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土，可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也可视为杀人如草的坟场。史上帝王公侯的“家园叙事”与“坟场叙事”构成了不同政治美学的义理选择。
帝国领袖真宗赵恒与他的精英团队们，选择了“家园叙事”。
他们的所有叙事，几乎都可以在“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这两个主题下得到解释。
“屈己为民”
对“和平事业”的追寻，在整个中国史上，真宗一朝最为自觉。
真宗没有“下跪”，因为他继承的前朝并无纳粹那般罪恶，也没有给契丹人主动带来灾难。他在位期间，所有的战争，都是契丹首先发动的。但他为苍生计，愿意“屈己”“屈意”“屈节”，追求一个“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天下太平世界，也可以理解为“世界和平”境界。
“屈己”，与“屈意”“屈节”，意思相近，都是君主放得下好大喜功之心，接受委屈，而求广开言路、民生安泰、政治和平之大义的意思。“屈己”“屈意”“屈节”，是宋代历史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现象，考《宋史》，据不完全统计，这三个概念出现不下五十次，尤其以“屈己”出现频率为最高。
有意味的是，这也是宋代的君臣共识。臣下要求君主“屈己”，君主也愿意接受“屈己”。宋太宗赵炅北伐失利后，下《罪己诏》，史称“推诚悔过”，宰辅李昉等人，借机推演“屈己”的历史故实，要求太宗牢记“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的政治伦理。从南唐归附大宋的名流张洎，也曾上书太宗，大谈“圣人屈己济物之诚”。真宗的老师、参知政事李至，在西夏问题上就劝谏真宗说：西夏李继迁之辈，固然有罪，但“圣人之道，务屈己含垢，以安万人”。名士王禹偁也上书论“五事”，其中之一就是要求真宗朝对付地缘之敌的战略，应该是：一面谨慎守备，一面通和盟好，以此“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己而为人也”。他知道有好大喜功之人一定会揣摩皇上自尊心，说些“富国强兵，不可示人以弱”之类的话头，还特意提醒真宗说：这类大话，都是“夸虚名而忽大计者也”。名臣谢泌也上疏言“太平”之事，须“屈己以宁天下”，大宋作为“大国”，没有必要“自轻而与戎狄竞小忿”。毕士安推荐的李允则也在“澶渊之盟”缔结后，给真宗上书说：“朝廷不想困扰大宋军民，所以‘屈己议和’。此事虽然国库支出不少，但与用兵比较，还是利好得多。希望选择边将谨慎地恪守盟约，如果有人上言什么‘与契丹和好没有好处’之类的奏章，这样的边将是不能用的。”后来天下太平，宰辅王旦也夸奖真宗说：“之所以现在‘人情和，天道顺’，是因为陛下您‘虚心求治，屈己为民’。现在远方的人民都愿意向慕中原，年岁丰收人民安乐，这是太平的景象啊！”
大臣说真宗要“屈己为民”，真宗自己的说法则是“屈己安民”“屈节为天下苍生”。当初看望老臣曹彬时，真宗就讨论过这个话头，那时节，真宗一面准备“屈节”，一面强调：必须“执纪纲，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中原衣冠文明的纲领法度不能丢失，大宋社稷之义理尊严必须恪守，以此来求得国家长远利益。所以，真宗的“屈己”“屈意”“屈节”，与勃兰特的“屈膝”有相近处，那就是在感觉的敬畏中自我坎陷，在理性的谦卑中祈祷和平。
前朝的历史遗留问题，我，来承续。
希特勒纳粹的罪恶，也是日耳曼德国历史的一部分；石敬瑭割地的罪恶，也是华夏人中原历史的一部分；纳粹德国，不是“德国的外国”；石氏后晋，也不是“中原的番邦”。这种历史遗留，各有“天命”，后继者必须正视。
希特勒给欧洲人带来了战火，那是日耳曼德国的耻辱。欧洲人的绝地反击，绝对正确。勃兰特以及西德，愿意代替民族共忏悔。宋太宗给契丹人带来了战争，那是大宋朝中原的失误。契丹人的悲情反击，可以理解。宋真宗以及大宋，愿意代替父辈付代价。
西德的现有疆域，勃兰特必须维护；至于东德，那是“时为大”的故事。中原的现有疆域，宋真宗必须维护；至于北境，那是“时为大”的故事。
公元975年，宋太祖曾与契丹签署“雄州和议”，但到了公元979年，宋太宗将这个和议的盟约撕毁，有了两次“北伐”的记录。契丹人的悲情与愤怒，于是成为“国家性格”。真宗的“岁币”战略，事实上是对前朝政统的接续性解决方案——除了战争，“岁币”似乎是唯一解决方案。真宗不走太宗老路，尽管真宗时代的国家总体实力已经超迈太宗时代。真宗相信支付“岁币”可以成为一种替代也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方案。
真宗的“屈己”向契丹人付币，与勃兰特的“屈膝”向死难者祭奠一样，也“赋予了世界新的角度”：承认前朝遗留问题，推演止杀天道大义，降礼选择政治妥协，走向百年地缘和平。
在中国政治伦理中，和平，有多么重要，真宗就有多么重要。
《誓书》的失礼
现在，“澶渊之盟”，就差最后一个环节了：交换《誓书》。
李继昌、姚柬之赴契丹交换《誓书》时，宋廷不断得到各地的奏报——
驻泊保州的定州路行营副部署兼北面安抚使张凝，书奏：宋师率兵至贝州、冀州，紧盯着北归的戎人（也即契丹）。契丹各路“候骑”（也即巡逻警卫性质的骑兵），一伙一伙“团结”（聚在一起，担心走散）北去，不敢侵掠。宋师已经侦察得知：“戎首与其母”（也即耶律隆绪与萧太后）已过定远军（在河北沧州之南）。
宋师派出的巡寨史臣书奏：戎人寇相州（今属河南安阳）。通判、太常丞杨自牧率州兵、丁壮逐走之，境内以安。
从澶渊派出向契丹和王继忠递送急件的马铺校官回来了，他带来了王继忠的一封奏报，说“北朝”已经严禁撤退北归的草原兵众，以樵采的名义侵扰中原；祈求皇上下诏，要张凝等人不要杀伤北朝人骑。
真宗览奏后，对辅臣们说：
“日前，朕如果听从几位臣僚意见，调发大军，会同石普、杨延朗所部，屯扎于河北沿河诸州，截断契丹归路，南部再调动精锐追击，如此夹击，使其腹背受敌，那时他们必颠沛难堪了。但是朕考虑到矢石之下，杀伤一定很多，虽然我们会有成功，但也很难将契丹人灭国，全部消灭。那样，从此以后，战争就会不断，我们就要向北部边疆不断增兵。河北人民可就没有休息之日了。何况，现在已经求结欢盟，我们已经答应盟约条款呢！如果他们背离盟约，再动干戈，我们因此而誓师，朝廷内外同仇共愤，那时再使其灭亡，也不算晚。现在张凝等人出兵袭逐，不过是不令他们侵扰我们罢了。”
一番话，说得辅臣们大为赞誉。史称“左右皆称万岁”。
事实上，契丹南下澶渊，王超顿兵不前不退，而要求“夹击”契丹的谋略，最初出自名将杨延朗。
杨延朗时任河北缘边都巡检也即边防巡逻军总司令，受诏率一万人屯驻静安军（治所在今河北衡水深州）之东。真宗的意见是让他在此地与诸将形成掎角之势，一旦战起，可以与镇州、定州，形成互相应援的追袭之态势。那时，契丹大军和真宗大驾都已经到达澶渊，此地在静安军南五百余里，但澶渊距离汴梁只有二百里。这是大宋最危急的时刻。这时候杨延朗上言道：“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
契丹在澶渊顿住，此地距离北境草原有千里之遥，他们长途到此，人马都已经很疲惫，所以虽然人数很多，但很容易被打败。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一路上所有的劫掠物资，都在马上驮负，这样就有了沉重负担。臣愿意请皇上诏令诸军，各自扼守敌人退兵的要路地带，伺机拦截。不仅敌众可以被歼灭，就是幽州、易州等山南诸州，也可以乘机袭取。
历史上来看，杨延朗一生最出色的地方，甚至不是富有传奇色彩的“遂城战役”——那场战役，杨延朗制作“冰墙”阻止了契丹攻城——而是他的这个“夹击契丹”谋略。
站在时光的后面，就纯粹战术（而不是战略）而言，杨延朗这个意见乃是军事天才与作战勇气的呈现。如果实施，如果宋师能够号令统一，如果河北东路各个要塞守军抓住战机，配合巧妙，拦截契丹远征军应该是一次机会——长途奔袭千余里，进入大宋腹地，而不能调动辖境守军聚歼，确实不可思议。这个作战计划值得冒险。但真宗没有采纳他这个意见，史称“奏入，不报”，奏章递交上去了，但是朝廷没有回复。
杨延朗是一个很温和的男人，但他知道澶渊那个地方，朝廷经受了多大的压力。这个作战计划不能实施，他很为江山社稷朝廷君主担忧。于是，不待得到朝廷诏令，自率麾下万人，长途北上，抵达契丹境内，攻克一座名为“古城”的军事要塞，史称“俘馘甚众”。古代战争，抓住俘虏，不杀，但有时要割取左边的耳朵计数上报，以此计功，这叫作“馘”（音国）。杨延朗用自己孤胆英雄般的气概，向契丹展示了大宋将军的风采，也同时用自己的方式，孤独地策应了澶渊那边的战事，分担了大宋的压力，增加了契丹的压力。最后签订“澶渊之盟”，未必缘于杨延朗独自上演的“古城战役”，但远在契丹本土发生的战事，应该让远在千里之外的耶律隆绪和萧太后感觉到一点什么。
契丹能感觉到大宋的宽厚。他们知道如果宋师南北夹击，契丹北归确实凶多吉少。所以，李继昌到了敌帐之后，再读过宋人的《誓书》，契丹人对大宋的感恩之情有了不自觉的流露，史称契丹人“群情大感悦”。他们给予了李继昌从未有过的礼遇。而契丹人的《誓书》，除了称谓、年号、时间等行文规定上的变化之外，其他要件不加改动，照抄一遍，然后表示：完全同意大宋皇帝意见。然后，就令西上阁门使丁振小心带上，随着李继昌来见真宗了。
这时，真宗已经从澶渊返回到了陈桥驿。丁振就到真宗行在，奉上《誓书》。
真宗浏览一番，一如既往地雍容大度，满意，赐宴，令归。曹利用送丁振到雄州境上。
两份《誓书》，乃是“澶渊之盟”的和平之果，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文献，我不厌其烦，录在这里：一、大宋致契丹《誓书》：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
二、契丹致大宋《誓书》：
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示誓书，云“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神明是殛。专具咨述，不宣，谨白。
两份《誓书》都有“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字样。这里的“北朝”，就是契丹。但《誓书》交换后，当时任将作监丞的名臣王曾表示了异议。他认为《誓书》应该直接说“大宋”“契丹”这样的“国号”就可以了。称契丹为“北朝”，等于承认大宋为“南朝”，相当于与契丹“亢立”，承认了这是两个正朔王朝，“天有二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相当于承认了世界上存在着“两个中国”。王曾认为此举严重“失礼”。真宗当下也有憬悟，认为他说得对，很后悔行文不慎。但是因为《誓书》已经互换，不可能再更改了，只能将错就错。此事成为“澶渊之盟”完美和平中“有失体统”的憾事。
杜镐先安排“卤簿鼓吹”
真宗车驾到达汴梁北门时，得到张凝报来消息：契丹已经出塞；所以张凝及诸州所部都各回到屯戍之地。
从此以后，契丹再也没有进入过中原。
大宋迎来了百年和平。
大宋与契丹自太平兴国四年初也即公元979年开始，到这时，经历了近二十六年战争。这一天是大宋景德元年十二月戊戌日，此时应该已经进入到公元1005年1月。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月，但在大宋君臣之间、将士民庶之间，却空前地热烈、欢欣。
皇上大驾要进城，“澶渊之役”取得如此成果，朝廷应该安排欢迎仪式。宰辅已经派龙图阁待制、大儒杜镐先从澶渊回京，安排“卤簿鼓吹”，也即车驾入城程序、兵卫甲盾仪仗、旗幡伞盖、乐舞导引等一系列规定性礼仪。但真宗忽然记起这一天是太宗皇帝的懿德皇太后符氏的忌日。按照另一种礼制规定：父母忌日，不可歌舞。虽然符氏已经死去多年，而且她也不是真宗的生母，但毕竟是“父皇”的皇后，此礼不可逾越。
于是真宗派出快马去告诉杜镐，不可安排欢迎仪式，撤掉“卤簿鼓吹”，不得“举乐”，也即不得有欢乐的乐奏。
杜镐认为：如此大事，岂可少了盛大仪式！于是援用历史典故，“驳回”真宗意见，他上书说：“昔日周武王在父亲周文王死后不久，征伐殷纣王。出征前，要有仪式，于是，车驾带着文王的灵牌，前歌后舞。孔子修《春秋》，不以‘家事’推辞‘王事’。现在大驾凯旋，乃是‘国事’也，用乐，于礼无嫌。”
真宗心稍动，又诏辅臣共议。
辅臣都认为杜镐言是，坚持要有凯旋仪式。
真宗听从了这些意见，于是，东京汴梁在一场盛大仪式中，迎回了中国的和平使者、终结了二十六年拉锯战的大宋皇帝真宗赵恒。
达成“澶渊之盟”，是大宋帝国文武官员和真宗皇帝共同演绎的政治硕果。这之中，李延渥的“瀛州之战”极大地消耗了契丹有生力量；李继隆则击毙契丹先锋大将萧挞凛，令契丹夺气；澶渊城北布阵，军容严整，令契丹使者韩杞一见心惊，这感觉传导到契丹营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耶律隆绪和萧太后，令草原帝国的领袖有了“畏宋”心理；王继忠身为“贰臣”，却不忘为故国奔走，直接作用了萧太后的“厌战”情绪，促成“和议”进入了议事日程；高琼在关键时刻“强迫”皇帝过河，振奋了大宋军民必胜信念；王继英领导枢密院军事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和议”的种种细节；毕士安则于幕后“深谋”，推举“能断大事”者走向前台，规划了战略大势，并于事后肯定“岁币”的合理性，深刻影响了君臣之心；但在这些之上，寇准则居于第一大功。
寇准的功勋
寇准的功勋已经被史上不少精英人物认识清楚。
《宋史·寇准传》评论认为：“毕士安荐寇准，又为之辨诬。契丹大举而入，合辞以劝真宗，遂幸澶渊，终却钜敌。及议岁币，因请重贿，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牵制之谋，随亦内附。景德、咸平以来，天下乂安，二相协和之所致也。……澶渊之幸，力沮众议，竟成隽功，古所谓大臣者，于斯见之。”
这段话说了如下几层意思：
一、毕士安荐寇准，当其遭遇诬陷时，又为之辩护。当契丹举“倾国而来”时，他们二人异口同声鼓励真宗御驾亲征，终于使兵临城下的契丹兵众退去。景德、咸平年间的太平，实在是两位宰辅协和共治的结果。
寇准之功勋，没有毕士安是不可能的。
当初王继忠来信谈“和议”，大臣们都不敢回应，不知应该怎么办，而真宗不信此事为真，只有毕士安认为此事出于契丹真情真意，建议真宗“羁縻不绝，渐许其成”，这两句话后来成为“澶渊之盟”的“八字方针”，用现代话说，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用温和的笼络手段控制此事方向，不要断然拒绝；根据事态进展渐渐推动积极结果，将契丹提出的“和议”之事做成。当真宗还是怀疑，认为此事难保为真时，毕士安甚至为此打包票，独力将责任承担下来，他说：“臣曾经得到契丹那边投降过来的人，他们说，契丹虽然深入中原，但多次挫败，与出师前的期望落差很大，不得志，很想悄悄退兵，但又没有退兵的名义；况且，他们能不担忧宋师乘其内部空虚，‘围魏救赵’，倾覆他们的巢穴吗？所以，‘和议’这个情报肯定不假，王继忠的奏章，臣愿意为他作保！”
真宗这才开始推动此事，史称“许其请和”。
真宗巡幸澶渊之前，有几个大臣要求逃往金陵或成都，毕士安会同寇准一起反对此议，坚定地执行他与寇准早就定好的“大计”，也即推动真宗御驾亲征。当真宗已经起驾之际，太白金星忽然白天出现，而且有流星从北斗星座处降落。此一天象在那个时代极为恐怖，预示着将有大人物“陨落”，因此，又有神秘家劝说真宗不要北行，但毕士安与寇准不为所动，继续北上。当时毕士安正重病在家，未能与大驾同行，他给寇准写信说：“我病，多次上书要求随驾，但皇上照顾我没有答应。现在，大计已定，唯君勉之！我毕士安能以自身来当这次‘星变’而成就国事，是我的心愿。”
流星出现，毕士安正生病，他期望能由自己承当，不要殃及他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星变”，却“应”在了契丹方向，那就是大驾才行，萧挞凛被我宋师床子弩击毙。
毕士安“大计已定，唯君勉之”这话透露出，他与寇准共同做成了“澶渊之盟”这件大事。
二、由于“澶渊之盟”，大宋得到了“久盟”的和平红利。
三、“澶渊之盟”以后，破除了西夏纵横于两国之间，玩弄“三国志”的战略威胁。
四、寇准因此而进入“古所谓大臣”之荣誉行列。
这算是《宋史》为寇准所做的盖棺论定（另有批评寇准之处，暂不论）。
大宋名臣范仲淹对寇准的评价是：“寇莱公（寇准曾被封为“莱国公”，故史称“寇莱公”）澶渊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左右天子”，的确是寇准在“澶渊之盟”时的做派。在许多具体的军政安排中，寇准常常违背真宗的旨意，史称“或违上旨”。等到有了盟约，寇准很得意，还对真宗说：“使臣尽用诏令，兹事岂得速成！”假如臣全都用陛下的诏令处理军政大事，和约一事哪能这么快做成？这话说得很“无礼”，但真宗本来就在这件大事上倚重他，把他做了主心骨，所以并不与寇准计较，不仅不计较，还被他逗笑，还很宽厚地赞许、慰劳了他，史称“上笑而劳焉”。
王安石曾有诗句道：“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国家之所以到了神宗时还处于和平之中，没有战争，连王安石都很感激寇莱公。
考历来对寇准推演“澶渊之盟”的评价，我最为欣赏的是陈瓘之说。
陈瓘是徽宗朝的名臣，不为时局所容纳，一生颠沛流离。但他对史上故实往往有高妙见解，著作多种，其中一种为《论大事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佚名《宋史全文》等都引用了他的议论。关于寇准景德年间事，陈瓘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然寇莱公岂为‘孤注之计’（按：王钦若诋毁寇准，对真宗说寇准‘左右天子’实为‘孤注之计’。此事容当后表）哉？观契丹之入寇也，掠威虏、安顺军，则魏能、石普败之；攻北平寨，则田敏击走之；攻定州，则王超等拒之；围岚岢军，则贾宗走之；寇瀛州，则李延渥败之；攻天雄，则孙全照却之；抵澶州，则李继隆御之。兵将若此，则亲征者所以激将士之用命。”
陈瓘的意见是，寇准之所以敢于“左右天子”，是因为他明晓大宋实力，并天才地推演出可能的结果。因此，这不是后来被“奸臣”污蔑的“孤注之计”，而是沙盘推演之庙算决定。
王夫之论“澶渊之盟”
后来的王夫之，在他的《宋论》中，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专门谈论“澶渊之盟”中的寇准寇平仲，更雄辩地补充了陈瓘的看法。
王夫之的意见可以大略表述如下：
一、寇准在澶渊整日与杨亿等人饮博歌呼，固然无“戒惧”之心，导致王钦若编造了“寇准以陛下为孤注”的谗言，但这很可能不是“谗言”，而是王钦若等人的真实看法。
二、当是之时，整个宋廷，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寇准之所以举重若轻、饮谑自如，其实是对时局透辟认识之后，有所仗恃。换句话说：寇准知道大宋安全系数相当高，知道此役有必胜之条件。而王钦若之流，面对契丹“举倾国而来”，一开始惊魂丧魄，除了高琼、杨亿（事实上还有毕士安、王继英）之外，“皆巾帼耳”，所以阻止寇准主张一战和迫令真宗亲征的谋略，等到寇准大功已成，这才看到同样都是同僚，但智慧的差距居然如此之大，于是有了妒忌其功的阴暗心态。在此背景下，又有人开始赞美寇准，说他能在紧要关头“以静镇之”。但这种赞美也几乎形同于矮化。“生死存亡决于俄顷，天子临不测之渊，而徒以静镇处之乎”？说“镇静”，如果没有“镇静”的资本，那是一定要误人家国的，如后晋时景延广自矜有“十万横磨剑”，所以很“镇静”对契丹开战，结果，后晋覆亡（事见《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当初谢安“镇静”，在山上与人“围棋赌墅”，那是因为他有“镇静”的资本：除了骁勇的“北府兵”之外，已经有各地名将撑持局部战役很久，所以谢安心里有数，故有淝水之战的胜利。
寇准仗恃的资本是什么呢？
推演“澶渊之役”事件的终始，考察它的虚实，就可以洞若观火。
现在据史料观察当初形势，契丹得到“三十万”就答应退兵，并不仅仅因为萧挞凛意外中箭而死，也不仅仅因为曹利用能言善辩，这些都不足以让契丹动心退兵。当初契丹大兵一动，紧跟着就来了“议和”的意见（虽然通过“贰臣”王继忠）；曹利用第一次谈判回来，契丹即派使者来见真宗。由此可见，契丹又要往前走，又要往后退，徜徉之间，并无决一死战之念，是可以判断的。
当初契丹灭后唐李从珂，是因为有石敬瑭为“内应”；灭后晋石重贵，是因为有杜重威、赵延寿为“内主”（事俱见《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契丹不能无内应而残中国，其来旧矣。”
当时大宋并无“内应”，也无“内主”（按：于此，愈加怀疑傅潜、王超“拥兵自重”“逗挠不前”的可疑、可怕）。寇准因此有内部可以仗恃的资本，他不怕。只要大宋内部不出石敬瑭、杜重威、赵延寿类型的“宋奸”，契丹最终奈何不了大宋。
但寇准还有外部可以仗恃的资本。他知道现在的契丹，不是耶律德光时期的契丹。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关节，那就是，耶律隆绪一朝因为有了石敬瑭过去割让的“十六州”（事实上只有“十四州”，瀛州、莫州，已经被周世宗“恢复”到中原），所以国人大多改用中原习俗，得志于穿锦缎、食膏粱，习惯于“恬嬉”之中。前辈战将如耶律休哥这样的人，已经不在。所以整体战力下降。但是他们看到大宋对西夏一直采用怀柔政策，不惜用绫罗绸缎等中原好东西贿赂西夏，争取和平；所以契丹认为：中原这些君臣，可以用“虚声恐吓”而得到西夏那样的好处。于是，就开始了战争威胁，但也仅仅是威胁，并不一定要死磕决战。他们带着“索贿之心”而来，结果能够如愿而去，“虏主之情、将士之志、三军之气”，都在这里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中原各地“其攻也不力，其战也不怒”的原因。至于关南之地，也不过是能得到就得到，得不到就得不到。
对此，寇准已经将契丹看得透透的，“知之深，持之定”，道理在此。
三、但“兵谋尚密”，寇准不想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众人听。他知道，一旦将这些意见说出来，朝廷上必然就是一番“哓哓之辩论”。按他对大宋朝士之风多年的考察，他知道，那将是打不完的口水之战。所以，寇准独自将这一盘大赌局的“骰盅”操练起来，他像一个老千高手一样，一双透视眼，洞悉了赌局的秘密。此之谓体国之大臣的“密用”（可惜寇准后来没有坚守这类“密用”，结局有点惨，此是后话）。
四、甚至，寇准看得更深，纵横于这一赌局中的胃口更大，他要抓住契丹“不欲战之情”，而展开战略反攻，以此“反制”契丹。甚至利用“和议”，趁契丹撤退时展开大动作，“宁我薄人”，宁肯我对不起你了！事实上，从战争胜负视角考察，这一步棋，这一赌局，确有“必胜之道”。所以王夫之认为：寇准所谓“可保百年无事”，不是一句“虚语”，实在是因为既有内部仗恃的资本，又有外部仗恃的资本。也可以换一句话说：“澶渊之役”很可能是中原君臣“恢复汉唐疆域”的一次难得机遇。
内外可以仗恃的资本，在寇准那里，看得清清楚楚，但在王钦若之流那里，则形同一片黑雾。所以契丹忽然退去，“和议”签约，居然两国友好无猜，这都怎么一档子事？当时，寇准是怎么猜到这一步的？他们是想破头也理不出端绪的。所以说寇准“孤注一掷”，虽然是嫉妒，但也确实就是他们的浅见、短见，在他们看来，寇准的智商跟他们差不多，不过就是胆子大敢赌而已。天才与庸才的差异，那一片鸿沟，无法逾越。
寇准的“画策”
寇准试图与契丹决战的一步棋，陈瓘也给予了极高评价。
他说：
寇准之功不在于主亲征之说，而在于当时画策欲百年无事之计。向使其言获用，不惟无庆历之悔，亦无靖康之祸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祸，亦景德之役误之也。景德王师一动而诛鞑览，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觇敌之不渡河。景德不战而和，欲和者敌也，遂使靖康坐视敌之深入而独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诏边郡无邀敌归，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敌人议割吾之三镇，而犹纵敌不追。其守不足以为谋，其和不足以为信，其纵不足以为德，准之言至是验矣。
在陈瓘那里，景德年间的“澶渊之盟”有功有过；其功在于让大宋安定和平百余年，其过在于，此一模式导致了“靖康之祸”。
景德时宋师一动而诛除萧挞凛，令契丹不敢过黄河，这就让百年之后靖康时的宋廷有了错觉，认为也可以坐守京师，寄希望于金兵不会渡过黄河，结果金兵过河进入汴梁。景德时不战而和，主动要求和的是敌人契丹，这就让靖康时的宋廷有了错觉，认为敌人金兵也可以提出和议并且也能长久。景德时和议成，真宗下诏边郡守兵不得截击敌人撤兵，昭示“大信”，这就让靖康时的宋廷有了错觉，金兵已经割取了宋土三镇，退去时，我宋师也纵敌不追。所以靖康年间模仿景德年间的“坐守”算不得成功的谋略，模仿景德年间的“和议”算不得圣贤的守信，模仿景德年间的“纵敌”算不得天朝的大德。
但陈瓘认为，这一切，本来可以不发生的，因为寇准早就看到了这一步。当初曹利用要到敌寨去谈判“和好”之事，寇准一开始不答应，并且有并吞来寇、包举幽燕之详细规划，史称“画策以进”。但真宗没有答应。寇准的“画策”是什么现在已不可详细得知，但根据史料留下的蛛丝马迹和真宗的沉吟回应，能够知道，寇准主战，很可能就是：可以“议和”，但要在“议和”之后，南北夹击；一俟聚歼契丹进入中原的二十万兵众，即可派出何承矩一部、杨延朗一部，乘其内部空虚，又无后顾之忧，径自跨过拒马河，由北境北上，直取契丹腹地。
寇准“画策”后，很自信地对真宗说：
“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岁后，戎且生心矣！”
寇准此处所谓“戎”，泛指中原北部所有的草原部族，不一定是定指契丹。所以陈瓘在“靖康之祸”后，慨叹说：寇准的预言到此不幸而应验了！
可惜的是真宗没有答应寇准，真宗回答道：
“数十岁后，当有能扞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也。”几十年后，一定会有能够抵御异族的能人。但我，不忍心看到生灵再次受到战争困苦，姑且按照他们的意见，和了吧。”
寇准的“画策”，刚刚呈现为“可能性”，就消散在虚无中了。没有人在“澶渊之盟”以外看到寇准更“刚猛”的一面，王夫之看到了，陈瓘看到了。他们以中国出色史论家的观察力和洞察力，感觉到了寇准这颗超一流大脑的军政天才格局。说王夫之和陈瓘是寇准的两大知音，当不为过。
陈瓘的意见不止于此，他在议论徽宗朝模仿真宗朝故实而失败时，更有一番近于现代历史哲学的议论，极为精彩。
他说：
然所谓亲征者，在景德行之则可。而议者当靖康时，有请用真宗故事，则不可。盖亲征之行，必兵强可也，财富可也，将能擒敌可也。若此，则分画明，纪纲修，法度正。一有不然，则委人主以危事曰：“天子所在，兵无不胜。”此书生之虚论，可言而不可行也。
徽宗朝，面对金兵威胁，朝中有人议论，要徽宗效法真宗，也来“御驾亲征”。似乎只要“御驾亲征”，就可以战无不胜。徽宗朝谋士们的此类方法，后世多有，以为“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云云。但陈瓘所言，等于破除了这类“迷信”。严格说：历史经验，在没有给出当代条件时，甚至不可借鉴；一旦按图索骥“借”来“历史经验”照搬使用，如果不具备此前经验之诸条件，生吞活剥、食古不化，那就是守株待兔、缘木求鱼、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其结果，也必与“借鉴者”愿景大相径庭。
历史，可能有相似事件，但不会相似到程序次第上的相似。
历史，由于人心莫测和环境变化的介入，其复杂程度不可能如四季变迁般“规律性”呈现，毋宁说：历史无规律。尽管这些相似事件，足以发人深省，足以令后人在其中寻觅经验模式。但这种经验模式，只能据当下条件，而不是历史条件，重行判断和推演其模式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完整挪移其模式。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所有的历史经验，在没有给出现在时态条件时，都是唯一性的，不可重复，甚至，不可借鉴。
即如藩镇割据的“阴谋拥戴”，唐末以来，几十场同类军政故实，“规律性出现”的，是外观相近的事件形态，而不是演绎如一的程序次第。“御驾亲征”亦然，真宗驾驭它，成功了；徽宗驾驭它，则未必成功；何况，太宗就曾经驾驭它，结果大败。历史上很多相近事件，往往看上去呈现为“规律”，但深入考究，它们一个个，往往都是唯一的。
但是，假如“历史经验不可借鉴”，如此一来，历史的意义何在呢？
历史之意义，可以概言者甚多，中外思想者不少人讨论过此类老生常谈，但“借鉴历史经验”仍然是主流话语、核心诉求。读者应该能够看到，我并不一般性地反对这个意见。我能够给予的补充意见是两个：一、当，且仅当给出现在时态条件时，“借鉴历史经验”才开始趋于可能性；二、这种“历史经验”，其主要方向是以“褒贬”为主题的故实叙事。
传统史论谓“殷鉴不远”，谓“彰往而知来”，司马迁“述往事”其要义在“思来者”，诸如此类，都可以在这两个补充意见中得到逻辑自洽的解释。
“褒贬”，极重。孔子一生就在平衡往事大义，试图给出一字不可移易的“春秋褒贬”。而后，历代正史，都在“本纪”“世家”“列传”之后，给出精简的评论，这些评论，主题就是“褒贬”。“褒贬”的“历史经验”，可以用两句现代白话将其大义说清楚，那就是：何事可以做？何事不可以做？
如果给足现在时态的条件，这种“历史经验”就是丰厚而又珍贵的遗产，且如克罗齐、科林伍德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陈瓘此论的意义，在于肯定寇准“左右天子”赢得“澶渊之盟”，作为“历史经验”，具有唯一性。而今人能够“借鉴”的，就是学习寇准“能断大事”的“仗恃资本”，以及获取这些“资本”也即“条件”的现代方法，以此去推演可能的趋势。“澶渊之盟”证明：寇准是做足了“前瞻性研究”的谋略大师，可惜史料残缺，今人已不能获得他的研究方法。但是不妨碍今人去“重行推演”他的方法，那是每一个阅读寇准，并愿意理解寇准的读者可以做的一种思想体操，一种饶有意味的益智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