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威*阿巴纳勒，小时父母离异后便跟着父亲生活。在疏于管教的环境下他学会了泡妞，因此走上诈骗金钱的道路。在诈骗生涯中他先后冒充过飞机驾驶员、儿科医生、教师、律师等，用各种手段诈取几百万美金。二十一岁前便成为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德国等许多国家通缉的要犯。
弗兰克的父亲说的话让人深思：“一个人拥有什么并不重要可，重要的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就问心无愧。”而弗兰克也找到了答案：“我想是谁就是谁。”正是如此，才使得弗吉尼亚大学一位犯罪心理学家花了两年时间，对弗兰克进行了各种笔头和口头的测试，还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使用了吐真测谎器后得出结论：“他的犯罪阈值很低。”弗兰克根本不是为了诈骗而诈骗，他把诈骗看作攀登大山并多次到达峰顶。从弗兰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优点：
一、 人格魅力。一个人的服装是其人格魅力的一部分。一流的骗客通常像一个争取连任的政治家一样风度翩翩、彬彬有礼。虽然我们不是骗客，为了争取事业的成功，何尝不要注意外在形象。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二、 敏锐的观察力。“一个出色的骗子像印第安人一样善于捕捉蛛丝马迹，而跟弗兰克*阿巴纳勒比起来，荒野里最优秀的印第安人就像一个两眼昏花、毫无经验的新手。”社会之网是复杂的，很多情况下不是绝对的欺骗，而是无意识欺骗或半欺骗状态，敏锐的观察力是耳清目明的条件。而我个人认为“知”是一码事，“动”是另一码事，有很多事你可以看清楚但你未必要“动”。事物都在变化之中，不断的观察事为了在最关键的时候采取准确无误的措施。既要察言观色，又要难得糊涂。
三、 善于研究。这是死硬的亡命徒和超级骗客之间的显著差异，一个歹徒依靠的是枪，一个骗子依靠的是大脑。在弗兰克利用假支票骗钱的高峰时期，他对支票的了解不亚于任何一家银行的任何一位出纳员，甚至超过其中的大多数人。在本书中弗兰克便是利用银行人只对本行数字代码的无知，利用兑换支票的人们对支票知识的匮乏，大发横财。既便是我们国家，在岗位上做业务而不熟悉业务的人数不胜数，南郭先生无处不在。而弗兰克，为了获取个方面资料以达成他冒充各行职业的目的频繁光顾书店，制造偶然机会询问他人，冒充大学生、作家、拟稿人通过电话发问，逛机场偷听谈话以测试词汇量，泡亚特兰大图书馆，随身携带笔记本记下许多断语、技术数据、五花八门的信息、人名、日期、地点、电话号码、思想片段甚至鸡毛蒜皮的琐碎情报。
以上三点不过是主要优点。虽然他是一个骗子，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其他很多让我欣赏的地方，比如说他认为一旦爱上一个女人，就一辈子也不会变心；他胆大信细，在暴露地址后扮演联邦调查员取支票；为爱大胆表白、承认一切；临阵不慌，在警察局咬定自己的身份，不主动提供他在法国从事的任何犯罪活动的任何细节等。
这本书还有两个深深震撼我的地方不能不说。其一是当他被囚禁在可怕肮脏的监狱里备受煎熬时丰富的想象力挽救了他。出色的创造力在过去使他发明了很多高明的骗术，加上他的想象力竟然可以使他绝处逢生。其二是他金蝉脱壳之时机智镇定。译文原文如下：
“不许动，先生，我们是警察！”其中一个像警匪片中那样大喝一声。
我没有站住，而是迎着枪口走去，一面抽出我的皮夹。“戴维斯，联邦调查局的。”我的声音镇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奥里莱来了吗？”枪口放低了。
“不知道，先生。”那个警察说。“要是来了，可能在前面。”
“好吧，”我干脆地说。“你们守在这边。我去看看奥里莱来了没有。
他俩闪过身去。我没有回头，径直走入停车场那一边的重重夜幕之中。
该书叙述比较平和，毕竟是真实的故事，除了故事本身引起的波澜外，语言方面并没体现出杰出的特色。我们可以发现，文章主人翁正是作者弗兰克。^_^
在被捕入狱服刑5年之后，阿巴纳勒摇身一变，成了FBI的讲师——以自己的亲身经验现身说法，向探员们和大公司传授反诈骗技术。不仅如此，1980年，阿巴纳勒撰写的自传体小说《有种来抓我：最非凡骗子的真实传奇故事》一举成为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书籍，还被专门猎奇的好莱坞片商买走了电影改编拍摄权。
1、弗兰克，你来飞一会儿
一个人的第二自我实际上只是他对自己最满意的印象。巴黎温莎饭店里我房间的那面镜子映出了我自己最满意的形象——一个黧黑英俊的航空公司飞行员，皮肤光滑，肩膀宽阔，打扮得衣冠楚楚。谦虚可不是我的美德。而且在那个时候，美德并不是我的长处。
我对自己的外表感到满意，提起行李，离开了房间，两分钟后，我站在带栅窗的出纳室前。
“早上好，机长。”出纳员用亲切的口吻说。我制服上的标记说明我是副驾驶员，但法国人就是那样。除了他们的女人、葡萄酒和艺术，他们喜欢把什么事情都估计得过高。
我在她从柜台上递过来的旅馆账单上签了字，转身准备离开，又猛地回过身来，从我上衣的内兜里掏出一张工资支票。“对了，您能帮我兑成现金吗？你们巴黎的夜生活几乎使我倾家荡产，而我还有一星期才能回家。”我懊恼地笑着。
她拿起泛美全球航空公司的支票，看了看上面的数目。“应该没问题，机长，但数目这么大的支票，我必须请经理核实一下。”她说完便走进身后的一间办公室，一眨眼工夫就回来了，脸上绽开愉快的笑容。她把支票递给我，让我在后面签字。
“您是想要美元吧？”她问，然后不等我回答，就数出786.73美元的钞票和硬币。我推过去两张50美元的钞票。“如果您能帮我做一些必要的打点，我将不胜感激，我实在太粗心了。”我微笑着说。
她笑得更灿烂了。“没问题，机长。您真是太好了，”她说。“祝您一路平安，欢迎您再来。”
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去奥利，叫司机把车停在环球航空公司入口处。我绕过大厅里的检票台，把我的的联邦航空局证书和泛美身份卡递给环球公司的地面指挥部工作人员。他核对了一下旅客名单。“没错，机长弗兰克·威廉姆斯，免费飞往罗马。行了，请把这个填一填。”他递来那份熟悉的给免税乘客的粉红色表格，我把相关资料填写进去。然后，我提起皮包，向标着“仅供机组人员”的海关大门走去。我举起皮包正要往柜台上放，稽查员，那个留着一绺胡须的干瘪老头儿认出了我，招手让我通过。
我朝飞机走去时，旁边过来一个小伙子，他带着毫不掩饰的羡慕，望着我那带金光闪亮的条纹和其他饰物的制服。
“您是驾驶员？”他问。听口音，他是个英国人。
“不，我像您一样，是个乘客，”我回答道。“我给泛美开飞机。”“您飞波音707？”
我摇了摇头。“以前飞过，”我说。“我现在飞DC－8。”我喜欢孩子。这个小伙子使我想起几年前的自己。
我踏进机舱，一个妩媚动人的金发空中小姐迎了过来，帮我把行李拖进机组人员的行李舱。“我们这次航班满员了，威廉姆斯先生，”她说。“还有两个人想坐活动座椅，您把他们打败了。我负责座舱服务。”
“我只要牛奶，”我说。“如果您很忙，就不要为我操心了。免费乘机的人没有资格享受其他东西。”
我钻进座舱。驾驶员、副驾驶员和随机工程师正在作起飞前的设备和仪器检测工作，我进去时，他们都很有礼貌地停下手来。“你们好，我是弗兰克·威廉姆斯，泛美公司的，别让我打扰你们。”我说。
“我叫加里·贾尔斯，”驾驶员说着，伸出一只手来。他朝另外两个人点了点头。“副机长比尔·奥斯丁，这是吉姆·赖特。很高兴您乘坐我们这趟航班。”我和另外两位飞行员分别握手，然后一屁股坐进活动座椅，随他们去忙碌。
20分钟后，我们就升入空中了。贾尔斯将波音707升至30000英尺的高空，检查了一下仪器，驾机绕过奥利城的高塔，然后解开安全带，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他大大咧咧地把我极力夸奖了一番，接着便指了指他的座位。“弗兰克，您来飞一会儿这只鸟儿，好吗？”他说。“我去跟那些付钱的乘客拉拉关系。”
他提出的这个建议，对于一个来自竞争对手航空公司的免费搭乘的飞行员来说，是一种礼貌的表示。我把帽子放在座舱的地板上，坐在机长的座位，我心里很清楚，我手里捏着140条人命，其中包括我自己的。贾尔斯离开座位后是奥斯丁在控制飞行，这时他把操纵器交给了我。“看您的了，机长。”他笑容满面地说。
我立刻把这个庞大的飞机交给自动驾驶装置，但愿这玩意儿能够管用，我可是连风筝都不会放啊。
我不是泛美公司的飞行员，我压根儿就不是什么飞行员。说到底，我是一个江湖骗子，是四个大洲重点通缉的罪犯之一，现在我又在故伎重演：给一些善良的人设置一个超级骗局。
我在21岁以前，自家财产就达到250万。我一掷千金，大量购买华丽服装、美味食品，享受豪华公寓、妖冶美女、高档汽车和其他满足感官享受的东西。我在欧洲的每一个首都参加各种晚会，在所有著名的海滩上享受阳光，在南美、南太平洋、东方和非洲一些令人赏心悦目的地方寻欢作乐。
这种生活并不轻松。我倒不是终日惶恐不安，但我的旅游鞋走过的里程实在是不计其数。我经常从侧门、安全楼梯和房顶上惊险逃生。我五年间丢掉的衣服，比大多数男人一辈子需要的还多。我真是比一只抹了黄油的蜗牛还要油滑。
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自己像个罪犯。实际上我是个罪犯，我也明白这一点。官方和新闻记者把我描绘成本世纪最聪明的支票诈骗犯之一，而且还是一个虚伪的造假者和骗子，我的行骗能力可以领取电影艺术科学院颁发的年奖。我是个资深的骗客，技艺高超，骗术一流。 下期我对他说，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医生提出的所有问题，尽可能诚实地完成了每一次测试。但侦探不相信我的话，“不可能，”他说，“您可以糊弄那些联邦调查员，但您糊弄不了我。”
2、你难道不明白我爱你吗
有时我也为自己维妙维肖的模仿才能和巧妙的诡计感到吃惊，但我从来不自欺欺人。我始终明白自己是小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是个支票诈骗犯和江湖骗子，如果我什么时候失手被捕，我不会获得什么奥斯卡奖，而只会被送进监狱。
确实如此，我在法国的小牢房里待过，在瑞典的监牢里服过刑，还在弗吉尼亚州匹茨堡的联邦监狱里洗刷我在美国犯下的全部罪行。在最后这所监狱里，我自愿接受弗吉尼大学一位犯罪心理学家的心理评估。他花了两年时间，对我进行各种笔头和口头的测试，还在许多不同场合对我使用了吐真注射剂和测谎器。
这位精神病学家最后得出结论，说我的犯罪阈值很低。换句话说，我根本就没有理由成为一个骗子。
纽约的一位警察曾想尽各种办法抓我，他读了这份报告，嗤之以鼻。“这位精神病医生大概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他嘲笑道。“这个骗子洗劫了几百家银行，在世界上半数的旅馆里大肆行骗，除了街道拿不走，他把什么都席卷一空，他还在空中的每个航班上敲诈勒索，使这些航班上的大多数空中小姐都上了他的圈套，他递出去的假支票，足够糊满五角大楼每一面墙壁，他还自己开办该死的大专院校，他的行骗金额超过200万美元，弄得20个国家的警察都束手无策，他这样的人犯罪阈值很低？如果他的犯罪阈值再高一些，他还会做出什么来？抢劫诺克斯堡？”
侦探拿这份报告来与我对质。我们成了关系不错的对手。“你骗了这个精神病医生，是吗，弗兰克？”
我对他说，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医生提出的所有问题，尽可能诚实地完成了每一次测试。但侦探不相信我的话。“不可能，”他说。“你可以糊弄那些联邦调查员，但你糊弄不了我。你肯定骗了这个笨蛋医生。”他摇了摇头。“你骗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是小菜一碟，弗兰克。”
我已经在父亲那里试过身手了。我父亲是我创造的第一个行骗记录。爸爸具有行骗对象所必备的一个特点，他非常轻信，于是我从他手里骗走了3400美元。当时我才15岁。
我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并在那里度过最初的16年。我在家里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和我父亲同名。如果我想叙述一个骗子的从小成长过程，可以说我是一个破碎家庭的产物，因为爸爸妈妈在我12岁那年分居了。但这样说就冤枉我的父母了。
父母先是分居，其后离婚，在这件事上最受伤害的是我父亲。他真的十分迷恋我妈妈。我母亲名叫波利特·阿巴纳勒，是一个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混血美人儿，爸爸二战期间在奥兰服役时与她认识并结婚。当时妈妈只有15岁，爸爸28岁，尽管年龄的差异在当时似乎无关紧要，但我总觉得这对他们婚姻的破裂产生了一定影响。
爸爸从部队退役后，在纽约市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是一家文具店，在麦迪逊大街四十大道上，名叫谢恩文具店。他做得很成功。我们住在宽敞、豪华的房子里，生活过得即使谈不上奢侈，无疑是非常富足的。我们兄弟姊妹小的时候从来没有缺少过什么。
一个家庭里，当父母之间出现重大问题时，孩子总是最后一个知道。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这话一点不假，而且我认为我的兄弟姊妹们也和我一样蒙在鼓里。我们以为妈妈很满足于在家里做一个贤妻良母，而在一定程度上她确实这样。但爸爸不仅仅是个成功的生意人。他在政治方面也非常活跃，是布朗克斯选区共和党的主要头目之一。他是纽约运动员俱乐部成员，一度还担任过该俱乐部的主席，他把许多时间都泡在俱乐部里，和商界及政界的朋友混在一起。
爸爸还非常热衷于到海上捕鱼。他常常飞到波多黎各、金斯敦、伯利兹或加勒比海的其他游览胜地，进行深海捕鱼的探险。他从来不带妈妈一起去，其实他应该带她去的。有一天，爸爸在追逐青枪鱼的远足中归来，发现他家里的鱼篓空空荡荡。妈妈收拾好行李，自己带着我们三兄弟和妹妹搬进了一套大公寓。我们几个孩子有些不解，但妈妈平静地解释说，她和爸爸已经合不来了，决定分居。
实际上，是她自己决定分居。爸爸对妈妈的行为感到震惊、意外和伤心。他请求她回家，并保证自己今后会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还说他可以削减深海捕鱼的次数，他甚至提出要放弃他的政治活动。
妈妈听着，但没有做出任何承诺。我很快就看出她根本不打算和解，但爸爸好像还不明白这点。妈妈在布朗克斯牙科学校注册入学，准备成为一位牙科技师。
爸爸没有放弃。他只要一有机会就到我们公寓来，苦口婆心、甜言蜜语地哄劝她、恳求她、恭维她。有时他实在憋不住了，发起了脾气。“该死的，你这个女人———你难道不明白我爱你吗！”他吼道。
当然，这种局面对我们兄弟几个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我，我爱爸爸。我跟他关系最好，他开始利用我去说服和争取母亲回心转意。“儿子，跟她谈谈，”他经常恳求我。“告诉她我爱她。告诉她，如果我们一起生活，大家会过得非常开心。告诉她，如果她回家来，你也会很开心，你们几个孩子都会很开心。”
他买了些礼物让我捎给妈妈，还教给我一些精心设计的话，让我去动摇母亲的决心。
我母亲毫不上当。爸爸大概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妈妈看到他把我作为他们婚姻棋盘上的小卒子，对他非常反感。我14岁那年，她和爸爸离婚了。
爸爸心灰意懒，我也很失望，因为我真的希望他们重归于好。我得替爸爸说一句：他一旦爱上一个女人，就一辈子也不会变心。他1974年去世的时候，仍然想把妈妈争取回来。
下期我比我的那些同伴成熟得多，块头也大得多。我十五岁时就完全发育成熟了，身高6英尺，体重170磅，我猜测，我们的许多小淘气行为之所以不受惩罚，是因为别人看见我们都以为我是老师。
3、父亲不担心我会占他的便宜
妈妈最终与父亲离婚时，我选择了跟爸爸生活。妈妈对我的决定不太赞成，但我觉得爸爸需要我们有一个人在他身边，他不应该独自生活，于是我就说服了妈妈。爸爸感到非常宽慰和高兴。对这个决定我从没后悔过，不过爸爸也许有一点儿。
和父亲一起生活，一切都和过去完全不同。我许多时间都泡在纽约最高雅的沙龙里。我渐渐了解到，商人并不总是享受豪华丰盛的午餐，他们也会狼吞虎咽地吃锅炉工的便餐，三口两口划拉光一大堆粗茶淡饭。而且我还很快注意到，政客们一旦端起一杯加冰块的波旁威士忌酒，对世界大事倒是无所不知，但对自己的钱包可就放松了警惕。爸爸的许多生意和大量政治活动都是在吧台附近完成的，我就在旁边等他。起初，我父亲的喝酒习惯让我大吃一惊。我倒不认为他在酗酒，但也喝起酒来左右开弓，一杯接一杯，我真担心他是个隐君子。不过，他尽管喝起来不要命，我从没看见他喝醉过，过了一阵，我断定他对酒精没有反应。
我对爸爸的那些同事、朋友和熟人非常着迷。他们来自布朗克斯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有拉选票的、警察、工会头头、公司经理、菜农、承包商、证券经纪人、售货员、出租汽车司机和推销商。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有些人好像直接从达蒙·鲁尼恩的作品中蹦出来的。
我和爸爸出去闲逛了半年，就变成了一个都市油子，通晓各种人情世故，这可不是我父亲希望我受的教育，但没办法，在小酒馆的雅座上只能得到这样的熏陶。
爸爸在政治上门路很广。当我明白这点时，我已经开始逃课，和附近一些无人管教的孩子混在一起了。他们不是小流氓，也不打架斗殴。他们不做什么大不了的坏事。他们都是家庭环境很糟糕，想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哪怕那个人是专管逃学和旷课的劝学员也好。正是这个原因，我与他们混在了一起，大概我也在寻求别人对我的注意吧。我真心希望父母破镜重圆，我隐隐约约地以为，如果我的行为像个少年犯，就会给父母提供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促使他们和解。
我作为一个少年犯是很不成功的。大多数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偷点儿糖果什么的，或溜进电影院混一部电影看看。我比我的那些同伴成熟得多，块头也大得多。我15岁时就完全发育成熟了，身高6英尺，体重170磅，我猜测，我们的许多小淘气行为之所以不受惩罚，是因为别人看见我们都以为我是老师，照看着几个学生，或者是一个大哥哥，看护着一群小弟弟。我有时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我经常为他们的幼稚感到恼火。
我最生气的是他们做事缺乏艺术性。我很早就懂得，档次是受到普遍赞美的。任何缺点、罪过或罪行，如果其中有那么一点儿档次，都会受到宽容和谅解。
这些孩子甚至不能巧妙地偷到一辆汽车。那天，他们破天荒第一次偷了一辆车，开过来把我捎上，从我家刚开出一英里，就被警车逼到了路边。那帮傻瓜是从私人车道上偷的车，车主就在旁边给他的草坪浇水。最后我们都进了少年管教所。
爸爸不仅把我弄了出去，还把这件事的笔录里涉及我的内容都抹掉了。他的这种杰出的活动能力，在今后许多年里耽误了许多警察的许多睡眠时间。即使是一头大象，如果您刚开始搜寻时就能发现它的足印，也会很容易把它找到。
爸爸没有狠狠地责骂我。“我们都会犯错误，儿子，”他说。“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靠这种办法不行。在法律上你还是个孩子，但你的个头已经是个成人。也许应该试着像成年男子一样考虑问题。”
我离开了以前那些伙伴，又开始按时上学，并在布朗克斯的货栈里打工，做一名负责运输业务的办事员。爸爸很满意———一高兴就给我买了一辆旧福特汽车，我把这辆车修理改造成了一个陷阱，专门捕捉美女。
如果要把我后来的邪恶行为怪罪到什么上面，我会怪罪到那辆福特车上。
那辆福特车彻底打破了我身上所有的道德准则。它使我认识了女人的美妙，整整6年时间我都没有恢复理性。
我在与最令人销魂的美女接触几次之后，也成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家伙。实际上姑娘们花不了您几个钱，但即使是最喜欢玩闹的小姐，也希望时不时地得到一个汉堡包和一杯可乐，就算是为了补充能量嘛。这样，我就感到经济上入不敷出了。我需要想个办法使自己收支平衡。
我选中了爸爸，他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发现姑娘的美妙和随之而产生的快乐。
“爸爸，您送我一辆汽车真是太好了，我原本不应该再提出什么要求，但我那辆汽车有点儿麻烦了，”我恳求道。“我需要一张汽油赊购卡。我每个月只拿一次工资，我要买学校的午饭，还要去看比赛、与朋友约会什么的，有时候就没钱买汽油了。我会尽量自己支付账单，但我向您保证，如果您让我拥有一张赊购卡，我决不会滥用您的慷慨。”
当时我的一张嘴就像爱尔兰的马贩子那样乖巧油滑，而且我是真心实意的。爸爸考虑着我的请求，片刻之后点了点头。“好吧，弗兰克，我相信你，”他说，从皮夹里取出他的美孚石油赊账卡。“这张卡就给你用吧。从现在起，我不再向美孚赊购什么东西了。这是你的卡，按道理说，每个月美孚的账单寄来时，应该由你负责支付。我不担心你会占我的便宜。”
他应该操这份心的。第一个月，这种安排很奏效。美孚的账单寄来了，我照那个钱数填了一张汇款单，寄给了石油公司。但付完那笔钱后，我又身无分文了，这大大妨碍了我对姑娘的不断追求。我开始感到沮丧。不管怎么说，追求幸福是每个美国人不可剥夺的特权，不是吗？我觉得自己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权利。 下期那天下午把车停在一家美孚加油站时，脑子里并没有想着缺钱花的事。当时，我看见加油站的轮胎陈列架前面竖着一个很大的招牌———我们就会把轮胎装在您的车上。
4、给汽车狂换轮胎
那天下午把车停在一家美孚加油站时，脑子里并没有想着缺钱花的事。当时，我看见加油站的轮胎陈列架前面竖着一个很大的招牌。招牌上写着：“买一套轮胎记在您的美孚卡上———我们就会把轮胎装在您的车上。”我这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原来美孚卡不光可以购买汽油啊。我不需要轮胎———福特车上的轮胎实际上还是新的———但我仔细研究着那个招牌，突然产生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计划。见鬼，没准会管用呢，我想。
我下了车，走向那个服务员，他同时也是这家加油站的老板。我好几次在这里停车加油，跟他有点儿面熟。这个加油站生意比较冷清。“我还不如去抢劫别的加油站呢，也比在这里惨淡经营挣得多。”他有一次这样抱怨。
“我买一套轮胎要多少钱？”我问。
“您这种车，一套160美元，可您这套白胎壁的轮胎还挺不错的呢。”那人说。
他看着我，我知道他在担心我会动他保险箱的念头。“是啊，实际上我并不需要轮胎，”我顺着他的话说。“但是我的资金有些短缺。我跟您敞开说吧。我想买一套这种轮胎，用这张卡付账。但我并不拿走轮胎。您给我100美元。轮胎还在您手里，等我爸爸把轮胎的钱付给美孚，您的回扣就到手了。您先预付一笔钱，轮胎卖掉后，那160美元就全进了您的腰包。您认为怎么样？您占了大便宜呢，伙计。”
他仔细研究着我，我看出他眼里既贪婪又狐疑的神色。“您老爸那边怎么对付？”他谨慎地问。
我耸了耸肩。“他从来不看我的汽车。我对他说我需要换一套新轮胎，他就叫我记在账上。”
他仍然半信半疑。“让我看看您的驾驶执照。这张卡可能是偷来的。”他说。我把我的青少年驾驶执照递给他，那上面的名字和卡上一样。“您只有15岁？看上去25岁都不止。”加油站老板说，把执照还给了我。
我笑了。“我跑的里程可不少。”我说。
他点了点头。“我得给美孚打个电话，征得他们的同意———碰到大笔买卖时，都得这么做，”他说。“如果他们说行，我们就成交。”
我将车驶出加油站时，皮夹里多了5张20美元的钞票。
我高兴得有些飘飘然了。由于我还没有品尝过酒精的滋味，所以不能把这种感觉与喝过香槟酒后的那种微醉感相比，不过，这是我在汽车的前排座位上最喜悦、最兴奋的感觉了。
说实在的，我完全被自己的聪明折服了。既然这种办法成功了一次，为什么不能成功第二次呢？确实这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它到底成功了多少次，我自己都数不清了。我记不清我用那张赊购卡买了多少套轮胎、多少电池和其他汽车配件，然后又把它们卖回去，领取回扣。布朗克斯的美孚加油站我都跑遍了。有时我劝说替我加油的家伙给10个美元，我签单购买20美元的汽油。我不断故伎重演，那张美孚卡被我用得很薄了。
不用说，我把骗来的钱都花在泡妞儿上。起初，我这么做毫无顾忌，反正美孚公司同意负担我寻欢作乐的费用，管它呢！接着，第一个月的账单落进了我的信箱。信封里塞满了赊购发票，比圣诞节的烤鹅还要鼓鼓囊囊。我看了看总数，一时间真想逃离红尘，到教堂去当祭司，因为我意识到美孚公司指望爸爸支付这些账单呢。我压根儿没想到爸爸会成为这场游戏的最终受害者。
我把账单扔进废纸篓。两星期后，寄来了第二份通知，也被我扔进了垃圾箱。我考虑过和爸爸当面谈一谈，坦白交代这一切，但我没有勇气。我知道他早晚会发现的，但我决定让别人，而不是我，去告诉他。
奇怪的是，我在等待父亲和美孚进行高层会谈的期间，并没有罢手不干。我继续靠信用卡行骗，把赃款都花在漂亮女人身上，尽管我意识到我的行为同时也在欺骗爸爸，可喜欢漂亮女人的欲望使我丧失了良心。
终于，美孚公司的一位调查员在我爸爸的店铺里找到了他。那人连声道歉。
“阿巴纳勒先生，您拥有我公司的信用卡已经15年了，我们十分珍视您这位客户。您的信誉是一流的，从来没有拖欠付款，我来这里不是因为账单的事打扰您。”那位代理人说，爸爸一脸困惑地听着。“我们只是觉得好奇，先生，希望弄清一件事情。在短短三个月里，您怎么会为一辆1952年的福特汽车购买了那么多汽油、石油、电池和轮胎，积欠了3400美元的账款呢？在过去60天里，您在那辆车上换了14套轮胎，在过去90天里，您买了22个电池，而且您买的每加仑汽油都跑不了两英里。我们猜想您那辆该死的老爷车上大概连油盘都没有……阿巴纳勒先生，您有没有想过把那辆破车折旧换一辆新的？”
爸爸惊呆了。“什么？我根本就没有用我的美孚卡———我儿子在用着。”他回过神来后这样说道。“这里面一定出了什么差错。”
美孚调查员把几百张美孚赊购发票放在爸爸面前。每一张上都是我模仿的他的签名。“他怎么会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爸爸惊呼道。
“我不知道，”美孚代理人说。“我们何不去问问他呢？”
他们就来问我了。我说我对这场骗局一无所知，他俩都不相信我的话。我以为爸爸会大发雷霆，但他与其说是生气，还不如说是迷惑。“听着，儿子，你只要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就原谅你。我来付清账单，你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他提出条件。
我个人认为，我爸爸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一辈子都没对我说过谎话。我立刻避重就轻地承认了错误。“都怪那些姑娘，爸爸，”我叹了口气，说。“她们对我产生了奇怪的影响。我解释不清。”
爸爸和美孚调查员善解人意地点了点头。爸爸把一只表示同情的手放在我肩膀上。“别为这个发愁了，孩子。这种事儿爱因斯坦也无法解释。”他说。
就算爸爸原谅了我，妈妈却不依不饶。这件事弄得她忧心忡忡，她把我的不良行为怪罪于父亲管教不严。我母亲对我仍然是有法定监护权，她决定使我摆脱父亲的影响。 , ,下期我在学校待满一年后，他来接我回家时，已经成了一个邮局职员。妈妈发了慈悲，同意我回来跟爸爸一起生活。我被爸爸突如其来的厄运惊呆了，并隐隐有一种负罪感。
5、那时我不知道我是谁
更糟糕的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在天主教的慈善机构工作，我母亲也经常参加这些机构的活动，她听从这位朋友的忠告，把我送进了纽约切斯特堡的一家专收问题男孩的天主教慈善私立学校。
这学校作为一个管教所，在各方面还说得过去。它不像一个治疗机构，而更像一个时髦的营地。我和另外6个男孩住在一座干干净净的木屋里，除了不许走出校园，并且随时受到监督外，我在其他方面没有遭什么罪。
开办学校的那家兄弟非常和蔼仁慈。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住校生差不多。我们都在一个公用大食堂里吃饭，饭菜很讲究、很丰盛。学校里有一家影剧院，一间电视房，一个娱乐厅，一个游泳池和一个体操房。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些娱乐和运动设施。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晨8点到下午3点上课，其他时间都是自己的，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我们的不端行为，两兄弟从不没完没了地训斥，也不用盛气凌人的口吻对我们进行说教，除非您真的闯了大祸，才会受到惩罚，那也就是在自己的小屋关上一两天。我从来没有遇到像这所学校这样的地方，直到被关进一家美国监狱。从那以后我经常怀疑联邦监狱是由天主教慈善机构暗中操办的。
但是，这种修道院般的生活使我非常厌烦。我忍受着，但总觉得被关在这所学校里是一种惩罚，而且是我不应该受的惩罚。不管怎么说，爸爸已经原谅了我，而他是我犯罪行为的惟一受害者。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我经常这样问自己。不过，这所学校最令我不满的一点，就是没有姑娘。它完全是一种男性的气氛。即使看见一个修女，也会使我想入非非。
如果我知道在我住校期间父亲的遭遇，心情还会更加沮丧。他始终不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我只知道，在住校期间，他在经济上遇到几次严重的困难，失去了自己的公司。
他一下子就完蛋了。他不得不变卖住房、两辆大卡迪拉克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在短短几个月里，爸爸的生活水平从百万富翁一下子沦为一个邮局职员。
我在学校待满一年后，他来接我回家时，已经成了一个邮局职员。妈妈发了慈悲，同意我回来跟爸爸一起生活。我被爸爸突如其来的厄运惊呆了，并隐隐有一种负罪感。但是爸爸不允许我自责。他安慰我说，我从他那里敲去的3400美元跟他公司破产毫无关系。“别再想这个了，孩子，那只是九牛一毛。”他欢快地说。
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一落千丈，他似乎不太在乎，但我却很烦恼。我不是为自己发愁，而是为爸爸。他原来有权有势，在政界和生意场上一呼百应，为所欲为，如今却为一点可怜的工资卖命。我试着追问事情的原委。“您的那些朋友呢，爸爸？”我问。“我记得您总是把他们从困境中拉出来。难道他们谁也没有提出帮您一把？”
爸爸只是幽默地笑了笑。“你会明白的，弗兰克，你得势的时候，数不清的人都会自称是你的朋友。一旦你落魄了，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个赏你一杯咖啡，就算你幸运了。如果我能从头再来，一定要更谨慎地选择朋友。我确定有一两个很不错的朋友。他们不很有钱，但其中一个替我在邮局找到了这份工作。”
他不愿老是想着自己的不幸，也不愿过多地谈论它们，但这些事情总是纠缠着我，特别是我和他一起坐在他的车里时。这辆车还不如我的那辆福特。爸爸替我卖掉了福特车，把钱存入我的名下。他现在的车是一辆破破烂烂的雪佛兰老爷车。“爸爸，您开这辆破车，心里一点儿也不难受？”我有一天问他。
“我的意思是，它跟卡迪拉克相比，真是一落千丈啊，是不是？”
爸爸大笑起来。“弗兰克，您这样看问题是不对的。一个人拥有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辆车挺好。我可以开着它到处跑。我知道我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才是最要紧的，至于别人怎么想，那都是次要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这比拥有一辆好车更重要……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就问心无愧。”
麻烦的是，我当时还不知道我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短短三年后，我找到了答案。“您是谁？”在迈阿密海滩上，当我一屁股坐在一位性感的黑美人身边时，她这样问我。
我十六岁离开家，寻找自我。
并没有任何压力迫使我出走，尽管我不快活。一分为二的家庭格局没有改变。爸爸仍然想把妈妈争取回来，而妈妈坚决不肯动摇。爸爸仍然把我当成他向妈妈第二次求婚的调解员，妈妈则一如既往地讨厌爸爸让我扮演丘比特的角色。我自己也不喜欢。妈妈已从牙科学校毕业，在拉奇蒙的一位牙医手下工作。她似乎对她崭新的、独立的生活感到很满意。
我并没有离家出走的计划。但每次爸爸穿上邮局职员的制服，开着破旧的老爷车去上班，我都感到心灰意懒。我无法忘记他过去穿名牌西服、开豪华轿车的那副派头。
1964年6月的一天早晨，我从梦中醒来，知道自己该离开了。世界某个遥远的角落似乎在低声召唤，“来吧。”于是我就去了。
我没有跟任何人告别，也没有留下短信什么的。我有一个200美元的支票活期存款账户，是大通曼哈顿银行西切斯特支行的，这是爸爸一年前为我开设的，我一直没有用。我翻出我的支票簿，把几件最好的衣服装进一只旅行箱，搭上了一辆开往纽约市的火车。确切地说，纽约并不是地球的某个遥远角落，但我认为它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起点站。如果我是从堪萨斯或内布拉斯加逃出来的，到了纽约，看到混乱不堪的地铁，高耸吓人的摩天大楼，拥挤嘈杂的交通，还有人们整天为生计操心，没完没了地奔波忙碌，我一定会被吓得赶紧逃回大草原去。
下期不到一星期，我的幻想就破灭了。我意识到，每星期单靠60美元是不可能在纽约生活下去的，即使我住在最破烂的鸡毛旅店，吃自动售货机出售的垃圾食品，这点钱也不够我花的。
6、我开始了支票诈骗
下了火车不到一小时，我就遇到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我花言巧语地哄骗他把我带回了家。我对他的父母说，我来自纽约州的北部地区，父母双亡，我想出来自己闯荡，在找到工作之前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他们对我说，我尽管住在他们家，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并不打算滥用他们的好意。我急于赚到一笔本钱，然后离开纽约，尽管我还不知道将来要去哪里，想做什么。
但我有一个明确目标：一定要在某个领域出人头地。我要到达某座山的顶峰，而且一旦成功，就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能把我从那个顶峰驱逐下来。我不会犯我爸爸那样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我的决心是很坚定的。
很快，我就发现纽约这个大苹果并不是那么甜美多汁，即使在一个出生于本州的人看来也是如此。找工作倒不成问题。我以前在父亲手下做过仓库发货员、零售商店送货员，在文具店管理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开始拜访一家家大文具公司，非常坦诚地介绍自己。我说，我只有16岁，是个中学退学生，但我对文具业务非常精通。我拜访的第三家公司的经理雇用了我，薪水是每小时1.50美元。我当时天真得很，以为这点钱就够我花的了。
不到一星期，我的幻想就破灭了。我意识到，每星期单靠60美元是不可能在纽约生活下去的，即使我住在最破烂的鸡毛旅店，吃自动售货机出售的垃圾食品，这点钱也不够我花的。更让我灰心沮丧的是，如今我在泡妞的游戏中只能干饱眼福了。在我认识的这么多姑娘看来，仅在中央公园散散步，吃一个从街头小贩手推车上买来的热狗，根本算不上是一个美妙的夜晚。我自己对这种无聊的调情也不感兴趣，而且我吃了热狗总爱打嗝。
我分析局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拿的薪水少，不是因为我中学没念完，而是因为我只有16岁。男孩子当然不可能拿到一个男人的工资。
于是，我一夜之间增长了10岁。人们，特别是妇女听说我还是个10多岁的少年，经常大吃一惊。我想，既然我看上去不止这个岁数，我就不妨真的增加几岁。我在学校里学过书画刻印艺术。我驾驶执照上的出生日期从1948年改成了1938年，效果足以乱真。然后我作为一个26的中学退学生再去劳动市场碰碰运气，皮夹里装着证明我年龄的证书。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没有中学毕业文凭的男人，他的工资标准是不会让“最低工资条例”的制定者觉得尴尬的。没有人对我的新年龄提出疑问，我得到的最高薪水是每小时2.75美元，工作是当一个卡车司机的助手。有几位雇主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决定一个员工薪水多少的不是年龄，而是受教育程度。受的教育越多，报酬就越高。我悲哀地承认，一个中学没毕业的人就像荒野里一只三条腿的狼。它饿不死，但也只能吃个半饱。我后来才想到，其实文凭和出生日期一样，也是很容易伪造的。
一星期110美元，我可以勉强糊口，但靠这点钱要像像样样地生活是不可能的。我太迷恋女人了，任何一个沉溺于赛马赌博的人都会告诉您，要想破产，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把赌注下在小牡马上。而我追求的姑娘都是活泼的小牡马，她们真使我破费不少。
我开始动用那200美元的账户了，一缺钱花，我就开支票。
这是一笔我本来不想动用的储备金，所以我开支票时尽量很保守。我兑现的支票金额通常只有10美元，最多20美元，起先我所有的支票交易都是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一家支行完成的。后来我发现，商店、旅馆、杂货铺和其他商行也可以兑现个人支票，只要钱数不多，并出示适当的证件。我发现人们都把我那张经过涂改的驾驶执照看作合适的身份证明，于是，每当我需要兑现一张20或25美元的支票时，我便就近在某家旅馆或百货商店停一停。没有人问我什么问题。没有人向银行核实一下我的支票是否有效。我只需把支票和经过润色的驾驶执照一起递过去，对方就会把执照和现金一起还给我。
这非常容易，太容易了。不出几天，我的账户就透支了，继续开出的支票已属无效。可是，每当我需要钱补贴一下可怜的工资，或想和某个漂亮妞儿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时，还是照样再开一张支票。由于我的工资总是需要补贴，由于纽约的漂亮妞儿比一家养鸡场的小鸡还多，很快，我每天都要开出两三张空头支票了。
我这样解释我的行为。我想，反正爸爸会解决这些透支的支票的。或者，我就用骗子宽慰自己的话来减轻良心的谴责：既然人们这样愚蠢，不核实一下支票是否有效就给我兑现，那么他们活该被骗。
我还安慰自己说：我是个未成年人。考虑到纽约的未成年人法律这样仁慈，纽约的少年犯法官这样宽容，我即使被抓住也不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作为初犯大概会被带到父母身边，甚至都不需要我作任何赔偿。
这些为自己开脱的糊涂想法，消除了我良心上的不安。我索性辞去工作，专门靠假支票过日子。我到底递出多少张空头支票，我没有数，但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我泡妞儿的档次也大为提高。
我就这样大量地炮制无效支票，两个月后，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摆在了我的面前。我是一个骗子，一个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骗子。用大街上流行的说法，我成了一个职业的支票诈骗犯。这点倒并不令我担心，因为我是个成功的支票诈骗犯，而当时在我看来，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我感到烦恼的是支票诈骗犯这个职业带来的危险。我知道父亲已经把我的失踪报告给了警察。一般来说，警察不会花很多时间寻找一个失踪的16岁少年，除非怀疑他有欺诈行为。我的情况无疑是个例外，因为我炮制了大量假支票，构成了地道的欺诈行为。 下期我做个飞行员怎么样？我可不想花许多年的时间学习、培训、上飞行课，重复那些使人适合喷气式班机驾驶舱的单调训练项目。但是如果我弄到了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制服和全套服饰呢？
7、想当一名“飞行员”
我知道警察正在寻找我，他们已把我看成一个小偷，而不是离家出走的少年。我还推测，我骗过的每个商人和企业家也都对我提高了警惕。
总之，我已经被盯上了。我知道我可以暂时躲过警察，但我同时也知道，如果我待在纽约，继续往银行的现金抽屉里扔那些无用的票据，我早晚会被抓住的。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离开纽约，一想到这点我就害怕。世界上那个遥远的角落突然显得冷冰冰的，不怀好意。在曼哈顿，尽管我追求独立的行为有些鲁莽，但我一直是包在一张安乐毯中的。打个电话就能听见妈妈和爸爸的声音，坐一段火车就能看见他们。我知道他们会一如既往地爱我，不管我做了什么错事。而如果我逃到芝加哥、迈阿密、华盛顿或其他遥远的大城市，前景都显得一片暗淡。
我只精通一门手艺，就是开空头支票。我想不出自己能有其他收入来源，这对我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能像骗纽约客一样轻而易举地骗过另一个城市的商家吗？在纽约，我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支票存款账户———有没有价值且不去管它，还有一个有效的驾驶执照———尽管上面的年龄大了10岁，这两样都使我的罪恶行为一帆风顺，有利可图。我那叠个人专用支票（名字是真的，金额是子虚乌有的）和那张掺了水分的驾驶执照，换一个城市就成了一堆废纸。我必须更名改姓，弄到伪造的身份证明，用我的化名开一个银行账户，才能够重操旧业。在我看来，这一切真是又麻烦又充满危险。我是个成功的骗子，但还不是个自信的骗子。
几天后，我走在四十二街上时，仍然在琢磨自己的前途问题，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海军准将旅馆的旋转门把答案给了我。
我走近旅馆入口处时，东方航空公司某次航班的机组人员正从里面出来：机长、副驾驶员、随机工程师和四个空中小姐。他们一个个谈笑风生，充满活力，尽情享受着生活的欢乐。男人们都修长挺拔、模样英俊，带金色滚边的制服使他们有一种冒险家的派头。姑娘们都苗条、妩媚，像草地上的蝴蝶一样五彩斑斓，活泼可人。我停住脚步，望着他们登上一辆机组人员专用客车，觉得自己从未见过这样光彩照人的一群人。
我继续往前走，仍然摆脱不了他们灿烂光芒的笼罩，突然，我脑子里灵光一现，有了一个主意，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气魄非凡，构思巧妙，把我自己都给震住了。
我做个飞行员怎么样？当然啦，不是真正的飞行员。我可不想花许多年的时间学习、培训、上飞行课，重复那些使人适合喷气式班机驾驶舱的单调训练项目。但是如果我弄到了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制服和全套服饰呢？啊，我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全国任何一家旅馆、银行或商店，兑现支票。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都是些令人羡慕、受人尊敬的人。是值得信赖的人，是有钱人。您不能指望一个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是本地居民。也绝想不到他是个支票诈骗犯。
我打了个激灵，从痴迷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我居然想到这个念头，真是太可笑、太荒唐了。这个想法很有挑战性，却是愚蠢的。
这时我已走到四十二街和派克大街交汇处，眼前赫然出现泛美全球航空公司大楼。我抬头望着高耸入云的办公大楼，看见的不是一幢钢筋水泥和玻璃的建筑物，我看见的是一座需要攀登的大山。
这个著名航空公司的管理人员们还没有意识到，就在那个时候，泛美公司得到了它最昂贵的战斗机驾驶员。而且那个人不会飞行。不过那有什么关系！科学证明，大黄蜂也不会飞，但它可以顺手为自己弄到许多蜂蜜。
而我正想成为这样一个人：泛美蜂巢里的一只大黄蜂。
我整夜坐在那里仔细盘算，天快亮了才进入梦乡，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试验性计划。我觉得，这个计划必须靠我的耳朵来实施，但所有的知识不都是靠耳朵获取的吗？听别人一讲，自己就学会了。
我下午一点刚过就醒来，抓过电话号码簿，寻找泛美公司的号码。我拨了总机，要求与销售部门的人说话。电话很快就转过去了。
“我是约翰逊，需要我帮忙吗？”
就像恺撒在鲁比孔河一样，我背水一战了。“谢谢，”我说。“我叫罗伯特·布莱克，是泛美公司的一名副驾驶员，驻洛杉矶。”我停顿一下，听他的反应，我的心跳得跟打鼓一样。
“噢，那么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布莱克先生？”他非常殷勤，语气很实在，于是我乘胜追击。
“我们今天早晨8点飞到这里，我预定今晚7点离开。”我说。随口胡诌了几个航班的时间，但愿他对泛美的航班时刻表不熟悉。我当然是不熟悉的。
“唉，我真不知道怎么出了这档子事儿，”我继续说道，竭力使声音显得懊丧。“我进公司7年了，还从没有碰到这种事情呢。是这样的，有人偷了我的制服，至少我的制服不见了，而替换的那一套在洛杉矶我的家里呢。现在麻烦了，今晚我必须驾驶班机离开这里，但我总不能穿着便服开飞机吧……您知道我在哪里能弄到一套制服？找一家供应商什么的，或者借一套，能把这趟航班对付过去就成。”
约翰逊轻轻地笑了。“呵，问题没那么严重，”他回答道。“您手头有纸和笔吗？”
我说我有，他继续说道。“到精工制服公司找罗森先生。他会给您安排好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您要过去。您叫什么，能再说一遍吗？”
“罗伯特·布莱克。”我回答，真希望他是因为忘记了才又问我一遍的。他的最后几句话使我放宽了心。
“别担心，布莱克先生。罗森会好好接待您的。”约翰逊愉快地说。听他的口气，就像一个童子军终于完成了今天做好事的任务。他确实做了一件好事。
下期机棚就像一座堡垒，四周围着高高的、带尖刺铁丝网的防风栅栏，入口处有全副武装的警卫把守着。每个入口处的警卫室都有一个招牌，写着：非内部职员莫入。
8、闯进14号机棚
不到一小时，我走进精工制服公司。罗森是个瘦弱而忧郁的小老头，神态举止都有些淡漠，胸前挂着一条皮尺。“您就是布莱克长官？”他声音很尖地问，我说正是，他弯了弯一根手指。“上这边来。”
我跟着他穿过一排排支架，上面挂着各种各样的制服，看样子属于几个不同的航空公司，最后他在一排深蓝色的服装前停住脚步。
“您是什么职衔？”罗森问，在一排上衣中挑选着。
我对航空公司的专业术语一窍不通。“副驾驶员。”我说，暗自希望我的回答没错。
“一级飞行员，是吗？”他说，一边把上衣和裤子递给我，让我试试尺寸。最后，罗森感到满意了。“这套不是完全合适，但我来不及再做别的了。您可以先穿着这套，等有时间弄到一套合适的再说。”他把上衣拿到一台缝纫机上，熟练、敏捷地在每个袖口上缝了三道金边，然后他又给我挑了一顶带遮光眼罩的帽子。
我突然发现制服上衣和帽子上都缺少点什么。“怎么没有泛美飞行胸章和泛美帽徽？”我问。
罗森用探寻的目光打量着我。我一阵紧张，心想，糟了，我把事情弄砸了。接着，罗森耸一耸肩。“噢，我们不经营这些，我们只生产制服。您说的那些都是五金制品。五金制品是泛美直接生产的，至少在纽约是这样。要弄到胸章和帽徽，您必须去泛美公司的物资部。”
“噢，好的，”我微笑着说。“在洛杉矶，给我们提供制服的人同时也提供徽章。我买这套制服要付您多少钱？我给您开一张支票。”我伸手去掏支票簿，突然想起我支票上的名字是小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想，坏了，这下肯定要露馅了。
没想到罗森自己避开了灾难。“共289美元，但我不收支票。”我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哟，天哪，罗森先生，我只好去兑现一张支票，然后把现金给您拿来了。”
罗森摇了摇头。“我也不收现金，”他说。“我要把这笔账记在您的职员账户上，将来从您的制服津贴和工资里扣除。我们这里就是这么做的。”罗森源源不断地向我提供航空公司的经营知识，我内心不胜感激。
他递给我一式三份的表格，我开始按要求填写。在我写名字的空格对面，有5个互相连接的小方格，我准确地判断应该在里面填写职员工资账户的号码。5个小方格，意味着5个数字。我脑子里想到什么数字就不假思索地写下来，把5个小方格都填满了，然后在表格上签了名，把它还给罗森。他撕下最底下的一页递给了我。
“非常感谢，罗森先生。”我说完就离开了商店，胳膊下夹着可爱的制服。也许罗森回答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见。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又拨通了泛美公司的总机。“对不起，别人叫我找物资部，”我说，语气里透着困惑。“请问，那是个什么单位？我不是你们公司的，我要给那里送货。”
接线小姐非常乐于助人。“物资部就是我公司内部职员的商店，”她说。“在肯尼迪机场的14号机棚。要我告诉您怎么走吗？”
我说不用了，并再三感谢了她。我搭乘一辆开往肯尼迪机场的班车，当司机让我在14号机棚前下车时，我顿时就泄了气。泛美在14号机棚里收藏的物资肯定非常值钱。机棚就像一座堡垒，四周围着高高的、带尖刺铁丝网的防风栅栏，入口处有全副武装的警卫把守着。每个入口处的警卫室都有一个招牌，写着：非内部职员莫入。
当我站在汽车站侦察的时候，就有十二三个飞行员、空中小姐和普通人走进了机棚。我注意到普通人停下来，向警卫出示了身份证明，而飞行员和空中小姐等大多数穿制服的人，只是大摇大摆地走进门去，有的甚至连瞧都没瞧警卫一眼。一个人回身对警卫说了点什么，我发现他胸前的口袋上别着一个身份卡，就在飞行胸章的下面。
那一天预报有雨，我带了一件雨衣，黑色的，很像有些飞行员搭在臂弯里的那种。我刚弄到的飞行员制服就装在一只小圆筒行李袋里。
我走进机场的一个厕所，换上那套制服，把换下来的便服塞进圆筒行李袋。然后我离开公共汽车终点站，径直走向14号机棚离我最近的入口处。
警卫在他的小房间里，背对着我。当我走近大门时我把雨衣搭在左肩上，把上衣的左侧全部挡住，同时脱掉帽子。警卫回身面对我时，我用手指梳理着头发，帽子拿在左手里。
我昂首挺胸地走着，步子丝毫不乱。我微笑着，语气轻快地说：“晚上好。”他没有试图阻拦我，只是回应了我的问候。眨眼间，我就进入了14号机棚。这里确实是个大飞机棚。一架闪闪发光的波音707停在机棚后面，占据了里面绝大部分空间。但14号机棚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办公室，分隔成许多小间，里面包括主飞行员和女乘务员主任的办公室，公司的气象办公室，另外还有十多个小隔间，我猜想里面是泛美的其他职能部门或人事部门。这地方熙熙攘攘，十分拥挤。大约有十多个飞行员、一大批女乘务员和数不清的普通人在这里走来走去。我断定那些穿便服的人是店员、代理售票人、机械师和其他不会飞行的人。
我在大厅里迟疑着，突然感到有些惶恐。我一下子又觉得自己是个16岁的少年了，我相信不管谁看见我，都会发现我年纪太小，不可能是一个飞行员，然后会就近把警察叫来。
我始终没有回头。那些朝我投来目光的人并没有显出好奇或关注的神色。对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很大的牌子，列着各个部门的名称，并用箭头指明方向。物资部在我左边的走廊上，我走过来，发现它是一个很军事化的小隔间，一排架子上堆着许多箱子。我在柜台前停住脚步，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从一张大桌子前的椅子里站起来，他衬衫的右侧绣着他的名字。
下期有一位机长欣然从命。他很高兴年轻人有志在航空领域发展自己的事业。我介绍自己是鲍比·布莱克，在提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后，我开始就我最需要了解的问题向他发问。
9、假冒记者采访一位机长
“需要我的帮忙吗？”他慢吞吞地、拖腔拖调地问。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听到南方人这种拖长调子的语气。我很喜欢。
“谢谢，”我说，并竭力露出一个懊恼的笑容。“我需要一对飞行胸章和一个帽徽。我那两岁的小宝宝昨晚把它们从我的制服上弄了去，他不肯说，或许是说不出，他把它们怎么着了。”
物资保管员笑了起来。“我怀疑孩子和姑娘们消耗的徽章比飞行员还多，”他拖腔拖调地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大量补充这些东西了。喏，拿去吧。把您的姓名和职员代码告诉我。”他从桌上的文件槽里取出一份表格，还有一对金色飞行胸章和一个泛美帽徽一起放在柜台上，然后直起身，拿着笔等待着。
“罗伯特·布莱克，一级飞行员，35099,”我说，一边装上帽徽，把胸章别在我的上衣上。“我驻洛杉矶。您需要那里的地址吗？”
他笑了。“不用，该死的计算机除了数字，什么也不认。”他回答道，递给我一份购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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