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怀远等人的纠缠在大陆新闻界和文化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应，不久即有上海约五十八名作家和评论家联名发表呼吁信，反对干涉作家的自由创作权。
《中国青年报》也发表文章，指出这是中国大陆文学创作第一次涉嫌诽谤案。文中还引述一名作家的话说：「写报导会被人控告，写事实的纪录也会被人控告，现在写小说也惹来官司，将来还有什麽可以写的？」
好在当时的大陆政治形势毕竟已经多少有些宽松，所以对杨怀远的这种无理取闹，支持者甚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看了五十八位上海作家及评论家的联名信後，指示道：暂不受理，暂不报导，双方多作自我批评，以团结为重。
上海徐汇区法院，放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通知杨怀远，以「此事难以成立」的理由要求杨怀远撤诉。
几个月後，大陆爆发八九学运，张士敏热情地投身其中，把写上自己斗大名字的布条像披授带一样斜挎在肩，与王若望等上海知识界人士走上上海街头，声援北京学生运动。
「六四」镇压以後，政治形势突变，张士敏「参与动乱」和「诽谤劳模」约两项「罪行」被新帐旧帐一起算。
中共左派理论家的当家人邓力群专门调看了张士敏「积极参与动乱」的录影带，然後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一个负责人说：「查一查张士敏在动乱中的表现，再把他诬陷、诽谤杨怀远同志的事联成起来，研究一下解决办法。我们党培养一个劳模很不容易，不能诳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毁了。」
江泽民此时已经成了中共总书记，对张士敏的问题也变了嘴脸，亲笔批示：「保护劳模，严肃处理。」
总书记一句话，上海司法部门即在「伸张正义」，「维护法律尊严」的幌子上将张士敏判刑六个月，缓刑半年。同时还限令张士敏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发表或出版《荣誉的十字架》，并追缴他出书所得稿酬四千元及赔偿杨怀远经济损失一千六百余元。
坚持原则
在这种恶劣的政冶气候下，朱熔基还是表现出了非常开明的一面。法院判决後的第四天，朱熔基在给政法干部作报告时非常生气地指贵说：「此事我作过批示，要妥善解决，杨怀远不听。那是他的事。你们法院 根据什麽这样判？你们说要保护劳模，难道知识分子就不要保护？将一本小说判罪，上海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
当张士敏知道此事後，非常感动，给朱熔基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几天後，朱立刻回信鼓励他道：「挫折对人的成长并非坏事。」
大概是朱熔基从这件事，联想到自己当年因言获罪的历史经历。虽然他当时以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竟然无法制止一场悲剧的发生，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敢於给张士敏回一封慰问信，的确是非常难得了。
上述内容前半部分有当时上海《文汇报》关於杨怀远起诉张士敏的报导为证，後半部分则是张士敏出国以後，对采访他的台湾《联合报》系记者的亲口叙述，所以应该是有可信度的。
上海文化界透露说，这场官司在上海文化界被称为「千古奇冤」，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桩「现代文字狱」。但身为上海市党政第一把手的朱熔基，对此事的真正态度，至少在少数知情的知识分子中间普获赞扬。
对朱熔基的各个方面给予肯定者不乏其人，但也有人认为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评论，把朱熔基的种种好处说得过分。例如两名自认对朱熔基了解甚多的上海记者，对朱熔基的评价就几乎是完全相反。
其中一位记者感慨朱熔基在上海出席公众活动，总是独自一身，但另一位记者立刻反驳说：在上海的公众演出场合或高级干部的休养地，我就好几次见到朱熔基太太和女儿。
这位记者举例说：无论是大刮廉政风暴也好，还是整顿干部队伍也好，朱熔基的这一切都是做给上海老百姓看的，与其说他是「一心只为民作主」，还不如说他最精通中共政权里「为官之道」更准确。他每到周末都要带著妻子，大学放假时还要把女儿带去郊区一所专为接待中央和外省市高级领导人的宾馆度假，每次都付十五块钱。可是他们一家在那里两天的全部开销一百五十块钱也不止。
这位记者还说：朱熔基到上海去以後，专门主持了一项工程就是改建这座宾馆。目的是让中央领导和外省市对他有用的领导人，到上海後有一个舒服的居住和旅游环境。朱熔基妙就妙在让人把这个特殊场所的内部搞得实在已经不能再豪华了，足可以同大陆的任何一间高级宾馆的内部设施相媲美，但外部结构郡搞得非常普通。这样，没有资格进到里面的老百姓，不可能知道这座建筑其实是「金玉其里，砖瓦其外」，自然就不会有牢骚了。
讨好两头的为官之道
这位记者又透露说：我早就从上海市政府的秘书们中听说，别看朱熔基在公众场合里对干部腐败表现得嫉恶如仇：别看朱熔基在上海得罪了那麽多奸、懒、馋、滑，甚至只干坏事不干好事的中层干部，但是他敢於得罪的人都是有选择的。他为官的标准就是「讨好两头，得罪中间」。
所谓「讨好两头」是指上讨好中央，尤其是讨好中央的政治元老，下讨好普通老百姓。所谓「得罪中间」则是指得罪上海市的中层干部。虽然得罪这些人，也会给他造成一些人事关系上的紧张，但不得罪这些人，工作无法推动，更无法讨好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痛恨到了忍无可忍地步的上海老百姓。
所以，在这个得罪人的问题上，朱熔基是充分权衡了利弊得失的。任何一件他顶料到利小弊大的事情他是决不会去做的。「得罪中间」，他也是只得罪那些没有什麽背景或背景不重要的人物。比如上海的一些资格较老的老干部，只要是能「通天」的，朱熔基就从来不敢得罪 ，虽然他们已经表面上不再有实权了。
这位记者说：朱熔基在上海期间，在给自己留後路和给自己铺平继续上升之路的问题上玩得最漂亮的一手，就是千捧百吹讨好中央那批政治元老。
本来，中央那批政治元老中，陈云和李先念因为非常看中上海，所以每年必去，邓小平和杨尚昆无论是为了个人休假，还是为了政治上的争权也是年年不缺。因而朱熔基与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争相主管这项既烦杂又很可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朱熔基比江泽民棋高一筹的是，他一到上海，即排好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中央老同志轮流到上海活动日程表。除了上述几个老人之外，平时对去上海活动不那麽热心的彭真、王震等，他都特地加以安排。
朱熔基还高明的一招，就是借横向经济联合之名，邀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到上海「传经送宝」。这些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当然乐得上海方面给他们安排如此妥贴的高级旅游活动。於是，各地的所谓「学习代表团」、「参观团」纷至沓来，路费自己出，在上海一切吃住游玩活动则全部由上海市政府提供。
当然，朱熔基搞这一套对上海经济还是有好处的，毕竟在宴席桌上才好谈问题，再加那麽热情的招待，那麽高级的宾馆和游船，各地的领导人自然是「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
一石二鸟的手法
於是，内蒙和山西的煤炭、新疆和青海的羊毛、河南的茶叶、山东的水果……，过去由於各地搞经济封锁而卡了上海脖子的产品都被朱熔基要到了。同时，朱熔基也要到了将来在全国人大会上出任国家领导人的选票。朱熔基既然设计好了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那麽就必须提前打通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头蛇们那道关。
《文汇报》还曾有一则报导说：朱熔基在当上市长以後，提出今後市政府召开的任何会议严禁送礼发包，可以不参加的剪彩、礼庆活动，干部应尽可能不去，但「可以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多出面」，这样一来，上海老干部中那些「通天」人物，心里当然非常舒服。
两位记者对朱熔基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据一位中共高干说，「讨好两头，得罪中间」确实是朱熔基为官的一大特点，但这只能说明他为官的精明。既然要在中共内部当官，既然要想政治前途无量，讨好中共元老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政治制度使然：至於讨好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头蛇，既然能够起到「一石两乌」的作用又何乐而不为？
这位人士评价朱熔基说：如果他想在中国大陆干一番事业，不论是否私心极重，仅仅想出人头地，都必须懂得为官之道，不然，事业难成，个人也含在复杂的人事关系面前一再碰壁。到头来，个人灰头土脸不说，事业也将一事无成。
总的说来，朱熔基其人还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就是真的花了上海人民的血汗，连一座豪华宾馆提供政要挥霍，虽然多少有为自己之处，但多半还是为了上海人的利益。
这位人士的评价，替朱熔基道出了他的难言之隐。在中共政权下为官，要百分之百地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当年为中共政权立下赫赫战功的彭德怀元帅，曾经想过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最後的下场，是被毛泽东先从政治上打倒，再从肉体上消灭。彭德怀如此下场的根本原因是什麽？共产党说是「路线斗争」打错了对象，其实，至少毛泽东记恨彭德怀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公然在政治局会上反对组织「中南海文工团」。
「我不反对毛主席和局总理跳舞，虽然我自己从来不跳舞。但是跳舞就跳舞吧，干麻一定要为陪中央首长跳舞就组织一个中南海文工团，尽弄些年轻漂亮的姑娘成天关在这里。这哪是共产党的做法？老百姓知道了是要骂娘的。」彭德怀提出这种意见，毛泽东能不恨他？
张闻天为什麽倒霉？当然也是政治原因，但至少还有一条别的原因，那就是在延安的时候，张闻天斗胆把建议毛泽东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的「基层干部意见」，当面传达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没有说什麽，几天後却宣布同江青结婚。
周恩来等人都被邀去捧场，唯独当时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没有接到请帖。几十年後，那位请张闻天向毛泽东进谏的干部，虽已官至省长，却因一项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大狱，并遭活活打死。
朱熔基要想在中国大陆的政坛上站住脚，要想实现他有朝一日从上海回北京，从地方诸候变成京城宰相的野心或抱负，就绝不能学习彭德怀，也不能学习张闻天。所以，朱熔基纵替邓小平 老同志修竣一座甚至几座上海行宫，或玩弄一些政治手法，只要不害人，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
第六章 敞开大门振兴上海
朱熔基到上海工作的一九八八年，是上海向中央实行财政、外贸双承包的第一年，也是实施所谓「沿海发展战略」的第一年。上面放权，又减免税利，这自然是朱熔基到上海工作不久就见出明显起色的关键原因，但也必须承认朱熔基的工作能力和实干精神，为「重振上海雄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朱熔基在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施政报告时宣布：一九八八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完成六百一十二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国民收入完成五百三十三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点八；工业总产值突破一千亿元，完成一千零八十二点七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五；农业获得丰收，总产值完成二十六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三十外贸出口创历史最好水平，达到四十六亿美元；地方财政收入超额完成，达到一百五十三点三亿元，完成了上缴中央财政一百零五亿元的包干任务，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九件实事全部完成。
当这句「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九件实事全部完成」的话音一落，会场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大会实况通过电视媒介同时传播进上海的千家万户，老百姓们自然也露出会心的一笑。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说：上海历届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长时间的掌声，看来朱熔基真的是成功了。
克服天灾人祸
一九八八年上海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传染性「甲型肝炎」，一时间整个中国大陆谈肝色变，上海市更是人心惶惶。事後统计，虽然关於病人、死亡的人数没有当初估计的那样严重，仍造成第一线生产工作减员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当年夏天，上海市持续高温，酷暑难耐，严重影响工业生产：当年秋天，上海又遇上了百年末遇的干旱，直接影响了朱熔基下了一番力气的「菜篮子工程」；另外，因为全国性的严重通货膨胀，诱发了整个上海市的抢购风潮；按著便是储蓄下降及随之而来的能源、物资供应不足状况的明显加剧，煤炭库存处於警戒线以下，年底又电力吃紧，以至企业普遍开工不足，部分企业甚至被迫停产。
种种不利因素使得本来就难得一笑的朱熔基脸上，更是日日布满愁容。尤其是甲性肝炎爆发期间和高温酷暑阶段，朱熔基经常是整日整夜地不得休息。他的妻于劳安当时普担忧地对他说：上海甲肝没病死人，倒是把市长快累死了。
所以，在这种种对上海工农业生产非常不利的恶劣条件，集中发生在一九八八年的情况下，上海的工农业生产能够获得成长，上海老百姓自然感到满意。
邓小平九零年在上海过春节时曾说：「我的一大失误是在搞沿海、特区开发时，没有把上海带上。」现实的中国政治，因邓的一句话给上海发展带来了最大的契机。
邓的讲话引来朱熔基等上海领导人的积极争取。於是，自九零年开始，以李鹏为首的中共国务院不得不在经济发展政策趋向问题上向上海倾斜，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性优惠予上海，包括开发上海浦东区，在这一地区实行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的政策。
曾在朱熔基身边工作的人回忆说：开发上海浦东的动议，在朱熔基临去上海之前已经是持续了四年的「老生常谈」了，赵紫阳当总理和总书记期间，不知听过多少回经济专家，关於开发上海浦东的各种设想的汇报和规划。而上海的前几任市长，包括汪道涵、江泽民，都对浦东开发作过不少设想。
朱熔基到上海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原先对於开发上海浦东的事情并不甚积极，甚至没有江泽民积极。原因就是他从上层的政治斗争角度，考虑到了陈云没有吐口，从下面的经济规模角度，考虑到了当务之急是要给上海老百姓「雪中送炭」，而开发浦东那是「锦上添花」，眼下没钱置「锦」，「添花」就更谈不上了。
因缘际会
从中共公开的报刊资料查对，开发浦东也确实是在九零年四月才正式喊出来的口号，朱熔基在八八年上任的施政演说及八九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实从来没有提过关於浦东开发的半个字。
使人感到费解的是，一九九零年正是李鹏等人叫喊继续治理整顿最凶的时间，而李鹏等人所设计的「治理整顿」，不但包括经济上的全面紧缩，特别还包括向地方收权一项，怎麽又突然想起了摘一个大干快上的浦东开发？
因为开发浦东势必要向上海方面实行所谓「政策倾斜」，而中央财政的收入长期以来都是以上海为大头的，因此，倾斜的结果会让中央财政直接受损。
当然，开发浦东的远景设想之一，是希望藉此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进而扩大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远景设想之二，可能还有希望上海通过开发浦东以重振昔日经济重镇之雄风，并因此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
但是，中共元老中的计划派人士，尢其是陈云这样的人，怎麽会轻易在开发浦东的问题上向邓小平让步呢？
中共高层的一位人士说：陈云在改革开放政策取得明显经济效益、同时深得大陆人心的「大气候」下，完全不调整自己战略方针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上海方面，在朱熔基上任当了市长以後，因为实行了有限度的改革，加上中央放权，经济确实开始有了起色。
那麽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如果继续坚持不搞浦东开发，只会在与邓小平下一场的较量中陷於被动。所以陈云很可能是考虑到与其在开发浦东的问题上，长期处於与邓小平等改革派领导人，实行政策性对抗的被动措施，还不如网开一面，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於是才想到了「先发制人」这一招。
当时，陈云曾召朱熔基谈话说：你在上海搞改革我支持，现在我继续支持你开发浦东。改革开放搞了这麽多年，广东等地是最大的受益者，关键原因就是它们有特区，有特区才享有政策性优惠，所以上海在这些年里才显得落伍了。长期让上海落在後面当然不行，所以浦东开发势在必行，开发浦东最重要的是钱，最重要的是要有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我让陈元出面，他在开发浦东的问题上，可以给你起到很好的助手作用。但是，浦东要开发，就要开发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特区。
有了邓小平後悔没有在建立特区之始即把浦东带上的讲话，又有了陈云的这番大力支持，朱熔基这才雄心勃勃地大展浦东宏图。於是，九零年九月在上海举行的开发浦东新闻招待会上，陈元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样子出现在主席台上。
陈元的配合
他先是代表中央金融机构发表演说，表示了一番对浦东开发的大力支持。当有日本记者问到什麽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将批准第一家外资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时，他回答说：按照原来的工作安排，中国人民银行将先批准两个中外合资财务公司，然後再批准外资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我们打算，如果事情进展顺利，我们将尽快接受这两家财务公司的申请，发给申请表，待批准後会尽快地考虑批准在上海设立外资银行分行。
事後，即有了陈元出任上海浦东开发区副主任的传说。
九三年七月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下台，一般都认为这是朱熔基趁李鹏生病之机，去除为李鹏掌管金融大权的心腹。但有所不知的是，朱熔基在主政上海期间，就已经与李贵鲜结怨，而陈元是站在朱熔基的角度上说话的。
朱熔基担任上海市长的头两年里，虽然没有马上把浦东开发提到日程上，但在他大力主持「雪中送炭」的「九件实事」的同时，对於上海的对外开放还是下了一定功夫的。
到了上海暂时还没有正式当市长的时候，朱熔基即已经把他同楼继伟等人谋划改革外商投资管理办法，提交到市委常委会议上。其主要内容是：必须抓紧建立高效率处理外商投资事务的专门委员会，实现「一个机构，一个窗口和一个图章」办公，把过去那种层层审批、级级把关的吓跑外商的「串联式」作法，改成各个职能部门齐头并进的「并行式」作法，以保证整个上海到本世纪末，达到吸引外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的目标。
在朱熔基刚刚当上市长不久，由他亲自兼任主任的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即正式开始对外办公。
朱熔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商许诺说：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保证上海吸引外资的工作按国际惯例进行，是上海的审慎决策，长远决策，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外界有一种说法，说上海人「精明不高明」。现在，上海企业家已经想通了，如果不让外商赚钱的话，我们也赚不到钱。因此无论你们赚多少钱，我们也绝不眼红，只要我们也能赚到钱。
按著，朱熔基又下令上海新闻机构大力宣传「上海为国外投资者敞开大门」，并亲自飞到北京出席中美合作、贸易和经济发展讨论会。在大会发言中，朱熔基再次大做广告，列举到上海投资的种种有利条件和优惠措施。
同时，朱熔基又下令让新成立的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分成十四个小组，分别走访了上海三百九十四家外商驻沪机构，征询外商对上海投资环境的意见，并向外商保证一定要用比过去快得多的速度，向外商提出的一切问题与要求给予答覆。
鼓励外商
朱熔基的这些行动自然今外商大受鼓舞。八八年四、五两个月里，上海市批准了外资项目九十九个，出上年同期增加两倍多。而在朱熔基当市长的第一年里，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二百一十九个，出上年增加一点九倍，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三点六亿美元，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一点七。
外商投资的软体环境在朱熔基任上得到改善後，所取得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比如当时大陆评选「最佳合资经营企业」时，十个中选者中，上海就占了六个。
朱熔基在上海，一开始所表现出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实际举动，至少是在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方面，给浦东开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他自己开明形象的外表，再增加了一圈色彩斑澜的光环。
至於朱熔基刚到上海的头一年多里，为什麽没有急於发动并促成浦东开发，甚至对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迫不及待，更视为好大喜功，朱熔基有他自己的一套解释。
他认为：什麽事情都要有条件以後才能干，「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文革」作法。我刚到上海时百废待兴，所以找决定上海的工作先从对内加快企业改造，对外改善投资环境著手，先从办几件实事，理顺人民群众情绪入手是「著眼现实」，而浦东开发这样跨世纪工程则是「放眼未来」，只有著眼现实，才能放眼未来。
当开发浦东的时机成熟，朱熔基立刻当仁不让，要求中央给他比广东和福建的特区，还要「特」的优惠条件。经过一番力争，使得朱熔基实现了愿望。
浦东与深圳和厦门特区相比，除了浦东是当时中国大陆最大的一块特区之外，还有四个主要的特点：一、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工业区；二、引进外资银行，开放证券交易所；三、对吸引外国企业家直接投资方面，也采取改进措施，即在老企业里面可以让出一部分的股份，同时也可以吸收以股票的形式来进行投资；四、在土地的有偿转让和开放房地产市场方面，采取更灵活政策。
现在再分析当时上海浦东开发区的这四大特点，就不难看出这是朱熔基在为他日後主持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开放，进行试点。其实，当时即有大陆敏感人士就浦东开发的问题评论说：朱熔基在把上海浦东，作为下一步主持国务院经济领导工作的「试验田」。
在宣布开发浦东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记者问朱熔基：「在海外，浦东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联成在一起的，今後一但您离开上海，这个局面将会怎麽样？」
为自己造势
这番话自然会使朱熔基心里十分高兴，但表面上却仍然要不苟言笑。他故意装出一付不以为然的样子回答说：「我认为浦东开发不是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不管谁在上海当领导，这个决策都是一定要实现的。」
「至於我嘛，」朱熔基神秘地笑了笑说：「我的任期还有三年。」
其实，海外之所以把朱熔基的名字同浦东开发联系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他巧妙地为自己造势的结果。
虽然浦东开发是九零年四月，才由李鹏亲自到上海代表国务院宣布的，但在此之前，因为朱熔基相信此事已经不可逆转，已立刻开始了一连串的猛烈宣传。而这番宣传造势举动中，最为成功，最使朱熔基的形象为海外所注目的，就是九零年三月举行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谘询会议」。
为开好这次会议，朱熔基出面邀请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瑞士、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十个国家的十八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并特别由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戈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并商定这个会议今後每年举行一次。
这些出席会议的人士大都认为上海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又在环太平洋地区占据策略性的地位。上海目前已经为二十一世纪制订了一个宏伟目标，那就是要使上海重新成为亚洲的工业中心和贸易中心，这就决定了浦东成了当今世界上有巨大开发潜力的一块宝地。
九一年三月，该谘询会的第二次会议继续举行，一个月後，朱熔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观察家评论说：朱熔基能有今天，是因为他先有机会当上海市长，并充分掌握了时机，为自己塑造了足堪更上一层楼的形像。
第七章 走在政治钢丝上
对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因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而引发的北京学生运动，响应最快的就是上海。北京在十五日下午才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园里出现大字报、标语、挽联等，上海方面十六日即有学生上街游行了。
当时，江泽民还在北京，听到朱熔基关於上海方面形势的电话汇报後，赶紧飞回上海与朱熔基共商如何稳住上海大局。
四月十九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新观察》杂志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等。《世界经济导报》方面的主要代表是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新观察》主编戈扬主持座谈会，议题主要是两个：一为胡耀邦乎反；二，为「消除精神污染」和「反白由化」翻案。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文章内容把当时的政治局面，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抗争新闻自由
因为社论的内容，是以邓小平在前一天的讲话为基调，所以熟知内情的江泽民，立刻觉得此时上海方面必须「旗帜鲜明」了。他於当天下午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表示了上海市委要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决定。按著他又宣布，停止《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中共党组成员钦本立的职务，派出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的整顿领导小组管理《世界经济导报》。
导致这一处理决定的作出，是因为《世界经济导报》原订在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刊出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纪录。报样送审以後，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认为其中一些段落的内容如果原样刊出，势必会加剧人们的思想混乱，不利於社会安定。
事情汇报到江泽民处，江氏十分同意宣传部门负责人的看法，亲自打电话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对文章进行删改，但遭到钦本立等人的软磨硬抗。
江泽民的命令下达後，为了不致引起负面作用，希望《世界经济导报》尽快改版出刊，但报社同仇敌慨，坚持不改版也不出报，同时被下令查封的那期也已经被卖出一部分。
四月二十八日，改版後的《世界经济导报）终於面世，但社会上至此已经流传出两个不同版本。同时，因为江泽民对这家报纸的处理，已经被大陆各大报纸公开报道，终於点燃了八九学生运动上升为全民运动的导火线。
开始，先是数百名北京的新闻工作者联名致信中共上海市委，抗议江泽民撤消钦本立职务，并称中共上海市委这一作法是违反新闻条例及中共十三大关於「党政分别」之原则的。在这封抗议信上签名的记者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几乎包括了所有国家级的重要报刊。
此外，还有一批著名的大陆社会科学工作者严家其、许良英、苏绍智、包遵信等人联名致函江泽民，向他提出强烈抗议。他们认为江泽民只有处理党内事务的权力，而《世界经济导报》不是党报，所以江泽民的作法是越权，而且是在制造新的矛盾。
四月二十八日，仅《中国青年报》即有八十八名编辑和记者签署给《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慰问电，电文中说：「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
另外，《中国日报》亦有七十五名编辑和记者签署慰问电给钦本立，电文中说：「威武不能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这些电文内容虽然没有公开刊登在大陆报刊上，但当天的海外媒体即却都加以报导。
在外界的强烈支持下，《世界经济导报》同仁也开始抗争，报纸编委会在给江泽民等人的一份陈述材料上表示：上海市委应该撤消停止钦本立职务的决定，并撤回工作组。
江泽民惶惶不安
赵紫阳从朝鲜出访归国後，立即表示了对学运处理不能采取压服手段的态度。按著，赵於五月四日发表一篇承认学生爱国的讲话，在国内外引起较好反响，乔石、杨尚昆和万里三人，在赵紫阳刚刚讲完话後即称赞他讲的好，并都表示非常同意他的讲话。
形势突然发生如此变化，江泽民这才觉得沉不住气了。当他与朱熔基商量此事时，朱熔基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应该在《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上采取补救措施的问题，但说了一句北京方面采取激化矛盾的作法「看来并不是上策」。
赵紫阳五月四日讲话的当天下午，北京市数百名新闻记者，发起了中共建政後首次新闻工作者大游行，参加者有新华杜及各大报刊的记者。他们向有关方面提交一封公开信，提出五项要求。一，中共中央考虑撤消上海市委关於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错误决定；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经济导报》公开道歉；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事件；四，要求政府与新闻界就此事与新闻界公开对话；五，政府不得对於公开报导加以干涉。
当时即有人评论说，随著新闻记者队伍的走上街头，标志著这场学生爱国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运动。所以说，上海方面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其实就是导致所谓「动乱升级」的最直接因素。
本来，赵紫阳刚从朝鲜回国後，听了关於全国形势的汇报後，就因为「《哲报》事件」发火，指责上海方面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所以这次因为这一事件引发北京市新闻记者「闹」事就更今江泽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於是，他一方面在上海对钦本立表示安抚，一方面与部下商讨解决办法。
几天後，江泽民被召进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一度曾向赵紫阳求救，希望他出个主意，平息导报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的愤怒。
当时，中共政治局会议的多数与会者因为无法判断邓小平那里到底是什麽态度，所以也都认为江泽民这下捅了漏子。一时间，江泽民在全体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中，见人即满脸堆笑，以哀求的目光希望平时同他表面关系还算不错的几个人替他打打圆场。
在五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委员碰头会上，江泽民看到仍然没有人站出来替他辩解，於是急中生「智」，看到李瑞环去了厕所，立即起身追了出去，在厕所里向李瑞环讨主意。
另外，江泽民也不得不在半公开的场合表示：对於《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确实是过於草率了。这句话一出口，立刻被大陆的媒介予以公开报导。
朱熔基赞成新闻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朱熔基也很可能「错估」了形势，认为中央如果对学潮采取软处理措施的话，江泽民很可能会成为替罪羊。所以，朱熔基自然要在「动乱」学生及上海市民面前，扮演一个与江泽民完全不同的角色。
五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头版在显著位置，转载刚刚出版的第四四一期《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胡绩伟署名的《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安定》。
文章中说：「新闻自由被世界普遍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出气阀」，可以避免偏激情绪爆发，缓解矛盾，减少政府决策失误。是一个民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决策。十年「文革」是我国最严重的不安定时期，那就是从践踏宪法，彻底消灭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开始的，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文章还说：「可惜有的同志把新闻自由也当成不安定因素，这至少是一种误解，限制合法的新闻自由的事，确是很多很多的，有的事甚至公然无损法律，做得十分粗暴无理。老实说，这种压制新闻自由的事才是真正今人惧怕，才是不安定的因素。」
文章中强调：「新闻自由有助於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想建立自己的权威。问题在於，这种领导权威，只有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形成，才是真正受到人民拥护的民主权威。在新闻不自由的条件下所形成的权威，只能是专制的权威，至多是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权威。民主的权威是最好的安定因素，专制的权威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北京的《人民日报》，正在经历一小段中共建政史上前所末有的新闻「小自由」，但也仍然不敢刊登胡绩伟的这篇文章，可见，上海当时确实比较胆大。同时，这篇文章也证明至少在五月十一日之前，江泽民已经充分吸取了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经验教训，不敢轻易在如何控制舆论方面拿主意了。
这篇文章在《文汇报》头版以显著位置见报後，上海市委曾有人表示说：「《导报》向来无法无天，所以他们登什麽文章我们控制不了，但《文汇报》如今也这样出格，市委应该有个态度。」身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熔基听後闭口不发，等著江泽民拿态度，而江泽民当时因为自己对《导报》的处理，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实在吃不准，所以也只好装聋作哑。
上海新闻界也有人说：其实朱熔基事先已经知道《文汇报》要转载胡绩伟的文章，但没有表示反对态度。「六四」以後，胡绩伟的这篇文章上了中共「内参」，被作为新闻界，尤其是《人民日报》社内政治清查的重要批判材料。同时，上海方面一些紧抓极左形势的人也表示要追查《文汇报》刊登此文的背景。朱熔基却表示：胡的文章中说新闻自由也是为了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我看不出错在哪裹。
不说空话赢得大学生谅解
八九年五月，上海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学潮几乎波及每所大专院校。上海邮电学校对学生离校作了严格规定，学生对「失去自由」产生强烈反感，联名写信给朱市长，倾吐心中疑虑。
朱熔基亲自提笔回信说：「你们向我提出的问题，其实你们自己也会正确回答的。现在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智，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大家都应该来维护大局、维护上海的秩序和经济稳定。坦率地说，我对上海目前面临的生产严峻形势感到忧虑。大家齐心协力，困难可以渡过，继续动荡下去，大家遭罪。务请你们认真思考……。」
邮电学校学生意外地收到市长回信，非常兴奋，很快把它抄写成大字海报形式，张贴在校园里。信中虽然没有直接肯定大学生的运动是爱国运动，但邮电学院师生员工，还是为信中恳切之情所感动，所以这所学校的绝大部分学生一直坚持正常上课。
「六四」後，江泽民在一次西方电视记者采访时，曾被问及「是否「六四」开枪已经是解决问题唯一办法？」，江泽民用了一番「当时情况紧急」，「我们党没有处理这类大规模动乱的经验」之类的藉口搪塞。
当记者又问到「如果你当时就是总书记，你会采取什麽样的镇压手段」时，江泽民回答说：「上海就是例子。」
一位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作过的干部认为，其实江泽民完全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自八九年五月十九日赵紫阳被实际解除总书记职务後，江泽民即已被召至北京，「六四」开枪前他回到上海一次，但五月三十一日再次返回北京。北京开枪後，上海采取的措施纵然是请示过江泽民，但主意仍是朱熔基出的，事情也是朱熔基做的。
五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开始，北京市「部分地区」正式实行戒严，并从各地调军队包围北京城後，朱熔基即预感到北京方面的事态，已经空前严重，流血事件恐怕已经难以避免。
这个时候，最兴奋的莫过於江泽民，因为此时不但赵紫阳坚持的对学运进行软处理的政策，已经被邓小平否定，而且赵紫阳本人也已经被实际免除了职务。虽然江泽民当时还不敢想自己居然成了接替赵紫阳的人选，但形势的发展有利於他，对他处理《导报》的手法持赞成态度者，已经控制了中共高层的决策圈。
反对激化矛盾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朱熔基显然还是不想在上海激化矛盾的。五月二十二日，他以上海市市长名义发表广播讲话，文中内容虽然也有「我们一定要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所作的重要讲话，按照讲话中提出的各项要求去做，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但在具体谈及上海时，他仅仅把上海的形势说成是「混乱」，而避免「政治动乱」一词。
北京戒严後，江泽民奉召再次进京开会，临行前一再叮嘱朱熔基等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的其他负责人：对学潮的处理一定要紧跟北京，我们上海千万不能在这种时候站错队。
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凌晨北京发生了血腥镇压事件後，上海市回全国各地一样，群情激愤，九其是大学生们，纷纷行动起来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这段时间里，守候在市委会议室裹的朱熔基及副市长黄菊、副书记吴邦国等人也都是通宵不睡，随时听候江泽民从北京发来的指示。
六月四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奉命起草了一份《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产党员、市民书》，朱熔基看过後，保留了其中描写北京形势的一段，因为这一段完全是照抄六月四日《解放军报》的内容。但对形容上海形势的一段，朱熔基删除了所有「反革命动乱」等政治性辞汇。将上海的混乱行为，仅仅说成是少数人的「胡作非为」和「搞乱上海的破坏活动」，并且强调要「保卫每个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权利」。
上海市委会有人曾经表示异议，认为朱熔基在这个时候，不能再继续迁就动乱学生了。朱熔基则反驳说：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上海的形势和北京有区别；再说，这种形势下也不该在上海采取激化矛盾的办法。
只有强调上海的混乱状态，威胁到了大多数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动用专制力量控制形势才能够在百姓心目中得分，这是朱熔基心里非常明白的一个道理。所以，无论朱熔基心裹对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到底持何态度，他在上海的实践，至少证明他比起李鹏，及当时北京市的党政负责人李锡铭和陈希同要高明得多。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在正式武力镇压北京学运的前几天，已经到北京听候「新的工作安排」命令的江泽民，差不多每天几通电话打回上海。到了镇压当夜，整个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大大小小干部，通宵达旦地等待他传达北京「最新动向」时，江泽民却没有了回音。
据说，那一天晚上，不但是上海市听不到北京的消息，其他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人，都要不通中南海的电话。
既然江泽民自己不主动打电话，上海方面就一个劲地向北京催消息，但北京方面能够管一点事的一个也找不到，江泽民更是不知道藏在哪裹。上海方面问中南海的值班人员：「江泽民同志现在什麽地方？」对方回答：「你们上海人都不知道上海的书记在什麽地方，我们怎麽知道？」上海方面又忍气吞声地问：「北京现在情况怎麽样？」对方立刻没好气地回答：「在开枪！」
中央与地方联络短路
中央政权与地方的联络中断了，而「动乱」学生之间的联系反而热闹起来，北京方面的消息与动态，不断传到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处。朱熔基没有办法，只好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其他几个领导人商量，派市委宣传部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得力人员，到几所主要大学去听听大学生们从北京传来什麽消息。
後半夜裹，因为上海的几家主要报纸，都在等待著市委领导确定头版内容取舍和版面安排，於是，朱熔基再次下令让人不断向北京挂电话，希望北京在这个已经不能耽误的问题上，给一个明确的回话。
当时，有人出主意向北京的《人民日报》社挂电话，但朱熔基早已经通过此前《人民日报》的表现，看出来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像以往一样学习《人民日报》了。
大概到了凌晨五时左右，朱熔基才接到秘书报告，说是北京方面有指示：以《解放军报》的版面内容和编排为基准，尤其必须刊登《解放军报》的社论。
此後，朱熔基如何向上海的报纸面授机宜不得而知，但八九年六月五日的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版面完全一致，首先是头版的版面安排完全一样，其次是两报都是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由朱熔基签发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产党员、市民书》，而二版头条刊登的则是朱熔基署名的（世界环境日感言》一文。
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朱熔基的这篇文章，不是在篇尾，而是在篇头的文章标题下面醒目地注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而那份满是空话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产党员、市民书》，却是与内文一样的小字号在文章末尾注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如此「别有用心」的文章内容，如此刻意强调文章写作时间，如此醒目和刺眼的版面安排，巧妙地表现出朱熔基及报纸编辑人员当时那「欲言不敢，欲罢不能」的复杂心情，每个稍有眼力的看官都不会弄不明白。许多上海的知识分子事後议论这件事情，都夸赞朱熔基真是「绝顶聪明」。
六月五日，邓小平派秘书电话询问朱熔基：「有没有信心不用军队的办法，解决上海问题？」朱熔基表示有信心。邓的秘书说：「小平同志很高兴，上海的条件比北京好。」
邓小平关切
北京「六四」镇压学运的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加上广泛流传上海亦将被军管的消息，不少市民上街设置路障，希望阻止军队入城。同时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亦在酝酿之中。
眼看上海亦将陷入如同北京般的混乱局面，朱熔基便在向邓小平立下军令状後，立刻召集上海官方新闻媒介的「三报两台」（即《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的主要负责人紧急开会，要求他们以「三报两台」名义，写一封公开信。
六日当晚，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播发了题为《上海不能乱，我们怎麽办？》的公开信内容，七日的三家报纸也都以头版头条位置圈框刊出。
这份以「三报两台」名义「致全市读者、听众、观众的公开信」，其实是由朱熔基亲自审阅定稿的。难得的是，这篇「公开信」整篇内容中没有一句政治性辞汇，只是把上海的形势描述成「上海发生的严重情况」，同时，亦把「少数坏人」诱使大学生采取「过激行动」的目的说成是「以便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完全没有半句「颠覆杜会主义」，「推翻共产党」之类的政治大帽子。
更能够被上海市民所认同的是，这份公开信中所强调的内容是：「坚决维护上海的稳定，关系到全市人民的切身利益。市政府一年光是用於补贴居民粮食和副食品的开支，就达三十多亿元。如果局面稳定不下来，今後生产任务和财政包干任务完不成，最终受损害的还是我们上海人民，也包括广大学生。实践证明，上海经济一旦被搞乱，几年都恢复不过来。什麽改革开放，什麽治理整顿，什麽振兴上海，什麽加工资、增奖金、改善生活，都将化为泡影。」
这份公开信播发和刊出後，一批本来因为北京方面血腥屠杀学生和市民，才愤怒上街游行或支持大学生抗议行动的上海市民，态度立刻有了变化，当时就有人上街劝阻大学生说：你们再闹事也救不了北京，反而搞乱了我们上海。再这样下去，我们市民和工人不但不会支持你们，而且要同市政府保持一致。
同时，许多思想单纯的大学生，也感觉上海市委及上海市政府，同北京方面的态度确实不太一样，至少没有把学生的行为，说成是「政治性」的敌对活动，於是，大多数学生的激进情绪也自然被打消。
巧妙化解六四在上海的风暴
通过如上手法使宣传战取得初步成效後，朱熔基迅即在电视上公开露面，於六月八日晚上发表电视讲话，次日的上海三报全文刊登了他的讲话。
在这份讲话说，朱熔基不将北京「六四」事件说成是「反革命暴乱」，而是说「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并声称「历史事实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隐瞒的，事实真相终将大白」。因为这句话，上海市民大都认为朱熔基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北京的镇压举动。
在这篇讲话中，朱熔基还用十分感人的语调说：「面对这几天的事态发展，我忧心如焚，寝食不安。」说到面对混乱局面，市政府末能及时采取措施制止时，他竟诚恳地表示自己「作为市长，对於这几天来暂时未能坚决地执法，保护市民的正常生活，深感不安和内疚」，并表示「向大家检讨」。
同时，他又向上海市民许诺：「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我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第一，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过首行「军管」或戒严」。
这段话中，既下了不在上海实行军管和戒严的保证，又用一句「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已经受到来自上面的巨大压力的难堪处境，当然会受到上海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同情。
朱熔基还特别强调说：「市民们，我是你们合法选举出来的市长，是经过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前一句给上海百姓听，後一句给上面听）。一年多来，我感谢你们信任我，支持我。我一定尽我所能，按照绝大多数市民的意愿来进行工作。虽然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我确实是决心把自己奉献给振兴上海、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在这个危难时刻，为了稳定上海，稳定大局，维护法制，保护人民，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
如此一篇内容恳切的公开讲话发表後，终於收到了朱熔基预期的效果。播发讲话的当天夜里，即有许名单位的工人和干部给上海电视台、上海市政府或报纸编辑部打电话表示，理解「朱市长的肺腑之言」。这就使得上海人民顺从了他整顿上海秩序、平息动乱的号召。他甚至成功地发动了十万工人纠察队员上街撤除路障，维持城市秩序。
在电视讲话中，朱熔基还赠送上海大学生一幅对联，上联是：「稳定上海，稳定大局」，下联是：「坚持生产，保障生活」，横批是「上海不能乱」。於是，参加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的上海机床厂工人回赠一对联给朱熔基，上联是：「恢复交通，一千二百六十万人心所归」，下联是：「坚持生产，煤米油监棉电水保证供给」，横批是：「工人支持侬」。
历史真相终将大白的暗示
由此可见，朱熔基确实巧妙地利用了这次所谓的「政治动乱」，得到大多数老百姓的理解，又完成了中共中央要求他稳定上海局势的任务。
当然，北京某些人对朱熔基这句「历史的真相终将大白放天下」是极为不满的，尤其是他的讲话中只字未提「平息反革命暴乱」，更没有一句「坚持拥护党中央的平暴决策」之类的话。不但是北京，就连一些省和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人，看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後都纷纷向北京方面打听：上海的朱熔基是吃了豹子胆了？他的讲话怎麽和中央精神不一样呵？
在这种政治压力之下，再加上海外报刊把朱熔基的电视讲话，分析成「表示了对北京的开枪镇压不满」之类的内容，朱熔基不得不主动给江泽民打电话，解释说海外的报刊没有正确理解他讲话的核心内容，只是在断章取义。在电话中，朱熔基还特别请江泽民「向李鹏同志和尚昆同志解释一下」。
朱熔基又利用六月九日慰问工纠队员的机会，把自己头一天的电视讲话内容补充了一次。在这次讲话中，他首度使用「反革命暴乱」一词，然後说：「这几天，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录像，真相已经大白，谣言不攻白破。广大群众越来越认识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策的正确性。」
这番话，当然能够使朱熔基在北京当权者那裹获得了一定的谅解，但也能使老百姓理解他的难处，多数市民都宁愿相信这是朱熔基「不得已而为之」。
但人们同时也注意到，上海虽然没有进军队，朱熔基为了兑现他「上海的问题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的承诺，「运用公检法」的力量所采取的镇压行为，甚至比北京还迅速，比北京还严厉。
六月五日清早，先是有一些人在此地坐轨拦车，致使从哈尔滨开往上海的列车被堵，接著，又有南昌抵沪的列车被迫停驶……。
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铁路公安分局，出动四百多名警察前往解围，局势才稍见好转，不料六日清晨又有多人坐轨拦车。当日晚八时左右，一辆列车在道口被迫停驶，许多围观群众站在铁轨上看热闹。
这时，从北京抵沪的一六一次列车接近道口，司机发现险情时紧急刹车也已经来不及，列车的巨大惯性，使之在冲出道口一百多米以後才停下，巨大的气流将来不及躲避的十二人或卷入车底，或撞倒在地，酿成一起惨不忍睹的恶性事故。
事故发生後，围观者情绪激动，开始欧打司机，并纵火焚烧了列车的邮政车厢。朱熔基接到报告後立刻意识到，此事如不能立即平息，如果继续酿成更大惨祸，那麽他向邓小平等人立下的「不用军队也能解决问题」的保证，将会使他成为「制止动乱不力」的替罪羊。
靠法制近是人制
他当即下令从郊区县调集一切能够集中的警察力量，火速赶往事故现场，对继续制造事故者采取强硬手段。一千多名干警赶赴现场後，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驱散了人群，并将涉嫌纵火的十一个人当场逮捕。
据统计，光新路道口事件的全部过程，造成了沪宁、沪杭铁路中断四十多小时和五百多列货车、客车因此停开的严重交通阻塞。事件中，先後有九节火车车厢、六部警用摩托车被烧毁，同时被烧毁的还有九百多袋邮件，直接经济损失达三百多万元。
六月七日晚，当报纸将报导这一事件的稿样送到朱熔基处审阅时，朱熔基指示要将报导内容的基调，定在「刑事犯罪」的性质上。於是，六月八号见报的消息，只是称「一起严重的骚乱事件」，仍然没有用「反革命暴乱」之类的字眼。
六月十七日，北京宣布将一批「暴徒」判处死刑，但上海的行动比北京还早两天。另外，北京判处死刑的八个人（执行时只处决了七个）分别是六月四日及五日抓获的，而上海判处死刑的三个人（全部是光新路道口纵火事件的参与者）则是六月七日抓获的。也就是说，上海的宣判速度实际上比北京要快四到五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对於任何一个罪犯，都要经过公安局拘留後的侦查、预审等过程後，认定犯罪事实才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报请逮捕；检察院复查无误方批准逮捕。然後，根据公安机关侦察终结後向检察院移送的起诉意见书，检察院审查案件并讯问被告人後向法院提请公诉，同时通知被告人自请或委托律师。
法院开庭後，则要经过宣读起诉书、公诉人发言、被告人提请陈述并辩护、辩护人辩护等复杂程序。休庭後经合议庭合议、宣判等复杂程序。至於宣判死刑的犯人，则还多了一道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程序。
而上述全部复杂的程序中，仅其中开庭审判一项，就规定必须将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之日前七天送达被告人手中，但上海八九年六月十五日判处死刑的一批「暴徒」，从抓获到宣判，全部过程仅用了八天。
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还明确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
但是，上海方面判处三名光新路道口纵火者的死判後，当庭宣布：如被告人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的三日内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显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早一天砍掉这三颗人头，就能够早一天得到杀一做百的作用。也就是说：即使那三个纵火者罪该千刀万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上海的这次宣判行动，起码在程序操作上完全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的。
朱青天之名
无论我们事後如何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都必须承认当时朱熔基的这一手，确实对当时稳定上海的局势，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所以，海外的报刊的评价朱熔基时，对他的这一手大多表示理解的态度。
朱熔基搞的更绝的一招是，在枪毙了几名纵火者，成功地起到了杀一做百的作用後，为了进一步取得普通市民的理解和支持，朱熔基要求上海有关方面，利用官方新闻媒介公开宣布，凡是因为那几个刀下鬼焚烧列车而给人民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包括因为邮政车厢被烧而产生的损害，上海市政府都将采取措施给予经济补偿。
这样一来，普通上海市民自然认为，以朱熔基为首的上海市政府，是真正为广大普通市民谋利益的政府，朱熔基本人更是「一心愿为民作主」的「父母官」。於是，随著「朱青天」的称呼出现，一些上海市民对那几个刀下鬼的同情，也就更减少了一层。
不过，一位现在海外的上海资深记者也尖锐指出，事实上，朱熔基只是镇压手法，比北京的李鹏及他下面的李锡铭、陈希同之流更高明而已。但他的镇压结果比起北京方面来，不但谈不上「心慈手软」，「手下留情」，甚至比北京方面更残酷。
上海一位记者还透露说：八九年六月上海的局势很快平定後，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在「清查动暴乱分子」的运动中也是毫不手软，抓的抓，关的关，同北京当时的红色恐怖相比毫不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