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恐怕是一种魔术，当时的许多僧人和道士也都会玩。东汉末年一个名叫左慈的方士，就曾当着曹操的面从空空如也的铜盆里变出吴淞江的鲈鱼。另一次，他一个人自斟自饮，在座上百个士大夫都觉得酒足饭饱，街市上所有饭店的酒和肉则都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
可惜曹操不信邪，他决定杀了这妖孽。
左慈看破了曹操的心思，立即穿墙而出，街市上的行人也统统都变成了左慈的模样，让曹操的兵丁无从下手。最后，被追捕的左慈竟然逃入羊群，又变成了羊。
曹操只好说：不杀你，不过试试你的法术罢了。
于是一头老公羊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
话音刚落，数百只羊都变成了老公羊，也都屈着前蹄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何必如此！
曹操终于没能杀了左慈。[13]
同样，石勒也没能杀掉佛图澄。
石勒顿起杀心并不奇怪，统治者总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底细的，而佛图澄又总是料事如神。当然，这一次也一样。石勒刚刚有了一闪念，佛图澄就逃之夭夭。更让石勒大吃一惊的是，当他感到后悔并想念这僧人时，神秘失踪的佛图澄却又笑眯眯地出现在他面前。
石勒问：你昨晚为何出走？
佛图澄答：因为将军有了恶意。
石勒又问：今天为什么又来了？
佛图澄答：因为将军改变了主意。
石勒呵呵大笑说：你这道人信口开河！
没错，这时佛图澄的称呼还是“道人”。
佛图澄获得信任，是在他帮石勒建功立业之后。这些事业无一例外地都被说得神乎其神，比如听见寺庙的铃响就能预见某某敌将必败，在手掌上涂抹麻油就能看见前赵皇帝被擒，这就让石勒不得不信。更有可能的是，聪明的石勒发现，这个僧人对自己的帝业是帮得上大忙的。
因此称帝之后，石勒尊佛图澄为“大和尚”。
现在看来，佛图澄能够参与军政运筹帷幄，并非因为他真有什么“五眼六神通”，而是见多识广老于世故，更兼弟子众多消息灵通，再加上必要和适当的故弄玄虚，这才让他的建议和判断看起来像是神机妙算。结果，石勒和后继者石虎都对他心悦诚服，言听计从。
可惜世界上没有谁总能一帆风顺，羯人的政权就更是难免命运坎坷。公元343年，东晋出兵相逼，伐前凉又出师不利。后赵连遭挫折人心惶惶，石虎也怨气冲天怒火满腔。他发脾气说：奉佛供僧却招来外敌，佛有什么用？
佛图澄却自有说法。
说法来自轮回。佛图澄说：陛下前世是大商人，曾经举办法会供养了六十个阿罗汉，所以才转世投胎来到中华做了皇帝。这就是善有善报呀，为什么要抱怨呢？
石虎听了转怒为喜，跪下来答谢佛图澄。
不过，石虎还是有问题。
有一次他问：什么是佛法？
佛图澄答：不杀。
石虎说：朕为天下之主，岂能做到不杀？
佛图澄说：该杀的当然要杀。关键是不能有杀心，更不能滥杀无辜。只要陛下心怀慈悲，就能福祚延绵。杀几个恶贯满盈罪该万死的，不是问题。
石虎很满意。[14]
其实，佛图澄的说法很成问题。请问什么叫该杀？又有哪些人该杀？如果这世界上是有些人不该杀，有些人却该杀可杀的，不杀生的主张又有什么意义？
然而佛图澄却不会去纠缠这些问题，就算想清楚了也不会告诉我们。对于他来说，要紧的是把石虎争取到佛教这边来，哪怕他徒有弟子之名，并无慈悲之心。
事实证明，这很重要。后来，石虎鉴于僧人太多良莠不齐，曾经下诏要求有关部门治理整顿。于是，某些人便趁机提出要全面禁止佛教，石虎却予以驳回。他说，赵国人民有信奉自由。任何人都可以信佛，哪怕是汉人。[15]
有了最高当局的力挺，佛图澄的事业蒸蒸日上，佛教的传播也星火燎原。后赵短短几十年间，国内建立的寺庙多达八百九十三所，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最高数。
佛图澄成功了。
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佛教的生态环境。过去，佛教的译经、建寺、传教，主要靠民间信徒的支持，再加乡绅富豪和知识分子的资助。佛图澄却让最高统治者把佛教置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之下，利用皇权来取得教权。
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第一次。[16]
佛图澄也因此成为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历史地位，也许只有让罗马皇帝狄奥多西跪下来忏悔的那位米兰大主教才能相比（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更何况佛图澄的成功虽然空前，却并不绝后。在他之后直到清代，都不断有僧人走进宫廷，高僧的参政议政甚至成为一个传统。被视为方术的佛教，终于一步登天。
拾阶而上
与此同时，道教也登堂入室。
如果说佛教是从外国到中国，那么，道教便是从下层到上层。从东汉顺帝时期（公元125-144年）于吉著《太平清领书》，到北魏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公元440年）并亲至道坛接受符箓（公元442年），这三百年的历程也很漫长。
路漫漫其修远兮，只能拾阶而上。
事实上，正如佛教的中国化有三个步骤，道教的合法化也有三个台阶。第一个是民间道教，这就是天师道和太平道。它们虽被看作道教诞生的标志，却其实只是“类宗教”或“准宗教”，而且是底层的甚至地下的。[17]
因此，天师道和太平道不但没有合法地位，还可能遭到取缔和镇压，尤其是在太平道变成黄巾军以后。
孙恩的组织，也一样。
幸运的是，由于教长张鲁投降曹操，天师道躲过一劫并得以传播。更幸运的是，它受到了部分魏晋名士的关注和欢迎。大批高级士族加入道教，甚至出现了世代尊奉道教的天师世家，比如王羲之、葛洪、陶弘景。领袖和主力由方士变成了名士，道教也就上了第二个台阶。
没错，民间道教变成了士族道教。[18]
士族道教是民间道教的升级版，也是士族阶级的奢侈品和麻醉剂。实际上，由于门阀制度和黑暗政治，士族作为阶级固然享有法定特权，可以养尊处优不劳而获，作为个人却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更可怕的是，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祸从天降，又会落到谁的头上。
闲暇的日子需要打发，高贵的身份需要显示，这就有了清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不安的心灵需要抚慰，空虚的精神需要寄托，于是道教走红。
那么，为什么是道教，不是佛教？
因为东晋以后，偏安江左的士族心之所系已不再是国家兴亡和民族盛衰，而是既得利益和个人安危。他们并不想普度众生，只希望健康长寿。因此，道家学派中杨朱主张的及时行乐，庄子主张的逍遥自在，与道教宣扬的服食行气养生成仙，便一并成为士大夫的首选和最爱。
更何况，佛教是胡人的，道教是汉人的。
所以，尽管道教的士族化与佛教的玄学化几乎同时（都完成于东晋），士族化的道教却并没有变成玄学，变成玄学的是佛教的般若学。也就是说，对于佛教，名士们更看重的是义理，是哲学意味和思辨精神。对于道教，他们的态度却是实用主义的，与秦皇汉武并无二致。
很好，清谈有佛，成仙有道。
于是东晋的风气，便是沙门谈玄，名士炼丹。飘逸不群如王羲之，则既谈玄也炼丹。至于民间道教，当然毫无疑问地被视为邪门歪道，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
从此，道教开始两极分化。转入地下的民间道教继续以通俗的形式传播，甚至从中产生出秘密组织，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和纽带。进入上层社会的士族道教则从书斋和道观走进宫廷，最后青云直上变成皇家道教。
这是第三个台阶。
皇家道教的诞生是必然的。事实上，没有皇帝这把保护伞，任何宗教都不可能获得合法性。因此，道教也要将自己置于皇权的羽翼之下，借助最高权力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只不过他们走出这一步，比佛教晚了将近百年。但异曲同工的是，道教依靠的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佛图澄。
道教的佛图澄叫寇谦之。
寇谦之是北魏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祖上也是世家大族，自己则从小就痴迷于仙道。可惜这位候补神仙虽然热情洋溢态度虔诚，却一直不得要领，经年累月服药练功全都没用，直至遇见一位高人。
高人叫成公兴。
成公兴说：先生有意学道，能隐居吗？
寇谦之说：当然能。
于是，寇谦之被带到华山的一间密室，吃了成公兴给他的一种药，从此没有了饥饿感。但是，当寇谦之来到嵩山的密室，被要求吃第二种药时，他吓得掉头就跑。
那种药，是毒虫和一些让人呕吐的东西。
成公兴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先生与成仙是无缘了，不过却正好可以安邦定国，成为帝王之师。
没人知道寇谦之当时怎么想，只知道后来某一天，成公兴走进第三重密室死去，又在第二天复活，并被来到嵩山的两个仙童接走。原来，成公兴本是神仙，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被贬下凡尘的，刑期既满自然重返天庭。
呵呵，原来神仙也会犯错误。
寇谦之则在成公兴“仙逝”之后继续留在嵩山，直到被太上老君和他的玄孙亲自接见。两位上仙传给寇谦之道教秘笈和各种方术，授予他“天师”职称、方圆万里的教区以及统领人鬼之权，同时还赋予他两项神圣的使命，那就是治理整顿道教，并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
显然，这是只能当作武侠小说来看的故事，却被隆重地载入史册，因为故事编得像模像样言之凿凿：太上老君下凡是在北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十月二十二，他的玄孙降临嵩山则在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十月初五。[19]
这样的造假水平不能不让人佩服。
实际上这两个日子很可能真实地存在，只不过是寇谦之完成准备工作的时间。当然，那两项使命也是他自己赋予自己的。然而这正是寇谦之的过人之处，他非常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也十分明白道教该向何处去。这是他深刻反省天师道近三百年历史和当前现状的结果。
那么，当时的道教问题在哪里？
低俗、混乱、危害政权。比方说，以修炼房中术之名淫乱苟且，以授人符箓之名勒索钱财，以进行宗教活动之名散布流言蜚语聚众闹事等等。这就为士大夫所不齿、统治者所不容，道教也迟早会被镇压或取缔。
宗教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是全方位的。从“扫黄打非”（废除房中术，清理伪书）、制度创新（增订斋戒仪范和戒律）到整顿组织（改革教职父死子继的陈规陋习），不一而足。但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国家政权，严禁妖言惑众，犯上作乱。
这才是关键所在。
改革后的道教被称为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儒家主张的三纲五常，宗教形式和观念则大量模仿照搬佛教，包括立坛宇、修功德、诵经文、持戒律等等，也包括宣扬六道轮回。也就是说，实现改革目标其实靠的是两手：兼修儒教和引佛入道。[20]
寇谦之左右逢源。
如此识大体顾大局，当然颇得统治者的欢心、士大夫的赞同。公元424年或425年，也就是刘义隆成为宋文帝那年或次年，寇谦之在北魏首都平城建立了天师道场。十六年之后，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两年后，他又亲至道坛接受符箓，并使之成为新皇帝即位时必须举行的仪式。[21]
道教正式成为北魏国教。
寇谦之则成为北魏国师。
这时，距离佛图澄被尊为大和尚已近百年。在中国北方曾经风靡一时的佛教，现在命运又如何？
太武与梁武
佛教大难临头。
公元446年，也就是太武帝拓跋焘亲至道坛接受符箓的四年后，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佛。太武帝的指令十分明确：所有的寺庙和佛像都必须捣毁，所有的经书都必须烧掉，所有的僧人无论老少都必须坑杀。而且，带兵离京平叛的太武帝，在长安就已经这样做了。
幸运的是，留守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不以为然。于是他一面上书父皇力陈不可，一面故意泄露消息，让各地的僧人带着经书佛像藏匿起来。不过，无法藏匿的寺庙还是被毁于一旦，太子本人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但，如果不是他的暗中维护，佛教面临的将是灭顶之灾。
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大法难。
造成法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以后再说，直接原因则有两个：一是太武帝发现长安某寺庙居然私藏武器、财宝、酒具和女人；二是他的身边有人撺掇。[22]
撺掇太武帝的是崔浩。
崔浩是拓跋焘的亲信，也是寇谦之的盟友。当时，寇谦之带着编造的神话和经书来到平城，却没想到当局并没有那么好哄骗。太武帝只是给他安排了食宿，朝野上下也将信将疑。如果没有崔浩，寇谦之肯定一事无成。
那么，崔浩为什么要帮助寇谦之？
志同道合，或利益相关。
出身名门望族的崔浩是华夏文明的维护者，他的理想则是实现鲜卑民族和拓跋政权的全盘汉化（请见本书第二章）。因此，崔浩对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和外国宗教很是反感。他要尊崇的是儒家学说，哪怕这儒学已不纯粹。
对此，寇谦之深表理解和同情。
这同样并不奇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新天师道可以说是披着道教外衣的新儒学，寇谦之的宗教改革则是道教的儒学化。他甚至向崔浩虚心求教说：太上老君赋予我的使命，是辅佐太平真君，承继千古绝统，因此令我兼修儒教。可惜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还请你多多指导！
于是，崔浩便帮寇谦之恶补儒学。
寇谦之则向崔浩传授养生秘方。[23]
弄清楚可以互利双赢之后，崔浩便在太武帝面前为寇谦之鼓吹。崔浩的长篇大论其实只有一个要点：像寇谦之这样的清德隐仙居然不请自到，只能说明陛下所受的天命可以相当于当年的轩辕黄帝了。
听了这话，太武帝岂有不动心之理？
寇谦之能够成功，崔浩功不可没。
然而崔浩要灭佛，寇谦之却不同意。没错，道教与佛教确有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但这只能打口水战，不能动真格的。赶尽杀绝的事，佛祖和老君都不会支持。因此寇谦之对崔浩说：你这样毁佛杀生，会祸及满门的！[24]
后来，崔浩果然被灭族。
佛教则死灰复燃。太武帝去世后，继位的文成帝便下诏复兴佛法，并把此前灭佛的责任，归咎为有关部门错误地领会了先帝意图。于是，由于前太子拓跋晃暗中保护而藏匿起来的僧人、佛像和经书，都重见天日。佛教再度在中国北方兴盛，直至遭遇第二次大法难（请见本书第五章）。
第二次是在公元574年。此间一百三十年，佛教一直受到北方统治者的尊崇。北魏一位临朝听政的太后不但建寺礼佛，斗争失败后还准备削发为尼。可惜她并没受到佛祖的保佑，依然被愤怒的政变者扔进了黄河。[25]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然而这位太后在新都洛阳修建的永宁寺，却是北魏佛教繁荣的象征。据说，当时洛阳有佛教僧院一千多处，被称为伽蓝（僧伽蓝Sangharama，伽读如茄），永宁寺无疑堪称最壮观的寺院之一。它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就连中国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见了，都不能不顶礼膜拜合掌数日。
四月初八的佛诞节，就更是盛况空前。旗幡如林，宝盖如云，香烟如雾，飘散的金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梵乐和诵经之声响彻云霄。洛阳，简直就是佛国之都。[26]
实际上太武帝灭佛几年后，首都平城西郊的云冈石窟便已开凿。此后历时一百多年，凿出佛像十万多个，最大的高达七丈。迁都洛阳后，又在城南开凿龙门石窟，工程期延续四百年之久。再加上前秦开凿的敦煌石窟等等，佛陀那慈祥的面容和目光，可谓无处不在。
北朝千千窟，堪比南朝四百八十寺。[27]
不过佛教受到的最高礼遇和尊崇，是在太武帝灭佛的八十一年后。这一年（公元527年），有一位南朝皇帝来到建康的一座寺庙，脱下皇袍，披起袈裟，以普通信众的身份在佛寺里服杂役，诵经文，讲佛学，一如在教堂里素服下跪的狄奥多西（请参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只不过，那罗马皇帝是要忏悔，这中国皇帝是要舍身。
舍身，就是舍去凡身，供奉佛祖。
自愿舍身的是梁武帝，地点则是同泰寺，它的旧址上现在是明代所建的鸡鸣寺。梁武帝的舍身共有四次，当然每次都被群臣赎回，赎金是一个亿。也就是说，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便为寺庙募得四个亿的国家捐款。[28]
这可真是佛教的最大赞助商。
梁武帝洋洋得意，他甚至以“皇帝菩萨”自居。然而菩提达摩却嗤之以鼻，认为他并无功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事实上也没有——这些功德钱并非他个人所得，一分一厘都是民脂民膏。[29]
更何况梁武帝对佛教的狂热扶植，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和国计民生。要知道，按照当时的政策，寺庙的土地是不要钱的，和尚尼姑是不纳税的。结果，正如一位官员所说，天下户口已经丢失一半。而且长此以往，势必处处建庙家家剃发，不会有一寸土地和一个人属于国家。[30]
梁武帝当然明白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废除小乘佛教允许吃肉的规定，严禁酒肉并带头吃素。可惜这种假慈悲并不能解决问题，何况梁武帝的素菜也不便宜。[31]
实际上佛教的多次被灭，包括灭佛的同时灭道教，原因之一也在这里。是的，没有哪个政权会愿意自己的劳动力和战斗力，统统变成了在统治者看来毫无用处的出家人。
控制宗教的规模，是统治者不能不考虑的。
除了经济原因，还有政治原因。事实上，宗教如果对政治介入过深，统治者就不能不有所防范和忌惮。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放心的只有儒学。因为按照儒家的教导，居家则为孝子，出门则是忠臣，这样的子民谁不喜欢？
可惜儒学不是宗教，也只适合治世，不适合乱世。乱世无秩序，无权威，无希望，靠得住的只有神。是啊，统治者要借鬼神之威，造反派要假灵异之力，草民们期盼着救世之主，于是佛法大行，道教大兴。
剩下的事情就是选择。
选择也可以有各种标准，包括统治者的个人好恶，但在魏晋南北朝却还有民族问题。石虎就说，佛是戎神，理当供奉。如此，则北方重佛南方重道，才是当然。[32]
然而怪异的是，北魏太武帝是胡人，却灭佛；南朝梁武帝是汉人，却媚佛。这岂非颠倒？太武和梁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在颠倒的背后，又有什么玄机呢？
也许，答案在南北朝谢幕的那一刻。
第五章 再造新文明
鲜卑化的汉人隋文帝杨坚，跟后来唐帝国的创始人一样，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身上既有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也有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当然会创造出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文明。
重归一统
陈朝亡国前，有雾霾。
雾霾弥漫在建康城，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每个人的鼻子里都是又辣又酸。据正史记载，后主陈叔宝甚至在新年团拜会上昏睡过去，直到黄昏才醒了过来。[1]
这是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的正月初一。雾霾中昏睡不醒的陈叔宝也许不知道，就在这天，隋文帝杨坚派出的大军已兵分两路渡过长江，很快就要兵临城下。[2]
二十天后，这位亡国之君成为俘虏。
俘虏做得很不体面。隋军进入台城时，城中的文武百官跑得一干二净，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了宫中。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向陈叔宝建议：着正装御正殿，像当年梁武帝见侯景那样接见隋军将领，这样至少还能保住尊严。
陈叔宝却说：刀锋之下怎么相见？我自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躲进井里。
可惜陈叔宝并没想到隋军会“落井下石”，实际上他也是听见对方扬言要扔石头，才在井底发出声音的。这回轮到敌人大跌眼镜了。他们只放下了一根绳子，却同时拉上来三个人：后主陈叔宝，贵妃张丽华，贵嫔孔某某。[3]
后面的故事便既无趣味也无悬念。红颜祸水张丽华被隋军将领杀掉，据说这很让对她有意的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感到不快。亡国之君陈叔宝则被带到长安，靠着他的没心没肺和厚颜无耻活够了岁数。[4]
历史却大为改观。之前的中华大地，有四个世纪是分裂和混乱的。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总体上是四分五裂，南北对峙，动乱不止。但，当陈叔宝从井里被拉上来以后，这一切便都结束了。
一个时代，就这样喜剧性地落下帷幕。
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时代。我们知道，从秦并天下到董卓入京，秦汉“第一帝国”历时四百一十年。从隋文帝灭陈到朱全忠灭唐，隋唐“第二帝国”历时三百一十八年。二者之间这一段，刚好整整四百年。显然，这就不能看作过眼烟云，而应该引起深刻的反省和思考。[5]
是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和选择？
不妨来看陈和隋。
被隋文帝灭亡的陈朝是陈霸先建立的，时间则是在侯景之乱以后。这时由于萧衍子孙的争权夺利、骨肉相残和卖身投靠，南梁的国土大面积沦丧。淮南和广陵被东魏所取，益州、汉中、襄阳为西魏所得。南朝原本就只有半壁江山，现在又再丢失一半，简直就不成体统。
也就是说，陈国建立之初，便只是小王朝。
更可怕的是，南方汉族政权得以偏安，原本靠的是从巴陵（今湖南岳阳）到建康的长江防线。但是，由于江陵（今湖北荆州）实际上被西魏控制，长江天险便已不足为凭，陈霸先的国家可谓危如累卵。[6]
因此，尽管陈朝前面几任皇帝都很想振作，却其实已经回天无力。于是就连一度收复的江北诸郡，最后也要再次沦入敌手，陈人也只能再次缩回自己的小窝。[7]
到陈叔宝继位，就只能等着亡国了。
事实上隋文帝的伐陈是有备而来的，出征也是大张旗鼓的。他甚至发表了讨陈宣言，历数陈叔宝二十条罪状，抄写三十万份广而告之。当时，有人认为，兵以诈立，不宜张扬。隋文帝却说：朕替天行道，为什么要保密？如果那小子看了檄文以后就改邪归正，又有什么关系？[8]
隋文帝底气十足。
底气是有依据的。当时，隋军的兵力有五十一万八千人之多，将士们也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陈叔宝又有什么呢？按照隋文帝的说法，国土不过“手掌之地”，所凭不过“溪壑之险”，哪里能够抵挡天朝的雄师？[9]
陈叔宝却嘻嘻哈哈。
实际上，隋文帝大军压境时，间谍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陈廷。然而朝中一位大臣竟说：这都是那些边防将士想立军功，故意夸大敌情。长江自古是天堑，北虏难道能够飞渡？要是能，臣就该做太尉公了！[10]
陈叔宝哈哈一笑，继续夜夜笙歌。
没错，此人治国虽然无能，写情诗倒是十分在行，而且还有代表作，比如《玉树后庭花》。[11]
难怪隋文帝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全无心肝。[12]
看来，陈叔宝作为亡国之君很是合格，隋文帝能够灭陈则在情理之中。实际上，陈朝甚至南梁都早就该亡。他们能够苟延残喘，仅仅因为北方也不太平。
问题出在北魏。
从开创了南北朝时代的那一年（公元439年）起，北魏就是中国北方的主人。此后，他们又在那里维持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统一。这无疑要归功于三个人：建立帝国的拓跋珪，开创北朝的拓跋焘，迁都洛阳的拓跋宏。
可惜迁都洛阳五年后（公元499年），拓跋宏就去世了。他的后继者跟不上他的理想和思路，也把握不了未来的历史走向，更无法掌控改革后的政局。结果，宫廷政变和政治阴谋延绵了三十年。终于，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第二年（公元528年），北魏大乱。然后，是分裂。
分裂后的北魏变成了东魏（公元534年）和西魏（公元535年）。两魏表面上都由拓跋后裔继承，实际上东魏的掌权者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西魏则由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控制。正因为大权其实旁落，所以禅让形式的政变还会发生。最后，东魏变成了北齐（公元550年），西魏变成了北周（公元557年）。
也就在这一年，南梁变成了陈。
齐、周、陈，三国鼎立。
三国当中，北周地盘最大，能量最小——武装力量比北齐弱，政治地位不如陈，文化更是相对落后。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北周。公元577年，北齐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被攻陷，北周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就连陈宣帝从北齐手里夺回的江北诸郡，也被他们夺走。
天下，眼看就是北周的了。
可惜灭亡北齐才一年半，壮志未酬的周武帝就一病不起，享年三十六岁。失去了灵魂的北周立即陷入黑暗和混乱之中，直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13]
我们知道，他就是隋文帝。
隋文帝杨坚是鲜卑化的汉人，鲜卑姓普六茹，鲜卑名那罗延（意为金刚不坏），爵位隋国公。不过，当这位普六茹·那罗延由隋公晋升为隋王，并改回到他的汉族名字杨坚时，又一出禅让的好戏就上演了，北周也变成了隋。完全统一中国的使命当然也由隋来承担。
于是，四百年的历史就可以这样来概括：统一的大帝国一分为三，这就是三国。短暂统一之后再次大分裂，这就是魏晋十六国。然后是四分五裂变成南北对峙，这就是南北朝。最后是西方战胜东方，北方统一南方，诞生新的中华大帝国，其路线跟当年的秦并天下几乎一样。[14]
奇怪！四百年分裂动荡之后，为什么会重归一统？
统一的进程，为什么是从北到南？
在此之前，北方为什么还要再分裂一次？
从未分裂过的南方，为什么不能完成统一大业？
最后实现统一的，为什么只能是鲜卑化的汉人？
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
淮河南北
北纬33度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或许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纬度上下，中西部海拔2000米的秦岭阻隔了南北的冷暖气流，其势延伸到东部即是淮河。淮河与秦岭共同构成了中国800毫米降水线的分野：以北，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下；以南，在800毫米以上。
以此为界，中华大地被分为南方和北方。
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的北方是辽阔的旱作平原，肥沃的黄土地上生长着小麦和大豆，以及落叶的阔叶林，比如苻坚在前秦的国道旁种植的槐树。每到秋冬之际，漫山遍野便是一片金黄，然后又在转眼之间变成枯黑。当河流和空气都被冻结时，天地间更是充满了肃杀之气。
这是出产血性男儿的地方。
南方却是亚热带湿润地区，即便一月份的平均气温也在摄氏零度以上。树木多为常绿的阔叶林，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油菜。并无结冰期的湖泊里还有菱角和莲藕，当然也有鱼虾和螃蟹。在那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季节，多情的女子便会为自己的男人献上轻歌曼舞和美味佳肴。
难怪北方建立的政权一旦撤到了南方，便会变得文恬武嬉起来，直把杭州作汴州。也难怪从古到今，一统天下的总是来自北方靠小米和棍棒养大的武装力量。
呵呵，劲草朔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
淮河南北，是两样的风景。
十六国与南北朝，也是不同的时代。
区别是显著的。从政治的立场看，十六国大分裂，南北朝半统一。从文明的角度讲，五胡不如东晋，北朝胜过南朝。也就是说，分裂的十六国变成统一的北魏后，历史进程就发生了逆转：胡人的北方不断进步，汉族的南方每下愈况。北进南退，统一大业便只能由北方来完成。[15]
这一切，又都与那条南北分界线有关。
事实上从东晋开始，淮河就既是地理分界线，也是军事分界线。后赵与东晋、前燕与东晋、前秦与东晋，都是隔淮而治。淮河南岸从东到西今之淮阴、蚌埠、淮南、信阳一线，也几乎一直是东晋的边防前哨和国境线。
可以说，没有淮河就没有东晋。
同样，没有隔淮而治，也就没有南方和北方。
是的，在华夏文明的思想体系中，原本没有南北两方的概念。南北和东西一样，都是“中国”的外围，而非对峙的两半。从商周到秦汉再到魏晋，华夏民族从来就认为自己住在天下的正当中，全世界也只有这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在魏晋之前就叫中国，魏晋之后则叫中原。[16]
中心首先是文化的。也就是说，文化先进的夏族和华族为中，东西南北是蛮夷和戎狄。统一大帝国诞生后，中心又有了政治意义，即帝都所在为中，东西南北是帝国的郡县。换句话说，秦汉以前只有中国和四方，秦汉两代则只有中央和地方，没有以淮河为界的南方和北方。
汉的中央就是长安和洛阳，魏晋则只有洛阳。洛阳的地理位置，正好在秦岭至淮河南北分界线的中间偏北。看来周公他们把洛阳称为“中国”（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堪称慧眼独具。何况从东汉到西晋，洛阳还做了近三百年帝都，当然是中心。[17]
然而公元311年洛阳的失守，以及五年后长安的沦陷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一方面，这两座文明古城像日耳曼蛮族刀锋下的罗马和米兰一样惨遭蹂躏；另方面，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下，试图把建康变成中国的拜占庭。
这时，我们就有了多种选择。
第一种是放弃长安和洛阳，华夏文明全面南移，以建康为中心重振旗鼓，并向更南边的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发展，实现这些地区的彻底华夏化，就像亚历山大之后北非的希腊化。中原地区则让给胡人，让他们发展壮大建立自己的文明，就像希腊北边的罗马。
可惜这并不可能。入主中原的并非只有一个民族，而是五个。他们当中也没有谁堪比罗马。偏安江左的汉族人民和士大夫也不愿意拱手相让，甚至直到陈朝时期仍然希望收复中原。事实上他们也未必没有这个能力，只是由于后面将要讲到的原因，这一愿望总也未能实现。
因此其他的选择同样没有可能。比方说，由北方胡人统一中国，实现全中国的全盘胡化。或者反过来，入华的五胡尊奉建康政府为宗主，组成以晋皇帝为天子的中华联邦，然后融入华夏文明，实现他们的全盘汉化。
显然，这都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秦岭、淮河的阻隔以及双方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势均力敌。更重要的是，无论胡汉都认同华夏文明，争执仅仅在于谁更有代表权。建康方面和汉民族当然不会自动弃权，北方胡人如前秦苻坚或拓跋北魏，则宣称只有他们才代表华夏正宗。
胡与汉，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是老大。
于是，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只不过一南一北。
结果是有了南北朝。
有了南北朝，这才有了南方和北方。
地分南北并无不妥，两个中心却有问题。因为从商周到汉魏，华夏文明从来就是先聚焦于一处，然后再向文化气息稀薄的外围扩散。更何况多中心即无中心，除非它们能像长安和洛阳那样，相互依存又各有分工：长安融合东西，洛阳沟通南北；长安代表进取，洛阳代表稳定。[18]
建康与北方的“胡都”却不是这样。
何况胡人们的首都星罗棋布，还飘移不定。[19]
这样看，拓跋宏的迁都洛阳就意义重大。事实上，正是在这里，他为后来的隋文帝和唐太宗理顺了思路，进行了试点，积累了经验，聚集了人气，也留下了希望。尽管后来的东魏和西魏都放弃了洛阳，也尽管隋文帝创立新帝国，唐太宗建设新文明，都不在洛阳而在长安。
其实长安也地位尊贵。毕竟，关中是周、秦和西汉的龙兴之地。五胡中的四大天王——匈奴的前赵，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羌人的后秦，竟有三个以长安为都（前赵刘曜，前秦苻健，后秦姚苌），恐怕并非没有原因。
只有隋炀帝和武则天，更喜欢洛阳。[20]
相比较而言，建康就差得远了。
现在叫做南京的建康，原本也是气象非凡的。诸葛亮就曾这样赞叹：钟山龙盘，石沉虎踞，此帝王之宅！然而怎么样呢？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从西晋灭吴起，此间建立的政权便都是短命的小王朝。[21]
北魏将建康政府称为“僭晋”，也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即便不算孙吴，建康作为帝都也有连续二百七十年的历史，时间并不比洛阳短多少，北魏反倒在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就陷入内乱。更何况南方的潜力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曹操荡平北方群雄一如秋风扫落叶，却始终不能跨过长江一步，便是证明。
看来，建康和洛阳都不必对历史负责，需要负责的只能是人。实际上中原的混乱和南北的对峙会持续二百七八十年之久，恐怕就因为南方和北方都有问题。只不过在十六国那会，北方麻烦更多，所以五胡不如东晋；到南北朝时代，则南方问题更大，因此北朝胜过南朝。
那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长城内外
先看北方。
北方的边界是长城，正如南北的分野在淮河。淮河是天然的，长城却是人为的。早在南北朝之前，长城就已经成为一条分界线，把内地与外族区分开来。那个时候，长城以外的地老天荒才是北，长城以内淮河以北则是中，是文化先进文明璀璨的中国和中华，也叫中土和中夏。[22]
与夏相对应的是夷，是蛮夷戎狄，也叫胡。
毫无疑问，在这种并不礼貌的称谓背后，有着文化的优越感，也有着民族的自信心。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事情竟会变成这样：长城之外的戎狄成了内地的主人，原来的主人则被撵到东南一隅，并被称为岛夷。
长城内外，天翻地覆。
这样的变化谁都无法适应，包括那些胜利者。面对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和历史舞台，他们只能各自占山为王或者次第登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自己的血性和蛮野，并把好端端的中原大地变成破碎的山河。
五胡十六国之乱，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即便在这空前的动荡之中，文明的力量也仍在顽强地生长，从混乱走向有序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于是前有后赵石勒的小统一，后有前秦苻坚的大统一。尽管两次统一都很短暂，未来的走向却毋庸置疑。而且无论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鲜卑的北魏，都自称中华。
这就跟罗马不同。
曾经的世界领袖西罗马帝国，是在北魏冯太后开始体制改革那年（公元476年）灭亡的。命丧黄泉的西罗马分裂为诸多的碎片，只有东边的拜占庭帝国活到了中国明朝的景泰年间，最后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也就是在这一年，英国和法国打完了他们的百年战争。
不过，拜占庭虽然号称东罗马，却其实是另一个国家，也是另一种文明。至少，它的初期更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起死回生，希腊传统的借尸还魂，再加上基督教会的社会革命，而不是罗马文明的伟大复兴。真正的罗马文明，从迁都君士坦丁堡那天起就已经死了。
事实上罗马也是先分裂后灭亡，而且这种分裂跟三国和南北朝也不可同日而语。三国都是汉族政权，北朝则实行双语制，东西罗马却分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化区。于是东罗马渐行渐远，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则在西罗马破碎的土地上由日耳曼人创造出来。
中华与罗马，是不同的裂变。
也许，只有一样东西是大家都喜欢的，那就是皇帝的称号，只不过罗马叫恺撒。德意志和奥地利的Kaiser其实就是恺撒，俄罗斯的沙皇也是。但，他们似乎并没像拓跋焘自命为中华皇帝那样，说自己是罗马皇帝。[23]
不是罗马皇帝，就没有义务复兴罗马文明，也不必重新统一帝国的天下。何况罗马文明原本就是次生的，之前早就有西亚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因此，罗马境内的日耳曼人即便已经罗马化，也不一定要对罗马文明从一而终，完全可以分家自己过日子。
中华文明却是原生的。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阻隔，西亚和印度文明对中国其实影响甚微，至少在魏晋之前是这样。而且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华也是唯一的文明。因此，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停留在部落时代，要么越过长城与中华认同。
五胡选择了后者。
而且，他们也早就越过长城了。
罗马却没有长城，只有大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与长城内外分夷夏，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和取向。前者意味着文明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新建，哪怕付出代价。后者却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中心，文明只有一种形态，我们也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守住自己的根基，哪怕重新整合。
否则，就只有毁灭。
四百年动荡分裂之后还得重归一统，重新统一后建设的也只能是中华文明，原因大约在此。
问题仅仅在于谁来统一。
历史选择了鲜卑拓跋部。
这似乎没有道理。因为鲜卑在五胡当中是文化最落后的，拓跋在鲜卑各部中又最落后。但，战国七雄中，秦国不是相对逊色吗？西方国家中，美国不是崛起最晚吗？看来文化落后并不要紧，关键在善于学习并勇于创新。
何况先进有先进的问题，正如大有大的难处。事实上罗马和东汉终于灭亡，就因为这两种文明都已经由成熟而至于烂熟，走到了发展的尽头。这个时候，依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革故鼎新，只能借助外力来再造辉煌。遗憾的是，日耳曼人没能给罗马输血，他们把它肢解了。[24]
之后，便有了欧洲五彩斑斓的版图。
鲜卑人却进退两难。
表面上看，他们可选的道路很多。上策是称霸中原荡平天下建立统一大帝国，中策是割据一方安营扎寨保住小政权，实在不行则退回漠北，像其他那些游牧民族一样继续充当劫匪，寇略中原，满载而归，来去匆匆。
但，进入内地定都平城变成农业民族以后，第三条道路在事实上已无可能。像鲜卑同胞慕容部的前燕等等那样昙花一现，则等于坐以待毙。置于死地而后生，已无退路的鲜卑拓跋部只能朝着成为中华帝国的目标挺进。
问题是，作为少数民族和后起之秀，北魏即便能够实现统一，也无法将中国鲜卑化。这不可能，也不应该。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先改变自己，再改变中国。
要想得天下，必须中国化。
冯太后锐意革新，拓跋宏全盘汉化，原因即在于此。
实际上，这也是必由之路。
然而这就意味着数典忘祖伤筋动骨，也意味着改变鲜卑人的文化传统，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统一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北方还得再分裂一次，变成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也得各自再政变一次，变成北齐和北周。
北齐与东魏，北周与西魏，名为两朝，实为一体。因为掌握实权的，东魏和北齐都是高欢一族，西魏和北周都是宇文泰一家。宇文泰是汉化的鲜卑人，高欢则是鲜卑化的汉人。汉化的鲜卑和鲜卑化的汉，最后谁能胜出？
鲜卑化的汉人。
但，不是高欢，而是杨坚。
杨坚知道，黄河九曲十八弯，最终要流入大海。天下不定，根本问题在民族关系。高欢调和民族矛盾，结果被北周所灭；宇文泰要汉人鲜卑化，结果为隋所亡。只有做到了“汉胡互化，以汉为主”的隋，才最后成功。[25]
隋唐帝国的人民是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新民族融入了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各部，因此可以叫做新汉族。在下一阶段，他们将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创造者。
三四百年的民族大混血，至此功德圆满。
鲜卑脱胎换骨，北魏凤凰涅槃，新诞生的隋帝国其实是拓跋魏的升级版。他们和唐帝国的创始人，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身上有着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也有着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创造新历史，他们当仁不让。
这可是南人无法匹敌的，何况他们自己还有问题。
那么，南朝的问题又在哪里？
沼泽地
北方的问题在民族，南方的问题在阶级。
阶级斗争是南朝政治的主旋律。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一年多，就诛杀了把自己推上帝位的徐羡之和傅亮（请参见本书第三章），便正是斗争的表现：怂恿刘义隆杀掉这两个人的都是名门望族，徐羡之和傅亮却是庶族寒门。
这很不寻常。
前面说过，作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宋武帝刘裕依靠的主要是皇族和庶族。后者掌握朝政，前者则掌握军权和政区。此后，寒门掌机要，外藩托宗室，便成为南朝的基本国策。这固然因为宋、齐、梁、陈的开国之君都出身寒门庶族，也因为士族已经腐朽没落，不堪重任了。[26]
那么，刘义隆为什么要杀徐羡之和傅亮？
也许是因为恐惧。
事实上，当徐羡之和傅亮迎奉刘义隆入京为帝时，义隆的许多部将都表示担忧和疑虑，只有出身名门的一些人力主成行。他们的说法是：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这样的泥鳅根本就翻不起大浪，何足为惧？[27]
刘义隆却很清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寒门也未必就是省油的灯。作为顾命大臣，徐羡之和傅亮既然胆敢谋杀皇上和王爷，又岂能保证他们不会再起图谋？这些靠着侥幸和投机进入上层的小人，根本就没有道德底线。因此刘义隆坐稳江山之后，那两个家伙便必须人头落地。
南朝的阶级斗争，也血淋淋地拉开了帷幕。
血案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纠结，那就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两个阶级的权力和路线之争。这种斗争表现为皇族与士族、庶族的三角恋爱，也表现为他们的三国演义，因此波诡云谲，却又并无道理。因为按照商鞅变法和秦并天下的逻辑，帝国根本就不该有阶级。
的确，作为地主阶级与领主阶级斗争的产物，帝国的意志原本是要消灭阶级的。在这种新的制度下，原来的封建贵族没有了。皇族以外的所有人无论贵贱贤愚，统统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包括后来当了皇帝的刘邦。
编户齐民，就是编入户籍，一律平等的意思。
当然，是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有此革命，天下才能真正归于一统。于是有刘邦的诛灭功臣，晁错的削藩之策，武帝的推恩之法（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七卷《秦并天下》、第八卷《汉武的帝国》）。究其所以，就是不允许在皇帝与平民之间，再有一个阶级或阶层。
士族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
首先，他们有做官特权。其次，他们有免税特权。更严重的是，根据两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和占客令，他们合法地占有一定规模的土地和一定数量的佃客。佃客则不自立户籍，也不负担国家课税，完全是豪门的依附人。[28]
佃客之外还有部曲，也就是家丁和庄客。他们平时种田、战时打仗，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装。从东汉末年起，部曲就作为亲兵跟随主人南征北战，往往在关键时刻起着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历届政府对部曲的数量从无限制，招募部曲就成了土豪们扩军备战的重要手段。[29]
此外还有食客和门生。他们是出身卑微的士人，依靠攀龙附凤在豪门那里分一杯羹。由于士族垄断了仕途，这些人是有利可图的，比如主人做刺史，他们做县令。因此食客和门生虽然地位比幕僚低，情谊却更亲近。[30]
佃客、部曲、食客、门生，就是依附人。
世家大族与依附人之间，是君臣关系。就连某些地方官自己招聘的僚属，虽然不是依附人，也视长官为君，终身追随不离不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跟春秋时期的家臣与大夫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31]
也就是说，汉末魏晋俨然退回到秦汉以前，国家无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实，士族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难怪日本学术界有“六朝贵族政治”一说。[32]
实际上，士族虽然没有世袭的爵位和封地，因此并非真正的贵族，派头却绝不亚于春秋的大夫。表现之一，就是与寒门庶族严格划清界限。士族如与寒门通婚，便会成为骇人听闻的事情；寒门若想与士族同坐，即便有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如愿，因为士族根本就羞与为伍。
这实在是没有道理。
无理是显然的。且不说士族与庶族同为帝国子民，就算有士农工商之别，世族与寒门也都是士人，难道也要分高低？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不但士庶有如天壤，士族内部也有贵贱之分。比如，说洛阳话的北方士族就高于说吴语的南方士族，南下的北方士族又要分先来后到。
于是，阶级和等级被人为地制造了出来。而且，正如北方之有五胡，南方的社会阶层也变成了五个：世家大族、寒门庶族、编户齐民、依附人、奴隶。[33]
这是一种怪异的结构。
怪异是肯定的。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却变成两个阶级；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编户，却变成依附人；率土之滨原本莫非王臣，豪门大族却自成体系逍遥法外。这样怪异的现象，也只有在那乱世才会成为现实。
结构的怪异只能造成心理的变态和社会的畸形，何况这种毫无道理的森严等级和阶级壁垒，已经严重威胁到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统治集团内部既不能精诚团结，士族凭借种种特权和众多依附，也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长此以往，岂非国将不国？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
东晋政权却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时，所有的资源都在士族手里，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因此他和他的后继者别无选择，只好让出实权和实惠，甚至尊严和体面，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连这都是一厢情愿。
实际上，士族对于皇室的态度，是只共治不共存。在他们看来，家族的门第声望远比国家政权重要，因此，可以为了保全家门而拥护中央，却绝不会为了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为此，即便放弃中央或改换门庭甚至卖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当时无论南北胡汉，都承认门阀制度和士族特权。既然如此，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34]
这样的士族，简直就是帝国的癌细胞。
不过治疗的方案却让统治者为难。篡晋的桓玄，建宋的刘裕，都主张动手术；后来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则似乎倾向于保守疗法。事实上，正是由于刘义隆和萧衍在起用寒门的同时也善待士族，这才各自有了数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东晋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监之治也罢，都不过回光返照，之后则是更加不可救药的堕落。梁亡前，国土面积已经最小，社会风气已经最坏，世家子弟已经最不中用。侯景杀进来时，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着玉器饿着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里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并非不努力，却无论怎样都事与愿违：善待宗室却众叛亲离，调和士庶却势同水火，以德治国却道德沦丧，建立信仰却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泽，越是挣扎，灭顶之灾就来得越快。只不过这沼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民族和社会的。
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片沼泽地吗？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里？
整合的力量
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那年（公元529年），拜占庭帝国颁布了《敕法汇集》。由于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编纂的，因此也叫《查士丁尼法典》。
之后，十六人的委员会又完成了《法学汇编》、《法学总论》和《法令新编》。其中，《法学汇编》被称为“罗马法的圣殿”，《法令新编》则用希腊语写成。四部法典合起来统称《民法大全》，并被公认为是西方法律之母。[35]
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称为“最伟大的立法者”。尽管他还有别的遗产，比如索菲亚大教堂；也还有别的头衔，比如“大帝”的称号，但《民法大全》肯定最为不朽。[36]
那么，这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跟刘裕等人一样，查士丁尼一家子都出身贫寒。那位收他为嗣子的前任皇帝甚至目不识丁，只能用木刻的图章来代替签名。他自己的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则是马戏场粗鲁无礼的看门人或驯兽师的女儿，婚前的形迹十分可疑，在上流社会的眼里完全不够资格母仪天下。
查士丁尼却被这来历不明的女人深深吸引，尽管她可能曾经与多个男人有染。为此，他请求父皇修改了相关法律。没错，门当户对在中国只是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罗马帝国却明文规定元老院议员不得与下层女子结婚。
狄奥多拉也没有辜负查士丁尼。在后来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不但坚定不移地站在夫君一边，而且成为查士丁尼的精神支柱。在一场类似于侯景之乱的暴动中，她只用一句话就镇住了主张弃城出逃的那些人：帝王的权力是最好的殓尸布，统治者一旦成为逃亡者那就连死都不如。
听完这话，查士丁尼重新变成了男人。
平息暴乱或镇压起义的一年后，意气风发的查士丁尼重整山河。公元533年，灭亡汪达尔王国；535年，占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536年，收复罗马城；554年，灭亡东哥特王国，同时将西哥特人占有的西班牙东南部等地收入囊中。至此，地中海重新变成了罗马的内湖。[37]
当然，是东罗马帝国的。
罗马梦实现了，查士丁尼如愿以偿。
不能不说查士丁尼是一个幸运儿。上帝不但赐给他狄奥多拉，还赐给他足够多的时间：享年八十三岁，执政三十八年。这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跟享年八十六岁执政四十八年的梁武帝相比，也只是略为逊色。[38]
甚至就连两人的时代背景和奋斗目标都极为相似。查士丁尼有罗马梦，梁武帝有中华梦。为了重建罗马或振兴中华，他们也都借助于宗教，只不过梁武帝礼拜佛祖，查士丁尼信仰上帝。他的理想，是一个国家（罗马帝国），一部法典（民法大全），一个教会（基督教会）。
查士丁尼是罗马人的梁武帝。
当然，他们也都清楚，宗教不能代替一切（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是以后的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因此，查士丁尼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编纂法典，梁武帝则在大兴佛教的同时制礼作乐。[39]
没错，一个讲法治，一个讲礼治。
礼治和法治，是传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重大区别，其中的成败得失一言难尽。要说的是，查士丁尼实现的罗马梦只是昙花一现，梁武帝则在活着的时候就一败涂地。他的理想其实是在中国北方实现的，靠礼治获得成功的也是另外一位武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读如雍）。
这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情。
前面说过，在鼎立的陈、齐、周三国中，北周原本是最弱的，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他们。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周武帝。毕竟，再次分裂的北方是因为他而重新统一，新帝国的基业也其实由他生前奠定。他的不幸是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但一统天下却是他的毕生追求。[40]
当然，北周的创始人宇文泰尊崇周礼的治国理念，以及他奉行的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儒家伦理，也被全盘继承。换句话说，礼治天下的设想在周武帝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武帝不愧宇文泰的后继者，隋文帝则不过是政治遗嘱的执行人。[41]
他们实现的，也都是梁武帝曾经的梦想。
那么，梁武帝为什么失败？周武帝为什么成功？
抓住了根本，找对了路径。
根本就是人心，人心需要凝聚。事实上，四百年的动荡既表现为国家分裂，也表现为人心涣散。胡人与汉人有民族矛盾，庶族与士族有阶级斗争，佛教与道教有门户之见。要想平定天下，必须先把他们都整合起来。
这需要力量，也需要旗帜。
力量只能来自统治者，当时的民间没有这个能力。旗帜则不能是某种宗教，因为宗教并非中华传统。实现大一统的中华梦，本土的道教无能为力，北魏太武帝已经证明；外来的佛教也无济于事，南朝梁武帝也已经证明。
唯一可行的，是整合儒、释、道。
梁武帝就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的办法，是把孔子和老子说成佛陀的弟子，即“三教同源源于佛”。周武帝也想兼容三教，只不过他排定的座次，是儒学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尽管他曾经一度以道教为最上。[42]
可惜三家谁都不服，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的矛盾则日益加深。更重要的是，富国强兵的需要逼得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再也不能温良恭俭让。[43]
周武帝决心斩断争论。
公元574年，也就是北周灭北齐的三年前，周武帝下诏同时禁止佛、道两教，不但烧毁经书偶像，还命令僧人和道士一律还俗，是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大法难。[44]
手无寸铁的僧侣当然无法抗拒。据说，周武帝在被兼并的北齐宣布灭佛令时，大殿里聆听训示的五百僧侣全都低头垂泪，只有一位僧人抗声争辩：陛下仗着皇权破灭佛门，就不怕进阿鼻地狱吗？那地方可是不分贵贱的。
周武帝却不为所动。他两眼直视那位僧人，毫不客气地回答：百姓若有人间之福，朕也不辞地狱之苦。[45]
这实在很有气魄。
毫无疑问，利用公权力来干涉宗教信仰，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我们知道，北周政权的鲜卑色彩原本很浓，许多汉族将领甚至都被迫改用鲜卑姓氏。周武帝却把这件皇帝的新衣脱了下来。他原话是：朕非五胡，为什么要信佛？[46]
这就对了。现在已经没有五胡，只有中华。后来的历史则证明，民族融合要以汉为主，汉胡互化；意识形态要以儒为主，并容佛道。这是最适合当时国情的选择。
周武帝远见卓识。
其他人也没有错。实际上，太武帝之尊奉道教，梁武帝之皈依佛门，周武帝之推崇儒学，都是在为将来的三教合流长期共存做准备。这三位武皇帝也都有着开放的心态和长远的目光，这才置自己的族别于不顾，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当隋文帝杨坚改回汉姓并再度崇佛时，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的文明，便已是呼之欲出。
我们知道，那将是伟大的世界性文明。
后记 一国两朝，南方北方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南北朝的历史意义，我认为那就是：原来有的没了，原来没的有了。
什么没了？
五胡。
什么有了？
南北。
五胡是被消融而非消灭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都融入了新汉族，途径则是通婚混血和移风易俗。不过这种变化是双向的，汉化的同时也在胡化。比如双脚着地坐在椅子上，就是胡人的坐法。汉人的坐法是双膝前跪，席地而坐。现在谁要恢复这汉家风度，恐怕很难。
不穿裤子，改为“上衣下裳”，也很难。
诸如此类的“胡作非为”还有很多，包括“胡思乱想”和“胡言乱语”。比如以时间为世，空间为界，合称世界；以认识为智，领悟为慧，合称智慧，便是胡人的思想方法。只不过那“胡人”不在五胡之中，而在印度。
语言也一样。现在的普通话中，胡语胡音不少。有后来蒙古人和满族人的，恐怕也有当年五胡的。正宗的“中原雅言”倒是有一些保留在闽南话中，可惜，听得出来的人不多。同样，找到懂鲜卑语的，也不容易。
历史上的五胡与汉，已经融为一体。
汉胡界限模糊之后，南北分野便突显出来。士族，南方的尚清谈，北方的尚实务；佛教，南方的重玄理，北方的重践行；文艺，南方秀丽唯美，北方雄浑质朴。那些厚重的石窟比如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全在北方，骈文和诗歌等文学方面的成就则南方更高，都绝非偶然。
南方与北方，俨然两个世界。
此后，关于南北差异的说法越来越多，比如，南腔北调和南拳北腿。前者的意思是：北方方言只是声调不同，南方方言则连读音都两样。后者的意思是：南方人打架喜欢用拳，北方人动武喜欢用腿。就连男女关系暧昧，南北说法都有不同：南方叫“有一手”，北方叫“有一腿”。[1]
南人与北人的区别，自然也就成了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顾炎武就说，北方学者的问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的毛病，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鲁迅先生则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缺点是愚钝；南人的优点是机灵，缺点是狡猾。总之是大为不同。[2]
南人与北人，俨然两个民族。
同一个民族中有两种不同的文化，似乎不大可能。然而按照林语堂先生的说法，南人和北人在身体、性格和习俗上的差异，甚至不亚于地中海人和日耳曼人。至于原来的胡汉之别，可是一点都看不出来了。[3]
所有这一切，追根溯源都要拜魏晋南北朝所赐。没有那三四百年的隔淮而治和风云激荡，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文化和文明。种种故事，也就无从说起。
原来有的没了，这才有了政治上的一国两朝。南朝和北朝都认自己为中华帝国，称对方为魏虏或岛夷，正所谓“一个中华，各自表述”。原来没的有了，这才有了文化上的南方北方。从此，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隋唐开创的新中华将诞生在两河之间，一直延续至今。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影响后世的根本所在。因此我的说法也许“很不专业”，却很有文化。文化远比专业重要。至少对我来说，是宁可“不专业”，也不能“没文化”的。
当然，这已是题外话。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使者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
公元57－75年（东汉明帝时期），楚王刘英崇尚浮屠，传说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寻求佛法。
125－144年（东汉顺帝时期），张陵创天师道（五斗米道），于吉创太平道。
189年（东汉中平六年），董卓入京，天下大乱，分裂时代实际上开始。
220年（曹魏黄初元年），曹丕代汉，魏始。
258年（曹魏甘露三年），鲜卑拓跋部在阴山南麓的盛乐举行大会，开始定居于此。
265年（曹魏咸熙二年，西晋泰始元年）十二月，魏元帝禅让，司马炎称帝，曹魏亡，西晋始。
304年（西晋太安三年），氐族豪帅李雄称成都王，匈奴酋长刘渊称汉王，五胡十六国始。
306年（光熙元年），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成。
308年（永嘉二年），刘渊称帝，次年迁都平阳。
310年（永嘉四年），刘渊卒，子刘聪立。拓跋酋长被晋封代公。佛图澄到洛阳传教。
311年（永嘉五年），匈奴汉国将领刘曜、石勒等人攻陷洛阳，掳晋怀帝司马炽。
314年（建兴二年），西平公汉人张轨卒，子张寔（读如实）继位，建立割据政权。
316年（建兴四年），刘曜攻陷长安，晋愍帝司马业出降，西晋亡。
318年（东晋太兴元年），司马睿即帝位，东晋始。刘聪卒，子刘粲继位，被杀，刘曜继位。
319年（太兴二年），刘曜改国号，史称“前赵”。
329年（咸和三年），石勒杀刘曜，前赵亡。
330年（咸和五年），羯人石勒称帝，史称“后赵”。石勒称帝之后，尊佛图澄为大和尚。
335年（咸康元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允许汪达尔人入居班诺尼亚（大部在今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境内）。
337年（咸康三年），鲜卑豪帅慕容皝（读如恍）称燕王，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史称“前燕”。
347年（永和三年），桓温伐蜀，李势投降，成汉亡。
350年（永和六年），后赵皇帝石虎养子汉人冉闵篡位称帝，国号魏，史称“冉魏”。
351年（永和七年），后赵亡。氐族豪帅苻健自称天王大单于，都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352年（永和八年），冉魏亡。燕王慕容隽称帝，都邺，史称“前燕”。同年苻健称帝。
370年（太和五年），前秦大破燕军，前燕亡。
374年（宁康二年），匈奴人越过伏尔加河，日耳曼蛮族诸部开始大举入侵罗马帝国，欧洲民族大迁徙。
376年（宁康四年），前秦伐前凉，前凉亡。之后，前秦又伐鲜卑拓跋部所建之代国，代亡。至此，中国的北方完全由前秦统一。同年，西哥特人渡过了多瑙河，因不堪罗马人的压迫掀起大暴动。
378年（太元三年），亚得里亚堡战役，罗马皇帝瓦伦斯兵败被杀。
383年（太元八年），秦晋淝水之战。
384年（太元九年），前秦苻坚部将鲜卑人慕容垂自称燕王，史称“后燕”。慕容泓称济北王，史称“西燕”。羌人姚苌称秦王，史称“后秦”。
385年（太元十年），姚苌擒杀苻坚。前秦部将鲜卑人乞伏国仁建国，史称“西秦”。氐帅杨定自立为公，称藩于晋，史称“仇池”。
386年（太元十一年），鲜卑酋长拓跋珪在牛川（今呼和浩特）称王建国，史称“北魏”。后秦王姚苌入据长安称帝。氐族人吕光建国，史称“后凉”。
392年（太元十七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394年（太元十九年），西秦灭前秦，前秦亡。后燕灭西燕，西燕亡。
395年（太元二十年），罗马帝国分裂。
397年（隆安元年），鲜卑秃发乌孤称王建国，史称“南凉”。后凉匈奴豪帅沮渠蒙逊建国，史称“北凉”。
398年（隆安二年）十月，后燕慕容德称王建国，史称“南燕”。七月，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十二月，拓跋珪称帝。
399年（隆安三年），孙恩乱起。法显赴印度求佛经。
400年（隆安四年），西秦王降后秦，西秦亡。北凉敦煌太守李暠（皓的异体字）建国，史称“西凉”。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开始入侵不列颠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