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苏联援助设备的到来，聘请的苏联专家也陆续先后来到第一至第六航校。从校长顾问一直到空、地勤教员，以及维护飞机的机械师，都是全套的苏联顾问；航校所用的教材，甚至一直到有关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几乎一切都是苏联航空学校在中国的翻版。
为了解决苏联专家的翻译问题，我们一方面自己积极寻找物色翻译人员，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这一问题，请中央帮助解决。后来经中央同意，我们到各省和一些大城市选了一批俄文翻译，分配到各个航校。对这些翻译，我们在生活上给予了很好的照顾，让他们享受空勤灶的待遇。这样航校的翻译工作就大有改善，翻译水平提高了，各个航校的教学质量和效果也就进一步提高了。
同时，为了迅速提高空军指挥机关的指挥能力和工作水平，一九五O年一月，在刘亚楼的倡议下，空军聘请了十九名苏联专家及翻译来空直机关帮助工作，请他们分别担任顾问长、参谋长顾问及作战、情报、训练等顾问，其中顾问长和参谋长顾问是 有少将军衔的苏军高级军官。
一九五O年底，我们又为空直机关增聘了十五名苏联顾问，这些顾问绝大多数都是搞技术业务的，也有个别政治顾问，但他们只管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党的工作，只管他们自己的事。
当时，我们空军的司令部、政治部，设在北京天安门附近东交民巷的原美国兵营。苏联顾问团来了以后，有关方面就把空直机关东边的原荷兰驻华大使馆和德国驻华大使馆，划为顾问团的驻地。这样，顾问团与空直机关相距仅一箭之遥，顾问团在东头，我们在西头，我们可以随时去找他们谈工作，联系和商量问题，有时候就合在一起办公。那一段时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等，都配有专职的俄文翻译。我同顾问团的接触相对较少，所以没有配翻译。
同时，各大军区的空军领导机关也聘请了相应的苏联顾问。正是在这些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逐渐熟悉了空军领导机构的一整套业务工作，为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最必要的基础。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空军的建设，同苏联党、政府和苏联空军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历史情况，中国空军领导机构和航空学校的建设，不可能避免地一开始就基本上都是苏联空军的翻版。
对这一现象，我们当时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空军建军初期，空军党委曾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学到手，消化了，再提高，再创新”。即：先把苏联的经验学到手，然后再在学到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是说，要先向苏联专家、顾问学习，积极与他们交流经验，认真吸收他们的经验，并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学会并很好地消化了他们的经验之后，再来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改进我们自己的指挥系统、战术训练和改装训练。我们把这条原则作为建设空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针。
由于苏联专家对初创时期的中国空军起着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作用，因此，团结好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及翻译，做好他们的工作，管理好他们的生活，就成为空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和主要内容。
早在一九四九年底，航校的苏联顾问来华以后，刘亚楼就在空军党委提出了两条，第一、对苏联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要全部照搬、全部照学，等搬过来、学到手之后，再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创新。第二、要和苏联专家搞好关系，要把他们看成是老大哥，尊重他们、团结他们，向他们学习，并且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全心全意地培养中国的飞行人员和技术干部。
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以后，我们又陆续提出和实行了几条：
一、搞好“一对一”的关系。所谓“一对一”，就是要求苏联专家同中国学员按专业对口结成对子关系，对子之间，包教、包学。例如：由一个苏联飞行员包教一个中国飞行员，一个苏联机械师包教一个中国机械师。我们强调，在“一对一”的活动中，老师必须爱护学生，学生必须尊重老师，对子之间的关系必须搞好，要亲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还特别要求中国学员，要力争把苏联专家所教的全部学过来。因为，我们和苏联专家的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空军。
二、强调同苏联专家搞好关系，尊重他们，一般的不提缺点，不批评。当时空军有一句话，叫做“有理无理三扁担”，意思是说，如果和苏联专家的关系搞坏了，不管你是有理还是无礼，都要受到批评。
当然，我们同苏联专家之间有时也会发生矛盾，小的矛盾也就算了。遇到一些大问题，我们就反映给周恩来总理，由周恩来总理反映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苏联总顾问，通过他去对空军顾问团进行说服教育和处理。当时，有那么几个顾问表现不好，总喜欢调戏妇女。听到我们的反映以后，苏联总顾问就把这几个人调回国去。我们解释说，我们两国的风俗习惯不同，中国的妇女比较严肃，不像你们那里开通，有一些做法，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听了我们的解释，顾问团的专家们也说，我们苏联也一样，不能那么随便。
以后，我们就注意找机会向他们介绍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礼节、礼貌、规矩等，介绍的含意就是，我们十分尊重你们，你们也得尊重我们。这个办法很起作用，以后就很少发生这方面的问题了。
三、尽量照顾好专家的生活。尽管当时我们在各方面都很困难，但我们都想方设法地照顾好苏联专家们的生活。比如住房，宁肯我们自己住得差一点，也要把好房子留给顾问团。尤其是时间稍长，专家们的妻子、孩子来了以后，更是尽量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居住条件。在伙食上也是如此，我们经常加强对炊事人员的教育，要求他们在规定的范围内，尽量把伙食搞好，尤其注意要搞好空勤灶和地勤灶，让苏联专家们吃好。
我们注意帮助苏联专家搞好文娱活动。当时，我们除在顾问团驻地安排电影室，定期放映电影外，还准备了国际象棋、台球、排球、篮球等文体器具。苏联人喜欢跳舞，而在航校单独组织舞会有困难，好在航校的驻地一般都是大、中城市，通过同各地文化部门的交涉，他们都同意对苏联专家参加舞会给予特殊照顾，并为此发了专门的票证，从而解决了专家们的周末活动问题。于是，每逢星期六的晚上，各航校都专门有人带苏联专家出去参加地方上组织的舞会。
四、对牺牲的专家给予厚葬和悼念。在航校建设过程中，专家们都是全心全意的帮助我们培训空地勤人员，但有的也存在着急躁冒进情绪，希望培训得越快越好。结果出了事故，不仅牺牲了中国的飞行员，也牺牲了苏联专家。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优厚抚恤牺牲的苏联专家的妻子儿女。
还有一次，空直机关顾问团的少将顾问长，星期天打网球时突然发生心肌梗塞。他回到住地后，躺在床上休息。突然之间，旧病复发，经抢救无效，仅三个小时就死了。他死后，我们全力做好他妻子、孩子以及其他专家的工作，并在隆重追悼后，专门派飞机把他的遗体及家属送回了莫斯科
五、作好对专家表彰和欢送的工作。我们每年都要对苏联的专家顾问搞一次评功记优活动，以表彰他们的成绩。凡是评上功、记上奖的，我们都要给他们挂红榜，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对完成了任务，轮换回国的专家，每个人都送一点东西，作为纪念。同时，我们还召开欢送会，表扬其功绩。这样，他们回去时都很高兴，有的还恋恋不舍，不愿意走。
六、同时也照顾好苏联的士兵。苏联官兵不平等，他们把义务兵不当人看，当兵的只有服从，没有民主、平等的习惯。当时随团来了一批苏联士兵，这些士兵都是义务兵，服役完了就回家。对这些士兵我们在生活上也非常照顾他们，使他们深受感动。人民解放军内部官兵平等一致的关系，也使他们深受教育。临到回国的时候，他们之中不少人都哭，有的说不想回去了，就在中国干。我们劝他们说，你的家就在苏联，不回去行吗？经过我们的说服和动员，他们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七、办好图书馆和俱乐部。每个大单位都有俱乐部和图书馆，内有书籍、报刊。另外，有专家的单位一般每个礼拜六开一次晚会，搞演出和其它文娱活动。
以上就是我们当时对苏联专家的一套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我们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因人而施，按照苏联同志特点而进行工作。我们对他们各方面的照顾，目的是在于调动积极性，让他们自觉地为中国的空军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从一九四九年冬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我们训练出第一批和第二批飞行员以后，到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他们就开始分批撤退回国，只留下少数人给我们当顾问。这两年，正是中国空军的初创阶段，可以说，苏联专家、顾问在这一阶段里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为中国空军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空军建军初期这一阶段中，空军党委曾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叫作“摆脱摸索，进行综合，走向提高”。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不懂得怎么办航校，怎么训练，怎么建设部队，就只能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摸索，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等他们一走，我们就进入综合阶段，我们把这比作“甩拐棍”。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把所学到手的技术和知识综合起来，选择与自己有用的、好的继续发挥。把他们的各种教材、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结合中国空军的实际来进行改进，创造出自己的一套东西来。这是建立中国空军包括从办航校开始，到大批组建部队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针。这个方针得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肯定。正是由于我们制定和实行了这个方针，才使得我们在以后的空军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培养空、地勤人员的办法。
四、“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
“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这一新中国空军的建军思想，版权属于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
一九五O年七月七日，就在我第一天来北京的晚上，刘亚楼带我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处，在谈完我的工作问题之后，刘亚楼对林彪说：“林总，我想提一个关于创建空军的基本指导思想。”林彪问：“你想提什么，怎么提呀？”刘亚楼说：“我考虑是不是可以这样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林彪说：“空军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怎么叫作在解放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呢？”刘亚楼反映很快，马上说：“那么，改成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空军好不好？”林彪沉吟了一下，然后说：“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空军，很好。就是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空军，这样提很好。”
刘亚楼又回过身问我：“这样提行不行？”我说：“林总都说了行嘛！当然行！我刚到空军，什么也不懂，我听你的。”于是，“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思想，就这样定了下来。
回到空军以后，我们首先就这一思想在空军领导层中进行酝酿 ，在常委会上进行讨论。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这一方针要确定下来，成为空军建军的指导思想。但是，要将这个方针的具体内容和为什么要实行这一方针的理由考虑好，并逐步向下征求意见，待酝酿成熟后，再报请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
一九五O年七月十日，刘亚楼向四个新成立的航空兵师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创建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的指示，并对他们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阐述。然后，他着重指出：“我们过去没有空军，没有经验，现在要搞空军，就必须要打好基础。空军部队必须要养成好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
一九五O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空军第一次机务工作会议上，刘亚楼初步阐述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思想，说明这一建军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要从陆军调机构来，从陆军调干部来，从陆军带作风来，从陆军带传统来，要把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统统运用到空军来。把陆军的一些作战原则、训练原则、干部原则、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统统运用在建设空军的工作中，并且要同空军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一套人民空军的思想作风和经验来。从这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各种会议上对这一思想不断地酝酿宣传，不断地补充其内容。
一九五一年二月，空军党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当时刘亚楼是党委书记，我是副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经过集体讨论确定：“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是空军建设的总的原则。要强调人民空军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具有人民军队的一切内在本质，这是肯定不移的。因此，陆军的建军思想、原则、传统和作风，对于空军是完全适用的。当然，我们不应满足陆军已有的经验，要结合空军这个兵种的实际情况、特点和需要，向前发展。
会议结束后，我们将会上确定的“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方针，上报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很快得到了批准。从此，“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就正式成为中国空军的建军指导方针和原则。
为了进一步向全空军阐明空军的建设方针，我们以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鸿为主，组成了一个写作小组。写作小组集中了空军党委的讨论意见以及各方面的意见，写成了一篇题为《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文章。这篇文章经空军党委常委再次集体讨论，修改定稿后，经刘亚楼署名，发表在《人民空军》杂志的创刊号上。
说句实话，在“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方针，也是根据我们在空军初创时期的实际情况。那时，我们团以上的领导机构，即“团、师、军、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干部、工作人员都是陆军调来的。我们所熟悉的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到解放军的条令、规章、制度，都是从陆军来的，我们所知道的建军思想、传统作风和作战的实际经验，也都是从陆军来的。这一切，都是几十年以来，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和克敌致胜的精髓和灵魂，对人民空军的创建是十分宝贵的。所以，我们只能也必需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人民空军。
就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的关怀和正确领导下，在苏联政府和军队在装备上、技术上对我们的多次援助下，在陆军老大哥的无私支援下，在空军全体指战员的努力下，只经过了短短一、两年时间，就在组织上、建制上、工作上、制度上为空军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顺利完成了中央、中央军委交给的争取在一年的时间内组建起一支空军部队的任务、
历史证明，“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这一空军建军方针和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包括刘亚楼和我在内的众多来自陆军的同志，为建立人民空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抗美援朝
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一开始，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把南朝鲜的军队压在了朝鲜半岛的南端。九月十日，以美国为首的十五个国家军队，以联合国的名义，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军登陆后，很快就挽回了劣势，并且超过“三八线”把战火引向了中国边境。
在金日成的一再请求下，毛泽东决定派部队赴朝支援北朝鲜作战。十月二十日，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口号，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一起抗击美军。
尽管当时我们空军正在初建，但我们考虑，还是要尽自己的力量参加这场抗美援朝战争。十一月上旬，刘亚楼和我就空军参战问题，去向毛主席当面请示报告。毛主席当时正在紧张地考虑朝鲜问题，在他听完了刘亚楼和我汇报的意见，就说：“很好，你们就准备吧！
接着，毛主席当场向刘亚楼和我交代了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要准备自己参加作战，参加抗美援朝，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要组织志愿军空军，空军有多大力量，就使用多大的力量。第二个任务，是现在就要准备同苏联空军一同参战。苏联准备派出一个空军军、三百架飞机到东北支援朝鲜作战。我们的任务，是要同苏联空军搞好关系，负责苏联空军作战的一切供应保证，并很好地向他们学习打仗。这样，我们自己的队伍也就锻炼出来了。第三个任务，是不仅要修建、扩建东北的机场，还要由空军派主要负责人去朝鲜修建机场，准备志愿军空军进入“三八线”以北。如果美国轰炸中国，就要准备同苏军一起保卫东北，保卫朝鲜，保卫“三八线”以北的一切地区。
接受了毛泽东亲自布置的这三项任务以后，刘亚楼和我立即回到空军，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刘亚楼首先召集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向常委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接着，又召集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各部门的主要干部参加，再次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同时研究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如何完成这三项任务。这两次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星期，常委各同志吃、住都在办公室，随时碰头研究各种问题。连刘亚楼和我都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离开办公室，没有回家。
最后，常委扩大会议在集中大家的意见后决定，一、组织指挥机构，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决定调原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刘震任“联司”司令员。刘震原任十四兵团副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建国初，外交部曾想要刘震出任大使，但后来我们向军委提义，要刘震出任沈空司令员。军委批准后，就把他留下了。
二、确定作战方针。经常委扩大会议反复研究、讨论，提出了当时参战的三条方针：第一、从实践中锻炼，从实战中成长；第二、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第三、一切为地面部队服务，以地面部队的胜利为胜利。
这三条作战方针，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后，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并明确指示：“使用空军，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三、调动部队，准备参战。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一支准备入朝作战的部队，就是我们建军后成立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混成第四旅是空军为准备执行解放台湾的作战任务，而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部队。当初，中央在决定成立空军时，毛泽东曾向空军提出过两条要求：第一要尽快准备好两百五十架战斗机，参加解放台湾的战斗；第二要组建一个空降旅，训练好伞兵，准备在解放台湾的战斗中进行空投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我们于一九五O年六月十九日在南京成立了人民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我们之所以把第一支航空部队称为混成四旅，用意在于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在井冈山创建红四军的光荣传统，把人民空军建设好。七月中旬，组建完毕的混成四旅第十团又移驻上海，担负保卫大上海的重要防空任务。
鉴于赴朝参战的任务很紧急，很重要，刘亚楼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我亲自坐飞机到上海去，向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汇报中央军委的决定，请他们支持，把这支部队尽快调到东北去。
四、加紧战前训练。当时空军党委常委考虑，应当提出意见，报告毛泽东主席，参战关键问题是改装。由于我们的空军才刚刚建立，不仅缺乏训练，更缺少必要的作战装备。当时，美国在朝鲜的飞机基本上都是喷气式飞机，而我们只有混成旅的十团，是我们唯一的喷气式飞机团，其它各团都是螺旋浆飞机，根本不能上战场。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向苏联请求援助，尽快购买二百五十到三百架米格十五飞机，只有等这些飞机运到东北后，尽快在航校组织改装训练，继续扩大歼击机部队，才能适应参战的需要。会后，我们立即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要求尽快购买喷气式飞机的报告。之后，中央很快就跟苏联方面接洽，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五、当时空军党委常委决定，由常乾坤副司令负责，组织一个领导小组，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到三八线以北，建设所需机场。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马上就开始了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按照刘亚楼的意见，我立即坐飞机到了上海，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商调混成四旅的问题。
把我们的第一支航空部队驻防上海，是因为当时上海的特殊情况所致。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这座城市曾多次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轮番轰炸，尤其是在一九五O年 二月六日的那次轰炸，上海市损失重大。为解决上海市防空的急需，经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商定，由苏联派出一个米格十五飞行团，经北京到达上海，进驻虹桥机场，担负上海、南京一带的防空任务。带领这个飞行团的是苏联空军中将巴基斯基。上海是当时华东军区领导机关的所在地，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饶漱石是华东军区政委兼上海市委书记。苏联的这个米格十五飞行团来就直接在陈毅、饶漱石的领导下，由他们直接指挥。
一九五O年七月中旬，我们自己的第一支航空部队——混成四旅的第十团——组建完毕后，这个团就进驻上海，由苏联同志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一对一地进行米格十五喷气式机型的改装训练。十月初，十团改装任务顺利完成，成为我国第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团。之后，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苏联空军向我们移交飞机、装备和上海的防空任务。不久，苏联空、地勤奉调回国，只暂时留下了团长顾问、训练顾问和各大队长顾问等少数人，继续协助我们工作。
在十团正式接替苏军担负上海防空任务之前，苏联空军飞机就已经击落了台湾国民党进入大陆的五架飞机，使国民党空军的气焰大为收敛。从那以后，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就再也没有对上海进行过轰炸。这样，保卫上海、南京地区的任务就算是基本上完成了。
抗美援朝开始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把混成四旅下属的个团全部调往东北参战。我到达上海以后，由南京军区上海航空处政委王集成陪同，马上去请求陈毅司令员和饶漱石政委接见。我把军委要调混成四旅到东北去参加抗美援朝的意见，向他们作了报告。陈毅马上表态说，既然是军委的意见，就坚决执行。接着，饶漱石也表示同意。
晚上，陈毅司令员和饶漱石政委邀请我留下，同几个苏联空军顾问一起吃饭。席间，大家互相敬酒。我不会喝酒，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起立向他们祝酒表示敬意。但我一向都是滴酒不沾，只能装个样子。苏联顾问就说：“你搞空军，当政委，不喝酒怎么行。”我解释说：“我真的不行，不能喝。”结果他们就要硬灌。陈毅司令员也说：“怎么样，你就喝这一杯嘛！连这一杯也不能喝吗？”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把这杯酒喝了。好，这一杯酒喝下去，身体就产生了过敏反应，那一个晚上我都是迷迷糊糊的，什么事也不能干了。只好第二天又重新谈，具体商定混成四旅调动的有关问题。谈完以后，我就回到了北京。
不久，混成四旅被调到东北，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师。混成四旅走了以后，上海的防空就由防空军负责，军委专门给上海调来了一个高射炮师，用高射炮来构成上海的防空体系。
其次，我们准备的另一项工作是，组成了志愿军空军联合司令部。一开始，我们曾考虑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后，还有一个会同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为此专门组建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由中方的刘震担任，另由朝、中双方各配一名副司令员。但以后朝鲜人民军空军因遭受美机的狂轰滥炸，基本上已丧失作战能力，因此以后的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事实上是由我们同苏联空军的领导人，以及轮流参战的国内各军区空军的领导人组成。司令部建在安东（以后改称丹东）一个大铜矿里头，我们修建了一些简易的木头房子，还利用了一部分老百姓的房子修成了一个联合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所，下面又分成中国和苏联两个指挥所。
我们的指挥所是由刘亚楼、刘震、聂凤智、段苏权等几个司令员，加上空军司令苏联顾问、军区空军司令苏联顾问等实施指挥，加上一些翻译和参谋人员作为助手。苏联的指挥所则由援朝苏联空军军长罗泊夫中将指挥。当时援朝苏联空军吃的、穿的、用的及交通运输、地面供应等，全归我们负责，而飞机、器材、零配件、油料、车辆等，则由苏联有偿提供。
联合司令部建好后，刘亚楼同我商量，说他准备在“联司”指挥所至少待上一年，好同苏联顾问在一起摸索一些作战的经验。他要我和王秉璋、王弼在北京主持工作，把后方的事情全部交由我们负责。
一开始，我也在安东待了大概两个月，想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空军实战经验。但不久刘亚楼就催促我回北京主持工作。回到北京后，我又去了几次安东，但每次大约只呆了个把月左右。
再有，了解敌情也是我们在部队入朝前的一项重要工作。经调查了解，当时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大约是十五个联队，美军的一个空军联队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飞行师，联队下面还有大队。加上其他参战国家的飞机，总的实力大概是一千二百多架，飞行员的飞行时间，一般的都在六百小时以上，有的多达三千小时以上。飞行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二分之一的人能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作战。
在南朝鲜地面部队遭受损失，向南撤退时，他们就全靠美空军掩护，才阻滞了北朝鲜部队的推进。那时，我们的空军还没有出动，北朝鲜的空军力量也很弱。美国空军十分骄横，经常是低空飞行，以机枪扫射或狂轰滥炸，如入无人之境。北朝鲜所有的大城市，甚至一些不大镇子，几乎统统被炸，交通枢纽也被严重破坏，严重影响作战部队的行动和物资的供应。
而当时，我中国人民空军仅有新组建的几个师和团，作战飞机不足二百架，加上苏联参战的一个军，总共也才五百多架飞机。我们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基本上都在一百小时左右，有的还不足一百小时。另外，我们地面的各种保障工作，如雷达、通讯和气象等，也远远不如美国。很显然，这将是一个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较量，我军明显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了解这些情况，就会使我们的指挥员、飞行员有充分的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另外，参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中，赶修机场也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从决定中国空军入朝参战开始，到一九五O年底的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共新修和修复了东北地区的机场三十一个，其中，鞍山、锦州、沈阳等机场归苏联空军使用，丹东、辽阳等机场归我们使用。我们在前面，他们在后面。我们在一线，他们在二线。作战时也是这样，我们在低空作战，他们在高层进行掩护。而且，我们两个指挥所也相互挨近，靠在一起。
为了准备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由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负责，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到朝鲜“三八线”以北，抢修了十几个机场。但我们一边修，美国飞机一边轰炸，常常是我们刚修好一个机场，美国飞机就来炸。等美国飞机走了，我们赶紧进行修补，可修补完了又被炸。我们抗美援朝三年，朝鲜境内的机场也修了三年，一直修到停战为止，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始终不能降落飞机。偶尔那么几次，我们的飞机在朝鲜上空作战时被打坏了，不得不降落在那里，但修好以后，就又回来了。除此以外，不论是我们的飞机，还是苏联的飞机，基本上都没有在朝鲜修的这些机场降落过。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抓紧改装训练。在中央与苏联方面紧急磋商之后不久，我们请求苏联支援的新型喷气式战机就运进来了。此后，在苏联空军的直接帮助下，我们对准备参战的飞行人员突击进行改装训练。一个月以后，参加训练的飞行员都初步掌握了米格十五型战斗机的驾驶技术，百分之二十的飞行员还进行了七千米以上的高空战斗训练和中、大队的编队训练。与此同时，我们其他战勤保障人员，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训练。经过突击训练，我们逐步扩大和组建了几个装备了米格十五型喷气式飞机的歼击师。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部队中广泛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入朝参战的空军全体指战员都要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
经过各项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一九五O年十二月四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下达命令，令空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首批进驻丹东浪头机场，准备入朝作战。
部队进驻浪头机场后，连续进行了四次飞行训练，以熟悉航线，熟悉地形。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空十团全部转至浪头机场。空四师师长方子翼、政委李世安和该师的苏联顾问也随十团一起在机场组成了前线指挥所。在浪头，他们抓紧熟悉美空军的活动情况与特点，研究作战方法，很快就作好了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时，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党委郑重向空四师提出，一定要慎重初战，要在初战中打出士气来，提高我们的胜利信心。
一月二十八日，二十八大队首次进入北朝鲜迎战美机。第一次战斗出动的当时，刘亚楼和我都在铜矿空军指挥所坐镇。很快，传来喜讯，大队长李汉，在战友们的协助和掩护下，取得击伤美机一架的战绩。第二天又取得击落一架、击伤一架的胜利。李汉首创战绩，立即就鼓舞了其他飞行人员的胜利信心。为鼓舞士气，经我们空军党委研究批准，给李汉记一等功，以后又授予他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首战告捷之后，刘亚楼认真总结了首战的经验，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根据刘亚楼提出的意见，空军党委决定，在我们的飞行员还缺少实战经验的情况下，先在苏联空军的掩护下作战，而后再单独作战；先打性能较差、兵力较小的小机群，而后打性能好的大机群。这个作战方针送呈毛泽东主席后，毛主席批示：“完全同意。”我们在北京接到这一批示后，随即按照这一方针进行作战部署和准备。
为使更多的航空兵部队得到锻炼，空军党委决定，采取“逐步前进，轮番作战”的方针，组织已组建的航空兵部队轮番入朝作战。从一九五一年一月开始与美机交战起，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战争停战为止，先后有十二个航空兵师入朝参战，得到了宝贵的实战锻炼。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最先参战的是四师，他的前身是混成四旅，是我们最早组建的一支航空兵部队。在改变番号时，刘亚楼和空军党委研究决定，航空兵第一师的番号暂缺，在抗美援朝中，那个师打得最好，就授予一师的番号，作为空军的排头兵。
后来，空四师先后参战五次，击落击伤敌机八十余架，成为战绩最好的一个师。在战斗中，这个师涌现出英雄、模范、功臣一千余人。比较典型的，有战斗英雄张积慧。在一次战斗中，只在战斗机上飞过一百小时、空中战斗经验不多的张积慧，凭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一举击落了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作战二百六十多架次、飞行过三千多小时的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飞机，将他击毙。戴维斯的被击落，在美国军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美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特别声明中承认，戴维斯的死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它给朝鲜的美国喷气机飞行人员带来了一片暗淡气氛。
由于空四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了特殊的战绩，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空军党委决定，将空四师的番号改为空军第一师，下辖第一、第二、第三，三个飞行团。以后，我们又另外重新组建了一个空四师。此后多年，空一师的训练与工作一直保持在先进水平上。事实证明，我们最初的考虑是对的。
接着，刘亚楼决定，从一九五二年四月份开始，不再由苏联空军带领作战，改由空四师带领十二、十五、十七师等兄弟部队作战。这样，中国空军就开始了由自己带领自己的联合作战的阶段。
入朝参战的航空兵另一个主力，是空三师，三师师长是袁彬，政委高厚良。空三师可能参战三次，击落、击伤的敌机和空四师相差不远，也有七十架左右。击落敌机最多的大队，是空三师的王海大队，共击落敌机约十七架。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是空三师的刘玉堤，他一个人就击落了敌机七架，他自己的飞机也曾被打掉三次，但他三次跳伞，都得到成功，安全地降落在朝鲜，然后顺利返回了基地，他真可以称得上是战争中的幸运者。
总的来说，志愿军空军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击落、击伤敌机大约在四百架左右。当然，我们自己损失的飞机可能超过美国人。至于苏联飞机击落、击伤美机，我们当时没有统计，不过肯定要比我们多。
由于我手头没有具体的材料，以上这些数据，仅凭记忆所及，可能有误。
志愿军空军同美军作战之初，力量是明显的悬殊。我们之所以能在战斗中不断地取得胜利，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有苏联空军的支援、掩护和带领。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中、苏空军联合一起作战，苏联空军在高空，我们在中、低空。开始时，我们的飞行员不能在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出动，因此一旦夜间和有复杂气象情况，就只能靠苏联空军出动。后来我们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分批组织部队进行夜航训练和复杂气象条件的训练。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飞行员也掌握了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技术。以后，就基本上由我们自己全部承担了作战任务。
前来参战的苏军飞行员大多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有熟练的飞行技术和良好的战斗作风。在战斗中，他们往往士气旺盛，勇敢机智，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对志愿军空军的参战，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另外，在参战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向苏联空军学到了空中飞行编队、作战战术，而且还全面学到了地面指挥及气象、雷达、通讯等各方面的技术业务。通过战斗，中苏两国空军团结一致，共同对付美国空军，取得了空战的胜利。
当时，苏联空军实际上也是采取轮换的办法，虽然飞机不回去，指挥机构不回去，但飞行员却是一批一批地轮换，反正总是保留一个军的兵力在东北。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停战协议不久，苏联空军就撤离了东北。当时，我们的部队也停止了抗美援朝，但仍留在原地待命。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空军基本上不过鸭绿江。志愿军对美军轰炸我们的国土，轰炸我们的机场，采取了严密的防空措施。最初负责入朝指挥美军的美国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也曾提出过飞过鸭绿江轰炸中国领土，但美国政府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因此美军飞机基本上以鸭绿江为界，甚至在轰炸鸭绿江桥时，都在江那边，不过来。
大概只有两次，美军飞机闯进了鞍山。苏军飞机立即起飞拦截，先切断了鸭绿江上空的退路，使美机转不回去了，被苏军击落在鞍山，他们的飞行员也被擒获了。从此以后，美机就再也没有过江来。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完全掌握主动权；有利时我们就过江打，不利时我们就不过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回来。最初，看到是小机群，就乘机而入，打两仗，取得了胜利，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基地。以后，就以多层次、多梯队的混合编队，插入美机的大机群中作战，同样取得了不断的胜利。最后，就逐步发展到能以师为单位，双方同时起飞两、三百架飞机，在空中打大的空战。到这时，为减少地面部队的伤亡，只要敌机一出动，我们必定尽全力牵制敌人，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轰炸。
当时陆军曾有少数同志编了个顺口溜，讽刺我们空军说：“抗美援朝不过江，保家卫国不带枪，稀里糊涂得了纪念章（指朝鲜政府颁发的纪念章）。”其实，这是由于他们对空军情况的不了解。空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有一个发展过程。同陆军部队一样，空军也是需要在战斗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的，空军的力量是逐渐积蓄起来的。所以，在抗美援朝之初，毛泽东主席就曾批示，使用空军以采取稳当的办法好。
第三原因，是我们在战争中不断研究改进战术、技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从参战伊始，就在前方待了一年多。参战初期，我们完全没有空战的经验。刘亚楼虽然在苏联学了八年，但学的都是陆军方面的知识，对空军应当怎么指挥，应当怎么打仗，完全没有经验。因此，他亲自带着一个翻译，同苏联顾问在一起，摸索空军作战的经验。他对空战战术的研究十分重视，根据美军当时的战术，对参战部队对空战战术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刘亚楼同刘震、聂凤智以及所有指挥干部经常一起研究，并参考苏联空军的经验，同苏联顾问交换意见，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反复实践、研究和总结，最后提出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原则。这个战术原则在提交空军党委讨论、通过后，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批准后，正式成为中国空军的作战战术原则。
所谓的“一域”，是指在一个空域内；“多层”，则是将一个空域分成多个层次，例如四千米一层，六千米一层，八千米一层，一万米一层。不管敌人的飞机从那里来，我们都可以应付。所谓“四四制”，是指在空中进行战斗编队时，以四机编队为基础来执行战斗任务。当然，也可以采取两个队形，即八机，但最多是十二机。
这一战术原则，符合当时的空战实际，较好地体现了在局部集中优势兵力和灵活多变的原则，完全具有中国的特色。以后在飞行部队中，就执照这一原则进行改装训练、作战训练和战术训练。这一战术原则的不断研究和改进，对以后的空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个原因，是我们飞行员的技术加拼命精神，再加机动灵活的战术。在明显的敌强我弱情况下，志愿军空军要想战胜敌人是困难的，可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飞行员的勇敢和技术，加拼命精神，再加机动灵活的战术。我们的飞行员都是来自陆军，都经过了地面战斗的锻炼，他们面对强敌，敢于斗争，敢于以少胜多，积极求战。在战略上，他们藐视敌人，把敌人看作是纸老虎；在战术上，他们则重视敌人，把他们看成是真老虎，是有牙齿会吃人的真老虎。虽然我们在装备上、技术上不如敌人，但在思想上、士气上，则远远超过了敌人。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就是以这样的精神来战胜敌人的。
第五个原因是，在边参战、边扩大组建部队，使他们轮番参战的同时，还注意到对有经验的飞行人员的集中使用。当时我们新组建了一个空十六师，正在青岛进行米格十五飞机的改装训练。刚改装训练完，刘亚楼就从丹东前线来了电话，要我赶紧把十六师的飞行员全部调出补充到参战的两个主力部队，空四师和空三师去。
接到刘亚楼的电话，我就在想，十六师是刚成立的一个师，要把他们的飞行员全部调走，这个工作估计比较难做。我就和当时的参谋处长何廷一，立即坐飞机飞往济南，从五航校那里又搞到了一个教练机，直飞青岛的流亭机场。一到青岛，我就立即找到了十六师的政委张雍耿，告诉他要把十六师的全部飞行员用运输机送往东北，补充到四师和三师去。我还告诉他，十六师的机构不动，师的空架子就暂时保留在流亭航校，凡是以后航校毕业的飞行员，立即补充给十六师。当时张雍耿还不太满意，我就对他说：“你要服从命令，这是空军党委的决定，空军党委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的。”
当晚，我又召集十六师的飞行员作了动员，鼓励他们勇于参战，为祖国、为人民立功。去的飞行员都兴高采烈。就这样，我们很快把十六师的飞行员全部调到了东北。这样做，飞行员的补充就比较快，如果从航校调学员培训，速度就太慢了。
第六个原因，是全国人民的支援。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开展了捐献飞机的运动。据统计，全国各地捐献的款项大概可以买三千七百多架歼击机，这给初建的空军增加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第七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指挥与大力支持。当时，凡是空军上报的请示报告，毛主席都是随到随批。有的是口头报告，毛主席点了头之后，我们就去办。因为是战争时期，不可能那么按部就班。例如，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为解决空军装备的急需，毛主席还亲自与海军领导人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了飞机。
在抗美援朝期间，刘亚楼一直是在前面指挥。开始时是刘亚楼同沈空的司令员刘震在一起。后来是南空的司令员聂凤智接上去了，他实施指挥的时间比较长。最后是北空司令员段苏权。其他的军区空军司令员，以及军长、师长、团长，也曾轮番到丹东指挥所学习，但真正担任指挥的是刘亚楼、刘震、聂凤智和段苏权。
当时在空军的苏联顾问，包括空军司令员顾问、参谋长顾问和各大军区的司令员顾问，还有一些技术人员，也都在丹东指挥所，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和休息。我们同他们交流经验，征求他们对我们的意见，吸收他们的经验，来改进我们的作战指挥、战术训练和改装训练。我们力争先把他们的经验学到手，在学到的基础上再提高，我们把这个叫作“学到手，消化了，再提高，再创新。”这是我们当时领导建设空军很重要的一个方针，是经过空军党委集体讨论后提出来的原则。
抗美援朝期间，空军经过初战，积累了一些经验，虽然不多，但把苏联空军的经验加在一起，我们也就有了比较多的经验。经过苏联专家的指导，我们的空中指挥员从不会指挥、不会打仗到会指挥、会打仗，地面引导由不懂到懂。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和战争的实践，我们最后已经能够在同一个指挥所里，同时引导四个、五个甚至更多的机群打仗。
刘亚楼之所以在“联司”待了一两年，目的就在于要摸索出一套经验，然后在北京建立起真正能指挥全国空军的指挥所。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抗美援朝期间空军党委常委的分工。我们几个常委当时的大致分工是这样的：刘亚楼主要在丹东指挥作战，同时也兼顾空军主要工作，间或回到北京主持工作；我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主持工作，政治工作方面由我负责。组织机构、干部调配，由我和干部部长杨春甫负责。我也曾三次去到前线指挥所，但每次只呆一两个月，主要是去总结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总结党的领导的经验，党委集体领导的经验，以及组织动员部队、鼓舞士气。在这些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
王秉璋以后是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留在北京，专门负责军事行政，特别是同苏联的谈判；常乾坤差不多三年都在朝鲜修建机场，同时担任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之间的联络；王弼则主要管地勤保障，以及训练机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
六、一九五五年授衔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国家主席毛泽东下令，正式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其中最为令人关注的，就是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行军衔制。
在此之前，中央军委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先后发出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评定授予的步骤和范围，评定的标准、批准的权限等问题作出了规定。总干部部也在一月份召开了全军军衔奖励工作会议，就军衔评定工作中的标准掌握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具体问题，作了具体部署。军委决定，军官的授衔工作要在一九五五年全部完成。
空军的评衔工作是在空军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刘亚楼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我们成立了空军评定之军衔和授勋工作的办公室，专门负责这两项工作。
当时军衔等级的设定，主要是以苏联军队的军衔制度为蓝本，也参考了朝鲜的军衔制度。因此，我们的军衔制度既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军官服役条例》规定，我国军官的军衔共分为元帅、将官、校官和尉官等，其中元帅分为大元帅和元帅两级，将官分为大将、中将和少将四级，校官分为大校、上校、中校和少校四级，尉官分为大尉、上尉、中尉和少尉四级。另外，军士分为上士、中士和下士三级，士兵分为上等兵和列兵两级。后来实际授衔时，由于毛泽东不接受大元帅的军衔，故大元帅军衔空缺。同时，考虑到大批副排级干部，又增设了准尉军衔。
军委规定，少将以上的军衔由军委直接掌握和评定，所以我们空军党委的任务只是负责评定大校以下军官的军衔。
授衔工作开展以后，立即引起了干部的普遍关注。大多数干部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但也有不少干部担心自己的军衔评低了，面子上不好看，有的还公开向干部部门提出要什么样的军衔，有的人甚至哭鼻子。据说毛泽东当时曾说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到一九五五年九月，我们空军及全军军官的军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我被评定为中将军衔。我们空军（包括后来合并进来的防空军同志）中没有大将以上军衔的人，上将有刘亚楼和刘震两人，中将则有我、成鈞、王秉璋、聂凤智、曹里怀、谭家述、郑任农、王辉球、常乾坤、曾国华、余立金、徐深吉、罗元法、吴富善等。少将有几十人，我已不能一一记起来了。
近些年来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一九五五年授予军衔后，大将粟裕、上将刘亚楼二人对所授的军衔不满意，认为授低了。粟裕我不知道，但我确实没有听到过刘亚楼有这样或类似的表示。在授予上将军衔的五十七人中，他排名在第三十名，排名在他的后面的还有不少比他资历要老的同志，所以我想他不会对被授予上将军衔有太大的意见和看法。
当然，在具体掌握评衔标准的方面，除了依据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以外，还适当照顾了各个方面军干部，照顾少数民族干部、起义将领和已调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如刘震之所以能授予上将军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原是红二十五军和红十五军团的干部。
我对自己被授予的中将军衔还是满意的。当时军衔评定有几条硬性的规定，比如大将必须要在红军时期任过军以上的职务，上将必须要任过师以上职务，中将必须要任过团以上职务，少将必须要任过营以上职务。我在红军时期没有任过师以上的职务，所以中将军衔是当时我能达到的最高军衔，也是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命令状授予十位元帅。同日，国务院举行了授予将官军衔的典礼，周恩来总理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我们。
二十八日，国防部进行授予校官军衔的典礼，由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在京部分校官军衔。此后，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相继举行了授衔典礼。与此同时，各部队还举行了授予士兵军衔的典礼。至一九五六年初，全军授衔工作基本结束。
军队实行了近十年的军衔制。一九六五年，林彪有病，贺龙代替他主持军委工作。贺龙提出要撤销军衔制，“恢复红军时期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一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和批准，于是，在这一年的六月一日，军队正式撤销了军衔制。
七、“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
我们在空军中一直强调要坚持“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和加强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目的既是为了完成训练任务，又是为了保证飞行安全、减少飞行事故。
在空军，飞行员不仅需要在航校进行培训，下到航空兵部队以后，也同样需要进行经常性的训练，与航校不同的是所飞的机型和科目而已。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这些训练都是在空中进行的，稍有不慎，就有机毁人亡的危险。一九五O年初第一批航校刚开始飞行训练时，就付出了血的代价。当时，第四航校的一个学员在放单飞时，飞机撞在机场边的水堤上，结果飞机摔掉了，学员也牺牲了。
在这血的教训之后，空军党委就重点抓飞行安全的工作。我们党委一班人在刘亚楼的带领下，经过反复研究和集体讨论，认为首先必须提出明确的训练方针，统一大家的思想。当时提出的空军飞行训练方针是：“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一九六O年十二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以后，我们就一直坚持下来了，用这一方针指导飞行训练。
实际上，要想完全消灭事故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训练方针，只是想将此作为一个奋斗目标，要求大家尽量减少飞行事故，保证飞行安全。因为一旦出现飞行事故，就造成最大的损失，不仅飞机价值昂贵，更主要的是飞行员。如果是运输机，特别是载有乘客的飞机出事故，其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
从多年的飞行训练实践来看，无论是在航校还是在飞行部队，无论是在初建时期还是在以后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以后，无论是在平时还是进行战备训练，如果离开了这个“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就必然事故严重，往往会欲速则不达。
比如说，一九五八年，在当时“大跃进”的形势影响下，个别航空兵师急躁冒进，提出“几昼夜完成全天候训练计划”的口号，结果师长本人就因飞行事故而牺牲了。这是又一次血的教训。
可以说，“稳步前进”训练方针的提出，对于保证训练质量和飞行安全，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和壮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八、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空中防线
空军建军初期，自萧华走后，一直没有政委，我作为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党委副书记，实际上是当时空军政治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因此我到空军工作以后，就很想研究摸索一下如何加强飞行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以利于保证训练中的飞行安全。
一九五二年春，我带领空军政治部的一些同志，到第二、第三航校蹲点三个月。三个月下来，通过向飞行技术人员学习和自身的观察，发现通常的飞行训练过程，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即飞行预先准备阶段、飞行直接准备阶段、飞行实施阶段和飞行讲评阶段。这四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内容和重点。每个阶段都对各级政治工作干部的工作提出了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要求。
从航校回来后，我召集了航校和部队的一些政治干部，对如何针对飞行训练的四个不同的阶段作好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我们认为，我们的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在不同的阶段中，应该对我们的政治工作对象有不同的要求，其目的在于使政治工作与飞行训练紧密结合，更好地为飞行训练、飞行安全服务。在我们统一思想以后，又对这个“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的内容，进行了座谈讨论，最后我们正式把它的内容确定了下来。
接着，我向空军党委常委作了汇报。经常委会同意后，又向总政罗荣桓、萧华作了汇报，并报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后，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以空军政治部的名义，下发了《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的文件，在航校和飞行部队中试行。试行一段时间后，经过补充和完善，文件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正式下发空军各部队执行。从此，《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就成为空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以后，我们又组织了一些文章，在《人民空军》杂志上发表，进一步阐述了《飞行训练四个阶段的政治工作》的基本思想和内容，论述怎样才能使政治思想工作更加与飞行训练业务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就使这一原则更加深入人心，各级政治工作干部都能自觉地执行。这样就很快使空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干空军的人，最怕的就是跑飞机。如何把好空中防线，这是空军政治工作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从组建飞行部队开始，空军党委和刘亚楼同志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党和人民把最优秀的儿女送到空军，如何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飞行员，特别是不能发生叛逃事件，这是一个时刻令我们萦绕心怀的问题。过去的国民党军队以及苏联空军，都是采取一些消极的防范措施，甚至是采取监视等手段，防范叛逃事件的发生，但我们不能这样做。
于是，在了解苏联空军这方面做法基础上，我们经过长期的摸索、总结和改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做法。概括起来，这些做法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严格挑选，把好入门关。建设空军初期，中央、中央军委从陆军为我们挑选了一批基层骨干。这些人首先是政治可靠，而且经过了战争的考验，是我们空军的基础。以后，我们改由从地方适龄青年（主要是高中毕业生）中挑选飞行员。这项工作，很多次都是经周恩来批示，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文件的。当时，挑选飞行学员难度非常大，政治思想、身体、文化以及社会关系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严格把关，往往是百里挑一，甚至是千里挑一。这样就保证了飞行人员的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
第二、加强培养教育。对飞行人员，我们在进行严格技术训练的同时，也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空军是高技术兵种，部队和飞行人员素质的好坏，与文化素质有着很直接的关系。为提高飞行人员的文化水平，空军政治部还编印了一套文化教材，下发给飞行人员学习。我们还针对空军飞行部队大多是单兵训练和单兵作战的特点，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教育一定要落实到每一个人。我们提出，师、团政治委员要对飞行员实行面对面的领导方法，要了解和熟悉每一个飞行人员的思想、技术、生活以及家庭等情况，有问题、困难要及时解决，做到思想问题不上天（即不使飞行人员带着思想问题进行飞行训练和参加作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甚至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动乱时期，不管社会上是如何动荡、混乱，我们都始终坚持对飞行部队进行正面教育的方法，保持了飞行人员的思想稳定和部队的稳定。正是坚持了这一点，才使得我们在各个时期内都完成了包括国土防空在内的各项任务。
第三、加强管理。在当时那种作战和训练任务十分繁重的年代，空军飞行人员都象连队战士那样过集体生活。除节、假日以外，工作、学习、训练、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这样做，有利于集中精力组织飞行训练，有利于保障飞行员的休息，因而保证了飞行安全。有一些飞行员，都三十甚至四十出头了，也仍然过着这样的集体生活。由于他们的思想觉悟高，都能自觉遵守这些规定。除了飞行员，我们对飞行团的军、政领导干部，也都要求他们同样执行这一规定。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讲，实在也是迫不得已。对这些同志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和空军的建设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我在这里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第四、提高飞行人员的各种待遇。飞行人员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待遇，在空军中是最高的，其中，空军飞行人员的伙食标准是军队中最高的。各飞行部队、航校、领导机关都设有专为飞行人员服务的空勤灶，有的还从地方上请了最好的厨师，调剂并不断改善飞行员们的伙食。空军在全国各风景胜地都建有疗养院，飞行人员每年都能到这些疗养院里享受一个月的疗养，主要是保健和体育锻炼。飞行人员如果生了病，医院里有专门的科室、病房。结婚的飞行员，不受军龄、职务的限制，其配偶都可以随军。子女上学、就业的问题，也由政治机关负责解决，以尽量解除飞行人员的后顾之优。工资、级别调整方面，对飞行人员也有特殊的照顾。飞行训练中牺牲的飞行员，经报请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后，一律追认为烈士。
通过这些措施和办法，我们的空中防线工作成绩较大，重大恶性案件和叛逃事件极少发生。当然，重大恶性事件也不能就一件没有，一九六三年就曾发生了一起。空十四师的一名飞行员，因为怀疑其未婚妻与大队长有暧味关系，就枪杀了这位大队长，制造了一起恶性案件。案件发生后，我亲自到空十四师作了调查处理，并将这起事故的教训整理成材料，发到全体空军部队中进行教育。再有就是一九六五年七月，在我接任空军司令不久，在南空五师发生了一起飞行员驾机叛逃台湾的事件。但从这以后，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前，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恶性事件。
我在空军共工作了二十一年，其中前十五年的时间主要是负责空军的政治工作。我为空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当然，在那些年的空军政治工作方面，也难免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对此我也很清楚。
九、空军、防空军合并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空军的建设，开始走的是苏联空军的道路。苏联是把空军和防空军分开的，国土防空军是空军之外的另一个军种。防空军不仅有高射炮、探照灯等装备，也有飞机、雷达部队。根据苏联的模式，我们在建国后建设中国空军的同时，也开始建设防空军。同我们空军一样，防空军经过几年的发展，到五十年代中期，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要进一步消减军、政费用，以加强国家的经济建设。根据这一精神，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五个军种，改为陆、海、空三个军种，撤销公安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
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空、防两军党委成员于一九五七年十八日和三月四日，两次召开联席会议。在三月四日的会议上，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总干部部长萧华、副部长甘渭汉，总参谋部军备部部长苏静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空军和防空军合并的组织形式、临时党委的组成、主要干部的配备、合并的时间、步骤和政治思想工作问题等，作了通盘的研究，决定组成一个空军、防空军合并工作委员会，来统一领导与组织实施这两个军种的合并工作。
这次空军和防空军的合并工作，是在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合并之前，他们还委派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分赴沈阳、南京、广州等军区，具体研究与解决有关空、防合并的一些主要问题。
三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公布了空、防合并后空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名单：刘亚楼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任副司令员。空军党委，仍由刘亚楼任书记，我任副书记。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五月十六日，总参谋部命令，军委空军和防空军从五月十七日零时正式合署办公。紧接着，各军区的空军、防空军，也于五月九日至九月十日先后合署办公。至此，空军和防空军的合并工作即告结束。
空、防合并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我们在合并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政治思想工作，开了很多会议，打通了思想，使这次空、防合并得以顺利完成。
比如说当时有一种思想，认为空、防合并是空军吞并了防空军军。对这种思想，我们及时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我们向大家解释说，空、防分开有很大的弊病，防空军有高射炮、雷达和探照灯，主要担负国土防空任务，而空军有歼击机。由于两军分属不同的指挥系统，一旦敌机来袭，两者往往不能密切配合，往往会矛盾很大。为解决这一矛盾，起初各军区空军曾指定一名副司令兼任军区防空军副司令员，专门负责指挥歼击机进行防空任务。但工作起来，仍然很别扭，因为歼击机归空军建制，可国土防空方面的指挥权却又属于防空军。这样的体制有很多的不便，一旦有了作战情况，动作起来都会感到很不顺当。空、防合并以后，在国土防空方面就完全协调一致，再也没有这种隔阖了，也再没有人说什么你是防空军，我是空军什么的了。经过我们的解释和教育，绝大多数同志都对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有了正确的认识。
至于防空军的领导，除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调任副总参谋长之外，其他副司令员都转到空军来任副司令员。比如成钧到了空军，仍然担任副司令员，仍然主管高射炮、雷达、探照灯这些部门的工作；谭家述到空军，也仍然是副司令员，不光主管以前的防空兵学校的工作，还统一负责全空军的学校工作。各军区防空军的领导，也都在各军区空军中担任了相应的工作。
空、防合并以后，以前的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两者的关系更加密切，工作更加协调一致。所以，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个合并是很成功的。
九、组建空降兵
还在筹备建国之时，毛泽东就曾提出要建立一支空降兵部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商谈帮助中国建立空军时，同时也就组建伞兵部队的问题进行磋商。一九五O年一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随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时， 又与苏联政府进行了具体商谈。
一九五O年四月十七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组建空军陆战部队。七月十七日，确定该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归空军建制。
空军陆战第一旅成立以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使用降落伞，如何掌握跳伞技术和怎样进行训练等问题。当时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只能临时聘请苏联顾问来进行专门的指导和帮助。经过一个短期的训练，伞兵们基本上都掌握了跳伞的动作要领和叠伞的技术。
九月二十九日，伞兵部队正式组建两个月之后，陆战第一旅组织了新中国伞兵的第一次跳伞。这次跳伞的成功，使伞兵们克服了畏难情绪和害怕心理，提高了跳伞成功的信心。不久，我们又专门组织了一个运输机团，来为伞兵旅的跳伞训练服务。
一九五九年九月庐山会议以后，林彪担任了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一天，中央军委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召集常委会议，就扩大组建空降兵的问题进行讨论。到会的有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罗荣桓等元帅和罗瑞卿大将。由于是讨论空降兵的问题，因此也吸收刘亚楼和我参加旁听。
会上，林彪首先发言说，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是强大的，没有问题。海军、空军和各个兵种，也都在发展之中。相比之下，就是空降兵不够，现在只有一个旅。现代战争，需要大规模地在敌人后方进行跳伞作战。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有空降部队，还要有空降武器，包括空降坦克、空降汽车、空降炮兵等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扩大空降部队的建制。不过由于目前我们运输机的数量有限，就先扩大一个军，成立一个空降军，归空军建制。这个空降军，要从陆军调一个最强的军，来改建为空军的空降军。
陈毅元帅接着发言。他说：“我完全同意，这样做完全必要，在南京组建空降兵旅的时候，我就很重视这个旅的组成。当时我把华东野战军的很多战斗英雄、模范、功臣等，都调到了这个旅。实在数量不够时，也按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战斗勇敢、表现好等条件，从战士中补选。”
林彪对陈毅的讲话十分欣赏。他说：“陈老总这样重视空降部队，比我的想法又进了一步。就是应当从陆军部队调战斗英雄、模范、功臣来。要调一个最好的军，战斗经验最多、打得最好的军来改建成空降军。”之后，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荣桓和罗瑞卿，也一一发言，表示赞成林彪和陈毅的意见。
军委常委会议开完，就写了报告，上报中央和毛泽东。报告送上，毛泽东很快批示：“完全同意。”于是，成立空降军即成定局。
毛泽东批准后，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军委副秘书长萧华，召集空军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具体讨论要调那个军。经反复研究，最后确定调抗美援朝中表现最好的第十五军来组建空降部队。这一决定上报毛泽东、林彪，得到批准。不久，陆军第十五军正式归空军建制，改称空十五军。
在抗美援朝中，十五军部队以“血战上甘岭”而闻名于世，涌现了特级英雄黄继光，一级英雄邱少云、孙占元等一大批英雄人物。以这样一支战功卓著、英雄辈出的部队改建为空降兵部队，毫无疑问，肯定能成为空降部队的排头兵。
空十五军改建以后，首先狠抓了空降部队的基本训练，达到了一般条件下人人会跳伞的标准。接着，他们又开始进行各种复杂条件下的特种跳伞试验。开始是在广州进行水上跳伞试验，继而又在东北的齐齐哈尔、海拉尔进行雪中跳伞试验，以后又在青海、西藏进行高原跳伞试验，最后还在湖北孝感进行山地、丘陵地和水网稻田地带的跳伞试验，在云南思茅地区进行森林地区跳伞试验。他们还不断研究改进跳伞方法，从一般的步枪、轻机枪、重机枪到炮兵、到坦克、到汽车，都进行空降。从个人到整连、整营的跳伞训练，每次都取得了成功。
从空降兵成立到一九七O年，我国空降兵部队从理论到技术训练、战术训练，再到各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各种气象条件下的训练、各种地形条件下的训练、各种空运条件下的训练，都基本上获得成功，从而使空十五军成为了一支战斗力较强、能够担负各种作战任务的部队。
十一、金门空战
一九五八年七月，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为了实施这一行动，掩护大批炮兵进入前线，中央军委命令空军夺取福建前线的制空权。
一九五八年的七、八月份，刘亚楼和我带领空直机关的几个人，来到东南前线坐镇指挥，历时四十多天。首先，我们逐一检查了参战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针对国民党空军的力量和特点，同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进行研究，对部队的部署作了一些调整。
作为金门炮战的序幕，争夺福建前线制空权的激烈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这次空战，国民党空军损失了五十多架飞机，我们则损失了二十多架。战斗的结果，福建前线的制空权被我们基本掌握。之后，敌人变得老实多了，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地飞过台湾海峡，从而为我们大批炮兵安全开进厦门地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也使我们又一次得到了实战锻炼。
金门空战中，空军的很多部队都参加了战斗。其中一些组建时间不长的部队，如空九师、空十四师、空十八师等打得比较好，而这一师、空三师等几支老部队，则表现平平。战斗结束后总结时，我们帮助他们认真分析了原因，总结了经验和教训。
金门空战，是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所经历的又一次实战锻炼。通过这次空战，我们年轻的空军部队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还积累了宝贵的战斗经验，较好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
十二、国土防空
到了一九五八年底，我国的防空力量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苏联援助下，我国第一支空军导弹部队正式组建。
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就在国庆十周年大庆刚刚结束后的几天，我们组建不过十个月的年轻的空军导弹部队，就首战告捷，在北京上空击落了美制国民党空军RB—57D高空侦察机，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首次运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记录。以前，由于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的飞行高度，能够到达一万八千到两万米，而我们过去的战斗机飞行高度不够，我们只能对着这种高空侦察机“望机兴叹”。现在终于用导弹把它揍下来了！更为难得的是，当时拥有这种导弹武器的其它国家，都还只是停留在靶场上的射击阶段，只有我们第一次用在实战上，并取得了成功。
国民党高空侦察机被击落，立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飞机残骸坠落在北京近郊通县东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其他一些负责同志，都曾前去看过。
可是在那以后，中苏关系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赫鲁晓夫片面撕毁了原订的协议，断绝了有关援助，我们的导弹部队也暂时不可能再扩大了。以当时我们仅有的那一点地空导弹兵力，要把守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两万米以上领空，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又先后部署了几架U—2型高空侦察机到台湾，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控制，由美国专门训练的蒋军空军飞行员驾驶，完成到大陆侦查的任务。这种飞机比RB—57D飞得更高，实用升限将近两万三千米，而且侦察设备也更好。依靠这种较为先进的飞行，国民党空军屡次进入大陆进行侦察活动。
这时，总参谋长罗瑞卿指示空军部队，对打U—2飞机，一定要“海底捞针，总不死心”。根据这个指示，刘亚楼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认为，与其守株待兔，不如退而结网，把固定在北京的地空导弹部队拉出去，进行机动设伏。不久，这一战术果真取得了战果。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一架U—2飞机在江西上空“咬钩”了，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一举击落。
U—2飞机被击落后，刘亚楼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就说：“很好，这是个伟大的胜利。美国的U—2飞机前几天入侵苏联，苏联只是提了警告，而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
随后，我们的地空导弹部队在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又相继击落了三架U—2飞机。在一九六四年地空导弹部队第三次击落U—2飞机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听了汇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个部队在哪里，我要见见他们。”
一九六四年七月，参战的地空导弹部队全体官兵，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和彭真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对导弹部队以至全空军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之后，从一九六四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年底，国民党军的美制无人驾驶飞机又入侵大陆领空九十七架次，先后被我们击落了二十架，其中，空军航空兵击落十四架，地空导弹部队击落三架，海军航空兵击落三架。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击落的美制蒋军无人驾驶飞机，是空军在六十年代的最后一次胜仗。当然，上述几次战斗，对空军部队来说仅仅是个开始，但在当时，不仅是对我们空军自己，对全国乃至全世界，所起到的影响都还是比较大的。
十三、立空军为标兵
一九六三年元旦，我清早起床，刘亚楼就来约我到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贺龙、聂荣臻、彭真等领导那里去拜年。最后，我们拜到了毛家湾林彪的家里。
对林彪这个人，我们是很了解的。到了他那里，不能像到其他领导家那样，是没有什么闲话可谈的，要谈就是谈工作。所以一到林彪家，我们就向他汇报空军的一些情况。
在汇报中，我们谈到了北京市委当时正在大力进行的宣传空军领导机关的卫生工作。北京市委在空军大院召开了现场会议，组织北京市的一些机关到大院里参观学习。之后，卫生部长李德全又带领部里的全体领导到大院来参观学习，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也来视察。说到这里，我们说，每天来访的人很多，弄得我们应接不暇，但是又不好拒绝。
说到这里，林彪就说：“我也去看过呀，我看你们的工作搞得不错！”林彪这天很高兴，就又滔滔不绝地讲开了：“我看空军的工作搞得不错，应该宣传，应该立为标兵、树为榜样。树立标兵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四个第一’要有标兵，‘三八作风’要有标兵，‘四好连队’要有标兵，‘五好战士’要有标兵，每个单位都可以立标兵，各行各业都可以立标兵，使大家学有榜样，赶有先进，在全军造成一个比、学、赶、帮的热潮。北京市委的这个办法很好，我们解放军要学习。”（“四好连队”，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即学习毛主席著作好，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技术好，组织纪律好。）
他接着说：“我心里早有这个想法，想提出以空军为标兵。现在看来，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空军自建立以来，工作是有朝气的，要求是严格认真的，有些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所谓标兵，就是像站队一样，大家都要向他看齐。”说到这里，他问：“你们能不能把空军建设的经验，搞他个十条、八条甚至几十条，向大家作一个介绍？你们能办得到吗？”
刘亚楼回答：“这比较困难。我们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很好的总结，现在就要的话，一些经验恐怕一时总结不起来。”
林彪说：“不要顾虑那么多，你们就搞吧，搞那么几十条出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不好的，也可以作个自我批评嘛。”林彪这么一说，刘亚楼不敢再表示异议，我更是不敢说什么。
看我们面有难色，林彪就说：“这个意见我已经决定了，你们不要再说了。等一下我再和罗瑞卿、杨成武、萧华、梁必业、刘志坚他们说一下，由他们去布置，你们只要准备总结经验就是了。”我们表示回去再研究一下，再将具体意见向林彪报告。林彪说：“不要报告了，就这样定了。”我们长期跟随林彪，知道他作出的决定，别人一般是改变不了的。
从毛家湾回到家里，刚刚吃过午饭，总参副总长杨成武和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就来了。原来林彪没有找到罗瑞卿和萧华，就把他们两个人找去了。林彪告诉他俩说，他已向军委提议树立空军为标兵，并且在全军树立各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要掀起一个比、学、赶、帮的热潮，以推动部队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要总参和总政具体负责，拿出一个文件来，并要他俩先来同我们谈谈。
杨成武和梁必业还说，这件事情回去以后还要向罗瑞卿总长报告，学习空军是一件大事，一定要罗总长出来主持才行，他们只是代表总参、总政来向我们表示祝贺和学习的。
这就是林彪的作风，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只是他给我们的这个任务，却使刘亚楼和我都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当天我们就没有休息，这么大的压力，还过什么年呢？杨成武和梁必业走了以后，我们立即召集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党办、报社等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成立了一个领导班子，开始研究空军建设十多年来的各项成功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我们总结出了几十条经验。我记得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继承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经验；二、怎样联系中国空军建设的实际来学习、吸收苏联空军的经验；三、空军在紧跟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方面和突出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四、怎样加强军事训练，结合实战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的经验。我们把这些一条一条地拉成提纲，没有做好的就作自我批评，实事求是。
林彪把空军树为全军标兵的这个决定，对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是对整个空军工作的一个很大鞭策。我们马上就在空军机关中作了进一步的动员，整个空军机关都动了起来。当时，刘亚楼和我还有一个分工，他负责起草报告，我负责空军的日常工作。刘亚楼负责起草的这个报告稿，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前后不知反反复复修改了多少次，光空军党委常委会就讨论了许多次。最后定下来以后，就上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批准。后来，我们又报告林彪，可他说：“罗总长批准了，我就不看了。”林彪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作风，大政方针他说了算，一般的事情他就不再过问，放手让大家工作。
一九六三年四月，经中央军委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位副主席和秘书长罗瑞卿共同决定，由军委出面，召集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的负责人一百多人，在北京三座门开了十天的军委扩大会议，由刘亚楼介绍空军的经验。会议由罗瑞卿主持，贺龙、聂荣臻出席了会议。
刘的报告一讲就是两天。然后，罗瑞卿在会议上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林副主席指示，要在全军开展比、学、赶、帮的运动，要立标兵，树立榜样，我们现在找到了空军。林副主席说，空军工作搞得不错，比较起来，空军可以成为标兵。现在开这个会议，请同志们听一听他们的意见，看看是不是有的地方值得学习，空军的经验是不是可以作为借鉴。我们不作结论，大家可以学习，也可以不学习。比空军做得好的，也可以讲出来，也可以列为标兵。总而言之，要借这个机会，推动全军的比、学、赶、帮运动，推动‘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推动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和科学技术工作，推出一批积极分子、先进人物的事迹，加以宣扬，要在全军树立一个立先进、学先进、超先进的热潮，从而推动全军的各项工作，使全军大踏步地在革命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
接着，贺龙、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也讲了话，他们都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林彪的决定，同意罗瑞卿秘书长的讲话。他们这样一讲话，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也纷纷表态，拥护林彪和军委的决定，赞成树立空军为标兵。
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央和军委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一个万人大会，请驻京部队、军事机关和院校营以上干部，中央和北京市党、政机关处以上干部统统到会，由刘亚楼再次介绍空军的工作经验。
我记得那些年里，在人民大会堂介绍过工作经验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石油部长余秋里。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在黑龙江搞起了一个大庆油田。大庆油田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下决心搞起来的，搞之前曾说过，即使牺牲多少人也要搞，可见决心之大。因为中国是一个贫油的国家，苏联一卡我们，国家就十分困难。油田一搞起来，毛泽东、周恩来他们都十分高兴。周恩来当时还说：“中国用洋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样，余秋里搞油田立了大功，国务院把石油部树立为榜样。
再一个就是刘亚楼。因为我们空军十多年的工作较有成效，被树为全军的标兵和榜样。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林彪随即又相应提出“解放军学全国人民”，以示谦虚。这次林彪又提出“解放军学空军”。这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又学空军，就把空军推到了最前面，成为了榜样之中的榜样。
从此以后，罗瑞卿对空军的工作特别关心，要求非常严，拼命督促空军。在一次空军的会议上，罗瑞卿还把对空军的工作要求归纳为四句话：“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考验，不要翘尾巴。”他的这四句话，我们在空军内部广为印发，把四条传达到了空军各个部队，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执行。
在罗总长的具体领导下，部队的比、学、赶、帮运动推广下去了。以后，各大军区，各总部、兵种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代表大会，以后大家把这个会叫做“三代会。”各地还树立了不少的标兵。例如，空军树立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标兵，名叫潘复生；南京之区树立了一个军事训练的标兵，名叫郭兴福，等等。在南京军区树立郭兴福时，叶剑英和罗瑞卿曾亲自到南京，主持过两次现场会议，以推广郭兴福创造的训练方法和教学方法。
从此以后，全军各部队的比、学、赶、帮运动红红火火、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各类先进模范人物不断涌现，全军各项工作非常活跃。我认为，这一阶段的军队工作，是建国以来我们军队的最好时期。
十四、刘亚楼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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