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熔基带著一片赞誉声回到北京，次日又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部署新的一轮「消欠」战役。
朱熔基用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各地务必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日二十一时以前，将你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直接向朱熔基副总理汇报，说明原因。」
各地政府首脑收到北京发来的「军令状」，知道这一次要动真格的了，倍感压力，均作出了快速反应，因为谁也不愿意被以办事严肃认真闻名的朱熔基，在报纸上公开点名。诸侯们通过自已的渠道获悉，朱熔基已要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
据说朱熔基有关清理「三角债」的讲话，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时，邓小平叫家里人一起来看，十分赞赏。
九月二十六日，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清理「三角债」的情况，至九月二十六日的统计，各地拖欠资金二百八十亿元人民币，已注入信贷资金一百四十七亿人民币，自筹资金三十亿人民币。
十月底，他又下令全国冶金、有色金属、电力、化工、建材企业拖欠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所属企业的贷款，一律在十一月十日前注入资金清理完毕，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误清欠。
到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中国大陆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四千二百八十三个，收到了注入一元资金清理三元五角欠款的效果。李鹏、姚依林讲了几年毫无改进的「三角债」问题，终於有了解决的办法。
朱熔基自上海调升北京之後，雷厉风行，连续处理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几大难题，诸如清理「三角债」，打击伪劣产品，提高产品质量，破「三铁」（即铁饭碗、铁椅子、铁工资），强调经济效益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使其不仅获得邓小平的赞赏，民间也是一片叫好声。
一九九一年八月中，邓小平在北戴河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赞扬了朱熔基，他说：「朱熔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後，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
在国际舞台上，朱熔基以务实、开明的形象越来越受到重视，评论他是「中国行政管理能力最强的官员」。连海外那些批评、反对中共政权的人，也承认朱熔基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的异数。然而，在中共内部一种试图排斥朱熔基的暗潮，却在同时兴起。
明批暗斗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姚依林，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和财政部的名义，炮制了一份调查报告，声称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一九八六年至九零年）期间，上海、天津两市问题最多，经济效益滑坡最显著，工业产值、利润、税收的增长率以及产品的成本，消耗、质量变动等生产指数，上海名列全国倒数第七，天津倒数第十一。
谁都知道，这份报告旨在打击「七五」期间主政上海、天津的朱熔基与李瑞环。在随後的筹备中共「十四大」过程中，有关人事的安排，成为中共内部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而朱熔基又是焦点中的焦点。
反对朱熔基的人最明显的动作是，制造一些不利流言，毁坏朱熔基的形象。而且这些流言，不断从中组部、中宣部、国务院办公厅及一些部委中传出。
一则消息说，九二年五月二十日，中组部部长吕枫在部工作会上说：「人事调整的立足点是平稳。根据中央的精神、小平同志的指示，「十四大」中央领导班子除了年纪较大的要退下，一般不变动，不会有大起大落，更不会有三级跳。」
什麽人会三级跳？吕枫没有说出口，但谁都知道，说的是朱熔基，他是中央候补委员，要进入政治局常委，就要跳过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两级。
四月初，中组部以所谓「部分部、委、省、市的情况反映」，向政治局上报，对朱熔基列出四个「不是」：一、在主管上海工作期间，成绩平平，被人吹嘘和抬举过高。二、讲得多、调子高、放空炮。工作不踏实，使一些事件的处理、工程建设造成积压。三、在原市委班子和市属部、委、局组织路线上，搞任人唯亲。四、对市属部、委、局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放任，形成党不管党，市委书记不抓党的工作。
香港的《镜报》曾报导说，对朱熔基，陈云曾指出：「多考察，注重实绩」。李先念也说：「要多听意见，上来了，再下去就被动。」王震则说：「国务院对朱熔基意见不少，他的主观世界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少。」
斗争最激烈的阶段是九二年七月。当月九日，当时的中宣部长王忍之，在中共高级党校组织一个座谈会，参加者有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及新华杜、广播电影电视部等单位的负责人。
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组长朱穆之，以「通报情况」的名义传达了「一些老同志」对当前工作（实际是对朱熔基的工作）的看法，朱熔基「过去犯过错误，谁也难说他今後一定跟我们党一条心了，政府的大权交给这样一位未经考验的同志手中，我们不放心。」
又说，「朱熔基去东北二省作关於三角债」问题的处理後，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同志也去了那边，从调查情况来看，事情并不像他说的那麽好，亏损的国营大中小企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当然，这方面的原因很复杂，但总不能说成是朱熔基的成绩吧！」
陈云的矛盾心理
与此同时，高狄在七月中旬《人民日报》的一次编务会上说：对朱熔基的新闻不宜处理太突出，在报导他是国务院副总理时，可别忘记了他还不是中央委员。有人当即反驳说：「朱熔基已经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人员了。」
《人民日报》常务副总编张云声立刻插话说：「不是出席，是列席。我同意高狄同志的意见，朱熔基的有些新闻可以放在第二版或第四版，一般外事新闻可以抽掉。」
在那段时间里，细心的大陆人也都从每天收看的电视新闻中发现，朱熔基的镜头明显减少了。
中共国务院也传出消息说，从执掌国家经贸办的那一天起，朱熔基就继续表现出他在上海已经习惯了的我行我素和粗暴的工作作风，对同事、下属及副手批评毫不留情。不但是李鹏，就是身为经贸办第一副主任的李岚清，也已经对朱熔基的工作作风开始不习惯了。
九二年八月上旬，当中共政治老人们在十四大人选问题上争论不休时，高狄控制的《人民日报》突然在「党的生活」栏目里发表一篇通讯，介绍新成立不久的国务院经贸办的「党组织生活」。
在这篇千字小通讯里，读者们看到了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朱熔基「作风粗暴」，「与下属相处不好」等「缺点」。
虽然文章表面是在赞扬朱熔基具有「谦虚的自我批评精神」，知错就改，勇於向下属致歉，表示「愿意纠正自己的毛病」，但发表此文的真实目的，明眼人谁看不出来？
有人甚至抓住朱熔基五零年代当过「右派」问题不放，说不能重用「右派」分子。自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来，已经陆续有几个五七年的「右派」，进入中央委员以上领导层，如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前文化部部长王蒙，却又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而被很快遗弃，显然中共元老人物对「右派」干部仍耿耿於怀。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地位仅次於邓小平的大老陈云的态度是相当重要的。虽然有证据显示，起初陈云对邓小平提拔朱熔基一事有意见，但最终还是表示同意。
陈云曾让秘书给他读过朱熔基的一些文章，对他的一些见解，比如调整工业结构资源优化再配置、企业实施承包责任制要以技术进步为主要内容、强化企业管理等，表示欣赏。虽然朱熔基当过右派，但当马洪向陈云介绍朱熔基当年是因为反对不实际的经济指标「犯上」时，陈云也颇能理解，因为当年他也是反对「急躁冒进」者。
务实特色
再者，陈云也认为李鹏和邹家华，包括江泽民在内，都是搞技术出身，对於宏观经济理论一知半解，而朱熔基在现有中共高层领导中，应该算得上是理论素养较完备的一个。
朱熔基还有一项能够为陈云所接受的原因是，虽然他领导改革大刀阔并，但同时又能清醒地看到改革「大干快上」将会导致的危机。九二年下半年大陆的股市热和房地产热一烧再烧後，朱熔基立刻明确指出：「该热的改革企业没有热，不该热的试点却一热再热。」
他强调说：「改革的中心环节不是股市，也不是房地产，股市和房地产只是改革的试点而非重点。」而在十四大开过以後，朱熔基又在国务院工作会议上表示。「对於各地的房地产热、股市热、开发区热的现象，将来如果发生问题，一概各自负责，中央不认帐。」
有趣的是，在大陆股市热和房地产热，一再升温时，虽然保守派的李鹏，和被认为是稳健派的邹家华，也在国务院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表示担忧，却以被认定是改革派的朱熔基吹冷风，吹的最无顾忌。
从这件事例中，一方面能够充分看出朱熔基务实和敢说真话的可贵，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共产党政治的无奈。李鹏和邹家华也许对「不该热的一热再热」的现象，比朱熔基有更强烈的担忧，但却因为怕再次被指斥为保守和反对改革，连应该坚持的也不敢坚持了。
当然，朱熔基在深明改革不能搞「大跃进」的同时，还是给邓小平留足了面子的。他解释邓小平关於经济改革「步子要快一点」的定义时，加上了三个定语，即：效益要好，质量要高和应该是外向型的。所以，凡不符合这三项条件的「高速度」，就会出问题。这一来，他既让邓小平觉得舒服，同时也能求得陈云的认同。
有一则无法查证的消息说，朱熔基在解释为什麽要实行杜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时，曾经强调了所谓「杜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大意是，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在中共建政以後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随著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应该不断得到更新。
而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陈云的文章《悼念李先念同志》，其中在写他自己和李先念对特区的态度时，有一段说明：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所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黑猫白猫的继承人
陈云的这番表态与朱熔基对计划经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积极意义」的称赞，是不谋而合，还是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
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陈希同陪同下去首钢视察，当著首钢党委书记周冠五及许多首钢干部工作的面发牢骚，说自己说话中央没有人要听。并表示：对朱熔基的问题是使用不够。
在召见江泽民、乔石、宋平时，邓小平说：「党内在选拔干部方面，有股不正之风和习惯势力，对敢干、肯干、实干、干出成绩的人才，总是要评头品足，爱翻旧帐。旧帐也不一定是见不得阳光，不一定是错误的。有的旧帐是过去路线错误搞错的、整错了人的。」
邓小平还说：「朱熔基的情况我了解过，那是个错案。他到国务院一年多，总有些人看不惯。对各种意见要有分析，要看实质的东西，党的「十四大」，政治局领导班子是个焦点，要解决好，宣传、解释工作要上去。今年以来，国务院工作搞得有新的起色，朱熔基、邹家华充实到国务院领导层，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邓小平又说：「我们讲了几十年了，干部要能上能下，不要等犯了错误才能下。现在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搞经济建设，对干部鉴定、提升，就是首要条件。我并不是说不廉洁的、思想作风差的也可以上，要掌握的原则是能有所作为应当上，长期平平无政绩的应当让，无所作为甚至起了阻碍作用的应当下，应当下而自己不下的，就要敢於把他撤下来。」
既然邓小平已经在公开场合如此抬举朱熔基，他也就更没有顾忌了。在一次谈到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体会时，朱熔基说：「什麽杜会主义，资本主义，我看只要是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
这话当然十分符合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所以邓小乎称赞朱熔基把问题「说透了」。从那以後，江泽民和李鹏即开始改变对朱熔基的态度。
江泽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上盛赞朱熔基，说朱熔基在全国人大会的各省市个别讨论会上的发言，非常好，「言之有物，分析得好，有具体方法，深悟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要求党员干部详细阅读与学习。
出乎意料的是，李鹏也公开称赞朱熔基，说他上调国务院以後，工作很有成效。观察家们注意到，在过去李鹏似乎从未公开表扬哪一个副总理的政绩。
在经改派宣扬邓小平「南巡经」时，江泽民，李鹏态给朱熔基戴高帽，无疑是有政治象徵性，可以说是「感情投资」。但不论出於什么目的，江李的表态，毕竟是给朱熔基的前景更加锦上添花。
乔石也为朱熔基造势
中共高层第一线实权人物，长期掌控政治系统，而思想又比较开明的乔石，也扮演了为提拔朱熔基鸣锣开道的角色。
九二年七月，乔石在中央直属机关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有些同志老是说对朱熔基同志过去的错误，不能总是抓住不放，这话看上去公正，实质是错误的。朱熔基同志过去有什麽错误？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是我们当时的政策错了……他不是改正，而是平反，是彻底平反。」乔石讲完这段话後，引起与会者一阵掌声，而带头鼓掌的则是温家宝。
邓小平南巡之后，卷起新的改革热潮。一些支持朱熔基的报刊也发表大量报导文章，为他的晋升大造声势。为了塑造朱熔基的亲民形象，他的家乡湖南的《文萃》周报刊出一则小故事，以表现朱熔基的这一面。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上午，朱熔基一行来到平顶山矿务局十矿规察。在「矿工之家」，他亲切地和矿工们话起了家常。开始矿工们有些拘谨，朱熔基就关心地问：「过去说咱们煤矿工人找对象难，现在难不难？」接著他挨个问身边的青年矿工结婚了没有？
因为在场的人太多，问答不及。突然，朱熔基提高了嗓音说：「结了婚的请举手？」说著，他率先举起了右手。场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矿工们纷纷举起手。
当了解到矿区的住房十分紧张时，他勉励大家要努力生产，并说：「我们的生活会一天天变得更好！」
另外，就像《家庭生活指南》这样一份生活方面的杂志，也专门发表文章，宣传朱熔基的人格特色。
杂志报导说，朱熔基在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期间，有位处长向国务院领导错误地报告，说朱熔基应该对某项工作的失误负责。但谁也料想不到的是，不久後，这位干部却被朱熔基提拔为某局副局长。朱熔基解释说，这个人工作负责，而且敢打我的报告，尽管报告失误，但他是从工作角度出发的，不应该影响对他的使用。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亦大量报导朱熔基的活动，都在显示朱熔基眷宠正盛。在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上，朱熔基终于连跳三级，成为中共权力核心层----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之一。
不过，在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他得票二百八十七张，排名第十五，比政治局候补委员温家宝，王汉斌还少了一、二十张票。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实事又显示着朱熔基仕途仍有艰险。
第十一章 是邓小平继承人还是牺牲品
自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尽可能搞快一点」以後，大陆的经济陡然增温。形势发展到九三年初，终於亮起了通货膨胀的红灯。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约九三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统计，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达一兆两千六百四十七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九。其中，上半年完成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一，工业生产从去年七月以来已连续十二个月增长速度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但是，统计中也承认，目前企业效益的改善主要是生产规模扩大和产品涨价较多的冶金、建材等行业带动的，多数行业效益仍然较低，特别是预算内国有企业亏损面仍达百分之三十一点一，比去年同期仅仅下降零点九个百分点。
中共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指出，伴随大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现象的背後，是宏观运行环境日趋紧张。另外，财政金融形势严峻，上半年国内财政收入低增长与经济高增长、财政高支出形成鲜明反差，扩大了全年财政收人平衡的难度。
此外，还存在的问题是：瓶颈约束矛盾突出，钢材电力供应趋紧，特别是铁路运输困难和资金普遍短缺，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物价涨幅进一步升高，九三年上半年的全国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约上涨百分之十二点五，三十五个大城市上涨百分之十七点四。
通货膨胀的难题
而且，由於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不力，致使中国金融机构，纷纷投身炒卖房地产等经济活动中，大量资金被占压，应发放的信贷不能正常发放，社会上乱集资成风，各界积怨重重。且因管理不利，某些金融机构被卷入恶性诈骗案中，社会舆论哗然。
中共国家统计局的另一份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九三年五月底为止，人民币发行量已经超过原计划数一千五百亿元，大陆老百姓预期通货膨胀的心理恐慌也愈来愈严重。
同时，由於农业方面种种弊政的长期积累，各地农民怨声载道，官逼民反事件频频发生；由於国有企业欠帐过多，以至全国范围内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领不到工资的煤矿工人、林业工人等的罢工、静坐事件接连在半数以上省份发生……。
面对如此险峻的经济形势，在八届人大上刚刚继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没有几天的李鹏，突然告病。开始声称是「重感冒」，後来才承认是「心脏病」，并通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口中透露大概要养病至当年十月份左右。
这一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担子就全部落在了朱熔基一人头上（此前中共国务院内部分工决定「朱熔基协助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表面上看，朱熔基大权独揽，开始了中共国务院系统由李鹏挂总理虚名的「朱熔基时代」，但由此而带来的巨大风险，也使对朱熔基寄予厚望的人们为他捏著一把汗！
到九三年七月初为止，朱熔基除笫一副总理职务外，另外还身兼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业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数项职务。很多人因而认为，说这是邓小平利用李鹏生病的机会，安排朱氏一步步剥夺李鹏的权力。
但是，过去有过在中共高层工作的经历，现在海外研究的几位人士则认为，这种分析过於表面。他们认为：过去李鹏生病是事实，而且得的是心脏病，因此住了一段时间的二零一医院也是事实。但是，无论李鹏刚刚得知自己的真正病情时是什麽想法，至少後来的生病性质已经起了变化。
在李鹏的病体经过长达两个月的疗养以後，中共政权才假装坦诚地命令其外交部的对外发言人，发表一条「迟到新闻」，承认李鹏患的是心脏病。同时还表示李鹏的身体，需要继续调养一段时间，所以目前还不能恢复全日制工作。
借病躲避经济风险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迟到新闻」上。按照常理，李鹏所患的心脏病，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调养後，完全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了。而如果仅仅从防止再次发病的角度考虑问题，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即永远调养下去。可是，李鹏并没有辞职，而且还通过那位承认李鹏心脏不适的「新闻发言人」之口，郑重其事地声明李鹏辞职一事「绝对是造谣」。
这就说明，李鹏目前保持适当对外抛头露面，以证明他这位一国宰相仍还在位，同时却又藉口「病情需要继续稳定一段时间，身体需要继续调养一段时间」，拒不实际主持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只能说明他目前继续称病的真正原因，是要在经济改革最关键、同时也最具风险的时刻，让朱熔基既吃苦受累又承担全部风险。
早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当陈云表示了政策上认同邓小平南巡讲话，组织上保持干部稳定的态度之後，老谋深算的邓小平，立刻就想出了制约其政治上对立面的新办法，即一改南巡讲话中，对当时中共政治局的强烈不满之态度，表面上充分肯定江泽民和李鹏九二年春天以後的种种表现，甚至不惜以认同江泽民的干部安排建议，即牺牲「杨家将」的办法，来向江泽民和李鹏表示自己对他们的信任。但实际上邓小平对江泽民和李鹏，在改革开放的态度问题上、个人能力上，早已经心中有数。
虽然邓小平亲自动手，先後砍断了曾真心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并身体力行的胡耀邦、赵紫阳，这一左一右两只臂膀，但迄今为止，邓小平对胡、赵两人的真实评价，要比对江、李两人的看法好得多--尤其是在个人能力和工作魄力等方面。
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唯有朱熔基真正能够不遗余力地贯彻他那迅速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宏愿。这是因为邓小平首先看中了朱熔基的工作能力和对经济工作之内行，其次是看中了朱熔基的性格就是敢冒风险。
而江泽民和李鹏这两个人，无论他们对於「市场经济即使成功也必将危及中共政权的政治基础」，这一党内左派理论家的观点是否赞同，他们两人对於市场经济，过去一直持保留观望态度的首要原因，还是出於「快则不稳」和「欲速则不达」的考虑。
就邓小平本人的内心来看，对於「快则不稳」的道理他不但明白，甚至比江、李二人更熟谙，如果给大陆经济架构这只原来只适於牛拉的破车，装上西方生产的现代化「发动机」後，随时将会出现何等严重的危机。
但是同时，邓小平对他自己在中国共产党、中共解放军及中国老百姓中的威望，对他自己的组织能力、控制能力又非常自信。
邓小平要在有生之年为朱熔基开道
所以，考虑到自己的寿命问题，考虑到自己已经来日无多，邓小平想来想去，到底还是觉得整个共产党内，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十几亿海内外男女老少中，如今只有他邓小平一人，还有可能承受住整个中国大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所带来的巨大阵痛。只有他自己稳坐在江泽民等一班中共台前领导人的背後，欲乱者才有所顾忌，同时一旦有乱，也只有他才有能力、有胆量控制形势，治理乱局。
而且，不但是邓小平，就是包括陈云在内的中共保守派老人，也都认同邓小平对於中共政权的实际权威，如今已经无人可以全面替代，这也是陈云在废止计划经济的问题上，终於向邓小平让步的最关键原因。
陈云向邓小平表示让步的最重要标志，就是一九九二年七月以陈云名义，公开发表的那份纪念李先念的文章。文章中破天荒地肯定了经济特区政策，使人不敢相信文章前面的署名就是「陈云」。
而陈云终於向邓小平让步的另一原因，自然是考虑如果与邓小平继续僵持下去，於党国大业不利，这也是陈云其人「党性」非常之强的具体体现。
从这种思维出发，邓小平坚信，如果不在他有生之年，让中国大陆闯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关，等他死後再闯，即使成功，无论从整个中华民族来讲，还是从苟延中共政权的寿命来讲，代价都要比现在就闯要大得多。
邓小平自信来源之一，是受一九八四年国庆日时，北京大学的大学生们自发地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所刺激。这种刺激甚至使得邓小平在决定「六四」镇压时，仍坚信自己此举能够最终获得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
九二年南巡过後，从北京大学再次有大学生以写信的方式，表示对他的支持以後，邓小平更加自信，也更加肯定「六四」镇压的「正面作用」了。这个所谓的「正面作用」就是北京城裹的「六四」枪声，使得因为改革暂时损害了自己利益的一批人，即使内心强烈不满，即使有采取闹事行动的动机或理由，也会因为回想起「六四」的一幕而有所顾忌。
一位北京的出租汽在司机说：「不是因为对共产党如今的政策十分满意，不是因为对国家形势和个人前途持乐观态度才不愿闹。是不敢闹。「六四」的时候我的车裹拉过三个中弹者，其中两个没到医院就死在我车里了。从那以後，我是真怕呀。」
这位出租车司机的心理，至少在北京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们中很有代表件。而邓小平正是从这种老百姓的恐惧感中，体会出了「六四」镇压的「正面意义」。
正因为上述心理的强烈驱使，加之邓小平唯一能够相信的人物，他的几个子女们的一再鼓动，邓小平更加坚定了「快总比慢好」的主观判断。
谁将是改革失误的下一只「替罪羊」
同时，根据他自己对自己在世时间的期望和判断，他自然会认同只要他在世一天，什麽总书记，什麽中央军委主席，什麽国务院总理的虚名，阿猫阿狗担任区别都不大，关键是要在国务院系统内，有一个真正得力的推行市场经济的运作者，能够按他的意愿行事，以让他在有生之年，看到改革开放的不可逆的成果，而这个运作者就是朱熔基。
邓小平也吸取撤换前两任总书记的教训，尢其是吸取了撤换赵紫阳的教训，所以已经预先想足了对改革可能再次引发社会动荡的处理办法，那就是再次批出一只「替罪羊」，用以证明总设计师规划的改革政策「经是好经，就是让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所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拼命鼓吹高速度，「上台阶」，「抓住机遇」的同时，也没有忘记适时补一句：「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
邓小平所设想的这个「替罪羊」的预备人员，最可能就是李鹏。谁让他那麽贪恋总理职位，并依仗一大批中共政治元老的支持，常常对邓小平阳奉阴违来著！既要顶虚名，就得时刻准备著承担失败的责任。
如此分析，邓小平虽然在十四大和八届人大上保留李鹏的总理职位，表面看是真正被邓小平器重的朱熔基，没有取得最高领导职位，但如果稍微往远一点看的话，就应该明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之初，也就是在经济改革风险最大的这一段时间裹，由朱熔基干实事却不顶虚名是利大弊小。
当然，邓小平的这套计谋不可能一点马脚不露。这倒不是因为邓小平的手法不高明，而是因为他既然要让朱熔基干实事，让李鹏顶虚名，就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朱熔基掌握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导上的实权。时间一长，李鹏也不至於会笨到对邓小平的这些举措，不如丝毫分析之地步。再说，李鹏四周仍有不少智囊在帮他分析局势之利弊。
李鹏在九三年四月下旬刚刚生病时，真的有「出师末捷身先病」的无奈心理，但随著时问的推移，随著他躺在医院裹，静观朱熔基劳神费力的这段过程，同时也不排除其家人及智囊，对他分析大陆经济形势之走向，及近期形势对於他马上恢复工作之利弊。李鹏肯定现在已经有了对付朱熔基这个政治劲敌的新策略，即借病发挥、慢病长养。
在长期的政治斗争风险中，中共政治人物都学会了一套形势有利时充分表现自己，形势不利时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本领。而最常用的保护自己的手段就是预留後路，即事先就安排好将来推卸责任的托辞。
李鹏病情随经济形势而变化
而身为国务院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养子的李鹏，混迹中共官场多年，自然不会不深谙中共官员这种运作的招数，何况还有一批政治老人会随时对他给予指点。
所以，单纯从健康和寿命角度考虑问题，李鹏自然为患上心脏病而郁郁寡欢，但从自己的政治前途角度考虑问题，李鹏现在极有可能已经明白了「塞翁失马」的道理。
今後，假如中国大陆再次因为经济改革，引发大的社会动荡，而迫使邓小平调整政策的时候，李鹏能够用最充足的理由说明，问题都是出在他因病没有理政期间。虽然在此期间对外没有正式公布朱熔基代行总理职务，但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有过专门决议，从会议记录到向国务院各系统及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发的专门文件，都是白纸黑字，有案可查。
据此，李鹏则可「理直气壮」地说明，国务院的种种决策是朱熔基主持制定的，具体工作更是朱熔基一手执行的。朱熔基不承担责任还能有谁？
所以说：李鹏抱病不理政，同时又抱病继续保留自己的总理职务，甚至在他养病期间连个「代行总理职务」的正式文告，都不对外宣布，实在是非常的高招。
如果哪一天李鹏突然被宣布病体彻底康复，那可能意味著李鹏自我感觉经济形势的风险系数，已经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以下。或是朱熔基也看透了李鹏的诡计，在政治局会议上，甚至到邓、陈两位大老那裹，坚决表示要麽在给自己「扶正」的前提下继续工作，同时也甘愿承担风险；要麽以「没有代总理之职，所以名不正故言不顺」为有利藉口，强烈要求今後如果继绩仅顶副总理之名，所以也只干副总理之事。
九三年七月二日，中共人大常委会对外公开宣布，几个月前刚刚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继任国务委员并继续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保留国务委员职务，但免兼任人行行长职务，人行行长一职由副总理朱熔基亲自兼任。
李贵鲜下台一事传出後，海外评论界普遍叫好。同时，大陆上的一大批赞成和拥护中共改革派的知识分子，也都为此事拍手称快，理由是：改革势力在国务院裹的头号代表人物是朱熔基，所以他在国务院系统抓到的实际权力越多越好，亲任的实权职务也是越多越好。
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则如今大陆实行的迅猛经改政策已经到了风险最大的关头。而在此时，首先是李鹏称病：按著又让朱熔基亲自兼任人行行长这一国务院所有机构中最为吃力不讨好的职务。在这两件突发事件的背後，到底是有利於中共改革派的因素居多还是相反？
李贵显辞职包藏祸心
众所周知，包括当年华国锋先後辞去国务院总理及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後来又有的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等事件，当事人都是被迫的。而真正由当事人主动请辞的中共高层领导下台事件中，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是比较典型的一例。
事实上，就包括当年一大批中共「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主动请求不再继续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所谓明晓大义之举，都是在邓小平的一再劝说下才完成的。
但是，这次李贵鲜突然辞去兼职，却没有辞去其即使没有实权，但至少仍有行政级别和政治地位的国务委员职务。在这种辞职方法的背後，到底存有何种真实动机？
一般评论都认为李贵鲜其人，是因为工作能力太差或犯了错误，才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免职的。但据内幕消息说事实上李贵鲜是主动请辞的。而且，他主动请辞的主要原因是要同朱熔基赌口气，乐得一边图个清闲、一边等著看朱熔基的笑话。
在一次分析经济形势的国务院工作会议上，会议主持人朱熔基，当著众人的面羞辱李贵鲜说：「你懂得股票市场是怎麽回事吗？身为主管金融、货币的国务院领导人，像你这样自甘当「外行」怎麽行？」
这席话自然令李贵鲜极为难堪。在中国大陆，「外行领导内行」这句话流行于「文革」时期，当时，人们用这句话形容那些靠「造反」起家或靠所谓「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的口号登上各级、各部门、各行业领导岗位的「大老粗」。
自邓小平时代开始「拨乱反正」以後，「外行领导内行」则是对不称职的领导人的最尖刻的讽刺。所以，当时李贵鲜受了这样一顿抢白後，颇有变脸的之意。如果不是别人一再劝阻，李贵鲜差点就当场拂袖而走。
事後，朱熔基虽然专程登门向李贵鲜致歉，但李贵鲜不可能咽下这口气。他先後在江泽民、李鹏等中共政治局常委那裹逐一告状诉苦。为此，连除了军队工作从来不过问其他的刘华清，都曾经劝告朱熔基「要善於团结大多数干部」。
李贵鲜下台後，有报导说李贵鲜是李鹏的留苏同学，所以李贵鲜的下台是对李鹏的一大打击。这类报导的前提不准确，结论则可能没有击到重点。
首先，李贵鲜并不是李鹏的留苏同学。李贵鲜确实去苏联学习过，但那是在一九六零年以後的事情了。而李鹏到苏联留学早在一九四八年。算起来，李鹏的留苏时间比李贵鲜整整早了十二年，再者，李贵鲜留苏的学校是莫斯科化工学院，李鹏当年留苏的学校是莫斯科动力学院。所以无论怎麽拉扯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谈不上是同学关系。
其次，在李贵鲜失去人行行长这一「实权」职务的问题上，李鹏未必怀有什麽「伤心」情绪，而且李贵鲜的辞职还可能是李鹏的授意。
利弊难分
中国人民银行做为中共政府的中央银行，地位固然凸显重要，但这个部门与国务院其他部门相比即使再重要，在行政级别上也不过是个正部级单位。
李贵鲜下台一事，如果被用来说明是朱熔基整倒了一个政治对手或是削弱了一个政治对手的实权，倒还勉强能够成立，而据此用来证明朱熔基掌握了实权，则过於牵强。因为要如此解释的话，朱熔基似乎应该兼任国务院所有部委的正职，才算是真正有了「实权」。
今後一段时间内，中共改革政策迅速强制推行所带来的种种经济不良症，几乎都可以归结於金融方面的问题上，如今把金融这付烂摊子全部栽到朱熔基头上，让他继续放也不是，动手收也不是，这就是李贵鲜等著看朱熔基笑话的真正动机。
在李鹏主政中共国务院时代，国务院官员评价他是「只管油监酱醋柴，从来不听专家意见」。朱熔基与李鹏相反，不但时时注意听取国内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而且还专门让手下人随时为他搜集国外经济专家，对中国大陆经济形势的评价和看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以便制定或随时修正经济战略决策。
朱熔基所具备的这一特质，在任何一个先进国家领导人看来，应该说是起码的一条，但相对於李鹏这样的经济领导人来讲，不能不说是朱熔基的一大优势。
就在大多数中外经济界人士都断定大陆经济已经过热，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呈现时，持相反意见者就认为：目前大陆经济是「总体不热」。比如中共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就表示：外界以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断定经济过热是不切实际的，九三年上半年，大陆通货膨胀达百分之十五左右是属於正常现象，而且还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甚至外贸负增长及失业人数增加等现象，童氏也认为不必大惊小怪。他认为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产物。他也认为中共采取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不妥。因为如果这样，倒楣的不是沿海地区，而是西北及东北部分正在发展的省市。
他指出，中共如果继续紧缩银根，地方向银行贷不到款，必须会留款自用，那麽上缴中央的钱少了，政府部门的收入也会出现困难。
童大林其人在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曾应邓楠之约，就大陆实行市场经济问题，成立过一个对外不公开的谘询机构。而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为邓小平提供「周边国家」靠市场经济发达的情报谘询。
正因为如此，自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再发展到後来中共政治局表示了对市场经济认同以後，童大林及与他共同鼓吹市场经济的吴敬涟等人，立刻名声大噪，而无论是朱熔基，还是江泽民等人，对童大林的意见不能不慎重考虑。
靠专家意见制定决策
但童大林的看法，却与受到朱熔基等中共领导人敬重的美国经济学家麦京农意见相反。麦氏认为：中国大陆的金融自由化应循序渐进。所谓「倒爬楼梯」模式，即先开二级市场股票交易，再搞一级市场，最後建立会计、税收制度的方法并不可取，还是应先建立会计制度。因为中国（大陆）有企业发普通股票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很难让持有股票人真正得到什麽。按常理持有人并没有真正得到所有权，因为政府仍拥有企业，红利的分配政策也不清楚。所以，股票市场的开放是渐进的才对，即中国大陆可以先有债券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
另外，中国（大陆）的财政赤字，也使中国资本主义市场开放的程度和规模受到限制，政府需要部分垄断金融部门，从国家银行体系得到填补赤字的资金。看来只有赤字的间题解决了，中国（大陆）才能获得完全开放其资本市场的自由。
麦氏是美国史丹富大学经济系教授，以首创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ING）和金融压抑（FINANCIALDEPRESSION）理论而闻名於世。
麦氏其人虽然是个外国学者，而且是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但他的背景十分特殊。他过去曾担任拉丁美洲国家和南韩等国的政府经济顾问。现兼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发展银行的高级顾问。
南韩经济发展的成功，让中共联想到麦氏理论的重要，虽然中共高层从邓小平往下都一致讲什麽「摸著石头过河」，但在学习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只引进科学技术不引进经济理论是绝对不可能的。
面对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朱熔基决定集思广议。他及时命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就「我国经济经过近三十个月的持续增长後，当前的发展态势如何」这一问题，连续组织了五次经济形势专家问卷调查。
经过了专家的反复论证和讨论，朱熔基提出了治理大陆通货膨胀的一揽子计划，即所谓「十六条整顿经济措施」。分析这十六条政策不难看出：一、其基本内容是采纳了麦京农的意见，而不是童大林的观点。二、十六条政策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经济手段而是行政手段。尤其是在限期完成国库券销售这条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江泽民和朱熔基都要求全国各地，将此「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重用陈元示好陈云
在「十六条」出台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改由朱熔基亲自兼任，并进行人事大换血，在副行长的位置上，换上了一个自己的心腹朱小华，留任了陈云之子陈元，而且陈元还因为央行的改组，排名从第四上移到第二。
另外，新任副行长还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人物，姚依林女婿王歧山。王歧山原是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按照原来中央银行位阶的划分，中国建设银行，仅仅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的二级银行，其干部位阶规定是副行长仅仅为正司局级，而人民银行副行长则是副部级，所以，王歧山现在是官升一级。
陈元和王歧山两人无论在改革问题上持何观点，因为他们的老子分别是中共计划经济的两大元老，所以把陈元和王歧山算在改革派阵营里，恐怕很少有人会接受。
事实上朱熔基兼任央行行长後，实际主持研拟大陆金融改革总体方案的，恰恰就是陈元和王歧山，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加强宏观调控措施及理念相近，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朱熔基的政治策略、凭藉重用陈元和王岐山，作为向他们两人的老子示好的筹码，降低政治上的风险。
被朱熔基时刻威胁著总理宝座的李鹏，则随时都在等待著朱熔基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发生恶性疏漏；也随时都在盼望著党内几个政治元老，对朱熔基失去信心和耐心。
但是，朱熔基首先是在整体工作上，抓紧采取了防止通货膨胀的坚决措施，以避免经济崩溃和将由此造成的政治动荡；在具体对应经济问题可能引发的社会动乱的处理上，则采取了支持理性处理意见，全力和平疏导的方针。同时，又在人事安排方面，采取了让陈云一派政治老人不能不满意的动作，正是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无论李鹏对朱熔基业务上的老辣和政治上的精明，是否自叹弗如，他都必须承认只要已经出台的加强宏观调控措施，能够比较顺利地贯彻下去，要在近期内扳倒朱熔基，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十二章 迈向总理之路
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後，朱熔基在政治方面的第一个突出表现是，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英国「炮轰」港督的宪制方案。
他以责备的口吻说：「中英联合声明还要不要信守，中英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否就「一风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是绝对不含糊的。不要以为对抗可以迫使我们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对此，任何人都不要作出错误的估计。」
据报导：香港证券交易所十七日开市後，恒生指数便因为朱熔基的这一阵「炮声」而急跌，连破六千二和六千一大关，以六千零八点收市。跌了二百零六点，为到九二年以来最大的跌幅，而且最低时跌近二百五十点。
香港著名政治评论家丁望在其文章中说：宪制方案的「建议」扩大有限度的民主，不仅有利香港过渡期的安定繁荣与群众的「民主参与」，也可为未来特区建立「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基础，对实行市场经济後的中国大陆具有示范性的价值。假如「老佛爷」（指邓小平）和北京领导有宽广的胸怀，同意实行极有节制地民主政制改革，香港绝不会引起不稳定或动乱。
丁望的这番评论应该说代表了香港民主派的观点。虽然朱熔基在英国所表示出的「严正立场」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真实意见，但这种事情自然是谁在台上表演谁就招骂，就像「六四」开枪后，最招恨的不是邓小平而是李鹏一样的道理。
如此说来，朱熔基进中央政治局的第一个政治表现，起码今香港的民主派有些失望，今后在香港，关於朱熔基是中国的戈巴契夫和叶尔钦的评价，也会因此而减弱。
会不会出师未捷身先死
如果仔细检视朱熔基从出任上海市长到如今的这段历史，注意观察他的每一项活动，就不得不相信，此人的确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强，同时也的确有能力、有才干的中共领导人。
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也是一个极富有责任感的中共领导人 无论是对中国老百姓，还是对他所效命的中共政权本身。所以有上海的记者评价他说：「这是一个一心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共产党领导人。」
自朱熔基到国务院出任副总理职务後，立刻开始了陆续到全国各地视察的活动。两年半时间以後，他的足迹几乎踏过了中国的每一个省级行政区域。
在东三省，他为解决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时的最大困扰之一：「三角债」问题通宵达旦地听汇报、读报表，商计对策；在湖北，他身著工装，与当地干部一起踏着没膝的污水慰问遭受暴雨灾害的工农群众。在四川，听到农民抗议打「白条」的呼声，他痛斥鱼肉乡民的地方官僚，不但没有党性，简直缺乏人性。
在山西，他看到露天积压的大批煤炭因为铁路运输紧张而长年风化自燃，痛心无比地说，你们是否知道，现在华东等缺煤的地区因为能源不足，不知有多少家企业限产甚至停产？说到这里，朱熔基满脸是泪，在场的干部工人无不为之动容。
每到一处，朱熔基从来是视察轻车简从；吃饭绝不准有宴席。有地方干部送上土特产，他拉长了脸问：你一个月的工资有多少钱？怎麽买得起这麽贵的东西？所以你们要麽是花公款送礼，要麽就是鱼肉人民，白吃白拿。
山西省著名的大寨村，过去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改革开放後，这里虽然不如过去吃香，但大寨人仍然是居「功」自傲。朱熔基到了这里以後，很不客气对党支部书记郭凤连说：过去一个副总理到这里来，给你个几十万、几百万是可以的。我现在一块钱也没有，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靠自己来干，靠自身发展起来，典型不是树起来的，是干起来的。
当郭凤莲汇报到该村兴办铁合金和糖醛厂碰到困难时，朱熔基很不客气地说：「大寨就这麽点家当，你所办的事情也只能是那麽多。你搞的太多了，没有一个重点，没有一个计划步骤，把摊子铺开了，一件也办不成。铁合金全国滞销，包括在国际市场也滞销，你再搞这个东西不合适。而且你的规模很小，人家都是十万吨，几十万吨的大厂，你怎麽和人家竞争？糖醛也是积压，这样的东西不要搞。如何帮助你们，我们回省里去研究，但是都很难救活你。救活了你，这也不是经济的办法，是行政的办法，那个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
获得邓小平全面肯定
虽然仅仅是批评一个小小的大寨村，但是由小见大，人们可以由这件小事里，看出朱熔基为政确实是踏实务实，坚决反对好大喜功，更反对许多中共领导人习以为长的 所谓「不但要算经济帐，还要算政治帐」的做法。
各地巡视一圈後，朱熔基为全国的经济形势，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面临濒危困境深感忧虑。
他在列席政治局会议时，不顾自己当时还只是个中央候补委员的党内身份，大声急呼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如果再不转换经济机制，中央如果仍然迟迟在这个问题上，拿不出决策，共和国的这点家底，就会毁在我们这一代领导人手上。
虽然有人说他如此表现过於狂妄，但邓小平通过视察首钢，却非常赞成朱熔基的想法。
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朱熔基决定，要把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济机制条例》，赶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出炉。按照朱熔基的想法，制这个条例，就意味著从地方到中央的许多政府管理部门，要丧失掉相当一部分权力，甚至有些部门，根本就没有必要继续保留。
为了说服那些一听放权就如丧考妣的官老爷们，朱熔基不得不亲自主持了十四次会议，反覆讨论条例的细则。事後朱熔基曾解释说：「我之所以十四次主持讨论，就是为协调。各个部门争的很厉害，我常常是先发脾气，然後道歉。」
九二年七月，朱熔基终於如愿以偿。但是，因为这个条例，朱熔基不知得罪了多少国务院部门的干部。
曾有一位中共国务院官员九一年底和九二年底两次到西方访问，谈到朱熔基时，完全是截然相反的态度。九一年底他评价朱熔基「前途无量，功到自然成」；九二年底他评价朱熔基「只会骂人，不会「玩儿」人，早晚翻球」。
所以，朱熔基内心很可能是真的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在国务院系统和一大批地方官僚面前失去「人心」。
有人评析说：在共产党经过四十多年的人才「负筛选」制度，而形成了庞大官僚体制面前，朱熔基从进入国务院第一天，就如同陷入了一个完全没有埋设规则的地雷区。所以，即使他希望自己在将来的一天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却可能像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样「出师末捷身先死」。
与江泽民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
得罪过太多的国务院和地方干部，以致幕後运作的「倒朱」暗潮，已经出现了几回。这是朱熔基今後仕途上所面临的第一大风险，而朱熔基所面临的第二大风险，则是江泽民和李鹏，至今与他面和心不和。
朱熔基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後，许多人分析此举标志著「上海帮」主掌中共政权，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牵强的分析。早在江泽民和朱熔基共同主政上海时，他们的一位下属，就曾用大陆流行的一句戏言形容他们两人的关系，阿朱和小江「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
「上海帮」论者，首先从籍贯上把钱其琛、邹家华都列为「上海帮」，殊不知邹家华只是父亲原在上海出名，而本人原籍并非上海，且邹家华也从来没有在上海学习和工作过。而钱其琛也只是在上海从事过中共建政前的地下学运，中共建政後，则长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系统工作。
持这种分析的人，又根据朱熔基和江泽民曾一同在上海共事，作为其「上海帮」主政的论据。但如此分析，中共十四届政治局里当时至少还应该有天津帮，因为李瑞环、李岚清、谭绍文都来自天津。也还可以有甘肃帮，因为乔石、胡锦涛、温家宝，包括原来的政治局常委宋平，都曾在甘肃长期工作甚至就是从甘肃起家。
「上海帮」的难以成立，还因为朱熔基与江泽民，在上海时的相互配合谈不上默契，而他与邹家华在第一副总理的人选上，更是「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对手关系。
在个人气质、性格、工作作风等方面，江泽民与朱熔基都有很大的差别。即使过去两人同时主政上海时，在处理上海工业生产和治理上海的环境等方面，朱熔基都大不同於江泽民的措施和方法，这也是为江泽民所不悦的。
一位中共上海市委官员说，待到朱熔基在市民中威信越来越高时，朱熔基似乎忘记了自己同江泽民在党内地位的明显差别，而分庭抗礼起来。
每次，在江泽民去基层视察有消息传到市政府，朱熔基立即也会下去基层，并在第二天报纸上与江泽民一样有新闻、有照片。因为朱熔基与市民关系亲密，他下基层後，许多工人会争著同他握手、合影，鼓掌欢迎他，而江泽民则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因此在新闻报导的现场描绘中有明显差异，江泽民看了非常不满意。
後来，上海市委办公厅和政策研究室专门给几家报纸发了文件，强调两个领导的宣传规格要一样，「不能扬朱抑江」，如果江泽民与群众在一起的时候，群众没有鼓掌，没有争著握手等情节，则要把有关朱熔基新闻稿中有这类描绘，一律删除等等。这即使在芮杏文、江泽民争斗时，也没有过这样的文件。
瑜亮心结
朱熔基到北京工作，由於是邓小平钦定，江泽民似乎末曾表示过反对意见，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还赞扬过朱熔基。但这并不等於像外界揣测的那样，江泽民希望与朱熔基联手，以「江朱体制」替代「江李体制」。
自九三年四月李鹏病休後，朱熔基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自然在中共媒体上的曝光率极高。在此之前，因为海外对中共领导人的追踪报导就从来是「扬朱抑江」，以致江泽民心里有气又说不出口，所以江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朱熔基在中共自己的媒体也处处领先。
七月五日朱熔基主持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坚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於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这本来应该是中共当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所以按照惯例，这种新闻，应该是在党报头版头条。
但因为当天江泽民，参加了一个各省区市党委政研室主任座谈会，江泽民办公室就指示：「总书记关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讲话内容，在报纸的位置上不能低，要放在头条。」
谁都明白，江泽民的这个「重要讲话」，其实就是覆述了毛泽东的一句原话。另外，这句话就同「没有水就没有鱼」同样性质，谈不上什麽「重要」。但《人民日报》等大报编辑人员，接到总书记办公室的钦旨，也只好违背新闻常识，把江泽民的「重要讲话」放在头条，朱熔基主持会议的内容只能屈居第二。
仅从这样一件小事，就足可以看出江泽民无时无刻都在与朱熔基斗法。所以，即使因为李鹏激流勇退或因久病不愈，而让朱熔基尽快登上中共宰相宝座，江、朱二人也成不了如江、李那样的「体制」。就如同当年的赵紫阳和李鹏一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