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五台山说简要分析到这儿，我的结论是，都不可能。
但是别忙，还没完呢，问题出在牙含章先生提到的藏文《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它的记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分析这个问题那是相当乱套，下一节见，我要告诉大家，有一种专家叫弱智，朋友们可以看到人是怎么把自己绕蒙的，也会看到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五台山说存疑
咱们说说牙含章先生看到的藏文《十三世达赖喇嘛传》是怎么回事。
嗯，我真得先把自己摘出去，免得又有人说我在乱推论。
小声声明一下啊，这个推论不是我做的，很多学者都做过，而且，我不但给大家介绍这个推论过程和结果，还有必要将其中一个推论不成功的环节指出来。
再郑重声明一下，我只是指出那个环节不成功，并不意味着我根本否定了这个结果，历史考证没有非此即彼的事儿，它的公式用错了，不意味着结果一定错，同样，结果错了，不意味着思路一定没价值。
真实的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确实在五台山参观了一些寺庙，而当时的汉族地区已经流传出“五台山说”，或者，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参观的时候想起了仓央嘉措的命运多舛，不由得凭吊一番，这样，后人误传他参观的寺庙是仓央嘉措住过的，再之后便明目张胆地成为“五台山说”的直接证据了。
那么，这事儿能不能发生呢？为什么十三世达赖喇嘛会想起仓央嘉措、并感同身受般凭吊一番呢？这就要说到他当时的处境。
不多说，非常复杂，就这段历史专门写本书都够了，天涯上有高人专写这段的，我佩服得很，咱们在这儿就简单说说。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清光绪二年（1876年）5月出生，20岁时亲政。
在19世纪70年代，毗邻西藏的中国外藩全部被纳入了英国势力范围。1884年，英国开始打西藏的主意，经过多次的试探后，1888年3月，英国终于动用了武力。十三世达赖喇嘛虽然极力抗击侵略者，但得不到腐败的清政府的支持，抗英行动只能以失败告终。1888年是藏历土鼠年，因此藏胞称这次的抗英战争为“土鼠年战争”。
1903年秋，在英国人荣赫鹏的带领下，英军第二次进军西藏，并于1904年8月占领了拉萨。在此之前，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离开拉萨，想去北京求援——此处有争议，咱不表，非常复杂的事儿。
但清政府以“贻误兵机，擅离招地”为由，革去了他的达赖喇嘛名号。无奈，他只能改道去蒙古，并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滞留到1906年，此后，又暂居青海塔尔寺一年多。为什么不回西藏呢，驻藏大臣不许。
说实话，这老头不容易，一辈子忍辱负重，他在我心目中达赖喇嘛的排行榜中，稳居前三位。
那么，咱们得说到他到五台山的事儿了。在外面漂泊了好久，清政府终于想起他了，下旨意说，可以来北京见见皇帝。于是，他从青海起身往北京走。
这个地方我插个嘴，因为这条路走的确实让我琢磨不透，也因为这个细节我们以后非常有用。按照我们的理解，皇帝找你呢，你应该尽快、尽量走直线距离，别耽误事儿，但他走的是兰州、长安、临潼、华山、潼关、太原、五台山，其中，在华山玩了几天，而且，沿途所到之处，各行省护卫队交班替换。但是，从1908年正月十八到达五台山，一直到这一年七月底，他一步也没往下走，而是住在这儿了。
好了，我们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什么呢？第一，他走的路线应该是皇帝安排的；第二，沿途的下一站都是早有准备的，是有统一安排的，否则你想遛达到哪儿就去哪儿，各行省的警卫怎么换班啊？第三，所到之处休息几天、哪天动身，也应该是时时上报朝廷的，最起码是商量好的结果。归结一句话，这一路，都要请旨，没有旨意，自己想随便走，估计是不行滴。
为什么说这个呢，我是在为拉藏汗押送仓央嘉措做个比较，因为这个行程安排涉及到仓央嘉措的死亡之谜——这话先放在这儿，到时候再说。
还是先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走到五台山，这是清政府给他安排的，进京不说进京，而是由礼部在此前下个邀请，请他到五台山朝佛。
现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住在五台山，可他是想进京啊，在外面漂了好几年了，就想面见皇帝说说清楚，可现在清政府那边没动静了，您说他是什么心情？
更麻烦的事儿来了，这半年多德国、日本、美国、沙俄等国使臣和代表不断地来“看望”他。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比如您在公司里做销售人员，混久了之后，总有厂家请您吃饭洗澡去，有事儿直接找您，称兄道弟的，我想问问，您上面的经理会怎么想？
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时难办着呢，这些列强的使节找他谈事儿，清政府怎么想？他能不担心吗？本来清政府就革过他一次名号了，对他的怀疑和不满不会消除的，他在这儿搞外事活动，在那个列强瓜分中国的年代，谁都知道列强找他来干啥。
可问题是，他躲着不见，列强非得见啊。那么，他盼望的是什么？一，清政府快点让他启程，躲开这个地方，二，清政府得说话，别让列强来骚扰，或者干脆派个大臣来给他当挡箭牌。
可是，清政府那边没信儿，明知道列强没安好心，可对这事儿不管，列强见你你随便，可说错话就是你的错儿。
您想想，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时是个什么情绪？
而此时的五台山已经流传了“五台山说”，无论是隐居说还是囚禁说，都会引起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浮想联翩：一个是当时的“假达赖”，一个是此时的“被革达赖 ”，一个是当时被押解进京，一个是想进京却受到百般阻挠，都是希望进京后把事情说清楚，可想去却又去不成。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在面临敌对势力的时候，都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
那么，也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第一，他没有凭吊过六世达赖喇嘛，但或许联想过自己与他同样的命运，因此给他做传的人笔下产生了想象和附会，这是难免的。
第二，他凭吊过六世达赖喇嘛，当然这是出于“五台山说”造成的感同身受，因此做一个法事，这很可能——但是，我们必须得明确一点，即使是他凭吊六世，可不意味着他认同“五台山说”。应该说，“五台山说”只不过是引发他情绪的一个引子，就好比我们看爱情肥皂剧一时心酸，想起初恋情人，这都难免，但别人非说那个女主演是您初恋，这事儿您自己也不信呐。
这样，我们可以更细化一下这个事件：
一，前提是没凭吊，那么，这段记载是假的，我们就不用再说了。
二，前提是他凭吊了，会出现三种情况，凭吊的是人？还是遗迹？还是在遗迹凭吊人？
如果凭吊的是人，找间格鲁派寺庙就好了，所以，单纯的凭吊人的话，就推翻了遗迹说，也就不存在隐居说或者囚禁说了。
如果凭吊的是遗迹，那么，这个遗迹是隐居遗迹还是囚禁遗迹，如果是囚禁遗迹，那么，是仓央嘉措囚禁地还是益西嘉措囚禁地？
如果是在遗迹凭吊人，那么，只能是在仓央嘉措遗迹凭吊，不可能用益西嘉措囚禁地凭吊仓央嘉措，他能干这么不庄重的事儿吗？那还不如找个格鲁派寺庙呢。
好了，我们的问题集中在“凭吊遗迹”和“在仓央嘉措遗迹凭吊人”这两点，那么，我要问的是，如果十三世进行遗迹凭吊或在遗迹凭吊人，那么，五台山方面必然是承认仓央嘉措没死，默认他的隐居说或者囚禁说。如果承认，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一点史料都没有？
官方的说法是仓央嘉措死于青海湖，如果继续承认这里有个遗迹，那玩笑不开大了吗？而如果十三世凭吊遗迹，那么就是变相承认仓央嘉措当时没死，那么，他的转世身份呢？这玩笑不更大了吗？那么就是说从第七世开始，转世的根儿就不正，所以，他凭吊遗迹或者在遗迹凭吊人，都不靠谱。
所以，我的结论是，他凭吊的是人，而且很可能是找家规格比较高的格鲁派寺庙做了做法事。而做这个法事的缘由，就是因为他听说了民间的五台山传说，心里感念，于是做一做法事，正好念21天的经，躲着点那些外国人。而后世的传记作者，笔下确实附会了，因为十三世凭吊的是人，是六世，那么，也就误认为他是在遗迹凭吊人，造成这个误会的原因，就是民间传说的隐居说或者囚禁说。
另外，我们得注意，汉文书里，根本没有十三世五台山凭吊的事儿，这一事件只记载在藏文书里，因此，说这是历史证据，本身也先天不足。我啰嗦这么多字其实是没必要的，只是想让大家看清楚这个传言到底怎么来的。
总结一下前文的观点，一，就算十三世听说过五台山说并做法事，不意味着他认同五台山说，而只能理解为感同身受，因此，将十三世的宗教活动当作仓央嘉措“ 五台山说”的证据，先天不足；二，就算他凭吊，也不意味着在遗迹凭吊，更大可能是在格鲁派寺庙凭吊人，既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有遗迹存在，那么，五台山说还靠得住吗？
那么，结论就是，这段十三世达赖喇嘛凭吊仓央嘉措的文字记载，不能当作仓央嘉措身后事“五台山说”的证据。
再次声明，这个推论不是我做的，我所见的几乎所有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凭吊五台山一事的讨论，都是这个推论，事实上，我的整篇仓央嘉措分析，真正完全属于我提出来的观点，只有四处。
而以上的推论只不过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小部分，专家们还有更丰富多彩的论证，我不多说了，下面要说的，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论证——嘿嘿，这也可以证明我不完全是照抄前人成果吧，还是前面回帖的话，虽然我认同得出的结论，但它用的公式错了，误打误撞得出的结果，我照样要指出来。
一个愚蠢的论证
上面说了，事实上可能存在一种“在遗迹凭吊人”的情况，我认为不能在益西嘉措的囚禁地凭吊仓央嘉措，这个道理咱们都明白，与其这样，还不如在寺庙盛大地、庄严地搞活动，谁见过在后妈的墓前祭典亲妈的？不是吃错药了就是没吃药呢。
可是，藏文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里，确实是说到了“遗迹”，我上面分析了，最大可能应该是在寺庙，但传记作者弄错了，那么，大家可以抛开我的分析，咱们就认为我的推理是胡说八道，确实是在“遗迹”，那么，对这个“遗迹”的分析，出现了我认为非常搞笑的专家论证。
这个愚蠢的论证是有关专家对“五台山囚禁说”的反驳意见。
它是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说说。
再强调一下啊，前提是，有遗迹，不是我上面推论后的结果了，别看乱了。
有遗迹，有遗迹，有遗迹……
这类专家承认了藏文版《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确实有十三世达赖喇嘛凭吊（或者朝拜）六世达赖喇嘛遗迹的活动记载，但是，他们认为，这里的“六世达赖喇嘛”，没有明说是仓央嘉措，还是益西嘉措。
那么，这类专家又说了，这个真正的假达赖益西嘉措，后来兴许被康熙囚禁在五台山了，所以后来人误传讹传，弄混了，慢慢地传言说仓央嘉措被囚禁了。这样的话，仓央嘉措的“五台山囚禁说”就靠不住了。于是，有专家去考证益西嘉措最后是否被囚禁在五台山。
话说到这里的时候，道理上是正确的，如果益西嘉措确实被证明囚禁在五台山，那么确实有可能误传讹传。
但问题是，逻辑有问题。这真是一个大坑，这也提醒我们，很多貌似“正确”的“道理”，其实一攻就破。
这个问题，咱们分几步说。
首先，藏文版《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究竟怎么记载的？
因为牙含章先生说看过这本书，所以在写“六世达赖喇嘛”这一节时，列举了这里的文字，牙含章先生怎么列举的呢？我们把前面的文字调出来，看看：
“十三世达赖到山西五台山朝佛时，曾亲去参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闭关静坐的寺庙”。
这段话明明白白地写着“仓央嘉措”的字样。
那么，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一，牙含章笔误，这“仓央嘉措”四个字是他加上的，藏文本里原本没有；二，牙含章没笔误，他看到的藏文版里，本身就有“仓央嘉措”四字，这样，前面说的这类专家，考证什么益西嘉措，干脆就是没事闲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当是牙含章先生的笔误，也就是说，藏文版里没有明说“六世达赖喇嘛”是仓央嘉措还是益西嘉措，好了，我们再来分析。
分析这个问题有好几道层次，大家跟着我的思路走。
我们假定五台山没有这样的寺庙，也就是说，没有“六世达赖喇嘛”的遗迹，那么，十三世达赖喇嘛凭吊，会凭吊谁呢？是仓央嘉措呢，还是益西嘉措呢？
这就是上文分析的凭吊人的情况，结论是，只能是仓央嘉措，凭吊假的，那是疯了。
这是我插的话啊，刚才说了，前提是有遗迹，那么，咱们就说有遗迹的事儿。
我们假定五台山有这样的遗迹，那么，又出现两个问题：
一，这个寺庙确实就是仓央嘉措的，无论是隐居还是囚禁所居，这都可以，那么，十三世达赖喇嘛可以去凭吊一下，这完全正常。再插话，隐居和囚禁咱们也分析了，一是不可靠，二是即使有十三世也不敢推翻自己谱系身份去承认有遗迹，三是最大的可能是在一家寺庙凭吊仓央嘉措，因为民间传说所以到现在有人认为那寺庙是仓央嘉措的，这是后话。
以上的都分析过了，不表了。
我们接着说。前面所说的专家，提出的观点是，这样的遗迹或寺庙也许是益西嘉措的，那么，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如果这遗迹或寺庙真是益西嘉措的呢？
我分析过，再说一遍，十三世达赖喇嘛凭吊益西嘉措的囚禁地，他想干什么？这不是在推翻自己的谱系吗？
那么，如果真的有益西嘉措的囚禁地，而十三世达赖喇嘛也真的看到了，他应该怎么做呢？我认为，不看，不理。要知道，他当时是什么处境？会做这种不小心的事儿吗？
我的问题是，如果所谓的专家考证出来，五台山确实囚禁过益西嘉措，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十三世达赖喇嘛曾在五台山朝佛时，于仓央嘉措闭关修行的公亚东山洞中，为纪念这位前辈念诵《大慈悲经》21日。
问题出来了，为假达赖念经，这怎么解释？
好了，我可以亮出我的结论了，首先，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主观上来说，要凭吊或者朝拜，只能去仓央嘉措的隐居地或囚禁地（姑且认为实有），绝不会去益西嘉措的囚禁地；其次，如果这类专家真的考证出来益西嘉措囚禁在五台山，也真有这样的寺庙，十三世达赖喇嘛主观上应该不理睬，客观上不可能为他念经21天。
那么好，我们再回到前面的文字，“藏文版《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十三世达赖喇嘛凭吊（或者朝拜）六世达赖喇嘛遗迹”，我们承认有这样的遗迹，那么，它只能属于仓央嘉措，也就是说，它反而证明了仓央嘉措的隐居或囚禁，是可能的。
可是这类专家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用这段文字证明此处的“六世达赖喇嘛遗迹”是益西嘉措的。
这就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再梳理一下这个逻辑：
1，专家想要证明仓央嘉措没有囚禁在五台山
2，专家提出的论据是，五台山的遗迹实为益西嘉措的囚禁地，后人讹传为仓央嘉措了
3，专家提出的结论是，十三世达赖朝拜的是益西嘉措的遗迹，这证明了仓央嘉措没有囚禁在五台山
（道理说到这儿，蒙了大多数人，但是，逻辑不通）
4，我的推论：十三世达赖喇嘛参观的遗迹，如果是益西嘉措的，应该不理，更不可能念经21天，这叫主观上不可能，客观上没道理
5，如果，前提是如果啊，如果这个遗迹存在，而且十三世达赖喇嘛确实参观过并念经21天，它只能是仓央嘉措的
6，既然是仓央嘉措的，我们再回头看前面的第1小点：
专家想要证明仓央嘉措没有囚禁在五台山
这个过程好玩不？嘿嘿。
补充一小点：
有没有可能，遗迹是益西嘉措的，但十三世凭吊的是仓央嘉措呢？也就是说，某一天十三世听说益西嘉措曾囚禁在五台山，他反而想起仓央嘉措来，因为命运经历相同，那么，做个法事凭吊一下仓央嘉措。
这倒还真有可能。
但这恰恰说明了两点：第一，那些所谓专家的考证之旅没我的仔细，第二，这类专家就算考证出来益西嘉措确实曾囚禁在五台山，就一定能证明仓央嘉措没有囚禁在五台山吗？他们只证明了囚禁遗迹是益西嘉措的，就匆忙说遗迹不是仓央嘉措的，这是二元论，是此非彼的逻辑，要不得。
我要问个问题，如果，既有益西嘉措囚禁地，又有仓央嘉措囚禁地呢？这些专家的考证之旅为什么这么不仔细？
那么，这个问题我不展开讨论了，结论是，不可能。
大伙儿被我绕蒙了没？哈哈。
“五台山说”到此结束，我要阐述的，用车轱辘话说了好几遍了，不再说了，下面我要更新的是“死亡说”，这里更乱，还会绕迷糊好几天。
别后行踪费我猜?仓央嘉措死亡之谜
死亡说?（1）?自杀说
今天更新一小段，说说仓央嘉措死亡之谜的第二类说法。不多说，说一节。
第二类说法统称为“死亡说”，也叫“早逝说”，简单地说就是认为仓央嘉措1706年死于青海湖。这里有三个小点：
1， 自杀说
2， 病逝说
3， 谋害说
好了，我今天更新，只说说自杀说。
这个看起来是所有仓央嘉措死亡之谜8种观点中最好解释的了，但是，我的做法不是告诉您为什么这不可能，而是必须说清楚这种说法从哪儿来的。我写书只驳斥某个观点就可以了，但作为论坛的帖子，我倒是希望大家能多了解一些。
开始。
自杀说：史料记载，没有，纯粹一民间传说，传说地点在青海湖畔，这里有一个民俗活动，活动大体内容是藏族同胞每年向湖里投食物，据说是为了纪念仓央嘉措，因为这一处地方的群众认为他“自溺”于青海湖。除了这个民俗活动，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而且，这个风俗就当地很小的一块地方有，外界也没有记载。
这处的考证好像是于乃昌先生做过的，我记不清了，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就行了。
那么，自杀说现在的研究成果怎么样呢？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现在学界几乎不研究这个了，这是个早就被PASS掉的说法。
那么，我们看看“自杀说”可信吗？需要说一句，这里的“自杀”，不是仅仅说“自溺”，也包括别的，比如上吊、割脉、摸电门啥的。
结论，不可信。
证据一，藏族人民的生活观念和藏传佛教的宗教要求，不允许自杀。在藏族人民的观念中，不赞成自杀，而活佛自杀，更不靠谱。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还原仓央嘉措的真实历史身份。
证据二，自杀动机几乎没有。仓央嘉措到了青海湖，是什么环境呢？是在被押送到京城的路上，而拉藏汗污蔑他是“假达赖”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至少离这时候已经快一年了，当时不自杀，这个时候死个什么劲？或者启程的时候不自杀，走到半道自杀？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他曾被格鲁派的僧兵救走过一次，他是为了避免伤亡而重新自投入蒙古人的罗网的，有这样举动的人会自杀？
最重要的一点，他是在被押送到北京的途中，此之前拉藏汗说他是“假达赖”，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到了北京，有两个出路，一个，康熙皇帝给他议罪，说清楚了，议罪未必是杀，可以说有一半机会是可以活下来的；另一个，可以把事情讲讲清楚嘛，正愁没地方申冤呢，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走到底？干脆走到京城见到皇帝辩驳辩驳，干吗要自杀呢？
另外一个小点，是个设想，如果拉藏汗真想将他押到京城，怎么可能给他自杀的条件？估计连上厕所都有人看着，上吊割腕的事儿想都不要想。
所以，自杀说，从主观到客观，从情到理，都说不通，可信度非常低。
那么，我们回头看看，青海湖民俗是怎么来的？
首先，估计大家一看就很眼熟，这不就是藏族版本的“屈原投江”的故事吗？汉族地区端午节往江里扔粽子纪念屈原，这里往青海湖扔食物纪念仓央嘉措，两个习俗如出一辙啊。
没错，我个人的结论，也许就是受到汉族民俗的影响，有了这么一个民俗，流传久了之后，后人将它作为“自溺说”的证据。
问题是，为什么不可以将它做证据呢？
那么我要反问，端午节包粽子能作为“屈原投江”的证据吗？
事实上，“屈原投江”的证据是他的一首诗，叫做《怀沙》，从这首诗里，后人推测或者臆想屈原是投江而亡，所谓的粽子是一种纪念活动。这里我不多说了，大家可以搜一搜，屈原死因到底是什么。
简要地说，《怀沙》诗不是屈原投江的证据，事实上屈原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但要是说他做的诗里暗示自己要投江，那叫扯淡。另外，端午习俗是民间情感的一种寄托行为，更不能证明屈原投江。
那么，我可以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既然《怀沙》诗不能作为屈原“自溺”的证据，那么，我们读了仓央嘉措的诗，推测出他谈恋爱、有情人，生活声色犬马，这就对吗？
好了，不扯远了，我的结论，既然端午习俗不是屈原自溺的证据，那么，青海湖投食也不能作为仓央嘉措“自溺”青海湖的证据。
其次，我再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习俗。
前面说了，也许是受到汉民族端午节习俗的影响，我认为会有，但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历史记载的模糊性，或者历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清圣祖实录》，原文不引用了，后面要着重分析，到时候再引用吧，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仓央嘉措病逝，按照风俗，尸体被抛弃掉。
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两种情况：
第一，仓央嘉措确实死掉了（姑且不论死因），尸体也被抛弃掉了。抛在哪里呢？或许真就抛到青海湖里了。这事儿还真没准儿呢。于是，人们往湖里投食物，以纪念他。
第二，仓央嘉措死没死都没有关系，反正历史文献记载他死了，当时官方说法也都说他死了，而且抛尸，那么，青海湖畔的人们依然认为抛在湖里，所以，结论与前面一样，产生了这个民俗。
这就是青海湖“自溺说”的来源。
所以，不管他真死假死，只要历史文献记载他死了并抛尸，那么就可以产生青海湖自溺说，而如果真的死了，也许真可能抛到青海湖，这事儿不是一点也没可能的，后面我们还要分析抛尸的事儿，这里不表了。而历史上如果真发生了抛尸青海湖的事儿，也依然可以产生自溺说。
那么，如果不是自溺，而是上吊、割腕等等呢？我不展开说了，只要是死掉了，都可以被群众认为抛尸湖中。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认为抛尸湖中，不是山沟里呢？
这问题问的其实一点都不可笑，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而我的答案，当然可以是山沟，但祭典起来比较难啊，不如湖方便呀，而且，青海湖美啊，群众喜欢的人物，当然死后要在美的地方啊。
这就是我要说的，青海湖自溺说产生的根本原因——民间心理。
一个受到群众喜爱的人物，在民间传说中，他的死法一定很有行为艺术的效果，无论是病逝、自杀、谋杀，只要史书中记载他死了，民间不会传说谁喝口凉水呛死，而一定会创作出更为悲壮的死亡方式，这是民间文学的特点，用个俗话说，叫烘托典型人物的典型悲剧形象。
这样说有证据吗？有。大家看民间版本的仓央嘉措传记，很多故事说他一出生父亲就死了，家里的房子、地也被黑心的舅舅姑姑抢去了，一出生就这么惨啊。事实上，真实的历史是，他14岁那年，父亲才去世。
为什么这么编故事呢？衬托典型人物的典型命运呗，这才能体现出他的坎坷和传奇呢。
好了，“自杀说”介绍到这儿，不多说了。
需要我强调一句的是，我认为，“自杀说”就是“病逝说”的民间演绎版本。因为有了“病逝说”，“病逝说”中又有“抛尸”这个细节，于是，民间演绎出“自杀”尤其是“自溺”这种故事。
那么，“自杀说”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就是“病逝说”，下次更新，我给大家讲“死亡说”中的“病逝说”和“谋害说”。
死亡说?（2）?谋害说
本来今天没想更新，我正在做仓央嘉措诗歌的汉译版本研究，这个东西更好玩，有个大秘密，吼吼。如果这个谜破开了，仓央嘉措诗歌研究历史，唉，搞不好得重写啦。这个问题不是史学问题了，是文学问题，我需要读一本古印度的书，叫《诗镜》，这本书也是仓央嘉措小时候读过的，是本文艺学或美学著作，可惜的是，就算是文艺理论的研究生，也未必见过汉文版呀。
不多说了，生平之谜写完了之后，我把版本研究结果免费赠送。
看大家有兴趣，今天再贴点儿，不能多弄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汉译版本的问题，太兴奋了。
嗯，还是说说死因之谜，上一节咱们说完了死亡说的第一个分支，“自杀说”。
还有两个，一个是“病逝说”，一个是“谋害说”。
我的思路是从“自杀说”过渡到了“病逝说”，因为我认为，“自杀说”是“病逝说”的民间演绎版本，它的来源，根子在于“病逝说”，因为民间需要仓央嘉措死得有些悲壮色彩，也因为“病逝说”中有“抛尸”的细节，所以，产生了“自杀说”尤其是“自溺说”。
那么，问题就过渡到了“病逝说”。
不过别急，“病逝说”是官方历史文献记载的说法，我们把大头儿放后面，先说“谋害说”吧，呵呵。
为什么先说“谋害说”呢，因为，完全可以发生这样的两种事情：
第一种，先是谋害，可怎么交差呢，总不能说我给弄死了吧，所以，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时候说他病逝，这样，官方文件就记载病逝。
第二种，也是谋害，官方其实也知道是谋害了，但这事儿不能写，只好写“病逝”了；或者呢，是本来有谋害的记载，后世为了给某些人文过饰非，篡改了历史档案。这一点，大家要牢牢记住，我们在说到“遁去说”的时候还要用到，而我的结论也跟这个有关。
有朋友会说了，楼主露馅了，楼主的结论就是自己考证不过去的史料，就推给“篡改”，呵呵，千万别这么说，我到时候要告诉大家篡改了什么，为什么要篡改那一处而不是别的地方。而事实上，我提到的“篡改”之处，只有一个，可不是我看不顺眼的地方就都说篡改了，那就冤枉我了。要那么做的话，学问做的也忒轻松了，呵呵。
好了，后面的事儿后面再说，还是先说谋害说。
谋害说，史料呢？
告诉大家，没有。
没有？那这个说法哪儿来的？别急，“自杀说”和“五台山说”不也没史料嘛，不照样流传吗？
谋害说的观点，不是史料，而是一些仓央嘉措研究者的考证。
在这里，我又忍不住批评一些学者了，我必须十分愤怒地说，学问是不能那么做的！
前面我们讲到一部分学者诬陷牙含章先生，这里，我再说一个例子，很可能，一部分学者诬陷了王尧先生。
这样的文章现在可以在网上搜到，说，王尧先生的《第巴桑杰嘉措杂考》中提到，“（仓央嘉措）被弄死在青海湖畔”。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溜过去了，我还很傻很天真地认为，王尧先生真有这样的话，后来我在研究桑杰嘉措的时候，突然想起王尧先生的这篇《杂考》，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于是翻出这篇文章，却看不到 “被弄死”的字样。
也许，我看到的版本，与这些学者看到的不一样，那是我的不对。但是，如果谁再引用说“王尧先生提出仓央嘉措被弄死在青海湖畔”，请把那段原文给我看看，人云亦云是不行的，不然我不服！
另外，插句不算题外话的题外话，王尧先生考证的是桑杰嘉措，不是在考证仓央嘉措，就算是那篇文章提到“被弄死”，也没有充足的考证。
那么，谋害说还有哪些记载呢？
下面我要提一提外国学者的著作了，实际上，我看“谋害说”就是这帮外国人说出来的，咱们中国人还真没把它当回事儿。
有个著作，叫《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记载这样的话：
“（仓央嘉措）于1706年11月14日死于公噶瑙湖附近。虽然按意大利传教士的说法，传闻他是被谋害的，但汉、藏的官方记载都说他死于疾病，而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可以怀疑它的真实性。”
这个著作的作者，貌似可以翻译为伯戴煦，为了找他的资料，我费了劲了，因为网络上将他的英文名字弄错了！
我真不知道，这学问是怎么做的，引用的时候把作者名儿弄错，顺便说一句，书名的翻译和我也不一样，我的翻译名儿是从荷兰图书馆的原本得来的，而网络上那个我怀疑是根据译本翻译的，也就是二手货的二手货，它将“中原”翻译为我十分不愿意见到的一个词，这里不多说了，大家查到了，也别在这个帖子里说，免得麻烦。
不多说了，这个人，英文名是Luciano Petech，如果有人引用，我这个名字是最准的，千万别再抄网络上那个错误的了。这人以前是罗马大学的东亚历史研究专家，我估计还没死，罗马大学的网站上只有生年。
那么，大家再重新看看他写的文字。
这说明了什么呢？和此前我们分析牙含章先生“五台山说”的性质一样，人家是列举，不是结论，我们中国的学者，为什么说“谋害说”是伯戴煦提出来的研究成果呢？学问就是这么做的吗？
而且，从伯戴煦的文字看，人家的用词是“虽然……但是”，“传闻”，从语气和内容上推断，他认为“谋害说”是不足信的。
那么我们先记住，“谋害说”的说法是当时的意大利传教士说出来的。这里不说当时的传教士为什么这么干，但我的意见是，故意的，没安好心。
好了，如果是意大利人有这样的传言，意大利的学者怎么看呢？
伯戴煦是意大利人，他不同意。那么，还有没有别的意大利人也不同意呢？
有。这个人叫做杜齐（Tucci，1894年～1984年），他是国外藏学研究公认的泰斗，当然，他当年可没干什么好事。
这家伙的学问怎么做得这么好呢？大家休息一会儿，我跑个题。
西藏日喀则西面约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寺庙，叫纳塘寺。您会说，咳，小庙，没听说过。那您真是看走了眼了，这个寺庙，地位可不低。它是建于1153年的古寺，元朝末年起，纳塘寺汇集当时所能找到的藏文佛教经典，首次编成藏文《大藏经》，并刻版印刷，称为《大藏经》纳塘寺古版。直到20世纪初，该寺仍保存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和典籍。
我说它地位不低，还因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实际上就是在这儿出家的。
好了，我们说杜齐，就是这个强盗，将寺里的典籍，用不光明的手段掠夺走了，他就是靠这些珍贵的资料做的学问，成为国外汉学界的泰斗。
廉价“买”敦煌文献的那个小子叫什么来着？我不查了，反正他们是一路货色。
跑题结束。
说说杜齐对仓央嘉措死亡之事的观点，他在《西藏中世纪史》中说，“在黑河附近，仓央嘉措丧命”。
他没说是怎么死的，但绝没说是“谋害”。
那么，“谋害说”的文字记载就介绍到这儿了，看起来，不可靠。
不过，我还得分析一下，谋害有没有可能呢？
我的答案是：有可能，但很难。
说有可能，是基于拉藏汗的心理出发，他一定是想除仓央嘉措而后快、并拥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益西嘉措，据传，益西嘉措是他的儿子。
可是，想法可以有，但行动起来很不现实。
首先，拉藏汗是打着将仓央嘉措“押解京师”的旗号的，半道弄死了算怎么回事？那又怎么交差？
其次，当时的他应该是这样的心理：他认为，康熙让将仓央嘉措押送到京师，那么，就是默许了自己提出的“是假达赖”的说法，既然康熙认同了这个说法，那么，仓央嘉措送到京城，就得被康熙杀掉。
从这个心理出发，您觉得拉藏汗此时猴急着下手，可能吗？这人虽然蛮横，而且办事不经大脑（这事儿我以后会说到，也是仓央嘉措死因的关键问题），但毕竟不是山大王，他此时确实是想让仓央嘉措死，但不必亲自下手，一方面，康熙那边没法交代，另一方面，让康熙下这个手才好。
第三，虽然仓央嘉措名义上被“打倒”，但是，拉藏汗是和硕特蒙古人，蒙古人早已服膺藏传佛教，尤其和硕特部更是坚定的信徒，就算拉藏汗有这个心，手下人谁来下这个刀？
所以我说，“谋害”的心是有的，但事儿是不能做、不敢做、不必做的，一句话，没必要。
“谋害说”讲到这儿了，结论是，不可靠。
下面，“死亡说”里，就剩下“病逝说”了，下次更新见。
死亡说?（3）?病逝说
下面说说“死亡说”的第三种分支，这就是“病逝说”。
这是目前学术界广泛采用，而且认为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
那么，“病逝说”的史料有哪些呢？
非常多，仅仅举三个，我为什么要挑出这三个呢？您注意它们出现的年代，分别是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这说明这类说法从古到今都是有市场的。
第一个文献，《清圣祖实录》：“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庚戌，理藩院题：‘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报称：拉藏送来假达赖喇嘛，行至西宁口外病故。假达赖喇嘛行事悖乱，今既在途病故，应行文将其尸骸抛弃。’从之。”
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的《起居注》中，文字差不多，我不打字了。
第二个文献，民国时期，洪涤尘所著《西藏史地大纲》，其中说，“假达赖行至青海，病死，时年二十五岁，康熙四十六年也。”需要说的是，它这里说的“二十五岁”是虚岁。
第三个文献，今人著作《藏族史要》，它的著作者是我国藏学学科的创建者之一的王辅仁先生，合著人是索文清。著作里说，“公元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仓央嘉措在解送途中，病死在青海湖畔。”
那么，既然是“病逝”，究竟是什么病呢？
我也不知道，但是于道泉先生曾经提到，他看过一本书，里面记载是水肿病，我找不到他说的书，也不知道水肿病的说法究竟是不是可以采纳和分析，更不知道水肿病是不是经过了那本书作者的严密考证，不过，以于道泉先生的学养，他既然提到了，我相信他也是认为此书有一定价值的，如果是不靠谱的野史，他不提也罢。
好了，病逝说介绍到这里。
再重申一下，这是正史记载、学界公认的说法。
可是，如果真的相信了，也就不会有后世那么多是非了，如果真的相信了，也更用不着我在这儿写什么仓央嘉措研究了。
那么，我为什么不相信呢？
理由很多，简单说几个。
第一个，大家仔细看看《清圣祖实录》的记载，“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报称”。
您看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如果还看不出来，我给个小提示，前面简单地提到过，是康熙皇帝先命人给拉藏汗下旨，命令他将仓央嘉措押送到京城，下这个旨意的同时，康熙还封拉藏汗为“ 翊法恭顺汗”。明白这个意思吗？朝廷去册封，派的人就不能是个看门的、打杂的，应该是个有身份的大臣。这个大臣是谁呢？两个，一个是护军统领席柱，一个是学士舒兰。
封完了官，俩人提出将仓央嘉措带回去，拉藏汗没干。
为什么呢？他说，仓央嘉措毕竟有活佛的身份，他这一走，西藏的僧人们没了主心骨，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两个的，那还了得？席柱他们一听也是，于是没带人。
插句话，我认为拉藏汗没想到皇帝要活人，他最初的设想，很可能是以为皇帝下旨就地处决，也就是在拉萨除掉仓央嘉措。可这下，康熙说要“押送京师”，他一时慌了手脚，就推拖了一下。
后来，兴许是拉藏汗想明白了，因为桑杰嘉措抗旨的前车之鉴可没多少年呀。所以，他很快将仓央嘉措押送京师，于是发生了仓央嘉措“病逝”的事儿。
说了这么多，我们回头再想一想，如果仓央嘉措“病逝”，那么，上奏给朝廷的人，应该是谁呢？
我的看法，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应该有折子，就算他俩没有，那么，陕甘地方的官员呢？
然而我们在正史中看到的记载，上报的人，却是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我有疑心。
我不相信的第二个理由：尸骸处理。
咱们再看看《清实录》记载，“将其尸骸抛弃”。
我的疑问是，第一，任谁都看得出来，这叫死无对证；第二，如果真的抛尸，我没见到康熙皇帝对此事的追查。
康熙为什么不追查呢？这种事情不追查，这正常吗？
我的意见就是，不正常。
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押送之前的故事里，我要告诉大家，康熙对仓央嘉措的处理是非常谨慎的。
那个故事咱们说了，拉藏汗首先是不肯，后来也不怎么想的，反而主动送了。我在刚才的讲述中没有说康熙这边的事儿，咱们补充一下。
拉藏汗不肯押送，席柱两人也觉得他说的有理，那么怎么办呀，他们就上报朝廷，请旨问问怎么办。
康熙皇帝说，别看他现在不送，过些日子，他就得乖乖地给我送来。
众大臣都不理解，反而问康熙，说，把一个假达赖弄来干个啥？
其实我猜测，大家有可能真是想就地处决得了，押到京城不也是杀吗，费那个劲干吗？看看，多危险呀，如果大家都这样想，就落入了拉藏汗的圈套，那么拉藏汗就得逞了，历史也要重写了。
康熙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仓央嘉措毕竟有达赖喇嘛的名号，“众蒙古皆服之”，因此，怕准噶尔部将他弄去，那样一来，准噶尔部就可以号令整个西部，“如归策旺阿拉布坦，则事有难焉者矣”。这个策旺阿拉布坦就是噶尔丹的侄子、此时准噶尔势力的首领（台吉）。事实证明，康熙皇帝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后来准噶尔方面果真要迎请仓央嘉措前去。
这一处大家牢牢记住了，后面还要用，这是仓央嘉措真实死因的关键问题。
历史的记载到这儿还没完，后来，拉藏汗果真押送仓央嘉措了，而且准噶尔也真的要迎请他去，这时候，众大臣们纷纷拍马屁，大呼康熙皇帝真是料事如神、高瞻远瞩呀，我们怎么没有那么长远的眼光呢？
为什么我要写这个呢？不是为了增强故事性，而是为了以后做个铺垫，前面说了，整段历史里有篡改档案的事儿，我现在简单地说说，我觉得篡改发生在乾隆朝，那么，大家想想，这一段体现皇爷爷料事如神、无比圣明的记载，怎么会毁掉呢？要毁掉的，只能是不光彩的地方嘛。
好了，话不扯远了，咱们说正题。
这个事件说明了什么？说明康熙对仓央嘉措的处理是非常小心的，也是非常周密的，说实话，他确实是有前瞻性预见的。
那么，我要问个问题，这样周密的心思，如果看到仓央嘉措“死”后抛尸，他不疑心吗？他不查吗？
这个问题放在这儿，它涉及到仓央嘉措真实的下落，我们后面会回头解释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他疑心，但他不查，康熙是个聪明人，他心里非常清楚，查了，他就麻烦了。
好了，“病逝说”简单介绍到这儿，这个说法，我没像前面那样写出我的结论，可信还是不可信，这个我不说，我只是说出我的疑问。
那么，有朋友还会说，楼主缺少了一样重要的史料，没错，下面我就简单说这则史料，它就是《清史稿》。
《清史稿?列传?藩部(八)西藏》一节中说，“因奏废桑杰所立达赖，诏送京师。行至青海道，死，依其俗，行事悖乱者抛弃尸骸。卒年二十五。时康熙四十六年。”
大家看到什么问题了吗？
《清史稿》中，没说死因，哈哈。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不沿革《圣祖实录》的记载明确地说“病逝”呢？
《清史稿》撰写的事情是民国期间，这个时期，社会上已经流传着仓央嘉措死亡时间及死因的种种说法，会不会是编纂者受到了什么民间影响呢？
回 2200266 ：前面您提到有没有获罪活佛，我此前回帖说到一个被流放盛京的，这个人叫丹巴色尔济，他获罪的原因是康熙皇帝已经得知五世达赖喇嘛去世了，可他还说活着。这本来不是大事，可问题是当时康熙征缴噶尔丹，所以，他有为噶尔丹开脱之嫌。康熙最先就是要杀他，后来改为流放。
这段史料见于台湾版宫中档康熙朝满文奏折，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初十日。
另外，济咙呼图克图也曾获罪，罪行在于乌兰布通一战时，他为噶尔丹诵经、择战日、献手帕，“理当立斩之人”。后来，康熙没杀他，“发正阳门东城下龙泉庵，交九门提督及近庙伏路官兵看守”。
此处史料见于《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八
更正：前文所说奏报仓央嘉措病逝一事的“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我说不知道这是什么人，昨晚看闲书，突然发现了“桑南多尔济”这个人，他曾在康熙三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给康熙上过密奏，而且从字里行间看，这人跟康熙关系可不一般。
二人实为一人，是我的书读得少，所做之文不扎实，在此向诸位致歉，并请诸位发现文中错误时，一定相告。
回每年赚一倍 ：刚才书没在身边，补充一下，关于康熙对仓央嘉措押送一事的处理，史料如下：
1，内阁起居注 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谕马齐等大臣，说明执解仓央嘉措是为了防止策旺阿拉布坦迎请他，“则西域、蒙古皆向策旺喇卜滩（原文如此）矣，故差西住（原文如此，现做席柱）前去”。
2，内阁起居注 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又与马齐谈起此事，说自己早就发现达赖喇嘛有可能是“假”的。
3，《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七 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乙巳、十二月丁亥 、十二月庚戌 仓央嘉措“病逝”后，向群臣解释当时为什么要将仓央嘉措执解京师，群臣的反应是“一如圣算，众皆惊异”
4，内阁起居注 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 内容与上则差异不大，不重复了。
我的意思是康熙在押送仓央嘉措前是有过很多考虑的，当然，我所说的“非常谨慎”，是从他的心理出发而言，至于是不是真的周到万全了，则完全不是，要不，也不至于发生后面的事儿了。
我后面对这个押送行为以及其所产生的康熙、拉藏汗之间微妙的变化有个大胆的解释，这个解释也是仓央嘉措死因的关键问题，当然，亦是此中最大的谜题之一了。
至于康熙皇帝对仓央嘉措死后的处理，我前面说了，有个疑问，为什么不追查呢，为什么就默认了呢，我认为此时康熙才是真谨慎了，他清楚自己只能默认，千万不能查。
呵呵，这一前一后的“谨慎”，还真是不一样啊。
遁去说?（1）失踪说
我们谈到，《清史稿》在撰写的时候，并没有依照《圣祖实录》的记载说仓央嘉措“病逝”，只是说他“死”，没说死因。
我说，这也许是受到了民间影响。
当然，大家看的时候，注意我的文字笔法，嘿嘿，我这么说，只不过是在文字串联上“甩”出一个话头，以便顺利过度，我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撰写《清史稿》的老爷子们当时怎么想的，所以我说“也许”、“可能”，如果对这个较真的话，我是无言啦，大家别拍砖了，就当是“死亡说”过度到“遁去说”的小技巧算啦。
我说的这一民间影响，其实指的就是“遁去说”。
前面提示过，“遁去说”有三种，“失踪说”、“营救说”、“放行说”，而它们后来都有阿拉善的情节，所以我也统称为“阿拉善说”。
民国时期这些说法也就有了，至少，“五台山说”是有的吧？“五台山隐居说”是“阿拉善说”的插曲，说仓央嘉措在五台山住了6年，又飘飘然云游到阿拉善去了。
所以，我怀疑民国时“阿拉善说”就有了一定的普及，所以，老爷子们受到影响，在写《清史稿》的时候干脆不说死因啦。
好了，题外话就说这么多。
不行，还得说一个，貌似题外话的正经话。
很多朋友的思路着实很不错啦，我估计您也想到一个问题，在前面我们分析“病逝说”和“谋害说”的关系时提出，有可能发生谋害在前、伪说病逝在后的情况，那么，顺着这个思路想，嘿嘿，好玩的事儿就出来了，也完全可以“遁去”在前、伪说“病逝”在后啊。
嗯，这个谜，确实有的猜了。
那么，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就是说，在青海湖畔，无论是仓央嘉措自己逃跑的“失踪说”、蒙古人恳请他逃跑的“放行说”，还是其他政治势力将他接走的“营救说”，其结果都是以仓央嘉措病逝、抛尸为结论上奏朝廷，匆匆结案。所以正史记载他“病逝”了，而真相很可能是“遁去”了，两种说法是完全可以并列出现的，并不意味着否定正史记载。
那么，以上三种“遁去”的方法，哪一种更有可能呢？
咱们先看看“失踪说”。
这种说法也叫“逃脱说”，大致情节是有天早上，青海湖畔寒风凛冽，天空惊现怪状云雾，侧耳细听，似乎远方传来断断续续的莫名声响，突然，天降花雨，倏尔不见，唯留一丝幽香——以上是我编的啊，我没写鬼故事那两下子，编的不好，惭愧——反正，蒙古人刚要启程，突然发现，仓央嘉措昨晚明明好好地睡在帐篷里，周围守备严密，可此时人却不见了。
好了，仓央嘉措神秘地失踪了。
怎么逃脱的呢？有民间记载，说他使用了“大法力”，从刑具中脱身，之后，飘然而去也。
那么，“大法力”还有记载吗？
有呀，特好玩。
说仓央嘉措逃脱了之后，四处云游呀，有天遇到个没脑袋的人，活的还好好的，很是感慨，另外他还遇到很多魔障，都给收拾掉了，反正一路上有很多奇遇，有的时候显示一下“大法力”，给老百姓治病驱魔啥的。
民间传说中还有个比较好玩的故事，说他云游到阿拉善了，怎么生活呢？给人放羊。有天，他放的羊被狼吃了，主人大怒，要惩罚他。仓央嘉措不认罚，心说这多委屈啊，冤有头债有主啊，于是一声口哨将狼招来，对主人说，“你的羊是它吃的，你和它打官司吧，这事儿我不管了。”主人看傻了，一琢磨，敢情这就是达赖活佛。
以上记载，出于《仓央嘉措秘传》，我们后面会专门分析它的。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大法力”的可能性。
汗啊，这还用分析吗？
很明显，这太过神奇了，是一种对有传奇色彩的人做传记时常用的笔法。
咱们还是说说“失踪说”的可能性吧，它本身倒也未必没有可能，但是，咱可别相信他施展了什么“大法力”，要是真有这能耐，抓都抓不住，何谈逃脱呢？
如果“大法力说”成立，我的意见是，他只不过是趁人不备逃走的。
问题是，逃走，这有可能吗？
有可能，但很难。
第一，他是被押赴京师的，看管一定极为严密，有史料说格鲁派僧兵曾三次营救但都告失败，蒙古大军必定层层设防，一个二十多岁又没练过武功的人跑得出来吗？
当然，民间传说他是会武功的啊，但那是传说，而且，会能会到哪里去？真是大侠？武林正派高手集体对付军队都困难呢，比如救萧峰那次，多难啊，还有郭靖面对蒙古大军也够悬的，要不是杨过也完蛋了。
扯远了，意思就是说，会武功也跑不了。
第二，往哪儿跑？回拉萨？只不过面临第二次被捉，而且肯定又要刀兵相见，而跑到别的地方就那么安全吗？
咱们分析过“自杀说”，说没必要，还不如去北京见皇上说说清楚，辩驳一番，那么，同样的思路，他有逃跑的必要吗？当然，如果此时拉藏汗想谋害他，他是要跑的，这就必要了，不过，咱们也说了，拉藏汗谋害他也不太靠谱，有贼心没贼胆，况且就算为了保命而跑，跑的前提是什么？必须是人家没料到才行，这必须有点运气，现在人家都来杀你了，你还能跑得了？
还有一种反对“遁去说”的学者意见：以当时的严冬天气，在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上，在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荒滩野岭中，逃出去岂不是找死？如果要逃，最好的地点应该在甘肃或者蒙古地区。
这个说法我最开始也被蒙过去了，不过，后来仔细一想，不对，它是似是而非的观点，不靠谱，这是基于常识上的推理，却忽视了另两种可能——“放行”和“营救”。
好了，大法力不靠谱，没有大法力而逃跑也不太容易，这个不多说了。
遁去说?放行说和营救说
今天开始的东西，就到了所谓的高潮了，当然也更麻烦了，估计朋友们会越看越蒙，说实话，我也蒙。所以，我们的讲述要经过好多个层次，有的时候会迂回，将已经讲过的东西重新理解一下，高潮嘛，前戏的东西都有用嘛，这个是最要命的。大家看的时候跟着我绕就行了，如果有疑问可以提，有反对意见也可以说一说，不过，前提是必须看懂我的思路，有问题和意见都是好的，但以前有朋友提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我后文要解释的，所以提得有点早了，往下看自然会看到。
因为我们要绕好几个圈，所以，肯定会有朋友反对我的某段文字，别急，在讲述的过程中任何东西都不是结论性的意见，别说您反对，等我的圈子绕回来时，我自己也反对了，嘿嘿。
上文说到“遁去说”的第一个分支，也就是“失踪说”，当然，实际上“失踪说”分为了现实主义的“趁机逃跑”和魔幻主义的“大法力逃脱”，我们说了，魔幻主义不靠谱，那么，现实主义呢，比较难。
有的专家曾分析，冰天雪地的，一个人逃出去也活不了。
我插句话，这种情理推断，在很多专家的分析文字中都存在，当然，我也用推理的方法，不过，这些凑凑数可以，不能当真，后面我们会介绍几种凑数证据，我得告诉大家，以后看到这种论据，都可以忽略不计。
比如这条分析，实际上就是忽视了另两种可能——“放行”和“营救”。
“营救”就好理解了，有人来救他，救他的人不至于光膀子来的，就好像轰炸机出去炸目标，带的油必须得够返回的，要不就是自杀式袭击。而此时，营救的人是要救人，不是送死，他们带的东西必须是够用的，所以就算带得少点，挤出一点吃的、你脱一件上衣，他脱一顶帽子，俩人骑一匹马，保证仓央嘉措不能冻饿而死，如果这样，逃出去有什么生命危险呢？
那么我们来看“放行”，这也可以解决逃出去的生命保障问题。比如您是仓央嘉措，现在蒙古人要放您走，您一乐，拍拍屁股就走了——唉，糊涂了不是？最好的办法，当然也比较无耻啊——老子不走，爱咋咋地。在这一点上，我们都要向韦小宝学习，整个《鹿鼎记》，我认为精髓就在韦小宝对曾柔（是不是她？记不清了）说的一句话，当时韦小宝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纯粹就是没安好心，想装好人呗，可那小女子还真上当了，含情脉脉，娇羞无比，估计对这位行侠仗义、言谈幽默的帅哥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心存感激地说，“你真是好人”。过头的话没说，要再说下去，就是“小奴家这辈子做牛做马跟着爷了”。实际上韦小宝要是就是这个心理。
可韦小宝还得装好人啊，不能太无耻，他怎么说的？“我不是好人，我只做生意。”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鹿鼎记》的精华，看懂这一句话就行了，这本书写的就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而这句话就是通俗版的概括，实际上中国人的生存智慧都是口口声声做好人，但勾勾搭搭做生意。
韦小宝一辈子做的就是生意，再危险的境地他也能找点资本玩一票。咱们不是鼓励耍小聪明，但人这辈子，太实诚也真不行，如果您把身边的所有事儿都当“生意”看，会发现生活里真有很多东西可以换换脑筋。
不扯远了，我觉得这个时候，仓央嘉措可以“做做生意”，你们放我走，我还偏不走了，讲条件呗。因为你们先要押送我，到现在你们又要放我，这说明你遇到难题了，而且不这么办不行，这就叫有需求，当然，这个需求是强制性的，可有需求就肯定有市场，有市场就可以做一做生意嘛。
那么，如果“放行”成立，拉藏汗为什么要放、而且必须放呢？放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如果“营救说”成立，又是谁将仓央嘉措接走，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走的呢？
于是，关于仓央嘉措身后行踪的最大谜案，渐渐浮出水面。
题外说一句，这个比较麻烦，以前多次说了，研究仓央嘉措要不断地变换前提，非常复杂，很多我们已经“考证”完不靠谱的事儿，到了后来，很可能起死回生。那么，这里我还有个想法——“谋害”。
前面我们说，“谋害”是拉藏汗不敢做也不必做的事儿，当时的前提是最简单的状况，也就是押送途中。可是，到了今天讲的“放行”，这个前提变了，有没有可能是拉藏汗必须放行，事实上也放了，但派了个特工秘密跟随，找个没人的地儿下手？或者夸张点儿说，放行之后两三年我再动手，行不行？这就是说，事实上既放行，也谋害。
有可能啊，相当有可能了。
第一，拉藏汗不可能甘心放走仓央嘉措，
第二，这种“谋害”是比较容易收拾残局的，放行在先，人已经走了，路上遇到灾祸，拉藏汗可以毫不亏心地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难道被强盗杀了也怪我？
这有点像现在的银行啊，我以前曾经想过，如果我在银行取钱，没出门就被抢了，那么，银行是不是得负责？可我要是出门被抢了，哪怕就是在门口，人家还能管吗？我非说银行有责任也说不出理啊。
顺着这个逻辑，我们还会发现，“病逝”也有可能，确实放行了或营救了，可人家病了嘛，冰天雪地的，就算被人“营救”走了，可也不能剥夺人家生病的权力啊。
您看，复杂不复杂？说实话，辛苦的不是仓央嘉措，是我。
不过您看到这儿要是被我蒙住了，那可不怨我呀。咱们说的是，如果前提是“放行”，那么病逝和谋害就可以翻案，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呢？
嘿嘿，兜一个圈，看我的帖子，时刻要保持清醒头脑，咱们说学界存在“放行说”、“营救说”，可讨论的是如果，注意，如果，“放行”或“营救”，那么会怎么样，但这个“如果”，又能有多可靠呢？它的史料在哪里呢？
不忽悠大家了，就连 2200266 也说自己蒙，这个让我有点意外啊，这位兄弟要是蒙了，估计很多人都被我忽悠了。
其实，上一段文啥也没写，哈哈，那是注水的。
跟上我的思路，我说“失踪说”没考虑到“放行”与“营救”的可能性，于是接下来讲了一下“放行”和“营救”之后，仓央嘉措是不可能冻饿而死的，再之后我提出疑问，拉藏汗为什么要放？最后我拐到“放行”和“营救”后可以产生的复杂局面。
中间我插科打诨说了一会儿韦小宝，嘿嘿。
可问题是，我从来没说“放行”和“营救”有没有可能啊，我昨天实际上是在忽悠“放行”和“营救”之后的事儿，至于它们本身，我可一句也没说。
所以，这个思路中少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们为什么能成为仓央嘉措下落的两种说法？既然成为说法之一，那么，应该是学界考证过的，证据呢？
在介绍“放行说”的时候，我搂草打兔子，顺道将“营救说”一起说了吧，因为“营救说”的最终落脚点还是“阿拉善”，而它的产生背景、发生条件、事后情节等都与“放行说”差不多，所以，我的主要精力用在“放行说”上，了解了“放行说”，“营救说”也就基本上真相大白了，这里只简单地介绍一下，以后不再详细分析了，需要的时候我会提示一两句的。
“营救说”，史料记载在蒙文的《哲卜尊丹巴传》中，大概的事件情节是，在青海湖畔，仓央嘉措被某一个蒙古政治势力接走了，这里我不细说这个势力的名称了，一说准让人看蒙，咱们以后讲到当时的政治局势时再说。接走之后，它们将仓央嘉措安排到阿拉善居住终老。
它是否可信呢？证据不是很充足，因为这一说法仅仅见于蒙文材料中，有点孤证的意味。另外，它实际上就是“放行”的变异版本，咱们搞懂“放行”，也就搞懂“营救”了。
那么好，我们看“放行说”。
史料记载在一本叫做《西藏民族政教史》的书中，“康熙命钦使到藏调查办理，拉藏(汗)复以种种杂言毁谤，钦使无可奈何，乃迎大师晋京请旨，行至青海地界时，皇上降旨责钦使办理不善，钦使进退维难之时，大师乃弃舍名位，决然遁去……尔时钦差只好呈报圆寂，一场公案乃告结束。”
需要注意的问题，非常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这里有陷阱：
一，这里说康熙命钦使，估计指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席柱、舒兰两人，让他们干什么去呢？去西藏“调查办理”，这时拉藏汗说仓促嘉措坏话，钦使无奈之下想带仓央嘉措回京师“请旨”。这里的事件顺序与我前面说的不同，我前面说的是康熙要他们押送仓央嘉措回来，他们去要人，拉藏汗不许，后来拉藏汗自行押送了。
二，有个疑问，皇上批评钦使“办理不善”时，钦使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不是放人，而应该是押回去吧？这有什么可“进退维难”的呢？而且放了人，再“呈报圆寂”，岂不是欺君？
三，另一个疑问，钦使“无可奈何”的时候，应该是先向皇帝请旨，问问这事咋办，皇帝说“迎大师晋京”，他们才敢这么做，这是正常的程序，此时他们貌似自作主张押送，我是疑心的。
从这段史料看来，处处事情都有这个所谓的钦使参与，他的身影可一直没断，而这个钦使一直在做糊涂事儿，您想想，哪一件事儿办明白了？康熙派的这个人岂不是废物？可皇帝派他去干什么呢？“调查办理”，办什么事儿咱们不知道，反正不应该是小事，能派个老糊涂的官儿吗？
这是我对这段史料的质疑，要我说，历史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啊。
那么，这段史料是不是没价值呢？我不这么看，因为写它的人，是法尊大师。
法尊（1902年～1980年），俗姓温，法名妙贵，字法尊，是现代著名佛学家、卓越的翻译家，也是少见的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的汉族僧人，正是他第一个把藏传佛教的显密理论系统地介绍到汉地的。他的《西藏民族政教史》著于民国时期，是为汉族佛教徒撰写的第一部介绍藏传佛教历史的专著。
可能会有朋友说，这位法尊大师兴许学问不怎么样，写错了呗。
我不这么看，大家要是知道拉然巴格西是怎么回事，就知道他的学问有多高深了。
那么，“放行说”还有别的史料吗？
有。现在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个更好玩的书——《仓央嘉措秘传》。
前面有朋友提到过，说这书太无厘头了，哈哈，确实是的，非常好玩的书，但是，它却是非常重要的书，研究仓央嘉措绕不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