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偷偷瞥一眼笔记本，然后说道：“对了，莱德现在怎么样了？你们肯定有人认识莱德·奥戴吧。那个爱尔兰人怎么样了？”
他们三个人都认识莱德·奥戴。“哦，您认识莱德，嗯？”
“是啊，我搭过两次莱德的飞机。他真是个很不错的家伙。”
这样的交流巩固了我作为飞行员的形象，而且通常消除和转移了人们一开始对我的盘问。
我通过观察和倾听，熟练掌握了许多有助于巩固我假冒身份的东西。在第二次飞行之后，每次别人给我耳机，让我监听空中的交通情况，我都欣然接受，尽管许多飞行员更喜欢一种通话盒，那样就不需要耳机了。
我也必须经常随机应变。
每隔一段时间，为了后勤上的原因，我会在一个城市暂住两三个星期。我会在一家，比如说吧，圣地亚哥的银行，或休斯敦的银行开一个账户，给出我临时租住的一套公寓的地址（我总是租一种按月付钱的公寓），当我的那一小盒支票簿寄来了，我就打起行装，再次启程。
我知道有人要抓我，但在最初两年，我始终不清楚追踪离我有多近，也不清楚有哪些人参加了对我的搜寻。任何一个江湖骗子都偶尔会感到惶恐不安，觉得自己肯定要被抓住了，我也不例外。每当我差点穿帮，担心阴谋败露时，我就躲到地下，像一只狐狸一样。
或者和一个狐狸精在一起。在我交往的姑娘中，有一些特别热情，她们显然认为我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其中几个邀请我随时到她们家去小住几天，认识一下她们的父母。当我觉得需要躲起来时，我就登门拜访离我最近的一个姑娘，在她家里住上几天或一星期，休整休整，养精蓄锐。每一次，我都和她们的父母相处不错。他们始终没有发现他们是在支持和怂恿一个少年犯。
等我觉得事态淡化、局势平静了，我就又出发了，我向那个姑娘保证，我很快就会回来，共同商议两人的未来。当然啦，我是黄鹤一去不复返。我害怕婚姻。
而且，我母亲也不会允许的。我才17岁啊。
我了解到，在华盛顿特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肖恩·奥里莱接到命令，要他放下手中的所有其他案子，集中精力专门逮捕我。奥里莱是一个表情冷峻的高个子男人，
他的神情像一个爱尔兰主教，但性格却像艾尔谷大猎犬一样坚韧固执，他是一位出色的执法官，尽职敬业，同时又是一位从各方面来说都很不错的男人。
我渐渐地十分欣赏奥里莱，同时又千方百计地阻挠他的工作，给他的职业带来麻烦。如果奥里莱对我有什么个人感情的话，我可以肯定这些情感中决没有憎恨。奥里莱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
当然啦，我当时并不知道奥里莱的存在，即使是在我离开亚特兰大的时候，我也对此一无所知。除了迈阿密那个年轻的联邦局特工和我在戴德里遇到的那几位警官外，在我的头脑里，涉及我案子的执法官还都只是虚幻的影子。
我决定在南部另一个州的省会城市待上一个月左右。像往常一模一样，促使我做出选择的又是因为我认识那里的一位空姐。我发现，没有什么比一位可爱女人更令人愉快地影响我的行动了。
她名叫狄安妮，我曾断断续续与她交往了一年。我没有与她同机飞行过，我是在亚特兰大机场遇见她的，她知道我叫罗伯特·F·康纳德，泛美副驾驶员，这是我偶尔使用的一个名字。和她在一起时，我不得不维持这个假名字，因为我们形成了一种亲密的、令人愉快的关系，在此期间，她起初曾盘查过我的个人背景，包括我的受教育历史。大多数飞行员都有大学文凭，但并不一定都是航空学专业的。我对狄安妮说，我拿过一个法律文凭，但一直没有开业，因为作为一名飞机驾驶员不仅更加多姿多彩，而且比当律师挣钱多得多。
她还记得我随口编造的法律文凭。我到达她那个城市后没几天，她带我去参加一个由她一位朋友举办的晚会，在那里把我介绍给一个名叫杰森·威考克斯的性情随和的家伙。
“你们俩应该能谈得来。杰森是我们州的一位助理检察官，”狄安妮对我说。她又转向威考克斯。“这位鲍勃是一个从未挂牌的律师。他后来当了一名飞行员。”
威考克斯一下子就了兴趣。“您好，您在哪里学的法律？”
“哈佛。”我说。我想，既然我要拥有一个法律文凭，就不妨让一个大名鼎鼎的学校给我发文凭。
“但您一直没有开业？”他问。
“没有，”我说。“就在我获得法律硕士学位的那个星期，我拿到商业飞行员的证书，泛美给了我一个随机工程师的工作。由于飞行员一年挣3万到4万美元，而且我喜欢飞行，就接受了这份工作。说不定哪一天我还会回到法律界，但现在我一个月只飞80个小时。开业律师能这么休闲自在的并不多。”
下期成绩单一共有四张法律文书大小的横格纸，实际上是经正式证明的她大学四年成绩的复印件，由教务主任作了公证和证明。第一页顶上用黑体字印着大学的校名，下面是俄亥俄州的州印。
18、赶制哈佛假文凭
我摇了摇头。“眼下我不飞了，”我说。“我被放了长假，上个月公司搞了一次裁员，而我的资历太浅了。大概半年或一年以后他们再叫我回去。现在我无所事事，东游西逛，领取失业救济金。我喜欢这样。”
威考克斯用沉思的目光打量着我。“您在哈佛成绩如何？”他问。我觉得他在盘算着什么事情。
“我想应该是很不错的，”我回答。“我毕业时的平均成绩是3.8分。怎么啦？”
“噢，检察总长正在寻找律师为他干活，”威考克斯回答道。“说实在的，他真是焦头烂额了。您为何不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当律师呢？我会为您作推荐。当然啦，当律师的收入比不上飞行员的工资，但总比拿失业救济金强。而且您还可以获得一些当律师的实践经验，这对您决没有害处。”
我几乎当场拒绝他的提议。但我越往深里想，就越觉得这件事很有吸引力。又是一次挑战。我耸了耸肩膀。“我怎样才能获得这个州的律师资格呢？”我问。
“实际上很简单，”威考克斯说。“只需把你在哈佛的成绩单寄到本州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申请律师资格。他们不会拒绝您的。当然啦，您必须把我们的民法和刑法好好温习一下，您需要的书我那里都有。由于您来自另外一个州，他们会允许您参加三次律师考试。您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哈佛的成绩单？那大概很难弄到，我想，因为哈佛大学与我素不相识。但是，我不是也没有经过任何飞行员培训吗？而我口袋里装着一张足以乱真的联邦航空局的飞行员证书，上面写着我有资格驾驶客机，不是吗？
我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务主任写了封信，索要秋季课程表和法学院情况介绍。几天后，我要的材料就落在了我的信箱里。课程一览表上列着哈佛法律博士必须修完的所有课程，上面还印着一些漂亮的标识和信笺抬头。但一个大学的成绩单究竟应该是什么样，我心里一点儿谱也没有。
狄安妮毕业于俄亥州大学商业管理专业。在一次谈话中，我闲聊般地问起她学生时代的事情。
我发现她当时热衷于参加数不清的校园活动，有点像大学里的交际花。“你一定没怎么好好学习。”我打趣道。
“才不是，我学习很刻苦呢，”她一口咬定。“我平均成绩是3.8分，我四年级时还上了优秀学生名单呢。你知道，你可以既玩得开心又不妨碍取得好成绩的。”
“哇，好啊！我才不相信你能有那么好的平均成绩呢。我得看看你的成绩单才能相信。”我故意反驳道。
她咧嘴一笑。“好吧，你这个狡猾的笨蛋，我正好留着一份呢。”她说，几分钟后，她拿着文件从卧室里出来。
成绩单一共有四张法律文书大小的横格纸，实际上是经正式证明的她大学四年成绩的复印件，由教务主任作了公证和证明。第一页顶上用黑体字印着大学的校名，下面是俄亥俄州的州印。接下来是她的名字，毕业的年份，取得的学位，以及授予这个学位的学院（商业管理学院）。这几页纸的其余部分都一行接一行地填满了她所修的课程、日期、累计的学分和她的成绩。每一年结束时都有一个平均成绩，最后一项列出了她的总平均成绩，是3.8分。最后一页的右下角是俄亥州大学的印章，上面加盖了公证员的章，并有学校教务主任的签名。
我像海绵吸水一样把成绩单的结构牢记在脑子里，然后把它递给还她。“行，你不仅很性感，而且脑子也挺灵的。”我假装道歉地说。
第二天，我上街去了一家平面艺术材料商店、一家文具店和一家办公用品公司，选购了一些法定尺寸的文件纸，一些版面设计材料，几种不同字体、字号的不干胶字母，一些画家用的钢笔和铅笔，一把刻刀，一些胶水和一把直角尺，几枚金质图章和一个公证员的钢印。
既然威考克斯也有可能看到这份成绩单，我就把我三年的总平均成绩定在3.8分。
终于完成了，这份拼拼凑凑的东西活像一个版面设计师案头的淘汰品，但把这几页纸放进自动复印机后，印出的成品却非常漂亮。看上去就和电脑里吐出来的玩意儿一模一样。我在最后一页底部盖上了一个金质印章，又在上面加盖了公证员的图章——故意盖得模糊不清，并在图章里用一支很粗的钢笔龙飞凤舞地签上哈佛法律学院教务主任的大名，然后还在伪造的签名下注明教务主任同时也是公证员。这样，这满满6页的赝品成绩单就算大功告成了。
那么它到底像不像真的哈佛成绩单呢，我不知道。等我把这份假成绩单递交给州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时，决定性的考验才能见分晓。威考克斯当律师已经15年了，任州助理检察官也有9年。他结识本州的许多律师。他说，我是他遇到的第一位哈佛毕业生。
整整三个星期，我泡在威考克斯办公室的藏书里，钻研那些大部头书，我发现法律这门学科比我原先设想的要简单得多，同时也要枯燥得多。然后，我就屏住呼吸走进了州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一位办事员翻看着我伪造的成绩单，赞赏地点点头，然后他复印了一份，把赝品原件还给了我，同时还给了我一份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申请表。在我填表时，他一边在日历上查找，一边给某人打电话。
“如果您认为准备好了，可以在下个星期三进行考试，”他说，然后鼓励地笑了一下。“对于一个哈佛的高材生来说，这应该是小菜一碟。”
如果我真的是一位常春藤名牌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生，他的说法兴许是对的。但对我来说，这场考试就像攀登一座大山，整整8个小时，我不停地连蒙带猜，“也许”、“大概”、“可能”、“说不定”，自信的推断加上一知半解的猜测。
我没有通过。
然而令我吃惊的是，在通知我考试不及格的单子后面，还附着我的考试卷子，上面显示了我答对和答错的题。显然，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里某人对我产生了好感。
我回到威考克斯的办公室，再一次埋头在他的藏书里，主要集中对付那些我在考试中答错的问题。威考克斯只要可能就亲自辅导我。六个星期后，我觉得自己可以再作第二次尝试了。
下期实际上，我对自己打杂工的角色很满意，我并不想真的审理案子。那样太危险了，搞不好就会暴露我对法律基础知识一窍不通。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里格比和我做的工作都是枯燥乏味、毫无乐趣。
19、我的名牌西服让人瞩目
我又失败了。但我的考试卷子又一次回到我手中，上面显示了我具体答对和答错了哪些题目。实际上，我看到我自己居然答对了那么多法律问题，心中倍受鼓舞，我决心在最后一次尝试中通过考试。
7个星期后，我进行了第三次考试，我通过了！两星期内我就收到一份漂亮的证书，上面证明我获得了本州的律师资格，可以挂牌开业了。我捧腹大笑。我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从未踏过大学校园一步，却成了一名有正式资格的律师！不过，我认为我所缺少的学院资历只是一些专业术语，在我4个月临时抱佛脚的法律学习中，我懂得了法律都是由专业术语堆积而成。维护正义的正是专业术语。
威考克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他安排州检察总长和我面谈了一次，总长在威考克斯的大力推荐下，聘用我为助理。我的年薪是12800美元。
我被派到公司法处，它是检察总长的一个民法部门。处里的律师负责处理所有违反州法律的无关紧要的诉状、侵犯所有权的投诉、依法征用地的案子，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房地产纠纷。
说实在的，这些理应是其他人干的。我受命协助的高级助理名叫菲利普·里格比，他是当地的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家庭的后裔，为人傲慢。里格比认为自己是一位南方贵族，而我正好撞上了他的两个最强烈的偏见。我是北方佬，更糟糕的是，我还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北方佬！里格比把我降级使用，让我充当“勤杂工”的角色———拿咖啡，拿这本或那本书，他随时想用什么，就差我去拿。我是本州薪水最高的打杂男孩。里格比是一个沙文主义情绪激烈的老顽固。而许多其他比较年轻的助理的观点与我一致，他们大多数都是当地人，但他们的思想却惊人地开明和自由。
我在处里的年轻单身汉中很受欢迎。我钱包里还有2万多美元，就毫不吝啬地把这笔钱花在总检察长部下那些朋友们身上，请他们在高档餐馆吃大餐，出去划船郊游，晚上在豪华的夜总会里寻欢作乐。
我有意识地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好像我来自纽约的一个富裕家庭，但我从不直接说明这一点。我住在一个豪华气派的湖畔公寓里，开一辆租来的美洲豹，衣橱里挂满名牌衣服，阔气得可以跟英国大公相比。一星期中，我每天都换一件不同的西服上班，这一方面是为了令自己开心，但更重要的是我那些花样繁多的衣服似乎使里格比大为不快。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有三套西服，其中一套我可以肯定是从他那南部殖民地时期的祖父那里传下来的。里格比花钱也很不大方。
如果说我的穿衣打扮惹恼了里格比的话，其他人对此倒是十分赞赏。一天在法庭上，在处理一个案子的短暂间歇中，法官在长椅子上探过身子，对我说道：
“康纳德先生，您也许对本法庭的法律程序没有什么贡献，但您无疑给我们增加了一些档次，先生。您是南部各州穿着最讲究的勤杂工，律师，本法庭对您提出表扬。”这是真心的称赞，我听了很高兴，里格比却差点中风。
实际上，我对自己打杂工的角色很满意。我并不想真的审理案子，那样太危险了，搞不好就会暴露我对法律基础知识一窍不通。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里格比和我做的工作都是枯燥乏味、毫无乐趣的，我巴不得让他去打理呢。偶尔他也会扔给我一根骨头，允许我拟写某个无关紧要的土地争端报告，或在某个特定的案子里作公开陈述，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我认为，我总的来说对付得还算成功，没有给律师界的同行们造成损害。里格比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律师，我坐在他后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比我在法律书和考试中搜罗到的知识多得多。
大致说来，我的这个职位是一个避风港，是一个不太可能被猎狗发现的藏身之处。当你寻找罪犯时，你很少想到在总检察长手下的检察官当中寻找，特别是你要找的又是一个不满20岁的中学退学生。
我加入总检察官的班子几星期后，狄安妮被派到了达拉斯。失去她，我只难受了几天，很快就与格劳里亚交上了朋友，她是州里一位高官的女儿。格劳里亚开朗活泼、充满活力，很讨人喜欢，若说我们的关系还有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她还不能算是一个亲密伴侣。但我逐渐明白，一个女人穿着衣服也照样可以令人赏心悦目。
格劳里亚来自一个虔诚的循道宗教信徒家庭，我经常陪她到教堂去，但我让她明白我是不可能皈依循道宗教的。我的这种姿态只是表明我对另一教派的尊重，但她的父母十分欣赏，我也感觉很高兴。实际上，我与教学的年轻牧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他的劝说下，我参与了教堂的一些青年活动计划。我积极参加为本城贫民区建造几个儿童游乐场的项目，并在一些负责城市其他活动计划的委员会中服务。这对一个骗子来说是一种古怪的消遣方式，但我并没有虚伪矫饰的感觉。我平生第一次把自己无私地奉献出去，不考虑任何回报，这使我心里感到很舒坦。
然而，一个罪犯在教会里辛勤工作，不管他的劳动多么有价值，他都不能做得太过头了。
就在这个小组里，有一个正宗的哈佛毕业生。他不仅是哈佛毕业生，而且还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他看见我高兴极了，简直是欣喜若狂。后来我才对哈佛人有所了解。他们就像獾一样，喜欢在自己的小沟渠里群聚。一只孤独的獾准定要找到另一只獾。一个哈佛人来到某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准定要找到另一个哈佛人。他们准定要谈谈哈佛。
这个人像饿虎扑食似的向我猛扑过来，那股亲热劲儿就别提了。我什么时候毕业的？我的导师是谁？我属于哪个俱乐部？我经常光顾哪几家小酒吧？我的朋友都是哪些人？第一天晚上，我要么含糊其辞，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么对他置之不理，假装集中思想处理委员会的事务，总算成功地避开了他。
下期我作为一个罪犯的印象逐渐模糊、淡化，但我并没有想洗手不干、重新做人。我为了以后的日子，在洛基山脉的一个大城市待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冒牌飞行员。
20、想当一回大学教师
后来那个哈佛毕业生一有机会就来找我。他打电话约我出去吃饭。他路过的时候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他打电话邀请我参加晚会、郊游、打高尔夫球或其他文娱活动。每次，他总是把话题绕到哈佛上。我当年在哪几座教学楼里上课？我知道某某教授吗？我认识剑桥某个古老家族的成员吗？哈佛人见到哈佛人，他们交谈的话题似乎非常有限。
我惹不起也躲不开，当然啦，他的许多问题我都回答不出。他的疑心越来越大，开始把我看作一个冒牌的哈佛人———且不说还是个假律师———正式立案，收集证据。后来我得知他从几个方面无数次调查我的背景，煞有介事地询问我是否诚实可靠，到了这一步，我知道我的案子已经判定，翻案无望了。
我就像那个众所周知的阿拉伯人那样，收起帐篷，溜之大吉。但我并没有忘记领取最后一份工资。我与格劳里亚也告了别，尽管她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永别。我只是对她说我家里死了人，必须回纽约待两个星期。
我把租来的豹牌汽车还了回去，买了一辆鲜艳的橘红色的帅鱼牌车。对于一个被通缉的逃亡者来说，开这样的汽车实在有些扎眼，但我喜欢它、需要它，就买了下来。我对自己解释说，被通缉的是驾驶者而不是汽车，这没准是一次明智的投资呢。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精明的举动，因为过去我总是租汽车，用完后就把它们丢弃在机场，奥里莱———当时我对他一无所知———就利用我的这种做法推断出我的行动模式。
我假冒医生将近一年，又扮演了九个月的律师。在这二十来个月中，尽管我过的不是一种正直坦荡的生活，但我没有再开一张空头支票，也没有做出任何足以引起当局注意的事情。我想当然地认为，如果里格比或总检察长本人不去追究我为何放着好好的助理检察官不当，突然不辞而别，我就不会成为紧急通缉的对象。其实我本来应该很安全的，只有奥里莱在那里固执地穷追不舍，不过，他尽管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但掌握的线索却很渺茫。
我试图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因为我在资金方面仍然很宽裕。我本来是想逃避那位“哈佛同事”的盘问，结果却成了逍遥悠闲的度假。我在西部各州漫无目的地闲逛，到过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亚里桑那、怀俄明、内华达、爱达荷和蒙大拿，哪里的景色吸引我，我就在哪里逗留。由于美妙的景色中通常包括一些妩媚多情的姑娘，我就总是兴趣盎然。
尽管我作为一个罪犯的印象逐渐模糊、淡化，但我并没有想洗手不干、重新做人。实际上，我为了以后的日子，在洛基山脉的一个大城市待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冒牌飞行员。
原先，我巧妙地冒充泛美副驾驶员弗兰克·威廉姆斯，现在我又如法炮制，虚构出一个弗兰克·亚当斯，他是环球航空公司一位所谓的副驾驶员，制服、假身份卡和伪造的联邦航空局的飞行员证书样样齐全。同时，我还制造了一大堆骗人的证件，使我作为弗兰克·威廉姆斯，既可以为泛美驾驶飞机，又是环球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
此后不久，我来到犹他州，这个州不仅地理风光优美如画，并拥有源远流长的摩门历史，而且它的大专院校之多也是远近有名。在此之前，我已经如探囊取物般偷了两个大学学位，我觉得至少应该让自己熟悉一下大学校园。就这样，我拜访了犹他州的几所大学，在操场上闲逛，尽情欣赏学院风光，特别是那些男女同校的大学。有一所大学里有那么美丽迷人的姑娘，我可抵挡不住诱惑，差点注册入学。
然而我却成了一名教师。
一天下午，我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无所事事，翻看着当地的报纸，突然看到一所大学缺少暑期班的教师，我顿时产生了兴趣。这篇报道引用了教务长，一位名叫阿莫斯·格里姆斯的博士的话说，他十分担忧，不知能否找到合适的人代替学校的两位社会学教授。“看来，我恐怕不得不到别的州去寻找愿意只教三个月的合格人选了。”格里姆斯教授这样说道。
我想像自己站在大学教室里，下面坐着十几个丰满成熟的美女，这幅景象太美妙了，我抵挡不住这种诱惑，就给格里姆斯博士打了个电话。
“格里姆斯博士吗，我是弗兰克·亚当斯”，我用轻快的语气说。“我有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目前正在此地拜访，博士，我从报纸上看到你们正在寻找社会学教师。”
“是啊，我们十分渴望找到合适的人选，”格里姆斯博士谨慎地回答。“您明白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职务，只为暑期班而设。我想您一定有过一些教学经验吧？”
“噢，有过的，”我信口开河地说。“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让我解释一下自己的身份吧，格里姆斯博士。我是环球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最近因身体不适休假6个月，是一种内耳的炎症，使我目前不能驾机飞行。在此期间，我想找点事情做做。我看到了那篇报道，突然想到重返课堂或许很令人愉快。”
“我在加入环球航空公司前，在纽约州大学担任过两年社会学教授。”
“从您介绍的情况来看，您很可能是我们一个职位的合适人选，亚当斯博士，”格里姆斯博士说，现在变得热情起来。“您不妨明天上午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详细谈谈。”
“乐意从命，格里姆斯博士，”我回答道。“我在犹他州完全是人生地不熟，您能不能告诉我，要成为贵校的一名教员，我需要准备哪些文件材料？”
“噢，实际上只要一份哥伦比亚大学的成绩单，”格里姆斯博士说。“当然啦，如果您能从纽约州立大学弄到两封推荐信就更好了。”
“没问题，”我说。“当然，我需要回去索要成绩单和推荐信。”
21、在暑期当了教授
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两样东西都没有准备，因为我在看到这篇报道之前根本没想到要当一名临时代课教师。
“我理解，亚当斯博士，”格里姆斯博士回答道。“我们明天上午见。”
当天下午，我就给哥伦比亚大学写了封信，索要一份完整的招生简章和该校的有关小册子。我还赶紧给纽约州立大学的教务主任去了封信，我说是犹他州的一位研究生，想在纽约谋得一个教师的职位，最好是教社会学。我在当地的邮局租了一个信箱，然后就把那些信寄了出去。
我与格里姆斯教务长的会面非常愉快。他似乎对我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我们大部分时间，包括在教工俱乐部轻松地共进午餐时，都在讨论我作为一名飞行员的“经历”。格里姆斯博士像许多坐办公室的男人一样，对航空公司飞行员抱有许多浪漫的想法，十分渴望让这些激动人心的憧憬得到证实。我心里装着许多趣闻逸事，足以满足他假想自己是飞行员的欲望。
“我完全可以肯定，我们今年夏天可以聘用您，亚当斯博士，”我告辞时他说道。“我个人期待着您到我们学校来任教。”
不到一星期，我向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索要的材料就寄来了，我驱车到盐湖城购买我目前制造假证件所必需的材料。我最后完工的“成绩单”简直天衣无缝，上面标明我的平均成绩是3.7分，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航空对北美洲农业人口的社会学影响》。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纽约州立大学教务主任的回信是写在正式学校信纸上的。我剪下信纸上端的印刷文字，用透明塑料胶条和高档文件纸伪造了一种足以乱真的学院信纸。我把它修剪成标准的打印纸大小，然后坐下来给自己写了两封推荐信，一封是以教务主任的名义，另一封是以社会学系主任的名义。
我写这两封信时非常小心。它们只是说明我于1961至1962年间曾任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讲师，教员评估委员会给我的评分十分令人满意，后来我主动辞职，进入商用航空领域，成为一名飞行员。信写完后，我把它们拿给盐湖城的一位零件印刷商，请他每一封都印12份，我对他说我正在向几所大学申请教师职位，所以需要好多封印在高级文件纸上的推荐信。看来，我的要求对他来说司空见惯，他心不在焉地就把事情给我办成了。
我把这些材料递给格里姆斯博士时，他只是草草扫了一眼。他把我介绍给威布尔·万德霍夫博士，此人是社会学系的副主任，他也只是大致浏览了一下那些文件，就把它们递给了教工人事处存档。不到一小时，我就受雇在暑期教两个学期，每学期六星期，薪水是每学期1600美元。他们分配我上午给一年级学生上90分钟的课，每星期三次，下午给二年级学生上90分钟的课，每星期两次。万德霍夫博士向我提供了教学用的两本教科书和学生考勤表。“如果您需要其他东西，可以在书店找到。他们那里有标准的需求申请单。”万德霍夫博士说。他咧开嘴笑了。“我很高兴看到您又年轻又结实。我们的暑期社会学班通常都是大班，您挣这份薪水可不容易。”
这时，离暑期第一个学期开始还有三个星期。我借口说我要恢复状态，旁听了万德霍夫博士的几节课，想看看大学的课究竟是怎么个教法。晚上，我就仔细钻研那两本教科书，觉得它们都很有趣，信息量很大。
万德霍夫说得对。我教的两个班人数都很多。一年级的班里有78名学生，二年级班里有63名，而且两个班里都是女生占大多数。
那年夏天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我非常喜欢当教师的感觉，并尽情享受着它。我可以肯定我的学生们也很欣赏我。按要求，我只需照本宣科，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我只要比学生提前阅读一章的内容，然后挑选几个我想要强调的部分。但我几乎每次在两个班里都会离开课本，大谈特谈犯罪问题、破碎家庭的青少年成长问题，以及他们对社会的影响问题等。我游离课本内容大发议论———其中大部分取材于我的亲身经历，但学生们并不知道———通常会激起活跃的讨论和争辩。
周末，我就找犹他州一处风景优美的人间仙境，尽情地陶醉其中，身边通常有一位同样美如天仙的佳人陪伴。
那个夏天就像沙漠里的春天一样，转瞬即逝，等它结束时我才真正体会到遗憾的滋味。万德霍夫博士和格里姆斯博士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与我们保持联系，弗兰克，”格里姆斯博士说。“如果我们想找一位长期的社会学教授，我们很愿意把您从蓝天上引诱下来。”格里姆斯博士说。
我的学生中至少有50个找到我，说他们如何如何喜欢我的课，并向我告别，祝我好运。
我真不愿意离开犹他州这个乌托邦，但我找不到充足的理由留下来。如果我在这里逗留，我的过去肯定就会来纠缠我，我可不愿意让这些人对我的美好印象受到玷污。
我西去加利福尼亚。当我翻越山脉时，山脊上起了大风暴，但这与我很快就会犯下的一连串弥天大罪来，简直算不上什么。
前休斯敦警察局长有一次这样说我：“弗兰克·阿巴纳勒即使用一张手纸开支票，从联邦财政部提款，签名是‘你上当了’，以一张香港驾驶执照作为身份证明，也照样能从城里任何一家银行兑出现金来。”
加州尤里卡的几位银行职员也会同意这种说法。实际上，如果它以决议的形式提出来，全国各地肯定会有大批出纳员和银行官员争相附议。
说实在的，我并没有那么鲁莽。不过。我对银行工作人员采取的一些做法确实令他们尴尬得无地自容，更不用说他们还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了。
对我来说，尤里卡是我成为一个专业骗客的开端。当然啦，我到达这个城市时已是支票诈骗方面的一位高年级学生。
下期我并不是故意选择尤里卡作为我变幻莫测的生涯中的里程碑。它一开始只是我前往旧金山途中的停车加油站，但是一个姑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于是我留下来玩了几天“过家家”。
22、在美丽的小镇上
我并不是故意选择尤里卡作为我变幻莫测的生涯的里程碑。它一开始只是我前往旧金山途中的停车加油站，但是一个姑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于是我留下来玩了几天“过家家”，一边仔细盘算自己的未来。我当时有一种冲动，想逃到国外去，因为我总是隐约感到有一大批联邦调查员、执法人员和侦探在紧密地跟踪我。我这种担心并没有什么切实的理由。我已经将近两年没有用空头支票骗人了，而在此期间“副驾驶员弗兰克·格里姆斯”的假身份也被我束之高阁。我本来应该感到比较安全的，但是没有。我终日惶恐不安、心情烦躁、疑神疑鬼，某人只要多看我两眼，我就怀疑他是警察。
尤里卡加上俏佳人，不出两天就使我内心的忧惧有了缓解。佳人温柔多情、开朗奔放，尤里卡具有将我从小偷升华为大骗客的无限潜力。尤里卡位于加州的北部红杉林区，坐落在太平洋边，是一个美丽宜人的小城市。它像巴斯克渔村一样优美如画、景色迷人，实际上在尤里卡的海湾外确实有一支五彩缤纷的庞大的渔船队。
在我看来，尤里卡最具有吸引力的一点是它的银行。尤里卡的钱庄比我到过的任何一个规模与之相当的城市都多。而我如果想成为一个移居国外的支票诈骗犯，就需要钱，需要很多钱。
我仍然有几沓毫无价值的个人支票，但我突然想到，个人支票实在是小菜一碟，成不了大气候。它是假支票犯罪行为中最简单易行的，但它涉及的地点太多，留下的嫌疑也太多，而炮制一张100美元的空头支票，和兜售5000美元的伪造支票所得到的惩罚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需要一种更有甜头的支票，它能够用同样多的花酿出更多的蜂蜜。比如工资支票。当然啦，是泛美的工资支票。没有人可以说我不是个从一而终的窃贼。
制作假支票的工作十分费力而艰巨，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而且我对最后的成品很不满意。我望着它心想，如果我是一个出纳员，有人拿着这样一张支票请求兑现，我是决不会把钱付给他的。
然而，一件廉价商店里买来的衣服，如果穿在一件水貂皮大衣里面，通常就会被人看作是时髦华贵的了。于是，我为这张兔毛支票设计了一个水貂皮的外套。我选择一个开窗信封，在上面贴了泛美的贴花纸，打出泛美在纽约的地址，弄得蛮像那么回事，然后往里面塞了一张空白的信纸，寄给我自己，地址写的是我住的这家汽车旅馆。第二天上午，这封信就送来了，当地邮局在无意中促成了我的计划。邮局职员在盖邮戳时太敷衍草率了，从信封上绝对看不出信是由哪儿寄出的。此人的马虎劲儿令我心花怒放。
我穿上那套泛美飞行员制服，把支票塞进信封，放在我上衣的内袋里。我驱车到最近的一家银行，风度翩翩地来到一位出纳柜台前，在里面办理业务的是一位年轻女子。“您好，”我面带笑容地说。“我叫弗兰克·阿巴纳勒，在这里度假，几天后到洛杉矶报到。麻烦您，能不能替我兑现这张支票？我认为我有足够的证明材料。”
我从内袋里掏出信封，抽出支票，把它和我的假泛美身份卡和伪造的联邦航空局飞行员证书一起放在柜台上。我故意把信封掉落在柜台上，露出它上面别具特色的泛美标识语和回信地址。
那姑娘看了看我的那些假身份证明，又扫了一眼支票，但她似乎对我这个人更感兴趣。显然，穿制服的商用航空公司飞行员在尤里卡尚属希罕之物。她把支票推给我，让我在后面签字，她把钱数出来时，聊天一样问了我许多问题，关于我的工作和我到过的地方，我回答这些问题时故意迎合她的口味，维护她脑子里关于飞行员的显然很浪漫的形象。
我离开时谨慎地带走了信封。我确信她一定注意到了这个信封，它显然增加了她对支票的信任程度。这笔业务还证实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怀疑：影响出纳员的判断的并不是支票本身多么逼真，而是支票背后的那个人多么出色。
我回到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一直忙碌到半夜，又炮制了好几张假支票，数额都在500美元以上，第二天，我成功地把它们都送给了城市或郊区的几家不同银行。根据我对银行支票例行程序的了解，我估计我还可以在尤里卡再待两天，继续炮制和抛撒伪造的费用支票，接着还有整整三天时间可以旅行，然后第一张支票才会作为假票被退回来。
但是我在隐瞒身份方面偶尔会遇到危机，迫使我改变自己的时间表。
我从不完全沉浸在假身份里而忘记我的真名是小弗兰克·阿巴纳勒。实际上，在与别人的随意交往中，当我觉得没必要演戏，觉得伪装自己不能得到任何好处时，我总是介绍自己名叫弗兰克·阿巴纳勒，是一个来自布朗布克斯的自由人。
在尤里卡也是这样。我在汽车旅馆登记时用的是弗兰克·格里姆斯的名字，还有那个姑娘，她以为我是泛美飞行员，对我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我远离汽车旅馆和那个姑娘，脱掉飞行员的衣服时，我只是弗兰克·阿巴纳勒。在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真实身份成了一个避难所，可以摆脱伪装带来的压力和紧张。
在尤里卡，我在一家海鲜餐馆结识了一位出海打鱼回来的渔民。他走到我的桌旁停下来，说我正在吃的那条鱼是他亲手捕到的，然后就坐下来跟我聊天。原来他是一个汽车迷，于是我跟他谈了我的那辆福特老爷车，和我给那辆车做的装饰。“嘿，那正是我目前着手装饰的车款，一辆1950年产的有折篷的福特车，”他说。“你有你那辆老爷车的照片吗，呵？”
我摇了摇头。“有倒是有，但都在我家里呢。”我说。
“把你纽约的地址告诉我，待我把我这辆汽车装饰好了，给你寄几张照片去，”他说。“嗬，说不定我还会开车到纽约去看你呢！”
他不太有可能给我写信或到纽约来看我，我也不太可能在纽约收到他的信、见到他的人，于是我从口袋里找一张纸，准备记下我的名字和纽约的地址。
我找到一张空白的银行取款支票。我向侍者借了一支铅笔，在支票背面草草写下我的名字和纽约的地址，就在这时，有人叫那个渔民去接电话，是挂在门边墙上的一个收费电话。
23、百密一疏差点露馅
那个渔民对着话筒说了几分钟，便冲我挥了挥手。“嘿，听着，弗兰克，我要回船上去了，”他大声喊道。“明天再来，好吗？”不等我回答，他就冲出门去了。我把铅笔还给侍者，请他给我结账。“你需要一支铅芯黑一点的铅笔。”我说，一边指着我在银行取款支票背面写下的字。那些字勉强能够看清。
我没有把支票撕掉，而是把它放回了口袋，事后证明我的这个举动既愚蠢又侥幸。我回到房间，把它扔在摊开的支票簿上，然后换了衣服，给那个姑娘打了电话。我们在尤里卡郊外某处高高的红杉林里找了一家高档餐馆，过了十分愉快的一晚。
那个夜晚实在太美妙了，第二天早上我坐下来伪造另外三张泛美假支票时，仍然对昨夜的分分秒秒回味无穷。在尤里卡及其周围只有三家银行没有领教我巧妙的骗术了，我不想怠慢其中的任何一家。我完全沉浸在在我的新计划中。大队人马在追踪我的恐惧都被忘到了脑后。我也完全忘记了前一天下午的那个年轻渔民。
第一张支票伪造好了，我把它塞进那个已被使用过无数次的信封。不到两个小时之后，我就完成了另外两张，准备在我离开尤里卡前搞一次最后袭击。这次袭击十分顺利，我下午三四点钟回到汽车旅馆的房间时，旅行箱的内衬里塞得鼓鼓囊囊的现金中又有了差不多1500美元的进账。
那天晚上，我对那个姑娘说，我第二天就要走了。“我大概要从旧金山或洛杉矶起飞，现在也说不准，”我对她撒谎道。“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很快回来的。我只要租一架小型飞机就可以过来。我们可以从高空俯瞰那些红杉林，换换口味。”
她对我的话深信不疑。“就这么说定了。”她说，然后提议去码头吃海鲜。她似乎饥饿胜过惆怅，这使我大为宽慰。可是海鲜吃到一半的时候，我朝窗外望去，看见一条渔船正往码头开来，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年轻渔民。我还想起我当时在一张银行取款支票背面草草地写了我的真实姓名和我在纽约的地址———至少是我父亲的地址。一想到这里，我就隐约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就好像有人用手捅了我的敏感部位。我后来怎么处置那张支票的？我一时想不起来，我一边努力回忆，一边还要假装充满激情地与女伴谈天说地，这使我和那姑娘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变得不堪回首。
我回到房间，到处寻找那张空白支票，但没有找到。我有许多空白支票，但它们还留在支票簿上，没有撕下来。最后我无奈地断定，我把那张空白支票伪造成泛美费用支票，送进了那三家银行中的某一家。可是我又对自己说，这不可能呀，我需要在每张支票后面签字的呀，肯定会注意到后面有字的。然而我真的会注意吗？我记得那支铅笔颜色有多浅。即使是在下午明亮的光线下，我写的字都看不太清。我在支票背后签名时可能没有注意，忽视了那些潦草写下的字，尤其是我在尤里卡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行为程序。我发现当我把出纳员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而不是去关注支票时，我兜售支票就要顺利和迅速得多。而要赢得一个女人的注意，你就必须也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
我坐在床沿上，强迫自己回忆导致这个局面的来龙去脉，很快就理清了头绪。我把那张散支票扔在摊开的银行取款支票簿上。第二天早上伪造三张假费用支票时，我忘记了与那个渔民相遇的事，首先拿起了这张支票。假支票炮制好后，我立刻就把它塞进了那个伪造的信封，如此看来，它一定是三张兑现支票中的第一张。这时我想起了那个为我兑现支票的出纳员。我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她身上了。现在看来是太过分了。
尤里卡的某家银行收到一张伪造的泛美费用支票，后面的签名是一位冒牌的副驾驶员，但这张支票背面又有小弗兰克·阿巴纳勒的签名，还有他父亲在布朗克斯的地址。一旦这张支票被发现是假货，即使不是福尔摩斯也能发现其中的联系，破获这个案子。
我突然感到坐立不安，觉得自己是在劫难逃了。我又一次开始考虑逃往国外，越过边界进入墨西哥。或者到南边更远的地区去。但是，这次我盘算这个念头时心中很不情愿。我在尤里卡精心设计了我认为很了不起的作案新手段，比用假骰子赌博获利还多。我被这个计划的成功弄得飘飘然，把恐惧抛在了脑后，不再担心被人紧密跟踪，我使自己相信我像北极的浮冰一样安全。我打算沿着一条条海岸线、一道道边界实行我的支票诈骗。一想到我因为愚蠢地暴露身份而不得不放弃这个美好的计划，我就觉得十分恼怒。
但是真的必须退出这场游戏吗？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暴露身份了吗？既然我没有注意到支票背面草草写下的字，别人大概也没有注意到。
而且，那张支票很有可能还在银行里。我是下午一两点去兑现的，它恐怕要到明天才会被送到纽约。如果它还没有离开银行，我也许可以把它再购买回来。我可以对他们说泛美这张支票开错了，我不应该拿它来兑现的，或者诸如此类精心编造的故事。我相信只要支票还在，我肯定能编出一套天衣无缝的谎话。我反复盘算着种种说得通的借口，慢慢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收拾好行李，把箱子搬到汽车上，付清汽车旅馆的费用，就打电话给那家银行。我要求与出纳主管说话，接线员把电话转给一个女人，她用轻快的语调自称是“斯特拉·韦林”。
“韦林夫人，泛美公司的一位飞行员昨天在你们银行兑现了一张支票，”我说。“您能不能告诉我……”我话还没说完，她就打断了我。
“是啊，一张假支票，”她说，一下子变得怒气冲冲，也没有问一问我的身份和我打电话的原因。“我们已经通知联邦调查局了。他们说要派一个调查员来取那张支票。”
下期我冲动之下采取了行动，这是一种保护自己真实身份的本能反应。“是的，”我说。“这里就是联邦调查局。我想通知您，我们的调查员大概15分钟后赶到您那里。支票在您手里吗？”
24、假冒调查局人员取回支票
我没有受到盘问。我冲动之下采取了行动，这是一种保护自己真实身份的本能反应。“是的，”我说。“这里就是联邦调查局。我想通知您，我们的调查员大约15分钟后赶到您那里。支票在您手里吗？还是让他跟另外的人联系？”
“就让他来见我吧，支票在我手里，”韦林夫人回答。“当然啦，我们想把支票留一个复印件存档。没问题吧？”
“当然可以，”我向她保证道。“我会吩咐戴维斯先生给您提供一个复印件的。”
我于15分钟内赶到银行，身上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我进门前先对里面作了谨慎的侦察。那个昨天给我兑现支票的出纳员不在里面。
如果她在，我就不会进去了。我不知道她是去喝咖啡了还是怎么了，真担心我在银行时她会突然出现，但我别无选择，只有孤注一掷。我大步走进门厅，接待员把我引到一侧韦林夫人的办公桌前。她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整洁利索，容貌端庄，服装和风度完全是职业女性的派头。我在她桌前停住脚步，她抬起头来。
“韦林夫人，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比尔·戴维斯。我想我的上司刚才给您打过电话吧？”我说。
她苦笑着点了点头。“哦，是的，戴维斯先生，”她说。“支票就在这里。”她没有要求看我的证件，也没有对我的身份表示丝毫怀疑。她只是从抽屉里取出那张支票，递给了我。我用一种很职业化的神情仔细打量着支票，我装出这副神情并不困难，因为我就是这张支票的伪造者。支票背面勉强可以辨认出我的真实姓名和我父亲的地址。
“看上去手法很拙劣，”我干巴巴地评论道。“有人居然会给这样的支票兑现，真让我吃惊。”
韦林夫人苦笑着表示赞同。“是啊，我们这里有些姑娘，唉，怎么说呢，一看见一个英俊潇洒的飞行员或其他外表风流倜傥的男子，就昏了头脑。她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个男人，而不是他递给她们的票据，”她用不满的口吻说道。“给这张支票兑现的姑娘是卡特小姐，她难过极了，今天早晨没来上班。”
听到这个消息，我松了一口气，开始尽情享受扮演调查员的乐趣。“好吧，我们需要与她谈谈，但以后再谈也可以，”我说。“这张支票你们复印了吗？”
“没有，但墙角就有一台复印机，一分钟就能印好。”她说。
“我来吧。”我说，不等她反对，就快步朝复印机走去。我只复印了支票的正面，当我把复印件放到她桌上时，她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
“让我在上面签个名，写上日期”，我说着拿起一支钢笔。“这个复印件是你们的收据。您知道，我们需要这份原件作为证据。它将由美国司法部保管。好了，韦林夫人，我认为我们目前就需要这些。非常感谢您的合作。”我把那张惹祸的支票原件塞进口袋，离开了那里。
我后来得知，我刚出银行不到5分钟，真正的联邦调查员———实际上是尤里卡惟一的一名调查员———就赶到了。我后来还得知，当韦林夫人知道自己上当受骗时，那份难受劲儿就甭提了。不过这说明联邦调查员的头上也笼罩着一种浪漫的光环，还有，即使徐娘半老的女人也会被一个风流倜傥的人迷昏头脑。
扮演联邦调查员并不是我犯罪生涯中最聪明的一招。联邦调查员一般都是精明强干的官员，而当有人假冒联邦调查员时，他们就更能干、更果断了。我暂时以智取胜，没有暴露冒牌飞行员弗兰克·威廉姆斯实际上就是弗兰克·阿巴纳勒，但我不知道这件事给奥里莱提供了新的追踪线索，此后我们就一直在玩猎犬逐兔的游戏。
不过，我作为一个骗子仍然处于初学阶段，尽管是个高材生。我的那些冒险行为，一个有经验的支票诈骗犯是绝对不敢尝试的。我是一个独立的演员，撰写、制作和导演我自己的剧本。我不认识任何职业犯罪分子，也不探索犯罪方面的专门知识，而且对任何类似犯罪窝点的地方都避之惟恐不及。
协助我进行这些违法活动的人都是遵纪守法、诚实正派的家伙，是我用巧妙的手段骗取他们给我帮助的。事实上，我人身的绝对自由才是我成功的最大因素。警察搜捕我时，那些惯用的犯罪资料来源变得毫无用处。地下情报网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作案的过程中通常会暴露我的真实身份，但警察收集的线索都是马后炮。当我的失误暴露时，我通常早在几天前就溜之大吉了，警官始终未能捕捉到我的足迹，直到我再次作案，那通常是在另一个很遥远的城市了。
我一旦干上支票诈骗这一行，就意识到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我选择支票诈骗作为一种职业，作为我谋生的手段，既然我选定了这样一个违法的行当，我就决意把活儿做得尽善尽美、精益求精。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里，我研究支票办理和银行业务的程序，那股孜孜不倦的劲头就像一个投资者研究他可以拥有的市场。我还不露痕迹地完成我的家庭作业。我与出纳员约会，一边抚摸她们的身体，一边汲取她们脑袋里的知识。我光顾图书馆，浏览有关银行的杂志、报纸和经济类图书。我大量阅读金融方面的出版物，并千方百计找机会与银行职员对话。很快，我的所有技巧上的错误都得到了纠正，变得完美无瑕。
我利用银行人员对本行业数字代码的无知，利用兑换支票的人们对支票知识的匮乏，大发横财。我撤离尤里卡后在旧金山逗留了几个星期，制造出数十张假的泛美费用支票，抛撒在旧金山的各个银行、机场或附近地区的银行和旅馆，我精心设计支票上的数码，弄得支票被转到波士顿、费城、克利夫兰和里士满这样遥远的地方。
一天，我在伯克利的大小钱庄打了一遍野食回来，发现无论是手提箱还是装衣服的圆筒旅行袋都塞满了散乱的钞票，没有一点儿地方了。我的赃款来得太快，来不及挥霍。
下期我有8万到9万美元现金，足够维持我们最初的婚姻生活。如果我对罗萨莉说我不想再驾驶飞机，想自己经营一家文具店，说不定她会相信我的话的。实际上我并不想开文具店。
25、遇到真爱讲实话
我拿上25000美元，来到圣何塞一家银行，以约翰·卡卡涅的名字租了一个保险箱，预付了三年租金，把现金放了进去。第二天我走进奥克兰的一家银行，如法炮制，这次用的名字是彼得·莫莱利。
然后，我回到旧金山，坠入了爱河。
她名叫罗萨莉，是美航的一位空中小姐。她和5个室友一起住在一座老房子里，她们也都是美航的机组人员。我从机场回来时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了她们6个，就这样认识了她。她们是去机场办理合法差事，而我是去那里搞一些非法的小偷小摸。我们当晚就开始约会了。
罗萨莉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女人之一，我今天仍然这么认为。她有闪闪发亮的金黄色头发，而且我很快发现她的性格也有许多闪光发亮的地方。她24岁，仍然是个处女，我们第二次约会时她告诉我，她打算把贞操一直留到她的新婚之夜。我对她说我赞赏她的这种态度，确实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每次与她单独在一起时都试图脱光她的衣服。
罗萨莉是一位非常令人喜欢的伴侣。我们可以交流的共同话题很多，音乐、书籍、大海、滑雪、戏剧、旅游，以及一大堆其他的乐趣和爱好。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罗萨莉在宗教方面也非常虔诚，但她并不坚持要我和她一起去做弥撒。
“你为什么不给我布道，谈谈我的罪恶？”一天，我把她从教堂里接出来，用戏谑的口吻问她。
她笑了起来。“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罪恶，弗兰克，”她回答道。“我没有发现你有任何不良习惯。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发现，我每次与罗萨莉在一起，与她的关系都越发亲近。她有这么多美好的品质。她似乎是大多数年轻单身汉渴望娶作妻子的那种女人的典型代表：她忠诚，做事情干净利落，头脑聪明，脾气随和，待人体贴，性格活泼，而且她还不吸烟也不喝酒。她简直就像是把苹果馅饼、美国国旗、妈妈、姐姐和春天一股脑儿卷在了一条女童子军彩带里。
“罗萨莉，我爱你。”一天晚上，我对她说。
她点点头。“我也爱你，弗兰克，”她轻声说。“我们为什么不去拜访一下我的父母，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他们呢？”
她的父母住在洛杉矶一边的唐尼。开车去花了很长时间，我们半路停下，在皮斯莫海滩的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我们过了十分美妙的一夜，当第二天继续上路时，罗萨莉已经不再是一个处女了。我真心地为此感到难过，觉得自己应该更多地照顾到她的贞操，我十分清楚她是非常珍视这一点的。我们开着她的汽车———是她坚持的———沿着海岸线行驶时，我反复表示我的歉意。
罗萨莉偎依在我怀里，甜甜地笑着。“别再道歉了，弗兰克，”她说。“是我愿意这样的。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一晚也算作我们的新婚之夜。”
她的父母都是很好的人。他们热情地欢迎我，当罗萨莉告诉他们我们准备结婚时，他们都很高兴，热情地祝贺了我们。在整整两天时间里，我耳朵里听见的都是关于婚礼的筹划，尽管我并没有请求罗萨莉嫁给我。但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这么做了，而且她的父亲显然对我很满意。
但是我怎么可能与她结婚呢？她以为我是弗兰克·威廉姆斯，是一个前程无比美好的泛美公司副驾驶员。我知道我们一旦结婚，我就不可能维持这种冒牌的身份。她早晚会知道我实际上叫弗兰克·阿巴纳勒，是一个不满20岁的诈骗犯，有一个肮脏的过去和一个靠行骗谋生的未来。我不能对罗萨莉那么做，我对自己说。
也许我能？我有8万到9万美元现金，足够维持我们最初的婚姻生活。如果我对罗萨莉说我不想再驾驶飞机，想自己经营一家文具店，说不定她会相信我的话的。实际上我并不想开文具店，但这是我精通的惟一正派行业。我把这个想法抛到脑后。我仍然愿意做“弗兰克·威廉姆斯”，而弗兰克·威廉姆斯将仍然是一名被通辑的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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