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还指出：“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为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
电报还规定了攻击的次序：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并说，“只要将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同时，为协调平`津地区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中央军委决定，整个战役的指挥，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入关之前，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林`罗`刘入关以后，即由林`罗`刘统一指挥。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以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夺取平`津的作战行动，并负责尔后一个时期（大约三个月）管理平`津`张`唐及其附近区域的一切工作。
根据中央军委的这一部署，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东北野战军三个纵队由蓟县地区南下，于十二月二十日先后到达宝抵`廊坊等地，隔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三个纵队由丰润`抚宁沿北宁线南进，于十二月二十日解放杨柳青`唐山等地，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两个纵队由山海关向天津`塘沽地区前进，准备攻克塘沽，阻断敌人的海上退路；以四个纵队会同华北军区第七纵队，于十二月十七日起，先后攻占海淀`丰台`南口`通县`南苑机场和黄村等地，完成对北平的包围。
十二月十二日，东北野战军首长来了命令，要我们二纵队立即从山海关出发，同七纵`十二纵一起，并肩攻占塘沽。接到命令的当天，我们就从山海关出发，日夜兼程，迅速向塘沽地区进发，并在塘沽附近与七纵`十二纵会合。
这时，林彪又来了命令，要求二纵`七纵和十二纵迅速侦察塘沽地形，限一星期之内把情况搞清楚，并把塘沽包围好，等候攻击命令。
按照命令，我们三个纵队的领导干部，包括二纵队的我和刘震`七纵队的邓华和吴富善`十二纵队的钟伟和徐斌洲，大家一起前去侦察塘沽的地形和通道。我们看到，塘沽东靠渤海，是海河的出口地，其它三面都是盐场，由于海潮咸水倒灌，终年都是一片汪洋，是盛产芦盐的地方。尽管当时已是十二月底，别的地方已是滴水成冰，但塘沽这里因是海水，盐田上面只结了薄薄的一层冰，一踩就破，而且盐田四周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大部队无法通行。我们还观察到，塘沽守敌侯镜如所属的五个师，都已移驻到海上的军舰中，随时都可能逃跑。我们的炮火封锁不了，当时我们又没有海军，无法对塘沽形成四面包围，更无法切断敌人的退路，全歼守敌。
经过三`四天的侦察和研究，我们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无法对塘沽实施包围，建议放弃包围塘沽的计划，改为对塘沽采取监视牵制的作战方针，先攻打天津。我们把这个建议报告给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诸首长，总前委又报告给了中央军委，都迅速得到了批准。
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总前委决定改变原定计划，除以十二纵主力位于军粮城监视塘沽敌人外，集中兵力转攻天津。由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率人组成前线指挥所，集中一纵`二纵`七纵`八纵`九纵五个纵队`二十二个师共三十四万人，并配属大口径火炮五百余门`坦克十六辆`装甲车十六辆，包围并强攻天津。刘亚楼率领的前线指挥所，设在天津西南的杨柳青。
天津守敌共约十三万人，由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统一指挥。天津这个城市邻近海滨，市郊多低洼地，市内河流纵横，而且多高大建筑物，这些自然条件，形成了天津易守难攻的特点。不仅如此，国民党军还修筑了相当坚固的城防工事。在城外，他们环市挖掘了一条长四十五公里`宽十米`深三到四米的护城河，引进运河`海河的水，水深经常在一米半到两米上下，护城河的外侧，设有铁丝网`鹿砦和布雷场，以及二十余处外围据点。护城河的内侧，修有高约六米的土墙，墙上有铁丝网`电网，每隔三十米还筑有一个碉堡。市区内，陈长捷还利用高大的建筑物，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市区防御中心。北部是防守重点，南部的兵力相对的弱一些。
于是，根据天津东西窄`南北长的地形，以及守敌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和中部兵力`工事均不强的特点，刘亚楼经与参战部队的领导集中讨论后，明确提出了“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具体部署是：
以一纵`二纵配属三分之二的炮兵部队和十辆坦克，由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统一指挥，于和平门南北地段，由西向东实施突击；以七纵`八纵配属三分之一的炮兵和十辆坦克，由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统一指挥，从王串场`民族门一线由东向西实施突击。另外，以九纵及十二纵三十四师由南向北实施助攻，以小部兵力在北面实施佯攻，以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大家同时还商定，西`东两个主攻集团的会合点为金汤桥（即今解放桥）
任务分配完毕，各参战部队很快就完成了对天津城的包围，同时，各部队都对自己所负责区域内的敌情`地形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从纵队，到每个师，每个团都拟制了详细的攻城计划并以保障顺利突破护城河为主。
战斗开始之前，“前指”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还特别要求各部队在攻城的过程中，对那些据守在市内高大建筑物`工厂`学校的敌人，应采取先包围`暂时不攻的办法，待打下天津`大部敌人就歼之后，再回过头来解决这部分敌人，以减少战火对城市建筑的破坏，以利今后的建设。
中央军委`总前委林`罗`聂决定，一九四九年的一月三日至十二日，为我攻津部队扫除外围据点的时间，在此期间，陈长捷曾几次派代表来找刘亚楼谈判，要求允许他们携带轻武器南撤。针对陈长捷的要求，我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要他们彻底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的建议。陈长捷拒绝了我们的反建议，决心顽抗到底。
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起，参与包围天津的各个纵队开始负责清扫自己进攻地段上的敌人外围据点。这些外围据点的形式多种多样，不仅有明碉堡群，也有暗地堡群，还有一些是普通村庄改建的。我们把二纵队的指挥所设在和平门以西五里路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利用河堤挖了一个地下指挥所，就在那里用电话指挥几个师各自肃清攻击道路上的外围据点。
肃清外围的命令下达后，我们二纵四师便开始沿着北平到天津的公路，逐个肃清北仓到西车站之间的据点，打了一个多礼拜，全部都打了下来。五师则沿着杨柳青河堤以南，横扫附近敌人设置有工事的村落和一群群暗地堡。这些暗地堡基本上都筑于地下，上面只留出一个瞭望孔和一些枪眼，而且暗堡群和村落就位于护城河的外面，堡与堡`村与村之间有交通沟相通，很不好打，但五师还是把这些村庄和暗地堡一个一个地打了下来。六师是沿着北兴庄到和平门往前横扫，彻底肃清了在杨柳青河以北，和四师相接的西车站这一段的村庄和暗地堡。
到了一月十二日，我们全部完成了肃清突破地段上全部敌人外围据点的任务，俘虏敌人近两千。
一月十三日，我们全天都在作攻城的准备，包括火力准备`突破点的准备`渡护城河的准备`攻击梯队配置的准备等等。其实，有的准备工作早就开始了，例如，对渡河器材的准备等。
天津的护城河宽十米，水深经常为一米半至两米。我们临攻城的前几天，陈长捷垂死挣扎，命令打开西邻三元村附近的水闸，使南运河的水大部分都流入护城河，同时堵塞护城河流入海河的通道，使护城河的水有进无出，导致河水暴涨，严重影响了我们攻取天津的行动。这时，疏通河道，迫在眉睫。经过老乡们的指点，我们终于在南运河的上游找到了一个闸门，落下这个闸门后，南运河通往护城河的水终于断了流。尽管如此，当时护城河的水也已经深达三米。当时天气很冷，但冰很薄，水还在流动，冰上不能过人，没有桥，部队就很难过河。
前线指挥部给我们派来了一些工兵部队，专门为我们架桥，就这样也无济于事，架的桥远不够用。攻城时，我们将是三个师齐头并进，后面还有一个预备师，攻击面相当宽，都要从桥上通过是不可能的。而且护城河紧靠城墙，就在敌人炮火的有效射程内，部队集中从桥上通过，伤亡就会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自己想办法作准备，不完全依靠工兵。
经过研究，我们决定要求工兵帮助我们排除地雷，其它事情我们自己去做。天津护城河外侧，设有铁丝网`鹿砦和地雷场。进攻时，如果有人踩到地雷，伤亡就不会少。因此，攻城之前，我们首先要求排除敌人埋下的地雷。为了加快扫雷速度，除“前指”派下来的工兵以外，我们自己还组织了一些小工兵连`小工兵排，一边学习排除地雷，一边清除铁丝网`木椿`铁钉`竹签`玻璃渣等障碍物。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一月十四日上午十点整，在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我们开始向天津城发起了总攻。
随着总攻命令的下达，天津城外的几百门大炮一齐轰鸣。经过四十分钟炮火的猛烈轰击，我们二纵三个师主要攻击地段上的突破口，都被轰开了一段二十米到三十米的一段口子，铁丝网`鹿砦`城墙等也被摧毁得差不多了。而且敌人的地堡被掀掉，高层建筑物上的火力点也被压制住了。
这时候，我们下令部队开始渡河。这个渡河呀，真是五花八门，渡河器材各种各样，有的用橡皮船，有的用气包，有的用横干，有的用木排`木板，有的用竹竿，有的甚至用簸箕，用盆用桶。一些会游泳的就游泳过去了，我甚至还看到有的战士扒在用麻袋装的棉花包上过了河，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热闹得不得了。不过最有效的，还是拉绳子。在河这头的木椿上拴根绳，派人拉到河对岸拴上，然后大家拉着绳子过河。指战员们用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一拥而过。真正从桥上过去的，实际上只有弹药和骡马大车。
攻城的关键是渡河，但由于准备充分，我们只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部队就全部过了河。
一过护城河，部队立即从被轰开的城墙缺口处，突进了天津市郊。进城以后，四师主攻车站，五师主攻和平门，六师在和平门与车站之间，和五师并肩前进。
战斗进行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四师的前进受到了阻碍。他们在攻占车站以后，迎面就遇到了一个高大的建筑物——天津面粉厂，也是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军部所在地，周围工事坚固。按照林`罗`聂遇到坚固的建筑物先包围，暂不攻的命令，四师部队先把军部和其所辖部队包围了起来，暂时不再前进。
可是五师呢？他们一路单刀直入，向和平门攻击前进，一直攻到了老城。六师也很顺利，一路前进，和五师在老城会合。然后他们又各自继续前进。不久，六师攻占了劝业场，而五师也攻占了中原公司。中原公司是天津市的最高建筑物之一，陈长捷的指挥部原来就设在这里。
下午四点，天津面粉厂的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表示愿意谈判投降，要我们暂时停止攻击，给他们一点时间在内部统一意见。到晚上八点钟，六十二军军长以下的人员全部放下武器，我们占领了天津面粉厂。
晚上，四师`五师`六师继续沿海河南岸攻击前进，三个师的目标，统统指向金汤桥，并已和桥北的七纵部队会师。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到清晨六点钟，四师和六师也都到达了金汤桥，并先后与桥北的七纵`八纵部队会合。
十五日下午三点，前线指挥部宣布：天津十三万的守敌已全部被消灭，我们解放了天津市，活捉了陈长捷。
天津解放的当天晚上，攻进城里的各纵队除留一定数量的部队维持市内秩序外，主要的部队都撤出城外休息`吃饭和睡觉。我们的部队从一月十四日早晨八点进入阵地后，一直打到了十五下午三点，已经有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指战员们都非常疲劳，撤出城外，可以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
大部队出城后，我带着纵队领导机关，组织司`政`后各部门的干部和少数部队，开始进行战斗的善后工作。主要是：
一`打扫战场，清查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和潜藏在老百姓家的敌人，收容俘虏，收容伤兵，集中掩埋牺牲了的同志，准备将来修建烈士陵园，收集武器弹药，维持城市秩序，保护工厂`商店，严格执行城市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要的，影响面很广。
二`分派部队看守仓库，包括粮食`被服库`军械库`弹药库等。将缴获的各种车辆和各种火炮，统统集中起来交给了天津军管会，经过他们的接管和查封以后，我们就算完成了任务。
三`向城市人民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我们用开会`撒传单`写标语`街头演讲等各种方式，向天津市人民宣传我们的城市政策，宣传“约法八章”，宣传我们军队的纪律，号召人民自动检举和清查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以及潜藏着的枪支弹药。我们的这些政治宣传，使群众完全放了心。
四`作群众工作。战斗中，有的房屋被炮火打着起火，战斗结束后，我们立即组织部队，帮助扑灭火灾，防止火势蔓延，并帮助群众清理现场，整理东西。我们还特别注意帮助清理敌人据点周围的地雷`炸弹，防止造成群众的意外伤亡等等。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人民群众对解放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纷纷打着旗子，前来热烈欢迎我们，欢迎东北野战军的队伍。还有不少人给部队送来了猪肉一类的慰问品。这些慰问品，我们统统交给了军管会统一处理。
天津战斗中，各参战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除个别工厂`学校被敌人纵火烧毁外，其余均完好无损，保证了整个城市的顺利接管。为此，战斗结束以后，各参战部队很快就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战斗结束后，刘亚楼在天津召集各纵队的领导干部开会，传达了林`罗`聂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很快撤出城外，稍事休整后，立即转移准备下一步的攻打北平城。
这样，整个天津战役就宣告结束了。天津战役，是东北野战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条件下，实施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也是我军参战的各兵种协同最多，协同最好的一次战斗。战斗中，各兵种，包括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铁道兵，统一行动，密切配合。如坦克为步兵开路；炮兵压制敌人的火力；工兵排除地雷`清除障碍；通讯兵保障部队的通讯联络，部队前进到哪里，电话线就架到哪里，这些都保障了战斗的顺利发展。
加之，我们在战前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渡河器材，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而且我们采取了先南后北，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穿插分割的正确战术手段。因此，只用了短短的二十九个小时，就攻克了这个既有重兵守备，又有坚固设防的拥有两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事后，中央军委向全军通报了我们攻克天津市的经验。
在这里，我想特别的讲下，在天津战役中，我们防空工作也是做得最好的。当时，“前指”将高射炮兵分布在天津四周，敌人的飞机只要一来到天津上空，就会遭到高射炮火的密集射击，敌人的飞机往往来不及掷下炸弹就吓得飞跑了。我们打天津的那几天，天气非常晴朗，但只要敌人的飞机一到，我们所有的高射武器就都一起向它开火，飞低了用高射机枪打，飞高了用高射炮打。它顶多飞到四千公尺，再高它也飞不了。我当时亲眼看到，我们的高射炮一开火，所有的炮弹都在飞机四周爆炸。从我们开始肃清周围据点起，一直到全部解放天津，几乎天天都有敌人的飞机来，但几乎都没能把炸弹投下来。开始总攻的那一天，天上一下子就来了三`四架飞机，可我们的高射炮一阵轰击，就把他们撵走了。原来驾驶员也都是怕死的呀！
连带说一句，我从参军到打天津，打了近二十年的仗，几乎没有一仗不受敌人飞机的威胁，不挨敌人飞机的炸。抗日战争时期，挨日本飞机的炸，红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挨国民党飞机的炸，直到打天津这一仗，才第一次对敌人的飞机毫无顾虑。这一仗，敌人的飞机不仅没有投下一枚炸弹，还被我们的高射炮打下了好几架。看见敌机往下掉，我和刘震都兴奋得跳起来鼓掌。当时，这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天津战役结束后，我们二纵队奉命由天津杨柳青转移到杨村`武清`廊坊三个地方休整待命，准备打北平，消灭蒋介石和傅作义在华北的全部力量。我们纵队司令部设在武清县城。我们当时的任务是，一方面是待命，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攻打北平城；另一方面是总结经验，休整部队。
当时被我们围在北平的敌人，共有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十五个师，连同其它地方部队，共计二十五万人，由傅作义统一指挥。在天津被攻克和西撤退路被切断的情况下，北平守军已完全陷入绝境。如果傅作义坚决不投降，北平也会炮火再现。
与傅作义的接触和谈判，早已在秘密进行。早在一九四八年底，中共中央`平津前线指挥部和北平地下党就开始和傅作义进行谈判，谋求和平解放北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它任何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根据这八项条件精神，一月十六日，平津前线指挥部致函傅作义，提出和平缴械出城接受改编的两种办法，敦促其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站到人民方面来。
在解放军大军临城的情况下，经过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和一些开明人士的敦促，傅作义终于表示愿意接受我们提出的和平条件。一月二十二日，北平守军开始协议撤离市区，进至平津前线指挥部指定的地点，接受改编。一月三十一日，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也胜利结束了。整个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一个总部`一个警备司令部`三个兵团部`十三个军部`五十个师（内含两个骑兵旅），共五十二万人。平津战役的胜利，连同其它战场的胜利，已经奠定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北平是华北的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驰名的文化古城，当时拥有人口两百多万。为保护这座古城免遭战争破坏，平津战役期间，中央`中央军委一再指示平津前线指挥部，要尽量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以便能完整保存这座城市。所以，北平和平谈判的各种问题，一直都是在中央`中央军委的全面安排下，由平津前线总前委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领导具体负责执行的。北平和平解放后，我记得好象是由叶剑英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彭真任市委书记。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我们的部队举行了入城仪式。入城式是代表性的，参加仪式的既有东北野战军的部队，也有华北野战军的部队；既有步兵，也有包括坦克`装甲兵`工兵等各特种兵。当天，参加入城式的部队先从各个方向进入南苑机场，然后在林`罗`聂及刘亚楼的统一组织领导下，从南苑机场开进北京。一路上，入城部队都受到了北平市民`学生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平津前线指挥部进驻北平后，林`罗`聂`刘等首长都住当时的北京饭店。各个纵队则都返回原驻地不动。
到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在进驻北平以前，平津前线指挥部，在南苑机场举行了阅兵式，各个部队接受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检阅。由于当时北平城内的情况还比较复杂，中央领导同志都暂时住香山。
之后，我记不得是那一天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香山接见了东北野战军全体师以上干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都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要求东北野战军准备继续南下，担负起解放中南地区，即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的任务，配合二野`三野打过长江，消灭蒋介石`汤恩伯`白崇禧`余汉谋等国民党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听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大家都极为兴奋，感到这对东北野战军的百万指战员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
接着，东北野战军在北平城内朝阳大街的九爷府，召开了全军师以上的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前后一共开了十天，我们二纵队的干部就住西单饭店。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传达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的，当时正是天津战役的关键时刻，林彪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由罗荣桓去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里，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
二`会议同时组织我们学习了毛泽东为新华社所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毛泽东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现在看来，问题就更加清楚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三`总结了辽沈`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和经验教训。林彪在会上作了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专门讲了一个团结问题。强调不仅东北的部队内部要团结，更要在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统一号令下，和全国各个兄弟部队团结一致，互相配合，共同消灭蒋介石的全部力量，解放全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
林`罗讲话之后，各个纵队的干部都相继发言表态。我除表态之外，还在这次会议上检查了前面提到的二纵队在沈阳私分粮食`衣服的错误。由于我主动地作了检讨，没有受到更多的批评。回到二纵队，我们紧接着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会议作了传达，要求各部队深入动员，准备立即南下，打到海南岛，打到镇南关（后改睦南关），解放全中国。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肯定无疑的了。
三、南下途中，打猎负伤
平津战役后的休整期间，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整编。这次整编，主要是上面机构改编，下面军、师、团的建制不变。当时中央军委的命令是：
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兵团，全野战军共十五万五千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三、四、五兵团，全野战军共二十八万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全野战军共五十八万一千人；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全野战军共九十余万人；原华北的第一、第二、第三兵团，依次改称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三个兵团共二十三万八千人。
同时，除四个野战军以外，中央军委还将全国划分为六个大军区，并决定由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第二野战军兼西南军区，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此外，组织东北军区，由高岗任司令员兼政委，组织北京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
东北野战军的十二个纵队，从一到十二纵队，依次改编为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军，共十二个军，外加特种兵纵队。我们二纵队被改编为三十九军，和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军共同隶属于十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莫文骅。我们二纵队的四师、五师、六师和独七师分别改称第一一五师、第一一六师、第一一七师和第一五二师。
随着十四兵团的组建，我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震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副司令员兼三十九军军长。这样，我便离开了三十九军，三十九军政治委员由原二纵队副司令员吴信泉接任。
队伍整编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起，第四野战军在林彪的率领下（罗荣桓因病留天津治疗），分多路由平、津地区南下，差不多每个军都分成了两路，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行程约两千公里。部队经河北、河南到达长江沿岸。五月三日，发起渡江战役，从汉口以东的团凤、武穴地区强渡长江，相继解放了武汉三镇，并在渡江战役中歼敌二十五万余人。之后，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继续进军江西、广东、广西各省，负责消灭华南的国民党军及白崇禧率领的桂系部队。
这次进军，实际上是又一次的长征，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向南方长征，走的都是大路，而且我们是胜者，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要走、要打，都由我们自己掌握。当然，有一点却与红军时期的长征一样，那就是这次南下同样是都依靠两条腿来走路。天气炎热，兼程南下，部队指战员都非常艰苦疲劳。
四野部队以东北、河北和山东籍的战士居多，初到南方，由于生活习惯和气候不同，指战员们不习惯南方的气候、水土，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和山地作战特点，再加行军疲劳，日晒雨淋，酷暑，部队指战员普遍感到非常艰苦和疲劳。而且南方雨多、蚁虫多，后勤部门却来不及给每个人配发雨具和蚊帐。这样一来，疲劳加上淋雨和蚊虫叮咬，因病减员的数字相当大，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和以前长征时不同的是，这些病号都被收留到地方医院休养了，再也不会有因病掉队而牺牲的事情发生了。
尽管有这些困难，但广大干部、战士在“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的鼓舞下，士气非常高昂，一路上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群众，尊重沿途各地的党、政组织，注意和他们搞好关系。就这样，部队一鼓作气，一路挺进到了镇南关和海南岛。
令人遗憾的是，我由于一次意外事故，没能跟着部队一起行动因此没有经受这个锻炼。
队伍南下时，我被留在天津，等待组织十四兵团。我和刘震两家住在一起，当时刘震还兼任三十九军军长，不久，刘震走了，返回三十九军指挥部去了。我和其他几个人就在天津等了一段时间。
趁着在天津逗留无事的期间，我与邓华、莫文骅等人先后参观了塘沽、大沽和天津市的一些工厂。当时天津市的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是我们新四军三师的老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我们几个人就去拜访了他，向他汇报了一些情况，并请他照顾一下我们留在天津的家属。他向我们交代了一些南下时应注意的事项，还请我们在天津一个名叫“古士林”的法国餐馆吃了一顿饭。
四月底，我接到命令，要我与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第十四兵团政委莫文骅，以及谢阜民、刘转连等一批调动工作的干部一起，从天津出发，去武汉就任。我们随即从天津出发，先坐火车经济南到徐州，然后在徐州换车直达开封。当时，四野司令员林彪、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和政治部主任谭政都在开封。林彪司令员告诉我们，四野司令部和中南军区司令部准备立即搬到武汉去，要我们先走，到武汉集中报到，接受任务。
按照林彪的指示，我们继续经郑州，到了漯河。那时的火车只能通到漯河，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改乘吉普，沿着四野的兵站线走，经上蔡、汝南、正阳，来到罗山以北的铜钟镇。走到铜钟镇时，正值天下大雨，河水暴涨，汽车过不了河，只好在镇上住下了。
不久，雨过天晴，大家都想去镇外玩一玩，看一看铜钟镇的风景，顺便拿上了鸟枪，想打几只斑鸠回来烧着吃。
这时天已近黄昏，走着走着，我看到一座寺庙的屋顶上，停着三只鸽子，就要警卫员把我的鸟枪拿过来。那是打天津时缴获的一支德国鸟枪，是三十九军后勤部政委于辉给我拿来的。我觉得这枪的确不错，就一直带在身边，并曾用它打过几次鸽子，都打到了。
警卫员把枪拿来之后，推上了子弹。我一看，嘿！里面装的是个打老虎用的大号子弹，就把子弹里的火药倒了一些出来，再装上去。遗憾的是我没有注意到枪筒子里都是土，因为紧急赶路，一路上都顾不及把枪擦干净，我负伤以后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靠在土墙上瞄准鸽子，一扣板机，轰隆一声，枪就炸了，把我左手的大姆指炸飞了，中指和食指各炸掉了一节。当时，大量的流血，加上十指连心的疼痛，使我昏了过去。是我自己犯了个大错误，突然之间出现了这样的灾难。
一看这种情况，邓华`莫文骅`谢阜民和刘转连他们赶紧就跑过来招呼我，把我扶起来。帮我用手帕把伤处一扎，然后叫警卫员从旁边的村子里弄来了一个竹床，让我睡上。邓华`莫文骅他们几个亲自动手，把我抬到铜钟镇一个地主的家中。当时，这个地主全家都已逃跑，只有一个母亲带着个小女孩在家。
然后，邓华`莫文骅他们就在镇上到处给我找医生，可就是找不着。本来，镇上驻着地方军区一个独立团的团部，但部队已经出发剿匪去了。就在邓华他们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说来也巧，这个独立团的医生回来了。他请假回家探亲，正好在那天回来，准备去追赶部队，邓华他们就找到了他。那位医生立即就用大量的酒精给我消了毒，并重新为我包扎好伤口，同时给我打了一针破伤风血清。
独立团的医生告诉我们，对我的伤势来说，这些处理只是一些临时性的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地彻底治疗，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又是一件巧事，恰恰在这时候，三十九军的南下队伍正好路过这个地区。邓华和莫文骅带着我的警卫员，连夜找到了一一五师副师长黄经耀和师卫生部长石光华。黄经耀听说我受了伤以后，当即要石光华带领医生`护士连夜赶到铜钟镇，为我做手术。
那天，大概是晚上十二点钟开始做的手术。手术一开始，石光华就给我吃了麻药。这是我第一次尝到麻药的滋味。一直到清晨手术完毕，我还没有清醒，就一直睡在当作手术台的竹床上。
邓华`莫文骅他们为了我一夜都没有合眼，整夜都在为我奔波`忙碌。想起他们当年以老红军战士之情照顾我，至今令我激动。我只能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我深深的感激之情！
很快，十四兵团副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信泉都知道我负了伤。他们说，让我一个人在那里不行，不安全，又从一一五师给我派来了一个一百七十多人的连队，专门为我警戒，保护我的安全。他们还决定，把石光华部长和医生`护士都留下，专门为我继续治疗伤口。可见刘震`吴信泉`黄经耀`石光华等同志对我爱护关怀备至。战争年代的那种同志之情`战友之情，真是没法比！
第二天，邓华`莫文骅`刘转连和谢阜民等看到我已经有了警卫部队，又有医生在我面前，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就离开了铜钟，继续向武汉前进。他们在临走时还向开封发了个电报，把我受伤的事，报告了四野的林彪司令员`萧克和赵尔陆参谋长，当时他们都还在开封。莫文骅是我们十四兵团的政委，更加关心我，后来又给我派来一个组织干事王春本给我当秘书，到武汉后，照顾我的生活。
林彪得知我受伤后，又指示四野后勤部给我派来了一个技术比较高超的日本医生。这位日本医生在铜钟住了两天，看见我的伤口已经基本上被控制住，没有什么大事，加上又有医务人员在我跟前守护，就告辞回去了。这时，四野领导机关已开始向武汉转移，所以那个日本医生临走时，劝我再休息几天后就转到汉口去继续养伤。
我在铜钟整整住了十天。我痛定思痛，心情一直非常沉重，情绪很不好。我总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四野的领导，回想我自参军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的大小战斗，很侥幸，没有负过一次伤，这次我由于胜利冲昏了头脑，用枪打鸟，自己把自己的左手拇指给打掉了，真是无法向组织上交代。后来又听说，四野已经向中央军委打了报告，并通报全军，批评我违犯了纪律，说是吴法宪用枪打鸟，把手炸坏了，要大家注意，以后不要随便用枪打鸟。我听说之后，更加感到内疚和难过。
十天以后，石光华看我的伤势比较平稳，就准备护送我去汉口。临行前，我要刘震和吴信泉派来的那个警卫连回一一五师报到，只要石光华和一`两个医护人员护送我到汉口。然后，我带着几个警卫员分乘一辆吉普、一辆中卡，从铜锣出发，经罗山、宣化店、三河口、黄陂、滠口到了汉口。当时正值雨季，公路上都是泥巴，遍地泥泞，很不好走，我们整整走了两天一夜，才到了汉口。
一到汉口，我立即去见林彪。见到林彪，真觉得不好意思。林彪司令员看了看我的手问道：“痛不痛”？我说：“不痛”。林总说：“什么不痛，十指连心哪！好一点没有？”我说：“好了一点。”林彪司令员又说：“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了，就在汉口住下，找医生治疗，好好休养三个月再说，别的事，你就先不要管了，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
接着，我又去见了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兼武汉军管会主任陶铸。他们都知道我负了伤，也都安慰我，要我好好养伤。
就这样，我在武汉住了下来。关于我在武汉的生活，谭政、陶铸已经指定要四野司令部管理局负责人苏焕清负责，一切费用都由他们供给。正好，苏焕清是原来我们新四军三师司令部的管理科长，我们早已熟悉。最早苏焕清给我安排在扬子口饭店四楼住了几天，以后在兰陵路给我找了一座房子，最后又在胜利路给我找了一座更大的房子住了下来。这时，莫文骅派的十四兵团的组织干事王春本也到了，一边给我当秘书，一边照顾我的生活。
在铜锣受伤以后，我一直没有把自己因枪炸负伤的消息，告诉我的妻子陈绥圻。因为她在天津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告诉了她，只能增加她的焦虑，也于事无补。因此在铜钟，我给她写信时，只说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一切都很好等等，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我负伤的事。
不想刘震在给他妻子李玲写信的时候，告诉李玲说，我在铜钟负了伤，还可能有感染破伤风的危险。李玲看到这封信后，为我十分担忧。第二天，正好陈绥圻到她家里去，李玲一见陈绥圻就掉开了眼泪。陈绥圻当时觉得十分诧异，紧盯着连声追问：“是否前方来了信，出了什么事？”李玲一开始不说，陈绥圻就一定要李玲把刘震的信拿出来看一看。李玲被逼无奈，只好把信拿了出来。陈绥圻一看就慌了神，马上回到自己的住地，就准备来找我。因为当时还处于兵荒马乱的时候，她怕带着孩子路上不好走，就把新潮托付给了一直负责照顾他的日本保姆。当晚临走前，她给新潮喂了一次奶，就自己一个人乘火车到了南京，想从南京转乘轮船到汉口来看我。但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的空军正加紧轰炸南京，轰炸上海，轰炸长江航道上的一切船只，轮船无法通行。困在南京的陈绥圻心挂两头，急得不得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想办法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确切知道我的情况之后，她就又回到了天津，准备带上孩子再设法乘火车到武汉来。我得知她一定要来，就派了警卫员去天津接他们母子。不久，我们全家就又在汉口团聚了。
我在武汉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一直住到了十月。最初，什么事也没有，光是休养治疗。后来，十四兵团在汉口成立，调来了原热河军区的架子，组成了十四兵团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当时，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还留在北京待命，我就协助政委莫文骅筹建十四兵团的机构。不久，十四兵团副司令员黄永胜也来到了武汉，我们三个就共同担负起了组织十四兵团领导机关的任务。
七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召见正在北平待命的刘亚楼，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名单及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决心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刘亚楼建议，空军领导机关由十四兵团机关再加上原航空局所辖人员组成。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很快将十四兵团部调到北平的命令下到四野。但四野把莫文骅、黄永胜和我都留下来，只由当时兵团司令部的参谋处长何廷一，于八月中旬带领十四兵团机关共两千五百多人，从武汉前往北平报到。机构既已调走，我在武汉就又没有什么事了。
由于我负了伤，结果有两个重大战役我没能参加。一个是沙市、宜昌战役，十四兵团所属的三十九军和四十一军、四十二军，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这个战役，打了胜仗，从沙市、宜昌一带渡过了长江。再一个就是衡宝战役，这个战役，消灭了白崇禧率领的国民党桂系军队四万多人。这两个战役我都没有参加上，失去了两次很好的锻炼机会，一直觉得非常遗憾、非常可惜，同时也深感这是对我个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衡宝战役后，林彪的指挥所就离开了武汉，搬到了衡阳。不久，莫文骅和黄永胜同时接到调令，要他们去十三兵团分别任政委和副司令员。这样，他们就先走了。
他们都走了以后，我感到非常不习惯。当时，我离开了部队，一个人同家人，以及几个警卫员、一个厨师、一个司机单独住在一起，各方面都有困难，非常的不方便。
不久，林彪司令员通知我，军委决定调我也去十三兵团，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时还调曾国华去十三兵团任参谋长。这样，我和曾国华两个很快就结伴离开了武汉，去十三兵团报到，准备参加进军广西的战役。
莫文骅、黄永胜、我和曾国华四人走时，都没有带家属，我们的妻子、孩子就暂时留在了武汉。
四、进军广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上旬，在国庆大典后不久，我和曾国华一起离开武汉，坐汽车沿粤汉铁路南下。
我们首先到了长沙，见到了湖南省委书记、副省长王首道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黄志勇。王首道、黄志勇等热烈欢迎了我们，并坚持挽留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当时，中央任命的湖南省委书记兼省长黄克诚尚未到职，由王首道主持湖南的工作。
继续从长沙出发后，我们经湘潭、湘乡，再往南走就来到了衡阳。在衡阳，我们见到了林彪、萧克和赵尔陆。林彪有个习惯，每逢指挥大的战役，总是把指挥所移到最前面。当时衡宝战役刚刚结束，林彪的指挥所就设在衡阳附近的一座小山上。
就在这个小山上，林彪接见了我和曾国华，跟我们谈了话。他对我们说：“你们到十三兵团报到后，要立即准备进军广西。你们要把敌情、地形、道路统统摸准、搞清楚。部队经过了长时间的行军和一系列的战斗，已经很疲劳，你们在湘西可以适当休息一个短时间，养精蓄锐，然后准备进军广西。要从湘西一直打到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地，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广西的地形复杂，石山很多，溶洞很多，山路崎岖，道路很不好走。因此，进军广西，可能要比从北方进军湘西还困难。对此，你们要注意作好部队的思想准备，做好动员工作，作好体力准备。要千方百计地把敌人截住，把他们插乱割断，不使他们逃往云南，逃往海南岛，以至逃往越南。”
第二天，我们就经邵阳走向湘西。在邵阳，我们见到了四十九军政治部副主任周彬。经他招待，我们在邵阳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又在洞口遇见了38军军长梁兴初和政委梁必业。老战友见面，他们热情招待我们，我们就在洞口又住了一个晚上。
从武冈起程，我们再往北返，翻过雪峰山，来到安江，见到了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莫文骅，向他们报了到，并汇报了林彪关于进军广西行动的指示。之后，十三兵团便立即开始了进军广西的一系列筹备工作。
来到十三兵团后，我便立即开始了工作。首先我住到兵团政治部了解情况，熟悉干部和政治部各部门的工作。然后，我又组织由兵团政治部各部部长带领的工作组，深入到所辖的几个军里去进行政治动员和政策教育。当时，归十三兵团指挥的共有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五军和四十九军。除三十九军外，我对其它三个军的情况都不了解。因此，我到任后，首先就是去部队了解情况，帮助部队实际准备进军广西的工作。
我在下面部队一直工作到十一月初，才回到兵团部。我回来不久，兵团机关即转移到衡阳，十一月六日，我们正式开始进军广西。十三兵团的四个军先后从驻地出发，进军广西。根据行动计划，三十八军沿会同、南丹、即湘、黔、桂边境前进，最终目标是百色，负责截断白崇禧退往云南的退路。三十九军沿龙盛、荷茨、柳州、南宁、恁祥，直扑镇南关（即今天的睦南关），进抵中国与越南边境最重要城市防城。四十五军从广东韶关西进，一直进到湛江以北，负责占领整个广西东部。四十九军负责占领广西的西北部，即全州、桂林一带。
到十二月中旬，四个军都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全部解放了广西，消灭了白崇禧的主力，共歼灭十七万人，实现了中央军委制定的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部队开始行动后，兵团机关就沿着湘桂路进入了原国民党政府广西省省会桂林。在桂林，我们接到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决定将广西的新省会建在南宁。同时，中央公布了广西省领导的任命名单：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张云逸，第二书记陈漫远，书记莫文骅`贺伟，副省长贺希明和雷经天。雷经天是参加百色起义的老同志，贺希明则是原盐阜根据地的财政厅长。
与此同时，中央还决定成立广西军区，由十三兵团兼，任命张云逸兼军区司令员，莫文骅兼政委，第一副司令黄永胜，副司令员彭明治`李天佑，我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国华任参谋长。李天佑刚调来不久，彭明治就调去了北京外交部，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大使。另外，原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在进军广西时，被中央调任山西省委书记兼省长，后来指挥十三兵团进军广西的是黄永胜代司令员。
广西军区成立后，我们又进一步组建军分区，先后组建了桂林军分区`柳州军分区`百色军分区`武鸣军分区`梧州军分区`贵县军分区`南宁军分区`玉林军分区等各个军分区，并派遣干部，组织机构。这时，第四野战军和中南军区又决定，在南宁成立军管会，并任命莫文骅为军管会主任，我为副主任。
这时，我们兵团部已移到了位于广西中部的柳州。在十三兵团机关进入柳州时我们就商定，由十三兵团兼军区副司令员彭明治带领一部分直属队，先进入南宁负责治安卫戍工作，之后我再率兵团政治部进入南宁负责军管工作，政治部的全体成员就作为军管会的成员，参加接管南宁的工作。莫文骅和黄永胜则暂时留在柳州，以便指挥和掌握各个军的工作进展情况和战斗情况。我们同时还决定，把三十九军所辖的独立第五师暂时留在广西，兼任南宁军分区的工作，师长罗华生兼任军分区司令员，政委邱子明兼任军分区政委。
从衡阳开始，一路进军广西，我们在沿途所见到的广西的地势`风景真是特殊。尤其是广西的东北部，一些山峰几乎是从平地拨地而起，如玉笋，如翠屏，如巨象，如驼峰，真是千姿百态。广西的山多岩洞，洞内石钟乳`石柱`石花等应有尽有，组成各种景色。最美的还要算桂林至阳朔一带，处处青山绿水，地地奇山异石，构成了长达百里的漓江美景。
我们兵团部所在的柳州，风景也十分秀丽，随便走到那里，放眼望去，群山奇特苍翠，柳江水清澈如镜。在进入广西之前，我没有想到广西的景色居然如此别具一格。遗憾的是，当年军务倥偬，没有闲情逸致，去一一观赏品评广西的奇山异水，只是在行军途中匆匆一瞥而已。
南宁的风景就不如桂林和柳州了。但向南到凭祥友谊关的风景也很美，特别是武鸣`百色也很漂亮，以及到钦州`北海`十万大山也都有许多特殊风景。后来我才知道，广西不仅全省的风景都很美，而且冬无严寒，天气暖和，雨水充沛，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各种生产。在这里，只要人勤劳就饿不着。
到了南宁后，我才了解到，广西是一个壮族占多数的少数民族，有壮`汉`瑶`苗`侗`回`彝`水`仡佬等十三个民族。壮族是我国五十六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
五、重建广西
广西解放以前，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省政府机关都在桂林，南宁只是个一般的城市，全市只有十六万人口，地方很小，而且经济也不发达，整座城市没有什么好的建筑。现在南宁一下子突然改为省会，各方面就比较困难了。
比如，南宁居然没有一所大医院！于是，我们把十三兵团在东北接收的一个日本人的医院，改为了南宁医院。南宁当时也没有什么电影院和剧院，也没有大学，只有几所中学。当时，广西唯一的一所大学——广西大学，是在桂林。
其实，不光是南宁，当时的整个广西，都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蒋家王朝推翻了，广西全部解放了，广西变成了人民的广西。但什么都要搞，一下子究竟从哪里开始呢？
当时，广西省委书记、省长、军区司令员张云逸召集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有关领导研究后，决定首先从建立广西的行政秩序入手，同时抓紧剿匪工作，恢复生产，积极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云南。我们首先抓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建立广西省的行政秩序。我们首先建全了省委、省府、军区、军分区等各级领导机构，配备好各级干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从上到下的建立起一系列的党组织，从省委、地委一直到县委、区委和乡党委。同时，还建立起各种群众组织包括工、农、青、妇、少先队等等，把人民群众都组织起来。再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组织省政协，地区政协，县政协等各级政协组织，搞好统一战线工作。
二、清剿土匪。广西国民党部队被消灭前夕，白崇禧将总数约为四十万的部队分散开来，化整为零，隐藏在各处，骚扰社会治安，严重妨害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不肃清这些土匪，基层的一切工作都无法进行。由于三十八、三十九两军由中央军委和四野命令，战役结束后就调出了广西，组建成机动兵团。军区决定由四十五和四十九军两个军分散进行剿匪工作，划分了各自负责的区域，大力剿匪和肃清暗藏下来的反动势力和国民党部队的残余势力。同时，结合剿匪开展土改反霸工作，把剿匪、土改、反霸三项工作结合进行。
三、恢复工农业生产。我们当时十分重视尽快恢复交通、工商业、文化、卫生经济等各方面的工作，建立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尽快建立各种新秩序。
四、支援二野进军云南。二野的陈赓兵团当时奉命进军云南。这个兵团非常辛苦，从山西出来以后，相继参加了冀鲁豫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然后又从南京到安徽、浙江、江西、广东，一路横扫过来，最后军委决定由他们进军云南。他们走的路最远，也最辛苦。这次他们进军云南，要路过广西，军委要求由广西负责陈赓兵团进军云南的一切准备工作。
为了很好地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这个任务，我们派人修整道路、准备粮食等。一切支援工作，我们当时都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当陈赓兵团经过广西的时候，我们在南宁，都热烈的欢迎、接待和欢送他们。除此之外，三十八军的部队还执行了为陈赓兵团开路的任务。他们从广西的百色先于四兵团向云南前进，很好地配合了陈庚兵团解放云南。
从全省来说，要抓的就是这几件大事。当然，还有很多的具体事情要抓。就我个人来说，当时我的精力主要是集中在南宁军管会的工作上。莫文骅虽然是军管会主任，但他只是在总的方面管一管，没有参加多少军管会的实际工作。他当时的工作重点，是抓军队和军区的军政工作。另外，莫文骅是南宁人，许多事情都牵涉到他的亲戚、朋友，一些关系不大好处，因此采取回避政策，一些事情都由我来出面处理。这也是他比较聪明、稳重的一种做法。
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份一直到一九五O年的一、二月份，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工作，南宁市算是建立了初步秩序。我们当时所做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第一、清查敌人所遗留下来的人和物，把包括各种机构、人员、设施、车辆、资财及仓库里的所有物资，一一加以清点后进行接管，并对留用人员给予妥善的安置；第二、协助省政府派来的市长，召开市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市政府机关，产生新的人民政府；第三、协助市委召开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市委领导机构；第四、协助市政府召集南宁工、农、商、学、军各界代表和著名人士（或称民主人士）代表会议，成立南宁市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恢复教育，帮助各中、小学生开始正常上课；第六、发展文化事业，组建了南宁剧院。由十三兵团政治部负责，我们在一个被烧毁的废墟上修建了一个南宁剧院。这个剧院既可以放映电影，也可以进行文艺演出。我们兵团文工团就经常在这个剧院里，进行和负责组织各种演出活动；第七、组建卫生机构，以军区的医院为主，组建了一个比较大的医院；第八、恢复商业。南宁傍靠邕江，各种商业活动以前还是比较活跃的。经过我们针对工商业者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商人们渐渐懂得了我们的城市政策。很快，各个商店就陆续恢复了营业；第九、恢复公路交通，并恢复邕江航运；第十、开始建设南宁人民公园。
这许多事情，都是由我率十三兵团兼广西军区政治部全体人员，协助当时南宁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来努力完成的。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南宁市的工作上。直到南宁市的秩序初步建立以后，我才逐渐的抽出精力参与部队的剿匪工作。正好在这个时候，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委邓子恢，第三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在汉口召集中南各省军区负责人员开会，专门讨论剿匪问题。军区司令员张云逸指定我代表广西省军区去参加会议。
我于一九五O年三月初到达武汉。这次剿匪工作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星期，首先由各省军区汇报剿匪工作情况，然后听取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等领导的讲话。林彪限定广西一定要在两个月内发动群众，造成巨大的声势，基本肃清境内的土匪，建立起广西的新秩序，保障省内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交通运输的安全。
这时我的妻子陈绥圻、儿子吴新潮都还在汉口。开完会，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沿湘桂路到了柳州，再从柳州坐汽车来到南宁。
我一回到南宁，就立即向十三兵团和省军区的领导汇报了会议的情况。然后，我们立即召开全广西的剿匪工作会议，要求所有在广西参加剿匪的军队干部和各军分区的干部统统到会。
剿匪工作会议由张云逸司令和莫文骅政委共同主持，我在会上传达了各位中南军区领导、特别是林彪的讲话精神和要求。张云逸司令员对这个会议非常关心，天天都来坐镇参加会议，天天提出意见，连我的传达都全部听了，非常重视。在这个会议上，正式部署了广西的剿匪工作，并决定由黄永胜、莫文骅、李天佑和我四个人专门负责剿匪工作。
为造成声势，全力开展剿匪工作，三月份，我们在南宁召开了一个庆祝广西全省解放和动员剿匪的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有三万多人。省委第二书记陈漫远、书记贺伟和我在会上讲了话，动员全省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剿匪。我们还在会上着重宣传了党的一些政策，例如对主动投降者给予优待，对顽抗到底及窝藏土匪者进行从严处置等。大会最后还宣布，民间所藏的枪支弹药，一律都要收缴。会后，《广西日报》通版刊登了动员剿匪的材料，宣传党的政策，以造成声势，使老百姓中的少数人不敢再收藏土匪，使土匪在群众中无立足之地。
通过我们的艰苦工作，广西的剿匪工作开始还是有成绩的，但后来效果不够理想，因而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评。后来，中南军区又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来广西坐镇督促剿匪，才完全肃清了广西全省的土匪。那已经是一九五O年下半年的事了。
一九五O年五月，我们接到通知，中央军委决定把十三兵团部机构调到郑州，负责先期到达郑州、开封、洛阳、漯河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三军的整训，同时任命黄永胜为十三兵团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曾国华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准备要我们带领这四个军去参加抗美援朝。原十三兵团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李天佑则留在广西不动。
接到命令之后，我工作重点立即就转到了十三兵团这边，但还是在广西继续呆了一个多月，因为在广西还有一些未了的工作，确实一时脱不了身。当时，黄永胜也因有事准备先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到郑州，最后是曾国华带领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等机构，先去了郑州。
等我把广西的工作都交待完毕，时间已是七月初了。我走时，广西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热情地欢送了我。
在去郑州的路上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离开南宁，我们一家人先坐吉普到柳州，准备从柳州再换乘火车，去武汉中南军区接受任务。吉普车刚到柳州市郊，迎面遇到一个大陡坡，坡下面就是柳江。司机同志开车迎坡而上，想从这里进入市区。不料车到半坡，上面突然下来一个交通警，拦在车前不让走。这时司机同志就十分为难，往前开吧！就会把这个冒失鬼压死，不开吧，车在半坡，停不下。眼看着车就要往坡下滑，一滑就要滑入江中。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为人十分机警的警卫员戚永法赶紧跳下车，抓起路面上的一块石头，赶紧垫在吉普车的后轮下面，这才总算是让车停住了，把这场危险渡过去了。当时的吉普车，只是上面有个蓬子，两边是空敞着的，这一路上，戚永法就一直将自己的双腿搭在外面，准备一旦有什么事情，好随时跳下车去。也真是多亏了戚永法，如果不是他，不是路上正好有那块石头，我们一家三口就会坠入柳江喂鱼去了。从这件事情来说，戚永法对我们全家都有救命之 恩。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很怀念他，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车停下以后，戚永法就和那个交通警察吵了起来，责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那个警察解释说，市交通部门有规定，不准从这里上坡进入柳州市，主要就是怕出事，怕车滑入江中。戚永法生气地说：“我们初到柳州，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再说了，如果我们违反了交通规则，你可以等我们上去，再对我们进行批评教育。你看现在这样多危险！你拦在前面，车又停不下，如果不是我用石头垫着，车就会滑到江里去，车上的人会全部死掉的，到那时，我看你怎么办。”
我告诉戚永法，先不要吵了，想办法把车开上去再说。后来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车弄上了坡，开到了柳州市里。不久，市里的同志就来道歉，说要处分那个交通警。我告诉他们算了，他今后注意再别把车拦在半坡上就行了。
一到武汉，谭政就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我的工作可能有变化，可能不去抗美援朝，而改去空军工作了，要我立刻去北京。
当初我刚到南宁时，曾给江西永丰老家去过一封信，询问家中情况。不久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才知道从我离家以后，一家老小都已冻饿而死，只留下了老父亲一人，肩挑黄烟，靠做小买卖为生。这时，我就向谭政提出，要求在我去北京之前，绕道江西回家一趟，把孤苦无依的老父亲，一起带到北京去。
但谭政没有同意我的请求。他告诉我：“你先去北京报到，建设空军的任务紧迫，还是以工作为重。至于你父亲，等你到北京以后，再派人去接也是一样的。”他还说：“林总现已因病在北京休养，他这几年心力交瘁，勉强支持到现在，中央已批准他去北京休养。你到北京先去找他，你的任务他会当面向你交代的。”
没有办法，我只得服从谭政的决定，带着妻儿，立即乘火车赶往北京，因此我没能及时地将父亲接出来。刚到北京不到十天，就接到家中族人的一封信，告诉我父亲已经患痢疾去世了。这样，家中剩下的唯一亲人，没有能再见一面就离我而去了，我心中十分伤痛，当时没有及时赶回去，我至今想起来都很后悔。
第九章 建设空军
一、到空军工作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到达北京时是个清晨，正好是七月七日，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那一天。
车过芦沟桥，只见桥柱上所雕刻的四百多个大、小石狮，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我竭力想寻找一下当年战火的残迹，但已经事过境迁，当年被炮火损坏的石狮都已修整好，抗日战争的硝烟已不复存在，我们的国家也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我们一家三口到达北京站时，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派出空军政治部的谭石冰来接我。他把我们安排在前门外的乡村饭店暂住。当晚，刘亚楼来看我，并把我带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当时因病在北京休养，住在北京西城毛家湾的一个四合院里。
见到林彪，我先问候了他的身体，林彪对我说，身体不好，这次病得比较严重。然后他对我说：“你的工作有变动，不到十三兵团去了，要留在空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干部部部长。原来的空军政委萧华已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主任罗荣桓要他去作助手，这样空军就没有人负责政治工作了。刘亚楼希望把你调到空军来，已经报告了军委、毛主席，得到了批准，就这样定下来吧！”
我说：“我挨过国民党空军和日本空军飞机无数次轰炸和扫射，非常希望能建设起一支我们自己的空军队伍，但是我对搞空军一窍不通，要我来搞空军不合适，我不懂技术，又没有航空知识，搞不了。我还是愿意去抗美援朝。”
林彪说：“抗美援朝已经另外调邓华和赖传珠去了，你就不去了，黄永胜也不去了，已调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看我没吭声，林彪又说：“到空军，你还是搞你的政治工作。搞空军，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工作，还是不行的。另外，你还年轻，还可以学嘛！”
见到林彪这样说，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林彪接着又说：“我现在身体很不好，不能见人，今天因为是你吴法宪刚到北京，第一次来，所以见见刘亚楼和你。现在我不在位了，今后空军的一些事情你们直接去请示中央和军委，直接请示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请示聂荣臻、罗荣桓，请示总参、总政、总后各总部。”
林彪说完后，刘亚楼接着对我说：“这下子你应当安心了吧！”我说：“我先干着看吧，干不好，我还是回陆军去。”刘亚楼说：“你还能走吗？中央选到你，是对你的信任，你走什么呀！”他接着说：“我们两个合作起来，同空军全体同志团结在一起，一定要把空军建设好。”我说：“空军的工作主要是靠你还有其他同志。你在苏联学了八年，有基础，我啥也不懂，主要是向你学习，尽量争取做好你的助手。”于是，我的工作就这样定了下来。
第二天，我先去各总部报到，然后又专门找到萧华，问他对空军的工作还有没有什么交待。萧华告诉我，他在空军的时间也不长，对空军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他要我先到空军去，到工作岗位后再逐渐地去了解情况。他建议我要调查研究空军政治工作的特点，抓好干部队伍的建设，边工作边学习，从实际出发开始工作。另外，他嘱咐我要安心在空军工作，不要再提出变动工作的要求了。
一九五O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空军委员会名单，决定：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常乾坤、王弼五人为空军党委常委，刘亚楼为书记，吴法宪为副书记。
二、空军初建
这样，我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了，开始了解情况。我依次召集了司、政、后各部的负责人来汇报情况。汇报会上，我只听不说，更不提什么意见。当时我的内心很紧张，因为我对空军应当怎么搞，心中无数，而且我对空军的一些技术业务，包括飞行、领航、地勤、气象、雷达、机场建设、营房建设、通讯等都一窍不通，只能是先当学生，先学习，求教于各种专业干部和人员。至于政治工作，由于我参军以来一直搞政治思想工作，对有些问题就能比较主动提出一些意见，但对怎样结合空军的飞行业务和各种技术业务，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也还是心中无数。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了解到空军的各级领导骨干，主要来自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批以常乾坤和王弼等人为代表，是在大革命时期由党中央派去苏联学习的。我们的党中央，早就有意建设起一支自己的空军飞行部队。早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就派了一些人去苏联学习航空，其中就有常乾坤和王弼。常乾坤是山西人，黄埔学生，在苏联曾入茹可夫斯基空军学院学习，学的是飞行和领航，主要是领航。王弼是江西人，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学的是地勤，从机械师一直干到了工程师。他们两个去苏联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回来。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通过关系，才把他们先接回新疆，以后又接回到延安。以后就在中央军委航空处担任领导工作，负责搞航空工作。
第二批是一九三七年由中央派去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学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在苏联政府的援助下，开设了一个航空训练班，在各地公开招生。为此，中央在延安挑选了十九名有点文化的青年战士和基层干部，并就近在西路军失败后滞留新疆的部队中挑选了二十五名干部、战士，送进了这个航空训练队学习，其中在飞行班学习的二十五人中，机械班学习的十八人，一人因病返回了延安。在经过刻苦学习，这批人终于顺利毕业了。不想，在一九四二年，盛世才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变脸反共，杀害了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的陈潭秋、毛泽民等，同时还把航空队的这一批人都抓起来关进了牢里。一直到抗战结束，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通过当时的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进行协商，才把这批人弄回延安，统一分配在军委航空处工作。这批人中间，有吕黎平、陈熙、安志敏、方子觉、袁斌、胡子昆等人。
第三批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老航校的毕业学员。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创建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常乾坤、王弼告诉我，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关东军，包括关东军空军全部缴械投降，但好多飞机被苏联人拉走了，只剩下一些残兵游勇，交给了我们，其中包括一个日本的航空大队。这个航空大队中，有机械员、机械师和工程师，还有一个飞行技术比较好的大队长林弥一郎和二十多个飞行教员。我们就利用这些人，组织了一个航空队。我们同时派干部进去，告诉他们要很好的工作，服务好了，就让他们回国去，这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不久，常乾坤、王弼他们率领延安航空处的一批干部来到东北，同日本这些飞行技术人员会合在一起。这几批人，包括大革命时期派到苏联学习后回来的，一九三七年派到新疆学习后回来的，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刘善本，以及接收过来的日本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就一起组成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以后就称之为老航校。他们在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一些机场里艰辛地搜寻遗弃的飞机、发动机、航空器材和汽油，拼凑成了一百多架飞机。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代号“三一部队”。以后当务之急就是招生问题了。
航校的第一批学员就是从新疆航空队回来的那些人，他们虽然在新疆分别学过飞行和地勤，但是入狱几年，再加上在延安没有飞行的条件，四、五年下来，也就生疏了。航校办起来以后，首先就让他们重上飞机，由日本教官带飞，待我们的技术业务恢复和熟练以后，再吸收新的学员。由于所找到的航空汽油很少，油用光了，就试验用酒精来代替，结果也是一样可以飞行。
一开始打算从部队干部、战士中挑选学员的，但前方战事吃紧，部队正在打仗，只好作罢。后来又想在东北地区招生，但是那里的青年学生大都长期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文化水平比较低，身体素质比较差，在政治上又要经过审查。正好在这个时候，山东抗大一分校到达东北，他们带来了一千多名学生，都是从战斗部队中选送培养的青年战士和胶东老解放区吸收的青年学生。这些人就成了航校选调飞行学员的最好对象。结果，航校从东北和山东的抗大分校中选拨了一百二十多名学员。就是这批人，在后来的抗美援朝中，不少人都成为了战斗英雄，如王海、邹炎、张积慧、刘玉堤、鲁珉、林虎、李汉、马杰三、白云等。
这样几批人，就成为组建空军的主要力量。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中央抽调的大批成建制的陆军部队机构和人员。中央、中央军委对筹建空军十分重视。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组建空军的问题。他在信中指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占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第二天，七月十一日，中央书记处就召见正在北平、曾在东北兼任过老航校校长的刘亚楼，谈建立空军的设想，并责成刘亚楼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的入选名单，以及空军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
在听取了刘亚楼的意见后，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给第四野战军领导发去电报，提出“空军领导机关准备以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直属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八月一日，中央军委又致电四野：“由四野拨来作为成立空军司令部之基础的十四兵团指挥机构（包括司、政、供、卫的全部人员，以及警卫团在内），请即令开来北京待编。”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四野于八月五日发出命令：着第十四兵团直属部队全部机构调归军委成立空军司令部。
就这样，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还没有在兵团到职，就直接去了空军，而且还把兵团部也统统调到了北京，只把莫文骅、黄永胜和我留下来，改去十三兵团任职。八月十九日，十四兵团直属全体人员两千五百多人，全部由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廷一率领，从武汉来到北京南苑，正式成立了空军机关。
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政委，王秉璋为参谋长。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通告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已经成立。后来中央军委又确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空军正式成立后，中央领导对空军的建设曾多次提出明确要求。毛泽东主席曾指示：“要加速培养地勤人员，准备解放台湾。”朱德总司令也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很紧迫的，人民实在等得焦急了，他们希望我们很快地学会，学会了就打（指解放台湾）。”当时，周恩来总理曾根据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战略部署，向刘亚楼提出：“航校第一批学员最好能在一九五O年九、十月毕业。”
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一方面是对空军建设极大的鼓舞，另一方面也是重大的压力。为顺利实现中央领导的要求，空军的全体同志都不敢稍有懈怠。我来到空军之前和来到空军之后，空军领导机关每天的工作时间都采用三班制，即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上班。晚上一般都要到十二点左右才能下班回家，而且星期天也根本不休息，工作非常紧张，唯恐完不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为建设好空军，根据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党委决定首先抓好两条，即：办好航校和建设好空军的领导机关。
一、办好航校是建立空军的关键。如果办不好航校，也就没有组建好空军部队的可能。这一点过去我们不懂，以后懂得了。所以，中国的空军是先有学校，后有部队。空军各部队的飞行、领航、通讯、雷达、机务、地勤、气象、油料等各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都是在学校学好后，才能组成部队。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亚楼关于建立第一批六所航空学校的报告。经过紧张的实地勘察，选定第一至第六航校的校址分别为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济南和北京的南苑。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一日，六个航校的校址先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整修航校使用的机场、营房、教室等又成为最紧迫的任务。我们本着因陋就简、逐步改善的原则，将六个航校的教室、营房，在十一月底都大体上准备就绪了。
当时之所以要将六所航校都设置在北方，主要是因为那时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为保证航校训练能顺利实施，必须有比较安全的环境。在北方，受台湾国民党空军轰炸的威胁比较小。后来，我们又将东北老航校改为第七航校，校址仍设在牡丹江。这样，我们就一共有了七个航校。
要办好航校，校长和政委的人选十分重要。遵照中央指示，空军党委从东北老航校中，挑选了七个富有飞行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干部，任命为各航校校长。至于航校的政委，空军党委于十月二十一日报告中央，要求从各野战军挑选。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指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要各野战军提出三倍于任命人选的名单交由军委选定。随后，各野战军根据军委的指示，共提出了十九名预选对象。十一月十八日，中央军委从中确定了七名。这七名航校政委都是陆军中的师以上干部，各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强。航校的领导体系也跟陆军一样，政治委员都是党委书记，负责全盘的政治领导。
当时，航校的校长、政委，经空军党委提出意见后，都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任命，而不是由空军自己任命的。足见当时中央、中央军委对空军的重视程度。组建航校的架子，也都是陆军的师的机构，由陆军一个一个的调来，组成了航校的校部。有的就由调来的师政委带来。
作为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刘亚楼对航校的建设更是尤为重视。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他在空军第一次航校负责干部会议上强调，以“一切为了办好航校”作为空军工作的一个原则，无论是干部和人员的调配，机场、营房的修建，飞机器材的分配，还是航空工厂的整顿、建设，物资供应的保证等等，都要首先以办好航校为前提。他还提出，空军初建，没有经验，工作中要多动脑筋，开动机器，办事要迅速、准确，并且要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
对航校学员的选调，中央军委也十分重视。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军委就向各大军区、各野战军发出指示，要求从陆军作战部队和各地军政大学中选调空、地勤学员，并规定了严格的选调条件。之后，经过认真选拨，七个航校都接收了所能容纳的一大批学员。这批学员，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空军学员。
就这样，经过紧张的筹备，七所航校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底和一九五O年初相继开了学。朱德总司令对航校的飞行训练非常关心。他指出：“空军能不能搞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空军作战的胜负，有时往往是一分一秒的事情。如果我们别的都好，就是技术不好，那也一样不能完成任务。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被敌人所打败。”朱德的这个讲话，空军党委及时在各个航校作了传达，进行了教育。通过学习和教育，给了航校学员以极大的鼓舞。
为迅速满足组建空军部队的需要，一九五O年间，空军曾先后三次扩大了航校的训练规模。通过将近一年的培训，第一批空地勤学员先后毕业。以后，又陆续扩建了一批新的航校。通过这些措施，较快地培训出了一批部队急需的人员。
二、在抓紧航校建设的同时，也抓紧了建设空军领导机关的工作。刘亚楼对空军机关的组织、业务工作和作风建设等非常重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空直机关参谋、干事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空军建设总的任务，是“建立人民空军，保卫人民祖国”。根据这个总任务的要求，空军机关一定要建立正规化的机关业务工作，树立和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为此，他还明确提出了空军机关作风培养的七条要求。
刘亚楼司令员对空军机关的工作抓得紧，要求严。他要求各部门既要抓好中心工作，又要完成日常工作；既要讲究工作方法，提高办事效率，又要对机关工作有预见性，讲究完成任务的彻底性和及时性。他对时间的要求是论分论秒，不能论小时。他要求各部门和各级干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动脑筋，出主意，努力完成党和毛主席、中央军委交给空军的任务。刘亚楼的这些要求，基本上都在空军领导机关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但是，毕竟空军领导机关当时正处于初建阶段，干部又大都来自陆军，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不懂航空知识，因此对如何组织、如何编制、如何组建好空军部队等工作，只能是在学习、摸索之中前进。
一开始，空军初建时期的组织结构，只是在各大军区设立航空处。航空处的主要任务，是接收、保管和维护国民党军队留下的飞机、器材、零件，以及所有的机场。后来，才在航空处的基础上，组建了各个大军区的空军司令部。与空军党委的工作重点一样，大军区空军司令部组建后的主要精力，也是放在航校的建设上。
航校的建设很快就见到成果。一九五O年前后，各航校的速成班学员相继毕业。这些学员毕业后，空军就有了组建部队的基本条件。至于组建部队所需的领导机构，经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批准，都是总参谋部下达命令，从陆军成建制地调来，如果我们需要军就调军的机构，需要师就调师的机构，需要团就调团的机构。当时，凡是空军的报告、请求，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几乎是有求必应。送上去的报告，差不多就能得到这样的批示，“照办，完全同意。”
但是，从陆军调来的团长、政委都不会飞，怎么办？我们考虑，不会飞不要紧，先组建以后再作培训调整。刘亚楼曾几次对我说：“像我们这样不会飞的干部，终究是个过渡干部，迟早是要由会飞的同志来担任领导职务的。”
因此，在空军部队的建设初期，团长、政委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不会飞，都不懂得飞行的基本常识。但是，大队长、中队长都是飞行员，全部是飞行干部。当然，在团里的干部里，我们也尽可能地配备了一些飞行干部，有的是团长能飞，有的是副团长能飞。
为尽快解决航空部队的飞行指挥干部问题，空军常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准备在陆军中选调符合条件的干部，送入航校中进行紧急培训。刘亚楼趁列席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把急需解决航空部队的指挥干部问题，当面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对这一问题十分关心，很快就会议之便，口头指示有关军区负责人如数送调。结果，各军区很快选调了符合飞行条件的营团干部九十多人。经航校培训后，这批干部成为空军第一批飞行指挥员。
三、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建空军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下决心组建空军以后，全党、全军全力投入空军建设，包括海军航空兵和民航的建设。决心虽下，但当时正值建国伊始，百废待举，我们自己不光没有飞机、没有汽油，甚至全国连一个汽车制造工厂都没有，连辆汽车也造不出来。更不用说是航空工业了。给我们建设空军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那么，靠什么来建空军？在技术和装备上问题上，当时路只有一条，只有依靠苏联。空军初建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同苏联谈判，要苏联帮助我们搞空军，搞航空工业。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就在中央书记处召见刘亚楼以后半个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中共中央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的空军战斗部队，配合渡海解放台湾，要求苏联向我出售飞机，并帮助中国训练空军技术人员，并请苏联派出空军顾问来华，参加中国空军的建设工作。
在达成初步协议后，八月一日，中央又委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等人赴莫斯科，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商谈。刘亚楼等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等人。经商定，苏联同意向我出售飞机，并派专家、顾问，帮助我国建设六所航校和组建一个空降旅，因为那个时候中央正考虑攻打台湾。接着，王秉璋又三次去到苏联，商谈援建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
根据中苏双方的协议，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始，一直到一九五O年的一、二月份，苏联政府将航空设备和教学设备陆续运抵满州里。这些设备绝大部分都是用火车运来的。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在冰天雪地的满州里，负责接站转运的同志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露天站台认真地进行检查、登记和分配，按时把一百多架飞机，以及相应的航空发动机、航空器材、降落伞、塔台车、活动修理车、充电车、充气车、空气压缩机、加油车、滑动车、交通车、吉普车等，安全地分别送到了第一至第六航校的领导人手里。老航校即七航校，则依旧使用原有的日式飞机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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