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六四」过後的几天里，已经知道自己将正式接替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正在北京踌蹰满志地等待登基的江泽民，却对朱熔基的政治表现非常不满意。
朱熔基的那份不提「反革命暴乱」之类政治词汇，把北京的事情说成「事实真相终将大白」的讲话录像带送到北京後，江泽民非常恼火，打电话教训朱熔基说：对於北京的这场事件，中央已经明确定性和表态，上海现在用这样的宣传口径不行，同中央的口径太不一致。另外，全国有一个上海立场不鲜明，不明确表态支持党中央的平暴决策，其他省和自治区也可以随之效法。这麽大的政治责任你负得起吗？
正是因为有来自江泽民的直接压力，这才有了朱熔基那句「真相已经大白」的事後找补，而且，朱熔基也不得不在此後的一些讲话中，提一两句「反革命动暴乱」之类的「定性」的言语。
是心慈手软还是毫不留情
关於上海市对八九年的「六四」分于处理违反司法程序的问题，朱熔基本人到底负有多大的责任，都有待於不久的将来让事实真相「大白放天下」。不过，朱氏本人在六月十日的电视讲话中，确实讲到了要将光新路道口事件的责任者进行公审，「依法从重、从严、从快予以惩处」的话。
一位自称了解朱熔基其人的「六四」分子认为，朱熔基在处理「六四」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公开场合，还是扮演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地方领导人形象。至於在处理少数纵火者问题上，确实是在操作手段上有点说不过去，但是对於任何一个思想意识相对开明的中共领导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要求他们做出在一个法制健全、政治民主的大环境下的表现，不免太苛。
九零年六月朱熔基访问香港期间，正赶上香港纪念「六四」一周年的活动刚刚结束，许多关心中国大陆政治形势的香港人，都还继续沉浸在悼念「六四」死难者的悲痛，及对中共武力处理民运的反感情绪之中。
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到上海方面对「六四」民运人士的处理时，朱熔基保证说：因为考虑到他们是学生，我们没有按反革命罪来起诉，我们总共拘留的人不到一百人，过去已经陆续释放了好几批，包括这次释放约二十一人以後，现在只剩下几个人。我们在继续审查，希望将来能够根据法律和他们的具体情况很快地释放他们。
当时，虽然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包括江泽民、李鹏、乔石等虽然也都先後在不同场合表示了对参与「六四」的学生进行「从宽处理」，但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话说得像朱熔基那样肯定，即把最後剩的几个人也都放掉。
另外，「六四」之後，北京基於对外影响及海外人权压力的结果，对所谓「动乱」分子的处理，大都采取了「从宽」政策。海外有报导说，中共对北京地区的「动乱」分子从宽，是做给国际舆论看的，但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动乱分子」绝大部分都判的很重。
这类文章的说法基本符合事实，但要更准确地说，「从宽」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相对而言)，应要加上上海。
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朱熔基还说：「至於说，上海处理去年的动乱，这个我们完全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的指示来处理的。」
朱熔基这句话传到中共中央，可以被理解为他是在表白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外人听了这句话，则可以理解为朱熔基在上海「处理去年的动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有上面的「指示」。
集上海党政大权於一身
在「六四」事件之前，由於江泽民受命进京，朱熔基已经接获中共中央通知，全面主持上海党政工作。同年八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朱熔基兼任市委书记职务。自中共废除「党委一元化领导」制度以後，「六四」以前只有天津市的李瑞环是集党政大权於一身；「六四」後相当长一段时间，也只有朱熔基集党政权於一身。
朱熔基是中共建政後第十任上海市委书记，从此即意味著他开始步入中共最高层，人们都相信他至少会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新贵。因为上海作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城市，它的首脑人物，後来大多成为中共最高层的领导者，远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近有彭冲、江泽民。
据上海的新闻工作者透露，朱熔基在中共上海市委及市政府领导成员中，是最早知道江泽民将要出任中共总书记职务的。
「六四」镇压前夕，江泽民匆匆从北京赶回上海，召集市委一班人开会，在会上简单布置了一下工作以後，即宣布自己不在上海期间，上海市委的工作也由朱熔基全面负责，然後便宣布散会，开始与朱熔基的单独长谈。谈话前，江泽民说了一句没有必要记录了，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及江、朱二人的秘书都很知趣地退场了。
谈话过後，朱熔基驱车前往机场为江泽民送行，在场者看到江泽民单独使用了一架空军专机。他们猜测，或是因为北京形势紧张，所以江泽民来不及搭乘民航飞机；要麽就是江泽民可能高升了（中共政治局委员一般情况没有资格乘专机，政治局常委才有此资格）。胆大者问朱熔基是怎麽回事，朱熔基只是紧绷著脸，一句不答。
「六四」开枪之夜，因为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大街二十二号楼一北京市较有名的一座「高干楼」，正好位於开枪部队从西面进城的必经之路上，在部队最疯狂的时候，这座楼里的高干家属也有死伤。但力主开枪镇压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全家早在开枪之前就早早搬离了这座楼。此事充分可以证明，中共最高层对於「六四」当夜可能发生的凶惨事件，是早有准备的。
在上海有人传说，朱熔基在五月下旬似乎已经闻到了北京的血腥味，所以立刻打电话将其在北京的妻子和女儿召到上海，命令她们老老实实待在家裹，不准上街。
如果此传说属实，那就证明「六四」开枪之前，江泽民即已经就北京的局势发展，同朱熔基全部摊牌了。
走在政治钢丝上
「六四」枪声响过以後，虽然在八九年六月上、中旬内没见江泽民公开露面，但中共上海市委接到的一些中央文件或书面指示中，尤其是一些对於宣传工作的指示中，常见有江泽民的签名在上面。於是，大多数还被蒙在鼓裹的上海市委领导人员，纷纷猜测江泽民可能要被留在中央专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了。
上海市委 人问朱熔基：「江书记这次是不是要进政治局常委了？」
「进常委接谁的工作？」朱熔基故做不解地反问。
「当然是接胡启立了。」问话人答道。
「这是中央的事情，我们现在只管稳定上海。中央的事情不是我们该管的，想管也管不了。」朱熔基说完这番话，即又埋头审阅《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送审的稿样。
六月二十二日，朱熔基飞往北京。二十五日，中共公布了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江泽民正式当上了中共总书记。
回到上海後，朱熔基在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以後才透露说，其实他早已经知道了江泽民将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的安排。「但是，」朱熔基解释说：「因为江泽民同志出任总书记还要经过四中全会的选举，所以这个消息不宜提前传出来。」
後来，曾经有上海市委的干部问朱熔基说：江泽民同志当党的总书记您是否赞成？「你别忘了，我在中央仅仅是个中央候补委员，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朱熔基回答。
一位中共高干分析朱熔基在「六四」过程中的表现时认为，假如当时党内的政治斗争是赵紫阳占了上风，在「五四」讲话的基础上继续因势利导，安抚人心，那麽江泽民必然会因处理《导报）事件不当，而被作为「诱发学潮升级」的替罪羊，朱熔基因温和手段所建立的形像，自然是上海党政职务一把抓。而後来的结果是中共强硬派斗垮了赵紫阳，江泽民不但不是替罪羊，反而因此坐上了总书记的宝座，朱熔基则因控制上海动乱末致扩大的成绩，照样是上海党政职务一把抓。再到後来，邓小平即使为了缓和世界舆论压力，重塑中共改革开放的对外形象，也必须要提拔形像与工作成绩兼具的朱熔基进入中共决策阶层。
六四期间，朱熔基走在「政治钢丝」上的技艺，的确超人一等，难怪官运亨通。
第八章 从经济干才到外交长才
众所周之，因为一场「六四」镇压及日後的政治清查，使得邓小平一手发动的改革事业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首先是大陆的意识形态界，发生了彻底否定改革，全面复辟的现象，以邓力群和胡乔木为首的一批左派理论家，并不满足於邓小平指示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在经济理论领域，和经济实践领域，开展了「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甚至喊出了要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的口号。
而在生产管理领域，李鹏则藉「治理整顿」为名，开始全面否定赵紫阳在台上时的经济政策。他和江泽民都把当时群众自发起来支持学生反政府的原因，归结为不堪忍受通货膨胀之苦，而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又被他们归结为赵紫阳的「资产阶级改革观」，赵紫阳主张全面的市场经济误导的结果。
於是，在江泽民和李鹏的支持、纵容下，从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以後到九二年初，中共的宣传机器，曾经对「市场经济」进行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批判和讨伐。直到九二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被中共内部传达之後，像《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介，才停止了对「市场经济」到底是姓「社」是姓「资」的所谓「理论探讨」。
邓小平急於打破「六四」困局
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四日，中共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在此之前，为了方便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邓小平，能够名正言顺地出席会议并讲话，先於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请邓小平到场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了「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关键内容。
而江泽民则提出建议说：小平同志本月九日在接见戒严部队干部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我们政治局的同志们都认为是非常英明的。另外，小平同志也提出了我们过去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不变，「除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所以我建议在公开发表小平同志讲话时，把「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句话，改成「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据说，当时邓小平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了一句：我只管强调大的方向，具体的问题你们政治局的一班人看著办。
把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成「市场调节」，表面上看是符合邓小平首肯的「变动一下」「个别言语」，但这两字之差却整个改变了当时中共经济改革政策的根本方向。
此後，当邓小平发现江泽民和李鹏，利用他那句在整顿时期「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的讲话，不但在理论上，怂恿邓力群和胡乔木等人，大肆声讨市场经济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也完全遵从陈云强化计划经济的指示时，他曾经叫杨尚昆向江、李专门打过招呼，警告此二人「不可藉口治理整顿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开倒车」，但江、李二人对邓小平的指示充耳不闻。
九一年六月，江泽民 托邓力群、袁木等人为他起草纪念中共建党七十周年讲话，在讲话中强调了批判「资产阶级改革开放观」的内容。为此，邓小平感到忍无可忍，这才有了南巡讲话中最刺激江泽民那句话：十三大路线必须坚持，谁否定十三大路线谁下台。
以上是当时的国内形势，而当时的国际形势则更今邓小平感到沮丧。先是各个西方国家的严重抗议，然後是西方工业国联合制裁，接著又是原定到华访问的西方领导人纷纷毁约，而原定邀请中国大陆领导人前去访问的国家，更是以种种藉口阻止成行。
据说，邓小平的子女向邓小平分析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时，曾经不无担忧地说：您老人家花了十年心血，一手树立起了改革开放这面大旗，如今对内改革明显在开倒车，对外开放就是你继续敞开大门，人家都不敢进来或不愿进来，这种局面不改变不行。
利用朱熔基在外界的开明形象
这就是邓小平当时要重新物色一个得力人物，入主中共高层改变内外困境的客观原因。而所以选中了朱熔基，首先是因为邓小平通过对朱熔基的考查，和朱熔基在上海几年的经济工作表现，认定他「懂经济」，具实干精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认定朱熔基能够为中共打破「四面楚歌」的国际困境。
自朱熔基入主中共决策圈後，几乎所有的海外媒介，都一致称赞朱熔基在「六四」中的表现开明，同时又一致认为朱熔基是邓小平一手提拔。但是没有人分析，邓小平为什麽要重用一个对於党中央「六四平暴」的「英明决策」态度暧昧者，而且还是一个五八年的老右派（坚持不给那场曾今朱熔基整整耽误了二十年大好青春的「反右」斗争彻底平反的，也是邓小平）。
用朱熔基曾经给邓小平当过秘书，来说明他被邓小平看好显然没有说服力。前有胡耀邦，中有赵紫阳，後有杨家兄弟，他们四个人当初哪个人同邓小平的关系，不比朱熔基同邓小平的关系密切 即使朱熔基给邓小平当过秘书。可是，前述四个人都因为「政治上软」所以先後失势（杨家兄弟失势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想在「六四」问题上给自己留後路，所以说到底也是「政治上软」）。
朱熔基被邓小平看好的关键原因，其实有两点，一是显性的因素--他「懂经济」，二是隐性的因素--他被海外看成「中国的戈巴契夫」。
「六四」後不久，随著朱熔基在中共政坛上日渐走红，海外媒介，尤其是被中共政权视为「海外反动刊物」的一批报章杂志，已经连续烧起了好几场「朱熔基热」，虽然也有一些政冶评论家对朱熔基能否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表示怀疑，但因为朱熔基的「右派」背景和「历史的真相终将大白放天下」那句话，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政治上开明」这一点。
而邓小平对於朱熔基是（或者将「堕落」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的海外评论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很可能就是要利用海外舆论，把朱熔基看成「中国的戈巴契夫」这一点，打破孤立的型态。
「六四」惨案後，李鹏成了众矢之的。美国国务卿到中国大陆访问时，事先最为头痛的就是不见李鹏不行，而见了李鹏又如何避免同他握手，尤其避免被现场采访的记者拍到双方握手的镜头。
李鹏藉出席联合国会议到了美国，时任美国总统布希最头痛的，也是如何避开与李鹏的会面，因为如果他对李鹏稍微表现出一点欢迎之情，他在即将面临的全国大选中的信任票，无疑就要一落千丈。
在这样的尴尬局面下，邓小平等人也不得不承认，继续让李鹏在国际上露脸，尤其是让他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不但起不到打开国际困境的作用，而且只会把事情越弄越糟。于是，邓小平自然想到了朱熔基被外界认定为「政治开明」的优势。
经济软政治硬
一九八五年，著名报人陆铿曾经在中南海访问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当时的谈论话题涉及了对台动武、评价毛泽东、中共人事变动、新闻自由、魏京生与西单民主墙、大陆人权等诸多敏感话题。
事後，陆铿将访问内容整理发表，在海外引起轰动，并因而评价胡在政治上的开明。为此，胡耀邦吃尽了苦头。他下台後，中共内部文件上曾提到，胡在接受「海外反动记者」的采访时「泄露国家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听到此事後，陆铿深感自己「一言丧邦」，曾向胡写信致歉。
因为有过如此重大的教训，所以海外一些政治评论家，一边撰文对朱熔基的政治开明大加赞赏，一边又根据当年胡耀邦的教训，担心把朱熔基称为「中国的戈巴契夫」会让中共左派抓到把柄，直接影响到朱熔基的职务升迁，甚至断送朱熔基的政治前途。
事实上，时移事变，现在恰恰是因为朱熔基被外界称之为「中国的戈巴契夫」，才加重了他在邓小平那里的份量。因为邓小平心里十分明白，既要打破「六四」後的中共外交僵局，唯一的办法就是推出一个被海外，被西方认定为政治形象开明，没有「六四」负债的人物出面，才能推展「外交」。
至於朱熔基本人是否真的如海外所评价的那样开明，他是否是戈巴契夫式的人物，邓小平肯定考虑过。而让邓小平能够充分放心的是八九年「六四」以前，是因为两任总书记都在政治上「软」才出了问题，而现在有江泽民和李鹏在台上，就足可以保证政治上「硬」了。那麽让朱熔基上去与江、李搭档，就能够成功地保证朱在经济上「硬」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又让他在政治上「软」（如果他真是在政治上「软」的话）的「短处」是即使想发挥也会受到限制。
所以中共十四大之後所确立的领导体制中，加进了一个关键人物朱熔基，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邓小平所谓的「两手硬」政策。
邓小平所玩的「朱熔基外交」，始於上海的「浦东开发」。
九零年四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五月三日，朱熔基亲自为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开发规划研究室主持挂牌仪式。随即又率领庞大的「上海经济代表团」出访香港、新加坡，推销浦东开发计划，同时为中共打破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局面。
香港掀起朱熔基热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中共一开始只能靠长袖善舞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西方外交场合上「力挽狂澜」。而在朱熔基未到国务院任职前，因为上海市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外商界又看好浦东开发这块肥肉，同时也因为海外对朱熔基在中共政坛上的前途日益看涨，所以他的出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代表整个中共政权的意义。
後来的事实证明，朱熔基的出访不仅使中共在国际上建立了一定的形像，尤其为中共与西方国家重归於好，挽回因「六四」开枪造成的外交颓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香港人尚未从「六四」的梦魇中醒过神来，又为九七年的即将来临惶恐不安，朱熔基以上海市市长身分的到来，虽然无法挽狂澜於既到，但多数香港人视他为「六四」以後第一个愿意且敢於到香港进行正式、公开访问的高级官员，所以对朱熔基没有恶感，又有了受到重视的感觉（这与当时朱熔基即将赴京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传闻有关）。
当时，朱熔基公开表示自己欣赏香港的发展，可作为上海的借鉴。他说：「四九年时很多上海人到香港发展，带动了香港经济，希望在九零年代，一些港人会返回上海帮助上海的发展。」
他不像一般中共高官那样，刻板地回避记者。访港的最後一天，在外国记者俱乐部早餐时，他鼓励记者多写批评文章。他说：「传播媒介的批评很重要，我曾把香港的一些文章在上海的报章上转载。」
由於香港市民在八九学运期间，鼎力支持对抗政府的学生，「六四」事件後又积极帮助异议知识分子逃离「虎口」，一些极左派的中共高官因而视香港为「反共的前哨基地」，一时把香港空气搞得十分紧张。朱熔基却说：「不管香港是什麽基地，我都愿意来。」
这些言论给香港人留下了良好得印象。与此同时，「浦东开发区」的推介工作进行得也颇为成功，他表示在末来二、三年内，市政府能做好基层的投资工作，浦东的发展能够吸引外资，并希望在五年内能开始进行外来投资。
朱熔基访港加重了中共制约美国的砝码，在对待美国是否取消中共贸易最优惠国政策上，中共与香港人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使美国人认识到香港大陆毕竟是唇齿相依。
随著中共新华社将朱熔基这些讲话及香港人的反应，用「内参」形式上报中共高层，强硬派人士个个无比愤怒。
其中有人上奏邓小平和政治局说：朱熔基在香港的讲话问题很多，尤其是在对平息反革命动暴乱的问题上，他讲话的内容同党中央的精神很不一致。一旦说起「六四」，他就说那是根据中央指示办的，这是什麽意思？想说明他没有责任？我看他对海外说他是「中国的戈巴契夫」不但不反感，反而很得意。
辩才无疑攻守俱佳
当江泽民把这些意见传达给朱熔基时，朱熔基反驳说：我看不是我的政治立场有问题，恰恰是提这种意见的同志政治立场有问题，「六四」平暴对我们党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承认是好事，是正确，就应该表扬我不揽功，不自吹自擂才对，怎麽能说我是怕担责任呢？
如此一番巧妙的自我辩百，今江泽民再也找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来。
结束香港之行後，朱熔基旋抵新加坡，参加了该国贸易发展局，专门为上海市经济代表团举行的座谈会，并接受了总理李光耀的宴请。
这次访问新加坡，使得朱熔基对自己出任未来的中共领导人信心大增。在此之前，基於前苏联及东欧等国家的前车之鉴，朱熔基对於中共的政治与经济两头参差发展的前途，并不是很乐观。而到新加坡参观并听取李光耀的施政经验後，朱熔基终於相信政治独裁加经济自由化，这种所谓的「亚洲模式」，还是有可能在中国大陆取得成功的。
九一年春节前，趁陪同邓小平在上海过冬之际，朱熔基向他详细汇报了访问新加坡的观感及新加坡经济成功的经验，认为新加坡有许多的经验，值得中国大陆学习和参考。邓小平听过後非常兴奋，要朱熔基去国务院工作後，一定要好好把李光耀的治国经验学到手。邓小平还特别要求朱熔基，把新加坡政府廉政建设的经验，同江泽民和乔石汇报。
果然，朱熔基国务院工作不久，中共各级干部中即掀起了一股「新加坡考察热」。
「六四」以後，虽然中共政权一再於公开场合打肿脸充胖子，扬言「绝不屈服於外来反动势力的任何压力」，但它在九零年中即以实行「人道主义」，同意方励之夫妇出国治病为藉口，与美国方面达成礼送方励之出境的协意，已经充分表明他急於同美国恢复两国「正常友好关系」。
虽然当时的美国布希政府，也不愿同中共政权的关系彻底搞僵，但前提却是绝不接受李鹏前往访问，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於是，中共政权想出了一个不得已的补救措施，即组织一个中国市长代表团到美国周游一圈，既达到向美国政府示好的目的，又能收到让这些中国大陆的主要经济城市与美国各地加强经济贸易的实惠。
按理说，既然派出一个市长代表团出访，当然不能丢掉北京和天津，而这个代表团的团长理所当然也应由北京市长担任。比如，中国市长协会成立後，虽然有关章程上写明该会的会长，是由各市长轮流担任，但第一任会长必须是北京市长。
不避讳人权问题
问题是，因为「六四」镇压，当时身为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与李鹏一样身背恶名，所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中共政权，都要考虑到他访问美国的结果，可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且如果中共方面如此安排，更可能美国方面也不会接受。於是，中共方面乾脆安排北京市不参加这个代表团，而且为了朱熔基担任团长的名正言顺，连天津市也自动缺席。
九零年七月中上旬，由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武汉市长赵宝江、重庆市长孙同川、太原市长万良适、合肥市市长钟咏三、宁波市长耿典华和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张毅君（後任中共驻加拿大大使）等人组成，以朱熔基为团长的「中国市长代表团」访问了美国。
同时，朱熔基也不忘借此给上海市吃点「独食」，专门安排了上海市学者代表团与他的市长代表团一同飞往美国。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学者代表团，因为「六四」以後无论国内国外，都认为中国大陆再次出现了「知识分子的冬天」，所以这个适时随朱熔基出访的「学者代表团」，其实也是为朱熔基在上海的亲民形象和政治开明形象造势的工具之一。
市长访问团虽属「地方官」，但他们在美国各大城市的活动，并不仅仅是看市政，而是替中共新领导层作「公关」，拉投资，「促进双方了解」，「消除误会」，改善关系。
朱熔基说，中国市长代表团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同时也感到此次出访美国的任务并不轻松。在国内就听说美国流行「苏联热」、「东欧热」和「中国冷」。不管谁热谁冷，都不能减低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意义，两国关系的发展，一定有利於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
朱熔基在美国还呼吁美国政府取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敦促世界银行恢复各项对华贷款。他说：「美国应取消经济制裁，因为这将徒劳无益。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会受到制裁的影响，而其它工业国家表面上维持制裁，私下已大部分恢复了对中国的生意。所以美国制裁中国只会促使美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受到伤害。」
如果说朱氏的上述讲话并无新意的话，那麽他邀请美国议员访问上海「好好讨论三天三夜人权问题」的举动，不能不说是「胆大包天」，因为人权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禁区。
朱熔基还用了一组具体的数字，来说明上海政治「现况」，八九年以来，上海的贪污受贿已被抓了一千多人，其中包括局长一级的高干。但是，八九年「六四」迄至访问之时，只拘审了几十个学者、学生中的指挥者、组织者，而且在犯罪案情弄清楚後，基本上都免於起诉，陆续释放了，当时还在拘留之中的学生不足十人。
朱熔基在这裹避开因参加民运而遭拘捕的工人、市民和无业者的情况，只是谈到学者和学生被捕的数字，无疑是玩了个障眼法。而公开邀请美国议员访问上海「讨论人权问题」，更是分散了美国人对中国人权的注意力，甚至使有些人产生「中共官员开始注重人权」之感，因而「朱熔基热」在美国也出现。
身在上海，胸怀全国
朱熔基志得意满地从美国飞回上海，在虹桥机场一下飞机，即「高兴地」接受记者访问说：「在美国虽然有很多对中国的误解，但是我觉得美国人民和大陆人民之间还是有著深厚的友谊，我相信这次访问起了很好的作用…过去的事不要纠缠，大家都向前看。」
在访美期间，朱熔基就当时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现况，在洛杉机接受了美国《全球观点》杂志总编辑加德尔斯的访问。从对答内容看，西方世界并没有把朱熔基仅仅看成是上海市长，而是看成中共经济工作的对外发言人。而朱熔基本人除长期积累的业务专长外，又能够「身在上海，胸怀全国」，所以才能够就整个中国大陆的宏观经济形势，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状况侃侃而谈。
此类消息传回大陆後，邓小平非常兴奋，对身边的人说：听听朱熔基说的，句句在行。难得人才，难得人才！
朱熔基次年四月又率上海代表团前往荷兰访问。
八日，就在中共人大会议主持人宣布通过关於朱熔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之任命时，朱熔基正在会见荷兰王国的经贸大臣。宾主频频举杯，觥筹交错之间，一位荷兰政府官员冒冒失失地闯进来，附在经贸大臣的耳边低语几句。朱熔基虽然听不懂荷兰话，但也明白这位官员说的是：您面前的这位中国人现在已经不是上海市长，而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副总理了。
如果按两国对等关系排列的话，荷兰的经贸大臣，仅仅相当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属的经贸部长，听到部下的通报後，他立刻对朱熔基肃然起敬，朱熔基则非常矜持地微微一笑，似乎是早在意料中的事。
事实上，北京方面这天的人大「选举」结果，小平同志一年前就可能已经告诉过他了。
朱熔基这次率上海代表团到西欧，除了访问荷兰以外，还访问了意大利、比利时、法国、西班牙、德国，会见了意大利总理、法国总理、德国副总理、比利时副首相和欧洲共同体副主席等高级官员。
不再埋没的人才
令西欧国家领导人刮目相看的是，朱熔基在荷兰出席第四届国际论坛会时，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开放政策和前景》的学术演说。他流利的英文和严密的思维逻辑辑，令在场者无不感慨「中国共产党政权里，竟还埋没著这样一个既开明又有水平的市长」。第二天，西方各大通讯杜即报道了朱熔基已经不再被「埋没」的消息。
在法国参加世界著名的埃尔夫百油公司下属的栋日炼油厂时，因为朱熔基已经被宣布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所以该公司特地安排了「东欧、计划经济国家总经理」陪同访问。参观过程中，栋日炼油厂厂长开始是用法语通过翻译向朱熔基介绍，但朱熔基用英语向翻译提出问题，於是厂长立刻改用英语。
能用英语同中国的科技人员人交谈是很正常的情况，但能用英语同中国的一位并非主管外交的副总理交谈则今这位厂长吃惊不小。因为该厂正在与上海方面，合建金山石油化工厂进行可行性研究，而朱熔基的这番表现，为这项合作的最後成功踢进关键的一分。
其实，中共现任国家领导人中，能够掌握一至两门外语的不止朱熔基一人。但是，江泽民在同外国人讲英语时，往往是对方根本没有听懂，他还在旁若无人地滔滔不绝。
李鹏则是俄语虽好却很少有机会表演，而在外国人讲英语的场合则表现得过於谦虚好学，比如他在西方国家参观一座电站时，对方技术人员无论讲个什麽他都要问随同翻译这个单词怎麽写，然後不著急不著慌，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记在他的小笔记本上。殊不知如此过分的表演，会让对方觉得太耽误时间而不耐烦的。
在巴黎，朱熔基听说那里已经有上千名旅法上海侨胞，而且专门组织了上海旅法侨胞联谊会，他们选出了七十多位代表，在著名的香榭丽舍田园大街安排了酒会，希望朱市长能够接见他们，同他们介绍一下家乡的情况。
朱熔基听说後，立刻同意出席他们的欢迎酒会。在酒会上，朱熔基特别强调了中共绝不会因为有了一个「六四」就把对待侨胞的政策向左转。而且非常机智地把话题，由追问北京的「六四」实情转到上海。
在场有人问中共政权为什麽要开枪杀自己的同胞，他立刻回答：「我可以保证上海没有开过」枪。甚至对真正的坏人，我们也是先将其抓获再交给司法机关审判的。」
当侨胞们表示他们身在巴黎，心在上海，一定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同为上海浦东建设出力时，朱熔基非常感动。他说：虽然我是湖南人，但我是上海市市长。然後他改用上海话说：「阿拉也是上海人」，逗得侨胞们个个开怀大笑。
当时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老雕塑家张充仁老先生高兴地说：「久仰朱市长大名。今天见面，果然是个实干家。上海大有希望。」当地侨胞说，共产党对海外侨胞的关怀，从来没有像国民党做得那样周全，但朱熔基是个例外。
政治造势具现代感
政治是一种实力的较量，但成功的、恰到好比的造势，往往使实力扩大若干倍，从而达到光凭实力难以首现的目标。真正了解中共高层情势的人都知道，朱熔基并不是一位有足够个人班底的人，在经济理论上、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末见有真正具突破性的言论。但短短几年时间，即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基层干部，成为当今中共在经济政策上最具权威的发言人，最开明的领导者，其中的密码当然是擅长造势。
在中共历史上，造势工夫达到顶峰的当然是毛泽东，但他还是采取传统的宫廷权术。而作为毛的老乡，朱的政治功夫更具现代倾向，即在公开的场合获得群众真心的掌声，并通过传媒塑造自己的形象。
西方的政治基本是「新闻政治」，但中共的多数掌权者恰恰相反，往往逃避记者的追逐，不能也不懂通过传媒来传播自己的政见，塑造自己的形象。连为大家所看好的乔石，最著名的座右铭也是「为政不在多言」。
从表面上看，朱熔基往往给人衣著随便的印象，他不像江泽民那样穿戴「齐整」，不是中山装就是西装，也不像李鹏那样几乎西装不离身。朱熔基的衣著，总是与当时的场合形成和谐。这或许不是一种刻意的造作，但客观效果却与江泽民、李鹏大为不同。
如果说在当上海市长期间出访香港、新加坡，美国，在从上海市长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出访西欧六国等等活动，对於朱熔基来说还算是「初试牛刀」的话，那麽在他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後又因为李鹏长期「感冒」不出，而成为中共国务院「实际上的总理」之後，开始的美洲三国行，就的确算得上「大显身手」了。
从九三年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朱熔基率领一个足可以称得上阵容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然後又到墨西哥和巴西访问。
加拿大人回忆说：过去中共的前任总理赵紫阳、前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也都分别到访过加拿大，但都未曾受到过朱熔基所领受的这样热烈的欢迎场面。
这固然与当时国际媒体，正在盛赞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增长成就，因而掀起一股「中国热」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朱熔基开明、务实的形象，已经获得大多西方人士及海外华侨的认同。同时，也还因为人们都在期盼著他，能够接替称病不出的李鹏之总理职务。
意在言外
在多伦多举行的记者会上，有人问及李鹏当时的身体情况，朱熔基回答：「李鹏总理的身体实际上已经好了。只是医生要他休息一段时间。中国的人事不会因此而引起任何变化。我希望李鹏出来工作後，医生也让我休息一段时间。」这段轻松、闲适，又可以让人任意理解的回答，逗得会场间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众人大笑过後，大家都认为他已经回答完毕，未料他又按著说：「我很喜欢开开玩笑，但常常有人不理解我的幽默。比如前不久在北京开人代会时，我对湖南代表团讲，不要再挪用农业资金，损害农民利益，谁再这样干，我就砍谁的头。我不过是开玩笑这样讲，结果《农民日报》却当真报导出来。香港一些报纸也跟著登。後来我在记者会上说，我不承认要砍人家的头，那是破坏民主，违犯法制、人权，将问题国际化。第二天，香港的报纸却说我讲了话又不承认。这些报纸是不是缺乏一点幽默感？」
在华人社区，他谈起自己的头发说：「我到上海当了几年市长，头发掉了不少，到北京当了几年副总理，头发白了不少。我宁愿把头发掉光，也要把中国经济搞上去！」当大家一阵掌声过後，有人却私下问道：「朱熔基的这番话是讲给谁听的？」
作为共产党内的改革者：他必须学习抵挡来自左右两个极端的诱惑抨击，也就必然给人捉摸不定，模棱两可的印象，使两个极端派都得到满足。邓小平是这方面的「政治平衡大师」，作为邓的门徒，朱熔基的修炼功夫到了家，而且往往比邓还玩得有惊无险。
这一次朱熔基到访加拿大，除为数不多的西藏独立分子表示了公开抗议外，其他民运人士并无激烈的举动。一些民运组织用公开信的方式，表示了希望中共政权改善人权，却不忘了加上一句「欢迎您(朱熔基)到加拿大来！」
有意思的是，朱对民运组织的评论，并不像某些中共领导人那样恶毒。当加拿大记者问他：西方国家都很重视中国大陆的人权。你是否曾与我国穆郎尼总理进行讨论？另外，你对海外民运组织有何看法？
朱的回答是：「人权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而且人权也是一个在不断发展的概念……，我与穆朗尼总理对人权问题交换了看法，双方并没有产生不愉快的情况，而是实事求是，认真地听取对方的观点，消除误会。至於民运组织，我与他们既没有接触，也无研究，所以没有评论。」听了朱的这番话，有人评论说，此时无声胜有声。
在朱熔基之前，还从来没有风闻过有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公开地表现出对新闻界的重视。朱熔基到加拿大时，中共驻加国使领馆人员，接到朱发出的一个重要指令即是：以最快速度看到当地报刊，以了解传媒对他的报导与评论。
乐观而冷静
於是中共外交人员在朱访加期间，每天凌晨到各报印刷厂索取当天的报章，这个消息传出後，一个效果是强烈刺激了新闻记者报导朱熔基行踪的热情。当地发行量最大的两家中文报《星岛日报》与《世界日报》，每天用一版甚至两版的篇幅详尽报道朱的言行，《星岛日报》更辟出专栏，发表长达二、二万字的《朱熔基传奇》。
中共的使领馆，原只安排朱熔基单独接受英文媒体的访问，而把采访朱熔基热情最高的中文媒体拒之门外。在朱到达多伦多笫二天，《世界日报》刊出对此种不合理安排的批评意见，《星岛日报》总编辑古伟凯亦在评论中发表了同样意见。
很快，朱熔基作出了反应，要求使领馆人员为他安排一个时间，专门接受中文媒体的访问。此举足见高明，在各大中文报章中，几乎看不到对朱熔基的贬词。
传媒对他提出批评，他亦迅速予以回应。朱熔基看到报纸批评他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势过分乐观，他即迅速在公开场合上表示：「今天我看到报纸，有人批评我太乐观。我承认我这人很乐观，不乐观办不成事嘛！不过请放心，我的头脑并没有发热。对於中国经济局部过热的现象，我们保持著清醒的头脑！」
与大多数口舌笨拙的中国政要不同，朱熔基极善言词，而且常常巧妙地利用「幽默」来调动听众的情绪，传达自己的观点。
在中国银行加拿大分行的开幕式上，朱熔基妙语连珠，引来了一阵阵笑声、掌声。他说：中国政府有两百亿美元的储备金在这间银行，中银本身亦有超过三百亿美元的储备金，所以这间银行是不会倒闭的。
在银行倒闭是常事的西方，朱的这番话引来了阵阵笑声。他又说：「若大家对这间银行服务感到不满意，可以写信给我，我将撤掉这个行长。」一阵掌声之後，他又说：「不过，如果大家觉得银行服务得很好，也要写信给我，好让我及时提升他。」
在多伦多古德曼论坛上，朱熔基向加拿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发表演讲，加拿大皇家银行提问，在中国何地建立银行分支机构最合适？
朱回答：「中国有很多地方可以供你选择，选择哪个城市是你们的权利，是不是批准你在这个城市设立银行是我们的权力。你们可以选出任何一个地方向我们提出申请，然後我们考虑是否批准。至於你选择哪个城市设立银行最能赚钱，那是一个商业秘密，我不能在这里讲。我可以在会後再跟你讲，因为加拿大的皇家银行跟中国是非常友好的。」
最像西方政治人物
有人问，中国在财产拥有方面有哪些法律，比如外国人可否在中国购置和拥有财产？朱回答：「中国的所有制是多样化的所有制，既包括国家所有制，也包括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和外国外资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中国政府的法律都是保护的。至於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财产，股份、房产等等，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不会受到任何侵犯的。如果受到任何侵犯，可以向我们的法院诉诸法律。而且我还可以给你做个法律顾问。你如果有什麽问题向我写封信。It's free of charge(免费)。」
朱熔基还说，「到中国做主意很容易赚钱。我们知道很多的外资企业，是从外面进口原材料的，在中国加工，然後出口。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中，往往把外国进口的原材料价格算得很高，而把出口的产品的价格算得很低。因此在他们的帐面上，看来very low(很低)，实际我看他是make a copy（复制一份），使我们不能收他很高的税。不过这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欢迎他来，我们不过少赚一点。」
「我可以保证，到中国去投资，做生意，都能赚钱，如果不能赚钱，我可以帮你的忙！」朱熔基说。这种招商公开秀达到如此高度，在中共领导者群中是罕见的。一位经常往来中国与加拿大的商人说，朱是他所见过的中国领导人中，最像西方政治家的中国政治家。
有观察家认为，朱熔基这次到访美洲三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打加拿大和南美牌，以对美国形成某种牵制作用。果然，当朱熔基与加拿大总理穆郎尼会晤了三个小时之後，便得到了今中共兴高彩烈的成果，加拿大同意无条件给予中国大陆贸易最惠国待遇，并支持中共重返关贸总协定。
这无疑加强了中共在与美国就贸易最惠国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因为如果中共能够重返关贸总协，美国作为其成员国之一，是必须遵守和履行其义务的，这就意味著美国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最惠国问题，将永远不再成为问题。
所以，朱熔基在取得加拿大方面的正式承诺後，似乎很有信心地表示：「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互惠互利的。而且，美国对中国大陆贸易逆差，大部分利益由香港得到。因此香港比中国大陆更急於维护不附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行动，中国不会无动於衷，而且老实说，对美国的损害要比对我们的损害大的多。」
至此，邓小平为打破「六四」僵局，所导演的「朱熔基外交」虽然还没有结束，但至少已经取得了令邓小平十分满意的成果。同时，访问加拿大和墨西哥、巴西的成功，也使更多的人相信，朱熔基要接任李鹏的总理职务，也许不必非要等到一九九八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人大之时。
第九章 从上海市长到国务院副总理
大陆著名的异议者周舵先主曾说：很多人认为，「六四」之後邓小平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威大大削弱了，但实际并非如此，反而加强了邓「一口九鼎」式的霸主地位。这种看法的确颇有独到之处。
第一，「六四」之後毛主义的大反动失尽人心，人们在无可奈何之余，只好承认邓主义到底还是比毛主义强些。如果过去人们对陈云等老人帮还认识得不够清楚的话，现在总算知道了，若是邓下台、陈上台，那才真正是水深火热、苦海无边。保守势力的倒行逆施帮了邓的大忙。
第二，谁都知道，毛以後，邓一直是在玩着左右平衡的走钢丝游戏。这套把戏要想玩得成功，就得既能两面讨好，又能两面开弓--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不够甜时，大棒敲下去就得足够狠。邓的地位之所以曾经不稳或看上去不够稳，也许是因为他手里的大棒--军队--还没让他的政敌尝到过苦头。
「六四」血腥镇压同时也让保守派看出，若是惹翻了这霸王，大棒同样可以敲在他们头上，军队「保驾护航」的威胁并非虚声恫吓。大流血的吓阻效应对两方面都起作用。
顺从切小平之谜
朱熔基在「六四」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一直在政治上走钢丝，想在邓、陈两派面前都要得分。但是在「六四」後，他似乎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还想维护中共政权，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再搞倒行逆施，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死路一条了，这是他顺应邓小平的第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上，朱熔基在到上海之前，即使是像有些人士所评价的，只是属於「计划派阵营中的开明派」，但他到上海工作後，仅仅是从地方本位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会自然地站到力图使经济改革形势向计划经济复辟倒退的李鹏等人的对立面。
九零年上半年，李鹏曾力主向地方收回已经下放的「部分财政自主权。为此，邓小平深为不满，於是委派杨尚昆到广东和上海各跑了一趟，分别向叶选平和朱熔基打了招呼。
叶选平和朱熔基得了邓小平的上方宝剑後，即在九零年八月左右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公开顶撞李鹏，坚决不同意中央向地方收权。在他们两人的带动下，包括北京地方领导人，也纷纷表示了对中央收权的不满。
据说，叶选平曾在这次会议上表示说：「中央财政吃紧，可以向地方借嘛。」李鹏听了这种话心裹当然不能受用，恼羞成怒地喊了一句：「中央也不是叫化子。」
由此可见当时中共内部在改革和反改革问题上，斗争激烈。过去，外界都以为邓小平学习毛泽东以南方压北京的办法，是从九一年春季上海的「皇甫平」文章开始的，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一招从九零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灵了。
因为有了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的朱熔基公开顶撞李鹏，再加上从九零年四月开始的浦东开发，上海是「计划经济大本管」的形象开始改变。
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涟先生，一九九二年六月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举行的第七届年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说：自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中国政府一方面用行政和经济方法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实现价格稳定，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派和经济工作领导人决定，要把全国经济拉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的轨道上去。这里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当然指的李鹏。
吴敬涟认为∶中国经济在九一年下半年起开始复苏，带头的力量是非国营经济。这两年来，中国的出口增长极为迅速，都是靠民间经济和外资经济。所以大陆流行一句话：「经济繁荣，一靠老外，二靠老乡。」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要进一步繁荣，只有去扩大非国营的市场经济。
吴敬涟先生说：因为「国营和非国营两个部门效率差别如此鲜明，使想把已经改为市场经济部分，重新拉回到计划经济的努力，不得不向後退却，最後承认失败。」
朱熔基是「皇甫平」的二老板
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李鹏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从「当家才知柴米贵」的角度出发，也不得不改弦更张，放弃向计划经济方向「开倒车」的努力。但是，当时控制大陆意识形态部门的一批左派理论家，却按照他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习惯思维，为了所谓「反和平演变」的政治需要，更加紧了对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攻击。
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连邓小平也被暗喻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就在这样一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高压形势下，爆发了着名的「皇甫平」事件。
「皇甫平」是个写作评论文章的笔名，因为文章出自上海，刊登在上海的报刊上，所以人们都明白这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
有一则消息说，一九九零年底邓小平在离京之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讲话没有人听，这样下去，我只有到上海，到上海发表我的文章。」
无法核实这则传闻，但九一年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广泛注意，似乎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这些文章与坐镇上海的邓小平的关联。
三月二日，皇甫平的评论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应有新思路》。该文章指出：九十年代的改革没有新思路、新招数不行，为此，关键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
三月二十二日，皇甫平发表了题为《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公开提出：「邓小平同志对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寄予厚望，上海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浦东开发要更快更好更大胆。」
随後，皇甫平又发表文章，阐述要提升对经济体制改革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干部，并抨击「两面派」和「骑墙派」。「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姓」、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
皇甫平的文章出台，被视为南北在政治斗争、政策取向和权力利益之争的公开化，是经政派从上海仰攻北京的「北伐」。
据知，无论是「皇甫平」文章的出笼，还是朱熔基上调，包括邓小平九二年的南巡，都有邓家子女在其中运动，而在「皇甫平」文章和朱熔基上调的问题上，现任中共国家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小平次女邓楠，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楠的影响力
九零年春邓小平趁到上海过冬的机会顺势考查朱熔基，邓楠既是陪同者，也是策划者。据接近邓楠的一位朋友透露，邓楠向父亲推介朱熔基时说：「朱在海外的形象很好，起用他有利於打开僵持的国际空间。另外，朱熔基这个人作风正派，工作很有魄力，很有实干精神。他来上海以後，不但使上海的各方面工作有很大起色，而且也深得人民群众拥护。」
就在这次上海过冬的二十多天里，邓小平接连召见朱熔基数次，就浦东开发等问题徵询他的意见。当然，老谋深算的邓小平不动声色，当时并未向朱熔基「交底」，压根就未提要上调他的事。
智商程度并不比邓小平逊色的朱熔基，此时应该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仕途，将会在邓小平手里继续看好。尢其是邓小平在向朱熔基徵询了他对国家经济形势及治理整顿政策等问题的看法之後，突然插问：「你在上海的市长任期还有几年？」这就使朱熔基更明白了邓大人当时正在打什麽算盘。
一位上海的记者曾记述过一个插曲，在一次宴会上，邓楠冒冒失失地突然说：「我们这一次是来看朱熔基的。」於是，立刻就有反应机敏者接过话头问道∶「朱熔基上得去吗？」
邓楠楞了一下，马上又哈哈一笑，按着便顾左右而言它∶「我爸爸说朱熔基的性格有点像李瑞环。」
木匠出身的李瑞环当年就是因为当天津市长政绩突出，同时又因亲民形象和政治开明形象，普受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欣赏，才被邓小平看中的。现在既然邓二公主把朱熔基比成李瑞环，那麽他荣升之时也就不会太远了。
笔者当时在场，听後大着胆子问了一句：「那按您的意思，朱熔基这次人代会上会当副总理吗？」邓楠看了我一眼，用了一句外交辞令：「我们这是纯属聊天，这麽敏感的人事问题，那只能去问上帝了。我是无可奉告呵。」
随後，这位性格直爽的二公主又脱口说了这麽几句∶「我爸爸说，朱熔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朱熔基的性格容易得罪人，在国家经委时，他是副主任，同左邻右舍的关系搞得不好，大家都没想到，他当了上海市长，却干得那麽好。」
邓楠虽然一再强调她的一番话只是「戏言」，但一年多之後，朱熔基果然升调北京，只是暂还屈居副手，任国务院副总理。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皇甫平」的文章发表之後，引起中共极左派人士的震怒，於是就派人追查其背後的「黑手」。而这「黑手」正是邓小平，具体指挥者则是邓楠。
为南巡讲话铺路
当时，邓楠借陪父亲到上海过春节之机，先後数次找朱熔基、陈至立（主管意识形态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等人谈话，定了「皇甫平」系列文章的调子，每篇稿子在发表之前，都打成清样送交邓楠过目。後来邓楠回到北京，上海市委就派专人送稿到北京。
「皇甫平」事件为邓小平重新挑起一场改革旋风，打响了第一枪。
《中国时报周刊》的一篇报导说，吴邦国政治生涯的高潮，应是在背後支持了「皇甫平」，「皇甫平」文章被认为邓小平思想的开路先锋，加上邓小平亲临上海，吴邦国也得以名声大噪。
但上海一位干部认为这完全是牵强附会之谈，「皇甫平」文章完全是朱熔基在上海时决定的。「皇甫平」事件发生後，吴邦国几乎吓破了胆，曾打电话给已在北京的朱熔基，朱虽给他吃了定心丸，但吴为了避免与北京方面有更多正面冲突，很快就决定不再发表「皇甫平」的文章。
一位上海记者，曾在美国《民主中国》杂志上，披露了他所了解的《皇甫平》事件背景。
九一年春节过後，邓小平刚刚离开上海，朱熔基即召集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与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要求他们要在《解放日报》第一版醒目位置，「连续发表几篇文章，向全国吹一吹改革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