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传》
作者：高新，何频
作者序：真正可以挑大梁的人才
「於斯为盛，惟楚有才」，这是宋代中国四大书院之一，湖南长沙岳麓书院门前的一幅对联。自十九世纪以来，湖南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领衔」角色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无湘不成军」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也不说辛亥革命前後的黄兴、蔡锷，单说国共两党之中，不知出了多少喧嚣於中华民族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国民党方面，湖南籍的人物相对少一些，不过今日副总统李元簇、法务部部长马英九、台湾省政府主席宋楚瑜祖籍正是湖南；中共方面则是不胜枚举，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众所周知；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在中共十大元帅中占有三席。而日中共最高层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湖南籍政治人物首推朱熔(注：应为左金右容， 下均以“熔”代之)基。
他虽然在中共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四，在国务院领导成员中的排名也位居李鹏之下，但是没有人怀疑它是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中，最具有务实精神和最具经领导能力者，掌握著中国大陆经济事务大权。
早在他仅仅以中共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党内地位，被邓小平提名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时，海外即有人夸张地称他是「中国的戈巴契夫」。而在他於一九九二年十月顺利跻身中共「领导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行列之後，尤其是在九三年春末夏初以後，因中共国务院总理李鹏患「重感冒」以至长期不理朝政，人们对他的政治仕途更是进一步看好。
早在朱熔基主政上海之初，笔者就曾撰文指出，不论朱熔基未来政治地位如何、政绩如何，也不论中国往何处发展，朱熔基将在中共最高层扮演关键性角色却是毫无疑问的。
江泽民在因八九年「六四」镇压事件，取代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的同时，自称熟知中共高层政治运作内幕者即向笔者透露：邓小平考虑的接班人选绝不止江泽民一人，而且下一个也是来自上海。该人还向笔者断言：不出两年，朱熔基就会上调中央工作。果然，此人说了这话后只过了一年七个月，朱熔基进京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随著时间的推移，朱熔基的地位日益凸显，但是有关他政治形象、真实政治观点、在中共高层中的派系归属等等，仍然显得扼统、模糊。同时关於他的身世、家庭成员情况及思想、性格等，更是鲜为人知。本书的写作缘起，就是希望提供全方位的权威资讯，使有兴趣的读者真正了解朱熔基其人，并了解他过去是如何、及将如何迈向总理之路。
第一章 命运乖违的遗腹子
朱熔基是遗腹子，从出生开始就注定要受苦。更不幸的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也仅十年，母亲过世，朱熔基更加无依无靠。
幸有好心的伯父视朱熔基如己出，但不幸伯父又中年丧妻……。如果说「鳏、寡、孤、独」是人生之四大不幸的话，那麽朱熔基和他的长辈们的遭遇就占了其中之三。
正是这悲惨的家世和因此而给他造成的苦难童年，使得朱熔基少年早熟，并在逆境中成就了他自强、倔强和宁折不弯的难得性格。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朱熔基在中共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市长候选人被与会代表要求介绍自己的经历。他非常爽快地回答大家的提问说：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受苦人出身，从小家庭生活十分贫困，靠奖学金才完成了中学学业。我从中学时代就非常爱好文学，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即从文学巨匠鲁迅、巴金著作中了解到了上海的一些情况。
於是，非常自然地，朱熔基穷苦出身甚至文学爱好都成了他与上海市民亲近的本钱。
朱熔基的这段自我介绍被上海电视台和《文汇报》如实报导，他那苦难的经历和坦诚质朴的亲民作风，给上海人留下了非常好的笫一印象，不但顺利地以高票当选上海市长，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大多数上海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两代背父
朱熔基祖上居住在湖南省长沙县安沙乡。当时的朱姓家族在当地仅拥有数亩薄田，还算不上富有，所以也不会惹人注意。大约在十九世纪中叶，朱氏举家迁居，落脚在今湖南省首府长沙市，从此，开始小有发达。到了朱熔基的曾祖父一辈，已经成了方圆百里内颇有些名望的书香门第。
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年，还是封建政府奉行的「学而优则仕」的纳贤制度，给了朱熔基的祖父一个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机会。「十年寒窗」的苦读代价，使得朱熔基租父在科举应试中顺利中榜，并借此在家乡觅得一录事官职。虽说是一芝麻大的小官，但毕竟开始了朱氏家族世代都没有经历过的吃皇粮、拿薪俸的历史。
朱熔基祖父为官因为敬业有方而受到上峰赏识，官运也就步步见好。他一生中最显赫的一段时期是在现今河南省境内做过一任道台。
自祖父为官开始，朱熔基家族在族谱上被大大地添了一笔风彩。不过也还是到了今天朱熔基为官的时代，朱氏家族才算是在中国政坛上出足了风头。
从民国初年之後，因为换了朝代，朱熔基祖父不知是由於守旧的原因还是被人贬压的结果，从此自宦海中淡出。自此，因为再没有官俸可依，家道竟也很快就衰落下来。
而到了朱熔基的父亲一代，或许受当时「实业救国」之时尚的影响，或许是因为看透了官宦之途的险恶，乾脆彻底淡漠了功名利禄之诱惑，将其志趣转向了自然学科。不幸的是，虽然当时从事自然学科者也不乏有名利双收之成功先例，而朱熔基父亲却天不随人愿，年纪轻轻即卧病不起，还没有来得及给後人创造出经济条件即早早逝去，以至到了朱熔基这一辈不得不一切从「无」开始。
朱熔基的父亲名朱希圣，据闻此人少年时代即愤世嫉俗，颇有宏大抱负。青年时代，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中人」。
朱希圣本人也是个遗腹子，自幼体弱多病，到了中学时代则已经沈疴不起。当时，朱希圣虽然崇尚科学，但仍不得不按照家长的意志，求学期闲即早早与一位多年前即订下「娃娃亲」的当地女孩子成婚。
成婚以前，朱希圣的父母即已经知道他们的宝贝独子已经染上了肺疾。而在当时当地的医疗条件下，所谓「痨病」的可怕程度，无异於现代人所畏惧的癌症之类，更何况朱氏当时的家境和兵慌马乱的世局，使得朱家既没有条件同时也不敢让朱希圣外出求医。
父母成婚为求冲喜
於是，朱氏人家在求医不能，求神不灵，求人无助的万般无奈情势下，只能把独生儿于痊愈的希望寄托在刚刚过门的儿媳身上 因为当地自古即有「冲喜」一说，意思是办喜事可以冲走使新郎官致病的「晦气」、「妖气」和「孽气」。
朱熔基父母的成婚时间大概是在公元一九二七年底到二八年初左右。婚後不久，新过门媳妇顺利怀了孕。但是，朱氏一家在欢喜之余，却发现媳妇因怀孕而愈发显得红晕的气色与朱希圣那付日渐黄瘦病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眼看「冲喜」不但不见效果，新郎官的痛状反而日显严重，朱氏一家也就只有把这一切都看成神的旨意了。结果，没有坚持到孩于出世，朱希圣终因咯血不止气绝。
临终前，朱希圣已经虚弱得无法凭自己的力量翻身。每每嗑出大口的血块被温良贤淑、无悔无怨的妻于揩净之後，可怜的朱希圣也只能是费力地挣开眼睛，满怀忧郁地望著她那日渐隆起的肚子长叹不已。
朱希圣过世的时候，朱熔基还没有出世。按照当地的说法是「两代背父，後代命大」。但话虽如此，在给朱希圣出殡的时候，谁又能保证他的遗腹子几个月後会顺利生产，另外更不知那肚里的孩子是男是女。
毕竟那还是一个空气里都迷漫著无数封建陋习的守旧年代，朱希圣尸骨末寒的时候，邻里乡亲们在面对新婚盖头揭下没有几个月、即要为丈夫披麻戴孝的朱希圣妻子时，虽也还敷衍一半句稍带悲怜之情的安慰话语，但转过身去就是一阵指指点点，「小寡妇」，「克夫命」之类的难听话，不时地钻进这个可怜女人的耳朵里。
而朱氏人家则是但心，即使朱希圣留下的遗腹子，能够顺利生产而且是个家人盼望已久的男婴，因此 使朱希圣留下香火，但今後孤儿寡母的漫长生活道路中会有多少艰难和酸辛？当时，无论是朱家长辈还是街坊邻里，有谁能料想得到，朱希圣的这个遗腹子虽然前半生磨难重重，日後却跻身於一代主宰整个中国大陆的领袖中。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今朱希圣在地下难眠的遗腹子到底顺利产下。一看是个男婴，朱家长辈们这才有了笑脸，随给孩子取名「长庚」。据说，起这个名字的原因是朱氏家族的长辈们，都希望这个生下来即已经看不到父亲的可怜孩子，能够藉此名字讨个吉祥，从此消灾化难，健康长寿。後来，按照朱家族谱的字辈排列，这个自幼被大人们昵称为「庚伢子」的男孩，才有了「朱熔基」的大名。
虽说是新婚丧夫，但好歹有个男性遗腹子平安生下，所以朱熔基的母亲才有可能继续留在朱家，以再无权婚配的痛苦代价，换得日夜陪伴亲生骨肉的权利。
动乱的年代
六十二年以後，朱熔基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川沙县为三十九对新婚夫妇主持集体婚礼。当他在祝辞中说到「我预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的时候，不由得怀念起自己那可怜的母亲和从没有见过面的父亲，回想起自己那孤苦的童年生活。
回到住处後，当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早点休息时，他感慨地说：看到些青年人高兴的样子，我想起了好多过去的事情，我这个当市长的从小就没享过福，就因为这个，我要尽我的努力，让上海人民的日于过得一天比一天更好。
在朱熔基出生前后，湖南等地正赶上「闹红」。朱希圣尚还在世的时候，曾亲眼目睹了发生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长沙「马口事变」。
当时，因为共产党在湖南等地发动的「工农革命运动」（毛泽东自认是「痞子运动」）搞得十分过火，以致乡下的绝大部分有产者和整个长沙城的民族工商业者都成了「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的革命对象。同时，再加上国共两党之间日益严重的分歧等种种复杂政治原因，终於导致了五月二十一日的一场政治大仇杀。
五月二十一日深夜，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对共产党在长沙的各类机关突然袭击，迅速逮捕并陆续枪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及其外围组织的成员。一时间，整个长沙城里杀声震天，尸横遍地。
就在朱希圣新婚之喜的前後，中共湖南地方省委根据其中央指示精神，於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助的总动员通知。十二月一日，决定长沙暴动，计划於七日至十日为暴动日期。但届时暴动并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十日中午，长沙的铁路工人开始罢工，其中担任工人纠察队的小头目之一就是王震--一九九二年强烈反对朱熔基进政治局的前中共国家副主席。
到十日晚上七时开始，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了二百人的「敢死队」，进攻电灯公司、军事厅和卫戍司令部。因为敢死队员大都表现得不「敢死」，所以战斗结果是仅仅破坏了电灯公司。接着，国民政府方面调动一个师的兵力，从外地紧急增援长沙省城，共产党的这次暴动终於被镇压下去。
据报导，王震是中共元老人物中，对朱熔基最没有好印象的一位。朱熔基当上副总理後，他曾经气愤地大叫「我们身边就睡着一个戈巴契夫」。朱熔基当上中共政治局常委後，王震更是义愤填膺，直到九三年初临终之前，仍然对朱熔基这个「中国的戈巴契夫」，跃升到中共权力的核心层而深感不安。
大陆政界人士们取笑说：年轻力壮时候没有把长沙攻打下来，临终之前又没有把朱熔基拉下马来，这可能是王震一生中最大的两件憾事。
九三年三月十三日晚上，死於广州的王震被专机运回北京，朱熔基也被安排到机场迎灵。空旷的郊外机场气温要比城里低好几度。一阵冷风吹过，朱熔基下意识地把身上的风衣裹紧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今年的北京应该早点转暖了。」
在王震参加长沙暴动差不多时候，朱德和陈毅等人率领共产党农民军队，在湘南地区发动了所谓「年关起义」，打垮了许克祥六个团兵力的进攻。虽然这次的战火没有波及到省城长沙，但「共匪」将再次攻打长沙的消息却日日不绝於耳，令包括朱氏全家在内的全城军民天天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而仓促之间为朱希圣举行的婚礼，就是在这样一片战乱不妥的恐慌、叹息声中进行的。
朱希圣气绝之前，又赶上了共产党湖南省委奉其中央之命，开始施行「烧杀政策」（此四字出自当时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提出「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然後强迫他们革命」的口号，到了湖南则具体落实为「焦土战略」。
当时，为了使进攻的敌方无房可住，无路可行，中共湖南省下属的湘南特委，竟提出硬性焚烧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县城的决定。决定下达後，由於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加之中共当地领导人的强制推行，终於导致了一场农民与农民之间的血斗。
因为共产党领导的「赤卫队」都是脖子上扎著红带子，所以自发组织起来对抗中共的农民队伍则全部扎上白带子。
整个湘南地区一时之间，到处都是「红带子」与「白带子」的血战。消息传进省城，更是今人心惊胆寒。当时的朱氏人家虽然已经家境衰微，但毕竟还有间许破房，当然会被列进「有产」的「小资产阶级」。
此时，重病中的朱希圣自知将不久於人世，不但为他即将丢下的寡妻与遗腹子的日後经济生活担心。更感叹兵慌马仇的局势。将加倍造成寡妻与遗腹子的生活困窘。
後来，中共自己承认这段时间内在湖南搞得太过火，将其归咎於「极左路线」统治的结果。所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中共核心政导领导人之一的朱熔基，早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饱尝中共极「左」路线之苦。
自幼即是个「小共产党」
自朱熔基生下来到他六岁为止，共产党的军队虽然没有再次进入过湖南省城，但共产党的根据地井岗山，离长沙也不过数百里之遥，长沙市在中共一九三四年「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之前，一直是国民政府的剿共前哨。
既然中共自己都承认其农民军队在二十年代末期的烧杀政策「过火」，那麽在一片「剿共」喧嚣下的湖南省城里，对共产党「共产共妻」、「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宣传自然会更加「过火」。朱熔基自开始记事起所接受的即是仇共宣传，但是这 仇共宣传在朱熔基身上不但没有奏效，反而使他在成人之後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这种例子遍遍皆是，原因颇值得玩味。
一个年轻寡妇的孩子，再加上没有兄长，所以朱熔基自幼即经常被同龄的孩子们看不起。被大些的孩子欺负後，朱熔基的母亲自知会遭人白眼，只能把朱熔基揽在怀里默默地流泪。尤其是在受了大户人家孩子的欺辱後，朱氏母于更是只能忍气吞声，绝对不敢找上门去给孩于讨个公平。
这样几次下来，小小年纪的朱熔基就已经悟出了世间的冷暖炎凉，懂得了不自强就没有活路的道理，同时也逐渐养成了争强好胜的倔强性格。
与街坊邻里的孩子们玩耍时，只要是进行好人抓坏人的游戏，必定是要朱熔基充当「坏人」的角色。同时再加之当时的仇共、丑共宣传的原因，所以孩子们虽然还搞不懂共产党到底是怎麽回事，但也都知道共产党是坏人。那麽，朱熔基在儿戏中扮演的「坏人」角色自然就是共产党。
好人抓坏人的游戏自然应该是好人得胜，但朱熔基日益养成的倔强性格，使他绝不愿意甘居人下。这一来，扮演「共匪」的小朱熔基常常是被几个孩子压在地下仍不服输，那怕浑身是土、到处是伤也要坚持著爬起来，凭气势和胆量压倒对方，最终还是会把对方孩子追打得落慌而逃。
而被打败的孩子如果「伤势严重」的话，朱熔基的母亲则少不了上门赔罪。几次下来，朱熔基因为扮演「共匪」却又不甘於失败，自然就会招致战败一方的家长们的责骂，但大不了就是骂朱熔基一句「小共产党」或「共崽」，谁也不是当真。更没有人想到这个当年常被迫在儿童游戏中，扮装「小共产党」的朱熔基，日後不但真成了共产党，而且还成了名符其实的「大共产党」。
这种家境贫寒加之孤儿寡母势单力孤的幼年生活环境，自然使朱熔基从小就养成仇恨富人的心理，尤其是仇恨为官不仁者。所以，他幼年时代所接受的仇共、丑共约宣传，不但没有在他幼小心灵里，起到反共政策执行者所期望的结果，而且是恰恰相反。
朱熔基走上社会後很快就接受了共产党的赤色宣传并积极投身共产党在学生中组织的赤色造反活动，同他幼年时代的特殊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伯父视同己出
後来，朱熔基有了子女以後，他的下一代们玩好人抓坏人的游戏，共产党自然成了游戏中的「好人」，国民党成了「坏人」，只是游戏的结果绝不能记「坏人」得胜。每当看到这儿戏的时候，朱熔基都会情不自禁地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
在朱熔基的幼年时代里，他那可怜的寡母既要承受生活的艰辛，亦要忍受世俗的冷眼。再加之对战乱的恐惧和一个年轻寡妇不得不时时提防的不怀好意者的侵扰…恶梦般的艰难生活使得她身心交猝，身体状况日渐恶化。与独子相依为命才十个年头，这个不满三十岁的寡妇即也暴病随夫而去。
临终前，朱熔基母亲把朱熔基托付给了族中长者，朱希圣的大哥朱学方。她涕泪涟涟地央告大伯：无论如何把长庚伢子拉扯成人。
朱希圣在世时即与兄弟朱学方手足情深，朱希圣去世後，朱学方一直对朱熔基母子关怀有加，尽可能地对他们母子提供一些经济援助。朱熔基失去寡母後，朱学方老人更是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抚养孤儿的重担。
朱熔基後来回忙起自己童年时代的艰辛生活时，每每都会自然地流露出对朱学方老人养育之恩的没齿难忘。正是因为伯父的知书达礼和伯母的善良敦厚，将不幸失父又丧母的侄儿视如己出，才保证了朱熔基日後能学有所长，这也是天无绝人之路。
朱学方学的是农业，四八年参加湖南农业机械公司，中共建政後，在湖南蔬菜研究所任农艺师，现已退休，居住在长沙南区。对朱熔基青少年时代的情况，他当然是最权威的发言人。
朱学方回忆说，他们朱家朱希圣留下的独苗苗庚伢子自幼就聪颖好学。因为自生下起即与寡母相依为命，童年时代又不幸失去母爱。这悲惨的身世使得他少年早熟，且养成了非常难得的处世深沉稳重，待人谦和可亲的性格，今邻里们赞叹不已。
朱学方曾回忆说：朱熔基母亲去世之後，便搬到他家住。当时米珠薪贵，朱学方仅靠一个低级职员的微薄薪金，要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计，其艰难程度可以想像。
朱学方自己有一子三女，加上朱熔基，就是五个既要吃好长身体，又要读书长知识的学龄儿童。如果同时供五个孩子上学读书的话，朱学方夫妇不可能同时负但得起。权衡之後，别无选择，只好按「男尊女卑」的旧礼教办事，集中财力供一侄一子读书。而三个女儿不但中辍了学业，小小年龄就不得不出外找活干以贴补家用，帮助她们的兄弟在艰难的家境中完成学业。
追求第一的个性
伯父母的恩爱和患难相助，寡母归终前含泪的叮托，堂姐妹们的无私无怨，这一切都成了朱熔基发愤苦读、自强好胜的强劲动力。
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中学，他从来不甘心自己的成绩落在同学的後面。只要有同班同学成绩高出他一次，虽然伯父母和堂姐妹们不会知道，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怪，但他却要为此自责。而成绩超过所有同学之上，受到师长赞许後，他也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
也许读小学的时候，因为年龄的限制，朱熔基还没有懂得如何设计自己的将来，对於「知识越多对将来的人生道路越有用」之类的道理也还没有考虑或考虑不多，只是由於特殊的幼年经历和贫寒的家庭环境，使得他小小年纪即已经明白了只有读好书，只有取得最好的成绩才能不辜负含辛茹苦地抚养自己的伯父母，才能对得起不但失学在家，而且还要支撑著没有发育成熟的单薄身体去作工挣钱的堂姐妹。
据说，正因为家境不易，朱熔基在别人还是少不知事的年龄时，即开始设想如何给家里省钱。他早早打听到了公立中学设有奖学金制度，而奖学金只有学习成绩最优秀的极少数学生才有资格享受，这也是他少年时代拼命苦读的原因之一。这一来，又进一步促进他自强好胜、不甘人下之性格的形成。
功课之余，朱熔基最喜欢阅读小说，而且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超强的记忆力。朱学方回忆说，一部《水浒传》，当时还小小年龄的庚伢子，就已经能够背熟其中的许多章回，而且还能够将书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绰号，一个个背出给大人听，今街坊邻里个个十分惊讶。
直到後来朱熔基做了共产党的大首长，成了众人皆知的人物後，朱学方老人虽然对此没有当众表现出自豪的神色，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向人回忆起朱熔基在他膝下成长时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其中最为老人乐道的就是朱熔基童年时代的超人的记亿力。
童年和少年时代，朱熔基对书之酷爱，近乎痴迷。偶尔从长辈那里得到一点零花钱，也都全部花在了古旧书摊上。在长沙城里，他知道谁的家里有好书但借不出，谁的家里有好书主人也乐善好施。更知道哪里的书摊要价太高，穷人光顾不起，哪里的书摊因为本来出售的就是趸来的旧书所以价格十分便宜。
因为他经常光顾的原因，旧书摊的老板或伙计时间长了也就都熟悉了这个「穷小子」。再加之朱熔基的聪明好学和为人谦和也十分令人感动，所以朱熔基有时候也能把看过的古书折点价还给书摊，少添一两个钱即可换回另一本。
中英文基础扎实
朱熔基曾先後在长沙崇德中学、广益中学就读。抗日期间由於战乱所迫，不得不离开长沙省城，转学到湖南西南部的洞口八中。
抗战胜利之时，已经读高中的朱熔基高兴地回到长沙，并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最著名的中学--省立第一中学。它的夫人後来亦曾在该校读书。
朱熔基少年时特别爱好文学并擅长写作，刚刚到上海当「父母官」时，他曾津津乐道地向人大代表们讲过他的这一爱好。在同上海文化界人士座谈或聚会时，他也时常开玩笑说自己当官是「误入歧途」，後悔没有和文人们为伍。於是，因为「父母官」的亲民作风而大受感动的文人们，本来怀有的戒心或敬畏感立刻被他这一玩笑冲淡，反过来与他开玩笑说：你虽然没走为文之道，五八年还是和我们这些文人一样成了「右派」。
朱学方老人曾对到访的记者回忆道：读中学的时候，朱熔基的作文功底已经打得很是扎实了，他国文试卷甚至英文试卷经常被老师当成班里或全校的范本加以展览。可见，朱熔基末走文人之道的确是有些遗憾。不过，虽然日後的朱熔基终於没有「为文」而是「从政」，但他自幼打下的扎实的学业功底，对他日後在政坛土大头身手仍是受益不尽。
在他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共政坛生涯中：无论是在经济部门工作期间，还是到上海担任父母官的年代，他为文从不要秘书代劳，时常要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或谈经济，或谈时政的文章，其中观点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即使不能同意他文章中观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朱熔基笔下还是很有些功底的」。
另外，青少年时代的朱熔基还十分喜爱京剧。朱学方老人回忆，有一次朱熔基请伯父去省立一中观看京剧演出，事先并未告知演出剧目。及至众角色一一粉墨登场，老人家方才发现一曲《贺后驾殿》的赵先义竟是由侄儿朱熔基所扮。於是，台上丝竹和声，鼓呈晌板，台下那位也从师过「梅派青衣」的朱学方一边随若观众喝彩叫好，一边暗自思忖：「自己抚养的这个侄儿甚麽时候学会了京剧表演？」
当年，朱熔基对京剧的爱好可能是因为他对於国学的兴趣和钻研所启发，所带动，爱就是爱，喜欢就是喜欢，不过是借此自娱最多娱人。可是，及至几十年後在中共政权内当了「人民的勤务员」後（毛泽东称共产党的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早年的京剧爱好和稍有训练的功底竟然也成了朱熔基亲民形象的特徵之一。
唱京剧得人心
当有「与民同乐」的机会时，只要众黎民斗胆请首长表演个节目时，朱熔基一般都会不负众望，大大方方地登台献上一曲京剧清唱。
与江泽民分别为上海党政「一把手」期间，以开放形象著称的朱熔基一表演节目往往都是一曲京剧清唱--典型的「国粹」；而以僵化和守旧闻名的江泽民，则一开口就是一曲情意绵绵的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地道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糜糜之音」。
对比之下，听众往往评价朱熔基自然、厚道；江泽民则往往被认为造作、虚浮。於是，明争暗斗的两人之间，江泽民无形中又去了一分。
朱学方曾对人说「朱熔基的童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与寡母相依为命的十年里，每当庚伢子贪馋地看著富贵人家的孩子，手持各种五花八门的玩具嘻戏於街里屋外时，母亲只能强把眼泪压在心里，默默无语地哄著孩子回家。
早熟的朱熔基，似乎也明白母亲在现实生活上的难处和内心深处的困窘，从记事起就从没有主动要求过什麽东西，无论是玩具还是衣物，不管是食物还是学习用品。
作家刘诗训、章一燕表示：诚然，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使他的童年世界里缺少很多迷人的色彩，更缺少充满幻想的欢乐…。但是，毕竟在人生的历程中很少出现「玩具效应」的机会。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更利於培育他的早慧和大智，使他较早地直面人生，确立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从小就养成务实的精神。在中国政坛上，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务实精神。而朱熔基能够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风云际会地步上高层，较成功地扮演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角色，也正是凭著这些。
关於朱熔基童年的这一段经历，目前也有与前述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报导。比如有报导说朱熔基因为是遗腹子，所以一生下即被托付给其伯父朱学方。到了朱熔基十岁的时候，其伯母又因病夭亡，所以从朱熔基十岁开始，其伯父即又当爹又当娘。
另外，香港《开放》杂志曾刊登一篇报导朱熔基的文章，其中引用朱熔基的话说：「我是一个末见过父母的孤儿，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党就是我的母亲。」
这段话在报到的原文中即被围上了引号，以证明是朱熔基的原话。但如果阅读过中共对外公开介绍的「朱熔基同志简历」的人，就会感觉到这话的内容不太可信。
朱熔基是上了大学，即成人之後才加入中共活动的，一九四九年入党时已经二十一岁了。而在此之前，党与他没有任何联系，他的伯父朱学方更不是代表党收养他的。何况他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拿的奖学金，都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或国民政府治下的某个机构的钱款，无论如何也算不到共产党的名下。所以朱熔基虽然是个孤儿，但也不会说出「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
在中共干部中，与朱熔基同龄者，只有一小批中共烈士子女（如李鹏、邹家华等）或自幼在延安等地中共所办的幼稚园、中小学里成长过的「太子党」成员才有资格说自己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
从「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角度，朱熔基应不会不顾事实地闭著眼睛便把自己往「红色血统」的背景圈子里拉。再说近些年来，包括李瑞环、陈希同等中共高官，都以自己的平民出身为荣，更何况朱熔基呢！
第二章从红色青年到反党右派
朱熔基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地长沙是中共早期活动主要基地之一，中共创始人毛泽东、何叔衡二、三十年代曾在长沙掀起新文化运动，兴学办报，宣传赤色理论。虽然後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势力都无法在长沙城里进行公开活动，但当时赤色即为「进步」，激进才是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诉求，已经是那个时代的风尚。
就如同现今中共集权统治下，仍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容易滋生反叛思潮一样，朱熔基在长沙时虽然年少，但他所在的中学是最容易被赤色宣传渗透的地方。再加朱熔基那特殊的生活经历与贫寒的家庭环境，这一切都为朱熔基进入大学，正式走上社会後立刻崇尚共产党红色革命，并很快成为中共外围组织团结拉拢的「红色进步青年」奠定基础。
这段「进步青年」的经历，为他日後成为中共领导人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基础。不过朱熔基在追随中共之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十年之後，他竟被他所效命的共产党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打成「反党右派」。
一九四七年夏天，朱学方好不容易才借到一笔钱，立刻打发一侄一子赴上海报考大学。「三场」既毕，捷报传来，兄弟双双「中举」。而朱熔基更是一石两鸟，同时被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录取。随即，他於同年八月赴北平，正式进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
清华大学生涯
就在朱熔基刚刚进入清华大学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用密电把毛泽东的一篇文章《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给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党领导人，文章中说：「由於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压迫和我党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我党获得了蒋介百统治区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贸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些群众，因为挨饿，因为政治上受压迫，因为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夺去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他们就不断掀起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斗争，它们的基本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而这个「反饥俄，反迫害，反内战」的口号正是清华大学在四七年五月全校罢课示威时提出来的。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後，清华大学等校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大受鼓舞，把北平地区，尤其是清华大学的赤色学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以至清华校园被人称为「小解放区」。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清华大学的一些老教授回忆说：现在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很像一九四七年到四九年那段时间。当时，整个清华校园里，拥护政府的言论绝对没有市场，热血青年中，十之有八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中共的宣传，或多或少地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政府活动。而朱熔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了清华大学，思想观点是自然非常快地倒向了左倾一边。
在共产党清华大学地下党成员的极力游说和拉拢下，朱熔基进校没有几天即答应要多做一些「进步工作」。此後的一段时间里，他虽然没有像许多中共学生地下党一样，不惜荒废功课也要「把一切交给党安排」，但在同他一样重视学习成绩的同学圈里，他算是最热心於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蒋爱国学生运动」的。进校不久，他即正式参加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但仅仅是个普通盟员，没有在组织内担任任何职务。
海外的中共人事专家所著文章中，曾介绍朱熔基在大学三年级时，出任过受中共领导的清华大学赤色学生会主席。而中共新华杜九二年十月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中，关於朱熔基的部分，仅仅提到了他大学时代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和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共的内容，并没有介绍他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事。
朱熔基本人在八八年四月向上海市人大代表介绍自己身世时，也仅仅提到自己在大学读书时即投身学运，亦末提到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
中共地下党一般成员
朱熔基当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的一位同班同学明确指出，当时朱熔基仅仅是个热心赤色学运的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一般成员，其地位距中共地下党的核心组织尚有好大一段距离。
不过，中共对外公开宣布的「朱熔基同志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入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一九四七年至五一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按照中共的惯例，在计算中共领导人「参加革命」的年份时，不一定按其入党时间开始计算，因为有很多中共老干部早在正式入党之前即已经开始为中共服务。
那麽，朱熔基的简历中提到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想必是已经在当时的清华大学里担任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负责工作。而他的这一经历，对於他晋升中共高层，并在中共高层中与其他人比资历的时候还是十分有用的。
对於朱熔基来说，如果在个人简历中仅仅说明自己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不勇敢」，因为当时中共已经基本取得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权并正式建国。而强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给人的印象就不一样了，因为一九四八年的北京还处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所以这个时候接受共产党的「红色启蒙」是做好为共产党的事业流血甚至牺牲之准备的。
在现在中共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江泽民、李鹏、乔石和刘华清都比朱熔基「参加革命」的年代早，而李瑞环和胡锦涛比起朱熔基来则是「革命晚辈」。
如果仔细分析中共十四大以後公布的中央领导人简历的话，就会发现至少江泽民和李鹏的俩历中，都强调了他们在正式加入中共之前即已经「参加工作」。江氏的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共，但「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而李氏的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入党，但却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参加工作」。事实上，李鹏一九四一年三月，只是刚刚被其养父周恩来从重庆接到中共根据地延安读书而已。
江泽民和李鹏之所以要刻意把自己的「参加工作」时间，提前到入党时间之前，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属於「抗战干部」之列。
按照中共政权对干部的资历划分，分别分成「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後」。所以无论是朱熔基还是江泽民和李鹏，因为强调了自己在入党前即已经「参加工作」，就等於分别将自己的「革命资历」提前了一个时代。
革命资历的强调
在这种事情上如此认真，可能会被未能深入了解中共政权之种种特征的「局外人」看成是「小题大作」，其实不然。以中共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为「不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老干部规定出了种种优厚待遇一事为例，如果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参加工作」者，「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後，叫「离休」，且仍然享受在职工资的百分之一百。而在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後「参加工作」的，退下来以後则叫「退休」，而「退休」工资最高也只能拿到原工资的百分之九十。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即大陆的所谓「国家干部职工」在填写档案中的个人简历材料时，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为一个明确界限，在这个时期界限之前，只有具备了为共产党工作的经历才能是「参加工作」(与「参加革命」的说法是同义词)。
至於在这个时间界限之後，因为整个中国大陆已经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只要是当了一个公有制企业的工人或普通党政干部就算「参加工作」。比如李瑞环的「参加工作」时间是一九五一年七月，当时他是刚刚扔下锄头换了把斧子，从天津农村进北京当了一个建筑队的木工，其入党时间则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
胡锦涛的简历上则写明是一九六五年参加工作，一九六四年四月入党。原因是他刚刚入党时还是个清华大学的学生，而大学生在学习期间不算「参加工作」除非你是从工作岗位上进入大学学习的所谓「调干生」。
清华大学虽然是个理工科学府，但由於该校在抗战结束之後至中共和平占领北平之前一直是中共在北平进行地下活动的主要据点，一度有所谓「小解放区」之说，所以当时的在校学生担任中共赤色学运负责人者不是少数，当年参与中共学生运动的经历，自然成了日後活跃於中共政坛的重要资本。
清华大学及当时北平其他大学里有朱熔基同样的领导或参加赤色学运经历者，不少都成为日後的中共的重要领导人。比如已经在中共十四大时下台的中共著名左派、前国家教委第一副主任（现职为第八居全国政协常委）何东昌：在十四大上由原来的中央候补委员晋升至中央委员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现国务院国务委员兼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现职为第八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锡铭；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现职为国务院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现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等。
至於已经离休或「退居二线」的中共高级干部中，出身於当年北平学生地下党者，更有数百人之多。而当时包括朱熔基在内的这批中共赤色学运分子的领导人中，现在还身居中共政坛高位的有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
中共「清华帮」的代表？
朱熔基进入中共政权的核心层後，海外即有评论称他为中共政权内「清华帮」势力的典型代表。原因是中共高层中，除了上文已经介绍过的清华大学出身者外，还有一大批是中共建政以後陆续从清华毕业步入中共政坛者。
因为中共政权从邓小平时代以後开始著力提倡干部「四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再加之随著时代的久远，靠「打天下」之功劳权居高位的大批「工农干部」已经辞世或离退，所以如今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无论是否真正具备所谓「四化」标准，但仅仅从学历上看，应该说是大都实现了「院校化」了。那麽，如果以他们所毕业的院校划分的话，出身於清华大学者肯定是比出身於其他各校的都多。
早在五十年代，清华大学因其在整个大陆的学术地位，再加之当时中共又下令在该校设立了一批与现代国防科技密切相关的「高、精、尖」专业，该校又一度成为中共高干子女云集之地。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涛、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曾任中共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之于乔宗淮，和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等一大批「太子党」成员都留在该校入读。加上中共近年来重视提拔技术官僚，使清华大学成为培养当今中共高干最多的学校。
与清华大学齐名，以文科为主体的北京大学培养出的人才中，反而较少有人出任中共高官。北大的人讽刺说，清华大学的学生思想循规蹈矩者多，较符合中共选拔人才的标准。北大人则自由开放，不习惯买当权者的帐。
大陆民间有现在国务院由「留苏派」和「清华帮」控制的说法。「留苏派」的代表是李鹏，有人也因为江泽民去苏联学习过而把他也算做「留苏派」的典型代表，而「清华帮」的代表是朱熔基。
九三年七月初，因为曾有留苏背景的中共国务院国务委员李贵鲜兼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被免掉，而由主持金融、财政治理整顿工作的朱熔基兼任这一职务，於是海外媒介再次掀起了一场「留苏派」被「清华帮」击败的宣传热。
虽然这种划分无疑是过於简单，但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如今云集中共政坛，且有多人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均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对於朱熔基今後的「政治生态」或许有一种微妙的效应。
清华帮声势浩大
在中共高干中，四、五十年代毕业於清华大学者，除朱熔基和前面已经介绍过的人员以外，还包括中共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五零毕业放土木系）、前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康仲文（五二年毕业於机械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张万欣（五二年毕业於化工系）、前天津市副市长张昭若（肄业）、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王氓（五零年毕业於化学系）、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龚育之（五二年毕业於化学系）、滕藤（五一年毕业於化工系）、前中共教育部长和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蒋南翔、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四九年毕业於机械系）等。
六十年代毕业於清华大学者，则有中共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六五年毕业於水利系）、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六七年毕业於无线电电子学系）、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旺（六四年毕业於工程物理系）、国务院副秘书长李世忠（六三年毕业於电机工程系）、上海市市长黄菊（六三年毕业於电机系）、前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杜钰洲（六六年毕业於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白大华（六七年毕业於动力机械与农业机械系）、贵州省省长陈士能（六四年毕业於工业化学系）、青海省省长田成平（六八年毕业於土木建筑系）、国内贸易部部长张皓若（化工系）、江西省省长吴官正（六八年毕业，动力系研究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六四年毕业於工程物理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六二年毕业於无线电系）、贵州省副省长张树魁（六四年毕业於无线电电子学系）、海军副司今员贺鹏飞（物理系）、武汉市长赵宝江（六六年毕业於建筑专业）、国家经贸委副主任赵维臣（六二年毕业於机械系）。
七十年代初毕业於清华大学者也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七零年毕业於自动控制系）、中共驻芬兰大使乔宗淮（物理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七零年毕业於化学系）、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泽彭（七零年毕业於自动控制系，後转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等。
还有一个偶然的巧合是，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的六名常委中，有两名是清华出身，一是姚依林，二是宋平。此二人三十年代都在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里从事学运领导工作，而在政治局常委内的分工则是姚依林管经济，宋平管党务。
在十四届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又有两名为清华出身，朱熔基和胡锦涛，而此二人也是一个管经济，一个管党务。
所以，在中共「文革」前一度被称为「第二党校」的中国人民大学里有人感慨道：我们学校历来是为党和国家培养干部的学校，既有经济方面的专业，更有政治方面的专业，可是我们学校出来的学生怎麽不如清华出来的学生有官运」
从红色青年到反党右派
一九五一年，朱熔基靠奖学金读完了清华大学，毕业後被分配至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计划室副主任。这个职务相当於中共政权官吏等级中的副科级。虽说起来不是很高，但比起朱熔基祖父初入官场所担任的录事之职，也还是进了一步，况且这一年朱熔基才二十三岁。
一位前中共国务院的干部透露，在东北工作期间，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和副主席李富春都对朱熔基十分欣赏。五二年十一月，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将朱熔基调进计委燃动局和综合局工作。五四年九月，李富春接替高岗，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朱熔基即当上了主任办公室的副处长，实际上是给李富春做秘书工作。
高岗当时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物之一，是否有机会「欣赏」基层干部朱熔基，尚待考证。但作李富春的理论助手的说法应是可信，至少两人极为熟稔。
还有一种说法是朱熔基上调进京，与高岗没有太多关系，而是李富春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从东北地区卸任进京时将朱氏带去的。
无论是高岗还是李富春最早看好朱熔基，从中共公开公布的朱氏简历和中共家计委筹组时间、经过来分析，朱熔基应是被这两个人或其中之一指名调进北京的。
中共公布的朱氏简历只介绍他在东北工作时担任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五二年调入国家计委。而中共国家计委正是由高岗和李富春等人主持筹组，於五二年十一月正式成立的。筹组国家计委的过程中，高岗和李富春分别从东北地区点名调了一批干部进京。
当时，东北是中共的「老解放区」，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其东北人民政府即已经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愿望。
如果朱熔基步入中共政坛之初，果真是李富春提出之结果的话，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因为朱熔基自当了中共副总理後，无论中共内部还是海外政治评论界，都是把他当成李鹏克星看待的，而李鹏当年发迹的基础也是李富春为其奠定的。
一九四八年，中共决定派出一批经过中共自己的学校，培养一段时间的干部子女和烈士于女到苏联留学。当时，因为李鹏已经正式参加了工作，在东北一家油脂工厂任党支部书记，同时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养父周恩来，不愿意出面为他争取更多的利益，所以最初拟定的留苏名单上并没有李鹏。但李富春和他的夫人蔡畅，力主将李鹏也送去苏联，这才有了李鹏後来的一段留苏、回国从事水电方面的基层领导工作等经历。
引蛇出洞的政治手段
李富春同周恩来一样，早在二十年代初留学法国期间，与李鹏的舅父赵世炎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赵世炎死後，李富春自然也要同周恩来一样，对烈士的後代恩爱有如。
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开始，中共政权在毛泽东亲自指引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全部中共核心人物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城市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旨在「引蛇山洞」的「反有」运动。
运动一开始的斗争目标，还是针对党外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民主人士，所以当时身为中共党员和国家政府机关干部的朱熔基，并没有感到这场运动会对自己有什麽威胁，照样像过去一样，一边为李富春等国家计委领导人起草有关经济政策的文件，执笔有关经济理论探讨的文章，一边在一些宏观经济理论问题上固执己见，不时在会议上或同事之间，发表一些反对经济冒进，反对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宏论。
反右斗争进行了一个月左右，七月二十八日的权威党报（人民日报）突然刊登出一篇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自此，党内「反右」即告开始。
该篇社论中说：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右派，这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早在过去的岁月里，就与党外右派狼狈为奸。
於是，朱熔基所在的国家机关党委，根据这篇杜论所定的调子，开始了抓国家机关的党内右派的运动布署，要求人人过关，大搞「深挖」。
同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题为《中共中央关於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宣称已经统计出党内右派三千多人。
此时的朱熔基尚还不在这三千人之列。但是，由於共产党的官方舆论工具不断呼吁为「保持党内纯洁」，「要战胜温情主义」，朱熔基所在的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开始有人「打破情面」了。平时与他意见不和者把他的「白恃才高」、「自以为是」、「目无上级领导」等表现都当成右派罪状罗列出来，而他平时「固执己见」和「好提意见」的行为更是「向党进攻」的最直接表现。
也可能是李富春等国家计委领导人出於保护朱熔基的目的，把他的主任办公室副处长职务免去，但同时又任命他为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表面上看是「平级调动」，但实际此举意味著他不适合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当时李富春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计委主任）。
在劫难逃
形势发展到五七年九月，《人民日报）於十一日以头做头条重要位置再次发表社论说：党内和党外的右派分于，在性质上没有什麽不同，都是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
在这一杜论的号召下，党内反右斗争进一步升级，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事业单位，都定下了必须完成的抓「右派」指标，谁超产谁光荣。在这种情况下，朱熔基终於在劫难逃。虽然说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检查和大小会的「批判帮助」。
共产党当年的反右斗争首际上是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五七年六月到五八年四月左右，第二次是五九年的所谓「反右倾」运动。两次「反右」运动中，到底整肃了多少无辜，到底有多少人与朱熔基同命相怜？对於这些数字，就是以「拨乱反正」相标榜的邓小平政权，也从来不敢公开对外公布。
由大陆数位青年党史工作者，集体编写的《中国「左」祸》一书，於九三年二月由北京胡华出版杜出版，书中所提供的这方面数字，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因为书中内容完全是来源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史室等单位的原始资料，所以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
在《中国「左」祸》面世之前，中共公开的有关资料（如九一年公开出版的由廖盖隆等人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中已经正式公布了当年被正式戴上「右派分于」帽子的人数总共有五十五万余人，但从未披露当时末被正式戴上帽于，实际上却同戴了帽子的「右派分子」遭受同样命运的被整肃者数字。
《中国「左」祸》一书披露：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九年才告结束，期间经历了抓党外右派、抓党内右派、抓军内右派和反右倾等几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从所谓「引蛇山洞」的「阳谋」开始，整肃的对象绝大部分者是「猖狂向党进攻」的「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时间是五七年下半年。在此後二十年的复查中，陆续被摘帽者人数多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
到一九八零年五月的统计，被摘帽者人数达五十四万余人，当时的说法是：剩下的一万人继续甄别。不久，又宣布这一万人中只有九十六人不予平反。
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加九十六人，总共是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人。这就是至今为止能够统计到的被戴了「右派分子」帽子的总人数。
荒唐的是，当年负责这场反右斗争的重要主事者之一，现中共首际最高负责人邓小平至今还在坚持说：关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错误在於扩大化」可是，如果我们用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这个右派总数，除以九十六这个「名符其实的右派」人数，所谓「仅仅是扩大化」，竟一下子「扩大」了五千七百六十倍。
戴帽子右派和未戴帽子右派
关於末被直接戴帽子的党内右派的具体数字，书内没有具体统计数字，只是说「在党内反右斗争中，广大的普通党员所遭到的迫害和打击在数量上是极其惊人的」。「大批党政干部「下放」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另有数十万党员受到各种各样的纪律处分。至於那些被划成「右派」的党员和非党右派一样，遭到拘禁和强制劳动」。
从古中所披露的这些事实看，中共在整个笫一场反右斗争中，党内党外的所有被整肃对象，即在这场反右斗争过程中被拘禁劳改或发配变相劳改的人员（戴帽子右派和不戴帽子的右派），应该说大大超过了外界所披露的最高数字：五十五万。
前面所列出的反右斗争中被整肃的人数还不算惊人，更惊人的是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中的整人数字。
在一九五九年继批判彭德怀之後所进行的所谓「反右倾」运动中，主要是整肃大批中共各级机关干部和各类学校中的知识分子，後来就连农村不脱产的基层干部也捎带其中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军委总政治部《关於划分右倾机会主义的标准和处理办法》，此後即成为全国通用的标准。
过去，中共党史资料中一直是强调中共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规定重点批判的人数应该控制在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一以下，但到一九六二年中共进行所谓甄别平反过程中统计出：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对象，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竟达三百六十五万，占其当时全部党员总数二千六百万的百分之十四强。
另外，历时仅仅半年时间的反右倾运动，如果加上全国各地农村基层被整肃的人数，大概要在二百六十五万的数字上翻上几翻，因为二百六十五万仅仅是被整肃的党员数字，而农村生产队一级的不脱产干部，相当一批不是党员，而被整肃的农村的富裕中农和上中农，绝大部分都不会是党员。
《中国「左」祸》一书中透露的反右倾运动时的军中整肃情况，更是第一次被公开曝光。书中说：五九年庐山会议整完彭德怀後，军内直接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千八百四十八人，另外以「中右」、「二类」、「三类」划限整肃的达一万五千四百六十四人，总数达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人。
中共从五七年六月开始的反右斗争，虽说是在五八年九月宣布结束的，但此时还在继续补划右派，并在少数民族地区结合反右运动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另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还发动了所谓「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农村「整风整杜」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等等，而紧接著进行的反右倾运动实际上是反右斗争的继续。
五十五万分之一的受害者
从五七年下半年到五九年底，短短两年半时间内，中共政权的全部整肃对象到底有多少？虽然《中国「左」祸》一书中也还没有提供出一个总数，但根据书中内容进行简单相加，应该说超过了一千万人？。如果再加上这些被整肃对象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上受株连的家属，数字就更是触目惊心了。
由大陆出版杜公开出版发行这样一部如此大胆，揭露出如此触目为心的残酷事实的中共党史读物，自然会让中共党内的僵化分子恼羞成怒，例如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对公开出版这样一本著作，即非常气愤，认为其中内容是「全盘丑化共产党」。
关於朱熔基对这本书的态度，有的报导说他比较支持万里的意见，认为书中的内容只要是事实就没有理由查禁。也有报导说因为朱熔基本人在当年的反右斗争中深受其害，现在反而不便在是否查禁这本书的问题上公开表态。
搞所谓的「大鸣大放」运动，本来就是毛泽东「引蛇山洞」的所谓「阳谋」，而朱熔基不过是被中共正式承认的五十五万条蛇中的一条小「蛇」。依他当时的副处级职务，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还不可能注意到他。
至於当时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高位的李富春，为什麽没有替他说话则还是一个政治谜团，也许连朱熔基本人至今也还没有找到准确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