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瓜战后，第二00师奉令进攻棠吉之敌。4月25日，第二00师向棠吉日军发起攻击，激战至深夜，将日军全部歼灭。
此时，由于史迪威、罗卓英的指挥错误，使日军主力得以迅速北进，很快占领了战略要地腊戍，继而攻陷畹町，并以一部兵力迁回曼德勒，从而形成对我远征军的战略包围。
4月底，戴安澜将军奉令放弃棠吉，率部北撤归国。沿途山势崎岖，森林密布，河流纵横，没有道路，缺乏给养；日军又设置了道道封锁线，进行封锁和拦截。戴安澜将军率部顽强地跋涉北进。当进到郎科地区，在通过细包到摩谷的公路时，与敌人遭遇。在指挥部队突围时，戴安澜将军不幸身负重伤。由于连日大雨滂沱，在荒野山林中，饮食极端困难，又缺医少药，致使戴安澜将军身体日渐虚弱，伤口溃烂。在撤至缅北茅邦村第五九八团驻地时，戴安斓将军停止了最后一息，时年38岁。
戴安澜将军牺牲后，所部官兵抬棺继续突围，后因天气炎热，遗体难存，只得火化后以木匣盛殓遗骸携归。6月2日，全师突出重围，17日回到祖国的云南腾冲。
7月、8月，戴安澜将军的灵柩由云南经贵州到达广西全州。沿途所经各地，百姓夹道接迎，家家摆设香案，以素烛、鲜花、糖果、清茶路祭英灵。所经昆明、安顺、贵阳、桂林等地，各界都隆重举行了悼念戴安澜将军的公祭大会。
1943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广西全州隆重举行追悼戴安澜将军的大会。全国各地均派代表前往致祭。蒋介石派军委会西南（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代表致祭。林森、蒋介石、陈诚、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李济深、徐庭瑶、杜聿明等和英国大使馆武官、军事代表团团长孔士德赠送了花圈和挽联，蒋介石的挽联是：
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
马革裹尸醉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痈何如？
毛泽东的挽诗是：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不违。
周恩来的挽词是：
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朱德、彭德怀联名的挽联是：
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
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为了褒奖戴安澜将军所建立的功勋，1942年10月6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命令，追晋他为陆军中将。同年10月29日，美国政府为了表彰戴安澜将军作为盟国友军一员，在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作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罗斯福总统签署命令，颁授他懋绩勋章一枚；其后，杜鲁门总统和史汀生陆军部长签署了授予他勋章的荣誉状。
戴安澜将军的遗骨最初厝葬在广西全州，1944年7月迁葬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1948年1月最后移葬于他的家乡安徽芜湖小储山下。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9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同年10月3日，经毛泽东签署，向戴安澜将军的遗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并拨款整修了烈士陵墓，树立了墓碑。
第42章 愿拼热血卫吾华的——左权将军
左权将军，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殉国的八路军最高将领之一。周恩来称颂他是“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朱德总司令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左权短暂而光荣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人民军队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左权将军，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左纪传，号叔仁。他幼年丧父，深受母亲坚强和勤劳品质的影响，形成了刚毅倔强的性格。他自幼聪慧过人，7岁读私塾，10岁能写诗作对，14岁人“北联高小”学习，与宋时轮等是同学，成绩名列前茅。在醴陵中学经宋时轮介绍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受到五四运动影响，决心外出追求光明。
1924年，左权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堂，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并聆听孙中山、廖仲恺等的教诲，他的革命信念便由此起。11月间讲武学堂并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在陈赓的引见下，他结识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并经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革命政府东征的几次战役中有突出表现，被称为“黄埔新星”。
1925年夏，左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傅钟、李卓然、朱瑞等同班学习；1927年冬又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在那里，他与刘伯承相识并共同探讨革命问题和军事理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翌年秋，他们两人都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同班学习的还有屈武等人。在留苏的四年间，左权博闻强记，掌握了丰富的军事理论，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事指挥员。
1930年6 回国后，左权先在上海与刘伯承一起翻译苏军条令，随后被派往闽西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军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校长。此后任新十二军军长。
1931年12月，左权以中央军委代表的名义，与王稼祥、刘伯坚等赴宁都固厚村联络和接应宁都暴动。暴动胜利后组建红五军团。1932年1月，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治委员。4月，指挥红十五军参加福建之龙岩、南靖、天宝线决战，攻占漳州城，旋兼任红十五军军长。6月，因王明等人造谣中伤，被降职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官，在党内受到“留党察看8个月”的错误处分。在此期间，他翻译了《苏联国内战争之红军》、《苏联红军中党的工作规划》。
1933年12月，左权出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并参与指挥翌年的三岬嶂、乾昌桥、凤翔峰战斗，长汀、清流一线的运动战和温坊战役。参加长征后，途中参与指挥了攻占遵义，四渡赤水河，抢占娄山关，二攻遵义城和飞夺沪定桥等战斗。到达陕北后，他代理红一军团长，率领这支中央红军的主力，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毛泽东称左权是“神枪手”， 朱德则称他是“模范军人”，是“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猛”的优秀将领。
全面抗战爆发后，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此后，他长期战斗在太行山上，创建抗日根据地，参与指挥了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百团大战和黄崖洞保卫战等著名战役。他吸取国外的经验，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治军、建军的许多建议，并总结出当时作战的八字方针即“秘密、迅速、干脆、坚决”。每一次战役或战斗结束，他都要写出书面总结报告。邓小平称他“善于从经验中抽取与总结出原则的理论，发现规律，来指导新实践。”
左权不仅是个优秀的指挥员，同时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这在战斗环境里是非常可贵的。左权夜以继日地工作，但同时仍记挂着妻子刘志兰和女儿小太北。百团大战前夕，他一直忙于战斗准备和部署工作，但仍挤时间去看望刘志兰母女。妻子抱怨他长时间不来看望，左权便自己拿起炕头上的脏尿布到河边洗干净、晾好，又主动端起碗给孩子喂米汤。待妻子气消后，他才耐心地解释目前的时局和前线情况。她为妻子安排好去延安的事宜后便立刻返回前线。此后，在百忙当中他仍挤时间给妻子写信，对自己未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职责，请求妻子原谅。在妻子女儿离开他的21个月里，他给妻子写了11封信，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她们娘俩的思念，真是令人感动，催人泪下！他在每一封信里，都详尽细问小太北的情况。夏天，他给小太北捎去热天穿的小衣服；冬天，他记挂着小家伙很怕冷，是否冻坏了手脚；儿童节快到了，他想着小太北忙碌的准备，可能参加比赛，还可能获得奖品。听说小太北病了，他着急地在信中说；“急性痢疾是很危险的”， “有了病必须找医生”，还关切地询问病后康复情况如何。他盼着女儿快快长大、懂事，知道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战斗着……他希望女儿能够尽快理解爸爸在敌后十分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做最大努力去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左权对妻子的关心体贴，是那样地至深至微。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自北北在你的肚子里慢慢长大，出世，直到现在，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过去没有认识和经验，把这些看得太简单，现在懂了，母亲为自己的爱子爱女实在牺牲得太多了。”左权在牺牲前3天的最后一封信中，放心不下的还是妻子和女儿：“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地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需人照顾的。”真是河深海深比不过父母亲的恩情深！左权这11封信，是留给女儿太北无价的精神财富。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左权认真学习文件后，曾拿着文件找彭老总促膝谈心，流着眼泪讲到了自己曾受过处分的问题。1932年肃反中，左权被诬陷在苏联期间参加过托派组织，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并被撤销了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直到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王明在延安见到彭老总还恶狠狠地责问：“左权是托派，你们为什么还让他当副总参谋长？”对于这个历史的委曲，左权痛感是自己党内生活中最大的耻辱，实在不甘心。他曾说过：“有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彭总对这位长期并肩战斗、艰难与共的助手和战友是了解的，不论在中央苏区、长征途中，还是在抗战时期，左权同志始终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忘我工作。
1942年春天，彭总给毛泽东、张闻天同志写了一封信，专门谈左权同志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左权同志对党忠诚，富有才干，实为我党好同志，望中央解除对他的怀疑，给予完全的信任。”
然而，左权并不知道彭总写信的事。他始终以大局为重，努力工作。他是个心胸开阔的人，除了那次和彭总谈起自己的不白之冤外，再没有和人谈起过，就连爱妻刘志兰也一无所知。
1942年，日本鬼子第一军对我太行、太岳区发动称之为“第一、第二期驻晋军总进攻”的毁灭性大扫荡，因扫荡兵力之大、时间之长、烧杀之烈，均为前所罕见，使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出现了空前严重、激烈的局面。
在彭德怀、左权等的领导下，我八路军根据历次反扫荡的经验，针对日寇这次大扫荡的特点，制定的反扫荡方针是：主力军与地方人民武装相结合，坚持腹地游击战争与外线出击相结合，把根据地内保卫群众利益的反清剿斗争与外线对敌补给线的破袭、对敌占区交通线和城镇的进攻密切配合起来，以争取反扫荡的胜利。晋冀豫区军民坚决贯彻了这一方针，粉碎了敌人毁灭性的夏季大扫荡。
当敌人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分股搜山清剿时，我军则根据战局变化适当集中，寻机歼灭分散的敌人。经过几次对敌人的袭击，到5月底，我军一部在辽县东南苏亭设伏歼敌。
苏亭战斗，是一次军民结合以极小代价换取较大胜利的模范战斗。此次战斗仅20分钟，我军以两个排的兵力结合民兵毙敌60余人，伤敌80余人，毙伤骡马90余匹，缴获一批军用物资。我军仅消耗步机枪子弹600发，手榴弹24个，地雷4枚，牺牲战士1人，负伤班长1人。这次伏击战的主要经验是掌握敌之行动规律，出敌不意地进行伏击，以主力军与民兵相配合，正规武器和土制武器相结合，发扬密集火力，大量杀伤敌人，速战速决，安全转移。
然而，整个太行山的战斗是非常残酷、激烈的。有一位随军记者曾报道说：“1942年5月，华北的月色是用火网织成的，整个太行山都在战斗，都在燃烧。”自5月15日开始，敌第三十六师团等部先后进犯沁河、浊漳河地区，我军机动转移。19日，平定、井陉、昔阳、元氏、赞皇之敌，先后合击平定以东之测鱼镇、赞皇之黄北坪。23日，和顺之敌南犯松烟镇，并向冀晋交界推进，企图扼制太行高峰，配合深入邯郸一长治公路及清漳河一带之敌，将我军压缩至偏城、辽县狭小地区消灭之。
在太北地区，敌自武安、长治、沁县、襄垣等地出动，多路向桐峪、麻田方向推进。5月24日，强敌从四面扑来，将八路军总部及直属机关部队包围于桐峪、尖庙、周家垴、南艾铺地区，并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席卷过来，情况十分危急。
5月25日拂晓，我军先后进到南艾铺、窑门口、偏城地区。这里是山西辽县与河北涉县的交界处，靠近太行山制高点峻极关的西南边，大山连绵，方圆不过十余里。一条大岭东西横架于呈南北走向的众山之上，状如十字，故名十字岭。
首先到达南艾铺的三八五旅七六九团郑国仲团长，率一营和团直及旅部山炮连，一面加强侦察、警戒，一面向彭总、左权参谋长汇报敌情和兵力部署。
总部决定上午隐蔽休整，于午后敌人合拢前穿插突围。然而2000多人马挤在十字岭下，若被敌人发现，施以轰炸，后果将不堪设想。左权听后十分焦急，他把各路负责人找来，指出这个严重情势：“几千人挤在一起，目标太大，后勤人马较多，单独一路，往东北羊角、黄泽关先行突围。”
上午10时，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党校、报社的大队人马，集结在南艾铺、高家坡一线的山沟里，四面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日军采取“张网捕鱼”、“纵横合击”的战术构成包围圈，并统一控制包围部队的前进速度，以防止八路军乘隙突围。各路分散部署的敌军指挥官为协同策应，都掌握着相当数量的机动部队，进行突然急袭。光冈明指挥的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的红头飞机，在围着总部转移的高山深沟轮番俯冲侦察、投弹射击。日军已对窑门口、南艾铺、十字岭、挖拉铺东峪一线摆下了“铁壁合围”阵。
五六架敌机在总部机关部队隐蔽的山沟里投弹、扫射，供给部门的上千匹骡马惊跳起来，有的负伤倒下了，有的吼叫，有的挣断疆绳在沟坡上乱窜。熙攘无序的机关人员被骡马辎重堵在山沟里。左权副总参谋长见到这种情景，急忙跳上一匹黑骡子，兼前顾后地把混乱了的机关队伍迅速集合起来，加快了行军的速度。他虽然对现状很不满意，但没有批评责备任何人，只是命令队伍不准停留快速行进。
其实，左权副总参谋长在5月19日就指示后勤部门，将能坚壁的物资坚决坚壁起来，并规定了他们的转移路线。但后勤部门对军情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认为才经过二月反扫荡，按照以往的经验，即使敌人再次扫荡，也不会来得这么快，主要领导心存太平观念。
左权副总参谋长要他们提前转移的被服厂、制革厂、纺织厂等也没有按时转移，加上携带物资过多，没有战斗经验的工人听到枪炮声和飞机的轰炸声，就慌神了，上千匹骡马拥挤在大路上，一夜才行走20多里，影响了整个行动计划，所以才出现几千人挤在一起的被动局面。
左权疏导部队有秩序地快速行进后，他从敌机反复投弹、扫射中判断，敌人不但发现了合围的目标，而且合围的决心越来越大。不但飞机一直轮番紧跟不舍，而且密集的枪炮声有增无减。左权从枪炮声中判断，知道日军正在作向心攻击，这是他们具有极大兵力优势的征兆。炮弹开始在周围爆炸，烟柱、黄尘冲天而起，十字岭，这个坐落在群峰似海的太行山中的波峰浪谷间，今天由炮火把它摇撼起来了。
面对如此危机的局势，在离高家坡不远的一块洼地里，副总司令彭德怀，紧急召集左权、罗瑞卿、杨立三等开会。在左权的提议下，确定了分路突围、各自为战的行动方针。20分钟后，左权指挥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为一纵队，沿清漳河以东，由南向西北方突围；罗瑞卿率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和党校、新华日报社为二纵队，由政卫连掩护，向东南方向突围转至武安方向；后勤部为第三纵队，由杨立三率队向东北角突围。左权在布置三路突围任务时，他将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分别派往各个突击纵队，组织庞大的非武装人员冲锋。
日军发现了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快速地紧缩包围圈，集中炮火向突围部队射击，情况万分紧急。左权回过头来，见彭总还没有走，立即奔过来，让作战科长王政柱和另外两个作战参谋立即跟彭总一块转移，并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带着一个排掩护。
这时，彭德怀见漫山遍野的突围人员尚未突围出去，后勤的骡马已被射杀了不少，被服厂的新工人，机要部门的女同志，被炮弹轰得四处奔跑。他十分理解左权指挥突围有多么困难，不愿将这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他一个人肩上……“你先带电台率领一纵队突围，我在这里指挥！”彭总坚决地说。
“彭老总，不要争了。你是部队的灵魂，你先冲出去，总部就跳到了圈外。你的安全事关全局，现在日军摆的是铁壁合围阵，再晚一点突围就更困难了！事关重大，你要对党负责啊！”他随即向唐万成吼道：“你应该知道你当前的任务是什么，快把彭总扶上马，拼命给我冲出去！”
彭总沉默刹那，翻身上马向西北冲去。左权目送彭总向西北方向冲去后，急忙奔向司令部直属队的队伍，一边走，一边招呼奔跑的人们跟上队伍。一副千斤重担压在他的肩上：彭总能否安全突围出去？他放心不下，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麻纸，飞速在上面写上：“总部在转移中，誓死保卫安全！左权。”递给警卫员说：“以最快速度送到唐万成连长手里！”他又对身旁的郑国仲团长反复叮嘱：“赶快把那几门山炮埋掉，立即突围。当守则坚决守，太行山压顶也不动摇；当走则果断走，绝不死打硬拼牺牲有生力量。一定要机智勇敢，掩护彭总和北方局的负责同志，誓死保卫首长安全，保卫部队安全突围！”
十字岭周围已完全成了烟山火海，日军野兽般的吼叫声和掩护部队的喊杀声与枪炮声交织在一起，在山谷中回荡着，硝烟像浓雾似的笼罩住了整个十字岭。左权登上一块高地，看到那支非武装的队伍大多数已经冲出包围圈，心里升起一丝宽慰。他用嘶哑的声音高喊着：“同志们不用再隐蔽，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尚未冲出山口的人们，看到左权副总参谋长仍和他们在一起，将军以战士之勇，领少数人断后的精神，那是一股多么巨大的无形力量，在突围人员身上迸发出来，人们相互鼓励着、搀扶着、喊叫着向前冲去。
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敌人妄图抢占十字岭。十字岭如果失手，我军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将被卡断，敌人的合围阴谋将会得逞。守围十字岭正岭的一营三连，是七六九团的模范红军连，在营教导员王亚朴的亲自率领下，深知守住十字岭的全局意义，战士们备好了手榴弹和上好了刺刀，随时准备与敌人白刃肉搏。
左权赶到十字岭正岭，总部首长在这个时候出现，无疑对指战员是个巨大的鼓舞。王教导员忙走上前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掩护任务，请首长赶快离开这里！”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军大部分人马已突过山口，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当左权副参谋长获悉彭总、罗瑞卿、杨立三等几路人马大都跳出日寇大兵合围的圈子后，心里一块石头才放下来。他检查了一下身边的人员，发现总部挑文件箱的同志没跟上来，当即命令警卫员郭树宝去找。小郭犹豫着，他是首长的贴身警卫员，担心离开后参谋长的安全没保障，想让新派来的警卫员去找。左权认为小郭对情况熟悉，找文件箱要紧，他去更能保证机密文件的安全运出，便说：“你快回去找文件，不要为我担忧。”
一架敌机飞来飞去不时搜索扫射，有几名女译电员向核桃树下跑去，那正是敌人扫射的目标。左权直起身来大声喊道：“小鬼，不要怕飞机，直接冲过山口去！”就在大家闻声的瞬间，从南艾铺方向射来一发炮弹在左权身旁爆炸，一块弹片击中他的头部，他倒在了血泊中。
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官兵们爱戴的左权将军，在十字岭指挥部队、机关突围时，他用自己的牺牲，换得了全军的安全，时间是1942年5月25日下午2时。
左权将军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无不震惊、悲伤。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和留守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各位将领，都默然致哀。朱总司令让人把左权同志的夫人刘志兰同志找来，亲自将左权为国捐躯的不幸消息告诉她，并挥泪写下了吊左权同志的诗一首：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朱总司令亲手将这首诗赠给刘志兰同志，以致哀思并嘱她节哀。
左权将军是我军优秀的理论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军事遗产。他著有《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军事论文，并与刘伯承合译《苏联红军新的步兵战斗条令》。其中《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深刻阐述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军事思想产生的条件、规律、现状及特点。他所阐述的军事思想，也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10月，中央军委正式确认他为军事家，收人《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五篇 路线斗争求真
引 言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被我人民解放军占领，这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诚恳邀请天下有识之士到北平共筹建国大计。
1949年9月21日，为组织中央人民政府、筹建新中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毛泽东致大会开幕辞，他自豪、庄严地宣告：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坚定豪迈的语言，说出了老一辈战斗群体的心里话，也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参加大会的662名各届代表无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为了今天，无数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在大会闭幕式上，全体政协代表一致通过了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
开国伟人毛泽东为纪念碑的正面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代表了亿万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它将永远耸立在华夏儿女的心中，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来书写中华民族更为灿烂辉煌的历史伟篇！
中国共产党在华夏大地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但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毛泽东论断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他还说：“新的分裂是可能的，只要有党，就可能有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所以毛泽东把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分歧，看作是一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他认为：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虽然如此，但这一次又一次的在同志、战友飞兄弟之间的残酷斗争，始终动摇、阻止不了他们对共同理想的求真和追寻！
第43章 在时代中求真和追寻的——朱德
时代在前进，观念在改变。当人们跨进新世纪的大门之后，炎黄子孙还要不要像父辈一样，忠贞地怀着坚定的信念，去执著地求真和追寻！先辈们用鲜血和白骨开创的路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朱老总用他一生的行动；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四川，自古便被称为“天府之国”，然而直到近代，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活得仍不轻松。19世纪初，四川省仪陇县的山腰上立起了一座高等小学。有一位年轻人怀着教育救国的梦想在这里讲习新学。他坚信知识可以拯救他苦难的乡亲，坚信启蒙能擦亮人们蒙尘的眼睛。可他不知道，无边的黑暗根本无视明亮的眼睛，期冀的目光也无法穿透浓黑的夜幕。不久，一纸封条封闭了那所简陋的小学，也封闭了他美好的梦想。
怀着无限的惋惜与感慨，那个年轻人告别了家乡，带着他的梦想出走云南。从此，云南“讲武堂”又多了一位勤奋的青年，怀揣着美好的梦想，等待着新的投人。他的名字在几十年后为中国人民所熟知。他就是我们崇敬的革命前辈——朱德。
宣统三年，古历辛亥。孙中山先生高举同盟会旗发动了伟大的辛亥革命。25岁的朱德兴奋了，他积极地投身那场战斗，推翻那个曾封闭他梦想的政府。
他以为他焦灼等待的时刻到来了，那个圆梦的时刻到来了。他在黑暗中瞪大眼睛向前望去……然而，仍是黑暗，无边的黑暗。并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紧接着的官僚当政，列强盘剥，又将人民推向了更深的苦难当中。
1916年，袁世凯复辟。朱德参加护国起义，浴血奋斗，东拼西杀，换来的却只是军阀混战的不堪局面。
就在那个时候，刚过而立之年的朱德老了许多。离家十载，戎马倥偬，他终于明白“拔剑四顾心茫然”是一种怎样的滋味。不知有多少个夜晚，这个四川汉子手把酒盏，慨然浩叹，为他受苦受难的亿万同胞，为那圆期无望的半个残梦。泱泱史海，十年一瞬，而人生苦短，又有几个十年！朱德布满青筋的大手颤抖了，泼洒的酒水如泪般滚过虎口，洇湿了脚下的土地。
当今的孩子们也许会忍不住而发问：“朱德爷爷，为何你总要求真而追寻？”
回答简单而明确：“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近代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统治阶级出卖人民的历史，同时也是人民不屈不挠进行反抗的历史。20世纪初期，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李达、陈潭秋、邓中夏等人便在大江南北为探求中国革命的出路不懈地思索、奋斗；而还是年轻后生的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邓小平、李立三、王若飞、刘伯坚、李富春等一大批人也远涉重洋去欧洲寻找真理的火炬；几乎与那同时，瞿秋白、张太雷、刘少奇、任弼时等为追求共同的信仰奔赴了十月革命的故乡……他们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为了民族的繁荣昌盛，都在不停地追寻真理和救国之路！
后来，这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当朱德站在举行开天辟地盛典的天安门城楼上，注视着行进的百万雄师时，他庆幸自己在壮年时看到了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这本铅印的进步刊物，为他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1922年，朱德毅然抛弃高官厚禄离开中国，踏上他新的“寻梦”征程，前往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
很多年后，他回忆起柏林的那个冬天仍感到异常温暖。一盏橘红色的火炬照亮了他后一半的生命。一个比他小12岁的年轻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德从此找到了自己新的生命！
当他再一次踏上故土，朱德觉得自己的脚步异常坚定。他非常明确地感到一种新的召唤、预感自己必将度过无比充实的一生。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朱德的事业，就是那个日后为中国人民无比自豪的事业——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0世纪40年代最后一个秋天，朱德终于看到了他成真的梦想，一个亿万人民流泪欢庆自己新生的场面。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共和国副主席。
官当大了，离人民越来越远了。朱德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仍经常想到群众中去走走谈谈，然而，他对设置的重重警卫十分反感。他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一旦外出，就要有人前呼后拥，层层保卫，把自己同人民群众隔离开，使群众望而生畏，不敢接近。旧社会与人民为敌的军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新中国、共产党员也这样做，令人不可思议！”
“文革”期间，首都卫生系统造反派跑到山西武乡县八路军总部旧址，想开所谓“批判朱德、钱信忠（原卫生部长）大会”。没等召集，便有数千人在当年老民兵、老抗属带领下，手举扁担、锄头愤然赶来，大家齐声高呼：“朱总司令和我们一个铁锅吃饭，怎么能打倒？我们这儿大人孩子的病都是钱部长看好的，怎么能打倒？”造反派见状，吓得抱头鼠窜。
寻着自己求真的理想和事业的追求，朱老总在党内多次路线斗争中默默地循着自己心中的航线前进，他坚定地循着自己的目标走完了自己全部生命的旅程。
第44章 愿把身躯易梦真的——续范亭
1935年12月26日，一位国民党老臣在南京中山陵前无声地哭泣。他就是被毛泽东称为“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的续范亭。
这位誓以一死震醒国人的将军，用锋利的雪刃对准了自己的胸膛。冬日的中山陵罕有人至、寒鸦唳厉。续公的眼睛里一片泪光，尘封往事都远去了，无数烦忧又涌上心头。一柄匕首捅进了自己苍凉的胸膛，血光映红了苍白的冬日。
当时的一代人是能够体会到，当时续先生心里是怎样的一种大悲枪与大无奈。这个早年的同盟会员，曾追随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起义，是国民党很有威望的元老。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却看到自己虔诚追随的政党一天天堕落成国人所耻的腐败势力。
那时，我国东北国土已沦陷四年之久，而蒋介石政府却“先安内后攘外”, 无视自己受苦的人民，使得这位不甘沦落的国民党党员感到无比的羞愧。随后，将军来到南京呼吁抗日，而看到的却是这个政党无药可救地腐化堕落。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在南京召开。为呼吁抗日救国，续范亭来到南京。然而，南京的情景，使对国民党五大抱有极大希望的续范亭大失所望。出席会议的代表，全然不顾民族危亡，人民的苦难，只顾拉选票争当中央委员。
住在国民饭店的续范亭也被误认为是大会代表，常有代表敲门求见，请帮忙投一票；有的则把写有“请投xx一票”的名片插在他的房门上。
“商女不知亡国恨”，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续范亭目睹国民党如此腐败，不禁气得破口大骂。在内心极为悲痛、苦闷之余，他终于无话可说了。
自杀，需要极大的勇气，而活着需要坚定的信念。既已失去了重振的希望，又没有苟安的麻木和无耻，只有决心剖腹明志，欲以死来震惊政府，唤醒国人。他怀着悲愤的心情，挥笔写下五首《绝命诗》，其中两首是：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他还留下了《敦促抗日绝命书》，书中写道：“余北方之鄙人也。革命三十载，半生颇自爱，慨乎国已不国，我犹醉梦，愧无以对我同胞，更无颜见我总理。此次入都，两谒陵园，忧愤交并，拔剑穿胸。然犹冀领振臂，万众敌敌忾，为世界打不平，为人类振人格，和平之神，自当降临，有以救我民族于万一焉。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勿效余之怯馁。”
续范亭怀着绝望，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杀，实现了自己“愿将身躯易自由”的誓言。一直在门外等候的出租车司机，直至傍晚还不见续范亭出来，恐有不测，就赶忙回到饭店，喊来了续范亭的朋友。人们在中山陵前找到了面色苍白，腹部染满血迹、生命垂危的续范亭。尽管续范亭侥幸获救，但他对国民党的耿耿忠心却彻底死了。
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爱国进步人士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纷纷派代表或电函，表示慰问。住院期间，张学良将军亲来看望，并共商救国大计。
在续范亭自杀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曾一度皈依佛门，在无欲的冥想中自我慰藉。他常在心乱如麻的时候，静静地想像眉宇间一个微温的红点；那红点越来越涨大，如同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滋润着他疲惫的身心……然而一睁眼，眼前仍是山河破碎、外患内优。他曾在一次冥想之后，请教渡他入门的师傅：“日本人来了怎么办？”师傅沉吟半晌，双手合十，摇头叹道：“大劫难免。”原来佛也无奈。
翌年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续范亭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有了较多的接触，周恩来与他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内容更使他如获至宝，并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高瞻远瞩，“逼蒋抗日”以解救民族危亡。续范亭那颗报国无门、抗日无道、正处于仿徨苦闷中的爱国之心，终于找到了归宿。自那时起，续范亭苦恋不渝，至死无悔。
1937年1月，续范亭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以西北军杨虎城代表的身份，前往山西，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动总会）于9月20日在太原成立，由续范亭任主任委员。这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一个战略区内成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在续范亭的领导下，战动总会支援忻口抗战，转战晋西北地区，积极配合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八路军一二O师，使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能够顺利进行。
1939年，抗日战争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内出现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逆流。3月，为反共降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续范亭在会议上对阎锡山的谬论，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阎锡山非常恼火，却又无可奈何。他私下对其亲信说：“续范亭是背上棺材抗战的。抗战一完，自己也就进棺材了。我们可不能背上棺材抗战。”会后，续范亭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报告了“秋林会议”和会见阎锡山的经过，这是续范亭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
同年6月，阎锡山强令撤销“战动总会”。面对这一打击，续范亭的抗日意志并没有消沉，在党的领导下，为粉碎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续范亭夜以继日，连续战斗。
1940年1月，山西新军总指挥部成立，续范亭任总指挥，同时他还任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其后兼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
续范亭的身体在早年战斗中曾受到严重损伤，1935年底南京中山陵剖腹后又留下残疾，所患的肺病、胃病一直也没有治好，并时常发作，他一直忍受着这些疾病的折磨，顽强地战斗和工作。
1941年3月下旬，因劳累过度，致使肺结核病复发，在大家的一再劝说下，续范亭满怀惜别之情，告别晋西北，被同志们用担架抬到了延安。当他的担架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特地前来迎接他。
在杨家岭稍事休息后，续范亭住进了距延安城东15里的柳家店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经检查，他的左肺已大部病溃，又有严重的肠胃病，需要长时间的治疗休养。
毛泽东对续范亭的病情非常关心，亲自过问续范亭的治疗和所需医药。续范亭刚到延安时，毛泽东听说他过去用过一种进口药治胃病有效，就把续范亭的秘书找来，让他写出这种药的英文原名．亲自发电报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设法购买。
4月20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为续范亭购买药品：续范亭胃病甚重，似胃溃疡，来延医治，略有好转，请购药努食丁二十盒，航快寄来为盼。
5月14日，毛泽东又致电廖承志、周恩来，请他们在香港、重庆为续范亭购买努食丁注射剂五十盒，速寄延安。
7月2日，药买来后，毛泽东马上派人送去，并附信一封：重庆买的药已到两盒，送上应用，不知是你讲的那种无误否？闻尊体有进步，大家都欢喜。我有些不适，近日已略好，勿以为念。
1942年初，国际友人赠送毛泽东的新药品盘尼西林，毛泽东也马上派人分一部分送给续范亭。
经过治疗和休养，续范亭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1941年10月，他搬到延安交际处休养。这年11月6日，续范亭应邀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一次会议。21日在大会闭幕式上，毛泽东作了《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毛泽东浓浓的湖南口音是那样的抑扬顿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分析是那样的精辟，对人民的民主是那样的尊重。续范亭为能亲耳聆听毛泽东的演说而高兴，为他在经历几十年的苦苦寻觅后终于找到中国共产党而庆幸。
大会主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请续范亭登台讲话。他激动地说：“我为中国革命奔走了几十年，始于今日目睹边区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真正看见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中国劳苦群众和先进人士的保障，中国革命一定能取得胜利。我们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对续范亭在政治上也非常关心和信任，每逢时局有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常及时地写信和他通气，而每次都会谈到他的病情。毛泽东杰出的领导才能、高尚的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续范亭。1942年3月，他在《赠毛主席》一诗中写道：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续范亭把这首诗寄给了毛泽东。5月14日，毛泽东复信给他，表示赞赏这首诗，并将“不自高”三个字当作他的座右铭。
1943年，续范亭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不错，我诚然是失恋了。我热爱的国民党，当她十三岁的时候，交了共产党做朋友，替她打扮了打扮，也觉得相当漂亮，很有出息，但是她到了十六七岁就变了节了，被人引诱改嫁了，现在她已三十二岁，应该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然而因为她十余年的自残形体，已经不成人样子，我也早不爱她了。”
续老的这些话，是十分发人深省的。不管是人还是政党，如果不知自律自爱，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自然要失去人民的爱戴。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钢铁般的训示自古始然。恰恰因为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的信赖，才使得宋庆龄、何香凝、黄炎培、续范亭等这样的国民党元老也积极地与她合作，才使得那么多的爱国人士真诚地投奔了她。为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宋庆龄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曾深情地向共产党领袖表示：“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
第45章 在不屈中求真和追寻的——彭德怀
救民于水火，解民之倒悬，这苍生万有的期待，是彭德怀终生不懈的奋斗目标。
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个老战士在弥留之际对他的亲人说，“我希望世界上最后一颗子弹打中我的胸膛”，然后就闭上双眼，溘然长逝了。许多人都为他的遗愿打动得热泪盈眶。能够甘愿为世界承担痛苦的人，理应为人们尊崇和爱戴，他们的高尚永远令全人类引以为豪。
在中国，鲁迅先生称这种人为“中国的脊梁”，这种崇高也被叫做“为民请命”。
今天，我们庆幸父辈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坎坷的道路上，踏平了荆棘使后来者不再躇姗。然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脚下的坦途，也曾扑倒过无数先烈的身躯。
回望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国内战争尚未平息，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金日成给毛泽东发来急电，请求中国援助。
中朝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毛泽东彻夜难眠，反复深思，决定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此重大问题作出决策。
彭德怀被专机接回北京，当他踏进颐年堂会议室时，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忙迎了上来说：“催你来是急了点，可这有什么办法，是美帝国主义‘请’你来的呀！”
彭总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都是如何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他发现会议气氛很严肃，包括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德总司令脸色都是那样凝重，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忙坐下侧耳静听。
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彭总才知道是对出兵支援朝鲜有不同意见。有主张出兵的，有主张不出兵的，有主张暂不出兵的，议论纷纷，讲的都有一定道理。多数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在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对是否出兵问题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因彭德怀是会议开了两个小时后才到场，所以他只听没有发言。
会后，毛泽东对彭总说：“德怀同志，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生命。打得好没说的，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丢了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无法交代哟！”
彭德怀极其认真地倾听了主席的一席话。当晚他无法入睡：美国出兵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进而威胁我上海、华东。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随时都可找到借口。不敢同美帝见高低，我们要搞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把毛泽东这句话，反反复复在心中叨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他的思路渐渐清晰了……结论是应当出兵。
这位老兵经过一夜的反复思考，他的决心已定，准备去接美帝国主义向中朝人民射过来的子弹……
彭德怀，不论在党内和军内，他都是这样一个能够在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独特人物。他从小生活极艰难，没有多少条件读书却愿意研究思考；他戎马一生，虽身负军旅重任却总是在关心民间的疾苦。这是因为他正处在中国新旧思想和新旧社会交替的历史变革时代，最切身地感受到乡村人民的疾苦，又长期目睹旧官场的腐败黑暗。巨大的反差和小时候就形成的倔强性格，使他在战场上能舍身冲杀，面对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平事能拍案而起。彭德怀的杰出之处，还在于他始终在探索真理。
上井冈山后，彭德怀视毛泽东为兄长、老师，从此系统学习了革命理论。但是他虚心而不盲从，在党内领导中他是最晚由叫“老毛”而改称“主席”的人。在由前辈呵护大的一代儿女中，无不对这位长辈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仰。在子女辈的眼里看来，彭老总在抗美援朝问题上的挺身而出，是为党和毛泽东主席分忧，这和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与党的最高领导者的分歧是一样的目的，仍是替党和毛泽东主席分忧。
第二天下午，彭总在会上发言：“抗美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我们不出兵，敌人打到鸭绿江边，其后果就不堪设想啊！”彭总的话，说得是那样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毛泽东显然心中有数了，他向会场环视一周后，用手敲打着桌面说：“我们国内当前的确存在着不少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仗的，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已前往苏联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志愿军入朝。”
毛泽东讲到这里，会场上严肃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把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怀，一致同意由彭总挂帅率军人朝。对此，彭德怀没有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留下彭德怀、高岗、周恩来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朝鲜情况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马上出兵，否则将贻误战机。给你10天时间作准备。”
彭德怀虽然感到时间太紧张，但仍表示：“主席，你放心！那我就1天按10天甚至20天的工作量来干。”
毛泽东站起身来，感激地紧紧握住了老乡、老战友彭德怀的双手……
千斤重担，紧张的工作，使彭德怀废寝忘食地忙碌着。他乘飞机去沈阳，当天下午紧急召集十三兵团及东北军区负责人邓华、韩先楚、洪学智、解方、杜平及李富春、贺晋年、张秀山等，商定于次日召开参战部队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部署出国前的准备工作。
在军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彭总微笑着向大家招手、问好后，继而谈了出兵的意义和必要性。他郑重地说：“我们面对的是美帝国主义可不是宋襄公。它不会愚蠢到等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打我们！他们是机械化，前进速度很快！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就必须和敌人抢时间。中央让我牵这个头，也是三天前才决定的。我彭德怀没多大本事，确实是廖化当先锋啰！我的决心是：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光荣之至！”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我志愿军的全体官兵中，只有一个将军和一个士兵荣获了朝鲜战争中的最高奖赏——特级英雄的光荣称号。那位士兵是用肉体勇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那位将军是挺身而出去接纳最后一颗子弹的彭德怀。
20世纪50年代末，在饥饿的人群前挺立着一个心怀赤子情的老兵。面对受灾的土地，他敞开了炽热的胸膛。请后人再次记住这个名字，我们敬仰的前辈——彭老总。
无论后人如何书写新中国的历史，1958年都不可能被轻松带过。由于“大跃进”的错误，使新兴的中国工业和本来前景看好的农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1959年的庐山会议的。在自己的家乡，他看到乡亲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婴儿在母亲怀里焦急地寻找，而老人在弥留的时刻无言也无泪。
平江，一位老红军用颤巍巍的手交给彭总一张纸条，上面记录着一首近乎民谣的小诗：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的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捏着这张轻薄的纸片，彭德怀非常真切地感觉到凄楚和沉重。多日来，农民的申诉、告状，一些地区强迫命令、浮夸风气盛行，给党的威信和农民生产积极性带来的严重影响，使他感慨万千。为了尽早纠正存在的问题，为了维护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巩固经济的发展，使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少受损失，彭德怀决心为人民“一鼓咙胡”。
这位战功卓著、无可匹敌的元帅，虽有老友提醒他“功高震主”、“言多必失”，但以他无所奢求的坦荡心怀，以共产党人求实的正直作风在小组会上七次发言：“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他不掩饰，不迂回，一开口便直指要害。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浓重的湖南口音震动了吼虎岭……
随后，行伍出身的彭德怀，为了诉说自己和会议上许多同志没能倾心置腹的发言内容，而给党中央主席写了一封谈个人看法的信。后来信被公开，称为《意见书》。这封数千言的信尖锐指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并且，信中毫不隐讳地表明自己对1958年错误根源的认识。
这封信，使彭德怀日后遭受了一场灾难。
本是为了纠正错误，总结教训的庐山会议，在经历了一个不甚和谐的抑扬顿挫之后，主旋律一下子变成了反“右”倾。
夜不能寐的彭德怀反复思索着：怎样才是对党、对人民有利呢？只要使党能更坚强地团结一致，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困难，更迅速地建设社会主义，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宁可毁灭自己。
因此，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成为我党、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载入了史册，影响极其深远。
其实，彭德怀于6月底才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泽东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在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
黄克诚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他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留。
后来彭德怀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内部参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颇多。
彭德怀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周惠谈了不少话，他们的看法基本相同。黄克诚也和他谈过一些国内情况，可能加重了他的忧虑情绪。
彭德怀收到庐山会议的通知后，他不想去，想让黄克诚替他去。黄克诚说：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黄又问他：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后来，彭德怀还是去开会了。在会议中他对就事论事不满，对没有尖锐的意见不满，认为纠“左”的措施不力，因而写出了那份有名的“意见书”。
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黄克诚还在北京守摊子。彭真和林彪也未去庐山，似乎都没想到会出什么大问题。黄克诚还是把这个会当成一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当前工作问题的会议。还在北京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考虑。
此时，国内经济情况已有些乱了。河北、山东都有饥馑发生，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向缅甸的人相当多。黄克诚感到问题严重，心里非常不安。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后，中央才通知黄克诚去开会，他有点意识到会议上分歧严重。
彭德怀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意见书”已打印出来，看来可能要受批评。但黄克诚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彭真打电话给黄克诚，约他一起走。
他们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住进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黄克诚看；黄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黄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黄克诚住处看望。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黄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随后黄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黄克诚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黄：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黄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黄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黄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谭震林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也生气地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这“反兵”二字，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自己的意见和他的意见相反。后来却被人引为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明。
18日到19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时，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黄克诚在19日发了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
当时，组里除了罗瑞卿、谭震林两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黄克诚的发言表示有同感。谭、罗发言批评黄克诚，黄克诚又反驳谭、罗，相互争论了一通。
黄克诚的那篇发言，本应有详细记录在简报上印发。但因黄克诚乡音太重、说得又快，记录的同志记不下来，整理时感到很为难，就要求黄克诚自己整一个书面发言稿给他们。但形势变化很快，几天就形成了斗争局面；黄克诚已无时间和精力来整理这个材料。所以简报中就只有黄克诚一个简单的发言记录。致使有些同志后来感到诧异，怎么庐山会议被斗争的主要角色之一的黄克诚，连个较全面的发言记录稿都没有呢？
当时，黄克诚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民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调整为7000亿斤，说是：6亿人口，人均产量超过千斤，粮食过了关。黄克诚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人质问：这话是谁说的？黄克诚回答：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黄的态度还是很强硬。
7月23日，毛主席召开大会讲话，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主要是：一、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呵！越搞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二、说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有两条罪状：一是大炼钢铁，1070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搞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1070万吨钢，9000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能泼冷水。对“刮共产风”, “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三、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主席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表明主席已经把会上意见的争论，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
主席的讲话对彭、黄等人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彭德怀会后还曾向主席说，他的信是供主席参考，不应印发。但事已至此，彭的解释还能有什么用！黄克诚对主席的讲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他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他们想不通，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当晚，周小舟打电话给黄克诚说：他们想和他谈谈。黄觉得这时应谨慎一些，不同意他们来，但小舟很坚持，黄也就让步了，来就来吧。来的三人中，小舟最激动，李锐也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黄处不好，可是未能阻住小舟。谁想得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活动的罪证呢？
周小舟、周惠、李锐来到黄的住处后，表现非常激动，说：我们快成了“右派”了。黄克诚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不会不要“右”的。
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黄克诚说：我认为不会。又说：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小舟这才平静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
他们正准备走时，彭德怀拿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李锐催着小舟走，说太晚了。实际上，他大概是觉得，这些人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妙。周惠一向比较谨慎，没说什么话。
他们刚出门，正巧碰见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就注意了这件事。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23日毛泽东讲话后，各小组下午就开始讨论主席讲话，那时发言都还较缓和，对彭信的批判虽轻重不同，均未离开信的内容，有人说得厉害些，有人则还做些自我检讨。
26日，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该成了合议的另一个转折点。批评的火力大大增加，而且目标集中在人了。除了对彭总外，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
“左”派柯庆施等人气势很凶，温和派也被迫提高了调子。彭、黄等人就只有做检讨的份了。黄克诚在26日做了检讨，谈到19日的发言是嗅觉不灵，谈到自己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也谈到自己只认为彭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这当然也有违心之论，但还不算太过。
30日，主席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个人去谈话。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他们也较敢说话。这次谈话，主席给黄克诚戴了几顶帽子，说他：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黄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的历史问题，说不了解黄的历史情况等。
黄克诚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主席说：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
黄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你主席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
谈话还涉及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黄克诚都表示过反对的意见。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黄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主席笑笑，说，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
周小舟、周惠、李锐都说：会议上空气太紧张，叫人不能说话，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主席说，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周小舟等又说：“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主席说：可能是有点误会。又说：我和你们湖南几个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和周小舟有隔阂。
主席又把话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远而复”。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他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希望他们“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他们的思想问题没解决，又都不会作伪，所以他们的表现很可能使主席失望。
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他们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他们说话没感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四个被谈话的人心情比较好。黄克诚甚至还有点轻松感：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说了。
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主席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就是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少奇、恩来、朱总、彭总、林彪、贺帅、彭真等同志，又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
主席主持会议，讲话最多，从历史到理论，长篇大套，无法详述。讲理论，主要是说彭不是马列主义者，思想中有不少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个经验主义者。其中也提到：彭是劳动人民出身，对革命有感情；要革命还是好的，寄以希望。讲历史则是批彭德怀在几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说彭和他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说是一半对一半。主席仍说是三七开。
谈到彭的“意见书”时，主席说信上说，“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的前面，反映了彭的灵魂深处。又说：我们没有经验，没有“失”如何能“得”，胜败兵家常事，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要反右倾。又说彭，你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锋芒是向着中央领导，你是反中央、攻击中央。你的信是准备发表的，目的是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你要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以前历史上许多重要问题，你都没写信，这次写那么长。对你那些挑拨的话要顶回去。
彭说，我过去在江西也给中央写过长信提意见，这次信是供你考虑，并没想发表。
主席又说，你过去挨了批评，心里怀恨。我们同在北京，连电话都难得打，打几次，没打通，就“老子跟你不往来”。在香山你找我，因我睡觉习惯特殊，警卫员说未起床，你就拂袖而去，不谈了。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你以后会怎样，也难说。
彭说，我过去追随王明、博古路线，1934年一二月间就转过来了，曾和黄克诚谈过，还得请主席来领导，我今年61岁，以后还能有什么呢？
朱总司令发言温和，主席说是“隔靴搔痒”。
林彪发言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说彭自己有一套纲领、路线，独断专行，攻击主席，用心很深等。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
其他同志多是举个例子，说明彭德怀有问题，表示同意主席意见。
毛主席还说到，整人就是要整得他睡不着觉，要触及灵魂深处。你老彭，组织性、纪律性很差，你有个说法“只要有利于革命，专之可也”。打朱怀冰等，时机紧迫，还可说“专之可也”；打百团大战，为何也不先报告请示一下？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
主席最重要的话是说：你们这回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地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毛主席甚至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
黄克诚襟怀坦白，在这种场合，他不能不表态：“我和彭总相处久了，许多事情看不清楚。中央苏区后期，他说还是要请主席来领导，我认为他不是不能辨别正确和错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有感觉，今天的会使我认识全面。希望彭总能冷静地听取批评，常委领导同志讲的话，都是好意帮助……”
会后，主席把黄克诚等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他们别再受彭的影响。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这一串的会议给他们的感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他们回头。虽然黄克诚被认为是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还没有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
8月2日开中央全会。
主席讲话着重谈路线问题，谈党内有分裂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谈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一看二帮，批评、改正、团结等。
接着就是各组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是批斗中最积极的人，又是发言，又是插话，又是整理材料送主席，拼命地表现他自己。林彪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8月4日由少奇同志主持一个会，向新上山的中央委员通气，林彪的一个发言，长篇大论地指责彭，占了一大半时间。
原来小组会是按地区分组，后来就扩大了。黄克诚原在西北张德生负责的那个组，以后薄一波、罗瑞卿、谭震林、乌兰夫、蒋南翔、田家英等十几个人都参加了这个组。到中央全会时期，又合编两个大区的人为一个组，人数很多，林伯渠、吴玉章等也都到这个组来了。黄克诚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他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他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开始，黄克诚的态度还很强硬，有人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他气得要命，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对不合理的批评，就和批评者辩论。慢慢地，他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用，就尽可能多听少说，多沉默，少争论。但他的检讨，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黄克诚谈话，谈了两次。领导以帮助他摆脱困境的善意，劝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人们总认为黄克诚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于他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他交代彭的问题。黄克诚实在没办法，只好找彭的秘书来帮助回忆，还是搞不出什么东西。彭还是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黄别那么紧张。黄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黄确实是很紧张。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什么别的想头。他又劝黄别悲观，似乎他还比黄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匆匆就走开了。
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黄克诚这个组来参加会议。黄克诚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问题是议论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黄深知他们当时很冲动，又都是一贯忠于革命事业的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并不认为这话有什么了不起。但后来会议情况变得紧张严重，黄也明白这话必被误解。早些时，他曾劝过周小舟：23日晚你们出门便碰见罗瑞卿，定会引起注意，你们说过的这句话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们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小舟说：不行了，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因此，黄也只好保持缄默。
但这件事在黄克诚心里是个疙瘩。说不得，说了就会加害无辜；不说又是在隐瞒，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也觉得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显得事情严重么？组里正在穷追此事，黄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他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
这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时哗然。黄的解说毫无用处。他们又追问是谁说的？黄当时并没对这话特别注意，实在记不清哪一个讲的。这时看到李锐，以为他说了此事，心想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说：可能是李锐说的，但也记不准了。后来周小舟自己承认是他说的。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黄前一段在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他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他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
其他几个人也和黄克诚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样使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愤慨起来。
毛主席在党内的威信崇高，得到大家衷心拥护。到此时，那些在批“右倾”时内心里还对彭黄等抱有同情的人，也改变了态度。毛主席当然更加深了“党内有阶级斗争”的看法。他以前着重在批斗彭德怀的“右倾”，还对黄等人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到这时，就完全认定他们是个“反党”集团了，只把周惠区别出来，说是沾了点边。按党内地位，黄克诚应排在张闻天之后，但黄既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又是联结湖南集团的纽带，罪状严重，所以把黄名列第二，放在张闻天之前，说成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李锐是毛主席的兼职秘书，因而参加了庐山会议，又因和彭黄等人观点相同，也陷人此案，但由于不是中央委员，没有和他们一道并列点名。
主席这时已确认他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做决议之前，主要任务就是要他们认罪。
为此，请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来做彭的工作。
毛泽东的秘书把彭德怀引上了楼。彭走到会议室的门口，立即愣住了。靠窗的大沙发，坐着毛泽东。左右的单人沙发，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在山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了。毛泽东对面的墙根旁的沙发，是空的。显然，是留给彭德怀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和彭德怀谈心，而是在山上的所有常委。情况比彭德怀的预感还要严重得多。
彭德怀从口袋里掏出中华牌香烟。
“老彭，你怎么也抽烟了？”毛泽东的眼神显出真实的惊异……
彭德怀被作为“党内右倾”的典型，遭到了全党的批判。与他同时蒙受冤屈的，还有同样敢于直言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
让陶铸来做黄克诚的工作。黄相信陶能理解他们，于是对陶毫无隐瞒，把上山前后的种种情况都和他讲了。黄说，我们只是对当前情况看法相同；对主席23日讲话感到震惊；个别人在冲动中说了错话，又因怕被误解而不敢坦白交代，根本不存在反党活动，我无法认账。
陶铸第一次没有完成任务，第二次又来和黄谈，说，不管你们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黄仍然不服地说，如果形迹可疑就能定罪，那何必要我承认？
陶铸又没有解决问题，于是第三次来谈。这次他对黄责以大义，说，你总得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才是。现在中央领导、各部门、各地区的主要领导都聚集在此，7月开了一个月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开中央全会也半个月了。再拖下去，对工作大大不利。目前事已至此，你不承认，大家通不过，最后还是得承认，何必再拖下去呢？黄反复思考，现在处境确实困难，主席性格之强，黄所深知。而且中央全体，除他们几个人外，都站在主席一边。个人受委屈、背冤枉毕竟是小事。听说彭德怀表示：他想通了，要什么，就给什么。黄也只好照陶铸说的，“顾大局”吧。
冤枉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
叫黄克诚承认“右倾”，他可以心枷清愿，因为他心里从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但要他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反党，可太难了。实逼处此，硬着头皮违心地认账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安。
彭、黄、张一个个被劝认账后，在大会上都做了检查，只有小舟没做。于是，八届八中全会在总理、彭真主持下，写出了决议草案。写成后又要彭、黄等签字承认。这字好难签，但彭、黄等已经是不得不签了。
彭、黄等这样违心认罪，除了听从一些与他们关系好的同志劝告，要他们顾大局，暗示应牺牲自我外，还有一个因素，这因素不仅影响他们，而且还影响许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和与会的成员。许多年来，在内战、长征中，主席的英明、正确已为全党所公认。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更使全党钦服主席的英明领导。他不时力排众议，而结果常常证明他正确。所以大家已习惯于认为：主席比我们都高明，习惯于服从主席的决定，习惯于接受主席的批评，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也接受了。虽然彭、黄等这一次实在不能接受，也不应该接受，也强迫自己接受了。
待黄克诚冷静下来后，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 这才是他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他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
中央领导多数仍希望只限于批评这几个人，不要扩大。
彭德怀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全心全意地要改造旧社会，军功极大、地位很高，而从不忘本。他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入党后已改得很多了。说他桀骜不驯、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他耿直，讨厌捧场，新中国成立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
早年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他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从主席批评彭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是格格不入，相处得不很愉快，多有误会。
毛主席建党、建军、建国的伟业，彭德怀身经百战的功勋，都是昭昭卓著的。两个人都十分忠诚于革命事业。谁能料到：他们竟因为某些观点的分歧和性格的差异，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形成颇深的成见。加上庐山会议时，上述种种因素，以致发展到不能相容的地步。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有偶然的因素，但实非偶然。这个事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公报和决议，其中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在庐山散步时遇见朱德，他对朱老总说：“你啊老总，举手举了半票？”朱德不以为然，笑答道：“反正我举了手，至于手是怎么举的，我就不知道了。”
朱德心里清楚，他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但他可以不改变自己为人的原则。他在会议后期基本保持缄默，用无言表达他的满腹意见。
在会议最紧张的时候，朱德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他对毛泽东直言指出会议不足之处：“我觉得这次会议发言民主风气不够。”
毛泽东听朱老总这么一说，先是一愣，后想了一会说：“你对一半，我对一半。”
朱德听懂了毛泽东的话意，不再说什么了。
会议最后在表决“决议”时，按照惯例，大家都要高举膀臂，便于统计票数。朱老总虽说也举手了，但他弯曲着胳膊，手举到别人一半高的位置。那动作，一看就知道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举的手。
庐山会议后，只有朱德在彭德怀倒霉时去看望了他。尽管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的时间最长，但他俩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即使坐在一起，也不多话。由于长年相处，他们之间的交流往往是来自心灵的沟通。
在军委扩大会上，首先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彭德怀、黄克诚到了会，依然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彭德怀事先并不知道会议是如何安排的，便很坦率地主动作了检讨，同时表态，愿意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各方面的“错误影响”。
然而，会议与预期效果相距甚远。与会者多数人无法相信，他们素来敬重的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会突然变成反党分子？尽管“意见书”某些言辞不妥，但反映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用意也是好的。多数人想应付一下、走走过场算了。
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们，想法太天真、太善良了。在流血的战场上，他们个个谋多智广，英勇善战；在不流血的路线斗争中，他们幼稚得像新兵蛋子……
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糟透了……”康生亲自跑到毛泽东书房，请求毛主席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求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再扩大！
中央据此作出决定，会议再延长20天，人数由原来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8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军委扩大会本来是对“彭、黄”的批判会，开到后来变成了表态会。既然人人都得过关，当然人人都得表态。批彭反右——这是毛泽东定的“主旋律”，你就跟着“大合唱吧”，滥竿充数也好，随声附和也罢，如影随形也可以，就是要千万当心，别走了神，跑了调，错了节拍。
迫于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总司令朱德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这个检讨，被印发到县、团级以上的党组织。
陈云，是惟一没有在会上表态的人。他从庐山会议到军委扩大会议，一直缄口沉默，以无声表达自己的意念。
古人云：悲莫大于无声。陈云的“无声”不仅申诉悲凉心境，更多的是抒发忧患意识，无声中凝聚着信念、力量和使命，燃烧着炽热的希望和永无穷期的探寻精神。他就是这样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不切实际的冒进和空想。他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不管什么来头，不管什么风浪，他都能保持头脑冷静，沉稳持重。即使被斥“右倾”、“保守”，他也不随波逐流。他讲求实效，不讲声张，不讲排场，不讲空话、套话。他把这种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归纳为言简意赅的几句话：“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这极为朴素的九个字，浓缩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饱含着追求真理的态度，体现着敢于负责的精神！
严峻的“路线斗争”，并未动摇彭德怀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不渝的信念，他始终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怀着极大的忠诚；始终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愿多为祖国、为人民、为他所坚信不移的事业无私奉献。
第46章 在无悔中求真和追寻的——陈毅
革命的父辈们，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离开后人而去了。在前进的道路上，后人注定还要经历许多地挫折与创痛，所幸的是，每当这个时候，总有人会挺身而出。
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成立了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央局，同时撤销了毛泽东为书记和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跟随项英的不少中央来人，根本缺乏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经验，完全用“左”的一套东西来指导工作，在中央苏区进一步造成了思想混乱。
这时候，陈毅非常担心地对毛泽东说，中央来一个人就掀起一次风波，将来中央搬来苏区，还不是要推翻你！处在“左”倾路线高压下的毛泽东，对陈毅的知心和体谅深感安慰，但又无可奈何地说，中央来人越多，意见分歧就越大。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实则是“左”倾路线执行者对毛泽东的一次集中批判。他们手握中央的指示信，全盘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红军作战的正确方针和中央苏区建设政策。
会议出现了激烈争论。毛泽东认为，敌强我弱，红军应诱敌深人，在苏区摆战场，不宜打出去，更不宜攻打大中城市；要给地主、富农分田地；进一步巩固苏区农村根据地，发展红军和苏区武装力量。中央“左”倾代表批判说，“诱敌深入是等敌深入、游击主义”，提出攻打大城市的城市中心论；批判巩固苏区根据地是农民的落后意识和小团体主义；批判给地主、富农分田是“富农路线”；提出“消灭地主”的口号；并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从此开始排挤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当毛泽东横遭批判的时候，苏区的一些同志仍然据理力争。其中陈毅以其鲜明的态度勇敢地站在第一线。他说：“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别看现在苏区方圆几千里，红军数万人，搞不好，打几仗就要垮台。”“左”倾路线代表批评陈毅的观点是“眼睛只盯着几个县的机会主义”。
陈毅反唇相讥，你们说上海无产阶级强大，怎么不在上海，跑到苏区来干什么？
“左”倾代表拒不认错和承担责任，只能强词夺理，用大帽子压人，这种会议当然不会有正确结论。会后，中央来人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称病休养。
赣南会议的结果令人痛心，但陈毅那种不畏权势和高压，坚持真理，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浩然正气，则受到人们的敬仰。毛泽东、谢维俊等当面称叹：还是你敢讲话，你讲得彻底！
“左”倾路线代表者完全把毛泽东当作党内的主要危险，步步紧逼。1932年5月，面对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严峻形势，不去组织反“围剿”的准备工作，而是没完没了地在中央领导层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年10月召开的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是以研究第四次反“围剿”为幌子对毛泽东的再一次“大清算”。“左”倾路线的执行者首先点火，主张在敌军大举进攻之前，坚决打出去。毛泽东则以第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耐心说明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正确性。但是，中央代表一口咬定积极防御方针是机会主义，并且不容申辩。
这时，陈毅听到会议精神时毫无畏惧，毅然坚持毛泽东的正确方针。他说：“现在提出打出根据地去，为时过早，待红军力量发展壮大了，自然会打出去的。他建议中央来的同志与苏区的同志都要团结在一个中央委员会内，共同把革命搞好。”他痛心疾首地指出：“南昌暴动的残部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经过千辛万苦才打出这样一个局面，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它！”陈毅再次肯定创立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并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道，提出了留毛泽东在前线指挥。这一切，都一一遭到“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拒绝。
1933年6月，中央苏区政治局第二次在宁都开会，完全剥夺了毛泽东的发言权。“左”倾代表以当兵团政委和省委书记为诱饵，专门派人游说陈毅，要陈毅好好检查苏区的缺点，带头做自我批评，增强苏区党内对中央的信任。陈毅听后愤然答道：“你们要我抹杀苏区成绩，编造谎言，我陈毅不干，苏区的情况你们找毛泽东谈去！”
会议的主持者项英紧盯着陈毅。一天，项英看到陈毅写的毛笔字特别像毛泽东的字体，心里很不痛快，于是便说道：“你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迷信毛泽东，为他吹嘘，连写字都学他！”陈毅当即回敬说：“说我迷信毛泽东，你为什么迷信博古啊？你们就是排斥毛泽东。谁不听你们的，动不动就给戴上反国际的大帽子，只许听你们的，不准别人讲话，这叫什么呀！”
由于陈毅坚决支持毛泽东，以后的中央会议也不让他参加了。但毛泽东和陈毅患难之交的友情，却更加诚挚和牢固了。陈毅生病的时候，毛泽东去看望他，第二次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再次病倒，处境孤立难熬，陈毅主动前去探望，并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你现在不能去前方了，但还要经常和群众联系，有机会也要发表一些意见，让群众能听到你的声音。”
从此以后，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指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入长征，毛泽东和陈毅没有来得及告别就分手了。
公元1966年至1976年，中华大地上曾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大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使全国出现“打倒一切，天下大乱”的局面。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容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和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抵制和抗争，其中以1967年2月前后的“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事件为高潮。老同志的抗争，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林彪、江青等人则借反“二月逆流”，阴谋打倒一大批老革命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为这一事件平反，人们改称之为“二月抗争”。
“二月抗争”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的集中表现。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为了维护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对错误的方针进行了抵制，力图对这场动乱的范围进行一些限制，在众多前辈中，陈毅是最坚定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