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冕的搭档是前朝老将符彦卿的公子符昭寿，此时以凤州团练使身份出任益州钤辖。钤辖是负责地方防御、管辖军旅屯戍的派遣武官。但此人却对军政军情无所用心，有什么地方军务，就随便让下人传递消息，也不监督监管。生活还很奢侈，市上买东西常常强行赊账，往往过了半年还不付款。更放纵部下巧取豪夺。他还试图玩期货，平时购置稻麦之类，囤积居奇，准备粮价高时再卖出。不过有时粮价高不起来，他就让人指示僧道来为他埋单。他的下人更对军校们无礼傲慢，所以，有符昭寿在，整个益州人心不满，军人们更牢骚满腹。
地方上的武装力量，有部分为朝廷派出。禁军中的神卫军就有驻扎在益州的兵众，分为两支，由两位都虞候王均和董福各带一支。董福还算有军人责任感，统御部下严整有序，对士兵待遇按规则处理。王均则好饮酒、赌博，常常克扣军饷，军人的着装费用，往往就被他“饮博”挥霍掉。
真宗朝的第二年冬天，牛冕与符昭寿按规定在成都东郊阅兵，牛冕麾下的地方军，所谓“牙队”；符昭寿麾下的野战部队，所谓“神卫军”，开始进入阅兵程序。
神卫军董福部和王均部，在对比中有了滑稽之相。
董福一部军装整齐，有一种雄壮的劲头；王均部下则衣装不整，在十二月的寒风中，不免有瑟瑟冻缩的模样。
蜀中士庶爱看热闹，见到官军搞检阅式，就从四面八方赶来围观。他们看到同一个演兵场上，两拨军人竟是如此不同，就有了讥评、嘲弄或窃笑。王均所部见此，不免“惭愤”，惭愧而又气恼，于是，士兵中开始流布种种“不逊”的话头。一传十，十传百，王均麾下的军士们在恼羞中开始簸扬起一股悍气、戾气，甚至传导到了董福部众。
阅兵结束，牛冕搬出牛酒犒赏州府的牙队，而符昭寿这边的神卫军啥犒赏也没有准备。史称“军士益忿”，军人们更加愤怒了。
愤怒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士卒走进了《宋史》，他叫赵延顺。
他认为符昭寿这位益州武装部主任，太不拿弟兄们当回事了！人家地方牙队都有酒有肉，我们野战部队神卫军凭啥就吃不上这一口？就是这一股恶气，让他顺不过来。
史上武夫似乎特别在意“这一口吃的”。春秋时那位郑灵公熬了一锅鼋汤，也即大个王八熬的肉汤，那时节算是一种难得的美味，但他就是不给大将姬子公吃。姬子公已经“食指大动”，赌着气伸出指头在鼋汤里染了一下，吮指而去。郑灵公大怒。但姬子公更是愤怒，决计要顺顺气，于是联合郑国大臣，杀了郑灵公。史上因为“这一口吃的”反复上演着快意恩仇的故事种种。
赵延顺没有捞上这一口吃的，就像姬子公一样，纠集了铁杆哥们儿八人，也要顺顺气。按照他的生命格局推想，他能想到的最好的顺气模式就是“作乱”。虽然“作乱”之后怎样还没有想过，但怎样作乱，却有了主意。
腊月将尽，有个朝廷派来的中使，要从峨眉返回京师。
中使，乃是皇上身边的人物，符昭寿就严肃地责令地方驿站的小吏准备鞍马，要送中使出川。
赵延顺八个兄弟认为机会来临，待到正月初一这一天，暗暗将马厩中的马匹全部解开缰绳，让马儿在钤辖办公大院中跳跃，进入庭中。赵延顺等人就假装追逐马匹，跟随着也进入府厅，喧呼中，符昭寿不辨虚实，乱兵登上大厅，将他击杀，同时杀了几个仆从。随后，八人占据军械库，取出兵器。说话间就要进入州事办公房。
知州牛冕与朝廷派来的转运使张适正在接受官吏祝贺新年，听说兵变，赶紧逃窜。他们不敢走城门，担心被劫，就寻到僻静处，放下绳子，从城上溜索而下，史称“缒城”，逃往益州北近百里的汉州（今属四川广汉）去了。
这时城中只有一位巡检使，负责治安的地方官员刘绍荣，猝不及防，挺刃与乱兵格斗。但乱兵越来越多，刘绍荣虽然越战越勇，但终究气力不支，手中刀剑也没有了，就捡起一张弓来，做最后的搏斗。
此际，赵延顺忽然觉得可以拥戴这位益州公安局长来做头目，就停止战斗，向刘绍荣赔上效忠的恭敬，要他来做这次变乱的首领，出任元帅。但刘绍荣从契丹领地投奔大宋而来，是那种认祖归宗，有气节、有忠义心的将军，于是提着长弓大骂道：“我燕人也，比弃彼归朝，肯与汝同逆耶？亟杀我，我宁死义耳！”
我本来是契丹那边的燕京之人，早就抛弃契丹投奔大宋了。我岂肯与你们这班宵小做那等叛逆之事？赶快来杀我吧，我是宁肯死于道义的！
赵延顺等人闻言，受到震慑，一时也不敢就来杀害这位将军。但下一步怎么办？也没有主意。
益州的都监王泽，知道是都虞候王均的部下作乱，马上派人召来王均，对他说：“你的部下在作乱，干吗不快点前去招安、平乱？”
王均闻言匆匆赶到钤辖府厅。
这时，王均看到的是自己部下一伙子人围着刘绍荣，气氛紧张。
赵延顺看到“拥戴”刘绍荣不成，就一手提着符昭寿的首级，一手持剑，转来“拥戴”益州指挥使孙进做统帅。孙进不答应。乱兵哪里肯听！没有主人，他们就是无头苍蝇；好容易找到主人，岂肯轻易放弃？看到王均来到，当即就有机灵点的悍卒迅速杀掉了孙进。
赵延顺满脸困惑——大祸已经闯下，但他已经不知道怎么收场了。一回首，忽然看到自己的上级都虞候王均，就像找到救星一般，马上指挥乱兵“拥戴”王均为主——这时王均克扣军粮之类的恶行，也被抛之脑后了。
王均目睹这个乱局，应该有惊愕的瞬间。
但在现场，他知道已经没有退路，不同意，孙进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彷徨之际，乱兵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
刘绍荣当众自缢而死。
知州李士衡剑门迎敌
王均的麾下有一个亲兵小校名叫张锴，是原来北汉时的太原老兵，就像各类小共同体内总有一个貌似“老谋深算”的人物一样，这位老兵张锴，就有一种惯走江湖、经多见广的老成模样。很可能就是这个张锴，怂恿了王均。王均惊疑之间，忽然意识到：也许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河北前线，皇上正在调动禁军与契丹打仗，益州远离河北几千里，皇上眼下应该无暇西顾。于是，他那卑陬的命运格局开始有了自命不凡的演绎，在生命的紧急关头，王均陡起了博取一世富贵的雄心。于是，他拿出都虞候的派头，做出“指挥若定”的模样，慷慨应允，出任乱兵统帅。
赵延顺等叛乱者这才舒一口气出来，以为大事已定。
王均就任命张锴为“谋主”，一时间，仿佛刘玄德得到隆中诸葛孔明，王均似乎有了踏实感。乱卒也应该有了不仅寻得领袖，还寻得军师的欣慰，有了“可以做一番大事”的预期。
于是，史上有了“大蜀国”，还有个年号，叫“化顺”。
王均在张锴的“辅佐”下，在益州府署模仿大宋朝廷建制，也置百官、设乘舆，俨然一番“建国”模样。
随后，以益州为根据地，王均开始了仿佛刘邦斩蛇起义、李渊起兵反隋，攻城略地的“帝王生涯”。
他知道益州知州牛冕等人逃往汉州，就决计攻打汉州。
此举可以看出王均与刘旴不同，刘旴是胡打乱撞，王均则因为出身都虞候的“素养”，似有一点“战略”眼光。叛乱初起，乘乱追击原来的知州，这是向外界传递一个“势不两立”的决断信心，同时，汉州又是通往绵州，并由绵州通往剑门的成都北大门；而剑门，则是中原入川的陆路咽喉。王均此举做出北取剑门之态势。他似乎也明白，一旦占据剑门，朝廷正规军再来“剿匪”就有了难度。他似乎也知道：牛冕已成惊弓之鸟，汉州似不难攻克。
史称王均所部皆“银枪绣衣”，装备豪华。这类设计对骤然而起的乌合之众颇有一点激励之功。果然，王均北上奔袭百余里，几乎没有费太大力气，汉州城被攻陷。牛冕似也机灵，他判断王均的目标可能在北部之绵州、剑门，于是拐弯，折向东部，再次逃跑百余里，到了梓州，避开叛军锋芒，暂时获得喘息。
王均则弃牛冕于不顾，为了实现第一步“战略”计划，继续北上，攻打绵州。
但是绵州城防牢固，急切间不能攻下。眼瞅着十来天过去了，于是，很有可能在张锴的怂恿下，王均连绵州也放弃，直趋剑门。
这是一步“蛙跳”险棋，等于在自家身后留下一个敌方据点，如果剑门与绵州声气相通，南北夹击，王均所部就没有了多大前途。
事后推演王均或张锴此举，必为恐惧所驱使。他们害怕大宋禁军入川，必要扼守中原通往川蜀的第一要塞剑门，再做打算。此外，他们也思量，在益州留下了守军，有黄雀在后之效应，似也可以震慑绵州，令宋师不敢妄动——绵州宋军若北上，则益州叛军也北上；如此，益州随时可以打援，绵州就只能固守。亡命之徒血拼之际，往往冒险。从纯军事角度分析，王均这一计划不算高明，但也没有更高明的办法了——他本来就没有前途。大宋立国已经四十多年，人心思定，昔日藩镇割据，已是昨日黄花。他悖逆政治文明，格局初露就呈现疲态，张锴救不了他，即使孔明在世，也救不了他。刘旴叛乱前后只有十天，王均长一些，前后也不过10个月。
剑门，一代雄关，在嘉陵江西岸、剑州北境几十里。
剑州知州李士衡闻听王均正在攻略绵州时，就忖量了形势——他知道剑州在剑门之南，城小难守，当即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这个决定有三个连环措施——
第一个措施：全州点检官方仓库钱帛，悉数运往剑门。
第二个措施：焚烧粮库，坚壁清野，不给叛军留下一粒粮草。
第三个措施：发出榜文，招集叛乱以来流亡的士卒。
三个措施很快就见出成效。
宋代将士精锐都在京师，地方只有很少武装力量。但是等王均到了剑门关下，李士衡已经召集了数千流亡士兵，加上原来的守军，组织起来，很有了阵容。李士衡与剑门都监裴臻并不畏惧王均，甚至都没有做出守卫关口的准备——他们不守卫，他们出击，史称“逆击之”，迎着王均的乱军出击。这时还在正月，巴蜀连降雨雪，天甚寒，而王均一路来奔，满以为到了剑州可以补充粮草，没有想到遇到了一座空城。叛军人马全城搜索，只能随便吃些李士衡遗弃的“败糟”，腐烂糟渣之类，粮库中一片焦煳，偶见的一点陈粮也杂满烟尘。腹中无食，人困马饥，叛军与李士衡一战，不敌，被斩首数千级。
到了夜半，各自扎营后，乱军已经疲惫不堪，王均想想第二日必无力再战，于是乘着月初的朦胧夜色，往回逃跑，史称“宵遁”。
“能吏”的多重人格
李士衡的剑门保卫战，规模不大，却展现了他的统御才能。
此人算是大宋的一位“能吏”。
他对经济管理也有办法。
他后来做到河北转运使时，发现了地方上的一个弊政。当时规定，河北一路每年要调运军用布帛七十万匹，民间往往要预购丝麻用来织造布帛，穷人家一时没有钱帛的，往往要到豪民大户去借贷。但富豪们要收取成倍的利息。到了应该收缴布帛的时间，要穷人家先将利息兑现。这样一来，织帛的利润就少得可怜。为此，李士衡向朝廷提议：由官方预先给织户垫支丝麻钱，这样可以做到及时输送军用布帛，民间也获利，而官方也足用。
真宗表彰并采纳了他这个意见，还将“河北模式”推广到全国各路执行。
这个法子，事实上开了神宗朝王安石的“青苗法”先河，但比“青苗法”要厚道得多。“青苗法”由官方垫支青苗钱，但到了税收期，要加20%的利息，而且地方执行起来，往往要强制，即无论你有钱没钱，想贷不想贷，都要从官方预贷青苗钱，地方官员就为了收取那20%的利息指标。李士衡的垫支意见，没有提及利息多少，但从史称“民获利”推想，即使有利息，也应该是织户可以接受的范围。此事是李士衡推出的一项有利于民生的仁政措施，值得嘉许。
李士衡有一趣闻，夹带在这里说说。
当时大宋与高丽有来往。宋朝与契丹的东部，那时以天津的海河为界；大宋往高丽派遣使者，不能走陆路，只能走海路，要从山东或江苏出发，走黄海。李士衡时任馆职，是文官，真宗任命他为大使，另外为他配一个武职为副使。返回时，高丽赠给两人不少礼物，但李士衡并没有做出受宠若惊的样子，似乎不怎么在意那些丝绸绢帛之类，只把它交给武官副使去处理。航船船底比较潮湿，副使似有鄙吝之心，担心自己那一部分获赠礼品受潮，就将李士衡的那部分布匹放在船舱下面，用来隔潮，自己的布匹都放在上面。没想到船行至大海，遇到风浪，船重而小，摇摆中，险象频生，大有倾覆的苗头。船工就要求把装载的东西扔到海里，轻载而行，否则一船人谁也活不成。副使也吓蒙了，就指挥部下赶紧扔东西。扔了一半，风浪停息，然后一检点，副使的东西全扔了，而李士衡的东西在仓底，毫无损失。
这故实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
但史上也记载，李士衡曾经分管西京洛阳政务财务，虽然才智过人，但“素贪”，一向很贪婪，善于敛财，家资“至累巨万”。李士衡更在长安城里建造府邸，豪华程度仿佛宫府，这也被士林讥评。士大夫过于富有，是一种“惭德”，因为有可能巨额财产来路不明。
李士衡还在巴蜀出任转运使时，动过“小人”手脚。彼时，有一贤明的官员叫刘随，做永康军（今属四川都江堰市）判官时，有政绩。永康军下属县城的县令贪赃枉法，被刘随逮捕入狱。李士衡与县令有交情，就来向刘随求情，被拒绝。李士衡大怒，就以转运使的身份奏告朝廷，罗织了刘随一堆为政“苛刻”的证据，说他“不堪为政”，不适合从政。结果刘随被朝廷罢免。
进入严肃的历史文本，会发现，那种戏剧编排或坊间流传的“好人万好，恶人万恶”的人格清一色模式，几乎不存在。史上往往看似矛盾的叙述，其实往往讲述的正是真实人物的复杂性。
李士衡就是一个复杂的存在。
他的贪婪是真实的，对高丽赠品做出不介意的样子也是真实的。像俄军统帅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一样，李士衡火烧剑州，不惜毁掉粮库多年积攒，给叛军留下一座空城，这决心也是真实的；他家资“巨万”，营造豪宅，那一种贪鄙也是真实的。而他对河北一路征调军用布帛，珍惜民力，为民请命，那一种爱民之心，也是真实的。
不存在“单向度”的人物。贤者与小人也不例外——贤者可能在自我砥砺，也即自我养成之际，趋近道义，但备不住一个跟头把持不住，做了一次小人；小人则在自暴自弃自我沦丧之际，远离道义，但备不住一个瞬间良知呈现，做了一次贤者。在我讲述的故实中，读者会看到更多这类“复合性格”的真实人物。他们不是小说戏剧的“人物创造”，而是史上曾经存在的鲜活生命。
人类生命格局万年以来呈现的多样性，是可以经验到的真相。意识到这一真相后，个体开始进入选择：我，想成为哪种人？存在主义对此赋予了哲学解释，而经典哲学的“自由意志”说，则更早为个性化选择（生命方向）提供了丰富的思考。人无不在自由中，故放弃选择也是选择。你无法不进入选择。而选择的犹疑则成为“布里丹的驴子”——这是由经院哲学家布里丹讲述，而后流布于欧洲的一个熟典。说驴子在两束青草或青草与池水之间无法选择，而它的饥渴同样强烈，最终饥渴而死——故，人类生命格局的多样性，玩笑或正经说，很可能是神在巴别塔之后，为人类安排的一场趣味悖论。神，偶尔也会调皮。他知道人面对悖论时的捉急。也许只有犹太人窥视到了神的意图，所以他们留下一条著名的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没办法，人类在宇宙中的处境，是亘古无解的超级母题。
事实上，即使“我想成为哪种人”，也是不可能的。阅读历史文本，就会发现昔日的生命，正在一个个走来，而他们的格局，一个个全然不同。类型化存在，不过是一种修辞性意见，世上绝不存在两个完全相似的人。近代以来，过分注重人类生命格局类型化的修辞性描述，是违背“多样性”观察经验的。李士衡的“样本”证明：即使是一个独立个体，他的生命格局，也会呈现为复杂性。试图用一种模型将人类的某种结构统一起来，是无意义的，也是枉然的。
汉语需要纯洁化，包括百年激进思潮影响下的种种话语模型，以及此类“类型化”书写，都是应该摒弃的模式。我的书写、讲述，我的文化自觉，如果有一个“标签”的话，我愿意将它概言为“汉语纯洁化个人运动”。因此，在我的书中，极力避免对人物生命格局作类型化处理。
禁军入川“逆击”叛军
且说王均。
他起事之后，川蜀民众被叛军裹胁，不得已成为朝廷的对头，但也有清醒的民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反对王均，保卫家园。这类民众组织还为子弟兵起了个名字：“清坛众”。在“清坛众”的抵御下，王均迅速扩大根据地的“战略意图”被迟滞。
这时候，朝廷的供奉官，早年派到川中的知蜀州杨怀忠，正在调集乡兵，准备进讨王均。
乡兵是地方军，很少经过训练，没有多少战斗力。杨怀忠又汇集川中十一路巡检兵，也即治安队伍，开始向益州进发。
蜀州在益州之西不足百里，杨怀忠在此地讨伐被叛军占据的益州，对王均是一个有力打击，所谓“变生肘腋”，在他盘踞的胳肢窝下出现了反对力量，是王均没有想到的。
但杨怀忠手下没兵，所以一面集合乡兵，一面召集巡检兵，当他听说有“清坛众”时，又专门派人与之联络，从中挑选了七十余人，临时封官，名为“巡检将”。但封官要有朝廷任命，于是又派出蜀州的判官经由驿站，飞马向朝廷汇报请示。
王均在攻打剑门期间，杨怀忠率众来到了益州。
这时，益州的叛军首领名鲁麻胡。他被王均任命为益州的“招安巡检”，相当于成都市代理公安局长。
杨怀忠焚烧了益州北门，到了一个叫三井桥的地方，与“大蜀国”的“招安巡检”鲁麻胡有了正式的对阵。两军从上午一直战斗到下午，杨怀忠临时凑合起来的杂牌军，有些人是过去王小波、李顺之乱时的旧党，这些人进入成都外城后，大多开始抢劫民间私财，杨怀忠节制不住，于是与鲁麻胡的胶着中，渐渐出现颓势，不得已率众退出战场，在益州城南附近一座小城江源屯扎。
王均与李士衡对阵失利，跑回成都，与鲁麻胡合兵一处。
契丹此时已经进入河北。真宗赵恒从河北前线大名（今属邯郸）指挥宋师与契丹对峙，局势稍定后，回到京师汴梁，听说了川蜀之乱。
中央禁军迅速组织起来，入川讨伐，首领是工部侍郎雷有终。
他被任命为泸州观察使，代替牛冕知益州，并兼任“提举川峡两路军马招安巡检捉贼转运公事”。“提举”是宋代常见临时职官名称，意思就是“掌管”“管理”。雷有终任此职，负责川路、峡路两路军马的军事和后勤，“捉贼”是此行之目标。
与他同时入川的还有朝官李惠、石普、李守伦等人，并步兵、骑兵总八千人。
杨怀忠在雷有终入川之前，向附近州郡发出檄文，调集了七个州的军士和民工，从江源北向仰攻成都。
王均则派出了赵延顺率领叛军袭击杨怀忠的后方邛州。
杨怀忠没有攻下成都，闻听后方来敌，即挥师南向迎敌。
赵延顺开始退却。
杨怀忠立功心切，似有意在雷有终大军到来之前解决川蜀叛乱，于是，再次攻入成都外城。他甚至一度拿下城南军资库，贴了封条，派人驻守。
但“银枪绣衣”的叛军似有“与益州共存亡”的悲壮，他们在王均的调度下，编排为几个战斗队列，然后打开内城城门，冲出来与杨怀忠死磕。
两军一直战斗到黄昏，杨怀忠不敌，开始向南撤退。
为了唤起士气，他学当年韩信的做法，在江北列阵，大有背水一战之决心。
此地有一竹木绳索建起的笮桥。杨怀忠担心南面邛州、蜀州方向赵延顺来攻，那样就与益州王均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局面未免凶险，于是，又分出兵力过笮桥，在江南扎寨。但邛州、蜀州目前还在官军手上，而且还在按部就班地征集附近州郡的援军，赵延顺不过活跃在城外。这是杨怀忠之所以在南北方向都有敌军的战场形势下，敢于分兵列阵原因所在。
王均或张锴也明了眼下的形势。成都到邛州，自北往南，迤逦近二百里的战场上，官军目前还不算雄壮，但在更北的剑州还有李士衡。如果李士衡与杨怀忠连成一气，扑灭邛州城下的赵延顺，益州就成为围棋中“待剔”的死子。而已经走在路上的雷有终大部队一旦入川，判军没有了“根据地”也就没有了胜算。所以，这二百里“根据地”所在必争。叛军使出吃奶的力气，集合了三队人马，试图一举消灭杨怀忠。其中一队绕到杨怀忠营寨后面，焚烧了江源的神祠，断绝了邛州、蜀州可能来增援杨怀忠的官军之路。
杨怀忠已经召集了更多乡兵，士气略振，于是，也分出三队兵马，分头抵御叛军。一战，斩首五百余级，叛军气馁，一时失去战斗力，被官军驱赶坠入江水很多人。官军有了战利品，收缴兵甲箭弩甚众。杨怀忠乘胜追击，一直到成都南门外五里方才停住，并就在此地扎营，等于堵住了成都南大门。
这时，曾经被王均攻克的汉州，又在官军的急攻下被收复。成都又失去了北大门。而汉州、绵州的守军已经与雷有终的前锋会合一处，从东北方向浩浩荡荡地开来，距离成都已经不足百里。
王均知道决战时刻即将来临，就在王师要来攻取的东门加固工事。
雷有终在成都城北十里的升仙桥扎住营寨。杨怀忠在城南。如此，成都，已经处于官军南北夹攻之中。
但王均并不畏惧，他在千难万难之际，还在试图争取战斗主动。
这时已经是初夏季节。
王均派出了一支精悍部队，组织了“升仙桥战役”。叛军张着绫罗伞盖，将士们则操练银枪、穿着锦绣战服，气势汹汹、咋咋呼呼地来袭击雷有终一部。王均试图在官军展开行动之前，消灭官军。这一“战略”不能说不当，可惜天命不在他这一边，从起事那一天开始，他就气数已尽。
此时官军聚集于升仙桥偏东，雷有终闻讯后，亲率大军迎头攻击，一战，击破叛军，斩首千余人，史称王均“单骑还城”。
雷有终很高兴，自以为此役有泼天之功，就派出使节将夺得的伞盖、银枪等送到汴梁入奏。雷有终认为已经胜利在望。
真宗皇帝看到这些东西后，将它们展示给左右，并对他们说：“此鼠窃耳，虽婴城自守，计日可擒矣。”这些叛军不过是老鼠般的窃贼，虽然现在固守城池，但很快就会被擒住了，不足为虑。
耍弄银枪的武装力量也会有前途吗？戍守益州的官员是不是也太无能了！随后，朝廷做出了惩罚决定：原右谏议大夫、知益州牛冕被削籍，流放海南儋州；原西川转运使、祠部郎中、直集贤院张适被削籍，贬为连州参军。
当初，名相张咏从蜀州回朝，听说代替他的是牛冕，就感叹道：“冕非抚众才，其能绥辑乎？”牛冕不是管理民众的大才，他哪儿能安定一方呢？至此，张咏所言应验，牛冕果然被他说中。
雷有终轻敌遭伏击
升仙桥战役后，雷有终极度轻视王均。他以为这些群氓很容易扫荡一清，于是，“大意失荆州”的故实就需要重演。他没有料到王均、张锴会不屈不挠，不因袭击失利而丧失斗志和智慧。所以随后的一次战斗，成为王均生命中的一道华彩，而雷有终则遭遇了耻辱。
王均从升仙桥退还益州城后，当即组织“银枪绣衣”部队打开西城门，做出逃跑的态势。雷有终获悉情报，认为王均此举符合升仙桥一役的逻辑延伸——叛军与我雷有终一战，领教了官军神威，不敢再战，故放弃守城准备遁走。他认为官军一旦进城，叛军很快就会作鸟兽散。
于是，雷有终与原益州招安使，新任命的东川都钤辖上官正，以及川峡两路捉贼招安使石普、李惠，峡路都钤辖李继昌等人率兵径直入城。
李继昌从城北向城西运动，到达西门时，有了疑心，他认为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这事顺利得让人恐怖。于是，他试图制止雷有终，认为益州城大而街巷复杂，叛军可能有伏兵，不可轻进。雷有终不听，但李继昌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他已经进入西门了，还是带着麾下独自撤出城外。
官军陆续地进入益州，没有看到多少叛军，但看到了市肆布帛、民间财货。那一瞬间，贪婪之心，陡然而起。雄赳赳的官军当即转化为匪军，史称“部伍不肃”，部队已经没有了军纪，散开在城内开始了强盗勾当——劫掠。
官军进入一部后，“银枪绣衣”部队开始出现。他们悄悄地从街巷内、拐角处，将笨重家具、床榻桌椅之类摆上路口，封闭城门，官军无法前行，又无法退出，本来就没有队列的部队，开始了惊惶。叛军则在熟悉的街肆胡同开始了有效狙击。官军失去了组织，几千散兵，在遭遇战中，一个个成为叛军的战术打击目标。王均、张锴组织起一次次的精准打击，李惠将军也在巷战中被杀。雷有终等人见大事不妙，从原路返回是不可能了，在扈从的死命捍卫中，寻得一处偏僻地方，勉强登上城堞，拽着绳子坠下，保全了性命。
此时，城中还在屠杀。已成瓮中之鳖的官军还在与叛军殊死格斗。
李继昌率领麾下在西城外屯扎，军士们听到城中兵器撞击的声音，知道敌势不小，担心王均等人出城发生不测的战事，纷纷劝导李继昌赶紧逃跑。李继昌刚刚违背军令，没有进城，现在主帅遇到麻烦，他感到自己也有责任，于是不听。麾下甚至有人开始哭泣，劝告，要他赶紧撤退，脱离危险。李继昌说：“我在讨伐军中，官职最低，现在，要听主帅的安排。”
雷有终出城后，也派人找到李继昌，命令他屯扎在雁桥门，雷有终则率军退保汉州。
官军抢劫，叛军也抢劫。益州市民大多逃往附近村落，但叛军派出骑兵四处追杀流民，更有人将流民抓回城内，肢解示众；还将逃跑的一家一族全部杀死，试图以此“立威”。叛军用这种恐怖手段，震慑益州士众，而后开始征兵。
他们在士民、僧道中挑选身体结实点的，强迫入伍。每人都要在手背上刺字，然后又剃去头发，在脸上刺字，这样易于辨识。新兵入伍后，就被驱赶上城楼，与老兵混合在一起，守卫益州。
雷有终知道后，开始严格管理麾下，并发榜文秘密传入城中，招集被王均胁迫的士众。这样，城外总算安定，没有了过去官匪行为。而城中被胁迫者三三两两地开始逃亡，进入官军营中。官军就在逃来者的衣服上写字，表示他们虽然被叛军刺了字、剃了头，但已经回归朝廷，不属于贼军。而那些来不及回归者闻讯后，则有了担心。他们知道，将来算账，他们是要按“叛贼”处理的。于是，更多人开始逃亡，每天都有几百人千难万险地从城中跑出来。真宗皇上也配合前线政治攻势，下了赦免令：天下死罪的囚犯都降一等罪，流放罪以下的罪过则全部赦免；而益州的乱军，除了王均及其同谋不赦之外，其他被胁迫的军民如能归顺朝廷，立即释放，不问罪。
叛军闻言，有了动摇，但王均则开始了更绝望的挣扎。他甚至开始绝地反击，准备再一次出城袭击朝廷大军，试图南遁。
杨怀忠则在城南加强工事，布设大块石头、带刺的篱笆。这些精心构筑的工事发挥了作用，王均的袭击遭遇了阻遏，未能得逞，南遁不成。
益州城破叛军南逃
朝廷大军此时从清远江架桥而来，屯驻城下，在城北夺得了一片草场。雷有终已经不敢轻敌，就在草场地修筑土山，一面用以屯扎军士，一面准备近距离居高攻城。
护城河成为益州与土山的分界。官军在土山下的护城河边构筑了鹿角，做出久居大营的模样，一面又开始修造云梯、冲洞车等攻城器具。
城北攻势由石普主持，其他东、西、南三面也安排了主攻总指挥。
叛军困兽犹斗，最坚定的首领人物中有当初率先叛乱的赵延顺。史称他“尽驱凶党以拒官军”。战斗激烈。但赵延顺被不知从何而来的流矢射杀。王均又任命“大蜀国”的“神卫军使”丁万重替代赵延顺，但很快又被官军射杀。
此时已进入秋季，川蜀淫雨不断。官军攻城时，往往因为雨水太滑不能攀城。官军又组织民兵用“洞屋”攻城。所谓“洞屋”，乃是一种带轮子的房屋。护城河的一段被草木土石填平后，“洞屋”被推到城墙根下，民工在“洞屋”保护下挖掘城墙，穿洞。但王均又指挥乱军挖地道出城，掩杀“洞屋”民工。上千民工被驱赶到没有填平的护城河淹死。
官军有了挫折。
乱军为了鼓舞士气，开始在城内大宴，敲鼓吹角，庆贺胜利。一时间，喧杂之声透出城外。
这个湿漉漉的季节，很多官军开始感染疾病，雷有终到其他州郡购置药品，亲自调制，为军士治疗。
不久，朝廷又派出了名将秦翰来到益州。秦翰的身份是两川捉贼招安使。他在益州考察形势后，向雷有终提出了一个建议：在城北再筑造一座土山攻城。雷有终同意。
土山建在城北鱼桥。建成后，当月即攻进了外城。于是在外城又设计了高大的敌棚。所谓敌棚，也称敌楼、敌台，乃是一种攻守防御设施，土木金石各种材料都可构筑搭建。秦翰的敌棚呈“雁翅势”，高处左右张开，覆盖“洞屋”进逼内城。
王均见状，也有样学样，在城墙上端建造敌棚，隔河与官军敌棚近距离相对，互相射杀。王均似乎还有幽默感，为这种敌棚对峙起了个诗意的名字，称“喜相逢楼”。
秦翰大怒，亲督各军猛攻。
王均制作了很多毒药浸泡的“药矢”，史称“中者必死”。秦翰在督阵中，也曾被流矢射中，但却奇迹般地未被毒杀，反而组织火箭部队，焚毁了“喜相逢楼”的敌棚。
官军攻克了益州北部的羊马城，这是益州城防的重要阵地，相当于一片外城，敌棚一毁，此地一失，叛军从日前巷战中获取的一点自信转为恐惧。但越是恐惧，越是顽固。
王均指挥叛军加固内城，做出了最后之战的悲情决定。
雷有终招募敢死士，在敌棚的掩护下继续使用“洞屋”，挖掘内城。工兵和敢死士顶着毡子，手持火炬，穿透叛军城墙，焚烧了王均苦心经营的大部分守城器械。随后，四面攻城总攻时刻开始。
除了敌棚射箭、抛石机甩掷巨石、云梯攀城之外，官军始终没有放弃“洞屋”，继续挖城。大将石普还指挥麾下偷偷地制造了一个隐秘的暗门，准备从此攻入。叛军发现后，长槊、大戟锋刃外置，塞满洞口。偷袭者见状，不敢前行。但此际出现了两个无畏勇士，请求从这个暗门突入。石普知道凶险，当下允诺给予丰厚的赏赐。两位勇士于是呐喊着挥动长戈，突破叛军的封锁，直接冲出洞口，进入城中，史称“贼锋稍靡”，叛军的锋芒稍稍有了退却。就在这“稍靡”的短暂过程中，宋师赢得了时间，一队队后续者涌进城来。
攻取内城时，秦翰督阵，史称“五战五捷”，连续攻城五次，五次都获取了阶段性胜利。他身中流矢时，伤势很重，但仍不退却。
到了旧历十月一日，这是中秋凉爽的一天，凌晨，宋师大部队攻入并占据了益州内城。雷有终还记得不久前的那次巷战，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余悸中，他担心城内还有伏兵，就派人在城中一路纵火，将可能的伏兵，连同民居、官廨，一炬炬化为焦土。随后与秦翰一起登上城楼，居高指挥朝廷大军，搜索并肃清残敌。火光中，雷有终在高处发现益州城内天长观前，还有叛军的营寨，文翁坊附近还有隐秘的炮架，向着宋师的方向抛掷巨石。
随军转运使马亮指挥将士，带着秸秆、火油，勇士们手执长戟、巨斧，燃烧起火炬，将炮架焚毁。杨怀忠则焚烧了天长观前的敌营，一直追击敌众到大安门，前后杀敌三千余人。
这天的二更时分，王均率领残部二万余人，付出重大代价后，拼死突破城南杨怀忠原来布设的防线，向益州南部逃去。
但是究竟要逃到什么地方去？
这位曾经的大宋都虞候、当下的“大蜀国”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以及他的“智囊”，昔日的太原老兵、自称通晓阴阳的“大蜀国”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宰相张锴，除了“向南逃”，各自都没有了“战略”意见。“大蜀国”全体精英，方寸已乱，没有了主意。
雷有终此际还是担心城内有伏兵，继续纵火。益州城内到处都是火焰。
天亮时，雷有终与秦翰都在城楼上。这时士兵们抓来一位“大蜀国”的三司使，也即主管财政的大臣。雷有终在城楼下积起一垛硕大的柴薪，点起火来，让这位大臣站在城堞门楼前。
城楼上，能感觉到熏炙而上的烟火。
雷有终命令，将俘获的男子，从中挑选出魁梧些的、看上去带着官相的，一个个捆绑着被拉上城堞，推到门楼处，让这位三司使辨认：是不是“大蜀国”官员。这位“大蜀国”三司使，几乎认识所有“大蜀国”的朝中官员。他也似乎很尽职，尽可能一个个认真辨认。凡是被他指认出来的，当即被雷有终左右从门楼上“摔投火中”，捆绑着的“大蜀国”官员们，从高高的城楼抛掷下来，直接摔入火中。一个整天，就这样被“摔投”了数百人。
时人认为这类官员大多被王均裹挟，虽然在伪署任职，但并非自愿，如果有机会，他们应能倒戈，重归朝廷。“摔投火中”，未免过于惨忍。且那位三司使难免有公报私仇的冤指，故此举史称“冤酷”。雷有终曾在太宗时入蜀讨伐李顺，机敏善断，立有大功；这次继续入蜀，讨伐王均，虽有一次闪失，但最后还是讨平了叛乱，也算立有大功；但如此处理“大蜀国”官员，刑戮手段灭绝人性，应属于历史罪恶。
雷有终晚年曾经读史，某日，忽然感慨万千，扔掉手中的书，痛哭流涕道：“功名啊，不过是贪夫的钓饵啊！将军横戈开边，拔剑讨叛，死、生、食、息，全都顾不上，等到人一死，不过一口棺材藏身，从此万事都已经终了！悲伤啊！”
他的这类伤情，已经有了哲学的性质。我猜想他应该能够想起被他“摔投火中”的数百人。那些被捆绑住，惊恐、绝望而又痛苦的脸孔，一个个从他眼前被几个士卒提起、掷出的影像，他不应该忘记。
平息叛乱王均自缢
王均的最后时刻没有尊严。
他从益州突围后，一路上胁迫军民做一件事：断路断桥。凡有道路，必在狭径之处用树木土石塞住；凡有桥梁，必在叛军过后拆毁。随后，所有经过的州郡，一律将粮仓库房焚毁。他试图用这种手段迟滞朝廷大军的追击。
益州略定，秦翰即带着箭伤开始追击王均。
另一路杨怀忠部也在追击中，他奉雷有终命令，带上本部和朝廷大军中的虎翼军一路南下。雷有终还派出了石普一部，在杨怀忠之后两天，继续追击。
朝廷大军呈现为梯级阵势，务求殄灭所有叛乱分子。
秦翰前锋追及王均后队，这部分多属于“大蜀国”后勤补给人员。秦翰一战，斩首千余人，俘获七千人，缴获战马数千匹。
王均闻讯逃往陵州（今属四川仁寿县），但还没有得到几天喘息，秦翰的大部队也到了。王均继续南窜，直到距离益州约五百里的富顺监（今属四川自贡市），才略略得到一点安顿。
富顺监在沱江下游，此地生产井盐，富甲一方，但在宋时还属于边远地区，有很多“蛮族”居住。朝廷对边远异族实行“怀柔政策”，在富顺监，每年的正月或冬初，都要由地方官动用官银置酒摆宴，犒赏地方归附于大宋的“蛮酋”。王均逃到这里时，正赶上冬初犒赏。小地方没有大兵守卫，王均很轻易进入小城。于是就着这次“犒赏”，吃了一顿饱饭。而后，结扎木筏，准备渡过沱江，直趋“蛮族”之境。此时，杨怀忠的部队到了。
王均似乎有点瞧不上这位大宋朝廷的供奉官、知蜀州杨怀忠。
虽然杨怀忠率先组织地方官军和民兵与叛军战斗，但在多次交手中，双方互有胜负。听说杨怀忠追上来了，为了鼓舞士气，王均故意放出大言，说“很快就可以让杨怀忠投降！”而杨怀忠则很重视这位对手。在距离富顺监六七里的地方，有个杨家市，杨怀忠喜欢这个地名，自己姓杨，在杨家市，仿佛碰了头彩，就整军小憩。王均闻讯，派出叛军的后阵主动邀击杨怀忠部。
杨家市的一侧有一突出的高地，杨怀忠派出精干亲信五人，骑马登山，居高俯瞰敌情，远远地看到王均所部在江边整理木筏。
知道消息后，杨怀忠对左右说：
“纵贼渡江，后悔无及！石侯将至，当以奇兵取之！”
所谓“石侯”就是川峡两路捉贼招安使石普。按照军令，他将于两天后到达。杨怀忠认为叛军一旦渡江进入“蛮族”地界，那时剿匪难度将大大增加。于是，他与王均的后阵不作纠缠，当即从杨家市起行，快速赶到江边列阵进击。
叛军一战即溃，作鸟兽散。有人还仓促地登上小船或木筏，准备渡江。杨怀忠在岸边组织起强弩部队，做远距离射击。宋时强弩射程可达千米以上，很多船只在射击中有了混乱，一些船筏遭遇倾覆。富顺监的外围基本被扫荡一清。而城内还没有来得及布防。宋师开始大张旗鼓，耀武扬威地向城中开进。
王均此时在衙署中与“大蜀国”高官饮酒，党羽中很多人都带着醉意，亲军们号称“天降虎翼”，恰恰遇到杨怀忠指挥的大宋“虎翼军”，很快被歼灭。王均终于意识到：这一票富贵，到头了。走投无路中，上吊自杀。史称王均“穷蹙缢死”。大宋虎翼军的一位校官鲁斌，将王均从吊绳下解下，砍了脑袋，送给杨怀忠。杨怀忠一部还擒获“大蜀国”朝官六十余人，各种僭伪法物、旌旗、甲马之类，俘获甚多。“大蜀国”的余部六千余人，也全部被杨怀忠俘虏。
至此，王均叛乱已定，朝廷大军已经无须前来。杨怀忠于是整军出富顺监北门，迎向后续的宋师诸部。
恰好石普一部刚刚来到富顺监，在北门外看到杨怀忠部有人提着头颅，知道这就是为害地方十个月的王均后，竟夺为己有，献给石普。石普就令人带着王均的脑袋飞奔回成都，悬挂在北门上。这样，石普就有了大功一件。朝廷也给了石普很高的奖赏。
但原益州招安使、东川都钤辖上官正与石普有矛盾，秦翰知道后，担心将帅不和，滋生变故，所以多次为二人调停。杨怀忠被石普抢夺首级之后，并不辩解，尽管战功被埋没。
上官正为此事抱打不平，他开始四处讲述事情真相，到最后，宋真宗也听到了一点风声，就派遣使者到战时现场勘验、调查，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正好赶上杨怀忠在蜀州的任职期满，被他人取代，回到朝廷等待新的任命，宋真宗就将他的朝官供备副使擢升为崇仪使，并领恩州刺史。虽然擢升的还都是“散官”，知州与领刺史也颇相近，但崇仪使、刺史的荣誉性质毕竟远远高于供备副使和知蜀州。
“王均之乱”的背后故实
平蜀战役，论战功，秦翰、杨怀忠最高；论道义，李继昌和马亮最值得表彰。
李继昌在所有的平蜀部队中，军纪最为整肃。
三月时，这支部队曾在益州城外破敌一寨，斩首千级，缴获叛军器仗甚多。攻破益州后，李继昌随大部队入城，史称“严戒部下，无扰民者”。
李继昌还注意收留战时最易受害的民众——妇女儿童。他派出将士，将他们安排在空空如也的寺庙里，等到益州战事已平，又派人将妇女儿童送还各自家中。此举凸显了军人本质和战时规则，是此役最高亮点，即使纳入现代文明战事案例中，也毫不逊色。
这件事也证明我素来的一个观点：同样的制度环境，人，可以不同。大宋仁政制度下，雷有终部队进入益州，王师可以瞬间转为兵匪；但李继昌部队则始终保持仁义之师的风采。显然，此事与“制度”无关。文明管理是一个耦合系统工程，“政治制度”仅为其一，并不“决定性”地起作用；就像“圣贤精神”也为其一，并不“决定性”地起作用一样。起作用的是“众缘和合”。
马亮在朝中为兵部员外郎，平蜀战役中被任命为西川转运使。雷有终在战役结束后，继续追捕、杀戮叛军士兵，很多时刻不能辨别真伪时，就一体正法，往往就会殃及无辜。马亮总是在这样的时刻为之甄别，史称“亮所全活逾千人”，马亮从刀下救活了上千人。更有一队叛军头目八十九人，被戴上刑具，解送京师。这些人多属于被王均、张锴胁迫的民众。知枢密院事周莹打算将这些人物全部诛杀。马亮对他说：“愚民无知，被胁从的人很多，抓住的这些不过百分之一二，更多人还窜伏在巴蜀山林之中。如果不能宽贷他们，那么所有被胁迫的民众听到消息后，就会更加疑惧。如果有人出头，在州郡中再次闹事，那是消灭了这一个王均，又生出另一个王均啊！”周莹将这些话说给真宗听，真宗本来就在“召天地之和气”，于是，更“敛天地之杀气”，全部赦免了这些叛乱者。
平蜀之后，益州城中无粮，因此导致粮价陡涨。马亮做转运使，手中有粮，就将各州郡转运而来的谷米平价出售，益州城内物价很快得到抑制，史称“人类以济”，民众因此得到救济。
李继昌、马亮，在乱局中展现了圣贤风采，是真宗朝初期两个有和气、无戾气的人物，值得为之永久喝彩。
王均并无多少见识，史称“（王）均起农夫，憨懦无谋”，最初是个庄稼汉，应该是个憨厚懦弱、无甚谋略的普通人，但做了都虞候之后，有了贪掠恶习。赵延顺作乱，他“发现”了张锴。张锴则属于“性狡狯”，且“粗习阴阳”的半仙式人物。在这一场“王均之乱”中，张锴比王均更坚定。据说王均起兵后，也曾有过准备接受“招安”的动摇，他曾对人自我表白道：“大军若至，我当先路出迎，自陈被胁之状。”朝廷大军到了益州那一天，我应当首先迎接，向大军陈述之所以起兵“被胁迫”的状况。
张锴这时已经被任命为“大蜀国”宰相，就指使军中自己的亲信子弟，隶属于警卫班子，事实上专门盯着王均，架空王均，不让他与外人有更多来往。
真宗在王均起事之初，曾出于“召天地之和气”的国家管理理念，多次派遣精干臣僚找到王均的家属子侄之辈，来到益州城下设法招降王均。朝廷大军还将真宗的意见写成书面文件，用箭射入城中，开导王均。可惜这些充满和解的交流意见，没有被王均看到——张锴首先得到招降书。他的处理方式是：全部焚毁。不让王均知道朝廷的公义。王均于是始终处于绝望中——他的渴血戾气、亡命徒精神、偶尔迸发的黑色智慧，以及活命意志，无不来源于他的绝望。大宋帝国因此加重了平乱的生命流血代价。
张锴比王均，罪孽更深。
兵变达十个月的“王均之乱”结束，此事发生在大宋真宗咸平三年正月至十月，时当公元1000年。
土匪遭遇神捕
真宗一朝距离结束五代乱世已经三十多年，但“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藩镇造反模式仍然屡屡出现，刘旴之后，是王均；王均之后，是陈进。
在王均与陈进之间，还夹着一个王长寿，模式与藩镇造反模式略有不同。王长寿不打算拥戴什么主帅，他自己做主帅；他似乎没有自立王朝的打算，就想做一个绿林豪杰或江洋大盗。此人乃是大宋王朝名副其实的土匪。
史称王长寿本来是一个“亡命卒”，很可能是一个躲过了朝廷惩戒的逃亡士卒。他有勇力，心眼也多，活跃在京师附近。咸平年间，巴蜀王均事件刚刚平息，契丹有了南侵的动作，黄河两岸，百姓惊扰，王长寿认为时机已到。他也许听说过昔日石敬瑭的故实，勾结契丹是可以要挟中原的；但他不打算勾结契丹，只是借助契丹南侵的外来祸患，趁朝廷分身困难之际，做大做强自家的土匪事业。于是，他聚集了百余人，进入汴梁周边的陈留县，剽劫生涯开始。
陈留官民抓捕王长寿，未能如愿。
朝廷知晓后，当即增加平叛力量，在澶州、濮阳之间加强了防备。
但王长寿随着大宋与契丹对峙的紧张，加快了发展壮大自己力量的动作。他在很短时间内，将一个百余人的剪径队伍扩大到五千余人，而且全部进入胙城抢劫。胙城在今天的河南延津县，距离京师汴梁只有一百里。而这时的真宗皇帝已经离开京师，车驾正行走在通往澶渊的路上，因为已经有消息，契丹已经到达了澶渊之北。澶渊距离汴梁只有二三百里。国家形势已经相当严峻。王长寿祸害大宋、祸害士庶，利用异族入侵，选择了一个绝佳时机。
但他遇到了一个更强悍的神捕许均。
许均是汴梁人，太祖时应募为龙捷卒，曾随大军有过南征北战的经历。跟随大将曹彬收复江南时，率众攻克南唐一座水寨，流矢射穿了他的手掌。征讨河东时，扫荡太原周边小城，他率众第一个登上城楼，身中八处创伤。太宗时，他出屯杭州，参与平定过妖僧绍伦的结党叛乱。讨伐西夏时，大将李继隆擒敌酋，许均率兵看守。他屯扎夏州时，敌兵犯境，一天之内发生十二次战事，击退来犯之敌。真宗朝巴蜀之乱，他隶属于雷有终麾下，曾跟从秦翰追杀叛军，收降敌众数千人。契丹来犯，真宗御驾亲征，到达河阳时，召见了许均。他被任命为“提总诸州巡检捕盗事”，负责京畿诸路治安工作。
随后，围剿王长寿的行动开始了。
过程简单。彪悍多诈的草寇土匪敌不过阅历丰富的大宋老将。
许均的部下得到激励，外患来临之际，必须肃清内乱。
史称许均的部下遇到王长寿这一伙土匪，皆“徒兵裼袒与斗”，步行赤膊与之搏斗。然后许均又施出“方略”，诱擒了王长寿这位试图发国难财的土匪头子，并“斩获恶党皆尽”，一网打尽全部恶匪。
许均为真宗在黄河北岸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免除了后顾之忧。
真宗的战略眼光
“陈进之乱”在“澶渊之盟”后四年。
陈进是宜州（今属广西）一个普通军校。
宜州知州刘永规对待下人相当严厉、酷毒。他似乎不懂得体恤士卒。宜州府廨需要扩建修葺，刘永规为准备建筑材料，就让属下到附近山中伐木。有时砍伐的树木规格不符合要求，他就滥施杖刑。士卒们怕完不成任务，以至于有人带上自己的妻子家人入山伐木，即使遇到风雨天气，刘永规也不放假，劳役不止。
陈进对此早有不满。
真宗景德四年（1007）六月的一天，陈进借着众人发牢骚的机会，怂恿并率领士卒杀掉了刘永规等几个官员，拥戴宜州的通判卢成均为元帅，借着宜州的城池为根据地，开始叛乱生涯。
卢成均在“阴谋拥戴”中，惹不起“权反在下”的陈进，被迫上位，僭号“南平王”。五代乱世的藩镇割据故实，开始重演。
大宋的“省”级行政单位称为“路”。至道三年（997），定天下为十五路，两广及周边地区，设为两路：广南东路，约相当于今日之广东，治所在今广州；广南西路，约相当于今日之广西，治所在今桂林。
宋时，朝廷、诸路都设转运使。皇帝车驾出行，有行在转运使；将军外出征战，有随军转运使。诸路常设转运使，则不仅负责地方财赋、运输，并负有监察地方官吏之责任。诸路转运使甚至可以开府，也即有高居于州郡以上的办公衙署，责、权、利都不轻。
陈进叛乱，因刘永规苛暴而起，事发在广西，故广南西路转运使舒贲知道，此事“失察”，干系重大。
未能防微杜渐，于是亡羊补牢。
他率先行动起来，向本路诸州地方官发出牒文，“招抚”叛军，同时动员几个州郡的乡兵奔赴宜州东部的柳城，讨伐陈进、卢成均。他期待能在朝廷大军到来之前，解决辖区叛乱，以功补过。
一个月后，朝廷得到消息，而舒贲并未解决陈进之乱，真宗于是会同大臣，做出了平叛部署。
东上阁门使、忠州刺史曹利用为广南东路安抚使，供备库使、贺州刺史张煦为广南西路安抚使。如京副使张从古、内殿崇班张继能，分别为安抚副使。同时安排虞部员外郎薛颜“勾当”（负责、管理）广南东、西两路转运使。这就等于在舒贲之上，另设一个总管两广的转运使，明示了朝廷对舒贲的不满。舒贲应该感到了压力。
宋真宗担心“南平王”势力过大，又责成距离两广较近的荆湖南路（治所在今长沙）、荆湖北路（治所在今湖北荆州），先期驻屯中央禁军；并令附近几个州郡的厢兵开赴桂州参加训练演习，备战，史称“阅习行阵”。但这几部讨伐军都不得自行行动，一律等总司令曹利用到达桂州后，“合势攻讨”。
平叛部署后，真宗对大臣王旦说了一番话：
“司天屡上占候，言当有兵。方忧远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此贼果作。廷议择官，且言利用精于方略，悉心王事；煦多历边任，尤熟用兵；从古颇知岭外山川险阨；继能勇敢可任。然朕料此贼不出三策：若保其家属，据城距守，一也；略城中货以趋山林，二也。用此二策，皆不足虑。若选募骁果，立谋主，直趋广州，此贼之上策也。然其知识必不及此，但虑为人诱教耳。”
司天监多次上奏占候的结果，说应当有战事发生。朕正在忧虑远方州郡的地方官管理不当，现在陈进这一伙贼人果然开始闹事。朝廷议论，选择讨伐的官员，说曹利用精于征讨方略，对朝廷很忠心尽力；张煦多次在边疆为官，尤其熟悉用兵；张从古很知道岭外两广地区的地理形势；张继能则很是勇毅，足可任用。此一番战事，朕预料叛军行动不出如下三策：保护他们的家属，就在宜州据城固守，是其一；搜掠城中财货，奔赴山林，是其二。如用这二策，朝廷都不用担忧。如果叛军拣选、招募骁勇、果敢之士，再拥出一位军师，由广西带兵直趋广东，这才是叛军的上策。但估计他们的知识还不足以有此见地，朕只是忧虑他们被人诱使、点拨啊！
真宗这一番话，透露的历史信息相当密集，展开分析可以作一篇大文章。要而言之，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司天监在宋代与历代相似，都有介入当代史，讨论政治得失与吉凶的职责。故宋代司天监在神宗之后，改称太史局。
天文观测的目的是探讨宇宙秩序。在宋代，将宇宙秩序与天下秩序相比附，是汉代“天人感应”哲学的延续。历史来看，这种哲学具有警示的功能。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敬天与攻防战争，对古代国家而言，都是大事（即使对现代国家而言，也非小事）。战争一起，或者“乾纲独断”，皇上一人说了算，或者“朝臣廷议”，由诸臣讨论作出安排。平叛两广战事，真宗朝采用了后者“廷议”的方式。宋真宗做大事，善于集思广益。
宋真宗不仅对大宋官员之德能有知人之明，对叛军首领之德能也有出色判断，当得一个“智”字。
宋真宗在此役中，不担心陈进、不担心卢成均，最为担心的是：叛军出现一位富有战略眼光的“谋主”。传统中国，地方上够得上规模和规格的变乱，一般有四个条件：局部政治环境治理的恶化；
富有“人格魅力”，起而倡导叛乱的领袖出现；辅佐领袖“组织”叛乱队伍、制定战略方向的谋主；足以支持叛乱，离开土地或被裹胁离开土地的流民。
“陈进之乱”中，三个条件都具备了，只差一个像样的“谋主”。宋真宗这个推演，是从大格局中看清了平叛中可能的要害所在。
为此，朝廷依据原有的各地驿站，特意增置一条自京至宜州快速通道：马递铺。马递铺与驿站的区别在于，可以承担民间“邮传”功能，但官方继续使用，相当于官民两用的公路节点、服务区。官方使用邮递，需要马匹，而马匹是战略物资，所以一些失去战斗力的马匹，往往都被拨到马递铺使用。当时公路之间，二十里或三十里即有“歇马亭”，六十里左右即有“馆”；水行则有“水驿”。但官方通邮，需要带有公文通行证，史称“驿券”，俗称“走马头子”，一般军事邮件要由枢密院签发。另有“急脚马递铺”，应该备有好一些的马匹。邮传文件多属机密，因此要当官实封，不写题目事件名称，只按照官方文书的序列排出字号和签发日期，用印后，以蜡固定保护，随后将文件装入皮筒或竹筒、纸筒。各个递铺都要签收，签收方式也有不同。一般由铺兵随身携带上铺签收文件，到下铺时批注接收时间。
真宗还派出了内侍周文质为广州驻泊都监，也即广南东路的钦差。周文质行前，真宗对他说：“番禺宝货所聚，民庶久安。万一贼沿流东下，则其患深矣。尔亟往，与本州岛官吏密设备御，缓急寇至，即集近州兵马巡检使臣，控要路以扞之。”
广南一代财赋积累很多，当地人民长久居于安乐之中。万一陈进等叛军沿西江东下，有了财政支持，那两广的祸患可就太大了！你赶紧到广州去，迅速与本州地区官员秘密地预作安排，万一叛军由广西进入广东，你们就召集附近州郡负责治安的兵马巡检，在各个要害地点设防，抵御叛军。
真宗允许周文质“便宜从事”，军情紧急时，可以不必上报，独立解决。
为了确保战役胜利，真宗还安排了潭州（今属长沙）、桂州（今属广西）的驻泊都监。因为宜州用兵，这两个州郡都属于湖、广要地。与此同时，更下诏，要久居广南两路的幕职和诸州、各县的官员，军校及发配、流放的待罪之人，都要接受曹利用等朝廷派出讨伐官员的“延问”，以此获取地方信息，寻求利便之方。如果有人能提供可以采用的意见，要尽快报到朝廷。到当时的两广岭南之地，接近罪犯，听取“利便”，等于给了他们立功的机会，这做法罕见。一方面体现了对罪犯的尊重，一方面也有防范罪犯因缘际会而附逆叛乱的可能。
诏书并告知曹利用和两广官员，将士必须整肃纪律，无得“妄伤平民、焚荡闾舍、蹂践田亩”。所有立功者，由所在地方，以“官物”而不是“民财”赏赐。诸州县官属，如果叛军到达所在地，能够规划战事，不逃逸，战而胜之者，由朝廷厚加酬赏。
天气炎热，南征不易。诏书特意说明：各随军将校，可以每日颁赏肴酒，而且要足够“丰饫”。真宗一朝的将士出征，考虑到恩格尔系数，饮食待遇优厚得可能不次于现代美国大兵。
真宗，此一役，防微杜渐，算无遗策。
战争，抛开天时、地利，具体的技术操作，以及与异族的协作及地缘政治不谈，很大程度上是双方主导者生命格局的竞争。美国南北战争，不仅是北方军统帅尤里西斯·格兰特与南方军统帅罗伯特·李的竞争，也是北方领袖林肯与南方领袖戴维斯的竞争。就像戴维斯遭遇林肯，没有胜算一样，陈进、卢成均之流，遭遇真宗赵恒，也是没有胜算的。
叛军奔袭包围象州
愿意“敛天地之杀气”而“召天地之和气”的真宗，像对待刘旴、王均一样，还是愿意为叛军网开一面。
在曹利用大军到达广西之前，真宗还派出了内侍带着诏书，飞马驰驿赶往宜州，劝降陈进、卢成均，告诉他们如能回归朝廷，当由地方长吏“倍加安抚”；如果违抗朝廷旨意，那时即派遣曹利用大兵征讨“进兵擒戮”。
陈进似乎没有接受，或没有来得及接受这份诏书，于是战事不可避免。
广南西路转运使舒贲向朝廷发来战报、战况说——
当月陈进、卢成均率众来攻取宜州旁的柳城县，有官军韩明、许贵、郝惟和等率领所部千余人抵御，结果韩明、许贵战死，郝惟和勉强逃生。战事结束后，卢成均却使人捧着宜州大印来见舒贲，说是要请求赦免罪行，接受招安。但舒贲认为这是假的，是诈降，根本不相信。更没有想到的是，当晚，叛军再一次来到柳城，最终官军不敌，柳城失陷。官军退保象州（今属广西柳州市），期望朝廷赶紧发兵讨伐。
真宗得报，回复诏书说：
“此诚诈也。能解甲归降，尽赦其罪，仍加转补。”
卢成均求赦罪，固然可能是诈，但他们如果能够卸甲归降，还是要全部赦免他们的叛逆罪，给他们转官、补官的机会。
可以看出，真宗认为卢成均并不一定有诈，即使有诈，也还是要耐心等待，如果日后真的投诚，也还是要网开一面，甚至给他们做官的机会。政治家对叛逆者仁慈到这个地步，古今中外罕见。
随后，真宗在大军等待期间，派遣使者队伍到前线，赐给曹利用等将士衣服，这举动等于后世的战争间隙的慰问。
一个月后，真宗没有等来叛军“归降”的消息，这才下令曹利用会合诸路大军，向宜州出征。
叛军闻讯，开始从宜州向西北方向四十里许的怀远军发起攻击。此时新任知怀远军任吉，已经以朝廷阁门祗候、殿直的身份到任；附近诸州巡检张守荣与任吉互相支持，在险境中组织了有效城防，固守待援。叛军屡攻不下，史称“贼退而复集者累日”，多次退回又多次围集了很多天。显然，叛军希望拿下怀远军，与宜州形成所谓“掎角之势”，相互声援。
几个回合后，张守荣等人在守城中看到了叛军的半斤八两和小九九，认为他们虽然攻克了柳城，但也不是不可战胜的强寇。于是等到叛军再次来到城下时，张守荣带着早有准备的官军，开门迎击。叛军没有防备，没有预料到官军会出城死磕，大败。张守荣缴获了叛军不少器甲。
怀远军附近有一小城天河寨，驻兵很少。叛军城下失利，又转趋天河寨，试图攻取小城，提振军心。但知怀远军任吉闻讯后，整肃部队，亲自率众出击，天河寨内官军也遥相呼应，两下夹击，叛军再次被击败。
两次战役后，叛军开始有人向官军投降。
叛军首领担心军心动摇，人心溃散，于是，做出了一个大胆、沉毅而又智慧的决定：抛弃宜州，趋赴柳州、象州，固守梧州等地，而后，进袭广州。
但在实施这一“战略”部署时，叛军又做出了一个邪僻、愚蠢而又罪恶的决定：史称“沉家属之悼耄者五百人于江”，因为担心成为累赘，叛军在转移时，溺死叛军家属儿童和老人五百人。
“悼耄”，悼，指七岁孩童；耄，指九十岁老人。
随后，叛军来到了柳州，但看到大江横隔，对岸如果狙击，很难渡过。正犹豫间，柳州知州王昱看到叛军的旗帜，吓得不敢固守，竟然弃城逃遁。叛军不费吹灰之力，居然大摇大摆地渡江，玩笑般地得到了这座城池。此前两役的损失，在柳州城里得到了补充。
被拥戴的“南平王”卢成均心里有数：虽然有此一胜，但叛军面对正在强大起来的大宋王朝，必不能成气候！于是，卢成均带着自己家属，夜半逃出柳州城，准备渡过柳江，回到宜州，向官军投降。但他的眷属不少，财富又多，看到舟船太小，犹豫中，没有登船，又返回了柳州城里。
广南西路转运使舒贲将上述战况写成简报，由马递铺急送真宗。
真宗闻听柳州太守王昱，在有柳江天险的有利条件下，居然还是不战而逃，认为这是怯懦行为，更属于“所任非才”，所任命的这位地方官不是管理人才。至于卢成均再次请降，叛军这类动态，可能很容易令官军萌生轻敌情绪。当叛军遇到官军后，一旦奔逃进入山林，实现真宗当初判断陈进、卢成均的第二策，那时也会为平叛带来困难。所以，真宗认为，叛军逃遁，当然需要追逐，但“不可便无节制”。因为毕竟是北军打南军，而北军对南方地形地物并不熟悉，“不测山川险易，地理远近，苟师人劳顿，则事益可虑也”。不熟悉当地山川的险要平易，不知道地方各处的远近，万一大兵行军劳顿，那事情就更要忧虑了。所以，真宗主张：大军远行，要恪守万全之策。现在的万全之策就是：叛军已经走投无路，尽量推演有利形势，让叛军“自溃”。
真宗将这些想法写成手诏，让使者递送给曹利用等人。
一个利好的消息是：几月前真宗派往广州的驻泊都监周文质，正在增筑城垒，缮修器甲，并召集东西海巡检战棹、渔船，在珠江上游扼守峡口，严密防备“南平王”东进。而“南平王”听说周文质有防备后，也放弃了袭取广州的念头。这样，真宗最担心的叛军优势就消弭于无形之中。
叛军的主力这时只有几千人，于是集中几个占据点的兵力，看住后方几个小城，开始攻取象州。
象州在广西中部，境内有柳江、运江、水晶河等可航水路，其中柳江可南下、东向，威胁梧州、广州。陆路也有多条可通往广西各处。此地物产也颇丰富，足以养活几千军马。叛军如果攻克象州，还是能够有机会在喘息中翻盘的。
曹利用和舒贲都决计要保象州。
他们采取了积极防御措施，派出了内侍于德润带领精兵千人，从小路迎击叛军。叛军屡败，已经夺气，与官军略一接触，即退回柳州等附近小城，一段时间不敢再出。
消息报给真宗，真宗对左右说：
“这些叛贼不能离开自己的巢穴，简直就是自我放弃！”
真宗言下之意，认为“南平王”叛乱事，已不足为虑，因为这格局，正是当初判断的叛军行动之下下策。
朝中大臣在分析叛军前途时，看法大致相近，同意真宗意见。
王旦认为：“叛军如果离开据点，没有人心支持，几乎没有一粒粮食可以供给他们。”因此叛军除了待在据点，无处可去。
冯拯认为：“有人猜测，叛军可能有趋向交趾的意图，但那是不可能的——叛军去了也是死路。因为交趾的兵甲远远胜过叛军。现在叛军就在柳州附近，很好，正好可以集中主力打击叛军主力。万一王师到了，他们剽掠其他州郡，不再固守一地，那就麻烦，就要考虑持久打算了。”
王旦认为这一伙子“凶党”肯定不能长久，不可能再去剽掠其他州郡，现在固守几个州郡，不过是在苟延残喘而已。
真宗愿意在叛军的最后时刻，继续给予他们机会，又派出使者去“诏谕”叛军，放下武器，归顺朝廷。
大约过去了一个多月，叛军除了三三两两的投诚者之外，陈进、卢成均等还在恐惧中恪守军团危难时刻的特殊控制力，叛卒一时没有集体溃散的动静。
已经到了深秋九月。真宗得到消息，就对辅臣们说：“宜州贼闻官军至桂州（此处桂州泛指广西），势颇穷蹙。可令曹利用等分兵追捕，以便宜从事。”宜州的叛军听说官军到了广西，已经走投无路。现在可以命令曹利用等分兵追捕，并可以便宜从事。
真宗并为此降下“敕榜”四十张，要曹利用等张贴在叛军出没的要隘、路口，并派人直接送往叛军阵营。
所谓“敕榜”，也即皇帝发出的招安榜文。榜文需要公开，要尽可能地传播开来。榜文内容就是寄希望于最后，要叛军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归顺大宋帝国，不要做割据岭南的梦想，以此争取“免于屠戮”。
“敕榜”最后影响了卢成均，但没有影响陈进。陈进还是担心不可测的后果，因此最后一次出城，奔袭并包围了象州。按陈进“战略”部署，如果攻克象州，就可以与柳州形成“掎角之势”，或可侥幸于一时；如果再能拖到官军疲惫，退师，那时再做打算似乎也还不迟。所以象州，势在必取。
但象州，对官军而言，也势在必保。曹利用闻听叛军围象州后，不久即派出大军前来救援。
很快，官军与叛军在柳州属下的武仙县附近一个小镇相遇了。
“南平王”卢成均投诚
叛军发现官军后，卢成均没有动，陈进独自率领一群装备奇特的队伍来迎击，颇有一点雄赳赳的模样。
曹利用见叛军一个个身穿顺水甲胄，手执巨大盾牌，即令麾下指挥骑兵分左右两路纵击。
骑兵们前锋与叛军远远相遇后，即开始发箭射击，但飞矢却在叛军身边纷纷掉落，箭射不入。那所谓“顺水甲胄”设计巧妙，箭镞射中后，即迅速滑落。官军一时也没有准备强弩，所以远距离武器失效。曹利用前锋见状，即组织起第一轮冲锋，准备近距离格杀。但两军相遇后，长槊、大戟却被叛军的大盾牌挡住，枪戳不进。
前锋回马，向曹利用汇报战况。
曹利用与将士们研究后，当即从军中调拨大砍刀、开山斧，交于军中身强力壮的甲士，组织起一支特殊队伍，与叛军的顺水甲、大盾牌搏斗。很多盾牌被一劈两半，但叛军虽然心慌，却在陈进的有效指挥下，拼命死战，不退。
两军于是在开阔地之间有了进进退退的对峙。
曹利用麾下的一位内侍使史崇贵见两军胶着，厮杀得难解难分，发现近处有一座孤零零凸起的高丘，他灵机一动，就快步登了上去，大声呼喊道：“贼走矣，急杀之！”
叛贼逃跑啦，快快追杀啊！
这一声呼喊堪称瓦解敌心、鼓舞我心的经典。呼喊中，只说“敌人逃跑”，不说“我军来援”，这就给不明真相的敌我推演了一种虚假的真实：敌人正在开始逃跑。如此，敌人恐慌，就要争先逃命；我军振奋，更想追杀立功。于是，宽大正面几公里的战场，在高丘附近，这个局部战场发生了形势变化——听到史崇贵呼喊的敌军，一时心惊，有人就开始逃跑，这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扩大开来，影响到更大范围；而官军局部也发现了敌方的动摇，开始奋力追杀。战场有了形势变化。史称“贼心动，众遂溃”，叛军士气被夺，敌众开始溃败。
曹利用的大军一直将敌人追击到象州城下。
陈进躲进营寨固守，稍事休息后，还有人在寨中登上瞭望塔，俯瞰象州城。官军发现，他们似乎还想继续攻取象州，作垂死一搏。
这时，“南平王”卢成均得到一个机会。
他应该在叛军营寨中，设计出了一块安全地带，避开了陈进。而后，官军看到敌垒一侧打出了白色的降幡，手持“敕榜”的“南平王”卢成均，向官军大营走来，他的身后，跟着卢氏的族人老少。
曹利用接纳了卢成均。随后，趁着敌营混乱，不失时机，就向着卢成均投诚的营垒一侧，展开攻击。此地已经无人守卫。很快，敌营破，擒杀了陈进等“贼帅”六十余人，获得器甲、战马甚众。
叛军作鸟兽散。
官军进入象州，四方发文安抚地方；且分兵追捕余寇；同时派出于德润飞马驰奏朝廷，让真宗宽心。
真宗得报，很高兴，下诏褒奖有功将士，广南西路转运使舒贲虽然有功，但因为没有察觉原来的知宜州刘永规有“虐政”，被御史台弹劾，最后在宜州任上被罢免。卢成均的后来，则史无明文，各种记录，但说“斩陈进”，不说“斩卢成均”。这位被胁迫称王、手持“敕榜”的叛乱者和归降者，应该平安。
我判断卢成均没有被“正法”处理，缘于对真宗“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管理哲学的理解；也缘于真宗对平定“陈进之乱”多次下诏以“招安”为主、进剿为辅的敕令。后来，在大中祥符年间发生的另一场叛乱处理结果，也为我这个推演做了实例证据——
那时，泸州有“蛮夷”作乱，杀害了地方上一位相当于公安局长的巡检，真宗派出一位朝官名叫侍其旭去平叛。侍其旭用漂亮的衣服和绸缎作为诱饵，诱降了“蛮夷”的首领和部下。随后，打算按照叛乱罪诛杀这些人。有人向真宗汇报此事，真宗当即下诏，晓谕侍其旭等：“有来招安者勿杀。如敢抗拒，即进兵讨伐。”
真宗的诚信，有其一贯性。他比太祖、太宗还要仁慈。所以，我宁愿相信：卢成均没有死。
贰
| 打仗！打仗！ |
到了初冬季节，有情报告知：契丹将过去抓俘的宋卒若干人捆绑在木柱上，向他们射箭。宋卒被射死后，身上插满了箭镞。这在契丹名为“射鬼箭”，是出征前的一种仪式。又有消息告知：契丹主耶律隆绪已经到达了幽州，并以他的兄弟耶律隆庆为先锋，率师“南伐”。
这一情报意味着：契丹不宣而战，“五年战争”开始了。
契丹不宣而战
真宗时代，是契丹率先挑起了“五年战争”。
契丹的借口就是收复瀛州（今河北河间市）、莫州（今河北任丘）“故地”。
而真宗在战争发生之前，正在开始谋划和平。
咸平二年（999）的夏天，大宋第一名将曹彬病重，真宗带上了万两白银，到曹府去看望他。
曹彬此时正做着枢密使，是国家国防大臣，当真宗问他“后事”时，曹彬回答说：“臣无事可言。臣子璨、玮，材器皆堪任将帅。”臣没有私事要求。但臣的两个儿子曹璨、曹玮，他们都属于军事人才，可以担任将帅职责。
真宗相信这位大宋的功臣。就问他曹璨、曹玮比较，谁优谁劣？曹彬回答说：“曹璨不如曹玮。”
知子莫如父。以后的战事证明了曹彬判断的正确。
此时，河北雄州前线司令官何承矩已经有情报，说契丹有“谋入边”，谋划侵入边界的动作。真宗就来问曹彬，该如何应对。
曹彬给出了一个战略意见，他说：
“太祖英武定天下，犹委孙全兴经营和好。陛下初登极时，承矩常发书道意，臣料北鄙终复成和好。”
孙全兴，是太祖赵匡胤时代的雄州太守，那时节，他得到了契丹边帅的“主和”信件，向太祖汇报，太祖命他以个人名义答对。后来，契丹派使者“交聘”，主动与大宋和好。何承矩为三朝边帅，到了真宗时代，也多次有书信表明契丹“非战”的意图。曹彬更从昔日“北伐”失利的教训中知道：契丹，是一个不可能消灭的劲敌；而契丹也无法颠覆大宋。如此，战略上的平衡就只有一条路：和好停战。所以，他向真宗表示：“臣预料：北边的这个草原帝国，最终会与我大宋恢复太祖时代的和好。”
曹彬有洞识。对大宋与契丹未来的前瞻性思考具有政治家的现实主义品格，不简单。但真宗更不简单，他回应曹彬，举重若轻，说出了一番闪耀着圣贤精神的政治家意见：此事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然须执纪纲，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也。
这件事朕会为了天下苍生而自我委屈，可以与契丹和好；但必须要恪守衣冠文明之纲领法度，坚持大宋社稷之义理尊严，求得国家长远的根本利益。
《诗经》有名句：“吁谟定命，远猷辰告”，国家的大政方针、长远国策，须按时公告天下。真宗此言，可以当得此义。用魏晋人的话语评论此境，真宗很有“雅人深致”。真宗之“雅”，是圣贤之“雅”，真宗之“深”，是圣贤之深。“执纪纲，存大体”，是对帝国文明、中原本体之政治伦理的深切肯认与自信。一场超级政治游戏，如此博弈，才有了规则性质的竞争——各自规则不同，在力量、智慧与耐心的较量中，互相趋近，守住底线，即为赢家；博弈中，双方皆守住底线，就是互赢。未来的“澶渊之盟”就是最终结果互赢的一场军政大游戏。在这场游戏中，真宗赵恒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底线规则：执纪纲、存大体。
曹彬在农历六月的夏夜病逝。
陕北宁夏方向的西夏开始频繁入侵。
到了七月，秋季来临，契丹有了动作。
大宋开始两面应敌。
西夏在灵武（今属宁夏银川市）附近飘忽来往，宋廷有了“守卫灵武”和“放弃灵武”的争论。
争论中，真宗拿不定主意；但契丹这边正在危及国家安全，于是真宗安排了西夏的攻防任命后，重点还是放在了契丹方向。他任命马步军都虞候傅潜为河北前线镇州（今属河北正定）、定州（今属河北保定）和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东）行营都部署，即关南前线总司令，又派出了一位刺史张昭允为前线都钤辖。钤辖，是行营军中负责屯戌、警捕、营防、守御的武官，略相当于分管行政与安全的副总司令，但也可以带兵攻防。
现在看，派傅潜为前敌总司令，用人不当。
大敌在前，真宗似乎并不忧惧紧张，他还好整以暇，召来学士讲《尚书》，并设置“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当初，太宗赵炅时代，就有“翰林侍读”，但没有给予较高职官，真宗命为“学士”，在宫禁中设“秘阁”，学士们轮番值班，讲读或顾问，每天都给“珍膳”。真宗读书，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召来咨询、访问，有时会到夜半。如此，“学士”就成为一种荣誉性质的职务职称，还有俸禄。读圣贤书的学士们，待遇又超过了太宗时代。
真宗还接受朝官意见，给外任官员“职田”。
职田，是大宋一项特殊的官员俸禄制度。简单说，就是官员在外省任职期间，可以拥有部分私田，离官，私田即归国有，分配给下一任官员。这部分私田，原来属于官方的土地，也有一些是多年无主的荒地。经营这部分土地，收入归自己，国家免赋税。这种职田制度，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地方官的日常生活。但职田有多有少，有丰有薄，所以地方官就有“肥”“瘠”的差异。一般来说，谁都愿意到一个“肥”地去，但官员们似乎大多境界不低，很少挑肥拣瘦（制度也不允许），也很少有人为“职田”优劣而庆幸或牢骚。更有圣贤官员，不取职田收入，或列为官方经费。这类美谈不少。
大宋官员，确较少铜臭味。
到了初冬季节，有情报告知：契丹将过去抓俘的宋卒若干人捆绑在木柱上，向他们射箭。宋卒被射死后，身上插满了箭镞。这在契丹名为“射鬼箭”，是出征前的一种仪式。又有消息告知：契丹主耶律隆绪已经到达了幽州，并以他的兄弟耶律隆庆为先锋，率师“南伐”。
这一情报意味着：契丹不宣而战，“五年战争”开始了。谋划和平的宋真宗，没有阻挡住战争的开始。
杨延朗冰水浇城
第一阶段的战役可以命名为“契丹夺取关南之战”，简称“关南之战”。
大宋朝官王继英认为情况紧急，向真宗提出建议：北巡，即御驾亲征。王继英时任枢密都承旨，这是枢密院的行政官员，负责院内官吏考核之事，也随时侍立皇帝身边，有临机陈奏的权力。
远在山西忻州的太守、文人柳开，也在契丹动作之前，判断敌人将会大举入侵，也飞书朝廷，要求御驾亲征。
真宗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并派人乘驿站车马传旨到关南，安排行宫，准备亲征事宜，并顺便宣慰将士。
此时，宋人得到一个消息：契丹北院枢密使、时任魏王的草原名将耶律斜轸，在南下途中病故。耶律斜轸威名仅次于耶律休哥。此时耶律休哥已经亡故，耶律斜轸素有“草原军神”的声望，他的死，对萧太后和契丹主来说，都是极大损失。此人还是另一位“草原军神”萧挞凛的上级，他一死，萧挞凛的权威更凸显出来。契丹的军威“主心骨”，由耶律休哥转到耶律斜轸，再转到萧挞凛，代不乏人，对大宋，始终是一种威胁和压力。
契丹在萧太后的直接指挥下，大有“不屈不挠”的劲头，无论如何失利，都不管不顾，继续战斗，往互回还，或南或北，纵横在大宋边境州郡。不仅“不屈不挠”，似乎还“愈战愈勇”，不仅“愈战愈勇”，还屡屡做“惊险蛙跳”。第一个回合，契丹就越过了大宋边境要塞遂城（今属河北徐水），“蛙跳”至南部保州（今属河北保定）。
驻守保州的大宋武官似有轻敌倾向。关南总司令傅潜曾安排先锋官田绍斌、石普去戍守保州。石普很想争功，就避开田绍斌，与保州知州杨嗣秘密商定：主动出兵攻击契丹。这么大动静，田绍斌不可能不知道。等二人出师后，至夜半未回，田绍斌就判断：这两人遇到麻烦了。于是，率领本部出城驰援。
果然，石普、杨嗣在一个叫廉良河的地方，已经被契丹包围，军士伤亡不少，余众正在苦斗。田绍斌来到后，宋师势力合为一处，契丹不知底细，听到夜半呐喊之声，瞬间夺气，溃散中，被宋师斩首二千余级，缴获战马五百匹。
“保州之战”后，契丹大军居然又置保州于不顾，拐弯北上至遂城，试图攻克这个边境要塞后，小作休整。
大名鼎鼎的杨延朗，也即杨老令公之子，恰在此地。
他任缘边都巡检使，也即边境治安巡逻部队总司令。
遂城不大，土墙不固，没有预料到契丹忽然来到，城中有了恐慌。杨延朗临阵不慌，迅即组织起城中所有丁壮，上城守卫。
当时正赶上滴水成冰的季节，杨延朗就命人夜半汲取井水，从城里向外墙浇注。等到天亮后，外墙一片晶亮，城下一片冰坨，冰坚城滑，这样的一座水晶城，是无法攻克的。萧太后看到后，也是大吃一惊，以为此事似有神仙助阵，史称“辽师解去”，契丹大军解围而去。《三国演义》谓一隐士献计，帮助曹操在朔风条件下，垒土浇水，层层而起，结为冰土城，抵御西凉马超，很可能就源于杨延朗冰水浇城的故实。
杨延朗还组织了追击，获得契丹遗弃的盔甲器仗不少。
遂城、保州西南约二百里的定州老城也有了警讯——契丹一支正在向此地运动。关南总司令傅潜的总部就设在这里。显然，契丹试图捣毁大宋前线指挥中枢，一旦攻克，继续南下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真宗得到消息，就令朝官南作坊使李继宣领兵三千奔袭、救援。
李继宣的到来，令“关南之战”顿增亮色。
他到达定州南部一条河流时，发现契丹已经将桥梁毁坏，试图以此阻滞宋师援军。但李继宣不是凡人，他当即组织工兵架桥，顺利渡河。此时，契丹已经准备攻城。宋师迅即发起敌后攻击。三千猛士一战克敌，契丹北遁。宋师追杀五十里，直到常山。这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岭，再往北就是契丹辖境。常山下的唐河有两座桥，契丹过河后，临水扎营。但听到李继宣到来后，吓得将两座桥梁焚烧后，“拔寨遁去”，收拾营寨逃跑了。李继宣继续架桥，先头小分队过河后反身接住主力，做出了随时追击作战的姿态。
这时候，李继宣得到关南总司令傅潜的命令：停止追击。
史称李继宣“锐于击敌”，乃是一员悍将，当年太宗时代，雍熙北伐，大宋第一名将曹彬被契丹“战神”耶律休哥追击，几十万大军溃散，李继宣独独带领本部，在已经溃散的宋师之中组织起来，逆向迎击来犯之敌，居然将锐气正盛的草原铁骑击退，还追出百余里，成为掩护曹彬大军败退的功臣。这位被我誉为“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安德鲁上尉”的李继宣将军（参见本书第二部《文功武治宋太宗》），在关南之地，就要受关南司令傅潜“节制”。他多次面见傅潜，要求领兵袭击契丹，都被傅潜抑制住，不令前行。
历史上的李继宣没有在大战中建立不世功勋，与傅潜的“节制”有关。
任命傅潜为关南总司令，确是真宗布局的一大失误。
大帅傅潜的离谱行动
说话间到了这年的冬天十二月。真宗祭天祭地，大宴从臣后，开始亲征，先锋官乃是大将王超。真宗还给王超看了“阵图”，要他知道本部与大军所在位置。不久，大军离开京师到达河北南端的大名府。此时，真宗一身戎装，坐镇中军，枢密使王显、枢密副使宋湜押后阵。中央禁军连绵数十里，声威甚壮。
此际，西夏在陕北捣乱，而四川也在发生规模达十余万人的王均兵变。契丹则在几次失利后，转战于关南各地，在一个叫狼山镇的地方，攻克了宋军的一处军事要塞。大名府行在收到了这些不利消息，但真宗很镇定。
狼山镇一战，契丹一位不被人看好的将军耶律铎轸为草原帝国立了功。
此人生性疏狂、简易，不拘小节，所在草原各帐不被人器重。萧太后令他统领羸弱士卒跟着大军南行。狼山镇战中，他取来一抹红布裹在头上，特意标显自我。将军掠阵，目标突出，是军中一忌，刀枪剑戟都会冲着显眼目标来，但他偏偏不怕。这位从未有过尊严的草原骑将，在马上挥舞弯刀，驰突而入，驰突而出，他的麾下也跟着将军进进出出，如暴风骤雨，史称“格杀甚众”。宋师吃了亏。萧太后阵后看得清楚，大喜。战后召他说：“卿勠力如此，何患不济！”爱卿如此尽力，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厚厚地赏赐了他。
草原铁骑的第一场胜仗虽然规模不大，却令萧太后和耶律隆绪大受鼓舞，但宋师前线司令傅潜，则出现了令人疑窦丛生的举动。
大敌当前，傅潜在元帅的位置上，却看不到元帅样子。他的辖区拥有八万宋师，堪称兵多将广，这在当时可能是大宋最雄壮的一支队伍。他这一生，最有名的事迹就是“拥兵自重，坚守不战”。
史上记载，说河北转运使裴庄最早看到傅潜“无将略”，认为将他安排在关南总司令的位置上，“恐失机会”。于是多次“条奏”，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傅潜这个人，给真宗皇帝听，要他收回成命，改派他人守御关南。
这个意见似并没有被真宗接受。当时的枢密使王显与傅潜有私交，于是力保傅潜。这样，裴庄等人所上奏章往往先到枢密院，王显就按住不报，所以真宗一时没有听到反对意见，依旧任命了傅潜。大宋与契丹在真宗朝的第一场战役，出现局部失利，这个人员安排就成为直接的原因。傅潜，甚至是个隐患。
傅潜的司令部在定州，定州北部的几个边塞，多次飞书告急，拥有八万大宋精兵的傅总司令，却只管将定州城门关得紧紧的，不发救兵。麾下将军们只要慷慨请战，傅潜就“丑言詈之”，用羞辱的语言骂人。契丹攻破狼山镇之后，随后即引兵在方圆百里的地界开始抄略、抢夺，一些游动的草原骑兵似乎与傅潜有了默契，居然敢于放心大胆地进入河北纵深之处。史称“百姓惊扰”，这一片土地上的农民于是相互间扶老携幼避入城镇，四野看不到大宋乡民，农村，俨然成了契丹控制的区域，乃至朝廷的邮递也几乎不能通达问讯。
真宗了解到这个态势，于是多次派出使者从小道进入定州（大道不敢走，担心契丹游骑半路劫掠），督促傅潜会合诸路兵马合击契丹。关南大军的都监乃是名将秦翰，定州行营都部署（略相当于关南战时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乃是享有威名的范廷召，二人都看不惯傅潜拥兵不前的做派，曾多次催促出兵，寻机歼敌。傅潜一概不听，反而“丑言”不少。惹得范廷召发火，也开始“丑言”反击顶头上司，他对傅潜说：“公恇怯乃不如一妪耳！”司令您胆小怯懦还不如一个老娘们儿！
傅潜似乎并不与之计较。
但范廷召不停地督促司令发兵。傅潜想来想去，从八万众中，分出八千骑兵、二千步兵给范廷召，要他从高阳关出兵，迎击来犯之敌。并商议定：只要前锋遇敌，定州这边就出动援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傅潜根本就没有打算派出援军。我于是倾向于认为：傅潜这种做法，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他就是要断送范廷召、断送大宋帝国这一万优秀儿女。
这做法很奇怪。
继裴庄之后，时任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的名臣钱若水，也从前线发来的战报中窥探出了傅潜的危害。正好赶上真宗下诏要百官上章直言边塞之事，钱若水就上了一封奏章，直接弹劾傅司令。
他说：
“傅潜领数万雄师，闭门不出，坐视契丹俘掠生民，上则辜委注之恩（辜负重托信任的朝廷恩典），下则挫锐师之气。军法曰：‘临阵不用命（不效力听命）者斩。’今若申明军法，斩潜以徇（将傅潜正法，宣示天下），然后擢取（提拔）如杨延朗、杨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加官封爵），分授兵柄，不出半月，可以坐清边寨。然后銮辂还京（真宗大驾可以从大名返回京师汴梁），则天威慑于四海矣。”
钱若水这一番话，应该是挽救后来局部败绩的唯一正确良方。
但真宗不愿意这么做。
时任右司谏的言官梁颢也有类似上言。他说：“用兵之道，在明赏罚。兵法曰：‘罚不行，则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昨者命将出师，乘秋备塞（乘秋天之际在边塞备战），而傅潜奉明诏，握重兵，逗挠无谋（逗留、匍匐，怯懦而没有退敌之谋），迁延玩寇（拖延，视退敌如儿戏），以致边尘昼惊，圣主栉沐（皇上在风雨中梳头洗浴，辛苦奔波），此所谓以贼遗君父者也（让贼寇直接面对君父）。以军法论，合斩潜以徇军中（应该斩傅潜向全军宣示），降诏以示天下。”
裴庄、梁颢、钱若水，都已经看出了傅潜的奇怪，但他们在傅潜投敌尚无行迹时，不愿意“诛心”猜测，只好将他异乎常态的举动归咎于“不用命”“无谋”。傅潜为何如此怪异？为何敢于“不用命”？
如果了解“五代史”，了解后唐末年的石敬瑭、了解后晋末年的杜重威、了解后周末年的樊爱能（《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已经分别写到这几位“规律性出现的人物”），就不会奇怪傅潜的各种离谱行动。
傅潜的“投名状”
我不免强烈怀疑傅潜试图要做石敬瑭第二。
此人心术不正，大有“怀贰”的嫌疑。行笔至此，我无法抑制看透此人心肝肺之后的惊惧。此人万一得逞，大宋危矣。站在历史的后面，看着已经逝去的时光，倒推此人小九九，我有理由认为：傅潜试图以河北八万宋师为赌注，引起契丹注意。如果他与萧太后、耶律隆绪间没有某种难为人知的勾结，没有某种默契，很难获致契丹对他的注意。所以，他的反常举动，主要是做给契丹看的。投敌事大，不可走漏风声。契丹是否有过对傅潜的策反，现在已经不可知，但还是不难透过蛛丝马迹，看到傅潜的“怀贰”心迹。那种认为傅潜不过是“胆小怯懦”的说法，可能不是真判断。说来此人在太宗时代，也颇勇悍，曾有不俗的战绩。
他跟从太宗收复河东时，曾两次中箭而勇毅不减，展现了悍将风格。随后在征幽州时，他先到涿州，与契丹先锋相遇，一战，杀伤甚众，擒获五百余人。第二天，太宗路过他的营寨附近，看到敌人留下的尸体和器仗，知道这一战打得艰苦，就赞叹着嘉奖了他。随后，傅潜得到太宗、真宗的信任，一路被提拔，进入了高级武官行列。
史上认为：傅潜“无将略”，是那种指挥无能的人物。这是连史家都没有觑透复杂人物的“盖棺论定”，不确。
世间万物，人之复杂几乎超越宇宙之结构。这之中最大的变量是人心，而人心的变异往往自己都无法预料，甚至无法察觉。看透一个人物实在不是简单的事，古来圣贤也常常为此而困惑。傅潜，哪里“无将略”！他是在边塞做封疆大吏，了解到契丹的国力、人力；也知道太宗时两次北伐的失利；更知道真宗践祚之际，往日的大将如曹彬等人都已经凋零。很可能，有一个属于他的“天赋之夜”，令他陡然间“雄心勃发”。石敬瑭做得的事，我傅潜如何做不得？
后晋时的杜重威，就曾在河北前线“拥兵自重”，在后晋与契丹胶着的关键，放出坚决请战的几千将士，被契丹聚歼，而他就坐镇河边，不发一兵一卒去救援，以此向契丹做了投名状。
果然，随后与契丹达成“合作协议”，得到了虚幻中的那一袭赭黄袍。虽然他没有最后做成“中原之主”，但那心迹与行迹，已经显露无疑。
后周时的樊爱能，在周世宗指挥的高平之战中，负责指挥右翼，但他未战而逃。按照王夫之先生的推测，他就是要置周世宗柴荣于险地，借契丹和北汉之手，灭了后周，他就可以在乱局中窥伺方向，以求一逞——说不定契丹也能赏他一个中原之主干干。而后周大军之右翼，就是他的投名状。
而傅潜，更向契丹呈上一个个连环般的投名状——
傅潜为何在边烽频频告急时，按兵不动，似乎有意让边塞沦陷？
傅潜为何在边将屡屡督促中，詈骂边将，就是不出兵？
傅潜为何挫抑名将李继宣，不使他立功？
傅潜为何在朝廷发令合兵退敌时，继续抗命？
傅潜为何在不得已情况下，只派出十分之一的兵力给范廷召，要他去独自“退敌”？而且答应好的一旦开战，即发兵救援，最后却一卒不发？
……
显然，这一切都有可能是他献给契丹的秘密心包。所以契丹敢于“蛙跳”，置后方宋师于不顾，多次深入河北内地；所以契丹敢于抄略四野，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是事先有某种勾结的话，契丹很可能已经猜测到了傅潜放弃军人守土保民的职责，其动机何在！
萧太后、耶律隆绪不是凡人。
我行文一向不喜欢“诛心”，不喜欢猜测人的动机，但傅潜你如此做，教我如何不疑心你的“怀贰”？
黄太尉寨战役
与傅潜不同，远在西北的折家军，却在契丹与大宋胶着之际，主动出击，袭取契丹后方，有力地配合了大宋帝国的卫国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