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刚说完，叶群就打完电话回来了。她告诉我们说，毛泽东同意接见，并在家里等着我们，要我们赶快去。
当黄永胜和我赶到毛泽东的住所时，已经快到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间了。由于我们要去参加会议，我们向毛主席汇报的时间很短。黄永胜对会议的情况还没来得及细说，我也只是向毛主席说了一句一向郁积在我心里的话。我说：“江青同志只准演八个‘样板戏’，对其它的戏一概否定，这样好吗？”毛泽东回答说：“‘样板戏’没有一个是她自己搞的，都是别人帮助她一起搞出来的。”
说到这里，叶群来了电话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是不是先来开会，否则被江青发现就不好了。”毛泽东也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赶快去开会吧，周恩来还在等着你们。”
临走时，毛泽东又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了。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说完，毛泽东还嘱咐张玉凤，叫她不要对江青说我们到他这里来过。
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的汇报不感兴趣。我们原来想，江青的这次活动直接侮辱了毛泽东，并且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另外就是关于陈伯达的问题，我们也感到十分不解，如果早就知道他是叛徒，为什么还要委托他这样高的职位，用他去整天大抓叛徒呢？我们认为，陈伯达的历史，毛泽东应该是清楚的，否则陈伯达绝不会走到现在的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江青在造谣。在当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早就被打倒了，可毛泽东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却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完政治局的会议后，我们又把上午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也许是因为这中间涉及到他自己的问题，不好表态，周恩来在听了我们的报告以后，也是一笑了之了。
然后，我和黄永胜又到了林彪那里，把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说：“毛主席、周总理知道就行了，让他们去处理吧。”事情就这样又不了了之了。
再有一件事是“九大”以后，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新华社曾在全国公开发表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只有两个人，前面是毛泽东，后面是江青。发表这张照片的目的，是想表明江青是紧跟毛泽东的。然而，这张照片是假的。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告诉黄永胜说，这张照片本来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的合影，是江青告诉这个记者，要他把林彪和周恩来的影像剪掉，然后把她自己的影像合成到这张照片上去，于是这就成了公开发表时的样子。
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的一天晚上，我正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到江苏厅去开会，黄永胜和叶群突然从后面叫住我。接着，叶群交给我三张照片，并告诉我说，这是江青要那位记者剪贴照片的所有原件。她要我回去把这三张照片复印三份出来，让黄永胜、我与她三人各保存一份复印件。
由于有了上一次向毛泽东汇报的教训，这次我们就没有再向上反映，而是把原件复印一下，留一个证据，也就拉倒了。
六、珍宝岛战斗
说到林彪的“一号命令”，不能不说起中苏之间的军事冲突。
从五十年代末起，中、苏两党的关系开始紧张，从而后来导致中、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从一九六四年以后，苏联方面开始是在蒙古，后来直接在远东方面大量部署部队，对中国施行武力威胁。这样一来，原本亲密无间的邻邦发生了边界的纠纷与冲突，特别是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地区，苏联边防军多次对中国边防巡逻部队挑衅。开始，他们只是推推搡搡，后来发展到用棍棒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抢夺我方人员的枪枝。到了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他们的行动就发展到用装甲车碾压我方人员，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我方多人。那一段时间里，军委办事组不断接到下面的这方面报告。每次我们都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了林彪和周恩来，并请示是不是可以采取措施，以保护我方人员的安全。
这样，由毛泽东和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有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和林彪一致决定：对苏联方面的挑衅要给予坚决回击，并对此作了具体的部署。
根据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我们军委办事组作了认真的研究，决定将具体的组织实施工作，主要交由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和新疆军区去执行。同时，要求解放军三总部、海军、空军以及全国各大军区密切配合，同时作好全面防御的准备。为了执行好毛主席、林彪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向沈阳、北京、新疆三个军区发了电报，要求他们加强中苏边界特别是东段边界的边防警戒工作，作好以军事上的斗争配合外交斗争的准备。我们在电报中强调，各边防部队要严格执行“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边界斗争方针，并具体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先出手，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开枪；如对方开枪，我方出现伤亡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自卫措施。但无论采取何种自卫措施，都要严格控制在我方的境内。
在电报里，我们还要求边防部队在政治上有利的情况下，事先作好准备，多设想几种情况，拟订好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联军方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另外我们还强调，边防上的斗争主要是政治、外交斗争，一切要服从政治，服从大局，要严格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接到我们的电话指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亲自抓了这项工作的落实和具体的部署。一九六九年一月，沈阳军区制订了计划，调集兵力，成立了边防斗争的指挥所，并向军委办事组写了报告。经我们研究，并经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批准，同意了沈阳军区的这个计划，决定以珍宝岛为中心，开展反击苏军挑衅的边防斗争。
接着，我们以总参的名义向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发出电报，通知他们中央已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并要他们注意具体布置多少兵力以及选择好反击的时机，要注意尽量减少损失，保护自己，特别要注意一定要抓证据，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抓俘虏、缴获证据。同时，我们再一次规定，不准先开枪。我们并不想向苏联挑衅，而完全是为了自卫。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珍宝岛战斗打响了。很快，陈锡联司令员就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非常兴奋，告诉我们说战斗取得了胜利，只可惜没有抓到俘虏。
不久，沈阳军区的战斗报告送了上来，我们才进一步了解了情况。当时我们派出的巡逻部队，在珍宝岛上遇到苏联部队的拦截。这一次，苏联方面没有像往常那样只带着木棒，而是全副武装向我们的巡逻人员压了过来。为避免扩大事态。我们的巡逻人员随即向后撤退。这时苏联方面突然摆开战斗队形，想包围我们。就在这时候，我们的第二支巡逻组赶到了现场。见我们的增援部队来到，苏方的一个上尉指挥苏军突然开枪，一下子打死、打伤我们的边防人员六人。我边防分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还击，一下子就打开了。苏联方面出动了装甲车，射击我方人员，而我们岸上的支援部队，一边开枪拦截，一边登上珍宝岛，营救我已上岛的部队。大概打了一个小时，我共打死打伤苏军六十余人，击毁一些装甲车、指挥车和卡车，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我方共牺牲了十七人，重伤十一人，轻伤二十四人。
我们很快将报告送到了毛泽东和林彪那里，毛泽东看完后说：“打得好！”
由于苏联方面这次吃了一些亏，为了挽回面子，他们就开始调兵遣将，调集了大批坦克、装甲车和火炮，准备与我们进行一场大战。这一次，他们不再只是由步兵单独出动，而是让步兵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活动，寻找机会报复中国边防部队。
为了对付苏军的坦克，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军委办事组指示沈阳军区，调集步兵、炮兵、高炮以及反老坦克部队，在珍宝岛地区集结，分批进入前沿阵地和纵深阵地，并指示一线边防部队，要避免在对我方不利的情况下发生冲突。
到了三月十五日，珍宝岛上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这天一早，苏联边防部队在十多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又登上了珍宝岛。岛上，我们的步兵一个排利用修筑好的工事与来敌对峙。八点钟，苏军首先开火。他们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守在岛上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我们的部队沉着应战，一直等苏军装甲车离阵地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时，才突然还击，一下子打掉苏军的两辆装甲车。以后，我们后方的炮兵开火，将苏军步兵压制在岛上的中央。
十点钟，苏军出动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向岛上的中国部队又一次发起进攻，同时用炮火拦截我们的支援部队。我们的战士同苏联坦克展开激战，击毁苏军坦克和装甲车三辆，击伤两辆。苏军的装备本来就比我们要好，加上我们又是步兵武器对付坦克和装甲车，这个仗是很难打的。我在战后看到参战部队缴获的苏联坦克和装甲车上边，弹痕累累，但是都没有致命伤，不仅步枪、机枪打不进去，就连炮弹也打不进去。个别的弹孔是靠火箭筒在很近的距离内打进去的。我们的战士是非常勇敢的。
到了十二点，苏军利用火炮猛烈轰击守卫在岛上的中国部队，并对十公里宽，七公里深的地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炮击。然后，又派了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数百步兵来进攻我守岛部队，我边防队和支援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一直坚持了两个小时。最后在炮兵的支援下，终于打退了苏军的这次进攻。这次战斗一共是九个小时，苏军共投入了五十多辆坦克、装甲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炮击。战斗结果，我们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十三辆，共打死、打伤苏军一百四十人。我方牺牲十二人，伤二十七人。
以后中苏之间虽然又发生了几次冲突，但是都没有前两次战斗的规模大。以后，苏军派人来岛上收尸，我们都没有还击。几次战斗，我们一共打死、打伤苏军二百五十余人，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十七辆。
三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表彰了参战的全体人员。
七、“第一号命令”
在中苏边界的东线珍宝岛地区这几次武装冲突以后，中苏之间除了炮战，没有再发生直接的地面战斗。不过，在东面战斗中吃了亏的苏联人，一直想报复我们。到了八月份，在新疆又爆发了中苏之间的边界武装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方面对我们十分恼火，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层里，发生了不同的意见。一些人，特别是苏联军方，主张对我们实行空袭，甚至动用核武器，打击我们的核攻击力量。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柯西金等人主张同我们对话。
但在当时，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的。我们所获得的有关情报，特别是总参的有关情报说：苏联可能考虑对中国采取突然袭击。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正常的联系都断了。为了与我们取得联系，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邮电部门打来电话，说要和我们的周恩来总理通话。但是我们的接线员，把他们骂了一顿，说我们和修正主义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把电话挂掉了。这样苏联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和我们直接对话。
到了九月份，来了一个机会。柯西金要到河内参加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的葬礼，而周恩来也要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所以苏联方面就千方百计同我们联系，想让柯西金在河内同周恩来见面谈一谈。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恩来为了避免同柯西金见面，提前到达了河内，并且在柯西金到达河内以前回到了北京。但是后来经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三人商量，同意让柯西金来同周恩来谈一谈。
苏联接到这个通知时，实际上柯西金已经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吉克，但为了面子，他们对外宣传仍是柯西金从河内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在北京停留。周恩来考虑，不让柯西金进北京市，就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安排同柯西金会谈。
九月十一日，柯西金乘飞机到了北京，在机场和周恩来进行了会晤。柯西金对中苏发生的流血冲突表示遗憾，并和周恩来共同商定，近期内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副外长一级的会谈。
然而，这次两国总理会晤后，中苏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缓和下来。苏联在远东地区继续大量增兵，使中苏边界地区部署的苏军兵力达到四十个师。这些情况不断地通报到中央，引起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战备，绝不是林彪一个人想当然。在这方面，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意见是一致的，要加强戒备。尤其是对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来说，在如何应对苏联大规模突然袭击的这个问题上，更是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他不得不格外慎重地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否则，稍有不慎就将成为千古罪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
当时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就是要尽快完成国家军事防御战略重点的转移。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国以来，我们军队最主要的作战方向是在东南，主要的对手是美国和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战略目标是解放台湾。这样，广大的东北、西北地区就成了我们的“大后方”。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和日益恶化，东北、西北地区就面临着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对苏防御也就成为毛泽东和林彪主要考虑的问题。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的责任，当然也就落在林彪的身上。当时他要考虑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如何解决防御问题；二是如何解决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苏联的问题。对此，林彪提出了如何“三防”和“两打”的问题。“三防”是指“防空袭”、“防突袭”、“防核攻击”；“两打”是指“打坦克”、“打飞机”。
根据林彪提出的防御原则，我们作了相应的安排：一、在“防空袭”和“防核攻击”方面，重点是加防空力量，尤其是加强东北、华北、西北这“三北”地区的防空力量。这些地区原来的空、防力量比较薄弱，许多重点目标的防空都是空白。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陆续把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空导弹、高炮部队调往兰州、新疆以及“三北”地区，加强这些地区的防御。另外我们还调整和加强了全国各大城市的防空部署，加紧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和装备，加强预警雷达的建设和调整“三北”地区的航空兵部署。
另外，根据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沈阳、石家庄等全国所有大、中城市中，开展了大规模建设地下人防工事的工作。这些地下人防工事，要达到“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的水平。这样，一旦发生突袭或核攻击，地面上的人就可以转入地下，减少伤亡。在北京开始修建地铁，既可以解决交通问题，还可以防空袭。
为了保证国家和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维持指挥系统的正常运转，我们还在全国选择建设了几个战略指挥中心。这样，一旦发生突然事变，中央和中央军委能够安全迅速地转移到这些地方去实施指挥。在毛泽东、林彪可能居住的地方，我们还特意修建了可靠的地下工事。
在“防突袭”方面，我们考虑，苏军的机械化部队，特别是他们的坦克和装甲部队，从装备到力量都是世界一流的。他们的突击力量很强，而我国的“三北”地区又大都是平原，几乎是无险可守，这就非常有利于苏军装甲部队的行动。因此，在战略上我们应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以扬长避短。但是现代化的战争，不应当让对方长驱直入，要找一些战略上的支撑点来进行固守，吸引对方的兵力，然后相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出于这个考虑，林彪开始提出，在“三北”地区，特别是在华北地区，要进行人工“造山”的工作，以形成有效的战略防御点。所谓的人工“造山”，就是在选定的地点建筑起若干个“山头”，内部修建坚固的防御工事，每个“山头”之间的炮火可以相互支援，形成火力网。这样的“山头”既可以抗击核攻击，又有充分的弹药和物资储备，可以保持长时间的生存和抵抗能力。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林彪多次出外看地形，并先后选择了天津、保定、石家庄、郑州等地，作为“造山”的试点，以形成对北京防御的支持。以后，他还曾亲自视察过这项工作的开展。
对于华北西面的防御，林彪认为山西一带的地形是可以利用的，于是要亲自去看地形。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一天，林彪通知我准备飞机，说他要到张家口一带去看地形。我准备了两架飞机，除了林彪自己乘坐以外，还有一架飞机供警卫部队使用。
那天上午八点，我到了北京西郊机场。不久，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到了。等到九点，林彪带着叶群来到机场。我们一起登上飞机，向山西飞去。
北京离山西并不远，所以飞机起飞后不久就到了山西上空。这时，林彪指明要先看看平型关，于是我们的飞机在平型关上空盘旋，林彪看得很仔细，说：“平型关这个地方是可守的。”
看完平型关，林彪又提出要看大同，最后又看了张家口。看完张家口，我们的飞机就在张家口机场降落，林彪说要看一看驻张家口的某军，并在张家口住一晚。林彪自己住一个地方，并用自己带来的炊事员做饭。他是从来不跟外人吃饭，也不吃别的炊事员做的饭。我和阎仲川、郑维山则同军领导一起吃了饭。吃完饭，林彪接见了该军师以上的干部，他在讲话中要求大家加强战备，还具体指示某军，要他们依托张家口地区的地形，修筑几个地下防御工事。讲完话，他又为某军题了词。
那天晚上叶群来了兴致，要我陪她一起到市里去看看。这样，我又陪她去市里转了一圈。第二天，我们陪同林彪回到了北京。
以后有人说林彪这次看地形，是为政变作准备。我想，以上的事实上已经说明了问题。
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到西郊机场去转车，在车上看到空三十四师的情况。回到住所，他将看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要采取措施，防止苏联利用我们的节日进行突然袭击。毛泽东表示同意他的这个看法。
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要秘书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以及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等几个人找到毛家湾，对有关作战问题作了指示。他说：“今天我找你们来，是想谈一下战备的问题。这个仗看来是八成打不起来，但是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说不定在人们欢欢乐乐的时候，战争就开始打响了。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是星期天，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也是星期天。如果敌人乘我们过节，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在蒙古的空军基地，离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不要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用导弹打，更是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到了西郊机场转了一下，看到一排排的飞机还停在跑道上，没有一点应付意外情况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一旦遭到空袭，就会被全部打掉。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情况。”
接着，他发出命令：“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了留下作战值班的飞机以外，其余的一律在今天夜间转场到外地。第二、在机场跑道上设置障碍，防止敌人进行空降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值班的工作人员，立即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它战备也要抓好。这个问题，我已经向毛主席报告和请求过，毛主席和周恩来都同意要空军连夜疏散飞机。这样，你们研究一下，回去进行部署。至于国庆招待会，我已经同周恩来商量了，你们就不要参加了。”
回到军委车组，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黄永胜负责总参和全军，我立即回空军，按照林彪的要求，连夜疏散飞机。那一晚，我们都没有睡觉，到了下半夜，飞机转场和其它措施全部都已经落实，我打电话向“林办”作了报告，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过了国庆节以后，从各方面看来，情况也确实比较复杂。十月十五日，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当前的国际形势和苏联的战略动向。会议认为，根据一部分情报，苏联内部确实有一些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力量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情报还认为苏联很可能会以十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作幌子，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做出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由军委办事组部署部队的备战问题。另外，周恩来在会上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根据这一指示，会议决定，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问题，一律紧急疏散。
会后，林彪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还当场表示说：“我明天就离开北京，到武汉去。林彪同志也应当离开北京到苏州去。至于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须带领政治局一班人马，撤离到北京西山去。”
据汪东兴后来告诉我，第二天毛泽东快要走的时候，江青去了。毛泽东正在吃饭，江青要服务员拿碗筷，想跟毛泽东一起吃。可毛泽东说：“来不及了，我吃了饭就要走。你要吃另外再搞一点吧。”毛泽东这一说，服务员就不敢动。江青碰了个钉子，很不高兴地回去了。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武汉。同一天，林彪到了苏州。十月十七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也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全部撤离到了北京西山。周恩来把我们已撤到西郊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话说：“谢谢你们，这样就放了心了。你们这件事办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撤离北京的不光是毛泽东、林彪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部门的领导也进行了相应的疏散。中央、国务院各单位的疏散工作由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负责，其它各单位自行负责。这次中央领导人和老干部的疏散工作，从拟定名单到具体安排去的地方，全部都是他和汪东兴及中央办公厅一个一个研究决定，并具体办理的。
由于这次紧急疏散行动，草率进行，以至在对一些老同志的安排上发生了问题，对他们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伤害。例如造成了刘少奇主席病逝在开封，实在是令人遗憾。
至于以后有些报纸、文章把这个帐统统算在了林彪的头上，说林彪为了迫害老干部，处心积虑地搞了个“一号命令”，一下子把老干部都轰到了外地，从而造成了刘少奇等人的死亡。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紧急疏散这件事情是党中央、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常委、政治局共同决定的，具体执行的是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如果周恩来在世的话，他是不会同意这样说的，许多老同志自己也可以作证。为什么只讲林彪和我们而不讲毛主席和周恩来呢？这是不公平的。应承担这个责任的，绝对不应该是林彪和我们。
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紧急疏散的决定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没有关系。“一号命令”是在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疏散的决定之后发出的。林彪十月十六日到了苏州，十七日下午他才找秘书口授了“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这六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要防备苏联以十月二十日开始谈判作烟幕，实行突然袭击，尤其是十九日和二十日应该特别注意；二、全军各部队特别是”三北“地区的各军区，要立即将坦克、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实行紧急疏散，对战备工事、重要目标要采取隐蔽措施；三、要保证通讯联络的畅通；四、加紧国防工业的生产，特别是要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五、各军区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战略导弹部队要作好发射准备。
林彪口授后，让秘书整理成记录稿。然后，叶群要秘书把记录稿再抄一份，由她自己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请汪东兴立即报告毛泽东，另一份由秘书传给北京的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阎仲川叫到军委办事组，向他作了传达，阎仲川作了记录。传达时，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李德生都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告诉阎仲川说：“你去传达吧。”
阎仲川问：“怎么传达呢？”黄永胜说：“先用电话向各大军区首长传达。”
阎仲川回到总参作战值班室以后，同作战部一起拟了一个电话稿。他考虑，这是军委办事组转移到西山以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从第一号编起，于是就要值班参谋将这个命令编为“第一号号命令”。所以，这个“第一号命令”的名字还是阎仲川给起的。
以后有人说，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政变”的总预演，这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一、当时林彪的地位没有受到威胁，“九大”以后接班人的位置名正言顺，没有必要搞政变。说林彪当时搞政变没有任何证据。
第二、从一九六九年初开始，防范苏联突然袭击的战备问题，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共同决策。毛泽东、周恩来对此有过多次讲话、指示，中央发过多次文件，这都是有案可查的，不能因为林彪一个倒了，就把责任全都推到林彪一个人身上，甚至把本来正确的东西说成是错误。
第三、当时的中苏关系确实错综复杂，以后的多种材料也证实，当时的确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世界上有很多因缺乏及时、有效防备而遭到惨重损失的例子，也有不少因采取了措施，而使战争没有打起来的例子。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以来，毛泽东、党中央在战备问题上采取过多次防范措施，是不是事事都料事如神？那也不是。同样，林彪也是人，预防了一次没有打起来的战争，为什么就说他是神经质，说他要搞政变呢？
第四、说许多老同志的疏散，是因为“一号命令”而起，这就更不是事实了。实际上是战备疏散在前，“一号命令”在后。这件事情，只要稍稍一查证，就可以弄明白了。
关于这件事情，以及其它与此类似事情的一些说法，当时是为了稳定局势的需要，有倾向性，对事实有歪曲。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过去的事情加以评价，最起码也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
八、林立果的任职和“讲用报告”
一九六八年夏天，一次空军党办的王飞和周宇驰向我提出，林立果到空军已经快一年了，他学习努力，工作也很积极，现在他想到下面去转一转，搞一点调查研究，为空军领导收集一点材料，提供一些意见。我说：“这些都很好。他是空军党办的秘书，为空军党委做一点事情，应该放手让他去干，对他也是一个很好地锻炼。能够下去，做一些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也算是一点成绩嘛！”
为了工作方便和林立果的安全，我要王飞他们成立一个调研小组，让他们用这个调研小组的名义下去活动。我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下面部队飞行训练的情况、事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我还特别叮嘱王飞和周宇驰，下去后，一是要注意保密，二是要注意安全，不要出任何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对不起林彪了。
以后，我实在是因为各方面的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具体过问调研小组的情况。这个调研小组到底有多少人，又开展了些什么活动，我并不知道。“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人把调研小组与“小舰队”联系起来，说是我批准成立的这个“小舰队”。实际上，我批准成立的只是一个调研小组，而“小舰队”是林立果他们背着我搞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才知道有这个“小舰队”的问题。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关于林立果在空军的任职的事情。一九六九年十月的一天，叶群对我说：“现在中苏边界的局势紧张，战备工作吃紧，你的工作又太忙，经常直接向‘一O一’汇报情况也有困难。但是空军又有许多问题，包括作战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经常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也需要不断地改进，航空工业也要逐渐跟上世界先进水平。‘一O一’的意见，立果除了负担办公室的工作以外，如果他能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就可以从中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和技术。另外，通过立果对一些问题的汇报，‘一O一’也可以帮助考虑建设现代化空军的许多问题，对你们也可以有所帮助。”
由于叶群是打着林彪的名义，她提出来这个问题以后，我想应该考虑一下。在叶群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中央已经任命毛远新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纳也已担任《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我想，叶群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与毛远新和李纳的任职有关。这样，我考虑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在空军任一个差不多的，但是要比毛远新和李纳级别低一些的职务。
我同空军党委的同志一起作了研究，我说：“林副主席把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对空军工作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把立果培养好。”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付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十月十七日，由我和政委王辉球共同签署，同时任命刘世英、周宇驰和林立果三个人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并任命林立果兼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
关于任命林立果的问题，我原来一直以为叶群传达的是林彪的意见，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我见到林立衡，她对我说起，林彪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叶群和林立果背着林彪一手操纵的。经她这一说，我这才想起来，林彪确实从没有对我直接提到过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或表示出他知道此事。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内情我就不知道了。
在这之前，空军党委办公室已经改编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王飞被任命为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办公室主任。这样一来，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就完全被王飞、林立果、刘世英、周宇驰等人所控制了。
林立果的任职命令公布以后不久，王飞、周宇驰带着林立果来看我。林立果说：“谢谢吴司令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说：“是你自己的努力，工作水平有很大的进步。你也要感谢党办的同志们，他们费了不少心血。”我说：“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科研技术、航空工业，你就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这句话一出口，我感到有一点冒失了，但是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话的意思，是因为他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冲口出来了这“两个一切”。
这句话以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我曾经想收回，但是又怕得罪林彪，收回反而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没有这样做。但是后来说我的这句话就是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见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不仅是林立果，就是我这个空军司令，在空军也不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对这个问题，我在后面有详细说明。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句话，以后把空军闹得天翻地覆。
这句话后来被党办的王飞和周宇驰有意加以利用和扩散，起初是在一九七O年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林立果和周宇驰他们下去蹲点以后，搞了两个调查报告，提出有关空军建设的十个问题，建议研制垂直起降飞机和短距离起降飞机。这两个报告经毛主席和林彪同意以后，传回到了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对此专门进行了讨论，并指定周宇驰到会作说明，周宇驰在会议上介绍情况时说：“吴司令对林立果评价很高，说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次党委办公会议我没有参加，但是周宇驰说的这番话，事后我知道了。我当时很想出面加以说明或进行制止，但还是因为害怕得罪林彪，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回想起来，当时我是应该出面制止周宇驰等人对我在私下场合说的话，当作指示来任意扩散的。现在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
尽管我当时对王飞、周宇驰等人的做法非常不满，但由于林立果搞了调查报告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上报，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我还是很高兴。为了对林立果表示鼓励，我送给了他一块怀表。这块表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打淮阴时缴获的战利品。不久叶群就打来电话，很高兴地说：“吴司令，你这样器重林立果！我们立果说，永远是吴司令的小兵。”在这个时候，我哪里能想得到，就是这个林立果，以后竟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事情，还和空军党办的一些人，一起来搞我的材料！
林立果当年还曾经做了一件在空军大有影响的事情，这就是他作的“讲用报告”。一九七O年七月三十一日，空军政委王辉球召集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在空军办公大楼的七楼会议室开会，听取林立果讲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即听他作“讲用报告”。这种“讲用报告”是当时全国各地以及部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种形式，是当时的一种时髦。林立果用这种方式，想哗众取宠。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最初曾经在“林办”讲过一次。叶群告诉我，“林办”的人对这个“讲用报告”反映强烈，都认为讲得不错。我说，林立果是空军的干部，既然“林办”的同志反映很好，那就叫林立果在空军的干部会上也讲一次吧。随后，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王辉球。
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我和陈绥圻正好住在西山。这个“讲用报告”开始以后，王辉球才要秘书通知陈绥圻去参加会议。等陈绥圻从西山赶到了空军大院时，林立果的报告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会议中间，周宇驰对陈绥圻说，林立果讲完是不是请她也讲几句。陈绥圻因事前没有准备，就说不讲了。周宇驰又提议：“那就带领大家喊几句口号吧？”陈绥圻不好再推，就让他帮助拟几个口号。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很长，差不多讲了整整一天。讲完以后，王辉球首先讲话，接着王飞又讲了话，他们两人都对林立果的报告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王飞还利用这次讲话的机会，又宣传了我说的“两个一切”。最后，陈绥圻带领大家喊了十几个口号，会议就结束了。
林立果作“讲用报告”的时候，我不在场，事后调来录音听了一遍。从录音上听，这个报告大致上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第三部分是中国要强盛的问题。听完以后，我感觉林立果讲话的口气太大，尤其是第三部分，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出自林立果之口，就显得太过了。
过后，我打电话给叶群，跟她说，在林彪和她的培养、教育下，林立果到空军以来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他的这个报告讲得很好，是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叶群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说：“都是吴司令你的培养。今后对立果还要严格要求，让他不要翘尾巴。”
事后我找到王飞，问他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到处宣传我说过“两个一切”的问题。王飞解释说，他当时也没有考虑到这样多，他认为，这句话无非是表扬林立果的意思，说林立果水平高，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要他立即在录音上把“两个一切”的那一段删去，不准再扩散。
当时空军正在召开“三代会”（“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作报告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会。代表们出于对林彪的敬仰和信。我起初不想播放这个录音，但是在代表们的一再要求下，我也就同意了。在给“三代会”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录音之前，我再一次告诉王辉球，要他一定要把王飞的讲话录音删掉。当陈绥圻得知要放录音之后，也向我要求把她领喊的口号部分删掉，我要她自己去向王辉球反映。结果王辉球把自己和王飞的讲话都删掉了，唯独留下了陈绥圻喊口号的录音，这样一下子就把陈绥圻推到了前面。陈绥圻对此很有意见，但木已成舟，已经没有办法了。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播放以后，代表们反映强烈，纷纷要求印发这个报告。王辉球又把代表们的这个意见反映给了我。
我不同意印发，对他说：“林立果的报告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要推敲。这个报告现在不能印发，如果印发了，反而会给林副主席帮倒忙。”
接着，我又就“三代会”代表要求印发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件事，给叶群打了电话，谈了我的看法。叶群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说：“不要印发。”但是有空军党办的一些人推波助澜，挡也挡不住。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后期，连周恩来都提及此事，我就又严令将此风刹住，但也未完全奏效。这个事情，我在以后的章节有详细论述。
下一章 九届二中全会
一、汪东兴传回的声音
一九七O年三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主席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杭州。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提出政治局研究一下，文革时间长了，要考虑恢复政府机构，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一是通过人大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二是成立和恢复各级政府；三是要研究发展经济和战备问题；主要是这三点意见”他还传达说，毛泽东指示，关于宪法问题，要政治局研究成立修改宪法的起草小组。另外，还要准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这几件事要立即着手做。
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没有讨论，会议就结束了。
会后，汪东兴找到叶群，想到毛家湾去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但因为林彪已经按照平常的习惯，在晚上八点钟服用安眠药睡觉了，所以汪东兴没有去成，只好请叶群代为转达。
毛家湾去不成，汪东兴就请叶群、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一坐。于是，我们一行从中南海的新华门进去，一直到了靠水边的小楼，汪东兴的家。我们下了车，随后一起在客厅里闲谈了一会儿，接着话题就转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这时，汪东兴又对我们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这个话，我们听了都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特别的信任与关怀。当时汪东兴也很兴奋，因为“九大”以来他同我们一直是搞在一起的。
那天晚上，汪东兴很高兴，一定要请我们吃饭。吃什么呢？是红薯。因为那里已经到了三月份，红薯已经很少了，但是他家里保存有。我们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家。
二、宪法修改小组
三月十三日晚九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如惯彻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指示精神。这次会议，除林彪以外，都参加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首先成立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小组，由周恩来牵头，成员由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负责四届人大的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接着研究修改宪法的问题，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由康生任组长，其他成员由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共六人组成。这个方案很顺利地通过了，并准备报告毛主席批准。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留待宪法修改小组去研究。
很快，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宪法修改小组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找了一个会议室，开始了工作。康生组织了一个秘书班子，并确定一个叫李鑫的同志负责。我们每天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开会工作。
小组的第一件事，就是首先研究一九五四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因为这个宪法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的，曾广泛听取了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所以要大家先研究这个宪法。然后还要研究苏联、朝鲜、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各国的宪法，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这些宪法有的几十条，有的上百条，还有的只有三条。另外，我们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制定的《五权宪法》，以及袁世凯制定的宪法等。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大家传阅这些宪法，然后集体讨论。
在新宪法修改草案的问题上，我们首先是研究要写几章，搞多少条，在序言、总纲、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国家机构、国务院等章节该如何写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小组里经常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有的主张写一百多条，有的主张写几十条；有的主张设国家主席，有的主张不设，议论不一。康生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我们终于统一了几点意见，修改的原则是宜简不宜繁，而且毛泽东制定的宪法原则，基本上都要继承下来。至于写几章、写多少条款等具体问题，写起来再看。
三、林彪的意见
在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我想着重说一说林彪的意见和态度。一九七O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因林彪准备带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去向毛泽东汇报军委工作，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就先到林彪住处汇报工作。我们向林彪说起，军委办事组已派吴法宪和李作鹏参加了宪法修改小组的工作。我们还说起，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是设，一个是不设，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
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
林彪当面对我们表示的这个意见，口气非常肯定。我至今仍然认为，林彪的意见比较中肯。他的这一番话，是出自内心的，也比较合乎情理。像以后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急于抢班夺权，急于分裂党，反对九大路线”，我感到实在是牵强附会，缺乏根据。我有几点理由：
第一、当时国家主席的位置是一个虚职，当时国家代主席的职务是由董必武同志担任的，而董必武同志连中央常委都不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里。在九大，林彪当选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最实际的权力。而且在党的九大章程中和宪法草案中已明确的规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林彪根本没有必要去争这个国家主席。
第二、当国家主席是个出头露面的事情，而林彪对搞出头露面的外事活动是很少感兴趣的。这从他建国以后极少参加外事活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再说他的身体不好，也没有条件参加各种外事活动。
第三、刘少奇是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被打倒的，这是前车之鉴。林彪是个聪明人，看到了这一点以后，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了同毛泽东的适当距离。这一点，有很多事例都可以证明。
因此，我认为林彪不存在“急于抢当国家主席”的想法。林彪的一个警卫参谋，李文普，写了一篇文章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样的话，因为林彪最讨厌参加接见外宾的外事活动。（见李文普文章，林彪事件与我。 编者注）我感到这个说法是真实可信的，这也反映了林彪的性格。说林彪急于抢当这个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是违背林彪处世哲学的，也是没有根据的。林彪在我们面前从来未表示过想当这个国家主席，给我的感觉，他个人当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是无所谓的。但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元首。林彪曾经郑重向中央表示：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另选一位国家副主席。有人说不想当国家副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坚持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这是什么逻辑嘛！如果们叶群、林立果有些想法是可能的，但是说叶群、林立果就等于林彪，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另外退一步说，想不想当国家主席，这不是犯罪的标准，如果说想当国家主席就是“篡党夺权”，那么“篡党夺权”的人就太多了嘛！
四、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冲突
由于我们军委办事组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来就分成两派，这个问题，也反映到宪法修改小组里来了。从一些小的问题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两派，陈伯达、李作鹏和我是一边；康生、张春桥是另一边。在讨论问题时，大家都是放开讲话的，就时常有些争论之词，有些争论还非常激烈。如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了林彪的意见：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考虑到毛泽东不便出国访问，可以设国家副主席，总之要设国家主席；康生和张春桥则不同意
设国家主席，而且人大也不设委员长，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顶牛了。为了缓和矛盾，康生曾提出在宪法上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当时，林彪和叶群住在北戴河，事后我把这种情况通过电话反映给叶群，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赞成你和李作鹏的意见。要说服他们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元首，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说，各国宪法都有总统、主席等领袖人物为国家元首。我国开国以来，毛主席就是我们国家主席，后来有刘少奇主席。现在取消不好，引起世界人民怀疑。叶群在电话中对宪法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表示高兴。
以后叶群在北戴河对宪法修改工作很关心，常来电话询问讨论的情况，并告诉我们林彪的意见：要在国家的指导思想一条上加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人大常委会中设主任不设委员长，林彪认为不妥。这一点康生是最不满意的。
尽管当时组里矛盾很大，但工作还是照常进行。宪法草案基本上是依据康生的意见起草的，我们一条一条地讨论研究，包括条款、文字、标点都进行具体的推敲，但在有些问题上各不相让。这个草案一共是六章，即：（一）、总纲；（二）、公民的基本权力和义务；（三）、国家机构；（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五）、民族自治和自治机关；（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这个宪法草案的总纲里，也依据“九大”通过的党章，写上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句话。另外，宪法草案还规定，包括全国人大在内的各级人大常委会，都只设主任，不设委员长。
一九七O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这天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我。李作鹏因为被周恩来派到青岛去处理问题去了，没来开会。纪登奎不知什么原因也没有来。会议进行过程中，陈伯达出去打了几个电话，长时间不在会场。所以，这一天实际上只有康生、张春桥和我在那里开会。
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论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是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追问他：“毛主席在哪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我又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愈刮愈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这时康生也很不冷静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我说：“我是个人的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有权提出个人意见。”康生说：“对、对、对，写上、写上。”以后他们两人再讲话，我都不吭声，索性连话也不说了。
看来，张春桥的话不简单，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几个文人，他们说打倒谁，就打倒谁，打倒了那么多的老同志，现在又公开把矛头指向了林彪，我心中真是气愤不过。林副主席有什么错，难道又要打倒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经过几十年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考验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你张春桥之流能啃得动的吗？！打倒林彪，靠你张春桥能打仗和支撑国家吗？现在想起来，给张春桥扣上“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这顶帽子，也有点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但当时我在很多事情上对张春桥不满，积怨甚深，也就借题发挥，这样吵了一通。我和康生、张春桥在这次会议争吵的情况，李鑫都作了记录。
陈伯达打完电话回来后，我告诉他刚刚发生的情况。我说：“老夫子，你这个人，讨论宪法三心二意，你跑到哪里去了？”陈伯达这时立即对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写上”。这样，陈伯达就公开同我站在了一起。
吃完晚饭，继续讨论其它问题，只有康生和张春桥说话，我一个人气鼓鼓地一言不发，陈伯达也不说话。就这样，宪法修改小组完成了最后一次讨论，准备将“宪法修改草案”提交政治局讨论研究。
散会以后，我和陈伯达走在一起。我对他说：“今天张春桥实在没有道理，口口声声赫鲁晓夫，这明明是反对毛主席，讽刺林副主席嘛！”陈伯达说：“走，先到我家去。”我跟着陈伯达到他家后，他对我说：“今天的事情不简单，你应该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周总理和黄总长那里也反映一下。”
我按照陈伯达的意见，首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周恩来还没有睡觉，我把会议的情况以及发生的问题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我说：“关于国务院的指导思想，他们不同意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我又告诉总理：“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还告诉我：“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供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他还说：“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赞成。”
好了，总理的意见有了，我就更有底了。这件事情我是第一个报告周恩来的，因为当时我们和周恩来的关系一直是很融洽，也是很亲密的。接着，我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黄永胜当然是全力支持我的，他还提出让李作鹏立即从青岛赶回来支持我，不然的话，我和陈伯达在宪法修改小组里比较孤立。黄永胜表示：“这两条意见，一是设国家主席，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一定要坚持。”当时还想和林彪、叶群通个话，但是夜已经很深了，所以电话没有打。
第二天下午，我才和叶群通了电话。我把会议上的争论情况告诉了她，并要她转报林彪。不到一小时，叶群的电话来了。她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即以毛泽东思想为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
有了林彪的这个态度，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又都支持我，而且李作鹏、邱会作更不会有问题，于是我就打电话和黄永胜商量下一步如何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康生等人进行斗争。我们设定，为了防止在政治局讨论时再发生争论，要准备一些材料来驳斥他们。这时，李作鹏也赶了回来。我和陈伯达、李作鹏各自查了些书和文件，准备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再同他们斗一斗。
八月十五日晚上，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讨论为九届二中全会所准备的几个文件。我们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叶群还专门从北戴河打来电话，要我们抓住张春桥、康生前一天的话同他们在这个会上斗一斗，因为他们公开影射林彪是赫鲁晓夫，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当时，我们都预料会上会有一场冲突。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首先是审议宪法草案。一条一条地念，一条一条地讨论和通过。结果很是出乎我们的预料，设立国家主席和“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都写上去了，康生和张春桥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发生任何争论，风平浪静，三、四个小时就把文件都通过了。十五日的会议就这样过去了。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打电话到北戴河，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林彪和叶群。林彪听完后说：“那就算了吧。但是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
十六日，政治局再次开会，研究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还是由周恩来主持。会议首先确定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一是审议宪法修改草案；二是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最后，周恩来说：“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在讨论宪法期间中央、国务院、军委留下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看家，后阶段讨论军委报告黄永胜、纪登奎上山，吴法宪、李先念回北京看家。到了八月十七日，黄永胜提出意见来了，请示周总理，说最好能让他上庐山，北京有什么事情留李德生在家就行了。周恩来说：”毛主席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改，你还是留下来吧。“这样九届二中全会前期黄永胜就没有参加。
五、“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和我一起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研究如何运送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上庐山开会。我提出，用南北分开的形式来运送会议代表。长江以北的会议代表，
先用飞机送到安庆，然后用直升飞机飞过长江到九江机场落地，再用汽车送上庐山。我主要是考虑九江机场的跑道短，大型飞机不能降落，所以才想了这样一个过渡的办法。南方各省的会议代表，则可以直飞南昌机场，然后从南昌乘汽车上庐山。这样南北分开，三十四师的专机全部调用，可以在两天以内，将全会二百五十五名代表从全国各地全部送到庐山。另外，我还提出，为了绝对保证安全，特别是绝对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还应该要布置防空，防止北面的苏联和南面台湾国民党空军的搔扰。周恩来同意我的意见，并要我去具体落实。他说飞机的事情他就不过问了，由我全权负责就行。最后，他还特别向我交待，要我次日与江青一起乘飞机上庐山。
那些年里，只要是江青坐飞机是一定要我陪同，把我就当成她的人质。这个问题林彪早就跟我说过，他说，江青对他说过，坐飞机一定要吴法宪来陪，一个是防止摔飞机，一个是防止跑台湾，有吴法宪在飞机上就安全。周恩来当然也知道江青的这个意思，所以每次他都安排我同江青一起走。这个我心里明白。
我回到空军司令部后，用全部精力来安排布置飞行计划。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运输任务，责任是很重大的，我不敢掉以轻心，尤其是在“文革”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更不能出一点差错。这一任务，也是对空军战备工作的一个检验。除了留下几架直升飞机准备运送人员和食品外，我决定将空三十四师的大型飞机全部调用，并且在安庆机场设一个指挥所，派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前往安庆机场进行直接的指挥调度。
这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我，要我第二天把两个文件，“宪法修改草案”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带到庐山，交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还在南昌，他嘱咐，等毛泽东到了庐山后，要尽快交给他。
八月十九日这一天，北京的天气不好，下着毛毛细雨。我八点钟以前赶到了机场，不久江青也赶到了。江青到了，但周恩来要我给毛泽东带的文件还没有送到。江青听到这事心里生疑，问我：“为什么这两个文件叫你带而不叫我带呢？”我只好含糊其词。
我们等了一会儿，文件还没有送来。江青急了，叫我打电话去催一催。我只好打电话问了一下周恩来的秘书，回答说：马上就到。
我就安排装运江青汽车的飞机先起飞。江青每次外出，都要我们先派飞机把她的汽车和下飞机用的梯子送过去。不然的话，她觉得下飞机和乘车都不方便。又等了一会儿，文件终于送来了，于是我赶紧请江青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江青喜欢打扑克，就拉了自己的秘书和护士，又叫上了我，四个人一路打扑克。
飞机到了安庆时，天气转好了。我又陪同江青从安庆乘直升飞机到九江，并在九江机场见到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栋梁。杨栋梁告诉我，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正从南昌开过来。我要杨栋梁先安排江青上庐山，而我在九江机场留了下来，一是准备把周恩来委托我带的两个文件交给毛泽东，二是要接一下从北京和各省来的人，同时布置一下飞机调度和防空的问题。
中午，杨栋梁带我到九江宾馆吃了饭，然后一起去车站接毛泽东。大约一点钟，毛泽东的专列开过来了。当时，毛泽东外出都是两列火车，前面一列是警卫部队，后面一列才是他的座车。
专列到站后，我见到汪东兴，他说毛泽东正在休息。这样，我不便打扰，就把两个文件交给了汪东兴，请他转交给毛泽东。然后，我回到九江机场去继续接人，由程世清和杨栋梁陪毛泽东上庐山。
我刚回到机场，江青就派了警卫团的两个干部来找我，说是上庐山时，看见一路上都是哨兵，一百米一个，太多了，要撤掉。我就打电话给杨栋梁，把江青的意见告诉给了他。他听了以后感到很为难，说：“主席要上庐山，撤掉不行哪！”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想办法把哨兵撤到隐蔽的地方去，让上山的人看不见就是了。江青的意见，不办不好哪。”杨栋梁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就说：“马上照办。”
晚上快九点时，当天应到的飞机全部到达了安庆和南昌，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趁着当时天还没有全黑，我便乘车往山上去。没想到，车刚走到半山腰上，上面下来了一辆吉普车，是江西省一个电业公司上庐山修理电灯的，和我的车对撞，差一点把我的座车掀到沟里去了，卧车的门都碰坏了。当时真是好险哪！一边是深沟，一边是峭壁，好在没有人受伤，车还可以用。就这样，我们勉强上了山。到山上以后我找到程世清，把我们在途中撞车的情况告诉了他。我要他不要追究撞车人的责任，但是要很好安排一下，千万不要再发生类似问题了。不久，我又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说：“好在没有人受伤。”周恩来嘱咐道：“要告诉程世清，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这是第一次上庐山，来到山上一看，庐山上还真不愧是毛泽东所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风景很好。山上的房子都是依山势而建，因而不太集中。在水库边上，专门给毛泽东修了一所房子，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二三里。江青住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原来住过的别墅，周恩来和邓穎超住的是过去马歇尔住过的房子，林彪和叶群住在一个院子里。林彪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一排平房内，叶群则住在一幢小楼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的住处被安排在一起，陈伯达的住处也与我们比较靠近。
在我们住处的另一边，是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当时，除了叶剑英以外，其他三位老帅都已经到了。那天晚上，我抽空去一一拜访了他们。老帅们都很高兴，辞别时，他们都把我一直送到了门口。
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同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看到一篇“程世清访谈录”，其中写到，“一九七O年八月十九日，我和吴法宪一起到九江车站，迎接毛主席的专列，送毛主席上庐山，由于当时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们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们和汪东兴交谈了一会，吴法宪有事先走了，汪东兴特别对我提到，这次开会，要支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汪东兴把尽地主之宜的江西省军区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文道宏告诉我，二十一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程世清访谈录 编者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的文章，李文普证实说，从来没有听到叶群说过，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这样的话。（李文普文章 “林彪事件与我”）这也算是另一个佐证吧。
车到九江以后，我和程世清就分开了。这一天，我在机场先接了林彪、叶群，后来又接了朱德、李富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等许多从北京来参加会议的人。下午四点，周恩来、邓穎超也到了。周恩来要我和他一起上山，我说飞机还没有到齐，请他先走。于是，周恩来就先走了。
六、开个神仙会
傍晚，我上了庐山。我刚刚进到自己的房间，就碰到叶群约了李作鹏、邱会作一起来找我。叶群说：“你们从来没有上过庐山，去看看‘仙人洞’吧。毛主席给江青的诗，‘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说的这里，不信去看看。”
“仙人洞”离我们住的地方大约两里路。我们乘车走了一段，然后下车沿小路走上去，原来仙人洞是一个悬崖绝壁下的天然石洞，洞前面还有一个井，井里还有水。我们在“仙人洞”前面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以后就变成了他们所说“反党结盟”的所谓“证据”。
在游览“仙人洞”时，叶群对我们说：“这次来庐山开的是‘神仙会’，没有什么事情。你们都忙了大半年，就在这里避避暑，放松一下。林彪同志也不准备讲话了。如果能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军委的报告，下面就是四届人大了。到那时，你们就可以散散心，玩一玩了。至于他们几个（指康生、张春桥等人），也可能提，也可能不提，到时候再说吧。”我们转了一圈之后也就各自分手回去了。
人都到齐了，可是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两天都没有开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大概是因为常委们还没有开会，而开会的时间要由毛泽东来定。我想，正好用这个时间去看看山上部队的同志们。
当时，空军在庐山上修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这是汪东兴布置的，他说山上山下都应当有直升机场，整个会议的物资和人员都应当用直升飞机来接送。为此，我们空军的人，由副参谋长胡萍带领的机组和地勤保障人员，都驻在山上。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我先到直升机场去看望了胡萍他们，然后又爬到山顶上的雷达站，去看望了长年驻守在那里的指战员。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下午回来后，才知道陈伯达来找过我。我赶紧来到陈伯达住的地方，他告诉我，下午常委在毛泽东那里开了会，决定八月二十三日开大会。我简单寒喧一下就告辞了。
接着，我又去看了周恩来，向他汇报接送全部代表和布置防空的情况。我还建议，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期间，不管是空军还是民航的飞机，都不准从庐山上空通过，以防止出事。周恩来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所有飞机调动的事情，由你全权负责。”我当即表示：“一定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请总理放心。”
回到我住的地方，我立即叫秘书打电话，找上海空四军的王维国和南京军区空五军的陈历耘，向他们布置了会议期间的防空问题。另外，还布置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做好战备防空工作，防止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侦察和骚扰。最后我问了一下王维国，上海方面对张春桥有什么反映？王维国告诉我，张春桥在上海只宣传江青，不宣传林彪。我对他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做完这一切工作，我又去看望了林彪。在林彪的住处，我见到了林立果。叶群看我有点意外，便对我解释说：“孩子没来过庐山，上山来看看。”我当时对这件事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林彪的儿子到处跑跑，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接着叶群又对我说：“这次开会还带来了一些书，如果他们还要争论，就到我这里来找语录。”她还告诉我：“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我在林彪那里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七、全会开幕，林彪讲话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的礼堂里隆重开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个常委的位置摆在主席台上，我们其他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都坐在台下。当毛泽东步入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开幕式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当他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掌声。接着，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一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二是讨论国家计委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他还宣布，会议前半段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时，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看家；会议后阶段讨论“军委报告”时，黄、纪上山，我和李先念回北京看家。
周恩来宣布完会议议程，康生便开始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康生对我们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一条一条地作了解释和说明。康生讲完后，我以为这天的会议便结束了，没想到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突然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
毛泽东这一宣布，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林彪不讲话的。
林彪接着就讲开了。他首先谈了对“宪法修改草案”的看法。说对这个草案看了几遍，总的感觉很好，概括地说是“简要明了，条理清楚”。他说，他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了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确立了毛泽东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这样一个地位，同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尤其写上了整个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毛泽东思想。他认为，这一个特点非常重要，他很高兴。第二个特点是宪法草案的条款、章节都写得很明确，第三个特点是文字写得很顺畅，第四个特点是宪法草案里写上了关于民主方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这些写进了宪法，这是“文化革命”创造出来的民主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我记得一共讲了五点。
另外林彪还讲到了天才的问题。林彪说：“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我有一点看法。人有没有天才呢？我认为是有天才的，马克思讲了天才，列宁也讲了天才。”接下来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人是有天才的。然后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延安的‘七大’就提出来了的。当然，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的。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已经提出来很多年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
林彪那天的讲话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他讲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场面非常热烈。
林彪讲完话，毛泽东就宣布散会。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对林彪的态度最为热烈。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感，曾多次对我说：“别看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兵也调不动。”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还都留在礼堂内议论。大家兴致都很高，只有张春桥等几个人的情绪不太正常。张春桥这个人是很高傲的，一向都看不起我们，平时很少主动同我们搭话。这时他的态度也变了，主动过来问我有没有记录林彪的讲话，并说我记录得比他好。这真是笑话！
下午，我们见到叶群，问起林彪讲话的事。从叶群那里知道，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毛泽东说由他主持会议，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又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自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林彪把八月十四日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事。毛主席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主席又问林彪准备怎么讲，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毛主席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
叶群还告诉我们，林彪当时对毛泽东只点了张春桥的名，没有点康生的名，这一是因为康生在场，另一个则是因为毛泽东很器重康生。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的缘由。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
八、改变全会的三项章程
二十三日下午，叶群又叫我、李作鹏和邱会作到她那里去，说要商量一下林彪讲话以后的事情。叶群提出：“第一、我们几个都要准备支持林彪的讲话。第二、批评时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的名。康生是常委，如果我们涉及到康生，毛泽东不会同意的。另外，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一律不点名。第三、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第四、向陈伯达要一份关于天才的”语录“，争取从理论上说明问题。第五、我们几个都在各个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那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按照惯例，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到会。
会议首先进行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编组工作，决定一共分为六组，按地区划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编入各组中。叶群、李作鹏被编入中南组，邱会作被编入西北组，我则被编入了西南组。
编组问题决定以后，我首先提出：“是不是可以先讨论一下林副主席的讲话。”我刚说完，陈锡联马上第一个起来响应，说：“好哇，要讨论讨论！”紧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很多人都纷纷表示同意。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周恩来也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周恩来还提出：“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这一下子，康生和张春桥很紧张了。尤其是张春桥竟然给旁边的邱会作敬开烟了。这样政治局全体通过了周恩来的安排。这样一来，就一下改变了全会原来的三项议程，改为了首先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九、称“天才”的几条语录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会议组织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与会人员，在庐山礼堂里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一连放了两遍，连老帅们都到了。
听完录音，叶群又找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要我们跟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通个气，要大家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注意不要点名，因为毛泽东表了态说“不要点名”。她还专门算了一下各大组差不多都有我们的人，只有华东组和东北组没有，于是就要我们几个去跟这两个组通通气。
叶群又告诉我们，她上庐山前翻了几本书，准备了一些马克思、列宁论天才的“语录”，叫我们需要的时候到她那里找。
回来以后，我想了一想，作些什么准备呢？过去书读得少，现在要想从书里找一点马列论天才的“语录”，一时还真的想不起来。想来想去，只好去找陈伯达，他是“老夫子”，读的书多嘛！晚上，我来到陈伯达的住处，发现他吊儿郎当地根本没有搞什么“语录”。我催促他说：“你陈老马列主义水平高，能不能搞几条‘语录’，我们在会议上发言也好有个依据。”我这一说，陈伯达马上就积极了起来。当时他从北京带了三个专门搞理论的人上庐山，这时就要他们几个现找。
从陈伯达那里回来，我也开始到处找“语录”，结果找到林彪几条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话。我让秘书把林彪的这几句话，送到大会秘书处去打印一下。
不久，陈伯达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语录”搞出来了。接着，他用电话一条一条地给我传了过来，我一条一条地记。然后，我把这些“语录”整理了一下，又问他该叫什么名字。他说：“就叫‘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吧”
快到中午时，叶群带了林立果来到我的住处。林立果见到我就说：“爸爸说你吴司令立了大功。”我明白，他是指我前一天晚上提议讨论林彪讲话这件事。叶群紧接着说：“我向林彪同志说了，是你吴胖子先提出来的，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听了后很高兴。”
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给叶群看。叶群说：“很好，最好能给我一份。”
汪东兴听说了，还把陈伯达搞的这些“语录”拿到中央办公厅打印了几十份，给我送来了几份。然后，我把打印好的材料给了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刘贤权听说了这事，也来找我要了一份去。这样，不少人的手里都有了陈伯达搞的这份“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
十、华北组“起哄”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小组讨论。我参加西南组的讨论，这一组由张国华、梁兴初和谭甫仁三人主持。参加这一组讨论的，还有朱德、聂荣臻和李先念等。朱德等人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面。
开始时，发言的同志只是一般地谈谈，我是第四个发言的。我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关于天才方面问题的论述非常全面，既讲了毛主席是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新中国方面的伟大天才，又说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说到这里，我念了一条陈伯达搞出来的马克思关于论天才的“语录”，说明否认天才的存在是错误的。接下来我又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对天才论的言论，是因为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说法是个讽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想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想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对此，我们绝不能迷迷糊糊的，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还提到有人反对学“老三篇”。（“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文革”期间人们把这三篇文章统统称为“老三篇”。编者注）这个时候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插了话，问：“是谁反对‘学老三篇’？”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她明明知道我说的是康生，却还要明知故问。由于叶群事前打过招呼，不能点任何人的名，尤其是不能点康生的名，我含糊其词地说：“确有其人哪。”她马上表态说：“反对‘老三篇’是错误的。”我说：“这个风不可刮，我们中央全会对毛泽东思想应当是坚定不移的，要起示范作用。”我讲完了，全组热烈鼓掌。这时我心里却在想：是不是有点讲过了？
在小组会中间休息时，有很多人向我打听是谁在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我不好说，只悄悄告诉了张国华和梁兴初，这个人是张春桥，并告诉他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后来李先念也来问我，我也告诉了他。他听说是张春桥，就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以后大家继承发言，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是再没有人提到别的情况。朱德和聂荣臻、李先念都没有发言。下午小组会开得也是一般，比较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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