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为什麽已经内定朱熔基出任上海市长，在中共十三天上，却仅仅给他安排中央候补委员？一位出席中共十三天的干部透露说：自中共著名左派理论家邓力群，在十三大上的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之後，外界纷纷猜测其他几位落选者是谁。八八年四月以後，人们看到朱熔基当了上海市长，就误以为他也是十三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的落选者之一。
持这种分析者的根据是，按照惯例，中共的直辖市政府第一把手，不应该仅仅安排成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因为十三大上三个直辖市的市委第一把手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可见中共高层对三个直辖市领导人员有著特别的重视。但事实上，中共高层确实是在十三大之前，仅把朱熔基安排在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中。
至於中共仅仅安排朱熔基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真正原因，前述这位人士分析说：这件事只能说明当时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朱熔基并没有进一步提携的想法。根据他的年龄，从八八年当一届市长到九三年上海市政府再次换届时，正好六十五岁，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干部年轻化」规定中的部级领导的年龄上限。所以，既然只担任一届上海市政府第一把手，其党内职务安排成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都关系不大。
结果，因为当时这一安排，导致四年後朱熔基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党内的职务还只是一个候补中央委员。
从九一年四月朱熔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这一年半时间里，朱熔基自然要因其行政职务的重要，列席一些政治局会议，但因为仅仅是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朱熔基表现得十分尴尬。
仅具中央候补委员身份
关於大陆三个直辖市的党政领导人，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眼里到底重要到什麽地步，在中共内部也有不同说法。在中共十三大进入政治局委员序列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瑞环，自认他的出头，并不是因为天津市地位的重要，而是因为他本人在诸如邓小平等人的眼里，是一个可以再次委以更高职务的重要人选。
但是，因为中共高层的复杂政治矛盾，所以当时也不好让李瑞环在中央的地位显得过於突兀，这才有人出主意，乾脆让三个直辖市的市委第一把手，统统进入政治局委员序列。
据说：李瑞环曾私下对人讲，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得以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序列，完全是沾了自己的光。
朱熔基调上海工作之前，一直是住在位於北京西城区三里河一带的国务院高干宿舍区里，与著名的钓鱼台宾馆只隔一条马路。当时，朱熔基虽然也有一辆专车，但每当与进出钓鱼台的国宾车队遭遇时，他的专车也只能和出租汽车、公共汽市、大卡车等同样被一脸霉气的交通警察截住，司机如果稍有不慎，以致停驶不及的话，还免不了要被警察喝斥一顿。
这是因为在北京，国务院的正副部长都还不够大。交通警察只买副总理以上领导干部的帐，到了这一级地位的车子，不但牌号特殊，而且就有警笛装置了。
每当遇到这一时刻，朱熔基都会感慨万千。十三大之前，每当遇到像王兆国、郝建秀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国宾车队里时，朱熔基自然就更不服气。
王兆国一九六二年才考人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而在这十一年前，朱熔基就已经有资格代表共产党政府到这所大学去训话了。至於郝建秀，朱熔基以国家计委副处长的身份，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做报告时，这个刚刚从青岛进北京的挡埤女工，还没有资格到场听讲，因为当时郝氏仅仅是这所学校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的一个「调干生」。
而中共十三大以後，朱熔基虽然跻身於中央候补委员序列，但当他看到李铁映（十三天上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样的人，居然也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夹在国宾车队里耀武扬威时，心中自然更加愤愤不平。
当年朱熔基奉调进京当国家计委处级干部时，李铁映只是一个鼻涕还没擦净的中学生。朱熔基到中学里给学生们演讲，讲述自己在「解放前」，如何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英勇斗争时，李铁映和他的小伙伴们，还得先行一个礼，再问一声叔叔好！
临去上海之前的一个傍晚，朱熔基约一个私交甚好的部下晚餐。饭後他们从家里出去散步，绕过钓鱼台国宾馆，漫步走到玉渊潭公园的八一湖畔，眺望北京西郊的大片田园景色。可能是因为农田和菜地，令朱熔基回想起在右派农场劳改的情景，他不禁感慨万千。
人比人气死人
「我眼看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朱熔基长叹了一口气：「要不是那倒霉的二十年，可以多干多少事情呵。这次紫阳同志让我到上海去，和年轻干部的「外放」可不是一个性质。到上海干一届市长，五年下来，六十五岁了。正好是中央规定的省部级干部离休的年龄。所以，今生今世有机会真正为党和国家干点事情，为中国老百姓做点好事，只有这五年的机会了。可惜这上海一行，既是我放手干事情的事业起点，但也是终点。」
朱熔基的这位部下虽然连连点头称是，但他心里相信朱熔基未必甘心将上海之行，当成自己事业成就的终点。
这位当年的部下评价朱熔基说：朱熔基身材高大，南人北相。平时给一般人的印象也是性格同形象一样粗犷。但是，这个人既是聪明透顶，同时也城府极深。他当年去上海时就已经作好了回北京的准备，当然後来的形势发展，使得他的晋升计划加快了步伐。但即使形势只是正常发展，也就是说九一年时他没有被中途调进国务院，那麽在九二年的十三大上进入政治局，九三年初的八届人大上当国务院副总理仍是有可能的。虽然朱熔基在九三年初就六十四岁半了，但到了副总理以上这一级，这个年龄还不算老。
既然邓小平那一代已经在现职领导岗位上一个不留，那麽中共领导层总要有一批「解放前」参加革命，为建立共产党的政权冒过风险的人，组成领导核心的中坚力量。除了「自己的子弟自己放心」之外，中共领导层的组成人员中，像乔石、朱熔基、陈希同等靠红色学潮起家的共产党干部，从对这个政权的感情上讲，也要比胡锦涛这一代人可靠，至少实际控制著中共组织、人事大权的陈云等政治老人是这样想。
无论是朱熔基，还是江泽民、李鹏等人，为什麽都对自己对外公开的简历中关於「参加工作」的时间问题那样看重？原来在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眼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部考察时限。在此之前参加中共工作的自然意味著为「打江山」出过力、流过血和汗，所以就有可靠、可信的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度。
按照朱熔基当年部下的评价，显然朱熔基是在到上海的同时，就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在中共官场中的政治前途的下一步。当然，朱熔基当时还没有想到他到上海工作才一年多时间，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八九学潮事件而，并此招致「六四」镇压事件。
无论朱熔基内心对「六四」镇压和被镇压者双方持什麽样的态度，无论大陆及海外对於朱熔基在此问题上的评价，是否全面和符合事实（更多的事实目前并没有被外界全部知晓），无论中共高层，尤其是坚持不给「六四」平反的邓小平，在「六四」的问题上如何看待朱熔基的表现……，我们都必须承认，「六四」事件给朱熔基提前晋升中共权力核心层，提供了一个机会。
掌握晋升权力核心机会
在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天上安排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他有接任更高职务的可能，而是因为他是北京市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地区的党委书记。
从赵紫阳的角度考虑，所有迹象都表示，如果不是因为「六四」，他几乎没有可能会在八九年就离开总书记的宝座。就是在胡耀邦患病但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李鹏到日本访问，在回答他与赵紫阳的关系问题时，还拍著胸信誓旦日一地保证合作愉快。
可以说，如果没有「六四」就没有江泽民到中央工作，当然也就没有朱熔基以党政大权一把抓的前提，在上海大展拳脚的机会。再往下分析，也就几乎没有他九一年就离开上海，到国务院工作的可能。
当然，如果没有「六四」，凭朱熔基的能力、在上海的工作起色、与中共各元老的关系等等方面的条件，待任满一届上海市长後，再於九二底进入中央政治局，九三年初进入国务院仍是可能的事。
可是，继续推演这个假设的话，没有「六四」，也就没有李鹏的声名狼籍和人人喊杀，也就没有他在九三年春的人大「选举」中丢失几百张选票的恶果，甚至也就没有他九三年四月开始的「重感冒」久治不愈（从心理压力自然导致疾病的角度来看）。那麽，自然也就没有从九三年四月以後开始的，朱熔基面对宰相宝座，态势咄咄逼人的局面。
一位中共国务院的官员分析说：朱熔基将来能否在共产党转型的时刻起到关键作用，就要看邓小平是否能够把对朱熔基的强力支持，坚持到他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待邓小平死的那一天，只要朱熔基还留在台上，就有好戏看。因为「六四」事件，给朱熔基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在於一旦邓小平去世，一旦中共政权需要凭藉平反「六四」来苟延政权的寿命，即使是对朱熔基反感加妒嫉的一批中共高级干部，也必须拥戴朱熔基，也必须同意由朱熔基来取代任何一个有「六四」血债，或在「六四」後的政治清查等问题上：手段毒辣的中共领导人（不仅仅是李鹏）。
「六四」事件发生以後，江泽民踌躇满志地登上了共产党总书记的宝座，把百废待兴的上海留给了朱熔基。形势又发展了三年多以後，朱熔基再次取得了同江泽民面对面起坐的资格。那麽时光再过去三年、五年以後呢？
一位中共高级干部说：「六四」以前，江、朱二人面和心不和，各自都在挖空心思，竞相攀比，看谁在中共元老那里最会争宠，看谁在上海百姓面前最会作秀，看谁在上下左右更能够八面玲珑。本来，人人都觉得「小江」根本不是「阿朱」的对手，谁知「六四」枪声一响，「小江」竟一下把「阿朱」远远甩住了後面。可是，政治斗争绝不能仅看一时之高下，官场角斗更不能只论半场之输赢，「阿朱」的好戏还应该还在後头。
第五章 从经济危机的风口到政治矛盾的浪尖(上)
朱熔基接受到上海市政府「挑一届大梁」的重任後，曾经公开表示：「振兴上海最怕的就是人心不齐」。同时，朱熔基也看到，上海的经济问题的确是积重难返，经济形势已经到了不上则下的地步，不容许再有一届无所事事的平庸领导人混五年日子了。
所以，他一到上海即雄心勃勃地表示：一任市长下来，我不是重振上海雄风的功臣，就是让上海耽误最後一次改革时机，撤底落後於全国改革形势的罪人。我自己决不甘於作这个罪人，党和国家，上海市人民也不允许我做这样的罪人。
朱熔基还表示，自己要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在实践中实验一下自己的能力。
後来的事实证明，朱熔基不但没有成为「罪人」，而且因为在上海的工作中干出了让邓小平这样的经济思想开明的中共元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改革政绩，因而使自己以振兴上海的功臣身份，跻身於中共最高权力阶层。
一九八八年三月，朱熔基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之前，以上海市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如果说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因为朱熔基仅仅当了个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其日後动向还很难被人猜中的话，那麽到此时，只要稍微知道一点中共政权组织运作常识的人都已经明白，朱熔基马上就会正式被「选举」为上海市长。
低姿态高效率
三月三十日，在大会秘书处安排的一次向全国作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朱熔基第一次以上海市负责人的身份在萤屏上亮相。虽然此时人们都已经知道他已被内定为上海市市长，但朱熔基还是非常谦虚地表示：「我到上海工作刚两个月，因此我不是回答上海问题的最佳人选，如果我有答不出或答错的地方，记者朋友们原谅。」
台湾《人权论坛》杂志杜社长周幼非，在提问时，误以为朱熔基是上海市副市长，朱熔基满面笑容地纠正说：首先我要向周先生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不是上海市副市长，而是国务院派往上海协助江泽民同志抓经济工作的。如果在下一届，也即在四月份举行的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我能当选为上海市市长的话，我将非常高兴。
中共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完全是「橡皮图章」，「人民代表」们的所谓「表决」权实际上只能行使一半，即只能行使「表示」权，而不能行使「决定」权。说的更准确一点，应该是上级行使了「决定」权之後，人民代表才能够行使拥护上级「决定」的「表示」权。
当然，从一九九二年以後，大陆的个别地区已经出现了人民代表的「表示」，同上级组织部门的「决定」不相吻合（中共政杷称此种现象为「选举失控」）的情况，但在一九八八年的时候，这种「不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一致」的作法，对於各级人民代表来说，无异於一个寺里的和尚集体开荤、一个庙里的尼姑人人放荡一般的不可思议。
朱熔基并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也不会设想不能「当选」的可能。但是，这样的谦虚态度却一定要有，不只是表演给当时在场的中外记者，更是表演给上海市各级干部及上海市广大群众看。
旱已经深谙中共为官之道的朱熔基，心里比谁都明白，靠中央组织部门的「建议」，虽然能够顺利「当选」为上海市长，但却不能保证当好上海市长，当好上海市长最重要的还是要取得上海市各级干部及上海百姓中大多数人，特别是上海市的人大代表们的认同。
朱熔基更利用这个在全世界新闻记者和观众面前亮相的好机会，提前进行了他当上海市长的「施政演说」。
他透露说：尽管上海的困难现在并没有走到谷底，但转折点已到，很快就要上升了，中央给了我们很好的方针，即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同时又给了我们政策，自行财政包干及扩大财政等方面的自主权。同时，中央还给了上海很大优惠，给上海让了利。对上海让利，是要增加中央赤字的，这说明中央对上海的极大关怀和支持。让的利估计三年可达几十个亿，因此上海已完全具备条件振兴自己的经济。对於上海人民来说，当前重要的是解放思想，以改革来总揽全局，上海人民正在克服三种思想情绪：老大自居情绪、埋怨委屈情绪、固步自封情绪。克服了这三种情绪後，我相信，上海重振雄风的日于就快来到了。
两面作秀
「内秀」被充分表现之後，朱熔基还忘不了在「外秀」上也下一番功夫，因为场里还有大量的西方及港台记者对他寄予浓厚的兴趣。所以，他趁机为自己将要在上海全面主持的经济工作，大做了一番商业投资广告。
他说：我特别希望你们这些采访全国人大会议的外国和港澳台记者朋友们能帮助我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上海正以极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吸引外资。中央和国务院已要求上海吸引外资一百到二百亿美元，目前仅十八亿，还要增加十倍。我们决心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以一个窗口，一个机构，一个图章来处理外商投资，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我们非常热情地希望外国的企业家和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到上海来投资。
他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时说，如果这个措施得以实施，上海的投资环境就会有很大改善，外资到上海来的速度一定会大大加快。他说：「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朱熔基的这一番表现，立刻被上海各主要新闻媒介迅速向上海市民传播。三月三十一日的上海《文汇报》以头版头条位置予以报导，「出席人大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朱熔基对中外记者说：只要解放思想以改革总揽全局，上海重振雄风的一页就将揭开。」
事後立刻有上海的记者分析说：全国人大长期以来只是个表决机器，各地代表每到开会时不过是应付差事而已。虽然朱熔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都能恰到好处地利用会议的机会为自己还没有正式出任的职务主动曝光，为上海吸引外资大肆造势。他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番表演，既不忘说明自己目前「钦差大臣」（由国务院派往上海）的特殊身份之重要，又巧妙地为自己顺利荣膺上海市市长拉了选票。
这位记者又评论说：通过利用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这一难得的机会，为自己造势的举动本身，第一说明他智商足够，懂得见机行事和见缝插针；第二说明他多少还有点民主意诚，虽然知道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民选，但还是明白必须争取民意的道理；第三说明他很有些开放意识，学会了西方政治家在公众场合作秀的本领。
这位记者又评价说：朱熔基的精明，还表现在作秀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留番「後手」。而这个留後手的办法，就是讲足他在未来工作中将遇到的重重困难。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将来工作没有起色，也容易被人谅解，工作只要稍有起色，则又反衬出他的劳苦功高。
讲足困难为将来的功劳作铺垫
朱熔基在全国人大会记者招待会上，不断地强调上海工作的困难。他说，上海工业发展速度近几年不仅低於广东省，而且是全国倒数第一，这是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有历史原因也有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上海是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城市，过去一直是「计划经济模式的模范执行区」。因此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实行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上海就越来越不适应，上海主要是加工工业城市，原材料过左百分之八十靠国家计划调拨，现在不行了，国家调拨的只占百分之二十，而且原材料价格普遍小涨，因此发展速度就上不去，财政也就不断「滑坡」，这是主要的客观原因。
另外一点，上海过去的财政是跟中央财政一起吃大锅饭，为了支持全国，支持兄弟省市，建国以来上海共上缴财政四千亿，确实影响了上海自己的发展。
朱熔基在为上海人发出上述牢骚时，毫无疑间能够沉刻得到上海百姓、包括上海市各级党政干部的强烈共呜。但是，朱熔基在这样的场合，并不敢说出上海当时从全国老大变成全国倒数第一的真正原因，只敢用一句「有历史原因也有其他一些原因」隐去他内心的苦衷。
实际上，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上海当时的落後，完全是因为人为的原因，是因为中共保守派元老，一直将上海做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与改革大趋势，进行垂死抗争的结果。
经济形势是如此，政治形势则更加险恶。自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七年，上海存在著以芮杏文（市委书记）为首的「市委派」和以江泽民为首的「政府派」，两派剑拔弩张，争斗十分激烈。由於争斗双方都不愿向对方低头，中共高层只好采取拆散其中一派的作法，於一九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调芮杏文到中央工作。
但十三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一下来，原先地位低於芮杏文的江泽民，成了政治局委员，芮杏文则只是个比政治局委员低半格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自然很不服气。但据传说，就是这种安排也是时任总书记赵紫阳为了摆平关系，忍痛牺牲亲信鲍彤的结果，他把原先内定安排鲍彤出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让给了芮杏文。
十三届一中全会开过後，江泽民立刻被正式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而原属於芮杏文旗下的原「市委派」的干将们，一夜之闲即倾巢倒向江泽民一边，效忠电话和效忠信接二连三，使得江泽民一时志得意满，政治野心恶性膨胀。
如此恶劣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形势，使得朱熔基还没有正式上任即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信任危机」。
危机四伏
八七年十二月，中共正式宣布朱熔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八八年一月二日，朱熔基与江泽民等一起陪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视察上海，上海电视台播出了这则新闻，次日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刊登了朱熔基站在赵紫阳身边的照片，自此，上海市民才知道中央给他们派了一位新的市委副书记。
较精明一点的上海人则会透过芮杏文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江泽民接任上海市委书记等事，理解到朱熔基是中央派来接替江泽民上海市长职务的。
在当时举行的上海市党政干部会说上，当江泽民第一次向与会全体介绍朱熔基时，台下掌声了了无几，凸显出江泽民的几巴掌拍得格外地刺耳。而本来就生了一副严肃面容的朱熔基，面对此情此景就更无法展出笑容了。
干部会议结束後，朱熔基心情自然不好，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来上海前对上海的困难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现在越来越感到任务艰巨」。不过虽然心里叫苦，在公众面前，他还是强调「既然来了，就要鞠躬尽瘁，与上海人民同甘共苦」。
八八年四月，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朱熔基在正式选举之前，又多次利用代表小组讨论的机会给自己造势。他说：来上海两个多月，加深了对上海的认识。上海是全国科技、文化、教育、管理水平比较高的地方，能人多，主意也不少。
按著，他又对上届政府进行了非常高的评价，称上届政府「为下届政府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开拓了方向」，他的这些表白，自然使江泽民等人感觉十分舒服。
然後，他又应代表的要求，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自幼的苦孩子出身及五八年因言获罪打成右派，後来又下放劳改的患难经历讲出後，引起与会者一片唏嘘。尤其是他大胆地把自己一九五七年因言获罪，因而招致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精神和肉体磨难的经历讲出来以後，「新市长是个老右派」的消息，迅速在全市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中传开。
由於中共在四十多年里，搞了一次又一次、一场比一场过火的政治运动，所以在整个大陆老百姓中早已造成强烈的逆反心理，「老右派」的出身，反而自然使朱熔基得分不少。
朱熔基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後，与他有过多次接触的上海某大报记者感慨地评价说：朱熔基是我接触过的中共高级干部中最懂得琢磨民众心理的。他是共产党的高官，骨子里可能还是对共产党政权有著相当的感情，但是他却懂得去迎合民众对共产党的逆反心理。
刚到上海时，朱熔基知道自己在上海没有背景，为了服众，不得不在一些场合里，强调自己是赵紫阳同志派到上海帮助江泽民同志主抓经济工作的。但在人大会议的场合，他却又不失时机地做出一番尊重民意，接受上海市人民挑选的姿态。
抓经济也抓民心
在上海市第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有与会者提出，过去，我们投了某一个候选人的票以後，还没有见过这人是什麽样子，关於候选人的一切情况，只能依据大会印发的一点文字资料。这次人大会应该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改革，让市国家机关领导的候选人与代表直接见面，各自向代表介绍自己的简历、政绩和施政纲领。
这个建议一提出，首先得到了朱熔基的响应。而且在人大代表小组讨论会上，他也主动表示说，「丑媳妇不怕见公婆」，我就好比嫁到上海来的「媳妇」，代表上海市人民的人大代表们，就是专门对我这个「媳妇」进行品头论足的。
四月二十五日，身著驼色西服、系著红黑相间领带的朱熔基面对八百多名市人民代表，发表了坦率、务实、充满、自信的竞选演说。本来大会规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候选人、市长和副市长候选人及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高级检察院长的候选人，各自的施政演说时间限制在十分钟以内，最长不超过十五分钟，结果，朱熔基讲了一百一十分钟。
朱熔基一登台，其开场白即赢得满堂喝彩。整个会场上因为他的演说内容，一会儿是掌声，一会儿是哄堂大笑，气氛非常活跃。而与其他人大代表一同听讲的江泽民等人，明知朱熔基如此表演，会使他们的形象在比较之下大大减色，但也只能强装笑脸，不时地附和一下众人的掌声。
有在场记者观察说：「前任市长江泽民，在朱熔基的演说过程中显得十分被动，众人一鼓掌，他也赶快拍手，动作老是比别人慢半拍。」显然，江泽民此时的心里是非常不受用的。
按著，朱熔基以非常谦逊的口吻，要求会议主持人同意他延长时间，而平时最讨厌听取领导人长篇宏论的人大代表们，竟然以掌声欢迎他延长演说时间。
在一小时五十分钟的演说中，朱熔基许诺说：如果我当选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的市长，我将使上海市政府成为「廉洁、高效率的政府」。朱熔基又说，新的一届政府将在上届政府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开拓，但振兴上海不能提倡短期行为，而应有长远打算。
朱熔基在竞选演说中还提出了七条施政措施，包括：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政府官员要廉洁奉公，要从小事作起，制止吃喝收礼之歪风…把上海市政府置於人大常委会和市民的监督之下，把市人民代表的意见作为施政的座右铭：为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轨，一九八八年将集中精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出口生产，并整顿松懈的劳动纪律：做好肉禽蛋蔬菜等的供应工作，同时加强市场物价管理、制止乱涨价；发挥上海科研优势，促进科研与生产相结合；保证教育经费稳定逐步增长，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并著手开发浦东、崇明新市区。
竞选演说刮叫
朱熔基的演说，多次被代表们少有的热烈掌声所打断。这是该次人代会所有发言中，获得掌声最多的一位。当日下午，朱熔基当选为中共第九任上海市市长。
四月三十日，朱熔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闭幕式讲话後，再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亮相，用他的伶牙俐齿，为拉拢外贸到上海投资对外国记者进行轰炸式宣传，靠他那如簧巧舌，捺拨得每一个上海市民，都憧憬起大上海的美好未来。
上海电视台转播了这次记者招待会首况後，就连一些原先十分不服气的所谓「老上海」干部也不得不承认，阿朱有一套。
不过，尽管他在七届全国人大的记者招待会和上海市人大会议上口若悬河，可是不少人对他的能力仍持观望怀疑态度。因为朱在担任上海市市长之前，最高职务是国家经委副主任，主管全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工作，以前从无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纪录。
论资历，他不能同江道涵比，他同前任市长，此时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相比，也差了好几级。市民包括中层干部，对他并没有抱什麽太大希望。人们担心，做上海这样一座巨大城市的市长，各种事务千头万绪，他能胜任吗？何况长期以来，上海市是权力斗争的主战场。
上海曾是东方最灿烂的一颗明珠。但自中共执掌大陆政权後，这颗明珠就迅速黯淡了。
朱熔基的前任包括：陈毅、柯庆施、曹荻秋、张春桥、彭冲、汪道涵、江泽民等，除少数几人外，其余不是思想僵化保守，使上海发展停滞不前；就是兴风作浪，为了一己的仕途，不惜让上海成为政治浊流的漩涡。文化大革命就是发源於上海，江泽民在上海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也是八九年「六四」镇压的第一枪。
「四人帮」倒台後，先後有彭冲、汪道涵、江泽民担任过上海市市长职务，他们都没有在市民中建立过威望，其中最令人失望是彭冲（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照理，他得天独厚，是接替「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张春桥的位子而来的，完全可以在重建上海中作一番事业，但由於他坚持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方针，被上海市民笑称为「彭冲不冲」（不向「四人帮」极左路线冲击）。
朱熔基上任伊始，即多次坦率承认，自己长期在中央经济部门工作，缺乏地方行政工作的经验。但他表示：自己有决心身体力行，在上海努力树立起一个廉洁、高效率、有权威的市政府，「重振上海雄风」！
既然大话出口，而且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介把这些响亮的口号都已经传播得家喻户晓，所以老百姓们自然当真。朱熔基四月三十日正式发表施政演说，当晚市政府值班室即电话不断。到底有多少市民和普通干部的电话追著要找朱熔基，事後没人统计，但朱熔基自己统计了他正式上任一个月内接到的「人民来信」数字：三千六百封。
三千六百封检举函
朱熔基曾在全市局级以上干部大会上说：这三千六百多封群众来信，绝大部分都是揭露某些弊端的：由此可见当时上海老百姓心口已经积蓄了多大的怒火。
於是，朱熔基借口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这一让江泽民等人无法回绝的理由，对上海市的干部队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他先是要求全市局以上干部满足他提出的三条为政标准，即：「解放思想，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为政清廉，做问心无愧的公仆：深入基层，做解决问题的能手。」 还具体要求上海市的纪律监察部门，把眼睛盯住全市的干部，发现不正之风，立刻查处。
上海一些有机会经常接触到朱熔基的人士说，这位市长的风度和学识，常常使人不由自主地被他所吸引。他平时言谈举止从容不迫，办起事来，却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他最不能容忍的是磨磨蹭蹭、拖拖拉拉的衙门习气：最讨厌的是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官腔，并且对此批评严厉，不留情面。
除了极正式的场合外，他在公众面前讲话、作报告，向来不念讲稿，而且喜作即席的、交互式的讲话，逻辑严密，层次分明，内容丰富，文辞生动，每每令听讲者入神。
正式当上市长後，朱熔基审时度势，感觉到在中共中央给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财政等方面的自主权後，今後开展工作的难点就不再是政策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於是他要市委举办一个局级以上干部「认清改革形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讲学班，第一课就是由他自己给全市局级以上干部作《目前上海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他向全市局以上干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希望全市局以上干部解放思想，投身实践，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过去，由於旧体制的长期束缚，相当大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还不适应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游泳。那种老大自居，委屈埋怨和故步自封的情绪必须克服。搞活上海大中型企业要靠管理，靠质量，靠下硬功夫，而不能把企业行为搞乱。第二，要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局长们都能清廉持正，上海的社会风气一定会好转。第三，要下放权力，深入基层，加强监督，善於协调，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手。
人事改革
按著，朱熔基又别出心裁地搞出了一套政府机构人事改革方案。在他的建议下，市人大常委会很快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审议和决定市人民政府的委、办主任和局长的任命事项。由朱熔基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本届市政府部分委、办、局主任和局长的提名名单，共六十名。
另外，朱熔基还在提名过程中的具体作法进行了一些改革，改变过去对被提请任命人员介绍过於简单的做法，在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本届市政府组成人员职务的任命建议案的书面报告的同时，要提供被提请任命人员的基本情况、简历、表现及优缺点和提名理由。还责成被提名人员要到会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接受提问和质询。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任命後，为让他们增强国家观念、公仆观念和民主与法制观念，还要给他们举行颁发任命书仪式，并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座谈，介绍各自的工作计划。
市政府换届後，市人大常委会重新任命新一届市政府组成人员，这在中共统治史上还是第一次。不但过去在上海没有先例，在全国也是一件所谓的「新生事物」，为此，江泽民等人曾担心朱熔基力主的这项人事制度改革「步子迈得大大」，但朱熔基坚持要做。
此举立刻在上海的党政干部中引起轩然大波，一些早已经习惯於只要不犯错误的干部就是好干部，只要同党委主要领导关系好，不升官至少也能保住乌纱帽的人非常不满，私下里发牢骚说：不但把我们的优缺点都一一宣布，而且还要我们站在人大代表面，而被他们评头品足，这不像是任命国家干部，倒是像市场上卖马！
一时间，上海市的多数局级干部日日坐卧不宁、寝食不安，谁也摸不准新市长那个宝葫芦里到底装的什麽药。
惊慌失措之余，有腐败劣迹者，要麽抓紧订立攻守同盟，要麽抓紧退款销贼；自认廉洁无比但却能力平庸者，要麽抓紧时间自我表现，要麽赶到江泽民等人处哭诉「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声称「党才是我的亲娘」。擅搞拉帮结派、投机钻营者，则抓紧调查新市长是好吃软还是好吃硬，是爱古玩还爱美女，准备摸准了行情就「对症下药」，投其所好。也有个别心里胆虚者，担心被朱熔基从领导岗位上拿掉後脸上无光，乾脆自己先提出了辞职。
七月二十一日，市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由朱熔基提名约六十名局级干部名单，分别在市政府重要部门担任正职领导。但是，这一人事制度改革的结果，也并不像朱熔基事先预料的那样理想。
他私下里曾一再向北京去的老朋友表示，上海的干部「软绵绵的」，太「上海腔」了，办事不负责任，思想太不活络，这样的干部队伍，不动真格的去治理，行吗？「做好事，打圆场，谁都会，但上海的工作靠谁去干？」朱熔基不免有些颓丧了。
朱市长，这是假的
当然，也有人评价朱熔基是借改革之名排斥异己，任用亲信。但公平地讲，朱熔基不这样做，一是无法在上海的党政干部中立足，二是无法在老百姓那里得分。
出任市长不久，上海人就给了朱熔基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个真正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领导人。他一到上海，立刻表现得同江泽民投机、圆滑完全相反的工作作风。他那雷厉风行私务实而体察民情的精神，给上海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海的环境污染是与交通、住房齐名的二大难题。上海曾兴建黄浦江上游引水一期工程，以改善市民饮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水质，但由於黄浦江上游有不少污染严重的工厂，每天向江中排放有毒有害的污水，严重威胁著黄浦江。
八九年七月间，朱熔基率员到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召开现场会。面对黄浦江日趋严重的污染，他说：「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没有黄浦江就没有上海！我们对黄浦江应该有一种对母亲的深厚感情。」
一次，朱熔基去某垃圾码头视察，昔日蓬头垢面的垃圾码头，为了迎接朱市长光临视察，匆匆间被粉饰一新。当市长踏上这片经过了一番「梳妆整理」的工地时，人群中忽然响起一个声音：「朱市长，这是假的！」
後来朱熔基在电视讲话中说：「作为市长不能保境安民，我宁愿以身殉职」。萤屏上时常出现的那张冷峻的脸，与市民之间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而江泽民那张胖呼呼，带著一付媚笑的脸，却给人完全相反的感受。
要治理和建设好一个拥有一千二百万人口的巨大城市，第一位重要的是稳定人心和对人心的凝聚力。朱熔基从当上上海市市长之初起，就十分重视这一点。
朱熔基刚刚到上海时，正值上海公共交通系统职工人搞变相罢工，公共交通几近瘫痪。当时上海公共汽车、电车职工，由於奖金少，待遇差，集体采用「开慢车」的办法，变相罢工抗议。比如从徐家江到外滩，二十六路电车正常行驶时间为二十分钟，即使交通十分拥挤的「高峰」时，也只有四十分钟，然而都要行驶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市民们怨声载道。
朱熔基用「快刀斩乱庥」的办法，一下子解决了前任政府拖下来一直解决不了的「老大难」。他宣布给公共交通公司免除上缴税收六亿元，并且补贴他们每年二亿元，使公交职工的情绪马上平和，一切恢复了正常。
按著，朱熔基又抓了出租汽车乱收费，个体汽车出租车漫天要价等问题，成立了乘客挥手一定要停，任何地方都得载客去的「大众出租汽车公司」，出差来沪的外省人和在沪外国人最为烦恼的「出租汽车服务质量差」的问题有了圆满解决。
快刀斩乱麻的作风
朱熔基所办的实事中，最为市民称道的是市政府在「菜篮子」上所下的功夫。他常说：民以食为天，稳住了「菜篮子」，就能稳定人心，上海的一切工作才能开展起来现在走进上海各个菜场，只见各种蔬菜、肉类、鲜鱼、家禽摆满了货架，价格也基本稳定。市民的牢骚也少了。
朱熔基对上海的整体发展，为了作周密的考虑，八九年三月，他率领建设、规划部门的官员赴天津、北京，考察这两个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建设。
回到上海後，他多次听取有关方面对上海城市规划的意见，并先後邀请北京、天津城建方面的专家、学者到沪考察，听取专家们对上海市内交通、城市整体规划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口建设等方面提出的建议，以图对上海的城市规划进行调整完善。
第五章 从经济危机的风口到政治矛盾的浪尖(下)
性子急，脾气大是朱熔基的一大特点。看到上海的干部队伍不得力而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在一次讨论上海生产的市政府扩大会议上，平日一直趾高气扬的纺织局长说，他们局这个月大概比上个月可以增产分之五到六，朱熔基听了立即打斯他的话反问道：「局长同志，究竟是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六？是百分之五点一还是百分之五点九？为什麽不是准确的数字，还要加什麽[大概]、「也许」之类模棱两可的话，凡是统计数字，一定要十分精确，是多少，就是多少！」
九零年一月，朱熔基要去郊区川沙县搞「试点」调查研究，事先在金山县召开了一个全市的农业会议。会上，他让市里一位主管公司的经理拿出一个有关数据，那位不争气的经理惊恐地解释说，正在让下面的同志统计。朱熔基立刻拍著桌子怒斥道：「我叫你来开会干什麽？是叫你来汇报工作的。你现在就给我离开会场。走！」
经理遵命离开了会场。此後，这位经理只要有机会就大肆攻击朱熔基，「凶神恶煞，哪有一点共产党干部的样子？」
他在到任不久的一次市政府办公会议上，一位副市长因为参加一次剪彩活动和随後的宴会，迟到了二十分钟，朱熔基当著所有与会者的面，问这位副市长：「我看你能否少吃一点宴会啊？这麽多人在等著你呢！」那位副市长生平第一次受到这种奚落，十分尴尬，以後再也没有人敢迟到了。
在以後几次会议上，被朱熔基批评得几乎下不了台的局长，有二十多位，这就更要得罪一些旱已经习惯於「无过便是功」的「稳健型」干部。某些对朱熔基怀恨在心的人，便放出上海市「局级干部将面临大换班」的谣言，企图联合起来「赶走朱熔基」。
严厉管理属下
那些被朱熔基批评的人，也一齐向江泽民哭诉，使江泽民对朱熔基颇有意见。在市委书记、常委的民主生活会上，江泽民厉声说：「你在上海不团结这些副市长、局长们，靠个人能耐行吗？」江泽民又一再指出，搞个人英雄主义，非垮台不可，还是要依靠各方面同志。
当时江泽民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朱熔基仅仅是个中央候补委员，两人党内地位相差太悬殊，对江泽民的严厉批评，朱熔基不得不表示诚恳接受，并一再作「自我批评」。此後，朱熔基不得不到处为自己的行为打圆场说：「看到一些事情没办好，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我心里急啊！我脾气不好，可能得罪了一些同志，请大家多多包涵。」
一位上海记者断言说：如果让老百姓民选市长，朱熔基肯定高票当选；如果让厅、局级以上干部选举市长，朱熔基得票肯定不过半数，而朱熔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上海滩》杂志九三年第一期刊载龙年写的长篇报导《朱熔基市长应「考」记》，记录了朱熔基在上海关心市民生活、重视市民来信的若干事例。
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一样，阅读和回复市民来信是朱熔基与市民沟通的另一种方式。据统计，八九年一至九月，市信访办共收到市民来信四万一千件，其中朱熔基的便约有二万一千件。到此时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收到的信件累计已超过四万封。
信访办特地委派近十名干部专门处理给朱熔基的信。他们对来信逐一登记、筛选、摘报、查办转处，有些则由朱熔基本人直接回复。八九年他们为市长摘取特别重要的来信九百多件，这就是说，朱熔基平均每天看信三封。最多的一天，九月十七日，他批阅了四十八封来信。随看随批，交代有关负责人去办，办得如何，过後还要查。
有人曾建议，一个人精力有限，市长忙，对来信不必管得这麽具体。朱熔基说，我就是要做个样子给下面，市长都看市民来信，区长、局长为何就不应该看呢？
他还特地让秘书向市信访办传达了四点意见，明确提出：对提出重要建议、揭发重大问题、反映特殊困难或带倾向性问题的来信，要作为重要来信处理。此外，对批转的来信如何催办、如何复信，也都提了具体要求。
上海市某县一所中学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忽然被莫名其妙地调离了工作多年的岗位，原因据说是与同校领导和教师「关系紧张」。
他在朱熔基上任不久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六年前的委屈。根据朱熔基的批示，有关方面组成联合调查组，最後上报的调查结论是，考虑到他已经调离的现实，不便调回原来的中学，宜徵求他的意见後，另外落实一个单位。真正的理由则是让他回原来的中学，就会被认为是领导错了。
从市民来信中发现问题
朱熔基在报告上批道：「领导就不能有错？」「我看把他调回原中学，问题可能好解决的多，这样也不去追究谁对谁错了（都作自我批评）。再调一个地方，还可能扯下去。」他终於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六年中因调动问题末领的工资、副食品补贴也原数领回。
一件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市长过问了才有结果，这种事情不少，原因就是官僚主义作祟。
一位镇人民代表的来信说：「我在一九五五年买一幢房子，从签订合同、登记过户到税务局纳税，一天时间，手续办完。效率之高，今人叹服。去年我想与人调房，共房屋交换所办手续，时过三哨月，杳无音讯。去催间次数多了，被骂了出来：「时间越长，对你们越负责，你懂吗？」我的两户老邻居申请接水进屋，厂方同意接装。至今，一户申请已三年，另一户近一年了，看来归西前接水进屋希望不大……。」
朱熔基立即批示：「请将原信印发市委、市政府并建委、财贸办」。他还藉此为例，廉政要抓大事，但是开门七件事也是大事、性命交关的大事，一定要管好。
廉政风暴刮起後，大批反映干部问题的来信转到朱熔基手中。
有一位职工反映，该厂连续数年没有完成生产任务，但厂长竟向上虚报，骗取承包奖金和「先进厂长」称号，工人拿不到奖金，厂长都名利双收，而且多次去美国、联邦德国。经查，这个厂长八九年虚报产值百分之三十八，查首後，即予撤职，并取消「先进厂长」称号，追回承包奖金：全局通报批评。
一封匿名信揭露上海某街道盛行的不正之风，街道「三整顿」、城建办等几个部门向个体户集资，每户先付几百元搭建活动房，然後出租给个体户经商，每户月一百元：有的居委会租进活动房间月租七十元，现转证给个体户，从中牟利；居委会还规定大小机动冻进出里弄每次要给「养路费」十至二十元，这些钱都成了里弄干部的奖金。
朱熔基从信中感觉到事情的典型性，於是特批：「请通知各区注意，不得任意搭建临时建筑牟利。这都是机关搞创收的恶果。」
从人民来信中汲取养份，从而增强对事件的判断能力，这便是朱市长阅信的收获，上海市行政事业性单位清理整顿收费办公室，制订颁发的《上海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定》，就是针对上述来信列举的现象而出台的。
民不畏我廉
到上海工作以後，朱熔基可能是吸取了当时的天津市父母官李瑞环的成功经验，即「取悦於民」，「多抓几件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著的事情」。而像抓「菜篮子」及改善住房条件、交通状况，治理环境污染　硬性工作虽然非干不可，但一是要有钱，二是要有个时间过程，所以新官上任要想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良好形象，一定要抓好一两件能够立刻让老百姓拍手叫好的事情。
在正式当选市长之前，朱熔基经常背著市委办公厅的干部，独自找人，上到市政府主要机构的负责人，下到普通知识分于、工人、农民。在同市监察局局长吴德让的谈话中，朱熔基了解到上海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问题十分严重。
吴德让是一九八七年九月被任命为市府监察局局长的。他向朱熔基表示：我是怀著「不怕撞得头破血流」，「手里提著乌纱帽」的决心上任的。
吴德让的这一番决心今朱熔基大为感动，同时也使他想到了唯有抓廉政建设这一软性工作，可以在不需要任何投资的前提下迅速见效，取悦於民。於是朱熔基将他列为政府换届後重新任命的六十名局级干部中，第一个通过考核的对象。
朱熔基对他说：你的两只眼睛就给我盯住上海五百零六位委办局领导干部。只要你在廉政建设的问题上不怕得罪人，我帮你保这项乌纱帽。不是说上海有人「通天」吗？那好，保不住你的位子，我陪你一起摘掉头上的乌纱帽。封建时代的清官都懂得「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道理，何况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
吴德让向朱熔基汇报说：八七年十月，他曾随中央监察部的代表团到瑞典、英国和苏联考察这些国家的廉政建设，廉政制度问题，这些国家对官员以权谋私的处理方法，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公开，新闻媒介一公开就成了丑闻，这些人当官就当不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为什麽做不到？
朱熔基对吴德让的想法非常赞成，当即表示自己将以市委副书记的名义，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建议，要求宣传部门配合廉政建设的宣传，利用公开媒介，对上海干部进行廉政监督。而上海市民在听到朱熔基决心狠抓廉政建设的承诺後，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举报电话和信件，搞得朱熔基的秘书应接不暇。
有了朱熔基的大力支持，仅八八年一年，上海市就查处了二十九个委办局负责干部，其中有的通报批评，有的被责成限期退还贪污受贿款项，有的还被在新闻媒介曝光。
对公安也一视同仁
他刚刚到上海工作後，即向各区、县长及市府官员赠送并逐句解释一段古训：「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分则明，廉则威。」但市政府在他主持下制定并公布了改善政风的八条规定後不出一个月，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航运局，便在两周召开的联合工作会议上摆了七桌宴席，冷盘热炒外加烟酒，共花去一千四百三十元人民币。
当天晚上，即有在场人员，同市监察部门告发。像公安局这样的执法部门，一般因为大权在握，所以轻易没有人敢於开罪。但朱熔基接到情况反映後，立即批视：登报批评，处分有关人员。
市政府召开有关会议时，朱熔基看到一些局长之间互递外国名烟，立刻发问：「你的外烟那里来的？你的工资够抽这种烟吗？」被逼问的局长一时语塞，被弄得十分下不来台。
他又亲自主持市政府制订《干部廉政守则》，严禁请客送礼，还带领一百二十名局级以上干部，在上海文化艺术节舞台上合唱《干都廉政歌》，并指定上海电台和电视台将这首歌，作为每日节目的首尾进行曲。
著名的「四菜一汤」制度也是他最先制定的。他给市委纪委送去条屏「刚直不阿，秉公执法，留得两袖清风」，鼓励纪检干部大力肃贪，迅速罢免了两名副县长，并把一名市委候补委员投入狱中。这一措施果然有效，上海局级干部大吃大喝的现象，远少於外省市。
提倡廉洁，并且对违纪干部「动真格的」，自然免不了要得罪人。廉政抓了一年以後，朱熔基为此尝尽了甜酸苦辣。
他在八九年三月的上海市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向人大代表诉苦说：拿上海整顿秩序混乱的出租汽车业来说，刚开始时，要吊销四个乱收费的司机执照，就是难落实。我问三家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卡在哪里？明天一定吊销这四个人的执照，并要见报。谁想不通，谁到我这里讲道理。现在，已吊销一百多个执照，漫天要价的情况才有所收敛。
他又说，最近报载，一公共汽车售票员殴打孕妇，我看了报纸，批了「害群之马，开除」几个字，但公交部门却打报告「解释」，建议作「停发三个月奖金」处理，还说「请朱市长决定」。现在很多事情就这样，层层开脱，不肯得罪人。
朱熔基表示，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要坚持「执政必须从严」的原则。现在我们常抱怨「大气候」不好，其实，「大气候」是「小气候」造成的。如果大家都来从严治理「小气候」，「大气候」就能改变。当前治理整顿更需要我们从严执政，令出法随，不能讲一套，做一套，必须扎扎实实抓，不然，有了好政策也没有用。我当市长的最大体会就是：「统一思想，从严执政。如果和和气气，吃吃喝喝，谁也不想得罪，那什麽事也办不成。」
贯彻廉政政治
在这次人代会上，吴德让向代表们汇报说：目前，干部贪污腐化现象仍是有增无减，今年头三个月里，已经有二十三个委办局领导干部被举报，问题的性质，也从去年大都是多吃多拿，发展到现在的贪污受贿。
人民代表们听到这则汇报後，群情激愤，所以在他们听到朱熔基代表市政府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从严执政，加强廉政建设」，掀起新一轮的廉政风暴时，两次热烈鼓掌，表示热情支持。朱熔基在报告中要求说：必须「完善人民群众的信访和举报制度，依靠群众监督。支持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
在这样一种强大攻势下，九零年一年里，上海的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现象才有所收敛。据统计，从九零年三月到十月，上海市各级干部上交的拒收「回扣」及酬金等，共有四千二百三十一人次，折合人民币五十八万多元：上交礼品共有两万四千六百一十三人次，折合人民币一百二十三万余元。
同时，在这段时间里对违反廉政制度规定的干部，责令补交、偿付费用的有五百八十五人次，金额达十六万余元，追缴和没收非法所得约有一百九十二人次，金额达二十六万余万元，经济处罚约有七十二人次，通报批评约有七十二人次，给予行政处分的有四百多人。
由於朱熔基在廉洁的问题上，首先从自我严格要求做起，所以，即使对他恨之入骨的人，也抓不到他的把柄。他从来不受任何人的礼品，就连桑梓间送来的土产，他也一概不收，拒绝之严，常使人尴尬而返。有时发现「飞来之物」，必遍问家中各人，探明送礼之人，然後退物退款。一次为了送来的一筐葡萄，查来查去，弄的一家不得安宁。
上海人说，老百姓对政府领导人总免不了评头品足，但在议论到朱熔基时，没有人能够举出他生活作风腐化的实例来。
一位现在美国作访问学人的原上海某大报记者说：我们在上海与朱熔基接触是很随便的。每当有大型节日和庆祝活动时，我们都能看到如江泽民等上海市委和市府的领导人都要捎家带口地进出文艺演出场地，而只有朱熔基总是独自一人。每当记者问他为什麽您的夫人从不露面，他总是笑而不答。
大陆《中华英才》杂志刊登过一篇对他得报导，还发了他和夫人一的幅照片，照片说明是：就是在同妻子合影时，朱熔基也是不苟言笑。但是，文章和照片说明中仍然是没有出现他妻于名字。朱熔基返回北京工作後，许多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也只是知道他的妻于原来在国家经委能源局工作，现在好像是在国家计委工作。
亲民作风
朱熔基的夫人叫劳安。中学和大学都是朱熔基的校友 先後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和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作，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现任国家某信息中心的负责人。
劳安为人慊和、贤淑，自己事业有成，但相夫教子颇尽其责。他们夫妇育有一子一女，长相酷像朱熔基，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留学。其中三十来岁的女儿朱燕来，现居加拿大温哥华，其夫是北京人，多年前移民加拿大，曾在加拿大政府部门工作。与朱燕来相熟的人都说，「燕燕(乳名)没有一点高干子女那种惯有的居高临下的架子，完完全全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
总的来说，朱熔基在上海为政期间，颇得知识分子称道。刚刚当上市长不久，他就主动到上海复旦大学去做形势报告。在报告中，他反复强调「要保证上海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居全国第一」，於是掌声一片。
另外，朱熔基非常注意多抽时间参加上海市知识界的各种集会，如新闻界的集会，科技界的报告会等。於是，知识分子们自然得出「朱市长平易近人」、「朱市长思想开明」等良好的评价。而最被上海知识界所称道的，则是朱熔基对於上海著名作家张士敏，涉嫌「诽谤」案的态度。
张士敏是上海很有些名气的一位中年作家，因为曾经写过一篇揭露中共交通部的官僚衙门草菅人命，无视海员死活的报告文学而走红。同时，因为他曾拒绝过在香港当阔商的父母亲的劝说，不愿到香港过有钱人生活，而一度在政治上看好，上海的报纸曾经发表专文表彰他「有一颗爱国心」。一九八六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还接见过他。
「六四」之前，张士敏创作一篇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内容以一个全国「劳模」出身、经历为背景，描述了所谓「劳动模范」的人性被扭曲和异化的悲剧。
但是，这部作品问世不久，即有一个叫杨怀远的上海「劳模」上诉，声称作品中的人物是以他为原型，所以整部作品的内容涉嫌诽谤，损害了他的名誉。
八八年七月中旬，杨怀远向其居住所在的上海徐汇区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提出起诉，要求追求作家的刑事责任并向他赔偿经济损失。
在此之前，杨怀远还在上海国际国际海员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谈他同张士敏作品中之人物的关系。杨氏表示，一九八五年作家张士敏曾经应工人出版杜之邀，撰写杨怀远传记，书名为《一个「傻瓜」的故事》。
後来在采访中双方发生意见分歧，杨怀远及妻子均不同意继续传记的创作。事隔三年，作者却发表了小说，作品中主人翁的特徵、经历，包括具体的细节，甚至连一些原诗都是他的原型，故使他和家属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精神上受到极大创伤。
政治影响司法
杨怀远的上诉得到了其上级领导的支持。在新闻发表会上，上海海运局工会主席陈昌本表示：作品中的描写对我们的船员家属的写法是极不公正的，尤其是在实际效果上对杨怀远同志的爱人的中伤和诽谤更是今人难以容忍。所以要借这次新闻发表会「为劳模伸张正义，以取得社会舆论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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