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熔基强调，文章要写得「尖锐、鲜明、有针对性一些，有些地方可以用小平同志的原话」。
另外，朱熔基还对发表文章的时间作了规定∶「从三月十二日起，每隔二十天一篇。发三、四篇後，看看北京的反应再说。」
於是，周瑞金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第一版，先后发表了四篇文章。
在审阅「皇甫平」文章时，朱熔基特意加上这样的话：改革开放就是要把先进的社会化商品大生产方式，引人社会主义经济中来，杜会化商品主产方式本身，没有所谓姓「社」姓「资」的问题。
文章发表当天，《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四处收集反映，由报社用白头内参形式直接送朱熔基办公室。朱熔基则每隔一周将反应要点，迭邓小平办公室。
由此看来，上海「皇甫平」事件同吴邦国可以说根本没有关系，而这一事件的最大後台自然是邓小平，二老板则是朱熔基。至於陈至立和刘吉等人，也不过是在听了朱熔基打招呼以後装聋作哑，只有周瑞金才是这场戏中唯一在台前表演的演员。而且他在此之後的政坛荣辱，也全都是因为「皇甫平」的缘故。
周瑞金为朱熔基捉刀
周瑞金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他一九六三年毕业於复旦大学新闻系，进解放日报後，表现突出，被当时总编辑王维视为培养目标。
「文化大革命」中，周瑞金被作为「修正主义新闻苗子」而受到批判。「四人帮」被「粉碎」後，他才获一步步提升，历任评论员、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风波骤起，上海新闻界闻风而动，《解放日报》记者、编辑群情激愤，甚至中上层干部也卷入风潮，国际版刊出了署名周稼骏的文章《请别向记者开枪》，引起国际舆论注目。周瑞金面临这样复杂的政治形势，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和坚定。他既不轻易地呵斥吓阻群众，又严密地按照江泽民意旨亲自把住版面。
「六四」之後「大清算」，周瑞金在报社大会上「一锤定音」，既要查清问题，又不要伤害同志，「要清查，不要清洗」，「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这种不以「六四」血迹涂抹「乌纱帽上红顶子」的品格，受到大陆新闻界的交口称赞。有人说这很像朱熔基处理上海「六四」风潮，此话可信。
「六四」以後，《人民日报》发表「反和平演变」、「建钢铁长城」的社论，在「舆论一律」和「新闻党性」的强求下，当时大陆各地的绝大名数报纸，包括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都选载了，唯独《解放日报》没有转载。周瑞金的许多朋友都为他捏把汗。
事过二日，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至立找周瑞金谈话，问他是否漏登了《人民日报》这篇重要社论，并劝他赶快转载，迟登总比不登为好。
周瑞金向陈至立汇报说，《人民日报》这篇社论非常重要，但我认真研究後觉得，文章中把「反和平演变」的任务只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对象也只是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不完全一致。要说防止「和平演变」，自然也应该包括科技、经济、政治各个领域，除了知识分子要「防止」，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也要「防止」。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能靠建造「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人民日报》社论是否每篇都要转载，中央没有如此规定过，所以我决定不转载。
敢冒这种政治风险而又有深厚学识的人才，而今确实难能可贵。这也是朱熔基决心背靠邓小平，同中共反改革派进行一次公开挑战时，选中周瑞金为他捉刀的重要原因。
心术正才是人才
而周瑞金之所以胆敢接受朱熔基委以的重任，甘冒巨大政治风险，自然也有一些个人因素在他思想上起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他要为自己在「文革」时期，曾经有过了一段「政治迷茫」的历史雪耻。
「文革」期间，在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和压迫下，周瑞金曾经捉笔写过四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发表。邓小平时代开始後，不少人都急於设法将自己参与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光彩一段掩饰过去，以免被写入个人档案，影响今後政治前途。
周瑞金则襟怀坦白，认为个人历史无论已经被实践证明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都应该由自己负责。他认认真真地在整党表格上，将参加过批邓的那段历史如实填写，表示自己虽然过去曾经有过政治上的迷茫，但现在确实是真心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周瑞金的这一表现受到新闻界人士的赞赏，朱熔基曾以「文才可用，心术尤正」之言表示对周瑞金的欣赏。
九一年朱熔基上调北京之後，周瑞金随即被任命为香港大公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但此举遭到极左派掌权者的极力反对，中央有关部门最後被迫收回对周瑞金的任命。
可是，随著朱熔基在中共权力核心层站稳了脚跟，周瑞金也时来运转了。九三年四月，周瑞金终於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甚至有消息说，高层有意让周瑞金先从「副总编辑」职务上过渡一段时间，再正式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果真如此的话，朱熔基在中央又多了一位得力的助手。
周瑞金上调北京，有人认为是江泽民为在北京稳住权力而任用上海亲信的例证。其实周瑞金虽然说起来，也曾是江泽民在上海时的部下，但他捉刀撰写的「皇甫平」文章，却一度被身居总书记高位的江泽民所否定。所以，周瑞金还是因为在关键时刻，为大老板邓小平和二老板朱熔基甘冒政治风险，才为自己如今的官位高就挣得了资本。
中共十四大以後，邓小平既对高狄这样的理论左派完全把持《人民日报》感到威胁太大，但如果把所有理论左派全部从《人民日报》撤换，又可能因此招致赵紫阳时代「舆论失控」，全面倒向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边的旧戏重演，所以才下令采用了「掺砂子」的办法，即要让《人民日报》里有思想解放的周瑞金这样的新人。坐镇鼓吹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保留一批高狄的原班人马（除高狄之外），继续在《人民日报》里坚持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保证」。有了邓小平的如此设计，才有了江泽民同意让周瑞金进驻党报的任命成为事实。
上海「北伐」遭强烈反击
一个小小的周瑞金，因为有了朱熔基的支持和邓小平这个後台，就敢冒然向北京方面的左派舆论阵地进犯。北京方面的理论左派们不甘认输，也开始对改革开放政策进行更大声势的批判。
一位理论左派首领说：过去向经济理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开战，只能拿赵紫阳作靶子，但是因为赵紫阳已经下台，所以外人认为我们是在「照著死靶子练枪法」。现在上海方面有人自动跳出来，我们就有「活靶于」可打了。
就在「皇甫平」文章出笼的同时，朱熔基被宣布上调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另一位中共理论左派立刻授意说：过去我们说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窃居党的领导层高位，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皇甫平」文章见报第三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惟诚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质问陈至立说：「北京的同志看「解放」上的两篇文章，感到摸不著头脑，这好像同中央最近的精神不相符合，我想听听你们市委和熔基同志的意见。」
虽说电话只能传声不能传形，但陈至立还是立刻从对方的口气中，嗅出一股强烈的火药味。於是他故做轻松地回答说：《解放日报》的署名文章不同於社论，所以发表前我们是不审阅的，市委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这番回答虽然不能今徐惟诚满意，更无法向主子交差。於是，他派了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和一名宣传局的处长去上海，要求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侧面打听一下「皇甫平」的背景。
副局长自然不敢去《解放日报》直接下手，而是通过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打听出了「皇甫平」文章炮制出炉的前後过程，立刻回京领赏。
大陆资深记者张石森透露说：其实熟悉中共政治运作程序的那些理论干部们，无一不明白「皇甫平」的真正後台是邓小平。但是，既然上海方面不透露背景，北京方面就可照批不误。於是，包括当时的《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周学斌、《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孙永仁和副主任黄美来等，变著法子在当时组稿会和座谈会上讲话，批判「皇甫平」的文章。
中宣部几名局级干部，在当年四月召开的「科学杜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更鼓动与会者用整整三天的时间，系统批判「皇甫平」观点。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转载」形式，发表原刊於著名左刊《当代思潮》上的一篇文章，题为《为什麽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对「皇甫平」文章中的观点，逐条引证加以批驳。
五月初，《光明日报》又转载当时中共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下令撰写的批判文章，《改革开放必须先问姓「社」姓「资」》。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张常海在编前会上说：「这是批判「皇甫平」的又一篇檄文。」
利用尚掌握在手的舆论工具进行反击的同时，中共左派理论家还通过有关部门采取了组织手段。先是把转载了「皇甫平」文章的《改革》杂志的发行权停止，按著，又取消了周瑞金去香港任职的决定。
此前，因为朱熔基已经亲自向周本人和上海市新闻界，宣布了国务院港澳工委关於任命周瑞金的决定，而取消这一决定的通知，竟是国务院方面打到上海的一个电话。这等於是向上海方面暗示：不要以为紧跟朱熔基，又有邓小平为後台就可能有恃无恐，即使朱熔基进了国务院，我们照样可以修理！
此时，朱熔基已经到北京上任，吴邦国也已经正式接任了上海市委书记职务，所以从中共体制上讲，朱已经无权对上海工作继续指手划脚。但是因为「皇甫平」事件是朱一手导演，所以吴邦国还是把这一切向朱熔基请示。
朱熔基当即回话说：「中央并没有表示也没有讨论过「皇甫平」文章的观点有什麽错误，上海情况那麽复杂，浦东开发举世瞩目，中央寄予厚望，关键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总比什麽看法都没有要好。」
对比几个月前朱熔基授意发表鼓吹改革开放文章时的情形，这个时候的朱熔基的口气已经软了许多。显然，他正在京承受著巨大的压力。
第十章 从改革的马前卒到权力的核心层(上)
大陆「文革」初期，唯恐天下不乱的毛泽东夫人江青，曾经向「造反派」们教授了一条口诀，叫作「文攻武卫」，而邓小平自九一年初之後，为保卫自己改革开放的大旗，所布署的反对中共保守派的战略步骤，也可以用「文攻武卫」来形容。
一开始的「文攻」始於上海，「总设计师」邓小平拿出脚本後，朱熔基担任了「导演」，周瑞金则是持笔上阵的台前「演员」。
但上海改革派「文攻」的结果，却是遭到北京保守派更猛烈的反扑。理论左派们知道朱熔基因为仰仗邓小平的支持才有恃无恐，於是也端出了他们的後台。炮手王震一句「我们身边就睡著一个戈巴契夫」，刺激得左派理论家们完全忘乎所以，本来还是躲在幕後看热闹的江泽民和李鹏终於也「一吐为快」。
九一年七月一日，江泽民在中共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讲话说：「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要巩固和壮大「杜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使各种经济成份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和范围。」
遭江泽民暗批
此时，正襟危坐在会场主席台上的朱熔基，虽然表面不露声色，但心里明白这位总书记今天的讲话，无疑是在代表政治局表态支持理论左派，所谓「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实际上比改革开放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提法，更直接地把批判矛头指向了上海的「皇甫平」，当然也就是指向朱熔基。
而此时坐在台下的大批理论左派们则不约而同地把仇恨、奚落的目光，对准了台上的朱熔基，按著，便是一阵疯狂的掌声。
第二天，朱熔基被打发到湖北考察并巡察暴雨灾情，北京方面则在江泽民的支持下，开始了新一轮对朱熔基的全面清算。
中共国家教委紧急召集理论学习会议，系统传达和讨论江总书记指示精神，会後又迫不及待地将一批马列教授反对改革的理论观点，整理上报中共中央，称之为「在我国进行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建议」。
另外，中共国家教委在何东昌的授意下，还组织一批经济学教师，以「高校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对经济领域中若干问题的看法」为题，上书中共高层，要求「警惕[私有化潜行]」。这批左派教授认为，「一些原来主张私有化的人，越来越明显地把股份化，作为实现这一主张的掩饰和途径」；「有些热心鼓吹股份化的人们，其可以说出来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完全剥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权」。
这些左派教授，甚至公开抵制邓小平的主张，强烈要求中共「应该更明确地肯定国家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地位」；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运行方式，而且体现著不同的制度，西方资产阶级，都是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同义语来使用的。」
把持《人民日报》的高狄，此时更是利令智昏，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挑起与「皇甫平」的论战，以逼迫朱熔基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检讨。
八月三十日，由《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李德民和理论部一位高级编辑起草的社论《一切为了改革开放》，已经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审阅通过，但高狄却故意加进一段「必须先问姓[社]姓「资」」的内容。
九月一日这篇社论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後，李瑞环根据邓小平的指令删去这段话，高狄这才屈从，造成了电台播发出的社论，与第二天见报的社论内容不一样的後果。为此，邓小平恨恨地说了一句：《人民日报》想全面批判邓小平。
邓小平反击保守派
有了邓小平这句话，朱熔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高高兴兴地继续进行他的周游列省活动，并於九一年十月十三日到达上海。
大陆记者张石森披露说：十月十五日朱熔基会见上海市市委常委时公然说道：「我们的舆论都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舆论，而且要坚定不移地宣传。「皇甫平」也好，「吉方文」（「皇甫平」作者的另一笔名）也好，只要是为改革开放鼓劲呐喊的，我看都是好文章。」
但这话在上海市干部中做了传达後，立刻又在北京引起反弹。一个多月後，李鹏到上海为南埔大桥的落成剪彩，言谈中突然冒出一句没头没尾的话：「「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把中央好不容易统一的思想又搞乱了。」
到此为止，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李」等於都公开站到了保守派一边，到底打哑了朱熔基，但同时也彻底激怒了邓小平，「邓小平南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场的。
邓小平南巡後，北京的保守派仍在负隅顽抗。同时，因为邓小平在南巡第一站武汉，即点了江泽民和李鹏的名，并要求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同他们两人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所以二人一度耿耿於怀，迟迟不就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表态。
邓小平看江、李等人到这个时候仍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立刻将「文攻」转成「武卫」。九二年三月全国人大会上，杨白冰代表中共军方公开表态，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于是，形势急转。
先是李鹏乱了阵脚，主动给邓小平写效忠信，表示愿作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声称邓小平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接著是江泽民请乔石安排一次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机会，公开表态拥护邓小平南巡讲话，立志「防左」。
所以，到一九九二年六月份为止，至少江、李等人再不敢给朱熔基小鞋穿，朱熔基进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随之大大增加。但是，也因为江、李的见风使舵，不敢继续坚持「原则」，却使朱熔基失去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立刻接任总理职务的可能。
关於朱熔基如何获得邓小平的高度赞赏，并决心委以重任的过程，许多报刊都从不同角度有过报导，内容有实有虚，大都无法证实。
一九八九年大年初一，新华社向全国报刊发了邓小平在上海过年的简短新闻，配发的照片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邓小平同朱熔基正在交谈，江泽民站在旁边，明显地被冷落。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杨尚昆的公子杨绍明。当时敏锐的观察家认为，在一向非常重「名单学」、「排位子」的中共高层中，这张照片意味著朱熔基非升官不可。
李鹏以退为进
但「六四」事件的发生，似乎改变了中共高层原来的人事计划。江泽民犹如一匹黑马，突然窜升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朱熔基还留在上海，但党政大权一把抓，成了名副其实的诸侯王。不过关於他进京的消息仍广泛流传。
九零年春节，邓小平又在上海对朱熔基进行考察，邓发现朱熔基尽管身在上海，却对全国经济状况十分了解。最今他感兴趣的是，朱熔基手中并没有笔记本，却能讲出许多准确的数字。
大年初一，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春节团拜会，朱在台下陪杨尚昆，而由黄菊「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体与会同志拜年」。参加会议的都是上海司局级以上的干部，他们一下子议论开了：「朱熔基要到北京去？」有一位干部直接问朱熔基的秘书。朱熔基的秘书神秘地一笑，不作回答。
然而，邓小平刚刚回到北京，就看到李鹏写给政治局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去年五月，当党和国家需要我出来贡献时，我站了出来。现在，如果党和国家衡量利弊，需要我退下来，我愿意退。我是技术干部出身，缺乏管理国家行政工作的能力，就我的本意，也希望重新干我的技术工作。
作家徐勤业认为，这封「言辞恳切」的信，分明是陈云、李先念这帮老人，对邓小平过於重视上海帮，压低李鹏的一个挑战。当时中国大陆尚未从「六四」阴影下解脱出来，邓小平魄力再大，也不敢在带血的伤口上抹盐，於是在李鹏的信上作了「一动不如一静」的著名批示，稳定了老人的情绪。
就在邓小平批示三天後，朱熔基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这一段时期，关於我要到北京去当什麽副总理的说法，全是没有根据的。你们想，小平同志刚刚批准了我们的开发浦东的计划，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我怎麽就可能走呢？也不好向上海人民交代啊！」
同时，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亦向海外传媒吹风：「上海的工作这麽重要，朱熔基怎麽能突然离开呢？」
但是，九一年二月邓小平再次到上海过春节时，即向朱熔基挑明了调他到国务院工作的想法。同时，邓小平又委托杨尚昆召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一班领导，传达朱熔基近期内上调的「中央决定」。
为了使上海的人事安排有一段过度，并安排先由黄菊以「常务副市长」的名义，接替朱熔基的市政府工作，待上海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时，再正式接替市长职务。
三月七日，上海各大新闻媒介首次以「常务副市长」的头衔报导黄菊的活动，这等於是把朱熔基将另谋高就的消息正式透露出来。
邓小平寄予厚望
邓小平为什麽力排众议，非要选拔朱熔基不可呢？据知情人士分析，除了朱熔基在「六四」前後与北京等地截然不同的稳定局面的政治手段，深获邓小平赞赏外，还是因为邓小平急於寻求推进改革的新战略有关。
当时，一百萦绕邓小平脑海中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路子应该从哪里走起？中央计划经济这条路不能再走，实践证明这是产生官僚主义、浪费资源，全国上下都无积极性的根源之一。可是邓对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不放心，担心中央失去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贫富差距拉大，国家没有能力处理影响全局的大事。
邓小平曾非常赞赏赵紫阳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设想，但是「六四」之後，党内理论左派攻击赵紫阳的这个设想是「资本主义经济格式的翻版」。这派政治势力强调说，「完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国际的资产阶级就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渠道，介入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政治阴谋」等等。
理论左派的这种论调，往大陆经济体制改革中插进一支意识形态的「楔子」，使邓小平不能顺利按照自己的思路，选择新的改革战略：更主要的是，至今中国政治舞台上，尚没有一个像赵紫阳那样足智多谋的势力人物。能在实践上与邓小平的思路相配合，开拓出一条崭新的改革路子，所以邓小平意欲寻找这么一个人物。
九一年春节，当朱熔基汇报到浦东开发要金融、贸易、基础设施三个先行的时候，邓小平连日称赞说：「我讲改革要有新思路，就是讲改革要有不同於前十年的新办法、新措施。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於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於把计刊经济等同於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於资本主义。这一看法，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已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了，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在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滞，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备，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於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依我看，今天还存在这个问题：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就缺乏生气，工作也很难搞上去…」
出任副总理
邓小平对朱熔基讲这麽一番话，其用意是相当明显，他希望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中，朱熔基能像赵紫阳那样成长起来，打破大陆改革开放停滞不前的局面。
据说，当邓小平决定正式提升朱熔基为副总理时，姚依林随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说：「这么一天一个令，让人家怎麽工作？」邓小平听到後，怒斥道：「如干不了，就别干，退下来，让其他同志干。」
按著，邓小平又对杨尚昆说：「姚这个人不行，身体不好，又不让出来，国务院工作搞不上去，他有一半责任。」姚依林一听，就表示要请长假。那不是正中邓小平的下怀麽？陈云出来打圆场，让姚依林边工作、边休息。「李鹏在家，依林可以多休息，李鹏外出，依林可以多工作。」这才算把绷紧了的弓，调整了弦。
九一年四月十二日，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朱熔基正式被任命为副总理。李鹏在向人大提请任命朱熔基的议案时，说他「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对我国经济情况比较熟悉。事业心强，工作有魄力，勇於开拓，处理问题比较扎实稳重，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政策理论水平。作风正派，团结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
李鹏当然忘不了刻意强调：邹家华、朱熔基、钱其琛三人「在八九年制止动乱和平息北京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党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此时，朱熔基正率领上海市政府代表团在荷兰等西方工业国家访问。
一位外国记者曾问朱熔基：「你在上海最大的失败是什麽？」他的回答是那麽自信、坦率：「没有。」
四月二十六日，朱熔基结束欧洲之行，直接到北京向国务院报到，还末来得及参加国务院的一次办公会议，即接到通知说陈云同志在上海等他。二十七日晚，朱熔基急飞上海，次日即赶陈云下榻的西郊宾馆二号楼单独晋见。
谈话中，陈云说他早已经从有关同志那里听过朱熔基的情况介绍，所以在同小平同志商量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你」。然後，他又对朱在上海的工作作了肯定。
单独会见之後，陈云又命秘书把在外面听候的新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副市长黄菊叫进去，给他们三人各书赠一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箴言条幅。
陈云用转机接到北京
陈云明确表示说：他这「十五字箴言」，就是针对十年改革的教训而发的。
照理，陈云每年数度去上海从来都是不对外公开的，但这次陈云办公室却通知新华社记者到场，然後即向全国发了消息照片。
四月三十日，陈云请朱熔基乘他的专机一起回北京。此间有什麽交易外界自然无法知道。但北京立刻就传出消息说朱熔基是邓小平和陈云双双看好的「接班人」，不然陈云怎麽会亲自乘专机接他进京？
无论朱熔基仅仅是被邓小平看好，还是被邓、陈二人双双看好，朱熔基至少是绝对不敢冒犯陈云，这是他稳住地位的必要前提。
朱熔基记得，就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邓小平曾经两次让胡启立给胡耀邦带话说：也要注意一下反击右的倾向了。胡耀邦置之不理，於是有了那次让他下台的「党内生活会」；赵紫阳还是党的总书记的时候，因为陈云同胡启立说了赵紫阳不懂哲学，赵紫阳不服，於是陈云批评赵紫阳的讲话，竟然以党内文件形式向下传达。
所以，朱熔基在陈云的笑脸面前唯唯称诺，同江泽民、李鹏在邓小平的怒容面前连连自我掌嘴的表现一样，都是在忍辱负重。
朱熔基进京後发现，原来国务院的人马已经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他下脚的地方。
邹家华同任副总理後，还是原来的分工，主管计委。国家计委一直是国务院中最有实权的部门，素来有「小国务院」之称。既然要管整个国家的综合计划，所以它的国民经济综合司、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的设立不足为怪，但同时，它还设有机电司、科技司、农村经济司、财政金融司……，甚至对外经济贸易司。
也就是说，计委的下属机构设置与经济和生产有关的国务院各部委「对口」，难怪有些国务院的部委负责人发牢骚说：计委的一个司长能管我们一个部的部长。
国务院其他与经济和生产有关的，则都归口在姚依林和田纪云的名下，所以朱熔基没得可管。他贵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不敢轻易对国务院的部长们发号施今。曾长期在国务院系统工作的朱熔基，深知那些部委长官个个都是有背景的，你不小心得罪一个人，说不定就踩了他的「联络线」、解了他的「关系网」，那可能让你吃不了，兜著走！
而过去经常因病往院的姚依林此时异常积极，表示「还可以干」。所以朱熔基在家里了一个多星期也没动静，没有人给他安排工作。
初进中南海
邓小平知道後，找薄一波谈话：「年轻同志作事，我们应该支持，为什麽总要嘀嘀咕咕呢？中央已经决定的东西，无论什麽人都不要说三道四，放手让人干。请你转告朱熔基，让他不要在北京不动，要多走走看看，才会长见识，搞调查研究很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模式。谁要总结十年，我看这一条首先值得总结。」
这段话经薄一波分别向王震、彭真、姚依林、李先念等人谈话时作了传达。这样朱熔基头上笼罩著的一片乌云总算暂时散开了。
邓小平同时让杨尚昆告诉李鹏「应该尽快给朱熔基同志安排工作。」李鹏这才於五月十三日找朱熔基谈话，说让他分管工业和交通部门的工作。
六月十三日，国务院下发文件，给朱熔基任命了数项兼职，包括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领导小组组长……。
但这所有的单位都不是常设机构，当时即有国务院的干部讥笑朱熔基说：如果他还嫌不够的话，还可以给他安排一个中国预防控制爱滋病委员会主任。
在朱熔基的数项兼职中，比较有权力的是「生产办主任」。正是这个生产办，後来演变成经贸办、经贸委，为朱熔基在国务院系统权力的扩张，确立了基本的立足点。
经委在八八年春正式撤销後，经委的大部分司局并入计委，中共却在同年七月成立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行使经委的部分职权。主任张彦宁，同时兼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副主任叶青，同时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市际上是一个两头不著边的临时性机构。
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经济出现效益滑坡後，生产协调工作愈来愈重，原国家经委的救火队作用愈显重要，由於企管会不能发挥原有经委功能，中共又成立了国务院生产委员会。
九一年朱熔基出任副总理後，国务院将生产委员会改名为「生产办」。生产办有点像文革前的国务院工交办公室，是超部委的协调办事机构，负责协调国务院工交系统的工业、交通生产和技术改造，对工交企业实施宏观调控和指导，培养企业管理人才，并指导各省经济委员会（或计划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的业务。
尽管国家经委的机构并未由此全面恢复，但一些新职能也被充实进来，诸如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城镇企业，这些在中央没爹没娘的孩子，纷纷投入生产办门下。
生产办最初共有五位副主任，张彦宁、赵维臣、朱育理、李祥林、杨昌基等。从他们几个人的过去经历看，朱熔基在人事安排问题上的确是动了一番脑筋。
生产办成为权力立足点
张彦宁大朱熔基一岁，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化工系，曾到苏联格罗茨宁百油联合企业实习，後来在甘肃、四川从事石油化工技术工作。
七十年代後期，张彦宁调入国家计委任生产组副组长。八十年代初转入经委任局长，八三年与朱熔基、赵维臣同时提升为副主任，经委撤销後再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务院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主任。九三年三月转任八界全国人大常委。
赵维臣是满族人，高级经济师，小朱熔基一岁。一九六二年毕业於清华大学机械系，是朱熔基的後期校友。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处长、生产组副组长，国家经委机械局副局长、经委委员兼局长、经委副主任、国务院口岸领道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七年在国家经委撤销前，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九三年三月转任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这两人都是朱熔基在国家经委工作时的同事，工作配合十分有默契。同时，因为朱熔基在建立生产办之初，就想到了这个机构应该如同当年的经委一样，与计委相互制约，所以才动员此二人与他维续为伍。
虽然他们三人在经委工作期间没有高低区别，各自年龄也只有一岁之差，就是因为经委撤销後，朱熔基去了上海才有了显露头角的机会，为日後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积累了本钱。假如当年朱熔基没有去上海，还是留在国务院某机关或到香港任许家屯副手，那麽他如今也可能仅仅出任个全国人大常委而已。
朱育理历任国家教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朱熔基兼任国务院「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领导小组组长时，朱育理兼任该小组办公室主任。一九九二年九月调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
李祥林曾任国务院电子信息系统推广运用办公室主任。一九八九年任国务院生产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九一年三月七日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
杨昌基原任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九九一年三月七日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八月九日任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副组长。
这三个人也是因为在朱熔基刚刚到国务院任副总理时，对他的工作颇为支持，才被他提名调到自己名下的「直属机构」。
为了加强生产办的「人事实力」，一九九二年四月朱熔基，又调来吉林省省长王忠禹出任生产办常务副主任，使其成为他的办公室推动日常工作的主要执行者。
重用王忠禹提高生产办地位
王忠禹一九三三年生於吉林长春郊区农村，幼年时接受私塾启蒙教育，後来就读於长春市自强小学及吉林省省立二中、长春市立三中（即东北师范大学附中前身）。一九五零年考人沈阳轻工业高级职业学校攻读制浆造纸专业。
一九五三年毕业後被分到吉林造纸厂担任技术员，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後任过该厂车间副主任。在「文革」期间，王忠禹曾被戴上资产阶级黑干将的帽子。七零年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
七一年五月中共因急於生产《毛泽东选集》用纸，需要它的技术，便把他调回吉林造纸厂任生产调度组的副组长。後来升任该厂计划科副科长、厂办公室主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七九年被提拔为吉林省第一轻工业厅副厅长，随即任厅长。
一九八一年王忠禹作为中共第三梯队重点培养对象，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一九八三年从中央党校毕业後，先是担任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成为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强晓初的主要智囊。一九八四年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一九八五年高狄被任命为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忠禹同时被提升为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主管宣传文教工作。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大上获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八八年高狄（「六四」事件後，被任命为（人民日报）杜长）的职务，被原河南省委书记何竹康替代，王忠禹随即兼任吉林省副省长，辅助同时兼任吉林省省长的何竹康。次年一月王忠禹代理吉林省省长，三月正式解除。
据中共报刊报导，九一年江泽民、朱熔基访问吉林时，王忠禹曾经陪同视察，洽商处理问题，他的才干和眼光受到朱熔基赏识。这可能是他上调北京的主要原因。其实在这之前，中央也曾考虑把他上调，但其後并没有落实。显然，朱熔基是提拔王忠禹的伯乐。
朱熔基之所以提拔王忠禹到自己手下，除了因为他长期在大型企业工作，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外，中共国务院有人还分析另一个原因：因为在王忠禹到任之前，朱熔基的生产办所任命的副主任，全部都是从副部级岗位上平调进去的。朱熔基曾因此向中组部建议，鉴於生产办的地位应该同国家计委一样，比国务院各部高半格，所以生产办副主任的前两位应该是正部级待遇。
建议提出後，中组部迟迟没有答覆，於是朱熔基干脆平调一个原来就是正部的干部进生产办，以证明该机构在国务院中的地位。
尽管生产办的阵营越来越强大，但它毕竟不是国家经委，而只是国务院的一个办事机构，仅能管企业的生产，而当时许多企业正逐步集团化，经营已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在这种变化之下，原来的机构体制显然很不适应，生产办在企业管理上，缺乏法理上足够的权威。
大经委小计委
这个时候，在中共建政之初即充当首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出了一个「大经委，小计委」的主意，该设想中共中央曾以白头文件下达，而且获得邓小平的支持。
有人甚至认为这是邓小平策划的政治游戏中又一场精彩片段。通过设立国家经贸办，再次向陈云控制的「鸟笼经济派」要权。将属於国家计委和其他部委，对国家大型企业的控制权，移交给朱熔基挂帅的经贸办。
这样一来，使得国务院的国家计委仅仅负责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管理法规制 定等工作，中国大陆经济和外贸的实权就完全落在了朱熔基手中。经贸办於九二年 六月十一日正式成立後，新华杜只发了一百多字的小消息，但这一机构的职能是前所末有的。
《中国青年报》随即刊登出所谓「独家新闻」，称经贸办是横跨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的宏观调控机构，是一种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的雒型，以适应「宏观管住，微观放活」的改革要求。经贸办未来将扩充职能，最後扩编成立为国务院下，主管经济贸易事务的最高层级单位--经济贸易委员会，地位将超过现在的国务院排名第一的超部级单位--国家计委。
而经贸办的官员更扬言说：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经贸办是国务院唯一的经济贸易管理机构，国家计委的职能将缩小到以市场信息为主，相当於一个国家级的经济贸易谘询机构。
当时，中共的政府机构改革已排上日程表，其趋势是部、委不再拥有直属企业，或转为行业总公司，人员、机构大幅度精简。而在机构精简的势头中，唯独经贸办要在原生产办的基本编制上扩编，显然是要把一些部、委的部分职能，移到经贸办来。
观察家们认为，在中国经济中，市场经济的比重已超过计划经济，「以产定销」正向「以销定产」的方向转变。在此形势下，成立经贸办的主要目的，绝非仅仅是让它填补经济机制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真空，也非单纯地对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的宏观调控，和日常工作协调一手抓起来。
经贸办无疑是生产办职能的延续，它下设十个局建制，分为生产调度局、生产计划局、企业管理局、技术改造局、科技局、资源节约和利用局、质量局等，人员编制二百五十人。
第十章 从改革的马前卒到权力的核心层(下)
所有企业的大老板
国务院经贸办副主任包括李岚清、王忠禹、张彦宁、赵维臣、李祥林、杨昌基、徐鹏航、陈清泰、石万鹏等九人，大部份为生产办原来的负责人。新任者包括李岚清、徐鹏航、陈清泰、石万鹏。
徐鹏航生於一九四零年，湖北黄梅人。一九六四年毕业於湖北省农业机械巷科学校。历任大冶县钢铁厂副厂长、党总支书记，大冶县副县长，中共黄石市委副书记，黄石市市长。一九八五年任湖北省副省长。一九九二年十月任国务院技术监督局局长。
陈清泰历任中共第二汽车制造厂厂长、二汽集团董事长。
石万鹏历任国家经委交通局副局长，国家计委生产调度司司长。一九九一年十月任国务院生产办副秘书长。
经贸办开张之後，朱熔基即开始利用企业集团的组建，将企业从中央部委和地方主管部门中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实体。大批的企业组成企业集团後，力量扩大，可以撇开官方的渠道，有自主权地按市场规律去安排自己的生意，而朱熔基则成为了国家所有大型企业的大老板。
从九二年六月，李岚清出任经贸办笫一副主任时，即正式成为朱熔基的副手。李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不爱出风头，改革派得势时，他的才干可以得到发挥，而保守派得势时，他亦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或屈服於压力，或逃避，不至於与保守派产生争执。
但李岚清亦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性格和工作作风正好辅佐朱熔基：另一个有利於他们合作的因素是，他们都获得中共元老薄一波的赏识。
李岚清作为中共开放早期引进外资和科技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共外贸体制改革的主导者，这些「政绩」虽一度遭到非议，但最终获得最高层的肯定。更利於李岚清的是，召开「十四大」的九二年，正是中共外贸获得猛进的一年，总额超过一千五百亿美元。
李岚清一九三二年出生於江苏镇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的影响，使他自幼好学，并能接受正规教育。四十年代末，李岚清即就读於上海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而且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担任了该校学生会副主席。
一九五二年大学毕业，李岚清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计划科，几年後被派到苏联利哈乔夫汽车厂和高尔基汽车厂实习。
五七年李岚清回国之後，再到长春第一次车制造厂计划科当科长。他的才华很快引起了厂长饶斌的注意。饶任过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中共建政後即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李岚清成为副手
五九年，饶斌调到北京任一机部副部长。由於李岚清擅长写作，又有留学经验，亦随饶斌调到北京，任娆斌的秘书。
这对於李岚清的仕途是关键的一步。当时一机部部长为赵尔陆。赵是中共早期重要军事领导人，任过第四野战军第二参谋长，五五年获上将军衔。中共建政後，赵主要担任国防工业系统领导人。
赵尔陆对李岚清极为欣赏，曾亲自将李介绍给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六零年，赵尔陆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第二年饶斌也调任同职，李岚清成了国家经委主任室的秘书。
「文革」开始後，薄一波、赵尔陆均遭到冲击。薄一波被打成「叛徒、三反分子、刘少奇爪牙」，赵尔陆更被迫害至死。
李岚清亦受到波及，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科长职务被免除。六九年到七二年，李岚清被下放到国家经委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三年。不过，那段备受压抑的精力，成了日後从政的本钱。假如他在文革中对赵尔陆、薄一波踏上一脚，他就难有今日的辉煌。
薄一波正是八零年代以来中共人事的主要安排者。从某种程度上讲，李岚清受益於薄一波这位「老首长」。
一九七二年，李岚清得以复出，被调到华中支援三线建设。当时他的老首长饶斌任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厂长，李岚清因而得以出任计划处副处长、发动机厂党委第一书记，後任第三汽车制造厂建厂指挥部副指挥、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
长期在大型企业工作的实践，使他对中国的企业管理有第一手经验，知道中国企业的弊端所在，这为他後来的主持外贸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五届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协调和管理全国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对外经济贸易部成为其所属单位之一。当时薄一波已经获得平反，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饶斌则调任一机部部长。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李岚清也被调任国家进出口委政府贷款办公室负责人，李岚清虽是第一次涉足中共外贸系统，但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很快显露出来，他利用政府贷款扶植优质出口商品的生产，迅速建立起遍布全国的外贸出口基地。
一九八三年四月，李岚清调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对外经贸、开发区、旅游、港口管理等工作，辅助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天津人对他的评价是：颇具开拓精神，且建树甚多。
李岚消在天津的政绩主要有三件事，一是主持创建了全国第一家外商投资服务中心；第二是积极参与要求中央下放天津港口的权力；第三是参与了天津经济开发区的筹建工作。
经贸委地位扬升
天津的工作经历，为李岚清积累了政治资本。更重要的是，在李瑞环与陈伟达（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斗争中，李岚清比较支持李瑞环，李瑞环八九年成为中共权力核心层政治局常委的成员，对李岚清的晋升自然有益。
八五年结冻「外放」生涯，回到了经贸部，任经贸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据知情者透露，李岚清当时返回经贸部，系赵紫阳亲自点的将，要李主持外贸体制改革工作。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大上，李岚清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当时的部长郑拓彬是一个「外贸元老」，五三年开始即在外贸部工作。郑的文化水平较低，并不适应外贸的发展，经贸部的日常工作多由李岚清主导。
李岚清在副部长任内大刀阔斧，除主持创建保税区外，还对外贸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九零年十二月李岚清替代郑拓彬，正式出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
九一年元旦起，中共对外贸易实行取消出口补贴、「自负盈亏」的新体制，这是李岚清上任放的第一把火。其後继续推出一系列大的改革措施，呼吁尽早颁布实施「对外贸易法」、「反倾销法」，进一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使中共外贸出口体制，逐步符合国际贸易规范。李岚清也因此塑造了自己「实干」、「改革」的个人形象。
一九九二年十月，随著朱熔基正式进入党的核心决策层，李岚清成为政治局委员，并等待在次年召开的八届人大上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经贸办的领导力量被再次加强。
一九九三年三月在中共十四大上，王忠禹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杨昌基获任中纪委委员。自此，人们已经明白朱熔基已经开始扮演第一副总理的角色，主管国务院大部分工作，而李岚清则接替朱熔基刚刚进入国务院时的角色。
在九三年三月的中共八届人大上，经贸办正式升格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由王忠禹出任主任。
九三年五月七日，经济贸易委员会正式挂牌办公。王忠禹在中外记者会上说，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熔基和副总理李岚清共同主管经贸委。经贸委作为国务院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能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搞好宏观调控，协调服务。
九一年六月，朱熔基除兼任国务院生产办主任外，另一个重要的兼职是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组长。所谓「三角债」是指甲欠乙的债，乙欠丙的债，丙又欠甲的债。
但作为中国商业现象的三角债，其本质并非只是商业现象，而是经济体制中所存弊端的外在表现，因而要处理起来格外困难。
「三角债」死结难解
八八年李鹏亲自抓过「三角债」的问题，他强调制度化、统一化，要把大型工矿企业、重点项目、主要产品都集中到中央计划内，搞「全国一盘棋」，结果是一筹莫展。
在八九年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李鹏不得不坦承：「三角债、产品质量、生产效益，这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短时间内很难解决」。後来常务副总理姚依林又接管清理「三角债」的非但问题末获解决，「三角债」现象反而更加恶化。
到一九九零年七月，大陆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到百三千多亿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全国八百多家大型国营企业拖欠的。姚依林提出「必须严格执行中央计划，该统的就统，不能分散。」不过姚的意见末获政治局采纳，於是姚依林托病休假。
李鹏让朱熔基具体负责清理「三角债」，一般认为是保守派人士给朱熔基出的难题。但正是这个难题，给朱熔基提供了发挥才干的机会。
面对「三角债」这种积重难返的债务连锁现象，犹如面对一种病情严重的综合症，能否治愈取决於大夫的医道。
朱熔基首先组织一批专家、企业行政主管人员，召开清理「三角债」专题会议，给「三角债」综合症找出了症结所在：其一，基本建设、技术改造项目投资缺口严重，相当部分是依靠拖欠来弥补投资缺口的；二、大中型国营企业亏损严重，由於亏损使企业支付能力大大削弱，形成大量的拖欠货款；三、全国县以上的工业企业的生产成品比正常库存量多出八百亿元左右，乡镇企业甚至更为严重。由於产品实现不了最终消费，商品不能转为货币，企业无钱购买燃料和原材料，为了支撑生产，只有依靠拖欠来过日子。与此同时，各地商品交易秩序混乱，结算纪律松弛，信用观念淡薄，也是形成「三角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搭脉找出病症根源之後，朱熔基认为，「三角债」的形成，是诸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运行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集中表现。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取得突破，以清理「三角债」为突破口，整顿生产秩序和金融纪律，才能使大中型企业逐步搞活。
会议之後第三天，朱熔基便先後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重工业区。通过试点，提出了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治标而又治本的解决措施，疏通资金循环渠道，解开债务链。
他的明确而严厉的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只用了二十六天，仅东北三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就清理拖欠款一百二十五亿元。
利用舆论监督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