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四月，朱熔基被中共国务院机关正式宣布戴上了「右派分于」帽子，并由中共国家计委党组，报请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开除党籍。据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一位中共离休干部回忆，朱熔基在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时，当场痛哭流涕地表示自己绝对没有反党，可是被命令为了完成党内右派的「超产指标」，只有服从党的决定，为党当一次「反党右派」。
这位从一九四七年进入大学起，即开始投身中共赤色学生运动的左翼青年，作梦也没有想到入党十年後，竟然成了「反党右派」。据接近朱熔基的人士介绍说，朱熔基自己曾对人讲他被打成右派的直接原因，只是因为对当时的国家计划发表过几句不同意见，认为有些不切实际。
大陆也有传闻说，当时李富春之所以不能保住朱熔基，是因为朱熔基在「鸣放」过程中，为高岗说过几句公道话，高岗後来在权力斗争中性命末保。
因言获罪後，朱熔基被下放农场劳动数年，据说因此落下了腰肌劳损的後遗症。一九六二年，他因为「思想改造」较好，而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先是被分配在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任教员，後来又到计委综合局任工程师。
朱熔基的右派问题後来虽然得到平反，但直到九一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仍有人抓住这一点不放，说右派出身的朱熔基政治上不可靠。具讽刺意味的是，极力提拔朱熔基的是邓小平，而五十年代具体执行毛泽东反右行动的正是邓小平，当时邓是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
有一个可能今朱熔基本人也无可奈何的现象是，朱熔基虽然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的上海市人代会上，敢於讲自己被「错划」成「右派」的不幸，但中共对外公开宣传的「朱熔基同志简历」却对此事只字不提。
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结束後，中共当局以「新华杜」发的贯常「新闻一律」作法，令全大陆各大传媒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其中「朱熔基同志简历」中这样写道：「朱熔基……一九五二年至五八年，任国家计委燃动局、结合局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一九五八年至六九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这一来，就把朱熔基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经历掩饰过去了。朱熔基对此未必没有自己的想法，但在公开场合他也只能作出「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姿态。
朱熔基步入中共高层後，有人认为邓小平对他当年的所谓「右派」问题，是「大人不计小人过」，但朱熔基内心里的真实想法，应该是「小人不计大人仇」才对。
第三章 从副科长级到副部长级
也许是应了天将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那句老话，满怀一腔抱负的朱熔基，欲在中国大陆的政坛上大展身手，就必须先经受一番政治风雨的磨难。
朱熔基之所以有了在当今中国大陆这个风险无比的政治大舞台上，纵横驰骋的机会和攫取宰相宝座的才能，也是因为这那五年的劳改生活，不但没有使他消沉，反而成为他积蓄内在政治势能的一个必要过程。
虽然朱熔基在五八年被打成了「反党右派」并遭开除党籍，但在整个中国大陆的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子及无数「右倾机会分子」中，朱熔基的遭遇并不是最惨的。
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不但是毛泽东要搞所谓「阳谋」，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内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在助纣为虐。因而，一般从党和政府机关干部中被挖出的右派，无人敢同情、敢给他们讲好话。
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五月，因为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把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与所谓「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它反动派」相提并论，正式有了「地、富、反、坏、右」的说法，从此右派分子的社会地位就同「反革命」，甚至各类刑事犯罪分于完全一样了。
五年劳改换回难得人生经历
但不知是因为上面有人暗中保护，还是别的什麽原因，朱熔基只在右派农场劳动了极短一段时间，即被原单位召回另行分配工作，成了国家计委业余学校的一个普通教员。
在当教员期间，朱熔基充分利用了中学时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功底，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同时，既然是当教员，就必须功有自己的文化和理论的不断充实。这样说来，比起大多数长期在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于来讲，朱熔基真的是比较幸运。
一九六二年，朱熔基因为「思想改造」较好，而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久即结束了教员工作，被召回国家计委机关，在国民经济综合局从事业务工作。因为还属於政治上的「内控人物」，所以这段时间里他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是给了他一个工程师的业务头衔。
「文革」开始後，「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埂、右」）更是成了运动中首当其冲的「阶级斗争对象」，朱熔基也立刻被国家计委机关的「造反派」命令「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好在运动的重点很快就被「伟大领袖」引导到「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方向上，当年将朱熔基打成「右派」的人反而成了「运动对象」。所以，朱熔基仅仅是在少数几次「革命大批判」会议上，给「走资派」们当了当陪衬，没有受到太多的皮肉之苦。
不过，因为他在五八年以前，曾经当过计委领导人的秘书，而计委的领导人在「文革」初期，几乎都被打成了所谓「走资派」，所以「造反派」们还是要在这个问题上找庥烦，不时让他交待，曾被他刀笔伺候过的几个计委主任、副主任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
甚至当年主持把朱熔基划成「右派」的一个计委领导人，此时竟也被罗织出一条包庇「反党右派朱熔基」的罪行。朱熔基没有办法，只好证明那位领导人在反右斗争中从来没有对他表现出「心慈手软」，这当然是朱熔基的心里话，当时也有效地为那位计委领导人开脱了一项「罪名」。
到了「文革」中期，轰轰烈烈的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就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於是，朱熔基被列入首批「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於一九七零年中被下放到农村地区在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再次劳动改造，而且一斡就是五年。在这五年里，他喂过猪，放过羊；负责过厕所清粪，也当过伙夫。另外，还学会了插秧、割麦、田间管理等各种农活。
回忆往事，朱熔基感慨良多，但并不显得十分懊丧，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许多原来不懂的事情和道理。深深地了解了广大群众的疾苦。
二十四年还是副科长级
到了一九七五年，整个中国大陆虽然政治高压一直末减，但已瘫痪了好多年的机关、学校等还是开始了一定的程度恢复。於是，当年从北京城里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也都陆续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
朱熔基在计委已经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却在几经周折回到北京後，赶上中共刚刚把在五年前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从新分出，正好需要技术干部。於是 他被发落到石油工业部管理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
复健後的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为康世恩。康世恩是朱熔基清华大学前辈校友，三十年代曾与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共同组织和参加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不过当时朱熔基与康世恩的地位相距太远，曾世恩也不会想到要重用他这个校友。
到电力通讯工程公司以後，朱熔基开始一段时间，仅仅被安排从事收发的文书工作，倒顶了个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副科级）。
此时的朱熔基，回想起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就被任命为计划处生产计划室的副主任，如今二十四年过去了，才又被重新任命为副科级干部，不禁唏嘘长叹了一番「时运不济」。
感慨之余，朱熔基仍不改其自强好胜的秉性，坚决不愿将自己的志向，埋没在有用没用的文件堆里。经过一番上下疏通和「到艰苦的基层工作岗位上改造思想」的表白，工程公司的负责人，终於同意让朱熔基调出行政办公室，到基层从事技术工作。
从「文革」结束到一九七八年的一段时间里，朱熔基以副主任工程师的名义，带领一群青年学徒工钻山沟，涉大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去架设输电线路，安装变电设备。从设计图纸到指挥施工，从拉高压线到埋电线杆，朱熔基工作上「文武」双全，又从来不表现知识分子的架子，所以颇得所在工段上下一致的好评。
当时，朱熔基还属於有严重「政治历史污点」，明确规定只能「内控」使用的人物，所以石油部的下属单位能够给他一个副主任工程师的技术职称，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举措了。
使後来的朱熔基感到受益无穷的是，虽说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秘书位置上，一夜间滑落到人世间的最底层。但是他坚信这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生厄运，不过是「虎落平阳」，始终坚信总有出头之日。所以，无论是被「控制使用」阶段还是在下放劳改期间，他一直坚持在业务知识、理论素养方面充实自己，特别是没有中断他所偏好的宏观经济方面的理论学习和研究。
一九七八年才被恢复党籍
一九七八年初，刚刚从中国科学院分出，另起炕灶成立的中国杜会科学院，为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急於成立一批新的研究所，当时担任杜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中共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立即主持建立了一个中国杜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自己亲任所长并广为招兵买马。
不久，马洪即将朱熔基收编。任命他为研究室主任，此职务是县、团级，即国家机关的处级，而朱熔基在被打「右派」之前的最高职务是副处级。
在此同时，工业经济研究所又从全国各地招进了第一批研究生，如今他们大都在各个重要部门声势显赫。而他们中间最为外界所知的，则是朱嘉明和陈云的长子陈元--现在朱熔基亲自兼任行长的中国人民银行担任第二副行长。
在朱熔基进入社科院工经所的前後，中共中央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四日，转发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文件中说，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条件已经成熟。
同年九月，中共又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者全部进行复查，把「错划」为右派的改正过来。因为当时出任中国杜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的胡乔木，对右派平反问题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这才使马洪较快地从朱熔基的档案材料里，去掉了所谓「政治历史污点」。按著，又经胡乔木的同意，马洪在工经所主持给朱熔基恢复了中共党籍。
当然，在给朱熔基「平反」的决定中，已经写明他当年是因为「反右斗争扩大化」而被「错划成右派分子」，所以恢复党籍後，其党龄也还是从一九四九年入党的那年算起。
正式为朱熔基平反的那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向朱熔基展示从他档案里抽出来的「右派分子」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然後付之一炬。
组织部门负责人对朱熔基说：从现在开始，党还了你的清白之身，你的档案材料里已经不再有任何「历史污点」，你应该感谢党中央政策的英明伟大。
朱熔基一言不发地看著那一张张记载著他的「反党罪行」的字纸，在火中迅速化为灰烬，感慨万千。就是这几张字纸，竟像一座大山一样压了他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来，他忍辱负重，甚至当牛作马；二十年来，他从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说错半句话。如今，上面一句话，下面一把火，就算是还了自己的「清白之身」。可是，这二十年的青春该向谁去讨？
想到这里，朱熔基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要向共产党讨债，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甚至家破人亡。但是，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能够亲自驾驭这个党呢？
马洪封朱熔基恩重如山
朱熔基同马洪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马洪长朱熔基八岁，参加中共革命的时间却要比朱熔基早十一年。他一九三六年就在山西参加了中共外围抗日组织牺盟会，三七年正式加入中共，三八年赴中共根据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是中共自己培养出的理论工作者。
中共建政之初，马洪奉调中共中央东北局，先是担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即升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和东北局副秘书长，同时还担任过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所以，在东北工作期间，朱熔基即是马洪的下级。
高岗和李富春先後进京主持国家计委的组建工作後，马洪与朱熔基同时以支援中央干部的名义进京，马氏任国家计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务，朱氏则任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等职务。主任办公室本来就是在秘书长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所以这一段时间里，朱氏成了马氏的直接下级，二人工作接触更多，私人关系也日益深远。
「高岗事件」後，马洪被打成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并被毛泽东点名，自此则长期不被重用。待朱熔基成右派分子後，两人自然也就惺惺惜惺惺，用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自嘲或共勉。
马洪在「文革」结束後首先提携朱熔基，其中自然有「同命相怜」的一面，但是否也有原来与高岗关系的原因在其中，就不得而知。
後来，马洪因为自己的元老资格，职回升得一度比朱熔基要快，曾先後担任过中国杜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但後来则因为年龄偏大等原因，终於在正部级的领导职务上原地踏步数年，再没有机会继续升迁了。
待朱进入中共权力核心层时，马已经是七十多岁高龄。他现在的主要职务是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被朱熔基尊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元老级顾问，其门下网罗了大批经济理论界的智囊人物。像被称为「吴市场」的大陆著名「市场派」经济理论专家吴敬涟等，都在他手下任职。另外，当年赵紫阳智囊班子中一批「六四」以後没有受到太重处分者，有一部分也归入了马洪门下。
党内黑手
朱熔基九一年从上海调进中央出任副总理後，当时香港《潮流》杂志上曾载有言忍宽先生的文章，介绍朱熔基一九七八年，曾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高级研究班进修，但中共所公布的朱熔基简历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笔。
经向朱嘉明先生证实，朱熔基确实是在七八年即已经被马洪收编进工业经济研究所。而言忍宽文中所说的朱熔基是在七九年才进入工经所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朱熔基七九年已经到了国家经委。
在工经所的一段时间里，朱熔基似无太多著作，被外界所知的，仅仅是一篇对当时由华国锋主政的中共高层盲目制定的过高而不切实际的经济计划指标，表示异议的文章。同时，他还提出建议，希望中央政府要尽快 立一套严格的制度，对贪污、受贿行为严厉惩处。
有意思的是，朱熔基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期间，大陆青年经济学家、曾是赵紫阳智囊班子重要成员朱嘉明，一度为朱熔基的助手、秘书。
朱嘉明其人一直是赵紫阳主政时期，被中共高层十分看重的青年经济学家，後来，因为中共政权八九年的「六四」镇压持坚决反对态度，与陈一谘等人起草「三所一会」《关於时局的六点声明》，在大学生绝食的天安门广场公开广播宣传。声明中要求中共「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代表大会」。
这个「三所一会」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陈锡文）、中国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朱嘉明）、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负责人王军涛和陈子明）。自此，「三所一会」成为所谓的「动乱黑手」，而其中的「三所」因为均有中共高层之背景，故被中共政权中的主杀派李鹏等人指认为「党内黑手」，而这个「党内黑手」的最大後台自然是指赵紫阳。
但是，无论是「党内黑手」还是党外「黑手」当时都已经无法左右形势，就在天安门开枪屠杀的前夜，朱嘉明愤而辞官出国，从此彻底站到了中共现政权的对立面。从一九九零年开始，朱嘉明成为被中共视为「反动组织」的「民阵」理事长。大陆在海外的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合并组成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後，朱嘉明再次当选理事长。
更有意思的是，朱熔基刚刚进入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时候，党籍还没有恢复，而在工经所恢复朱熔基的党支部会上，朱嘉明非常严肃地投下了同意的一票。同朱嘉明一起投票同意恢复朱熔基党籍的，另一重要人物是陈云长子陈元。
从此以後，虽然朱嘉明和朱熔基先後从工经所调出，但直到朱熔基去上海工作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之间关系一直相当亲密。
从国家经委开始步入中共高层
当时，朱熔基和朱嘉明都擅长宏观经济方面的理论。同时，两人都自恃才高，也都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在去上海工作之前，朱熔基最为看好的两个青年经济学家是朱嘉明和娄继伟。接到赴上海工作的正式通知後，朱嘉明感觉自己在经济改革问题上，与朱熔基有观点相左之处，故没有随朱熔基赴上海工作，而当时名气还不如朱嘉明的娄继伟则随朱熔基而去。
娄继伟到上海不久，即被任命为上海市体改委副主任。朱熔基回京高就後，娄继伟仍然是鞍前马後，先是任国务院体政委宏观司司长，不久即升职为朱熔基亲自主持的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官至副部级。
一九七八年三月，华国锋在中共五届全国人大上继任国务院总理，宣布正式恢复国家经委，原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康世思，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次年，康世恩即调朱熔基进国家经委当燃勤局处长。一年多後，朱熔基升任综合局副局长。不久，即又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
按照大陆的职称序列，高级工程师相当于大学里的教授或副教授，研究机构里的研究员或副研究员。
国家经委与国家计委，是中共经济决策体系中的两大支柱，前者负责经济工作的执行面，後者负责宏观经济的政策面。中共仿效苏联体制，於一九五二年底为规划《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化》，成立国家计委。两年後又成立国家经委，由薄一波担任第一任主任。
国家经委的主要职能是主管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的检查，统一负责基本建设、铁路交通、财政金融、内外贸易等经济技术活动中需要组织协调事项。
一九六七年薄一波被撤销职务，国家经委也处於半瘫痪状况，到七零年乾脆被撤消，与国务院工交办公室、全国物价委员会、物资部、地质部，劳动部、国家统计局等机构一起并入国家计委。
不料，在八零年八月，康世恩因涉及「渤海二号」沉没事件，被记大过一次。接著，他又分别於八一年三月和八二年五月先後被免去国家经委主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转任中顾委常委，从此淡出政坛。
好在朱熔基的升迁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八一年三月，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接替了康世恩经委主任职务。袁宝华五、六十年代先後主管过中国的冶金工业和物资管理，任过冶金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六零年还一度担任过国家经委副主任。後任物资部部长，七四年起至八一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升任副部长级职务
袁宝华的经委主任只当了一年两个月，在他任上，朱熔基的副局长职务，原地踏步未动。但据说朱熔基曾被袁宝华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即有理论、又有长期实践经验的专业干部，故在经委委员会议上，时常对他进行表扬。
一九八二年五月四日，中共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於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决定将原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农业委员会、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建筑材料工业部、国家标准计量总局、国家计量总局、国家专利局等八个国务院机构合并，成立新的国家经济委员会。
刚刚从安徽省书记任上回到北京的张劲夫，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此举意味著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升格，恢复了五十年代时经委与计委同级的规格。
五月二十六日，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张劲夫在会上宣布了新经委组成机构及领导干部人选，朱熔基被宣布为国家经委委员和新设立的技术改造局局长。
经委委员的头街并不是每个局长级干部都能够挂上的，从这个时候起，朱熔基算是已经开始在中共政坛上初露头角。
张劲夫历任浙江省财委主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长期担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文革」前虽然一度任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过去与朱熔基却无工作上直接的渊源，更谈不上私交。
当年朱熔基在国家计委被打成右派时，张劲夫根本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不过好就好在张劲夫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思想意识比较解放，平时就非常器重其手下有才华的干部。再加之马洪与张劲夫私交甚好，能够在张劲夫那里说得上话，这一切就构成了朱熔基在国家经委继续晋升的良好条件。
一九八三年八月，张劲夫提名获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朱熔基登上了经委副主任兼委党组成员（副部级）的宝座，这为他日後步入中共最高层奠定了关键的基础。
当时，朱熔基已经五十五岁，而按照前一年中共才发布的《关於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长、副省长，以及省市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正职一般不超过六十五岁，副职一般不超过六十岁。」所以，如果朱熔基在这个时候还不能晋级到副部长级的话，一旦耗到接近六十岁之龄，即使再有能力，也不会被考虑为「接班人」对象了。
连升四级
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朱熔基以经委副主任名义，会见了出席国际沸腾燃烧应用技术会议的各国与会代表。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以中共国务院部门领导人的身份向国内外人士亮相。
八四年四月，朱熔基兼任了中共国务院非常设机构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的第一届副理事长。同年五月，应母校清华大学的盛情之邀，兼任了该校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同时授给他教授职称。
同年九月，张劲夫再任国务委员，但国家经委主任职务并没有交给朱熔基，而是由另一资格比朱熔基老得多的副主任吕东接任。好在由於吕东的晋升，朱熔基的副主任排名也依次提前，而党内职务则由党组成员升为党组副书记。
吕东与朱熔基也是老相识，五十年代初期吕曾在东北主管重工业，任过东北工业部副部长。五十年代初同朱熔基前後成为支援中央的干部调入北京，先後任国务院重工业部副部长，冶金部副部长、部长，三机部部长等职。当时经委内部也有人传说，朱熔基能够当上经委副主任，还是因为吕东从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八五年到八七年，朱熔基在数名经委副主任中排名一次次靠前，此间，受中共称之为「红色资本家」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荣毅仁先生的邀请，兼任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常董。
一九九二年十月，因为朱熔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序列，所以被人们评论为「连升三级」。实际上，因为他在一九八八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仅仅是个中央候补委员，这个职务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间还隔著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三级。所以，也可以说朱熔基在中共十四大上党内职务是「连升四级」。
不过，他在九二年的行政职务，即已经从正省级升到国务院副总理，要照中共的干部级别来评定的话，他在十四大上也只是升了一级。中共的干部序列排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规定，中央党、政、军「五大班子」的五个正职领导人（即党中央总书记兼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加上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排为一级；政治局委员及五大班子副职拼为二级，以下类推。
但不论朱熔基在十四大上升了几级，反正是十四大以後，海外再次掀起了一股「朱熔基热」，许多报刊都预测他将在九三年春天召开的八届人大上接替总理职务。因为李鹏在十四大上仍连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排名仍是第二，於是海外报刊便臆测李鹏的行政职务，可能改为国家主席甚至政协主席。
邓小平秘书之迷
同时，为了证明朱熔基接任总理职务的可能性，海外报刊亦不断刊登出朱熔基种种政治背景的内幕消息，其中最具爆炸性的，莫过於朱熔基曾经当邓小平秘台的报导。
九二年十二月出刊的香港《开放》杂志中披露说：朱熔基为什麽会在短短十年内从一个司局级官员，快速晋身中央决策高层？一位曾多次采访过朱熔基，据说还有一定私交的记者，道出其中原委是「朱熔基早年曾给邓小平当过秘书」。
消息说：「一九八二年第一次治理、整顿过程中，由於邓小平要全面了解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热以及采取紧缩措施後的情况，便将当时任国家经委综合局副局长的朱熔基调去当秘书，负责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提出建议。这时朱熔基还兼任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可说是有实践，有理论，见解颇受邓小平欣赏。当了半年多秘书，他回到国家经委，在技术改造局局长任上过渡了一下，即被提升为经委副主任，具备了後来当上海市长的资格。」
这则消息当时被刊登出来以後，似乎还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时隔半年，香港《经济日报》又将此消息稍作修改再次「披露」，这次引起其他传媒的热切反应。因为此时正好李鹏久病不愈，这样的消息自然可以为朱熔基将被「扶正」做新闻注脚，一时间，美国、台湾的华文媒介及各国的一些西文媒介纷纷转载。
这则消息，虽然一时难以断定其核心内容是否符合事实，但消息中却有几个细节是错误的。无论朱熔基是否在八二年给邓小平当过秘书，他当时至少不是消息中所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院长、教授」。朱熔基应聘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是在一九八四年，此时他早已经是经委副主任了。
再者，上述消息中所说的「一九八二年第一次治理、整顿」也是一个奇怪的说法。「治理、整顿」这个说法，在中共建政史上第一次面世，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全称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在此之前，中共虽然也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有过政策上的时松时紧，但八二年中共并没有针对所谓「经济发展过热」的问题，采取过什麽「紧缩政策」。
熟知中共高层内幕的朱嘉明说当年从未听说过此事，而几位出身中共高级干部圈子里的人士则认为，朱熔基当时作为国家经委的干部，应召到邓府汇报工作或介绍经济形势是可能的，而且在一段时间内经常被召到邓府也是可能的，不过这算不上是给邓小平当秘书。
当然，如果朱熔基真的给邓小平当过一段时间秘书，在中共对外公布的朱熔基简历中也不会公布。
首次接受《人民日报》专访
一九七五年，朱熔基曾感慨自己虽然从五一年大学毕业即担任了副科级职务，但二十四年以後，仍要从这个起点上从新开始。可是，此後的一段时间里，他仅仅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就从副科级跃进到了副部级。
套用中共地方干部序列比较的话，则相当於五年时间从一个副乡长升至副省长。这个升迁速度的确是够快了，而之所以能有这个结果，除了个人能力、客观机遇等方面的因素外，擅长宏观经济理论，也是朱熔基职务上升的重要前提。
朱熔基在经委副主任的职位上徘徊较久，前後达四年半时间。但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却给他日後主持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工作，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经验。
多年来，中国大陆货仓里积压著不少货品，朱熔基在经委工作时，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能做一篇大文章，一度很重视清仓和考核工作，以改善企业营利、提高经济效益。
在一九八七年初，朱熔基曾对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钢材的情况作了一次清库调查。他发现，一九八六年底全国钢材比前一年底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八，周转期达六点三个月。超储二百万吨，超储资金十亿元人民币。一九八七年第一季库存又增加一百九十万吨。
他当时认为：一方面钢材供不应求，市场价格猛涨，一方面库存又大量增加，这是极不正常的。造成这种现象乃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生产单位为索取额外好处，不按品种、合同交货，而不少用户单位并不按需要，乱买乱进，储贷待涨。
朱熔基怒斥：这是一种不正之风。中共的刊物为此宣传说：朱熔基的工作细致，还在於他要求各主管部门找出超储积压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安排好清仓工作和其他工作（包括运输、市场、企业经营的配合），一举改善积压问题。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国内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的文章，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首度专访朱熔基。
这篇报道给朱熔基一次以政府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同公众陈述他的经济观点的机会。到他实际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文中所陈述的经济形势，已经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朱熔基对付所谓「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的大概思路，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九一年一到国务院工作，就坚持设立生产办公室（後改为经贸委）的原因。
一九九一年，外界评论大都认为，朱熔基当了副总理以後坚持要设立一个由自己亲自挂帅主持的生产办，就是为了向李鹏通过邹家华所控制的国家计委分权，即纯粹是出於政治斗争，或者说权力斗争的需要。
晋升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
事实上，朱熔基坚持设立生产办并不像外界所传说的那样简单。如果仅仅是出於权力斗争的需要的话，那麽在中共十四大上朱熔基已经在党内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国务院则取代了原来姚依林的地位，且手中分管的权力机构，也比当年的姚依林揽在手里的还多，为什麽还要在保留生产办建制的基础上，将其扩大成经贸委呢？
八七年十月，朱熔基在中共十三大上被提名中央候补委员，虽然中选，但所得选票数较低，在一百一十名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中，他名列九十一。究其原因，最大的可能是朱熔基虽然在国家经委机关很有影响力，但在全国基本上没有什麽知名度。
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曾想到朱熔基不久会主政上海，更没有想到他会被人认为是「中国的戈巴契夫」。导致四年後朱熔基成为国家领导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党内的职务还只是一个候补中央委员。
八八年四月在中共七届人大上，李鹏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随即著手对国务院的机构进行了一次较大幅度的改革，在撤消原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统一发挥此两委功能的新的国家计委，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继续兼任国家计委主任。
撤消国家经委的决定，在八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即已确定，而且也不可能是李鹏一个人的主意。
根据当时的设想，撤消经委，将其职、责、权归於计委，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具有中国特色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以体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
按照中共政权的权力运作规程，政府机构的重大变动，从来都是先要由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然後在党的某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对这些政府机构的变动及新任领导人的人选，进行「投票表决」。
在决定国家经委撤销时，因为年龄的关系，中共政治局事先已经决定经委主任吕东「退居二线」，所以让他在十三大上，只「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而经委的其它几个副主任，则根据其年龄及工作能力分别被安排到其它部门或地方工作。
大概是从一九八七年六月左右开始，朱熔基已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张劲夫问他是否愿意到香港出任港澳工委主任许家屯的副手（仍是副部级），朱熔基表示非常乐意。於是，张劲夫向许家屯推荐：「朱熔基有水平，能力强，思想开放。」
张、许二人商量好，由许家屯向中央要人，张劲夫向中央推荐。但过了一段时间，中央没有消息，许家屯这才知道朱熔基已经另谋高就了。
在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期间，赵紫阳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宋平，已经约见朱熔基正式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调时任上海市委记芮杏文进中央书记处工作，时任上海市长兼市委副书记江泽民将改任市委书记。因此，中央决定调朱熔基去上海，接替江泽民的市委副书记职务，待上海市人大召开时再正式接替江泽民的市长职务。
第四章 是赵紫阳亲信还是陈云知己
经委撤销，其机构归入计委，而计委副主任编制，早已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决没有朱熔基等几个原经委副主任插足的位置。更何况中共国务院机构设立，只要计委和经委并存期间，两家的矛盾就从来没有中止过一天，所以计委收编了经委後，即使副主任的职务还有空缺，也不会允许像朱熔基这样的原经委主要负责人：到计委去抢别人嘴里的馒头。
至於由上级安排朱熔基升官，进计委当正主任则更没有可能。当时中共国务院的委级机构，在干部组织架构上大都比各部高「半格」，而计委更是国务院所有「超部级机构」中的老大，几乎是国务院有什麽名称的部或总局机构，计委就有与之相对应的司或局的设置，所以计委的人，一向认为他们的司和局，就可以给国务院的部或总局下令，故自称他们的机构为「小国务院」。
正因为如此，计委的第一把手在那个时代及在此之前，向来都由国务院副总理级的领导人兼任，十三大时更将兼任计委主任姚依林的党内职位，晋升为政治局常委。
所以，从副部级直接跳升副总理级，对当时的朱熔基来讲根本没丝毫可能。他自己无论有多麽强烈的政治野心，当时还没有敢觊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位置。
赵紫阳向上海「掺砂子」
撤了经委，又进不了计委，下一步的出路在什麽地方？朱熔基自己著急，中共组织部门也在为他著想。因为他当时毕竟还没有到离休年龄，按照中共的惯例，即是一个各方面表现平庸的副部级干部，也要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何况当时即使是不喜欢朱熔基的人，也不敢闭著眼睛给他一个「工作能力平平」的评价。
关於当年中共高层为什麽看中了朱熔基，决定由他接任上海市长的职务，海外有各种猜测，中共内部及上海方面也有各有不同的说法。
一位对朱熔基比较熟悉的大陆经济理论界人士说：在国家经委工作期间，朱熔基与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赵紫阳在胡耀邦下台之前，早就强烈地感到上海市是他这个国务院总理说话，最没有人要听的地方。无论是哪项工作，赵紫阳亲自或派人插进一手，总会被莫名其妙抵挡回去。所以，在上海安排自己亲信，安排自己感觉得力的干部向上海「掺砂子」，是赵紫阳蓄谋已久的事情。
待赵紫阳取代胡耀邦出任党中央总书记，在中央组织问题上比过去有了一定自主权以後，就立刻开始付诸实施这件事情了。
当时上海的干部情况是，原上海市委吉记芮杏文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任职後的一个月，中央调时任国务院电子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江泽民任市长。江泽民的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有党内元老人物李先念的得力推荐，再加上江泽民本人有过一段上海工作经历，和他对工业管理在行（因为上海的经济布局是以工业为主）等因素。
但是，江泽民到上海以後，与芮杏文两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工作配合远谈不上默契，上海的工作也因此不见太大的起色。
江泽民其人由於处事油滑，除了与邓、陈两派政治老人都保持著良好的关系以外，还奉行了一条上不得罪中央改革和保守的两派在位领导人，中不开罪以陈国栋为首的上海地方元老，下不得罪从上海市党政机关到区县一级的大批基层官僚的为政方针。所以两年下来，他在上海的政绩虽然不显山不显水，但日子比芮杏文好过得多。
而芮杏文虽然不如江泽民在上海的日子好过，但由於他具有较鲜明的改革意识，颇受赵紫阳的赏识。所以赵紫阳权衡再三，还是在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决定让芮杏文回到北京，到中央工作，把上海市委书记的位子让给江泽民。
既然赵紫阳做出如此牺牲，上海方面无论陈国栋等元老，还是江泽民等人，自然也没有理由反对中央派干部接任上海市长职务。赵紫阳在同朱熔基谈了相互之间对改变上海市工作局面的看法之後，赵终於认定朱熔基既能够解决上海的经济困境，同时也能适应当地的复杂政治环境。
投石问路
持这种说法的还举出具体例证说：赵紫阳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曾经多次派朱熔基以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名义，以研究大中型国营企业的改造为借口，到上海从事调研。其实当时的这种安排，就要朱熔基在上海「投石问路」。
决定作出後，中共高层将朱熔基列入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赵紫阳即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宋平约朱熔基正式谈话。
赵紫阳对他表示，今天的改革政策决定了中央已经不能完全用过去计划经济的老办法，用行政措施给上海的振兴提供方便，中央所能做的就是马上给上海以财政包干的政策。
朱熔基恰恰要的就是这一点。因为他明白，只要得到了财政包干的承诺，他这一任市长的自主权，就要比过去历任市长的自主权大得多。
朱熔基到上海工作是否原由赵紫阳提名，众说不一，不过反对朱熔基是赵紫阳亲信的人认为：如果朱熔基是赵紫阳的亲信，那麽他在「六四」之後怎麽会顺利接替江泽民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而且成为当时唯一一个党政职务「一把抓」的省、（直辖）市级领导？
提名朱熔基去上海工作，能够顺利在中共高层获得通过的另一个可能背景是，当时刚刚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不久、主要负责省部一级干部考察与提升工作的宋平，在这个问题上起了推动作用。
当朱熔基的政治行情日益看好後，海外媒体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把他评价成政治上的开明派和经济上的改革派。那麽，宋平其人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和经济上的僵化派，又是早已事实证明了的。所以，中共十四大之前的很多政论文章，都把宋平和姚依林，并列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坚决反对提拔朱熔基的两大障碍人物。
其实中共内部的派系划分和权力争斗，还不似许名海外政治评论家所想像的那样简单。比如海外大都把在中共十四大上，跃升为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评论成政治上十分开明的青年干部，但无论胡锦涛是否真如外人评价得那样开明，他成为「接班人」的确是宋平极力举荐的。而且宋平在举荐胡氏的时候，真正是不遗余力，比如宋平曾专门为胡锦涛与中央系统的「太于党」成员们之间的既往矛盾，同薄一波等中共元老一一解释，以消除「误解」。
宋平其人虽然资格比朱熔基老得多（三七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但他与朱熔基同出於一所学校，又是先後在这所学校里参加了中共的赤色学生运动，这是朱熔基能够被宋平看好的笫一个因素。
宋平与朱熔基的历史渊源
此外，宋平与朱熔基的私人关系，虽然暂时无从可考，但工作关系，则可以一直追溯到朱熔基刚刚参加工作的五十年代初。当时，宋平曾同朱熔基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先是供职於中共中央东北局，後来国家计委成立後，宋平，马洪和朱熔基一同被调进北京共事於一个机关。所以，对於朱熔基这样出身计委的懂业务的干部，宋平应该说有天然的好感。
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即宋平和马洪五十年代初在中共国家计委工作期间，都是计委委员，而作为计委主任办公室负责人的朱熔基，自然与他们两人都有工作上的密切接触。
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马洪因为高岗的原因，在反右斗争之前已经倒台，而宋平则在计委工作一年多以後调往国务院劳动部任副部长，回到计委任副主任时是一九五八年，朱熔基已经成了右派。所以马洪和宋平两人，在把朱熔基打成右派的问题上，都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朱熔基与他们两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也没有什麽积怨。
虽然，宋平的僵化和保守在大陆，是人所共知的。远至他在甘肃省主政期间，就曾对万里和赵紫阳分别在安徽和四川搞的「那一套」颇为反感，。以至甘肃省落实农民包产到户政策的速度，远远落後於许多省份。甚至於在政治观点上，宋平更是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白由化的急先锋，尤其在「六四」以後，对於成立「反对和平演变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十分热衷。
但是，朱熔基在政治上，即使真的是像海外媒介所评价的那样开明，起码在一九八七年还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当时宋平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考察朱熔基，在政治问题上，只能以朱熔基青年时代热心赤色学运和被打成右派之後对党的忠诚，仍然「坚定不移」为主查依据。而朱熔基在右派的问题上，确实经常把「母亲错打了孩于，孩于怎能恨母亲」这样的比喻挂在嘴边上，自然会今宋平十分感动。
朱熔基去上海是否是宋平提名（或宋平与其他人共同提名）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是谁最先动议派朱熔基去上海的，其冠冕堂皇的理由都离不开如下几项说词：朱熔基是既有经济理论，又有经济管理经验。尤其当时上海的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而朱熔基在国家经委任职期间主抓的就是这项工作，已经总结出确实能够以道理服人的企业改造办法，只等待实践机会。朱熔基担任地方领导人最大的欠缺是不懂农业，但去上海这样的工业区恰好又能让他扬长避短……。
多的不举，仅这几条理由足以证明朱熔基是上海行政领导人的难得人选，无论宋平也好，还是其他什麽人也好，找不出什麽具体的道理，来反对朱熔基到上海任职。
没有派系问题
朱熔基九一年被调进中央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後，有政治经验的人，立刻意味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人事安排。让一个党内职务仅仅是党中央候补委员的人，突然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这中共建政史上还是第一次。但因为当时任命的另一名副总理邹家华排名在前，所以人们因此臆测说，这是陈云一派与邓小平一派进人事平衡的结果。
这一分析其实是没有什麽道理的。邹家华在提升副总理之前行政职务已经是国务委员，党内职务也比朱熔基高，那麽两人双双成为副总理後，把邹家华排在朱熔基前是很自然的事情。若要把朱熔基排在邹家华之前，必须要先把朱熔基的党内职务提到邹家华之上才行。
一位曾经长期在中共高层供职，最近才从中共高层圈淡出的人士，根据他对朱熔基的了解及中共高层组织运作的常识判斯说：朱熔基能够升迁到今天这一步，除了许多别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中共高层中哪一派也不是。
他有地方行政工作的领导才能已经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但这个领导才能是在上海工作的几年中方真正表现出来的，而当初他之所以被派到上海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他的条件与其他候选人比起来更显得「对口」。
陈云其人是否对朱熔基看好也是一个海外媒介讨论过的问题。事实上，像上海市长这样一个重要位置，如果没有陈云吐口，尤其是如果陈云反对的话，即使朱熔基真的当过邓小平秘书也是通不过的。
著名大陆政治评论家，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先生九二年八月曾在《民主中国》撰文指出：「邓小乎在南巡讲话中说，没有把上海及早开辟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是他的一个失误。其实他的这个检讨并不实事求是。上海的并末开辟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并非由於邓小平的无意的疏意，而是由於陈云蓄意的抵制。」
一九八零年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特区时，专家学者中就有人提议开放上海为大特区，并认为其意义将大大超过那四个特区，胡耀邦也有此意。然而，当时陈云及其控制下的计委、经委对那四个小特区都处处设卡，横加刁难，开放上海特区一事只得作罢。
到了一九八四年，邓小平提出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在北京召开会议，除陈云外，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这十四个沿海城市中最重要的就是上海。会议期间，胡耀邦专门找上一海代表前来中央出席会议的一位副市长谈了一个上午，阐明上海改革开放的战略意义，要他在会上带头讲一讲。谈毕，这位上海副市长向陈国栋通电话汇报了胡耀邦的意见。
陈云操纵上海
陈国栋冷冷地说了七个字「上海不为天下先」，这位副市长只好在会上闷声不响，因为陈国栋的背後就是陈云。陈云拒不出席北京的中央会议，都躲在上海冷眼观察呢。会议的最後一天，邓小平讲话，还叮嘱姚依林向缺席到会的陈云通报一下。邓小平也未必知道陈云不出席会议，照样在同会议斗法呢！
中共高层中一位因为「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白由化」而遭到贬黜的开明派人士，在私下里谈及中共高层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矛盾斗争时说：当初开放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完全是邓小平硬顶著陈云等人的反对声浪，强制推行的，所以当时根本没有开放上海的条件。
上海是国营经济的巨镇，中共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陈云要控制住化那个计划经济的鸟笼，必须首先抓牢上海这个笼把。陈云又是从上海起家的，所以他几乎年年要去上海，处心积虑地在上海培植他的亲信，陈国栋就是他在上海的主要代理人。现在上海当权的吴邦国、黄菊等人，都是陈国栋在上海主政时提拔起来的，九三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陈国栋还担任著上海顾问委员会主任，一直保持著他的政治影响力。
阮铭先生认为，上海派不可能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热心於改革开放路线，他们总想在邓小平与陈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中间派的政治特色。从历史上看，上海派从来就没有偏向过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总是躲在中问。如果要说有所偏向的话，无宁说是中间偏陈。这也是上海的历史地位决定的。
其实，阮铭先生的这番评论甚至已经被朱熔基认可。朱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以前，曾经在全国人大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上海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模范执行区」。
一位原来参与过上海如何改革争论的大陆经济学者宏悟先生九二年八月也曾在《民主中国》杂志上撰文说：在第一个十年改革中，上海的作用与影响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独特性来自於上海经济改革中的战略地位和上海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徵。同时也来自改革派和保守力量在上海改革与发展问题上的「博弈」。
改革伊始，上海就成为关注的重点。一九七九年夏季，根据北京有关方面的意见，由一批学者和专家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前往上海，对上海的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形成了若干结论。其中包括：上海的产业结构是落後的，因为上海是一个产业品种俱全的区域，没有形成自身的重点产业，技术密集形产业比重低，第三产业（广业的服务业）落後於加工工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严重滞後於其他产业的发展要求。能源产业相当薄弱，与此同时，上海众多的中小企业技术落後，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技术改造的任务十分紧迫。
总之，上海现存的产业结构是难以支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增长，高效益的经济发展的。至少从上海的产业构造上看，上海在衰落之中。
上海走到十字路口
针对上述情况，改革派提出「上海产业改造论」，其含意包括：第一，开展大面积的技术改造：第二，进行一部分产业转移，即把那些劳动密集的产业向上海周边地区扩散，促进上海自身的产业升级：第二，推动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改善；第四，加强能源工业的建设。
然而，这针对上海工业衰落的「改造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这是因为上海从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成为计划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上海的财政上交始终名列前茅。对上海的产业实行大规模的改造，势必引起原有计划经济体系的动摇，特别是影响中央政府的财政收人。因而，上海产业的改造在改革初期，基本上处於停顿状态。
大概在一九八一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位叫沈峻波的学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的二个第一和十个倒数第一》的长篇文章，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後上海的发展问题是，在获得经济增长速度、上交国家利润等方面的第一的同时，在居民主房、交通、环境等方面则是倒数第一。
这篇文章在上海和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文章中隐含著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上海发展模式的批评，使上海人民看到了他们为国家做出贡献背後所付出的代价，更触发了人们思考和正视上海全面衰落的问题。文章发表後不久，北京的「计划派」及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有关人员，即对该文进行了猛烈批判，《解放日报）被迫检讨，支持沈峻波的意见没有了。
但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必然要遭到无情惩罚，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工交企业普遍呈现增长率和效益下降的现象，挖掘潜力的种种作法已径回天无力。
不仅如此，上海在过去三十余年忽视人民生活改善的欠帐期已经到头，改善住房、交通、「菜篮子」的呼声日益强烈。上海终於走到了十字路口，或者照原样走下去，或者全面进行产业改造，并偿还多年的人民生活「欠帐」。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几次到上海重复强调关於上海发展新模式的看法，其中，赵紫阳提出，要给上海「换气」的机会。赵紫阳比喻，就像游泳需要「换气」一样，上海要振兴，首先要有足够的「换气」时间，要给上海以较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多一些的财政流程。
然而，赵紫阳的一系列主张，在上海并不能得到有力贯彻，特别是陈国栋当市委书记的时代，当时上海老百姓有句话：「国栋不动」。究其原因，「计划派」视上海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基地，任何最终引起体制变革的措施都是要抵制的。
南中国的政治中心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三、四十年时间里，上海作为亚太地区经济中心，特别是在金融、商业、甚至加工工业等方面的中心地位，已经完全丧失。虽然说起来上海仍还算是整个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上海的最大变化莫过於已经由远东的经济中心，演变为南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个特殊的城市从中共建国之始，就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特殊的政治关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邓小平时代。
五十年代，被武装斗争的全线胜利和建政初期经济建设的高速恢复成绩，冲昏头的毛泽东等一批农民领导人突发奇想，修正了他们一直奉为圣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繁荣阶段的中国这样的落後国家，取得跨阶段的直线成功。於是，全面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上海这个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最为集中的地方。
这种利用专政手段，对资产所有者进行强制性的无偿剥夺，说到底还是一种政治斗争。再往後，由於当时上海市主要领导人：在中共上层两派矛盾力量斗争时，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使得上海成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毛泽东和江青以上海为基地，利用其在全党和全国老百姓中的威信，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对手刘少奇一伙。
从此，虽然来自上海的「四人帮」已经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中占据要津，但上海始终是与北京并列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驾崩时，上海政治力量居然已经发展到可以组建强大的「第二武装」的地步。
邓小平时代开始以後，上海作为南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削弱，就像北方的北戴河成为中共高层的「夏日离宫」一样，上海几乎成为其「冬都」。每年冬季，掌握中共实权的元老级人物几乎都要到上海避寒，无论是改革派的邓小平、杨尚昆，还是保守派的陈云和李先念，这就决定了上海市党政军领导班子，逐渐形成了为两派都能接受的特色。
凡是能够在上海立足的市一级领导人，都必须具备两头不得罪，两头都要讨好的本领，无论他们本人内心到底对经济改革问题持什麽态度。
那麽，由此说来，当初朱熔基被派往上海时，他在陈云眼里的印象至少用「不坏」二字概括，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下，如果不是至少被陈云认可的干部，也没有可能被派到上海去，尤其是没有可能被派到上海去担任党或政府的一把手。
已经被证明的消息是：在朱熔基被宣布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後，他还在国外访问，回国後立即被陈云在上海召见，并要他搭乘自己的专机一同去北京上任。此间，陈云非常友好地向朱熔基表示：你当上海市长我是非常支持的，你到中央工作我也很高兴。按著，又送给朱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几句话。
两头讨好是上海领导人的特色
一位大陆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评价说：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共高层及经济理论界就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的抗争持续了十几年，到中共十四大上才算真正告一段落。在这段时间的抗争中，「计划派」中又分为开明派和保守派；「市场派」中方分成激进派和稳进派。其实从朱熔基的经济思想来看，至少他在杜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经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并不属於「市场派」，而是属於「计划派」中的开明派。
如果这种分析正确的话，那麽朱熔基後来被提名担任上海市市长，能够被中共高层改革和保守两派人物双双接受，就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