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深圳的时候，看到副总裁情绪很好。在新的组织结构中，他无疑是总裁的有力人选。另外，公司已经进入香港联交所“聆讯”阶段了。所谓“聆讯”，就是随时等着被联交所质询。按照香港联交所的规定，对拟上市公司只进行“形式性审查”，不进行“实质性审查”。意思是只审核申报材料是否符合上市条例关于信息披露的要求，是否存在非正常关联交易等等，而不审核上市公司应不应该上市――当时的香港创业板是很宽松的，只要你有两年的经营记录，只要公司治理看上去还可以，只要有保荐人愿意保荐，只要你的股票发行前有足额的认额，你就可以发股票了。
老P更加不见踪影，估计他被联交所盯上了。作为财务总监，在上市过程中，工作量和责任都是相当大的。因为没我们什么事，我和小F优哉优哉地渡过了６月份。
与北京相比，深圳无疑太年轻了。这是一个冲满活力的城市，但又时常困惑于缺少历史所带来的摇摆和阵痛。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汇集到这里“寻梦”的年青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是每个人心里埋藏的梦。这里很公平，不象北京那样在厚重的文化背后透着威严。这里很自由，没有束缚，没有约定俗成的观念，财富是衡量你是否成功的标准，代表着身份和成功的标志。所有人都在谈论着“生意”，交流着“如何发财”的心得――这里是当时国内最热的土地，打工者创业的天堂。
我的未来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尽管我很努力，尽管在公司看上去发展得很好，但我仍然经常会在半夜惊醒。在深圳生活的日子是惬意的，但久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表面热闹之后的沉寂，让我时常感觉到空虚带来的痛苦。2000年的我，象当时的深圳一样，也在经历着成长的痛苦。
５年过去了。现在的我，已经步入而立之年。我拥有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一份让我衣食无忧的年薪。公司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我终于遇到了我的“老师”――现在的CEO，一个当年IT界叱咤风云的前辈，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接受更全方位的商业训练。每天都感觉在提高，每天的工作都很充实，跟公司团队的合作充满了乐趣。我在二环边上有一套１４０平米的房子，两岁半的儿子９月份就要上幼儿园了；生活很有规律，经常的锻炼让我的身体处于良好的状态。朋友也很多。父母的身体也很好。2005年３月我报考了母校商学院企业管理的博士，通过了全国统考和复试，９月份就要开始我的博士生涯。一切的一切，都很顺利，我此刻的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激。
思绪又回到了2000年，往事象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又回到心头。No pain, No gain。经历过付出和痛苦，才有收获和喜悦。如果你认真地对待生活，生活也会认真地给予你足够的回报。
总部财务部要扩编。我和小F开始“招兵买马”。招聘启事发出去以后，简历象雪片一样飞来，不到一周，我的桌面上就多了上百份简历。
招聘是痛苦的。简历做假防不胜防。“海归”在面试的时候回答不上来学校的具体位置，CPA连简单的财务流程都表达不清，这种情况，让我和小F感觉很“受伤”――假文凭那时在深圳很便宜，相当普遍。
按近５０：１的比例，最终我和小F招聘了两位财务主管。由于我和小F的原因，不可避免的这两位财务主管都是青春活泼、认真负责的年轻MM（有点言不由衷，呵呵）。后来，她们俩一位留在了深圳，一位在北京一个很有名的IT公司做财务经理。我们３人之间还经常聚会――直到现在我还会时不时以“领导”的身份数落她几句：）
2005年７月２２日，历尽千辛万苦，公司终于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由于市场缩水，原先预定1.2亿的融资额因认购不足而降低到６０００万元港元。上市律师、财务顾问、审计费用、公关费用等加起来将近１０００万港元，实际公司拿到手的不超过５０００万。尽管如此，这还是公司历史上的头等大事。老板们决定在深圳总部好好庆祝一下。
那个晚上很难忘。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酒过三巡，开始飚歌。借着酒劲儿，在财务部的起哄下，我被推上了台。我唱了一首满文军的“懂你”，一边唱还一边学着香港歌星的作派跟下面互动一下“你们喜欢我吗？（下面齐声：喜欢！）”“还要唱一遍吗（下面齐声：不要！”，众人皆笑，其乐融融。
晚会过后，我把老P送到酒店。老P说有事找我谈，我当时心里对“中国区的财务总监”还是比较渴望的，因为我跟小F是财务部的开山元老，后来的人都是我们俩招的，小F跟我风格不同（小F，没意见吧）不会跟我“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志在必得”。
谈话让我很有点失落。老P虽然高度评价了我一直以来的工作，但结论是“还不够成熟”还要锻炼，因而暂时我和小F都定位为高级经理。工资升三级（这消息让我为之一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副总裁和老P的决定，是为了防止我骄傲过头而采取的“欲擒故纵”的“领导艺术”。哈哈，尽管晚了一点，我还是要向老P和副总裁当年的苦心表示感谢了――他们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
我和小F最终获得了加薪――税后7500大洋。当晚我们就把当月的加薪额度给“庆祝”出去了。
一个大学同学也想从北京来深圳创业，过来考察“地形”。打通我的电话，才发现我们俩住的地方就一街之隔。正好一聚。
朋友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对待朋友的态度是，投之与李，报之与桃。只要是力所能及的，我都会提供帮助――当然，朋友对我付出的，往往会更多。平时我会跟朋友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如果我工作太忙，LP则会出面替我张罗个聚会什么的。朋友也是要维护的，有个贤内助，真是人生幸事――家和才万事兴呢。
朋友的自立生活能力不如我，我有情绪的时候还能做一桌的好菜，因为住得近，所以他下班后会过来我这儿，炒几个小菜，喝喝啤酒。朋友后来还因此老提此事，说我在他困难的时候给他很大的支持――其实完全是无心之举，朋友的话重了。
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朋友之道，亦于此也。
上班的时候，接到了Jack的电话。Jack的生物公司正在准备第二轮融资，希望我能够抽空去珠海一趟，指导一下他的财务人员。我没犹豫就答应了。
对比我强的人我一向心怀敬意。我一直认为，跟比自己强的人在一起，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尽管这一去周六周日双“泡汤”了，我根本完全没有去计较这些。能够帮到Jack，是件高兴的事情。
Jack从美国带回一个很先进的基因技术，当时“人类基因图谱计划”正是热炒的时候。把人类的基因，用序列的方式描述出来，从而找到人类生命的奥秘，这是一项全世界参与的项目。美国还专门发明了一种超级计算机用于基因的序列检测。Jack的技术可以解决这个计划中一种蛋白型抗体试剂的批量生产的问题。原来的方法是从兔子的血清里抽取，而Jack的技术可以从鸡蛋清里抽取，污染低。
Jack的公司已经完成了第一轮数百万人民币的融资，公司设在珠海一个风景很美的科技园区内。绿草环抱，海风习习。简直是我梦想中的工作环境。
Jack想做一个正规一点的商业计划书，公司的财务主管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会计，从来没有接触过融资这种事。虽然我当时也没做过，“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吗？上市和研究生的经历多少让我还是有点底气的。我一口应承下来。
接下来就是连着几个通宵的苦干。互联网上是个好东西，只要你会利用，它简直是个地球上最大的图书馆。我把查到的如何写《商业计划书》的资料，全部编辑在一个文件里，在最短的时间内强行“消化”掉。这种“恶补”的方式很耗体力，但不失为在较短的时间里变成某个领域专家的捷径。是我屡试不爽的“保留曲目”。
商业计划，必须对公司的过去和未来有清晰的了解。而商业计划内面涉及到大量的数字，也要精确无误，注明出处――否则职业的投资人根本不会看上一眼，那时好的投资经理平均每天要受理上十份的《商业计划书》，能否打动他，并让在你的商业计划书上浏览超过５分钟的时间，有时将直接决定你的成败。
素材不足，我建议Jack还是从建立财务模型开始。
那段时间白天上班，晚上要帮Jack，身体疲惫不堪，精神却处于一种奇怪的亢奋状态。
公司上市以后的状况不好，随着新人的加入，组织结构开始变得臃肿，效率奇低，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微妙。新的开发项目也没有进展，好多新招的开发人员每天都泡在电脑面前打游戏。老板们刚飞来飞去，到处去视察。二季度的审计报告出来了，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亏损８００万港元。
一种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公司，公司的股价也立标杆见影地大挫８％。老板又开始了不休止的会议。人心开始浮动起来。准备搬迁新写字楼的决定也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上市公司的压力是很大的，如果你不想承受这种压力，最好不要去上市。
裁员的决定是在８月中旬做出来的。而Jack公司的第二轮融资也进行到了关键的阶段。
副总裁（已经升为总裁了）找我谈话。让我谈谈对公司这段时间经营情况的看法。
跟领导谈话是种艺术。有的领导喜欢直来直去，有的领导喜欢你毕恭毕敬，有的领导喜欢话里有话。我那时根本不懂这些，我只会一种交流方式就是直来直去（后来也吃过不少亏）。
其实，沟通的学问还是很大的。善于沟通和不善于沟通，从结果上会差很远。有的人很有才华，但不会沟通，结果是得不到别人的承认，终身郁郁不得志，错失很多机会；而会沟通的人，不但会说，更重要的是会听，会体会“言外之意”。这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职业经理人必须具备的经验。沟通能力，通过有效的训练是可以提高的。
我直截了当地谈了对公司经营的看法，根本不在意副总裁的“感受”。“首先”我说，“公司不应该把深圳的摊子铺这么大，这造成了公司费用的上升和效率的降低”――后来公司招的新人成本奇高，那个时候，所谓的“IT精英”月薪动辄上万（那个时候工资上万还是不多见的）。“其次，公司不应该强行把原来的事业部编制打散，在上面加个总部的帽子”――确实，当时公司下属公司有技术服务公司、有设备公司，性质不一样，经营方式不一样，用总部去协调经营，在效率上损耗很严重，也打击了下属公司的积极性――在新的组织结构里，下属子公司老总的级别跟我一样，这确实不太合理。
副总裁脸色有点不太自然，不过看得出，他没有生气――他也是个直脾气的人，我们一直相处很好。最后，他甚至同意了我的观点。
经营公司必须“实事求是”。这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结论。保持一颗平常心态，经营好的时候不得意，经营不好的时候也不气馁，心态平和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是我现在的师傅的教诲。现在看来，也是知易行难，要做到“知行合一”的境界，人生还需要不断修炼啊。
我帮Jack做的《商业计划书》终于完成了。这是我的第一件正式作品。现在看起来相当稚嫩，但其中的一股热情和自信却能从字里行间中扑面而来。如果我现在打分，应该在７０分吧。Jack问我怎么付我的工资，我想了想，拒绝了。我当时很需要钱。但与其拿Jack的钱，把双方变成一种雇佣关系，莫不如让Jack欠我的情，我们成为朋友。在机会和金钱不能兼顾的时候，我一般会选择对将来会产生影响的机会，而不是摆在面前的现钱――机会能给你带来更多的金钱，而金钱却不是时时能买来机会。
这次去珠海，见到了Jack公司的董事长P总。５０多岁，很瘦，一双眼睛透着精明，也是一个典型的浙江人。后来才知道，Jack的董事长是杭州一个生物公司的总经理，那次是专门来面试我的――难怪他问了我那么多的问题。
我对珠海的印象越来越好了。每去珠海一次，就会加深我对这座城市的好感。珠海很让人放松，心情很宁静，而回到深圳，我会感到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精神不由自主地紧张。这种反差，可能也是后来我做出那次关键选择的原因。也许是我命中注定要与珠海有后来那段缘分。
接到Jack的正式邀请是９月初的事了，他的第二轮融资也进入“聆讯”的阶段。投资人需要公司有一个好一点的财务总监。经过这段时间的共同工作，Jack对我印象非常好，强力向董事长推荐了我。
深圳公司也进入了裁员的实施阶段，总部要搬到上海。我属于核心人员，而且被总裁（原副总裁）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是属于保留对象。在那次谈话后，总裁还暗示我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我知道他指的是“中国区的财务总监”。说实话，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那时才２７岁，做这个职位，太年轻了，所以我能理解总裁和老P的决定。强扭的瓜不甜――是你的就是你的，别人抢不走；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抢也抢不来。
公司要裁的员工，８０％是公司上市前后招聘的新人。看来为了保住股价，公司准备“壮士断腕”了。尽管没有被裁之苦，但我同样面临一个决择：何去何从？我开始失眠了。
我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留在公司，有可能升任“中国区财务总监”。尽管公司在调整，但毕竟也是一个上市公司。薪水至少在税后１万以上。关键是总裁和老P都很相信我，以后的路会比较顺。很有诱惑力。
第二种，去珠海。Jack的公司虽然还处于创业阶段，财务总监的工资不到5000多块钱，还是税前的，Jack强调说会给一部分“期权”作补偿――那时候“期权”是个新鲜玩意，我也是第一次接触。Jack没有给我Offer――创业公司，连专门管人事的人都没有。从办事的风格来看，Jack是个非常节俭的人。去珠海，意味着一切又要重头开始，收入大幅减少，房租自付，而公司前途如何，还是未知数。Jack的公司也有吸引我的地方，计划书上描绘的宏景让我热血沸腾――我本来就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另外，国内二板的概念越炒越凶，Jack的公司按照那时候的标准，是个很有可能上市的概念――这也是后来融到第二笔资金的重要原因。
实话实说，Jack给的工资，确实太低了。当时我还在还债，钱是很重要的。税前5000，七扣八扣，付了房租就剩不下多少了。尽管我有冒险的冲动，但工资的巨大差距还是让我犹豫了。
To be or not to be，it’s really a key（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那几天晚上，我又象着了魔似的，在二十几层的阳台上眺望着深圳的夜空，一望就是半天。足足有一个星期，我睡眠不足。
我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上班的时候，老P和总裁找我谈话，让我在财务部中裁一个人下来。言下之意，我有“当家作主”的权力了。这正是我担心的，一旦公司宣布我作“中国区财务总监”，按照我的个性，我是再不可能开口提辞职的事了。我决定先跟公司谈。
老P眼睛瞪得象个铜铃似的，他绝对不相信我会提出辞职的事情。他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我告诉他有个朋友邀请我一块儿创业――他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老P让我再考虑考虑，并明确表示他跟总裁已经考虑明确我升任“中国区财务总监”的事情了。
总裁在百忙之中抽出晚上的时间请我吃饭――那顿饭，在我看来，是一种莫大的认可，事到如今，我依然心存感激。总裁对我辞职的事一个字都没有提，只是跟我谈公司经营的事情，谈上市过程的坎坷――我不得不承认，这是非常高明的“沟通技巧”。我真的很感动，我又动心不走了。
第二天，我跟Jack打电话，说我可能不会去珠海了。我婉转地表达了我对工资的担忧，也表达了公司对我的重视。Jack让我再去一趟珠海，说再详细谈一下，电话里，我无法拒绝――事实上，我也没想拒绝，根本上，我还是一个喜欢冒险的家伙。
没想到的，P总和Jack一块儿到码头接我，开着一辆白色的大奔。待遇太隆重了，简直让我有点“受宠惹惊”，这几天，我连续地被人为制造的“感动”折腾来折腾去，已经有点无所适从了。
我在珠海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赶最早的船回深圳。P总、Jack和我谈到了很晚，工资也涨到了税前１万，P总说这是董事会为我的事专门破的例，P总开玩笑说，“你的‘面子’好大啊”。Jack主要谈了这个项目的前景，我印象最深的是Jack用了一句英语（海归都有中英双语混用的习惯）“The limit is the sky”――意思是“发展空间任你想象”的意思――这句话让我心动不已，对促使我下最后的决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连着几天，我帮助老P和总裁处理公司裁员的事情。看着一个个曾经的同伴相继离去，我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裁员真是一种让人难受的经历。手上的事情处理差不多之后，我向老P和总裁正式提出辞职，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去向，我只是说不太想去上海，要么会跟朋友创业，要么想回北京。老P和总裁没有马上接受我的申请，老P还问我是否愿意考虑留在北京公司里工作。看得出，我的辞职让他有点失望――这让我心里隐隐地不安。将近１０个月的相处，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同事和朋友。离别，总让人伤感。
人对“第一次”总是印象深刻。我职场生涯很多的“第一次”是在我服务的这家香港公司里开始的，因而，我对这家公司至今仍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一直认为，这是我服务过的最有人情味的公司，无论是老P，总裁，还是老板，我的兄弟小F。感谢他们的信任，感谢我经历的所有的挫折和困难，是你们，帮助我迈出了职场人生宝贵的第一步。从一个连EXCEL都不会的“菜鸟”到一个“入门级”的财务总监，细细想来怎能不让人心生感慨？
９月２０日，我正式告别了我服务的第一个公司，带着我简单的行李，开始了我在珠海的“冒险”的旅程。
Jack的公司只有十多个人。主要是技术人员，这个项目正在进行中试，还没有最后完成生产转化环节。公司有一个很大的养鸡场，做完试验的鸡蛋敞开供应，以致于后来对鸡蛋“严重过敏”――炒鸡蛋吃多了。
公司不提供住房。我只好开始了租房的经历，我从来没自己租过房，在深圳的时候，公司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Jack好象不管这些，美国人的习惯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楚，在他看来这完全是我应该自己解决的事。在上了几次中介的当之后，我终于在Jack家的附近找了一间二居室安顿了下来。那几天，尝尽了“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之苦。
“海归”归国创业，成功者凤毛麟角。后来我分析，不谙国情，不懂中国的“人情世故”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中国创办企业，不了解中国社会，不了解中国的员工的文化背景，一味地移植西方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手段，很容易造成文化上的“水土不服”。“海归”回国，首先要过的就是文化关。“人情练达皆文章”，这个“文章”是不好做的。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意思是既要从书本上学习，也包含在生活中学习，领会人情世故，掌握沟通之道，处世之道，这样，才能游刃有余，达到“不亦乐乎”的境界。否则，只能是四处碰壁，结果是“乐”不起来的。
新的投资马上要到位了。1000万，这对公司是个重大事件。上任伊始，作为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的双重身份，我参加了公司的第一次董事会。这次董事会确定了公司的发展战略，首先，尽快完成产品转换过程；其次，在适当时候尽快招聘技术人员，扩大生产规模；第三，准备参加深圳高交会，伺机与投资银行联系，为国内“二板”的推出做准备。
“寻求上市”，是这次董事会定下的基调。事后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决策。有时候，在所有人都在为“二板”鼓吹的一片狂热氛围中，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忙碌中，国庆节就快到了。按照事前与Jack的约定，公司将承担LP这次过来探亲的费用，之后，每两个月我可以报销一次回家探亲的路费。
LP来的时候，“家”里的东西基本已经置备齐全了，偶尔我也会做一两次饭。最困扰我的，还是这些家里的琐事，上班的地方离市区很远，有时候蹭不上Jack的车，只好坐公共回来。到家时，基本是７、８点。还要做饭、做菜、洗衣服，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完全不象在深圳那么“滋润”。后来公司所处的开发区里有了食堂，这个问题才解决。
国庆节，我跟LP做了一个重大的投资决定――在珠海买房。原因很简单。与北京相比，珠海的房子显得太“便宜”了，每平米才两三千，环境还特好。我现在每个月房租要自己掏１１００，而一套５０多平米的两居室，首付３、４万元，贷款３０年，每月的月供才８００元――这让我砰然心动。再加上，我在珠海创业的心态很坚决，LP也心疼我住的房子条件太差，一合计，我们决定投资买房。
当时我们没有什么积蓄。我在上一个公司的时候开始每个月存2500元的“零存整取”，一年下来，存折上有了3万元。LP再“赞助”一点，首付就出来了，其余的正好抵上现在的房租，看起来，这是个不错的决定。我们开始从报纸上寻求楼盘信息。
很快，我们在拱北发现了一个新楼盘，毗山而居，虽然是个尚未封顶的独楼，每平米3500，价格稍微高了一点，但跟北京比实在太“便宜”了――重要的是环境闹中取静，很符合我的标准。在售楼小姐的“唆使”下，毫无买房经验的我们，立刻交了1000元订金。事后证明，这是我和LP在理财方面交的第一笔“学费”。
Jack听说我买房大吃了一惊。这对于他来说，太不可理解了。Jack回国以后一直住在他哥哥的一套老三居里，尽管太太和两个孩子都从美国回来了，他也没有考虑过买房。我那时还是“一穷二白”的状态，出手居然这么“冲”，让他愕然。看来，富人之所以是富人，还是有道理的。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Jack的生活方式。我相信他一定是富兰克林“勤奋和节俭”教条的信奉者。勤奋我是同意的，但过于节俭以至于有点吝啬，我觉得会影响人际关系，甚至会牺牲生活质量（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在我看来，男人要是小气，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不过自我反省一下，这可能也是我为什么手上总是没有余钱的原因吧，哈哈。
LP走了，送她上飞机的时候，我看见她远远地向我挥着手。那一刻，我的鼻子酸酸的。一年的“漂泊”，让我隐隐地感觉有点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努力地振作起来。还有很多的事要我去做，我要奋斗，去实现当年给LP父母的承诺――我要让LP过上舒心的生活，那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我一定要好好地补偿她。
当年，我先毕业，LP还在学校。思念让我激情汹涌，只用了一个晚上便一气呵成地完成了我的第一首音乐作品。那段时间，在寂静的晚上，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弹着吉他，唱这首曲子。后来我把这首曲子精心地用吉他编了前奏和中间的SOLO，录成了音带，寄给了当时还在学校乐队的LP（我们毕业后又把乐队传下去了）。据说她在毕业晚会上与乐队合作了这首曲子，反响热烈。
这首歌叫《又是五月》，是纪念我跟LP认识写的。这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得意的一首作品，很青涩，文笔幼稚，却很好地反映了我那时心境，算是我自己的《爱情宣言》吧。
“蒙蒙的细雨/洒进我的梦里/五月的微风里/我遇到了你/遥远的天际/温柔的小星星（注：LP的小名，呵呵）/轻轻地滑落/那样的美丽/你在我身边/你就是一切/你不在我身边/一切都是你……..”
“写你的名字/用真心的笔/和成这一首歌/永远伴随着你/为了生活/我暂时离开你/请你等待/我们的相聚/不需要甜言/不需要蜜语/默默地耕耘/咱们的那份地………”Guitar Solo　
载着LP的飞机腾空而起，留下了孤独的我，和这支在我心里流淌的旋律
公司的实验室要扩大面积。为了省钱，我们自己跑建材城，联系实验器材，这些都需要钱。公司没有盈利，每一分钱都是珍贵的，在创业的阶段，现金是最宝贵的，当然还有人。公司实验室装修好了，仪器到位了，我和负责技术的CTO（北大的博士后）又黑又瘦，咋一看象两个民工：）
紧接着，深圳高交会开幕了。作为珠海重点推荐对象，我们公司的展板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位置。Jack和我轮流值班。又是连着几天的“盒饭”。
就在这次高交会上，Jack结识了一个券商的总经理。公司的“上市”计划于是乎进入了操作阶段。现在看来，平和的心态对一个创业者太重要了，如此轻易地做出公司的重大决定，几年后回忆起来，根本脱离了公司的实际。这既要归结于当时的大环境，也要归结于我们，包括Jack和我――作为财务总监，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Jack非常聪明、性格坚韧，但也有弱点，“涉世不深”，容易轻易地相信别人，对身边的伙伴却过于苛责，不够通情达理。这可能跟Jack技术背景的出身有关――后来我们这些创业团队离开了公司，想想也有直接关系。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Jack，我仍然在默默地关注你，祝你成功。
投资经理、律师开始蜂拥而至。“二板”的传闻越演越烈，２０００年的下半年，国内的风险投资空前的活跃，据后来统计，那段时间的“泡沫”让国内众多的风投元气大伤――不顾实际地盲目投资，使国内的众多风险投资在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跟出了与国外风投竞争的舞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盲目冲动的代价实在的太大了。
那段时间，我俨然成了公司的大忙人。尽管公司的产品化还没有完成，最后的中试仍然存在着非常困难的技术难题，但公司上市的步伐却依然在轰轰烈烈地推进着。我真的实现了当年立下的梦想――成为公司上市的总协调人。耳濡目染，那段时间，无论在公司法，上市法律，还是工商注册、股权架构，我都受益菲浅。但现在想来，作为财务总监，由于当时经验和判断力上的欠缺，我没有向董事会提出公允意见，现在想来，让我内心有愧。
在深圳高交会的“良好表现”，引起了深圳市科委的高度关注，深圳市科委向公司发出了邀请，希望公司能够迁址深圳科技园，并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加上公司的两个股东均处于深圳，公司董事会做出了迁址深圳的决定。我又开始了深圳－珠海的“海上旅行”。
首先要把公司的注册地改到深圳，这样才能享受深圳对高科技企业的优惠政策――比如，在深圳科技园区批准用地，高科技公司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等。为了尽快搞掂深圳的公司注册事宜，我频繁地穿梭于深圳各有关办事机构。公关，也是免不了的事情。
记得为了尽快拿到公司注册的批文，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并通过同学联系到了审批机关的副处长。那天晚上，为了让他们处室的人高兴，我在旁边陪他们打牌一直打到凌晨４点，尽管我对打牌毫无兴趣，尽管他们“不忍地”让我先走，我还是坚持留下来――我知道，做关系要做到让对方愧疚，才能达到目的。至于陪那些重要人物打“关系麻奖”，也是在深圳学会的。那段时间，陪人唱歌、桑拿、喝酒，为了达到目的，根本是身不由己，想想当年我在机关下去检查工作时候“狐假虎威”的景象，真是恍若隔世啊。
也许是上天注定要考验我一下。就在我全力以赴、身心俱疲的时候，我在珠海的后院“起火”了。
那天晚上，我赶回珠海的时候已经是晚上８点了。我又累又饿，家里空空如也，没有“存粮”，我出门“览食”。简单裹腹之后，我又上超市买了些生活用品。快到小院门口的时候，里面急急忙忙地跑出几个人，差点撞到我身上，这几个人（天黑，没看太清，好象是３个人），截住一辆了出租车，一溜烟地消失了。
楼道的灯黑了，我使劲揿了两下开关，没有亮，我有点纳闷，好象走的时候是好好的。我没有在意，我只想赶紧洗个澡，用最快的速度上床好好睡个美美的觉――连续的奔波，我实在太劳累了。门好象一撞就开了，外面的铁门也没锁，我暗骂自己真粗心，门都忘了锁。把东西扔在客厅，我去卧室拿换洗的衣服。打开卧室的灯，我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
足足有好几秒种，我才发应过来――我被盗了。卧室里一片狼藉。床单给掀到了地上，放在地上的行李箱给打开了，衣服散了一地。简易衣柜的衣服也被翻得乱七八糟。最让我担心的事发生了，我放在桌子上的公文包被打开――里面的钱，装在信封里的３０００多元钱，我80%的资产，已经不翼而飞。
那时候，我的手头很紧张。本来工资交完税，付完房租和生活费，就剩不下多少，再加上前段时间交了新房的首款，手上只剩下这些现金。这一下的损失惨重无比。
在下意识的支配下，我打了１１０报了案。我基本上丧失了思维能力――后来想起来，是小偷在出门的时候就盯上了我，我回来撞到的那几个人，很可能就是作案的人。
小偷基本上还算是“盗亦有道”，我身份证和公文包里的宝贵的批文没有拿，我衣柜里只少了两件衣服，一件是“阿迪达斯”的运动服（正版的，还算识货，TNND），一件是我最好的一件衬衣。警察让我在笔录上签了字，安慰了几句，让我耐心等候，然后就消失了。我压根就没报什么指望，中国的警察的业务能力我还是心里有数的。几个小偷，犹如大海捞针，就算我给珠海人民做贡献了吧。
没有立即告诉LP和家里人。这于事无补，还让他（她）们担心。
盘点一下身上的财产，还有８００元。离发工资还有１０天，应该够用了。我强打起精神，背起我的公文包，挤上了去公司的大巴。那一天精神有点恍惚，时间显得特别长，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乘上Jack的车回家。看得出，Jack有点奇怪，但他没有开口问我――美国人一般没有打听别人隐私的习惯。这是个好习惯。
屋漏偏逢连夜雨。晚上的时候，我接到了大哥的电话――他也到了珠海，他跟另外一个伙伴来谈一个项目，电话里大哥说过来看看我。我实在很累，我知道大哥的到来会让我雪上加霜，但我没有拒绝――大哥毕竟还是我大哥。
看到我情绪低落，大哥问我怎么了。好久不见，大哥身上已经发生了一些的变化――也许是大哥变了，也许是我变了，这种变化让我感觉到陌生。我告诉大哥我被盗了。那个晚上，大哥跟我聊了很多，关于他的公司，他的项目，他的逆境――境况最不好的时候，他一连好几天只吃两顿面条。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溜了出来，这让我心酸不已。夜很晚了，大哥要走，在门口犹犹豫豫地，大哥用商量的口气问我能否再借他一些钱。听到“钱”字的那一瞬间，我的心立即沉了下去――我默默地把钱夹掏出来，里面孤零零地残留了８张大票，其余的都赞助给小偷了。我拿了其中的４张，所有资产的一半，递给了大哥。我说“哥，我就这么多了，你拿去吧”。接过钱的时候，大哥脸色很不自然，他好象在说着什么，可是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大哥走后，我把所有的灯都关了。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我茫然地坐着，浑身无力，脑海里一片空白。孤独，无助，象沉沉的夜色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第二天，压抑的心情终于爆发了。一夜无眠让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在大街上，一股难以压抑的冲动促使我掏出了电话，打通了大哥的手机。我没有等大哥说话――这些话在我肚子里埋藏的时间太久了，我必须说出来，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我说“哥，我、我、我已经没有能力再管你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经累了，你成了我心里最大的负担，我还要管爸妈，我还要集中精力工作，能不能以后我们不要再谈经济上的事，好吗？”，大哥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这很显然伤害了他――我能够感受到他心口的痛，说实话，说出这些话让我耗费了全身的力量。长久以来，大哥象我心口上的伤痕，只要一碰，就鲜血淋漓，我要下决心结束这种情况，它让我无法集中精力思维，这样下去，我可能会垮掉的。我不能垮掉，我还有家，还有父母。这一场对话让我们兄弟俩都“鲜血淋漓”，大姐后来说大哥那天哭了。
那天，我没有上班，我告诉Jack我病了。实际上，我确实“病”得很严重，我在珠海拱北隧道口汽车站的座椅上，象个痴呆病人一样地，木然地看着上车下车的人们，我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停滞了。
那段时间，我发疯似的工作、打球、游泳，把自己折磨得筋疲力尽，力图能让自己能睡着。这种“自虐疗法”效果并不理想，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脑袋里便会出现我向大哥“咆哮”的画面――我知道我伤了大哥，但结果是，我被伤得更加深。
终于我没忍住，打电话告诉了LP和家里。LP安慰我，让我别多想了，她说作为兄弟，我已经尽到自己的义务了。爸爸妈妈则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要来珠海陪我――担心我的安全，我被盗的事让爸妈吓得够呛。我确实有点想爸妈了，加上这段时间的郁闷，我根本没有心思照顾自己，家里乱得一塌糊涂，人也憔悴得不行。爸妈第二天便坐了十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了过来。我终于又可以吃上一口温暖的“妈妈饭”了。有了爸爸妈妈的悉心照顾，慢慢地我终于又恢复过来。生活复原了。
后来，我总结了一条人生经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即使当年痛苦如斯，时间也可以治愈，现在的我，对当年和现在的大哥，已经可以释然了。人这一辈子，得学会两种方式看问题，一种是“放大镜”，看眼前的事，认真分析，冷静判断；一种是“望远镜”，看身后的事，看远，看长，看趋势。往往让你当时过不去的事情，几年之后，也许会一笑而过。当年的因，后来的果，所以人的一生，追求的精神境界，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无他，求心安耳”。求心安理得，成了我后来一贯的做事原则。
2001年11月底，房子要交工了。钱也开始流水般的支出，入住费、装修费、家俱等等，那时的我，真正成了“月光一族”，每个月一发工资，除了把必要的生活费交给妈妈，其他的全部投到了房子上面。
终于可以入住了，我和爸妈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妈妈高兴得象个小孩似的，笑得合不拢嘴――在珠海经历一次“乔迁之喜”，生活就是这么奇妙。这是一套很小的两居室，只有50多平米。按照我自己的喜欢，我挑选了沙发和窗帘，房子虽然不大，但透着新鲜、温暖和洁净，而且还是自己的，比租房子住好多了。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享受到了“家”的感觉，我的心慢慢地安定下来。工作也走上了轨道。
公司要扩张规模，需要大批的技术人员。我和技术总监决定去广州的几所卫校，看看能否招聘到一些应届毕业生。招聘的效果出奇的好，也许我的鼓动能力比较强，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替简历，有一个班甚至想成建制地投效，看来，高科技生物公司确实“魅力无穷”啊。因为能帮学校解决如此众多学生的就业问题，我们俩还作为贵宾参加了毕业学生的汇演，那一天广州的天气突然降温，我们俩穿着单薄的衬衣，强作欢颜，抖抖索索的熬过了那个下午。想起来，有点可笑。
很快，我也要进行研究生论文答辩了。学校的事都是靠LP在张罗的。跑导师，领表格、交钱，都替我安排得妥妥当当。答辩那天，我穿着那身跟LP在千禧年之夜买的西服，坐在一长溜的答辩评委之前，开始了我的论文答辩。
“感谢我的爱人，没有她的努力，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这是我的开场白。说实在的，没有LP的支持，我走不到今天。军功章里，有一大半是她的。LP就坐下面，后来她说没想到我会这样开始，有点意外，挺不好意思，但挺感动的。我的论文与国内投资银行的发展思路有关，由于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再加上“口才一流”，我圆满了地回答了所有评委的问题，答辩老师给了我很好的评价。我终于如愿以偿。走出答辩考场，身在美国的Jack给我打来了第一个祝贺的电话――他心很细，时间计算得很准。在第一时间分享了我的快乐。
确实值得Happy。两年多的学习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那天我和LP手牵着手，象当年在学校一样，肩并肩，说笑着，走了好长的一段路。
大哥要在深圳做个食品店，爸妈一听高兴得要命――大哥总算有点正经的事可以做了。他们在珠海再也呆不住了，要回家帮大哥张罗。老爸老妈做得一手好家乡菜，他们想从家里组织一些调料和原料过去，大哥刚开始什么都不会。我阻拦不住，在父母心里，那个儿子都是亲生的，都同样的重要。于是，我又成了“孤家寡人”。
2001年元旦节的前一天，在深圳办完事，回珠海尚早，我漫无目的地在深南大道上“游荡”，深南大道两边的楼很高，但太密，对人产生一种压迫感。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深圳就是这样，让你不自觉地上紧发条，停不下脚步。这是我在深圳过的第一个元旦节，也是我离家外“漂”的第二个元旦节，我突然有要纪念一下的冲动。我踱进了最近的一个商场。
我手上现在仍然带着的手表，就是那次买的。那是一对“情侣表”，银白色的表盘，仿罗马风格，我一眼就看中并立刻就买下了它。这只表，跟随我已经４年有余了。
Jack的美国之行不太顺利。预想中的销售渠道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变数――我们的产品就是针对美国研究机构的研发需求的，销售渠道出了问题，无疑是“釜底抽薪”。春节前公司又召开了一次董事会，决定Jack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美国去，公司内部的事宜，就交给我了。
招聘的事是公司的头等大事。除了操作性的技术人员，公司还需要一批素质较高的名牌大学本科生――这个任务落到了我身上。Jack决定过完春节，等学校开学后，我到几所名牌大学里去转一圈，招一批生物专业的大学生回来。
记忆中2001年的春节很早。跟家里商量，爸妈、大姐二姐两家人、还有大哥都准备到珠海来过一个团圆年。我们一家人自从我结婚以后就没有真正的团聚过，这一次在珠海团聚，也让没有来过珠海的两个小外甥女见见世面，正是得其所哉。那一个春节真的很热闹。一家人挤满了我狭小的两居室。晚上睡觉打地铺，两个小外甥女窜来窜去，屋里弥满着我买回来的两盆菊花散出的香味。一家人过了一个其乐融融的春节。好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春节很快过完了，送走了亲人们。“两点一线”的生活又开始了。
在技术总监的鼓动下，我们俩决定学车。那时的珠海很空旷，路况又很好，特别适合开车兜风。情侣大道沿海而建，风景怡人，开车绝对是种享受。珠海的练车场绝对是全国一流。不但大，而且依山而建，顺着山势设置了很上山下山左拐右拐的练车道，也许是开山路练出来的吧，我开山路和弯道的技术明显比在北京学车的朋友要好一些，哈哈。
师傅是个老广。急了张口就骂，一连串的“鸟语”，悦耳动听。被骂多了，我也学会了几句广东“粗口”，开车的时候一急就想骂人。有一次一个朋友坐我车上，听见我气急败坏地骂一辆横切的车，特羡慕地说，你的广东话说的好地道啊――我晕。学车的日子充满了乐趣，珠海的车场绿树荫荫，一点都不觉得累，不象北京车场黄沙满天，学完车的GG、MM两支胳膊都成了黑白分明的“双截棍”（一笑）。
我们开的是一辆五十铃客货两用车，方向盘奇重，特练臂力。因为老师傅不太讲解（讲解也听不懂，全是广东土话），全凭自己揣摩，所以经常闹笑话。最狼狈的是学“坡起”。我那时对汽车的构造知识一无所知，在坡上练的时候，我天真地以为刹车要是一松，车就会立刻往后溜，殊不知半离合、半油门状态的时候，车是有动力的。结果每次都手忙脚乱，因为离合和油门配合不好“死火”，记得有一次在一个３０多度的大坡前，因为“害怕”和紧张，连续“死”了１０多次火，把老师傅气得大骂，“衰仔，雷捉咩也（笨蛋，你搞什么名堂？）”，最后，因始终不得要紧，我只好灰溜溜地下了车，让别的兄弟先练。还有一次，过一个大坡，又因为档位和车速配合不好，一给油，车一下前仰后合，玩起了“青蛙跳”，老师傅张口想骂，结果自己没忍住倒“扑哧”先笑出声来――全车人顿时乐翻。这些学车时候的情境，想起至今仍十分搞笑。
按照原计划，我开始了“春季招生之旅”，３月份，正是学生放假回来准备分配之际，各大学的供需见面活动活跃，正好是招聘的黄金时节。
当时在国内，生物系最好的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就不去了，北大的学生一流的早早就出国了，二流的不济地考了研究生，三流的都能进大外企，轮不着象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后来才知道，其他大学也基本上是这样的规律。
第一站是南京大学。我在南大举办了一个招聘专场，演讲非常成功。２８岁的我穿着一件灰色的西服，精神焕发，口若悬河地讲解公司的发展前景和“企业文化“，想象那时候我一定充满了感染力，年轻、热情而有自信。热情、自信是可以传染人的，下来以后，好几个学生到我住的宾馆畅谈感想，有一个女学生成了我的“粉丝”，我离开南大的时候恋恋不舍地把我送到了去上海的长途大巴站――现在想起他（她）们那张张更加年轻的脸庞，一晃４年过去了，不知道他们身在何方，是否一切如意？
第二站是复旦大学。这是我久仰之地，P总就是该校生物系毕业的。P总还专门从杭州赶到场助威。会后还真的有４、５个学生表示考虑去我们公司。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
第三站是武汉大学。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这是我本科的母校。久别的武大更加美丽了，大门口原来嘈杂的小餐馆已经被大片大片绿油油的草场所代替，建筑物和宿舍楼也都修葺一新，“无名湖”畔更是绿树环抱，运动场也换成了塑胶地面。我对母校的感情非常深。我人生中最宝贵的４年，得益于母校深厚的文化氛围的哺育，在这里，交织着我的青春、痛苦与喜悦，还有我的爱情。
走在校园的路上，一种久违的亲切和激动充溢着我的胸膛。熟悉的樱花大道，熟悉的梅园，啊，母校，我回来了。
总结我的大学生涯，就两字：无憾。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是班上的团支书，我们一个系两个班，８０多人。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学古典吉他，我的老师是武汉当地有一点名气的业余吉他高手――二年级的时候，我们８个同门组成了一个古典吉他乐队，在武汉的高校中演出交流，后来的电声乐队就是我们其中３个同门组织的――在后来这个乐队里，我认识了LP，当年的GF。
大学４年，在我的脑海里总是绿绿的、青青的，连记忆中的音乐也是那充满绿意的的感觉。记得那个时候，我们８个人在奥林匹克操场边的台阶上，伴着一轮圆月，用红桶盛着蜡烛，在月光和烛光的辉影下，８把吉他合奏老师改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种心旋合一的感觉，流畅的旋律，错落的琴音，永久地在我心灵深处回荡着。
我觉得人的一生，多少还是要学一些音乐知识――音乐，就是另外一个人生。好的音乐，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让人在尘世中有一份清醒，在世俗的侵蚀中留住一点慧根。之所以后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入迷，也源于我喜好国画的爱好――中国画的写意山水经常用大片的空白作为衬托意境的工具，不象西方的油画，整个画面不留一点空隙，让人喘不过气来。象书法中的“飞白”和“守拙”的概念，也不是西方人所能领悟的。中国人的含蓄、内敛、兼容并蓄与西方人的直率、开放和强调个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了解这种文化差异，承认这种差异，作为一个管理人，才有根基，才能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今天游刃有余。
前后大约十天的时间，完成了这次“招聘之旅”。回到珠海，Jack也从美国回来了。美国之行不太顺利，Jack决定把目光投向国内市场。
后来我总结珠海创业没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当时都不懂“营销”。Jack是技术出身，我是财务出身，对营销都是一知半解，容易“想当然”。这一课后来我补上了（后话，做梦也想不到，我后来居然跟营销战线的前端――美容用品行业也有缘分，呵呵），作为财务总监，光掌握财务知识是不够的，财务的理念贯穿于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厚积薄发，合理的知识结构，不懈的学习，深入的领悟企业运作的规律，才是迈向成功财务总监的关键之路。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针对美国的用户开发生产的，我们预测的没有错，当时美国很多研究所和科研机构都有这种试剂的需求，而且价格昂贵。但我们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深入地考虑到：第一，这些用户是非常分散的，购买也是零星的（保质期重要）；第二，要找到合适的销售渠道把种产品送到如此分散的用户手上，这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尤其是售后的技术服务；第三，质量保证，要想节约售后成本，过硬的质量是根本，而我们的产品刚通过中试，离产业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本谈不上在产业化的基础上再保证质量，生物制品的生产是十分精密的过程，按照我们当时的技术能力和设备，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诸如此类的问题，数不胜数，可惜，当时的我还没有现在的见识。这是我需要检讨的地方。现在想来，作一个好的财务总监，慎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必不可少，深入到企业运作的每一个环节，掌握第一手的情况，对作好公司的管理更是相当重要的。
Jack这个时候的心态产生了一些变化。也许是资本神话的魅力太大了吧，他开始把精力放在如何运作资金上面。一方面，督促我加快与券商合作的步伐，尽可能提早上市的时间，或是在国内二板，或是退而求其次在香港创业板。另一方面，要求我能尽量利用深圳的扶持政策，利用高科技担保公司从银行贷到款。其实，那时间公司的账上还爬着上千万的投资款，根本不缺钱，Jack的想法可能是受了他交的一些“顾问”的影响。他的“顾问”我见过几个，那种自称“上能通天、下能入地”的角色。用现在的话，都是特能“忽悠”的主儿。一方面，是公司技术难关迟迟解决不了，美国的销售通道没有起色，一方面，却是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上市步伐紧赶慢赶。那段时间，Jack的外面应酬很多，很少在公司，也很少花时间过问公司的研发和销售的事情。不知不觉，公司的运作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悖离。
在贷款的问题上，我跟Jack的“融资顾问”C女士产生了分歧――我根本不相信公司在没有任何资产抵押的前提下，可以象C女士信誓旦旦说的那样，可以从银行里“套”出2000万元。C女士的先生是国内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据说有超强的运作能力，C女士的作风也十分泼辣，相比之下，Jack对我的“不作为”有些不满。这些不满埋藏在心里，由于没有及时沟通，后来成了我们后来“分手”的导火索之一。
Jack的坐骑大奔原来是P总的坐骑，后转让给Jack，已经有些老化。Jack在另外一个“顾问”L女士的建议下，从深圳采购了两台车，一台奥迪作为自驾，一台JD作为公司用车。我和技术总监都拿到了驾照，因为我们俩经常加班，而且交通不便，Jack把JD分配给了我，大奔分配给了技术总监（他离得近，大奔奇耗油）。终于，我可以过一把车瘾了。相比之下，在北京开始绝对是种“折磨”，在珠海开车的日子真过瘾。每天早上顺着情侣大道，一路疾驰，海风劲吹，山色海景，真是爽死。珠海的路况真是太好了，回北京后上路胆颤心惊，两股颤颤，根本找不到那时候开车的潇洒劲儿了。
2001年的“五一”节，我是和LP一块儿过的――我们这次选择了“海南３日游”。LP稍微利用了一下她的“职权”，“搞掂”了海南方面接待的问题。我在机关的时候她“靠”我，“下海”以后这方面的事情只能“靠”她了，呵呵――这就是“一家两制”的好处吧。
从珠海出发前，我陪LP在珠海逛了逛街，买了一些去海南旅游穿的“行头”。我给LP买了两条连衣裙，给自己买了文化衫、沙滩裤和凉鞋。珠海很热，当时我就换上了全套新装。去车站的时候，LP说想喝水，正好前面有一个珍珠奶茶摊子，拖着一双大凉鞋，我“蹬蹬”地跑了过去。我端着两杯奶茶转身回来的时候，发现LP情绪有点不对，她的眼圈莫名的红了。我赶忙问“怎么了”，LP“唉”叹了一口气，说“没什么，只是看见你跑过去的背影，忽然有点心疼”――可能是我换了“新装”以后，一副典型的“南漂”形象让LP有点触景生情了。我鼻子也有点酸酸的感觉，我赶紧转移话题“别那么多愁善感了，赶紧尝尝珠海的奶茶吧”。说实话，我理解LP的感觉，毕竟，我们已经分离将近２０个月了。一直以来，她承受的孤独并不亚于我。
海南之旅，是记忆中我和LP难得的两人单独的旅游机会。另外一次是我们俩在大连住了几天。现在有了儿子，眼见这种机会更少了――人生就是这样，有得就有失。尽管不会再有“两人世界”的机会了，但儿子的到来给我们这个“三人世界”增添了更多的乐趣。人生在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乐趣，只是看你有没有心去发现而已。给自己的心灵留一份纯净，善于发现真、善、美，在朝目的地进发的时候，别忘记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享受路过的美景，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到海南。在亚龙湾我玩了一把潜水，在“天涯海角”的石碑前，在南海的古寺，都留下了我们俩的足迹。随团的导游还偷偷地问我，你们是不是新婚渡蜜月啊，我跟LP相视一笑，避而不答。
回程的路上，车上导游为了活跃气氛，鼓动大家“献歌”，应景而发，我唱了一首著名的《外婆的澎湖湾》，“晚风轻拂着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醉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回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歌声中，我跟LP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短暂的相聚，然后又是长长的分离。分离之后，又是长长的怅然。这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得不习惯的生活方式。在你没有权利说NO的时候，你唯一的选择只有去承受，然后再努力去改变它，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LP又走了，我心情失去了平静。加上与Jack沟通问题，我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郁闷。一个人在外面“漂”，生活上的困难可以克服，但心理上是非常累的。两个月一次的探亲，时间太长了。想想要两个月以后，才可以再回一次家，这简直有点看不到头，我精神上都快崩溃了。前思后想，我决定跟Jack谈一次，希望把探亲周期减少到１个月。
在Jack的办公室，我们进行了一次谈话。自从Jack认识C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有点微妙，原来无话不谈的“伙伴”关系变得很敏感――我和Jack从根本上讲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是那种特别要面子的男人，都有一颗骄傲的心。Jack不置可否，但看得出，他对我的要求有些不悦，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说考虑考虑。他这种“冷战”的态度，让我本来就郁闷的心里更加压抑。
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早上起来，我忽然感觉到我的腰直不起来了，稍微弯一下腰就疼得不行。尽管吃力，我还是拖着“老腰”去上班去了。
一倒霉，什么事都会赶一块儿，晚上大约１１点钟的时候，我的手机剧烈地震动起来，我的心“格登”一下，如果没有急事，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人这么晚给我打电话的。是大哥打来的，他在深圳出事了。现在被拘留在派出所里。要我明天赶紧带5000块钱去“保”他出来。全世界已经没有词可以形容那时我的心情了，自从那次“事件”之后，我跟大哥除了过年的时候在一起之外，基本上后来失去了联系，只知道他在深圳经营一个小食品店，所有的资金都是爸妈和两个姐姐凑的。从爸妈的口气里，我知道大哥做得并不顺利，因为我手上紧，加上我不想再长此以往的“拖”下去，大哥的“生意”我没有插手。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么晚接到这样一个电话，更没有想到的是，大哥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那时的我，真是百感交集，难以言状。
第二天一早，还是拖着那副直不起来的“老腰”，我赶最早一班船赶到了深圳。临上船前，我到附近的ATM机上，把刚发的工资全部取出来。那时我刚从房子的事情中“恢复”过来，后来买家俱、电器什么的拉拉杂杂花了不少钱，刚缓过劲来，想存些钱，又出大哥这趟子事，叫我真是欲哭无泪。
把大哥从“局子”里捞出来，已经是晚上８点多了。我在公安局了等了３个多小时，才见到大哥。看上去，他还有点惊魂未定，有点狼狈的样子。我把钱交给他，他交给了警察，办完手续，我们在派出所门口分了手。大哥跟我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并再三叮嘱我不要告诉家里人，只是说他最近太倒霉了。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现在的大哥，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身材挺拨、意气风发”纯朴的少年大学生了。生活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没到４０岁的他，头发已经有些凋零了，身材还是有点发福，让我难受的是，他身上的气质，说不上来的气质，早已找不到我熟悉的半点影子了。
我打了电话给深圳的朋友。约他一块儿喝酒。末了，我终于忍不住，还是给大姐打了个电话，告诉了大哥的事情。就在我跟朋友一块儿喝酒的时候，我又接到了大哥的电话。大哥很“愤怒”，电话里的声音很大――即使在酒吧那样的环境里，我仍然听得很清楚――大哥叫着我的大名，“×××，我算是认清你了！从现在起，我们兄弟俩算是完了”，我默默地听着，显然大姐跟大哥打了电话，这让大哥下不来台，他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我什么也没说，只把电话给挂断了。我大口大口地吞着啤酒，直到支撑不住，在朋友的搀扶下，我在卫生间“哇哇”地吐了起来……..。
腰伤、心伤的折磨让我的抵抗力明显，回到珠海的那天晚上，我发烧了。
第二天，我向Jack请了假，一方面，是一天颗粒未进，精神太差；另外，我想冷静一下，好好地清理一下自己纷乱的思路。想一想，我在公司的发展，我与大哥，我的未来……。
人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这种冷静是必需的。我很早以前看过一则寓言，让我印象深刻。这则寓言的名字叫《冬天不要砍树》，大意说的是，一个父亲教育他的孩子，在冬天的时候不要去砍，因为冬天的时候，树叶虽然凋零，树枝枯萎，但树的根还有生命力，我们不要被冬天的表象所迷惑，做出砍树的错误决定。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冷一冷，静一静，让自己恢复正常的判断力，不犯不必要的错误，这是很必要的。
几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在脑海里纠缠着我――人活世上，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来没有象那个时候的清醒，从来没有象那样急切地想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太奢望了，许多哲人穷尽一生追寻的命题，我竟试图在一天内解开，真是自不量力。
答案自然没有找到。但有一种需要却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清晰，那就是――我想家了。我需要家的温暖，需要家的感觉，离开了家和爱人，我在事业上的奋斗看起来没有任何意义。我想，我要回家了。
离开珠海的那个早上，珠
跟Jack正式提出辞职的时候，他很震惊。随后的几天，他还是不断地在挽留我。但我的心已经挽留不住了，我花了几天的功夫把所有工作，包括在深圳建立的关系――全部与C女士做了交接――我走了后，她接替我的职位做了一段时间，不过后来听说给董事会解职了。
我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自从1999年１１月离开北京，离开家，到那天我离开珠海，我的身上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不再是那个在“宝洁”手足无措、Excel都不会的“菜鸟”，生活的磨砺让我的自信和坚毅在无形的增长――我已经起步了。北京――家，在召唤着我，象一只倦鸟一样，我飞向了等待着迎接我的温暖的怀抱。
总结在珠海的经历，在事业上和生活上遇到的挫折和困难，要比我在深圳时要多得多。我想用普希金的两首诗来表达那段时间的感受。
一首是那首著名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如此写道：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
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
现今总是令人悲哀：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既逝，
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还有一首，《致凯恩》，写到：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想，
有如纯洁之美的天仙。
在那无望的忧愁的折磨中，
在那喧闹的浮华生活的困扰中，
我的耳边长久地响着你温柔的声音，
我还在睡梦中见到你可爱的倩影。
许多年过去了，暴风骤雨般的微笑
驱散了往日的梦想，
于是我忘却了你温柔的声音，
还有你那天仙似的的倩影。
在穷乡僻壤，在囚禁的阴暗生活中，
我的日子就那样静静地消逝，
没有倾心的人，没有诗的灵感，
没有眼泪，没有生命，也没有爱情。
如今心灵以开始苏醒：
这时在我面前又重新出现了你，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天仙。
我的心在狂喜中跳跃，
心中的一切又重新苏醒，
有了倾心的人，有了诗的灵感，
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爱情。
在困难中，我终于坚持了下来，这是我足以自慰的地方。第一首诗所表达的那种达观、坚强，是我所欣赏和引起共鸣的；而第二首诗，很好地表达了，经历过这些所谓的“困难”和“挫折”的磨炼之后，我对人生的理解到达了另外一个层次的感悟和喜悦。
“这就是生活…….”曾经的安慰，平静的语调，象古寺的晨钟，在我的耳边再次响起
后记二）
在北京的后来５年，我做过一家IT外企的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做过短暂的３个月的美容用品行业，然后进入了我最近辞职的那家公司――在这家后来很著名的IT公司里，我从财务经理，商务经理，财务运营总监，副总，董事会财务总监，一直做到总裁高级助理兼投资部经理，公司从我进入时的１５０人增长到我离开时的８００人，年销售额从当年的几千万上升到我离开时的几个亿。在这家公司，我完成了一个高级财务总监和高级管理人员所需要的所有技能的锻炼和实践，也经历了一种小公司，从不规范到规范，从小到壮大过程中，所突现的种种突破自己极限的痛苦，经历了公司政治的困扰，经历了公司“政权”的更替，经历了两次重组和上千万美元的海外融资，经历了身边的领导由同甘共苦到刚愎自用的性格转变――出于种种原因，在公司上市前半年，我又离开了，放弃了看上去“唾手可得”的价值十数万美金的“期权”。 “金钱诚可贵，自由价更高” ――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那是一种幸福。
我一点也不后悔４个月前的选择，因为这次选择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我在现在这家公司感觉到非常的幸福，我正在按照自己的设想在向下一个目标进发――我希望自己能从财务专业管理向空间更广阔的综合管理领域拓展。完美的人生和暴风雨的洗礼是一对弈生兄弟，那么，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一）
今天是儿子上幼儿园的第４天。第１天，儿子兴高采烈，在幼儿园“乐不思蜀”――有好多的玩具和小朋友，真新鲜；第２天，没有姥姥陪了，结果哭着进去，一个半小时之后，还是哭着出来――整个小班的孩子们象合唱一样的“齐声大哭”；第３天，儿子赖在床上不起，哭着喊着“我要睡觉，我不上幼儿园”。今天，虽然扁着嘴，但儿子慢慢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经过一个晚上的“思想工作”，儿子终于自己走进了幼儿园的门口，在老师接他进去的时候，他做了一件我和LP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转过身来，扬起了他的小手――尽管嘴巴扁着，还是有点委屈――大声地说“妈妈、爸爸再见！”，然后“义无反顾”牵着老师的手，走进了教室――儿子始终没有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一眼。那一瞬，望着儿子小小的背影，“坚强”但有点蹒跚的步履，我心灵深处象被什么东西拨动了一下，我看看LP，好象她也有点“弱弱”的样子。唉，两岁九个月的儿子，你””“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呀呀学语，张着手要爸爸妈妈“抱抱”的“小屁孩”了，你开始要脱离对爸爸妈妈的依赖，去经历自己的人生。你会有自己的“同学”，象学步时候一样，在爬行中学会站立，在站立中学会前行，在蹒跚中学会奔跑。去成长吧，我的儿子，爸爸会象你奶奶当年一样，陪着你走过这段成长的道路，直到你自立，直到你自强。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象爷爷告诫爸爸的那样――“人生在世，奋斗不息”。
为了纪念你今天“卓越”的“男子汉”表现，爸爸决定继续这一篇未写完的文字，在你十六岁的时候，爸爸会送给你――作为你长大成人的礼物。决不食言。
（二） 2001年６月，回到了北京的我，美美地休息了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里，除了发简历外，就是在家做饭、做菜，弥补自己近两年来对LP的亏欠。岳父岳母那时候已经在郊区买了一套一居，平时偶尔过来，周末我和LP会去住两天，这样处理很好，我和LP终于也有了自己的空间。
发出去的简历很快有了回应。有两家公司邀我面试，而且都是IT公司。看来，有了深圳、珠海的工作经历，尤其是有过“上市公司”的工作经历，跟两年前那个一无是处的“菜鸟“是有点不一样了。
一家在中关村。公司挺大，做视频编辑系统的，招聘财务总监，负责公司的会计体系尤其是电算化的实施。重点是运营系统（商务、采购、物流）与财务系统的整合。我一路过关，最后与公司CEO面谈。这家公司的高管层都是技术出身，原属于中科院系统的企业。分管财务的副总是一位女的，脸盘园园的，长得有点象我的大姐，给我的印象很好；CEO给我的印象是城府很深，整个与我的谈话都“控制”得很死，给我的感觉有点不“舒服”。
另外一家公司，在我家对面的那个熟悉的高档写字楼里。是一家中澳合资的公司，是做电信CRM和数据系统的集成商。我那时候在IT界刚入门，对所谓的“集成商”、“软件工程”、“技术服务”盈利模式的区别了解很少，那时候选择工作，完全凭“感觉”。这家公司招聘一个董事会秘书的职位――恰好我在珠海做过，尽管不专业，但总还是接触过，加上我的财务背景和还“过得去”的英语（经过努力，那时候的英语水平已经能对付一阵了），这家公司经过两轮面试过后，给了我Offer。试用期税前8000，期满后再定（我要求的是税后1万２）。
那家在中关村的公司吸引我的地方，主要是可以接触一下制造业的财务，实践经验少这是我比较弱的地方。但让我踌躇的地方，一个是离家太远，上班至少得１个半小时；另外，那个CEO说让我先从财务经理做起――这让我多少有点心有不甘（那时候我还处于比较在乎这个东西的阶段，呵呵），再加上这家公司反应比较慢，自从CEO谈完之后，人事部门一直没有跟我联系，从这点可以看出，他们的内部管理有点问题，好象对我这样的人才不是特别“重视”。家对面这家公司，比较近，而且是一家“外企”，可以练练外语，并熟悉一下外企的运作模式。想来想去，我还是接受那家中澳合资公司的Offer。
（三）
到底如何选择工作？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2001年６月的我，也只是一个刚正式踏入职场（不算上机关的4年）２年的“新人”，跟许多朋友一样，没有很清晰的目标，只有“感觉”，还有些许的“迷惘”。这其实是很正常的，除了少部分天才，没有人会先知先觉，人生的体验必须从人生的经历中去获得。善于从经历中汲取营养，善于从别人身上获得知识的人，不是因为他（她）更聪明，而是因为更会学习，所以进步更快，发展在别人眼里就更快一点。我一直认为，人没有智力上的显著差异，非智力因素――诸如“情商”、学习能力、积极心态、为人处世等等，这些东西才是决定人与人之间出现差异的重要因素。
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也一样。对于一个有心的人，任何工作都是好的锻炼机会，都有锻炼价值――尤其是逆境，更能磨炼人的心智。对于没有心的人，即使是身在GE这样的大公司，也会象身在“宝库”还要去寻宝的人，浪费机会。
从事后的选择来看，中关村那家公司的发展空间比我选择的这家公司要大的多，2004年的时候，他们的收入就超过了２个亿，是那个行业的老大。现在回想起来，其实真的无所谓后悔，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选择工作固然重要，但对待工作的态度更加重要。不一样的态度，决定了不一样的结果。
我在这家公司只做了短短的９个月，从一开始就经历了公司的种种动荡，我离开半年后，这家公司的股东不合，导致经营失控，被国内一家很著名的IT公司收购了。“经历即财富”，尽管如此，现在想来，我同样非常珍惜那９个月的经历，它让我收获很大――因为，它让我知道了一个公司如果“消亡”，原因是很多的；它让我知道，如果创业，将来要选择什么样的合伙人；它让我知道，人的诚信是多么重要，而且不应区分国界。
说到底，我跟那家中关村的公司还是没有缘分。直到2004年的时候，我还接到猎头公司的电话，问我愿不愿去这家公司工作――他们的CFO整整找了两年。后来我跟他们又接触过，而且第二次通过了他们的面试，开出的年薪涨到了２5万。不过这是后话了。
2001年，记忆中是中国电信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峰年。亚信、长天等著名的电信设备集成商好象就是那几年借着电信网改建的东风迅速发展起来的。国外的资金也大量涌入，我效力的这家新公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由于电信领域对外资的禁入，新公司的股东结构比较复杂，采取了类似于海外上市的“蓝筹模式”。因而公司也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一家内资公司运营，一家关联公司体现外资股东的成分。
面试我的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Z总，40出头的女性，一副“女强人”形象。精心烫过的头发整齐的向后梳着，一丝不苟。带着一副精致的眼镜，眼镜后的眼睛很大，而且眼圈描得很深――更显得眼睛很大，象永远地睁大着，说实话，给人很大的压迫感。现在想来，应该Z总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因为那双“大大”的、描得黑黑的眼睛给我留下的印象过于深刻，我回家跟LP说的时候，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大熊猫”，呵呵。失敬了。
“大熊猫”和她的团队４人，都是从中关村一家著名的IT公司出来的，先是集体跳到了另外一家上市IT公司，然后碰到了他们原来的一个商业上的朋友，L总。L总已经移民澳洲，通过L总和一个香港人Ying，Ying又把另外一个澳洲人Andrew给扯了进来。他们在澳洲的主板上收购了一个“壳”公司，然后想在中国成立一家电信公司，把资产和业务注到澳洲的“壳”公司里去寻求再次挂牌上市。后来我才知道，澳洲做矿产资源的“壳”公司很多，而且很便宜，操作得好，有时可以不动用现金，只通过股权置换就能拿到这样公司的控制权――当然，这里的设计还是很讲究的。
“大熊猫”很健谈。她给我描述了公司美妙的前景。而且特别强调，她和她的团队是在找一个“合伙人”，要精通财务和资本运作。“大熊猫”还特别强调了股份的事情。说实话，“大熊猫”是挺能唬人的，当然后来她说的这些都没有兑现，但当时，这确实让我心动――毕竟，那时我还只有28岁，正是心比天高、热血沸腾的时候。
（四）
新公司８０多人。装修得很整洁，一副科技公司的气派。那一层楼里还有一家当时很有名气的网络公司――2001年，正是网络公司风起云涌之后临界于泡沫退去的时候。办公区沿窗的一溜儿，全是几个老总的办公室。还是Ying的办公室。
“大熊猫”领着我见了她的几个合伙人。Y总、W总和X总。Y总是“大熊猫”的老战友，当年一起从原公司跳槽，折腾完一圈后，后来又跟“大熊猫”跳回了原公司。Y总是公司的CEO，W负责销售，X负责研发。W和X是后来加入的。
香港人Ying我没见着，他到广州去谈一个大项目去了。据说是向广州骨干网供应光缆。2001年，光缆是个紧俏货。Ying签下的这个系统集成的单，后来支撑了成长公司好长一段时间的运作。
Y总也是４０出头，个头很高，看上去很有领导气度，只是头发有点谢顶――还好没有影响他的整体形象。Y总紧紧地握了握了我的手，寒喧了几句算是见过面了。W总，个子不高，脸色苍白，说话慢条斯理，精神好象有点萎靡――后来我才知道，W总家在上海，晚上经常通宵玩游戏，睡眠总是处于不足的状态。X总，是个典型的开发人员，厚厚的眼镜，说话翁翁的，看上去挺厚道的样子。
总体给我的感觉良好。电脑很快就配给我了。唯一不习惯的是，我第一次坐在开放式办公区的隔断里，不象在深圳和珠海，有独立的办公室。办公区里透着一股熟悉写字楼的“味道“，很快，我就开始进入工作角色。
第一件事，是准备７月份召开的董事会。澳方的董事Andrew和独立董事John要过来。
“I am new in company……”这样开始我的介绍，开始了我在新公司的第一天。
（五）
下班以后，我到书店了买了一本《英文商函大全》，现学现卖一向是我们的传统法宝，呵呵。那时我的英语底子还是差，写起英文信来“一波三折”，辞不达意的情况时有发生。用英文写Email其实上很讲究技巧的，在跨国公司里，人际关系比较微妙，英语的表达法、语气的把握、抄送范围等等，都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那时候我不太懂这些，英语能写得通畅一点就不错了。我现在的老板在外企做了十几年，深谙此道，在老板的指导下，我终于可以写出近似“原汁原味”的英文信了。
这几年来的经历告诉我，通向高薪没有捷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是金字塔型的，物以稀为贵，成为塔尖的一部分，高薪就自然水到渠成。这几年的职场生涯，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一个一个的实现，原来我真地没有好好想过，我会“享受”到现在的工资，好象自然而然地，定下的目标实现了，工资就又涨一大截。与刚踏入职场时候相比，现在的我改变了很多，也许正是这些改变，带给了我更好的生活，当然，还有人生价值更好的体现。
改变最大的，是我的心态。我原来很容易“激动”，现在比较平和。是两方面的积累促使了我的这种变化，一个是我读的书，“学问深时意气平”，学然后知不足，了解的知识越多，心态越开放，越容易接受别人的长处和意见；另外是我的经历，尤其是逆境的磨练。人的心灵也有个承受的底限，这个底限越低，你成长的空间越大。这个底限，我觉得就是你所受过的痛苦的延长线，打得越深，成就越高。多给自己一点思考的空间，多学会用哲学的思维去看问题，多从自己和别人身上去汲取营养，厚积而薄发，量变到质变，人的气质和学养是会发生改变的。古人说，人的骨象决定人的命运，骨象的天生的，而改变骨象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读书。读书应该成为人生的一部分。
其次，是我对企业运营的认识。算起来，我的经历是比较复杂的，做过公务员、做过IT，也做过生物和美容用品，后来还筹措过一个BtoB的网站，跟旅游业也扯上过一点关系；从职业经历上看，我做过财务，管理，也做过运营；管过会计，也管过采购、投资；做过海外上市，也做私募、重组、借壳；做过机关，也做过国企、外企和民企。这些经历，加总起来，解答了我对企业运营和管理的诸多问题。我之所以报考了企业管理的博士，就是希望能够系统地总结我这些年来的从业经历，把这些实践知识上升到理论，再回过头来指导我的实践。
再者，是我对管理的认识。懂管理和会管理是两种境界。我上一家的老板，言必称管理，结果企业越做越大，越大越乱。管理的最高境界在我看来，如古人所言，有“王治”、“仁治”和“霸治”的区分，最高境界是“王治”－无为之治。在你没有感觉到“治”的时候就已经“治”了，多厉害。呵呵。对公司的管理，可能要经过三个阶段，“人治”、“法治”，最后实现员工的“自治”。现在的管理者重视制度和体制，这些外在的东西，误以为管理就是管人，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从人性来说，没有人愿意受管，在被管理的状态下，人的积极性受到压抑，企业的生产力也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所以管理者的最高目标是，让员工自己管理自己――说得容易，做起来难。要做到这一点，管理者本人的修养和人格魅力，才是最关键的。员工的心收拢了，企业才有希望。管理者的修炼是一个被大家所忽略多年的问题，也许会成为我博士论文的课题呢，呵呵。
从改变自己做起，你的人生就一定会改变。从别人看你的目光里，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多读一些有益的书，就如同多交了一群有益的朋友，要知道，好的朋友有时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六）
英文的书信往来成了董事会召开之前的主要工作。除了安排董事会之外，两个关联公司之间的法律框架和文件，也占用了我很大的精力。由于“大熊猫”和她的团队英语都很一般般，中译英、英译中成了例行工作，工作量无形中翻了一倍。
大量的英文法律文本非常晦涩，翻得我时常感觉“恶心”。这种“赶鸭子上架的感觉”特象当年我临阵磨枪，苦练EXCEL的情形。不过英语不能速成――为了完成工作，那阵子我经常工作到晚上３、４点，幸好早上是９点上班，“大熊猫”们来得也晚，我从家走过去只需要１０分钟，所以还能补补觉。就这样，“金山词霸”＋“翻来覆去”，“连滚带爬”地我终于挺了过去。不过，由于缺觉，我的眼圈也有点黑，看上去一定也有点象“大熊猫”。
这种恶补式的英文学习，其实效果很不好。英语是一种语言，语言是用来应用的，最重要的是培养语感。由于赶时间，很多单词见了一面，很快就又Bye-bye了。只是混个脸熟而已，谈不上实质性的进步。话又说回来，用和不用又是两样“It’s better than nothing”，由于有了压力，我学英语的动力倒是比以前更强了。
由于有以前的工作经历，我在法律文件里挑出了很多经营方面考虑得不够细的法律条款，这让“大熊猫”和Andrew对我“刮目相看”。虽然跟Andrew没有谋面，但频频地书面往来已经让我们很熟悉了，刚开始明显感觉到Andrew有些傲慢，后来他的Email越来越客气了。老外其实是很直率的，相比之下，中国人可能更含蓄和内敛，这是文化使然，没有办法的。
尽管我是财务出身，但“大熊猫”并没有提让我管财务的事情。财务经理是“大熊猫”另外找的，一个北京女孩，脸很长，平时有点懒懒的样子――说实话，按照我当年挑分公司经理的标准，可能她都够不上。在一些企业里，企业的老板对财务很重视，往往会把财务很直接地、牢牢地抓在自己或所谓“自己人”的手上，我的观点是，企业小时这样做无可厚非，如果企业大了，还这样做――而不是根据企业管理的需要，选用能力更适合企业发展的财务人才，这样做风险就很大了。因为，企业所处的阶段不一样，财务的要求和责任不一样，财务失控的风险不会因为你是否抓在手里而会减少半点。如果企业负责人再利用把控财务这样的特权为自己谋利，公司管理失去制衡而造成的风险就更大了。
开始我还不在意，可是直到后来我作为董事会任命的财务总监接手财务的时候，我才被“大熊猫”她（他）们管理下的财务留下的黑洞给惊呆了。平心而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乱的账，这次算是开了眼界――这也是后话了。
（七）
Ying从广州回来了。他的能量很大，把广州那个项目签回来了，兴冲冲地一进公司就冲进“大熊猫”的办公室嘀咕了半天。“大熊猫”的办公室就是我座位的对面，她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找人在里面一嘀咕就是半天――后来我领教了，“大熊猫”特能侃，云里雾里的，说的都是她家里的那些事。据她后来说，香港一跟她同姓的首富是她远房的叔叔，原来她效力那家公司特著名的那位老板还是在她的帮助下在香港上的市，云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晕，呵呵。
Ying长得油头粉面的，象电视剧里香港的公子哥儿，看上去很精神，很和善。我们也简单地寒喧了几句，算是见过了。后来我跟Ying交往不多，“大熊猫”和她的团队特别防范Ying，公司股东内部的“泾渭”是很分明的，Ying是属于外方Andrew一方的人，是受“大熊猫”排斥的。L总，因为是中国人，但又有多年的国外生活背景，老于世故，算是两派的中间人。而John，只是一个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发发牢骚而已，并不对“大熊猫们”构成威胁。每次股东会，基本上都是中、外双方对立，每次都开到很晚，在我进公司的时候，由于经营情况尚可，大家还和平相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益导致了中外两派股东之间本来就不牢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到后来，连“大熊猫”４个合伙人的内部都开始裂变为两派。作为董事会秘书和后来的财务总监，不可避免地，我全过程的卷入了这场长达９个月，从开始一直到公司关张的全过程（实际上提前半年离开了公司，在预见到最后的结局时我就离开了，后来的情况是从同事的嘴里得知的，Andrew状况很凄凉，这是后话了）。
一个月之后，准备已久的董事会召开了。我见着了Andrew，一个又高又胖的澳洲人。L总，一头白发，年经看上去有６旬，但保养很好，说话中气很足，气度沉稳，一看就是生意场上的人。John很高，但很瘦，鼻子有点钩――以我“看相”的经验，这类的人一般都有点“狡猾”。
我的英语在这次董事会上受到了“严峻”地检验。同志们，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看看我就知道了。原来聘请的翻译是一个退休的老太太，口语不错，但那天刚好有事，晚到了１小时，“大熊猫”当仁不让地让我来翻译。说实话，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八）
“大熊猫”话音刚落的那一刹那，所有“中外友人”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到了我脸上。我脑袋里出现过一瞬间的空白情况――幸好没有全“断电”，我很快地清醒过来。
真要感谢我良好的心理素质。这玩意也不是天生的，记得高中我学围棋的时候，第一次出去比赛，坐在棋盘前面，两股战战，手上连棋子都拿不稳――结果自然是惨败，输给了一个实力比自己差得多的人。好长一段时间，比赛多了以后才恢复过来。大学的时候，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有的是辩论赛、演讲，在学生会开会，做乐队时上台演出，说实话，不紧张是假的，但慢慢地，也在紧张中学会了克服胆怯，学会了如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后来，我终于养成了越是重要场合、发挥越好的习惯。
这个习惯又一次“救”了我。
我意识到，我不能说太多，尽可能让董事们发言，我才能尽可能的“不露馅”，呵呵。大方针一定，我开始履行董事会秘书兼翻译的第一次职能。话又说回来，其实那时候我的口语不是很差――我的发音一向还可以，再加上跟着复读机的苦练，我的口语听上去并不太让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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