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普京的铁拳
作者：刘啸虎
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07月
编辑推荐
从车臣到克里米亚战争，从千疮百孔到迅速崛起，俄罗斯熊已经醒来！
励志——从圣彼得堡的小暴徒到引领俄罗斯走向复兴的国家领袖，一个男人的成长史。
知识——普京的人生历程，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国际政治的波谲云诡，尽在其中。
生动——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一个男人的成熟和一个国家的复兴。
内容推荐
普通的智慧无法将俄罗斯理解，一般的尺度也无法将俄罗斯衡量。这句话用在普京身上同样合适。从小捣蛋到特工，从叶利钦的心腹到默默无闻的代总理，从总统到梅德韦杰夫的总理，到第三度参选总统，普京的政治生涯铁腕到底。车臣战争、可控的民主、绝不向恐怖分子妥协、打击寡头、复兴武装力量、王车易位、向美国和北约开炮、索契冬奥会、乌克兰事件、克里米亚公投……普京一次一次挥出的铁拳，最终让一个废墟般的俄罗斯又成为世界强国。
作者简介
刘啸虎，山东济南人，中国海洋大学文科硕士，历史、军事研究者，《战争事典》《今古传奇五侠版》主力撰稿人，著有《两栖联合特种作战》、《乾隆大传》《阿富汗战争大解密》等多部作品。
前言
俄罗斯是一个让人难以言喻的国家。
19世纪的俄罗斯著名诗人丘特切夫曾这样写道：
“普通的智慧无法将俄罗斯理解，
一般的尺度也无法将俄罗斯衡量，
俄罗斯自有它独特的一面，
对于俄罗斯，你唯有信仰。”
大约百年前俄罗斯以世人所不能想象的方式骤然崛起，成为一个名叫“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国。二十多年前，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多年争雄、力图主宰世界的苏联又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作为前苏联遗产继承者的俄罗斯在几乎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陷于深渊，似乎再也难以自拔。这个国家的状况和境遇令所有人心寒——内忧外患，分崩离析，面临进一步分裂的危险，社会中弥漫着衰败和绝望的情绪。
其实希望一直深藏于俄罗斯人的心中。“帝国”的荣耀，东正教“弥赛亚”的救世理念，一切都令俄罗斯人对未来依然有所期许，尽管当时的他们伴随着苏联解体后的动荡几乎一无所有。正如俄罗斯最伟大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的：“间断性是俄罗斯历史的特点……那么可能还将有新的俄罗斯。”
1999年12月31日，20世纪的最后一天，正当全世界都在忙于迎接新千年到来的时候，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在总统办公室将一支派克金笔、一个控制核武器的密码箱，连同一个17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和1.45亿人口的大国交给了代总统普京。他告诉普京：“照看好俄罗斯！”然后转身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叶利钦告诉外界：“我就要离去了。我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接替我的是新一代领导人，他能够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洛维奇·普京，这个来自圣彼得堡的冷面男人，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特工出身的新总统，俄罗斯人对他的了解并不多。但俄罗斯人清楚，他面临着俄罗斯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叶利钦时代“社会转型综合征”与“帝国解体后遗症”并发，造成的乱象难以克服；俄罗斯联邦主体的离心倾向、民族分离主义与宗教极端势力并起，导致国家继续解体的危机持续发酵；政治上“左”与“右”力量争斗不断，政坛动荡不安；经济陷入谷底，转型期社会阶层贫富两极分化让社会矛盾与社会心理难以缓和。一切看上去无解的问题全摆在了新总统普京面前。
俄罗斯政治分析家奥托·拉齐斯为此慨叹：“我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某种类似奇迹的事情上，希望两年之后俄罗斯能有救世主。”
两年时间当然有些短了。普京的说法是：“给我二十年时间，我会还给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
如今，时间才过去十年。十年时间，普京还给俄罗斯人的不仅仅是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更隐隐是一个重现荣耀光辉的“帝国”。
一个属于普京自己的帝国。
精力旺盛的男孩——列宁格勒的“小捣蛋”
1952年，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洛维奇·普京出生于圣彼得堡。那时，这座城市还叫列宁格勒。普京出生之时，距离列宁格勒彻底粉碎德军封锁才刚刚过去8年。
普京出生在一个让人难以评判的家庭——普通，但又不太普通。在普京自己的描述中，他的祖父斯皮里顿·普京有些神秘。斯皮里顿·普京早年是圣彼得堡颇有名望的厨师。十月革命之后，斯皮里顿·普京被调到莫斯科郊区的别墅山工作，那里住的是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列宁去世后，祖父被调入斯大林的别墅，在那儿工作了很长时间。作为斯大林的私人厨师，他没有遭遇肃反清洗，而且，斯皮里顿·普京活得比斯大林还长。
普京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斯皮里多诺维奇·普京出生于191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祖父斯皮里顿·普京带领全家到乡下躲避饥荒。普京的母亲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谢罗莫娃那时是一个邻村的农家女孩，与普京一家相识，她与弗拉基米尔·普京一起度过了饥饿和战争中的童年。所以，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1928年，弗拉基米尔·普京与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谢罗莫娃结为夫妇。那时，弗拉基米尔·普京才刚刚17岁。
1932年，年满2l岁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应征入伍，在苏联红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服役。1937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复员，回到已改名为列宁格勒的故乡定居。但普京夫妇相聚的时间只有4年，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弗拉基米尔·普京再次入伍上前线作战，夫妇二人又一次分离。
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的残酷，完整地体现在弗拉基米尔·普京身上。弗拉基米尔·普京所在部队是内务人民委员会下属爆破营，负责在敌后从事颠覆破坏活动。他们去执行一次德军后方的爆破任务，结果执行任务的28名苏军士兵被德军包围了，最后逃出包围圈的只有4人，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普京。回来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又参加了更加危险的战斗。“在小涅瓦，他们又被德军包围了。我父亲受了重伤，双腿被弹片穿透了，如何穿过涅瓦河，回到我军阵地是他最大的困难。碰巧有个战士是我们家过去的邻居，他看见我父亲，一句话没说，就背着他趟过了结冰的涅瓦河。他们成了敌人的靶子，但竟然谁也没死。那位邻居把父亲背到医院后，告诉父亲：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显然他不相信自己还会活着回来，也不相信我父亲能够活下来。”这个故事在普京的讲述里，让人觉得温暖的部分是结果：“后来，我父亲没死，邻居也没死，他搬到了另一座城市。20年后，他回到列宁格勒，在大街上，他们两人竟然相遇了。”因为这次相遇，沉默寡言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向儿子小普京讲述了这个故事。普京也永远记住了这个故事。
后方的日子同样艰难。从1941年9月8日到1944年1月27日，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长达872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围困与反围困作战。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城里的人每天只能得到125克黑面包，饿死冻死者数以十万计。当列宁格勒保卫战最终胜利时，据统计，城内共有64万人死于饥饿与严寒，2万多人死于德军的空袭与炮击，3200幢建筑被摧毁，城市面目全非。所以，在普京的回忆里，父亲上前线后，母亲生活很苦：“全靠我舅舅帮她，他总是从自己的配给中省一份给她。他有一段时间调到外地工作，我母亲就到了饥饿的边缘。有一次她饿昏了，人们以为她死了，把她跟尸体放在一起，所幸她及时醒过来，不住呻吟。她又活了过来，真是奇迹。她就这样从被困的列宁格勒活了下来。”当过高级领导人厨师的祖父也帮不了普京的母亲。“那时人们一般不求人，而且环境也不允许。我祖父有一大帮孩子，而且他的儿子们都在前线。”
弗拉基米尔·普京从涅瓦河撤下来住到医院，普京的母亲竟然在医院找到了他。“父亲看到她瘦成那个样子，就把自己的食物给她吃，还怕护士看见，结果还是让护士发现了，她不让他这样做，甚至有一段时间不让母亲去医院看他。后来，两个人都活了下来，只是父亲伤愈后成了瘸子。”
在战争期间两个孩子夭折后，1952年，41岁的父母生下了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洛维奇·普京。
在战后普遍贫穷的苏联，普京的家境称得上宽裕。复员后的老普京是一家火车车厢工厂的技术工人，母亲玛丽亚·普京做的是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但却很辛苦的工作，比如守夜、打扫和装货，所以与普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普京一家住在一幢五层宿舍楼的顶楼，三户人家共用一个煤气炉和洗手槽。普京家的房间是这层共用公寓里最大的一间，大约有20平方米。在那个年代，这几乎算是豪宅了。更令人惊讶的是，普京家里竟然还有电视机、电话和一幢乡间别墅。
相对的优越并不能掩盖实际物质的匮乏。多年后，普京的小学老师跟媒体描述普京家所住的宿舍：“他们的公寓糟糕透了，大家住在一起，没有任何设施。没有热水，没有浴盆，厕所能吓死人。厕所门正对着楼梯，非常冷，楼梯边上安的是冷冰冰的铁扶手，而且楼梯也不安全，没有一处是平的。”
在这样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普京，对自己的童年有不少有趣的描述：“在楼梯的平台上，我深刻理解了‘困兽’一词的含义，而且终生难忘。楼梯入口处有成群的老鼠。我的朋友和我经常拿着棍子追老鼠。有一次，我发现一只大老鼠，一直从楼道把它追到了角落。老鼠无处可逃了，它突然掉过头向我扑来。我吓了一跳，然后老鼠开始追我，我跳过平台冲下楼梯。还好，我比老鼠快了一步，在它进来之前关上了房门。”
据普京说，父亲是一名“模范共产党员，他坚信共产主义并试图将它应用于日常生活”。由于他的贡献，他成为核心党员的秘书，并在学习了共产主义课程后加入了工厂的党支部。尽管普京的父亲是一名无神论者，但母亲是一名坚定的东正教信徒。普京的母亲并不在家中进行宗教活动，但她经常参与教堂活动。她在普京小时便向他传授东正教思想，普京的父亲尽管对此事心知肚明，却没有进行干涉。普京5岁的时候，母亲为他洗礼了。这件事依然瞒着父亲，因为他是党员，而且已经是车间的党支部书记。
童年时代的普京相当顽皮，“不怎么想上学，我喜欢在外面玩”。当然，学还是要上的，从一年级到八年级，普京都在离家只有4分钟步行距离的193学校读书，虽然如此近，“我第一节课总是迟到。”即使是2000年总统竞选前的“自述”，普京对自己调皮的童年，仍然津津乐道：“即使在冬天，我穿的也不多。因为穿衣服跑到学校，然后再脱掉大衣，这需要很多时间。为了节省时间，我从不穿大衣，就像子弹一样射到学校，立即坐到桌子后面。”
在绝大多数普京传记中，都记载着普京童年和青年时期与人打架的故事。普京也说，童年时期的他就是个“小流氓”。在年幼的普京看来，读书并不是通往成功的道路。他乐于把自己弄成一个“小混混”或“暴徒”的样子。与那时的“对手”相比，普京的年纪更小，体格也更弱小，但他丝毫不愿示弱。“如果有任何人胆敢惹普京，他会立刻跳到那个人身上，又抓又咬，扯对方头发——他会想尽办法，绝不允许有人以任何方式侮辱他。”普京的朋友们回忆说。
普京的朋友还讲了几次斗殴事件，斗殴几乎是年复一年地发生。另一位朋友回忆说：“当时我们上八年级，一天，正在电车轨道旁边等车。一辆电车停了下来，但并不是我们要坐的那趟。两个身材高大、喝得醉醺醺的人从车上下来，开始找碴打架。他们对周围的人又推又骂。普京从容地把包递给了我，一拳对着其中一个酒鬼的脸打下去，就把他打到了雪堆里。另一个人才反应过来，然后朝普京大喊大叫：‘怎么回事？’几秒钟后，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因为他也躺在了同伴旁边。然后我们要坐的那趟车开来了。如果真要说说普京是什么样的人，那就是他从不让欺负、骚扰人民的流氓恶棍逍遥法外。”
193学校的老师去家访，跟普京的父亲说得很委婉：“您的儿子没有发挥出全部潜力。”普京的父亲居然回答：“那我能怎么办？杀了他？”老师说：“我们来一起帮助他，您在家里，我在学校，他的成绩可以超过C。”虽然老师与家长达成了协议，但后来老师告诉来采访的媒体：“最后我们也没有发挥特别的作用。”这位老师说，在六年级的时候，普京终于发生了变化，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而且很轻松，并且在这时候加入了少先队。
11岁左右，普京不再打架，他开始寻找其他方式挥霍精力。他曾尝试过拳击，但这被证明太痛苦了——在最初的几次拳击训练中，普京的鼻子都被打伤了。后来，他又开始练桑搏。这是俄罗斯的一种格斗术，意为“无器械自卫术”，糅合了柔道、空手道以及传统摔跤的技法。在桑搏的训诫下，普京终于从一个“小流氓”蜕变成一个目标明确、勤奋刻苦的好青年。
对此，普京自己这样解释：“我十一二岁时开始学体育。我发现自己好斗的天性无法使自己在院子里或操场上称王，于是决定学拳击。但我学得不长，我的鼻子让人打破了，疼得要命，我连鼻尖也不敢碰。尽管大家都让我去做手术，我也没去医院。我知道创伤可以自愈。果真是这样，但之后我对拳击失去热情。后来我决定学桑搏，那种柔道和角力的苏联式结合。开始学桑搏，后来才学的柔道。我碰到了一位出色的教练安那托利·西姆耶诺维奇·拉科林，他在我的生活里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体育，我不知道后来生活会怎样，因为体育，我才摆脱了市井生活。说实话，大院对孩子来说不是很好的环境。”
据说，决定练习桑搏也与普京的抱负有关，因为他听说克格勃希望招收来的新成员在徒手格斗方面技艺超群。
梦想——加入克格勃
克格勃是俄文字母КГБ的音译，为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的缩写，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毫无疑问，克格勃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最大规模的秘密警察和对外情报机构。几十年间，外界对克格勃的认知是太多神秘的传闻和残酷的真相。这既令人生畏，又让对未来充满幻想的男孩子向往，而普京正是这样的男孩子。
1967年，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在他的主持下，克格勃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不但向公众昭告要摒弃以前那种秘密的工作方法，还告示了新形势下克格勃的真正目的与任务，并希望招募优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加入其中。这些变革向人们显示以下信息——克格勃要使自己的工作透明化，不搞红色恐怖；克格勃期望在新时期实现新的成就；克格勃希望变革原有的老化、低效的框架与人员结构，期望新思想、高素质的人员加入。于是，克格勃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宣传。
1967年，苏联隆重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庆祝肃反工作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50周年；第二年，同样大张旗鼓地庆祝了对外情报局（克格勃第一分局）成立50周年。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不仅仅是在苏联，就是在世界的其他国家都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伴随着规模浩大的庆祝活动，苏联国内出版了大量有关侦察员的书籍，上映了很多部经典的间谍影片和电视剧，报刊也发表了很多文章对克格勃的工作进行介绍。苏联老百姓终于头一次明白，原来他们的克格勃人员如此勇敢、坚定、充满魅力；世界的老百姓也第一次见识到了传闻中的苏联克格勃形象；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们走在大街上也可以昂首挺胸了，虽然他们的身份依然属于保密的内容，但他们的工作是值得人们敬仰的。
著名影片《死亡季节》便诞生于那个时期。影片讲述了苏联对外情报工作人员的故事，在影片的开头还有现役对外情报官员鲁道夫·阿贝尔的讲话。这样一来，观众们再也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了。阿贝尔就是最好的宣传，他信誓旦旦地告诉观众，我们情报侦察员正是如此工作的。于是，侦察员的形象一时间传遍了全苏联，传遍了世界，这一形象也深刻地影响了普京。
当时，15岁的普京还在上中学，这正好是确定人生目标的关键时期。据他的朋友回忆，他们那时候一起去看电影，回来的途中还会模仿电影里的故事和人物对话，简直就跟着了魔一样。可想而知，当时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还不知道有多少，克格勃，尤其是它的第一分局（对外情报局）成了当时年轻人梦想中的天堂。
多年后，普京自己回忆说：“我开始想当水手，后来还想当飞行员，还订了一份航空期刊。但最后，《盾与剑》这样的图书和间谍影片完全抓住了我的想象力。最让我惊讶的是，一个人能办到一支军队办不到的事情，一个间谍可以决定上千人的命运。至少这是我当时的理解。”《盾与剑》是根据瓦季姆·科热夫尼科夫同名小说改编的四部系列电影，当时风行全苏。之后又有一部连中国人也知道的间谍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同样风行一时。苏联著名演员吉洪诺夫在《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所饰演的苏联特工马克思·奥托·冯·施季里茨（又译舒季里尔茨），在纳粹德国帝国保安总局潜伏长达二十年，在一次次危机中展现出沉着睿智的贵族气质，成功塑造了苏联特工人员的全新形象，这深深打动了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电视观众，更让普京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一名克格勃的对外情报人员。
多年后，有记者问普京，当他梦想成为克格勃特工时，是否想到过克格勃在苏联历史上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和大清洗中造成了难以计数的苏联公民死亡。普京的回答很直接：“我根本没想，一点也没想。当时我们生活在集权国家，一切都被封锁了。我的朋友和我全然无知，所以我是带着浪漫的想法开始的。我当时是苏维埃爱国教育纯洁而又非常成功的产品。”
于是，在秋季的某一天，普京没佩戴共青团的团徽，甚至连身份证也没带就直接走到了克格勃的办公地。普京围着办公大楼转了转，最后走到门卫那里问：“克格勃的干部处在哪儿？”门卫很奇怪，但是也没说什么。对这样一个傻里傻气的中学生，告诉他也没啥大不了的，就说：“你还是去找接待处吧！”
辗转了三次，普京终于找到了接待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接待了他。普京大胆地开始了自荐，述说了自己的理想，并坦陈了自己现在的身份。那位干部并没有因此取笑普京，而是很善意地告诉普京——我们不接受主动来的人。
普京并未因此受到打击，他接着询问：“我有没有在那儿工作的可能性？应该怎么做才能进入克格勃的工作岗位呢？”
那个干部说：“小伙子，最简单的途径就是服满兵役或者接受某种高等教育，然后才能进国家安全部门的专门学校。”
普京接着问：“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呢？”
那个干部回答道：“什么都行，但最好是法律专科学校或者大学的法律系。”
多年之后，普京回忆说：“或许他只是想快点打发我走，但我记住了‘大学的法律系’。从那以后，我就决心读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
读列宁格勒大学，进法律系，然后才具有进克格勃的资本。但是这时的普京刚上九年级，大学是遥远的。进大学要学的专业是法律，这区别于其他的专业和选择。于是，普京来到了附近的列宁格勒大学，直接进入了法律系的咨询室。最后，普京找到了他的答案，那就是抛下化学、物理、生物等学科，专攻文学、语文和其他一些必修课程。
就这样，普京开始啃法律相关书籍，这一静心钻研就是两年。在这两年里，普京放弃了进技校的机会，一门心思准备列宁格勒大学入学考试。考上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并非易事，当时100个招生名额，留给中学生的只有10个，剩下的全给了军人。而一个中学生的名额大约有40个人争夺。最终普京的成绩是：作文是B，其他科目全是A——他被录取了。联想到当年他的小学老师说，如果他努力，成绩可以超过C，其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大学时光快乐而平淡，也给普京留下了不少难忘的回忆。比如当2010年普京视察索契冬奥会场馆建设，与大学生建筑队代表进行交流时，他就向大学生们谈起了自己大学期间参加建筑队的经历。普京当时参加学校组织的实践活动，在苏联科米共和国人迹罕至的森林地区开设林道，修理房屋。当实践活动结束时，他甚至获得了4级“木匠证”。
有学生问道：“您那时在建筑队里拿多少钱？”
普京回答说：“干了一个半月拿到大约900卢布，当时全国的月平均工资只有200卢布，我们拿到的（比这个水平）要高。”他解释说，工资高的原因是当时的工作条件很艰苦，蚊子非常多，在篝火旁都没办法久坐，娱乐的时间非常少。
“也许，您都不知道怎么花这笔钱吧？”学生问道。
普京说：“不，我们知道怎么花。我和朋友一起去加格拉（黑海海滨城市，位于阿布哈兹地区）玩，在那儿花掉了一半的钱。之后我还买了一件外套，穿了十年。”
普京还告诉大学生们，从担任领导职务的角度看，这段经验是“无价之宝”，因为“要领导好集体，就应该明白，是为了什么而工作”。
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普京的母亲在咖啡店里付账时，找回的不是零钱，而是一张国家发行的彩票，结果她抽中了一辆日古利牌小汽车。很长时间普京一家不知如何处理这辆车。他家并不宽裕，而这辆车价值3500卢布，卖掉它，对月收入只有200卢布的普通苏联人而言，可以挣一大笔钱。这笔钱足以让普京一家住进新建的独立公寓。但是，年轻的普京看到这辆意外得来的车，实在是乐疯了。那一代苏联人对小汽车的热衷，实在可用狂热来形容。而且小汽车所引发的故事以及改变的命运，实在是又多又精彩。后来，父母决定宠儿子一次，他们把车送给了普京。
“傻事”就发生在他学车的时候。普京说：“有一次我和教练驾车出去，我当时还在读大学。一辆满载干草的卡车从另一方向驶来，我的车窗是开着的，干草散出芳香气味，我在拐弯处超过卡车，顺手拉了一把干草，我的车猛地调转方向。前轮转向，我们直接冲向卡车后轮。我向另一个方向打把，我那辆不结实的小车两个轮子悬空起来。我们就要翻到沟里，幸运的是，车轮终于落地。我的教练坐在旁边，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列宁格勒大学，普京很有可能是全校唯一拥有汽车的学生。但是，大学读了三年多，没有任何人来找过普京。普京记住克格勃的说法，“我们不接受主动来的人”，他只有等待。
事实上，克格勃在苏联全国有非常发达的筛选机构。他们负责到各地的大学挑选优秀大学生，这是一项沙里淘金的工作。必须经过的程序是，先由基层党组织推荐，然后党组织的干部委员会将相关学生的档案交给克格勃人事管理局，核查通过之后他们会派专人对该学生的方方面面进行考查，如家庭状况、学习成绩、思想状况等。有时候甚至设下各种陷阱对挑选对象进行考验。对于这一切，被考查人完全不知情。
当时苏联大学的惯例是在学生临毕业的时候找学生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毕业分配方向。于是，毕业前夕，一个叫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人来学校找普京，告诉他：“我需要跟你谈一谈分配工作的事。但现在我还不想说究竟是什么工作。”这难道就是普京等待的那一时刻？普京马上同意在教师休息室同他见面。兴奋的普京在休息室等了足足20分钟，也没有人到来，仿佛这次约定的见面并不存在。普京回忆当时：“我心想，这头猪！一定是有人在戏弄我。”于是准备离开了。就在这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跑了过来，“这都是安排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其实是克格勃的军官，他说：“如果邀请你到情报部门工作，你会怎么想……”克格勃的大门，终于向普京打开了。
在这之后，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还按照有关方面的规定与普京的父母作了深入的谈话。老普京为儿子能够继续为国家利益服务而感到高兴，不过，他也感到有一些担心。他对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普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后来的回忆中说：“看得出来，普京的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普京的身上。”
实现梦想——克格勃的年轻特工
毕业论文答辩刚一结束，普京便被送到位于苏联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市东北约70公里处的克格勃帕拉霍夫卡学校进行专业培训。在苏联时期，克格勃办了200多所间谍学校，都是地图上没有标记的“特务城”。其中大型学校共有7所，帕拉霍夫卡学校正是其中之一。在帕拉霍夫卡间谍学校，基础科目有数学、化学、政治常识教育、外国文学等，占697课时。军事课程主要有外国军事组织的编制、军备设施、武器装备、外国领导人情报——包括每个关键领导人物的详细资料及生活习惯和特征，占392课时。特别科的内容最为丰富，占1824课时。它包括地形学、摄影技术、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特种通讯联络方法——包括用隐形墨水在地图上绘制秘密符号和注解，在玻璃片上写隐形的情报笔记一类的特别技术。在特科教育中，如何接头、如何避免被盯梢、如何摆脱跟踪、如何同间谍网的其他人员会面等，是间谍的基本功。普京经过间谍培训，经由特别专家组成的考试团的严格考试，以优异的成绩从帕拉霍夫卡间谍学校毕业。
毕业后的普京如愿进入克格勃列宁格勒分局。不过，唯一让他感到不满意的是，他没能进入对外情报局，而是进了反间谍局（克格勃第二分局）。对外情报局即克格勃第一分局，是克格勃最重要的部门。根据1978年的统计数据，当时第一局的特工人员不过4783人，而克格勃总体人数则是296591人。也就是说，平均每62个克格勃人员里边才能产生一个对外情报局人员。
第一分局的工作人员大多会被派往国外工作。在分派驻外人员时，克格勃通常会对不同的地区进行区别对待：属于“复杂的作战环境”的国家——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属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国家——非洲、东南亚、中美洲国家；属于“热点地区”的国家……对在这些地区工作的情报人员，实行1.5倍工时。这样不仅可以按照超期服役享受提前晋衔，还可以申请提前退休。
而物质生活的改善对第一分局驻外人员同样重要。他们的工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严格参照外交人员的标准用美元支付；而另一部分则用卢布支付，直接打入他们在苏联的账户。回国之后，他们可以凭借政府发给的优待券在外派人员特工商店购买一辆小汽车，这简直是大多数苏联家庭梦寐以求的；还可以在“小白桦”商店购买外国商品，价格非常优惠；另外，如果把多余的外汇交给国家，他们还可以不用排队就能分到住房。
不过年轻的普京对这些并不太在意，他坚持兢兢业业地工作。普京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特工们的讨论，拟订出工作计划时的情景。普京的意见让老特工很意外：“这样不行！为什么？不合法！”法律系毕业的普京的这个反对理由，让老特工吃惊。“什么法？我们有上级指示！”“菜鸟”普京遭到老特工的讥讽与教导，“对我们来说，上级指示就是法律。”普京由此开始了职业生涯，只是这种开始并不让普京感到愉快，他说：“我的同辈人都有同感。”
由于他出色的表现，在反间谍局工作不久，便被派往401学校学习。这是列宁格勒市一所封闭的大楼，里边商店、电影院、体育设施等一应俱全，学员们完全可以在里边待上几个月，过与世隔绝的生活，而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便。为了保密的需要，在出发之前学员的亲友们被告知，他们要到远东或者其他偏僻的地方去劳动锻炼一段时间。
奇怪的是，401学校专门进行反间谍培训，而普京从这毕业却被分到了对外情报局。当时的列宁格勒克格勃第一分局负责人谢尔盖·彼得罗夫上校回忆说，普京是另一个军官推荐给他的，那个军官让他看看，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当时他正好缺人手，便把刚从401学校回来的普京调到了第一分局。当时是1977年。
从401学校毕业后，普京的军衔是中尉，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便是年轻的少校了。当时只有少数能干的克格勃人员才能得到由国家安全局局长诺瑟列夫将军签发的掩护证明，普京就是其中之一。1980年，年轻的柳德米拉认识的便是在列宁格勒市刑侦部门工作的普京。
人们对普京的感情世界知之甚少。普京曾对传记作者说，他在与妻子结婚前，有过一个正式的女朋友。但他从来没有透露过个中细节。对于与妻子柳德米拉的故事，普京的口风稍微松一些。他们谈了三年多恋爱，这无论在苏联社会还是在如今的俄罗斯社会，都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普京31岁时，他们终于结婚，而这个年龄在苏联也算晚婚了。
普京曾公开表示，自己和柳德米拉绝对不是一见钟情。据柳德米拉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普京其貌不扬，衣着也不光鲜，就连求婚也是一次“失败的沟通”。“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他的公寓里。他说：‘小朋友，到目前为止，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基本上不是一个好男人。’”听了这话，柳德米拉以为普京想要和自己分手，就说：“好吧，我决定了。”没想到，普京后面的话却让她由忧转喜：“如果你已经确定了，那么咱们就选个日子结婚吧。”三个月后，他们在涅瓦河畔的一艘游轮上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然后，柳德米拉搬到了列宁格勒，与普京和他的父母一起住在两居室的家里。
此时的克格勃与影视剧及小说中的苏联情报机构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僵化的官僚体制之下，同苏联的其他机关单位一样，克格勃开始变得人浮于事。越来越多的指挥部和分部门都在提供成堆的无效情报，男女职员整天在整理报纸剪贴、电话文字记录、特工行动的报告，还有一些琐碎的细节。这些事情也成为普京对克格勃难忘的回忆。直到2011年，普京已经第二次担任俄罗斯总理，他还在一个总统地方自治发展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时，讲了当年从克格勃办公室里听来的笑话，用以讽刺当下俄罗斯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个笑话是这样的：
一个美国间谍来到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所在地）。
间谍：我是间谍，我想自首。
克格勃人员：哪个国家的间谍？
间谍：美国的。
克格勃人员：那就去5号办公室。
间谍来到5号办公室。
克格勃人员：有武器吗？
间谍：有。
克格勃人员：那就去7号办公室。
克格勃人员：通讯设备呢？
间谍：有。
克格勃人员：那就去20号办公室。
克格勃人员：那有任务吗？
间谍：有。
克格勃人员：那就去执行任务，别在这儿妨碍别人工作。
无聊的上班下班打发日子中，许多人的激情和梦想同岁月一样，被惨淡的现实悄然磨去。不过，日复一日的文牍工作却没有令普京变得消沉，他坚信自己依然有实现梦想的机会。
1984年，普京少校被选派到红旗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对于克格勃人员的职业生涯而言，这一次学习意义重大。当时，一般克格勃人员被选派到红旗学院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各地克格勃的领导人推荐给红旗学院，由红旗学院的干部进行考核，通过考核才能进入学院学习；另一种是莫斯科特定部门已经有选用意向的学员。这样的学员会被带到莫斯科，由一个在克格勃副主席领导下的干部委员会来对其进行考核。当然，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克格勃的高级干部。如果你是被考核人，也许会一不小心便碰上坐在身边的毫不起眼的克格勃副主席或者某位高级将领，而你却毫不知情。
两种学员都同样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查，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个人历史和能力的考查。干部部门需要对学员以前的工作进行审查，还需要进一步弄清楚学员参加情报部门的原因；个人能力方面最重要的是外语能力，其他还有心理素质、人际交往能力等。一套复杂的考察程序下来，红旗学院对于学员的方方面面已经是了如指掌了。根据对学员的了解，他们会为学员设计最佳的学习方案。
红旗学院通常把学员分为一年制、两年制和三年制。作为专门培养高级情报工作人员的学校，学员的外语能力是划分学年的非常重要的标准。不过，学员毕业后的工作方向对学制也有影响，比较难学的东亚语系一般要学习三年；西方国家的语言两年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外语基础的话，学制可以相应缩短。
普京从小开始学习德语，在列宁格勒工作期间还上过德语培训班，因此他被分在了一年制班。他是少校，军阶较一般学员高，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班长，负责协助教官管理班级。
进入学院之后，每个学员们都分到了一个假名，从此以后便只能跟自己的真名说再见了。假名也有讲究，一般假名的第一个字母必须与真名相同，而且假名必须简短，这样使用起来才方便。比如，普京少校的假名是“普拉托夫”。很多学员在刚开始的几天老犯错误，在射击完毕或者点名的时候，总是大声地报告自己的真名，但又马上改口说：“不是，是某某某射击完毕。”这往往能引起一阵哄笑，不过在这方面普京做出了良好的表率，他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
红旗学院位于莫斯科郊外的森林深处，高墙大院，专业而严格的警卫24小时巡逻。附近集体农庄的老百姓也会在采蘑菇或者迷路的时候偶然经过，但必然接受严格的盘查。
来到红旗学院的学员必须继续学习与自己工作相关的外语，另外他们还要进行其他学习，如各国地理沿革、风土人情、历史概况，以及如何与人建立并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怎样摆脱别人的盯梢，等等。
他们经常被带往莫斯科外的小城市，针对特定科目进行专门训练。比如练习与人接头、甩掉身后的“尾巴”；或者练习驾驶技术，在开车的过程中必须随时关注道路两边的情况，例如行驶在马路上的时候，教官会突然问你，刚刚过去的那辆车车牌号是多少，刚刚路过了几家咖啡馆等。当年的一个学员回忆说：“学院外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旁边是一条小沟。在驾驶中，教官好几次突然让我反方向行驶，结果都直接开进了小沟。”这样的经历大家都有过，不过多次练习之后，他们已经能够顺利地突然改变方向了。
学员们还被带到空降部队进行跳伞训练，不过普京总共就跳过一次伞。后来已经成为总统的普京在一次视察空降兵部队时，对空降兵们说，他当时实在下不了跳伞的决心，于是教官给他找了一块松软的地方，他才鼓起勇气跳下去了。“所以我尊重你们的职业”，普京说。学员们更多的是进行高台跳伞练习。在刚收割完的玉米地里，临时搭起一座30米的高台。教官把他们带到台上，命令他们穿上模拟降落伞的宽带子，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往下跳。
为了训练心理素质，他们还需要在地上卧倒，让坦克从自己身上驶过去。学员们必须小心地避开坦克履带，如此才能从坦克底下成功过关。其余的一些训练就是小意思了，譬如50千米越野跑，他们背上自己的冲锋枪和背包，傍晚出发，急行一夜，到达靶场，用自己的武器进行射击训练。
在学习和训练之外，学员们的生活便显得轻松惬意多了。他们每周踢一次足球，甚至还去集体农庄帮当地的老乡摘苹果。普京这时候给人的印象是穿着整洁、一丝不苟，甚至有些腼腆，低调不张扬，学习和训练都完成得很好，甚至还是班上最优秀的学员之一、射击标兵。毕业典礼的时候，别人都是随便着装，就他穿了一身正装。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同学回忆说，他平时穿衣很有品位，喜欢戴宽檐礼帽，手里拿一把手杖一样的长柄雨伞，很有欧洲人的味道，也很绅士，是个十足的知识分子。
当年培养他的红旗学院教官曾这样告诉媒体：“我认为他（普京）不是一心钻营的人。但是，我记得我也在他的评语中写了几条负面特点。在我看来，他当时多少有些内向，不善交流。这既可以看成缺点，也可以看成优点。”
在克格勃的标准里，如何拿捏“内向”与“外向”呢？同是这位接受采访的老师说：“我们曾经有位学员完成任务像钟表一样精确。他的分析能力非常出色，所以他很快就能找到最佳解决办法。事实上，他的速度实在快，有时候你觉得还没提问，他就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条件，他学习结束时，我给他打的评语是不适合从事情报工作。不幸的是他的个人品质——出风头……虽然对这位学员总体上是肯定的，但他因此无法从事情报工作，他不能成为外派特工。”
克格勃，尤其是对外情报人员的素质——“职业情报人员要学会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在任何环境下都让自己感到自然和随意，不能让自己表现得卓尔不群，同时能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并监督周围的人。职业情报人员不仅应当聪明，而且还要非常值得信赖。”很显然，普京符合这样的标准。
有意思的是，普京在自传里，对自己的评论用了一个很专业的词汇：“过低的危险感”。在回答“在关键时刻能否保持镇静”这一问题时，普京说：“我能保持，甚至过于镇静。后来我读情报学院，在那里接受过一次测试，他们认为我‘过低的危险感’是负面性格特征，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缺陷。你必须在关键时刻迅速动作，才算反应良好……很长一段时间，我是靠危险感工作的。”克格勃生涯所塑造的普京，特别是他的个性特征，是让外界认识他的关键。
一年很快便过去了，当初入学时的第二类学员早已经确定好了工作方向，而第一类学员则等待着莫斯科来人进行分配，他们与学校的相关人员一起组成委员会，决定学员的去向。普京的一个同学，后来的诺沃谢洛夫少将早已经计划好了去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那儿有他原来的同事，愿意接收他过去工作。
不过情况有了变化，对外情报局的官员找到诺沃谢洛夫，跟他谈了一个上午，他最终同意了这个官员给出的新工作。回到宿舍诺沃谢洛夫找到普京，对他说，你替我去那儿吧。于是，普京便“落户”到了德累斯顿。
谍海浮生——出色的外派间谍
得知自己要去的地方是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普京难免有一点失望。但无论如何，自己等待了二十年的梦想，现在终于可以实现了。就这样，怀孕的妻子柳德米拉·普京娜带着1岁半的女儿，跟随33岁的普京前往德国。
来到民主德国，普京的具体工作地点是临近德累斯顿的莱比锡，公开身份是莱比锡“苏德友谊之家”主任。他与民主德国情报机关“斯塔西”的合作主要也是在莱比锡。
所有人都好奇普京在民主德国干了些什么，但研究者能够找到的只是“环境证据”。普京当上俄罗斯总理后，特别是在他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已经统一的德国的情报当局发现这个俄罗斯总统以前居然在民主德国工作过五年。他们很奇怪的是，自己的情报局对此却毫无记录。于是，他们费尽心思寻找普京的有关档案，调查普京当年在德国的活动。但是，让德国情报机构震惊的是，在他们接收的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有关普京的档案已经全部不翼而飞。
普京自己谈到此事时也只是大概地说：“我是政治间谍，获取政治家的信息、敌人的计划，等等。”事实上，普京当时领导一个由八名克格勃特工组成的情报小组，负责“招募间谍，收集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发往中央”。当时，苏联的主要敌人是北约，但派驻民主德国的克格勃间谍根本无法直接渗入联邦德国境内的北约军事基地，普京等人只能通过招募联邦德国线人收集情报。
民主德国情报机关“斯塔西”向他们转交了许多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市民的申请书，这些市民请求政府为他们的联邦德国亲戚签发探亲许可证。而普京当时的工作之一，就是从申请中梳理并找出那些住得离美军军事基地较近的联邦德国公民，帮他们获得探亲许可证，等他们进入民主德国后，伺机从中发展可以帮助克格勃监视美军动向的线人。
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普京一干就是五年，并且掌握了很多“实战技巧”。比如，在自己和一名德国特工之间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接头程序。在易北河边的一条小路上有一个接头点，该特工每晚都在那里慢跑。他往往将一个压扁的啤酒罐或者一个香烟盒扔在事先约好的地点，或者将情报藏在水泥块里，等待普京来取。如果普京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三声，那么就是该特工需要紧急约见。
在莱比锡，普京的反跟踪技术则达到大师级别。在一次秘密会面结束后，为了不暴露目标，他沉住气，在该城东游西逛整整一天，叫联邦德国谍报人员伤透脑筋。还有一次，普京正与卧底人员接头，突然发现有情况。他飞快地钻进车内，把礼帽放在车前座上面，造成两个人坐车的错觉，然后冷静地把车悄悄开出城外，才化险为夷。
据普京当年的同事尤索尔泽夫称，在德累斯顿期间，普京还参与了克格勃绝密的“光束行动”。该行动中，克格勃监视的对象不是北约或美英军事基地，而是他们的民主德国盟友。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开始疏远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他邀请了一些曾经在“二战”中轰炸过德累斯顿的美英飞行员，参加山普歌剧院开馆仪式。普京受命在这家歌剧院安装窃听器。当昂纳克在该歌剧院发表演讲时，克里姆林宫在第一时间听得一清二楚。
尤索尔泽夫还透露，自己和普京当年还干过“科学盗窃”。一些联邦德国科学家经常向民主德国同行寄一些科学论文，但这些论文在海关就被“斯塔西”扣留，并送到克格勃分部。尤索尔泽夫说：“任何有关计算机或激光技术方面的论文，都被我们立即拷贝一份送往莫斯科克格勃总部，而总部官员则将它们转交给苏联的科学家进行分析。有时候，一些苏联科学家干脆在自己的论文中，直接引用了我们传过去的论文数据。”
普京对这些事情并不刻意回避。2010年，二度担任总理的普京在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中，对在场的俄罗斯科学家和学者谈起了这一切。“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另外一个部门（克格勃）工作时，我们和外国同事通过特殊手段获得的成果未能贡献于国家经济建设。”
普京还感叹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前苏联科学家不利用他们辛苦搜集回来的情报。他说道：“我们真的很努力工作，一次又一次成功获得新情报，但它们却丝毫没有派上用场。我们曾不断询问，‘它在哪？它们会在我国经济的哪一领域发挥作用？’哪儿都没有！它们根本没有起到一点儿作用。”
普京承认，他这样努力从事工业间谍活动，是为了给濒临崩溃的前苏联经济注入活力。毕竟，当时普京所在的德累斯顿市是开展该项工作的好地方，该市不仅多次承办外国商人参加的展销会，民主德国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Robotron”的总部也坐落在此地，而且该公司产品大多按照西方产品模式生产。非常遗憾，普京在这方面的情报搜集最终是白费心血，这不能不让普京感到一点沮丧。
1987年普京由少校晋升为中校，此时他到民主德国才两年。后来普京描述过自己在民主德国的职位变动：“我是高级官员，接下来我的工作是处长助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后来我又晋升为高级助理，再也没有更高的职位，我上面是高级管理层，我们只有一个老板。后来，我被选为克格勃驻民主德国办事处党委委员。”
但这并不意味着普京在德国没有枯燥无聊的时刻。毕竟，关于驻联邦德国的美军基地情报并不容易收集得到。他和两名同事曾找了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几名外国留学生，花了数月时间去说服他们提供一些情报，结果却因资金缺乏，学生没有被说动。有时，普京和同事也只能剪贴报纸，继续为克格勃生产的官僚僵化情报“添砖加瓦”。这样毫无意义的工作，也曾占用过普京在民主德国的一段时光。
到民主德国不久后，柳德米拉生下了第二个女儿。普京一家人住在民主德国国家情报局安排的一栋公寓里，这里还住着另外五户苏联人，都是特工人员及家属。普京工作的大楼从这里出发只要走五分钟就能到，孩子们上的幼儿园也在同一个大院里。关于在民主德国的生活，柳德米拉的记忆更感性：“他们（民主德国人）每周都要清洗窗户。商品丰富——虽然赶不上联邦德国，但总比苏联强。有一个细节我很惊讶，是一件小事——清晨上班前，大约七点，民主德国各家的妻子来到后院，在两根柱子中间拉起一道绳，然后她们把洗好的衣物晾出来，一件一件，非常整齐，大家都是一个样子。民主德国安全部门的人工资比我们的高，当然我们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为的是攒钱买一辆汽车。真的，我们坐在皮箱上梦想回家。最初我们非常想家……”
生活方面，普京的记忆只有一件：“我们常去一个叫拉德堡的小镇，那里有民主德国最好的酿酒厂。我经常要一个3升的小桶，把酒倒进桶里，装上龙头，然后可以直接从桶里喝酒。所以我每周喝3.8升啤酒，我的体重因此增加了25磅，达到了165磅。”
普京当选总统后，俄罗斯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爱慕德尔”的啤酒小店，店主还记得普京，“他一次也没喝醉过”。俄罗斯旅游公司由此推出了德国的“普京之旅”，拉德堡小镇的这个小酒店，被命名为“普京角”。不过也就在这个“普京角”，当苏联的禁酒令颁布后，普京的同事亲眼看见普京将一桶啤酒倒进花坛，之后滴酒未沾。少年时代的朋友后来感叹：曾经无比冲动的普京，后来自制力竟然如此强大。
在普京出国的这段时间里，苏联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1989年10月7日，普京的37岁生日，民主德国在庆祝建国40周年，而联邦德国的柏林发生了骚乱。一个月后，柏林墙倒塌。柏林墙倒塌引发了连锁反应。1989年12月的一个夜晚，德累斯顿市民聚集在一起，愤怒的民主德国人捣毁了附近的民主德国安全部分局。有人说苏联的秘密警察办事处就在旁边，于是，愤怒的人群便涌到克格勃德累斯顿分局的门前。接下来的这段经历，是普京在民主德国最难忘的经历。
当天晚上正好克格勃德累斯顿分局的负责人不在，剩下的工作人员中普京不仅军衔最高，而且资历也最长。看到外边不断涌过来的民主德国人，普京先把平时负责防卫的苏联边防军小分队召集起来，让他们荷枪实弹，在窗口架上机枪，以防群众冲进来。双方处于对峙状态，局势在不断恶化，普京拨通了驻德累斯顿苏军的电话。司令员认真听普京描述了他们面临的形势，但却无法做出任何决定，他必须请示莫斯科。一会儿，普京再次打电话过去，被告知——“莫斯科保持沉默”。
大楼中保存有大量克格勃的机密档案文件，尤其是线人档案，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受到威胁的。根据苏联与民主德国两国政府的协议，保卫力量有权力对进入保密设施的人开枪，这可以作为入侵行为处理。但是，流血是最后的选择，不到最后关头，普京不愿意动用武力。
人们越来越愤怒，普京终于下定决心——走出去，问问他们想得到什么。与情绪激动的示威人群对话，这样做的风险极大，但普京此刻没有别的办法。就这样，普京带着两名苏军士兵走出了办公楼。
人群中有人问普京：“这栋楼是用来干什么的？”
普京回答：“这是合法的苏联军事设施。”
人群里有人高喊：“那你们在停车场的汽车为什么挂德国牌照？你们在这儿到底干什么？”言下之意相当明显——我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普京回答：“两国政府之间有协议，允许我们使用德国牌照。”
人群中又有人问：“你是谁？你的德语说得这么好。”
普京回答：“我是翻译。”
人群中有人表示难以置信：“翻译怎么可能讲这么流利的德语？”
普京渐渐清楚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诉求，只是因情绪激动而聚合在一起。普京走出大楼与他们对话，也缓解了他们愤怒的情绪。普京告诉他们——这栋大楼和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没有关系，同民主德国军队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苏联军事设施，享有治外法权。说完这些，普京走回了大楼，而他们的态度完全缓和了下来。
回到办公楼，普京再次集合了周围的保卫人员，说明目前的形势，并且与当地苏军再次联络，得到的回应与上次一样：“没有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现在莫斯科保持沉默。”
到深夜，人群慢慢散去。几个小时之后，当地苏军指挥员终于为普京派来了武装人员。但此时人群已经散尽，分局脱离了危机。苏军指挥员告诉普京，这是他个人的擅自行动，“莫斯科依然保持沉默”。
这件事给普京头脑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诚如指挥员的回话——“没有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现在莫斯科保持沉默。”
多年后，普京这样回忆：“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消失了。很清楚，苏联正在生病，而且得的是不治之症——权力瘫痪。”
柏林墙倒塌让民主德国共产党由此失去执政地位。紧接着，德累斯顿的民主德国安全部门负责人自杀，深知“光束行动”内情的当事人自杀，所有直接证据就此消失。这段历史沉入深幕，普京在行动中扮演的真正角色也永远成为一个谜。新的民主德国政府开始了对情报人员的清理。普京在民主德国的所有同事不但丢了工作，还被禁止从事执法、教育或在政府部门工作。1990年初，民主德国安全部门甚至对普京发出逮捕令。
即使没有民主德国安全部门的逮捕令，普京也不得不离开民主德国了。“如果民主德国反情报部门知道你在民主德国的一切活动，这就意味着他们也知道你在情报小组的一切事情，知道与你工作的每一个人，你的整个特工网络也就毁了。我们毁掉了一切——所有通讯记录、接触记录和特工网。我自己又烧毁了大量材料。我们最后把炉子都烧炸了。”
艰难而正确的选择——离开克格勃
普京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回到他的出生地列宁格勒，四口人还是回到了那个两居室的老房子里去。他们用在民主德国的所有积蓄购买了一辆伏尔加小汽车，还带回一台民主德国邻居送他们的旧洗衣机。这台洗衣机已经用了二十年，普京一家将其带回苏联后又用了五年。多年后想家的柳德米拉告诉媒体：“我们当时从电视里知道了一切关于苏联改革的情况。但回国后，我没发现任何变化——人们还在排长队，还要领配给卡和购物券，货架上还是空空的。”
从民主德国回到家乡，普京由现役转为预备役。他很幸运，进入了母校列宁格勒大学，出任校长外事助理一职。而且，他的身份依然是克格勃军官。普京过去在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的老师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当时已经声名鹊起——后来，也就是在这位老师的提议与推动下，列宁格勒恢复旧名圣彼得堡。作为全国著名的民主派人士，1990年，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在若干媒体当年与第二年进行的苏联全国年度人物的评选里，索布恰克总是排在叶利钦之后，列第二位。
普京过去在列宁格勒大学留校任教的同学邀请他去帮助索布恰克，普京稍有疑问：“我毕竟是克格勃官员，他不了解这点，可能会连累他。”
不过，普京还是去拜会了索布恰克。自我介绍后，索布恰克回答很迅速：“我去跟校长说，你周一就过来上班，我们立即签协议。”普京回应也很直接：“我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但有一个情况可能阻碍工作调动。我必须告诉你，我不仅是校长助理，我还是克格勃预备役军官。”听到普京的介绍，索布恰克有点意外，想了好一会，他说：“好吧，你从克格勃辞职算了！”
后来回忆这个场景，普京说自己没有想到会是这种反应，“他是教授，法学博士，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我没想到他这样坦诚”。
这是普京的微妙时刻，他必须告诉他的克格勃上级领导他打算换工作，“这话很难说出口”。同样幸运的是，普京去见了他的上级，得到的回答很爽快：“为什么要辞职，不必！去工作好了，没有问题。”
问题还是有的。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浪潮里，曾经的克格勃此时成了过去的集权统治的象征。因此，普京的克格勃身份给他带来了相当多的困扰。从列宁格勒大学到列宁格勒苏维埃，普京招来了许多非议。普京是克格勃特工这件事，后来闹到索布恰克那里，索布恰克必须正面回应这种指责。索布恰克的答案明确，而且很真诚：“他不是什么‘克格勃的人’，他是我的学生；他曾在国外从事情报工作，是在保卫国家利益。他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的。”不仅如此，索布恰克出差时，还特意拿出一些空白信纸，在下面签上名交给普京，由普京相机处理各种事宜。这是并不多见的信任，尤其对一位处于社会整体负面评价之下的克格勃成员。
但克格勃身份问题仍是普京的困扰。此时索布恰克已经成为列宁格勒市市长，而市长首席经济顾问丘拜斯等“改革俱乐部”的中坚人物都来自列宁格勒大学，索布恰克正是这群人的首领和保护人。普京已经调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顾问，作为索布恰克身旁的人，掌握着处理商业机构问题的大权。如果不离开克格勃，将会给索布恰克的政治前途带来巨大伤害。“离开克格勃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困难。尽管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为安全部门做任何事情，但我的整个生命仍然是与他们连在一起的。”普京后来很真诚地回忆这段岁月。而这个时候，还是苏联没有解体的1990年，谁也不知道未来苏联将会向何处去。普京也很坦诚：“索布恰克是著名的政治家，他把我的未来与他拴在一起也有风险，一切都可能瞬间瓦解。”
1991年6月，普京被任命为圣彼得堡市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两个月之后，震惊世界的“8·19”事件爆发，最终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在政变全过程中，索布恰克坚定地站在民主派叶利钦一边。但克格勃全力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叶利钦的对立面。虽然已经有过“莫斯科保持沉默”的经历，但这场政变仍然震撼普京。“当时很痛苦。事实上，我的生活被撕成两部分。在那之前，我并不真正理解在俄罗斯发生的改革。我从民主德国回来后，能清楚地感到正在发生什么，但是在政变那些日子里，我加入克格勃时为之奋斗的所有理想、所有目标都破灭了。经历这一切的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我的全部生命曾经投入到安全工作，但我已经做了选择。”
普京必须再次做出选择：是支持索布恰克以及民主派，还是回到克格勃“捍卫苏联的完整”。最终，普京选择了索布恰克。他公开发表了退出克格勃的声明，并递交了辞职报告。多年之后，普京这样对媒体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在索布恰克那里任职，这个职务虽不是关键性的，但却有权去解决相当多的涉及各类商业机构利益的问题。而我从来不允许自己按照有利于某些集团或公司的利益的方式去做，我觉得，我是在尽力为圣彼得堡和国家的利益工作。为了不损害索布恰克的名声，我不得不在工作的初期隐瞒了我的真实身份。这段时期顺顺当当过来了，因为我是从列宁格勒大学这个‘屋顶’下来到列宁格勒苏维埃的。索布恰克本人也来自这所大学，而且所有的人都清楚，他为自己挑选的都是这所大学的人。但是，当时就已经有人想对我进行讹诈，因为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我真实身份的传言。泄露情报的是那些当时已经被解职的克格勃人员。
“有些人对我说，‘如果你做不到我们指定的事情，就还会有情报泄露出来。你瞧着办吧。’当时，我接近于做出决定的临界点——或者离开列宁格勒苏维埃，不受讹诈；或者留在那里，但是，必须彻底地开始新生活，这就意味着要告别克格勃。也就是说，我面临着两种相互对立的选择。考虑到当时安全机构本身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许多事情完全不明确（作为一个组织它是否会继续存在下去，如果继续存在的话，那又是什么样的形式），所以我开始倾向于离开克格勃，而就在这时政变开始了。
“如果我不执行命令，就将违背誓言。如果我执行命令，就会违背道德责任，而这些责任是我来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作时承担的，当然是自愿的。在这一时刻，我的出发点仅仅是道德的责任高于形式的责任。最终，这一点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我做出了离开安全机构的决定。
“要知道我的辞职报告是在政变当天——1991年8月20日写成的，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面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被利用，来解决某些国内的政治问题。我是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我有自己的神圣使命，而不是让人利用来进行国内政治斗争的。
“那时，我十分现实地考虑了所有情况。比方说，克格勃列宁格勒局的领导会更换，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也就有可能被要求参与他们的特别行动。当我被置于道德和责任之间时，我索性先跨出了预防性的一步，做出了有利于道德的选择。但实际上我什么也未能改变，我也没有退出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了，我成了无党派人士。实质上，一切都崩溃了。
“当政变开始时，我的感情是很复杂的。首先，我不能同意事态的发展。我认为，后来成为圣彼得堡地区和国家最主要人物的人们当时所公开讲述的一切是错误的，他们的纲领都是错误的。因为我研究过外交问题，毕竟在情报机构工作过，对我来说，当时十分清楚的是，我们在各个方向上的单方面裁军绝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结果。我们和不久前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关系必须保持适度，而在那个时期处理这种关系的人们并不知道适度。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从前的制度已经死亡。它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我们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好事，那就应当置身于新生的体制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实事，以便消除现有的荒谬状态，并将这一进程纳入积极的轨道。
“我记得，我是在离退休还有一年多的时候离开克格勃的。所以，我没有服役到退休，住房也没有。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能知道对抗会怎样结束，而我有妻子、孩子，正因为如此，做出决定才十分困难。坦率地讲，我当时甚至想过，如果政变以政变分子的胜利而结束，并且我也没有被关进牢房的话，那在今后该怎样养活全家？说句老实话，我甚至想过去开出租车，好在我还从民主德国开回一辆‘伏尔加 ’。因为我知道，如果政变分子胜利了，我就没有地方可工作了。我对这一点了解得十分清楚。我唯一要操心的事——孩子怎么办，怎么保证她们的未来……”
但事态的发展证明，普京的选择是正确的。自此以后，普京与克格勃脱离了关系。然而，无论是心理、气质，还是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思维模式，普京似乎永远无法摆脱克格勃的影响。在后来的回忆中，普京曾经多次提及克格勃教给他的著名法则：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卷入任何一场争斗，而一旦采取行动，就必须战斗到底；另一个是，如果你不想使用武器，就不要把枪掏出来，不要拿它来吓唬人，只有当你决定开枪的时候，才把它拿出来。
更重要的影响则是在理念与意识形态层面上。普京曾很认真地回答了一位意大利记者对此的提问：“在苏联对外情报机关中有一种特别的氛围，人们几乎一生都生活、居住在国外，他们能够看到苏联发生了什么，国外这里有怎样的意识形态模式，它们如何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情报机关里被培养出了对国家的爱，这是全体情报人员必修的也是最主要的思想政治课程之一。我相信，它对我是积极的，其帮助的成分要比妨碍的成分多得多。”
无论如何，离开克格勃，对于普京个人而言，就像苏联解体之于俄罗斯一样，是人生轨迹中最大的变化。正如普京所言——“苏联共产党已不复存在。我拿出党证，然后放进抽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