心安源去工作。李去後建立起湖南第一個產業工人黨支部，緊接着就發動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又如︰1922年5月，陳獨秀又應毛澤東的要求，派在團中央工作的張秋人到湖南任教，以衡陽第三師範為掩護，很快建立起湘南地區的黨組織，並於次年春，發動起震動全省的「三師學潮」。
二、大力發展工人運動，成為第一次工運高潮中的模範
由於中央《通告》指示全黨全力組織影響全局的鐵道工會，毛澤東在粵漢鐵路上幾個工會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建設中，花了較多的精力。除了他親自深入工人中去外，他還在陳獨秀的支持下，派李立三、劉少奇、蔣先雲、郭亮等得力幹部，去各地組織工會、辦工人夜校，因此在1922年至1923年初湖南的工運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共建立了二十多個工會，會員四、五萬人。重大的工会都由區委直接領導，毛澤東還出任全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大大完成中央的任務，因為中央只是要求「各區直接管理的工會一個以上」。在這個基礎上，湖南的工人運動開展起來，到1923年2月8日，大規模的罷工達八次之多。「二七」慘案後，各地工運成果相繼喪失，惟獨湖南工運安然不動。安源工人俱樂部曾被譽為「小莫斯科」。
在這個過程中，陳獨秀給予了許多支持和幫助。例如，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原湖南勞工會領袖黃愛、龐人銓被爭取過來，在1922年1月指導長沙第一紗廠罷工鬥爭時被軍閥趙恒惕殺害。毛澤東向中央建議派李立三陪同黃愛父親到上海向社會各界控訴軍閥罪行。陳獨秀完全支持毛澤東的建議，並決定不僅在上海，而且指示天津、北京、廣州等地也開這種追悼大會。上海的追悼大會由與陳獨秀一起開闢工人運動的李啟漢主持，陳獨秀親自參加並發表演說，接着，陳獨秀向趕來參加追悼會的毛澤東佈置了5月初在廣州舉行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的任務。毛澤東回湘後立即選派易禮容等三人為代表參加「勞大」。陳獨秀指導的這次大會特別關照湖南的運動，通過了「湖南勞工會黃、龐二君被殺及香港罷工沙田海員被殺案」，決定每年1月17日為黃、龐紀念日。
毛澤東為黃龐烈士特制的紀念章並親筆題寫“黃龐精神不死”
三、認真發展青年團，成為全國青運的一面旗幟
1922年5月5日，在陳獨秀指導下召開了團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訂了新的團章和綱領，強調「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團體」。[60]毛澤東在這年3月與陳獨秀一起參加上海追悼黃愛、龐人銓大會時，就得知改組青年團消息，立即回湘佈置，並於6月7日至15日三次致信團中央索要「千份」新團章，並說衡陽一縣，已有團員50餘人，而且「都是好的」。中央《通告》這年7月全國團員達到2,000人，而衡陽一個小縣這時已有50人；長沙一區就要團章「千份」。為此，陳獨秀十分讚賞長沙區委的工作，曾決定團的二大在長沙舉行，後來因長沙發生「六一慘案」，局勢惡化，改在南京舉行。
湘區的成績引起了黨中央的特別注意。在緊接着召開的黨的「三大」上，陳獨秀在代表中央做的工作報告中，批評了上海、北京、武漢等地的工作，惟獨表揚了湖南。他說︰「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的影響之下。」[61]
這種情況，在馬林的《工作記錄》上也有反映。他在寫給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等人的1922年10月14日至11月1日的工作報告中說，《嚮導》周報的銷售，「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青年團的「情況很糟」，中央機關報「《先驅》12期，但有5,000冊沒發出去。長沙小組最好，那裏的團員人數230，上海110，廣州40，浙江40，濟南府20，安徽15，山西20」。[62]在說到黨的經費時，馬林又報告說︰「我告訴（中共）同志們，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只有在湖南，我們有一個最好的組織，那裏大約有一半開支靠當地財源，一直在爭取自給。」[63]
陳獨秀早就有意調毛澤東到中央工作的想法。正好，由於國共合作方針確立後，一是全國工作的開展，任務繁重起來；二是由於黨內合作的方式遭到一些幹部的反對而退黨，中央工作幹部缺少的問題越來越尖銳。正好，這時李維漢從法國回國。1923年1月，中央決定派李去湖南擔任區委書記，接替毛澤東的工作。
當時黨的主要工作是準備「三大」和與國民黨建立合作，並幫助國民黨改組。在這些方面，毛澤東成了陳獨秀最得力的助手。6月上旬，二人一起到廣州參加中共「三大」預備會議。三大12–20日在廣州舉行。會議由陳主持，討論了三大的各項決議案和中央人選。張國燾依然不同意黨內合作方式，尤其不同意全體黨員和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不同意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員。毛澤東根據湖南工人運動的經驗，說明搞聯合戰線的必要性，認為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份，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會議否定了張國燾的意見，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五人組成中央局。陳為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二人共同主持日常工作。毛澤東這個秘書具有相當大的權力。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
三大結束後，陳獨秀、毛澤東兩人署名共同簽發了一系列文件，如1924年的《中央通告》第十三號（關於開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紀念和宣傳活動）、第十四號（關於一致戮力申討賣國殃民的直系軍閥吳佩孚）、第十五號（關於反對國民黨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號（關於揭露江浙軍閥戰爭的反動性質）、第二十一號（關於加強黨內組織工作）、第二十二號（關於幫助國民黨改組）等等。不僅如此，毛澤東還經常代表中央獨立簽發文件，指導地方工作，可見陳獨秀對他的信任。例如，這年8月，他曾代表中央指導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國民黨總務部的委託，到長沙籌建湖南國民黨省黨部，同時又代表中央指導團中央的工作。尤其在1924年5月兼任中央組織部長（原由陳獨秀兼）以後，他與陳獨秀的關係更是密切，這年八、九月份，又多次代表中央簽發關於籌備中共四大的文件。
從二人在中共「三大」上的發言，和他們寫的文章及簽發的文件來看，二人在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總的來說是一致的。毛澤東與陳獨秀配合主持黨中央工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貫徹共產國際指示，幫助國民黨改組並大力發展國民黨組織；堅決維護國共合作；糾正國民黨傳統的革命方式。
關於大力發展國民黨，原先國民黨在湖南基本上是個空白，1923年9月中旬，毛澤東即遵照中共中央決定並受國民黨本部總務部副部長林伯渠（共產黨員）的委託，回長沙籌建了湖南國民黨的系統組織。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後，毛又受陳委派，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出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文書科代理主任（主任邵元沖）和組織部秘書（部長胡漢民）。但上海執行部的重大問題，則由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和中共中央委員長陳獨秀協商決定。毛澤東為國民黨重點地區上海的組織建設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5年月10月，經中共中央批准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常務會議通過，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部長汪精衛因是國民政府主席，事繁不勝兼理），為加強國民黨中央、上海和廣東國民黨組織又付出了巨大精力。在國共合作和國民黨發展史上，陳獨秀和毛澤東都佔有重要的一頁。
與國民黨右派的鬥爭是相當激烈的。自從1922年孫中山確立「容共」（共產黨稱「聯共」）方針起，國民黨內謝持、鄒魯、鄧澤如等人一直持反對態度。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他們11月在北京西山舉行會議，另立中央，通過一系列反蘇反共決議。以中派面目出現的戴季陶等也暗中幫助，發表小冊子，宣稱兩黨「共信不立」，要共產黨放棄階級鬥爭理論，或退出國民黨。
陳獨秀發表了《給戴季陶的一封信》、《戴季陶與反共派運動》、《戴季陶之道不孤矣》、《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等，給予批駁。毛澤東配合陳獨秀的行動，在國民黨的一大上，與李大釗等人一起，抵制了右派提出的共產黨員不能「跨黨」的提案。1924年7月21日，就反對國民黨右派鬥爭策略問題，他與陳獨秀聯署發出《中央通告》第十五號。這個文件表明，當共產國際的指示對於中共來說較正確時，陳獨秀、毛澤東等在執行國共合作方針時，也是正確的。遵照「團結左派，打擊右派，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爭取革命領導權」方針，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促使國民黨中央開會，指出戴書只是「個人意見，並未經中央鑒定」，並通告各級組織，「凡關於黨之主義與政策之根本原則之言論，非先經黨部決議，不能發表」。會議還通過毛澤東提議，調戴來廣州工作。
通過這三、四年陳獨秀的提攜和工作中的鍛鍊，毛澤東迅速成長起來，特別在認識中國社會各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領導全黨和全國的革命運動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為日後成為中共領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26年3月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就是他在這方面的一個總結。傳統觀念總是把毛澤東的這篇文章視為批判陳獨秀1923年兩篇「右傾機會主義」文章的武器，是完全顛倒黑白的。實際上，這篇文章既吸收發展了陳獨秀兩篇文章的成果，又總結了他在陳獨秀指導下的工作經驗。這時期二人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而陳獨秀對毛澤東則給予了更多的幫助，絕不是互相對立的。
批評孫中山，馬林被撤
說1923年陳獨秀的兩篇文章及其他類似文章和講話、報告是「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是誤解，最有力的證明是從1923、1924年國共合作方針確立開始，陳獨秀就旗幟鮮明地、不屈不撓堅持對孫中山國民黨的錯誤路線、方針、政策採取批評的態度，如陳所說起「督戰者」的作用。
陳獨秀與毛澤東共同糾正國民黨傳統的革命方式，主要表現在1923年6月25日即中共三大後第五天，他們二人與李大釗、蔡和森、譚平山一起，以國民黨黨員身份，致函孫中山，指出革命要靠廣大工農群眾，「我們不能沿襲封建軍閥用武力奪取政權攻佔地盤的同樣的方針。這會給人們造成我們與軍閥一脈相承的印象。用舊方法舊軍隊去建立新中國不僅不合邏輯，而且在實踐中也絕對行不通。我們只能用新手段，採取新方針，建立新的力量。對於國民，我們應聯合商民、學生、農民、工人並引導他們到黨的旗幟下。我們要求先生離開廣州前往輿論的中心地上海，到那裏去召開國民會議。」[64]
在7月2日，毛澤東與陳獨秀聯名致函共產國際，抵制國際要求把中共中央機關定在廣州的指示，仍遷回上海。信中說︰「這不僅因為上海是工業最發展的中心區，而且也便於對全國工作進行指導和傳達。」共產國際主要從蘇聯的利益出發，陳獨秀主要從中國革命利益出發的矛盾，開始明朗起來。因為共產國際希望中共中央在廣州與國民黨密切合作，儘快發動北伐，推翻反蘇的北洋政府。
陳獨秀與毛澤東同中有異︰十月革命以城市為中心，平時發動組織工農群眾，最後發動全國武裝總暴動，一舉奪取政權，因此陳獨秀反對北伐戰爭，反對革命低潮時期的農村武裝割據。毛澤東則受了歷史上農民戰爭的影響，又看到北伐戰爭摧垮地方上舊政權，對發動工農運動有利，所以一直支持北伐；大革命失敗後更堅持在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地區的武裝割據。
這種差異的結果，長期以來在傳統觀念上被視為孫中山和毛澤東重視武裝鬥爭，陳獨秀輕視武裝鬥爭，而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因此，這又成為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一個根據。其實這又是一種誤解，陳獨秀只是教條主義地對待歐洲革命的方式，不懂得即使在革命低潮或準備時期，也要堅持武裝鬥爭。但同時也要看到，以後的歷史表明，他從來沒有放棄暴力革命和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思想。
不過，革命應該依靠工農群眾，不能依靠軍閥甲打倒軍閥乙，更不能依靠外國列強。這是一個分清敵我友的戰略路線問題。陳獨秀除了直接寫信給孫中山之外，還在黨刊上多次發表文章，批評、勸告孫中山，其說理無比充分，態度極為誠懇，甚至做到「垂淚而道之」的程度。他指出︰
我們一是反對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二是反對國內軍閥的壓迫，「逼迫得我們不得不做國民運動以自救」；「國民運動，就應該依賴中國國民自己的勢力，斷然不能依賴外國勢力斷然不能依賴軍閥勢力」；「若妄想假借友邦勢力或利用一部分軍閥勢力來做國民運動，這種四不像的國民運動，其結果必然是『王婆照應武大郎』」。[65]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對照孫中山國民黨的歷史，說得更具體、更懇切、更尖銳︰
「現在國家的大難又到了，國民黨應該怎樣做？直系軍閥之擁兵亂政，為全國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惡昭著的段系、奉系軍人與安福、政學等國蠹他們雖然也都反對直系，卻不是國民黨所應該利用的武器；國民黨真的武器，只有國民——商會、工會、學生會、農民等人民團體——的力量」；「國民黨若不建設在國民的力量上面，而建設在敵人的力量上面，就是他們能夠擁戴中山先生做總統，其結果能比傀儡總統黎元洪高明幾何？」
最後，他甚至這樣說︰
「現在有兩條對立的戰線︰一是國民黨的戰線，一是軍閥的戰線國民黨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勢力——國民勢力，引導國民去做革命運動以外，實無別路可走；斷不可徘徊依違於軍閥之間而終無所就，徒然失去國民之希望與同情，致阻國民革命的機運，所以我們不得不向敬愛的國民黨垂淚而道之。」[66]
忠於依靠工農革命戰略思想的馬林，也不滿孫中山國民黨繼續推行「依靠軍閥倒軍閥」的路線，為此，在1923年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他坦率地承認在中共機關報《前鋒》上「嚴厲批評了國民黨」，並且認為國民黨會因其「領導上的種種錯誤而垮台」。[67]
中共機關報《前鋒》
7月21日，馬林給廖仲愷的信中，對國民黨的綱領、領導體制到策略路線上的錯誤，更是全面地進行了坦率的批評︰
關於綱領，馬林批評國民黨不反帝。國民黨「認為不用觸動外國在中國的勢力，就有可能建立一個新中國，由中國人自己決定中國的一切事務。」因此，「國民黨對許多重大問題（例如世界大戰、1919年五四運動、華盛頓會議召開時的運動、對京漢路大罷工的大屠殺，抵制日貨運動）採取了既不領導也不參與的態度。黨沒有成為國民運動的領導者，卻與各封建軍閥為伍。」
關於領導體制，他說︰
辛亥革命時，「採取了符合家長制傳統的領導方式，這種個人領導方式延續至今，對黨的發展極為不利」；那時以來，中國和世界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本應使國民黨產生新的思想，但是，國民黨的體制，國民黨從不召開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以及它政治宣傳工作的薄弱等都不利於黨的新策略思想的產生和發展。」
關於策略路線，他說︰
雖然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革命的，然而在實際行動上，卻日益封建主義化。雖然黨綱規定黨應採取新的鬥爭形式，動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民和工人參加國民運動，但實際上黨只依靠軍閥、依靠那些和他們在華北的敵人毫無區別的軍閥。[68]
這封信對國民黨的分析，與去年陳獨秀的「四六信件」基本上是一致的，完全切中要害。說明在這個問題上，馬林與陳獨秀中共中央是一致的而且是堅決的。因為這關係到能不能在國共合作中保持共產黨的純潔性和獨立性的原則問題。如果國民黨繼續走「依靠軍閥反軍閥」的軌道，那麼，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就改變性質了，而且這是毫無勝利希望的投機行為。
當時馬林和陳獨秀為孫中山草擬的「國民黨改組計劃」，也是為了克服這些缺點。在荷蘭保存的此計劃草案中寫道︰「黨的執行委員會由21人組成」，名單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上選舉」。「黨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執行委員會由黨的總理、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各部長和國內各地方黨部負責人組成。」或「設立由黨的總理、組織部的三名部長和宣傳部的三名部長組成的中央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所有這些規定，都是旨在改變孫中山一人獨裁的傳統體制。而且，在各部部長人選名單中，除了組織部長人選為張繼、廖仲愷外，全是共產黨人。陳獨秀被列為三個部長的人選︰宣傳部、聯絡部、知識分子部。
這個名單，充分表現出當時馬林和陳獨秀執行的黨內合作方針的確是利用國民黨、掌握國民黨領導權，進而掌握革命領導權。不過，後來的實踐證明，這種「雄心壯志」是一廂情願的，不現實的。但也雄辯地證明，當初陳獨秀同意國共合作方針，沒有一點後來史太林和毛澤東所說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
但是，正如陳獨秀給維經斯基「四六信件」中指出的，孫中山還是那個老脾氣，只要求黨員對他絕對忠誠和服從，不允許對他的批評，「絕對不能容納新加入分子的意見」。他屢次對馬林說︰
「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若蘇俄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69]
當時，馬林的一封信中這樣說︰「上海的國民黨員抱怨我們《嚮導》周報上的批評太苛刻」；「孫中山告訴我，這個周報上的批評是無法接受的，如果陳獨秀不放棄批評，孫一定要把他開除出黨。」[70]當時任共產國際遠東情報部主任的斯列派克說︰「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孫逸仙想把陳（獨秀）開除出黨，原因是後者在《嚮導》上批評了國民黨的行為。」[71]後來，孫中山雖未採取此極端措施，並且看在鮑羅廷帶來的大量經濟與軍事援助份上，還指定陳獨秀為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代表。但是，二人芥蒂從此埋下，第二年7、8月份終於發生要成立聯絡委員會控制中共的事件。
又要國共合作，又要爭奪領導權，雙方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不同的是國民黨採取了光明磊落的態度，共產黨則採取了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皮裏的策略。一向光明磊落的陳獨秀由於受到了共產國際的牽制，採取了「知其不能而為之」的態度。因此，他在整個國民革命中的表現，始終是動搖和無奈的。
1923年6月，北京發生直系曹錕驅逐總統黎元洪事件，政局動蕩。陳獨秀主持發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提議︰「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72]同時，中共中央特別「函請孫中山赴滬召集國民會議」，但是，迷戀於依靠軍閥的孫未予理睬。致使陳獨秀感嘆這個印發了6,300（其中300為英文）份的中共宣言，除了香港各英文報發生反感外，「在國內輿論上無甚麼影響」，對孫中山的工作，「亦無結果」。[73]
第二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重組內閣，邀請孫中山北上，同時又讓段祺瑞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搶先掌握實權。孫中山又產生幻想，企圖北上與北洋軍閥組織聯合政府。陳獨秀基於以上同樣的理由，召集中央會議作出決定，反對孫中山北上，指出孫北上是「軍事投機」，「與段祺瑞妥協」。而廣東區委則支援孫北上，認為此舉可以使革命運動推向北方發展。[74]後來見中山決意北上，11月6日，由陳獨秀和毛澤東簽署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號》即改變態度，表示︰「現在我們對於孫中山參加北方和會並不根本反對，然我們當警告孫中山在和會中本着國民黨的黨綱、政綱及北伐宣言說話，揭破帝國主義和軍閥在和會中勾結宰制中國的陰謀。」[75]在堅持原則性的前提下，表示了靈活性。
馬林對孫中山堅持舊的策略也很惱火，於是提議莫斯科在這種情況下，不要為孫中山「南方毫無意義的軍事行動提供財政援助」，並說︰
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的援助只是有利於舊策略的繼續，供養那些與革命的國民黨毫無關係的將領們，如果這種危險存在，就不要給予援助。最好是在對方保證不把援款用於南方的軍事行動之後，再開始提供援助。[76]
7月18日，馬林離華前夕給越飛和達夫謙的信說得更堅決︰「你們看見，孫中山更希望留在廣東，而不樂意同我們接近。現在，我對他毫無辦法。你們隨時可以通過上海找到他。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指中共中央——引者）感到，不能寄希望於通過健忘的孫中山改變態度去把國民黨的宣傳推上新的軌道。為了開展群眾工作，我們的人也不能總在廣州束手以待。現在的問題是，不能為了孫氏王朝控制廣東再把200萬元塞進南方將領們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萬元（原文如此——引者），幫助為數不多的共產黨人從事國民黨的宣傳，看看他們在這方面會有甚麼作為。」[77]
在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他甚至表示︰「我堅決主張，如果國民黨因其領導上的種種錯誤而垮台，那就一定還要另建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共產黨人在這個黨裏應做的事情與在國民黨裏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78]
順便說一下，馬林如此醉心於共產黨人做國民黨的工作，因為他堅定地認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裏，絕對不能單純進行共產國際的工作，因為在這樣一些國家裏，階級的分化尚未到達這種地步，單純進行黨的工作是不相宜的」；「因為這些被壓迫國家的革命運動在很長時間內必將是民族主義的運動。」[79]這種認識是正確的，可以醫治急於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的「左傾」急性病，然而也是他雖然獨創性的提出國共合作的方針，卻很快被共產國際拋棄的主要原因之一。
實際上，馬林與陳獨秀的上述批評孫中山意見，是與維經斯基的意見一致的，或者說是貫徹了當時共產國際主流派的意見。早在1923年3月27日，維經斯基給莫斯科的薩法羅夫（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電報中就說︰「建議在黨代會和工會代表大會（指中共三大和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引者注）結束前讓馬林留在中國，指示他不要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而要向孫逸仙提出條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與督軍建立軍事聯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國性的政黨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學生運動；第三，斷絕同張作霖、段祺瑞的聯繫」。[80]
這時的蘇俄，由於吳佩孚拒絕承認蘇俄繼承舊俄在中東路上的特權，拒絕支持蘇俄在外蒙古駐軍要求，再加上一筆不小的俄國軍事援助被吳騙走，隨後發生1923年「二七」慘案，不得不放棄重點聯吳的政策，轉而接受馬林的聯孫政策。然而，援助孫中山的第一個條件是「孫一定要讓張（作霖）接受我們對鐵路（即中東鐵路——引者）的要求，並立即同我們締結一個關於鐵路的協定」。[81]而在這個殖民利益問題上，一直在反對西方殖民主義者、支持被壓迫民族鬥爭的環境中成長的馬林與莫斯科發生了根本的衝突。
十月革命勝利後，蘇俄政府曾兩次發表聲明，放棄沙俄時代侵華的一切權益，自然也包括中東鐵路的權益。但是後來在與中國政府談判時，他們改變了政策，要求中俄共管，而實權仍掌握在蘇俄手中。馬林則認為，中東鐵路權益應當歸屬中國，不應該由中俄共管。
馬林的這個主張也是為蘇俄的根本利益考慮的。在他看來，中俄共管會給人不好的印象。他認為︰蘇俄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外交政策，「即使在外表上，也絕不允許與帝國主義國家有絲毫相似之處」。「帝國主義娓娓動聽地對東方各國人民表示廣泛的讓步，在這種形勢下，革命思想的吸引力再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思想上，必須有事實作為證明」。[82]顯然，馬林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包括對中東鐵路權益問題的看法）與莫斯科確立的總的對華政策存在分歧。俄共（布）領導人（列寧病重，主要負責人是史太林）固執地堅持蘇俄在中東路的利益，因此對馬林失去了基本信任。
蘇俄領導人決定另派鮑羅廷來執行新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和人事上的變動，沒有一開始就通知馬林。從1923年1月開始，先是撤銷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代表職務，並且不再由他聯絡孫中山；進而斷絕經費（包括生活費），逼迫他自動離華回國。
其實，當時的馬林在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撤職的情況下，還是很想繼續幹下去，以便全面啟動他的「斯內夫利特戰略」實施工程。在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談到︰「孫現在已經得到巨大的支持，如果我能留在這裏專門致力於幫助國民黨的改組和開展一個強大的反帝宣傳運動，那會是有益的、重要的工作。」信中近乎哀求地這樣說︰「如果我加入了國民黨，參與改組工作（我已經替孫擬定了一個計劃），我願意同時也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的代表，那麼我可以無償地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並能照舊完成我現在的工作。」「否則，如果換另一個人來，我的處境就會非常尷尬」。[83]
但是，馬林的這封渴望布哈林給他「至關重要意見」的信又沒有得到回答。6月20日馬林在廣州給越飛和達夫謙寫信時說︰「自從5月31日以來，我一直在等待消息，但是毫無音訊。」[84]於是，馬林終於憤怒了！7月18日，馬林在廣州給越飛和達夫謙信中表示︰「無論如何，請回答我本月發出的電報，況且，不該讓我總這樣滯留此地，不管我打多少電報，你們還是照老樣辦事︰只寄新聞簡報，而不給我一分一文生活費用。給我新聞簡報表明你們知道我在這裏，即使一個老共產黨員，也需要錢維持生活。」[85]可見，這時的馬林過着多麼狼狽的生活。於是，他斷然決定回國，並且再也不到中國來。
7月下旬，陳獨秀抵制莫斯科指示成功，把中共中央遷回上海。馬林隨往，繼而離華回莫斯科。後來，孫中山和蔣介石多次邀請他再來華工作，他也表示願意，但是，由於上述他與莫斯科的種種分歧，這位很有獨立見解、與陳獨秀有尖銳矛盾、但最後與他在保持國共合作上共產黨的獨立性等問題上有較多共同語言的國際代表，再也沒有被允許來華。1924年3月27日，馬林回到故鄉荷蘭定居。與此同時，鮑羅廷於1923年8月底來華。
1923年，蘇聯政府派遣他任中國國民黨的首席政治顧問
馬林離華，鮑羅廷來華，是一個轉折點，意味着蘇俄與國民黨關係一個波浪的結束，又一個波浪的開始，即由若即若離，到如膠似漆；對於中共也是如此，即在與共產國際、聯共（布）的關係問題上，陳獨秀中共中央從還有一點發言權，到完全被壓服；在國共合作中，從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共產黨的獨立性並爭取領導權，到完全成為國民黨的苦力和附庸。
於是，翻開了陳獨秀歷史上最悲壯、最屈辱的一頁。
注釋
[注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36；《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68。
[注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9。盧是文藝評論家、哲學家。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成為著名的國務活動及社會活動家。
[注3]〈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3年6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頁243。
[注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226。
[注5]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馬林）談話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251–252。
[注6]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馬林）談話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252–253。
[注7]姚金果、蘇杭、楊雲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頁56。
[注8]姚金果、蘇杭、楊雲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頁56。
[注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225。
[注10]《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67。
[注11]《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67。
[注12]陳獨秀的英文名縮寫。在後來托派時期，內部化名為「DS」，當時的翻譯不規範，所以有人把「獨秀」簡譯成「T. S」；有人譯成「D. S」。
[注13]〈馬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2年7月11日），《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2。
[注14]《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70。
[注1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59。
[注16]《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7。
[注17]《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431。
[注18]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61。
[注19]「荷蘭政府與各國警方密切監視斯內夫利特東來」各件檔案，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頁2–15。
[注20]《步軍統領衙門探員劉漢超等關於蘇聯共產黨人在北京、滬、鄂活動情報》，南京第二檔案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