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功德无量的高允健康地活到九十八岁，五任皇帝都对他礼遇有加。国史案也好，太子党也罢，也都没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因为高允终其一生都坚守道德底线，甚至清贫到只有草屋数间咸菜几坛，让后来的文成皇帝拓跋濬（读如俊）感慨不已。[26]
道德，是可以超越民族界限的。
何况此时的民族关系已不同于前。崔浩的父亲崔宏是被拓跋珪抓来做官的，崔浩却为北魏殚精竭虑。实际上崔浩的问题不在于他有抵触情绪或敌对情绪，反倒在他太把北魏当成自己的国家。这就引起了那些真正主人即鲜卑贵族的反感。当反感找到突破口时，崔浩便不能不死。
没有证据显示，后来皇太子拓跋晃的去世，与崔浩之死有什么关系。但如此之多的奇案频频发生，则证明此时的北魏已经到了转折的关头。这个转变将因太武帝的被杀而减缓，直到一个神秘的女人再来启动新的程序。
这个女人就是冯太后。
跟太武帝拓跋焘一样，冯太后也一身是谜，只不过这些谜团同时伴随着绯闻。按照正史的记载，冯太后是文成皇帝拓跋濬的女人，十四岁进宫，两年后成为皇后，九年后成为太后。这时的她，只有二十五岁。[27]
二十五岁的冯太后表现出了奇特的爱情观。她先是跳进火里要为文成皇帝殉葬。被人救出当了太后，却又传出绯闻。结果是继位的献文皇帝拓跋弘忍无可忍，处死了她的两个情夫。作为报复，冯太后则毒死了这个皇帝。[28]
这里面的恩恩怨怨已经无法弄清。事实上，作为冯太后名义上的儿子，献文帝也可能是她的男人。因为按照鲜卑人“收继婚”的习俗（纳娶父亲去世后留下的不是生母的其他女人），献文帝是可以这样做的。甚至就连他的儿子孝文帝拓跋宏，也可能是他跟冯太后所生。[29]
如此说来，献文帝的杀人便可能是吃醋，冯太后的报复则难免“最毒妇人心”之嫌。
当然，不会有人追究。
但毫无疑问，冯太后是强悍的。作为皇太后和现任皇帝可能的情妇，她在献文帝继位的第二年（公元466年）就以霹雳手段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丞相，架空皇帝，迅速掌握了北魏政权。那时，她应该还没有怀孕。[30]
不过，这并不妨碍她跟皇帝会有一个孩子，也不妨碍她后来杀了那皇帝，如果这些猜测属实的话。
呵呵，冯太后可不是崔浩。
当然不是。事实上，除了拓跋宏出生前后的那些短暂的时间，冯太后都牢牢把握着权力。作为北燕王室的后裔，她似乎有着极高的政治天赋，可以在顷刻之间做出生杀予夺的决断，让许多男人望尘莫及。最后，心灰意懒的献文帝只好去做太上皇，尽管当时只有十八岁。
孝文帝拓跋宏继位，五岁。
这是北魏承明元年（公元476年）的事。也就在这年，日耳曼雇佣军将领废掉了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日落地中海，一个古老的文明就此谢幕。
北魏王朝却华丽转身。三十六岁的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临朝称制，开始了政治和社会的全面改革。这些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鲜卑和北魏。幸运的是，这不但是拓跋焘和崔浩的遗愿，也是冯太后和拓跋宏的共识。
全盘汉化
拓跋宏更像一个汉人。
这并不奇怪。无论拓跋宏是冯太后名义上的孙子，或者实际上的儿子，都是她一手抚养成人的。作为鲜卑化的汉人，冯太后理所当然地用汉文化的乳汁哺育了这个原本混血的孩子。因此冯太后去世后，拓跋宏不但继承了她的改革事业，还干脆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
不难想象，这件事阻力重重。
没有人会喜欢无缘无故地搬家，更何况迁都会损害不少人的既得利益。拓跋宏只好曲线救国，宣布要出兵讨伐南齐。为此，他装模作样进行了占卜，结果卜得革卦。故太子拓跋晃之孙任城王拓跋澄说：革就是革命。这是改朝换代的卦，不是讨伐逆贼的，不吉利。
拓跋宏说：卦辞称“大人虎变”，怎么不吉利？
任城王说：陛下早就是龙，为什么还要做虎？
拓跋宏大怒：国家是朕的，任城王想干什么？
任城王说：江山社稷当然是皇上的，但臣等也有做臣子的责任。陛下既然征求意见，臣当然要实话实说。
拓跋宏无奈，只好在散会后留下任城王说悄悄话，并告诉他自己的真实意图是要迁都。忠心耿耿的任城王恍然大悟，原来皇帝是要一统海内，这才选择了东周和东汉的京城作为帝都。于是立即转变立场，积极支持南征。
公元493年（北魏太和十七年），也就是东哥特人建国的那年，拓跋宏率领群臣和大军来到洛阳。当时正是农历九月，天降大雨不止，所有人都畏首畏尾不肯前进。拓跋宏却一身军装骑在马上，摆出了准备一个人南征的架势。
群臣齐刷刷地跪在了马前。
拓跋宏说：不想南征，那就迁都。
相对于迁都，鲜卑贵族更怕南征，只好妥协。
第二年，拓跋宏正式迁都洛阳。[31]
这是北魏王朝的第二次迁都。上一次迁都平城，他们彻底实现了从游牧部落到农业帝国的转变。那么，这一次迁都洛阳，意义又何在呢？
全盘汉化。
应该说，这正是冯太后要做的事情。只不过，她更侧重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比如实行俸禄制（官僚制度改革）、三长制（基层政权改革）、均田制（土地制度改革）、租调制（税收制度改革）等等。这些制度创新，有的甚至来自她汉族情人李冲的建议。[32]
拓跋宏却还要进行社会改革。
实际上在与任城王谈话时，拓跋宏就说得很清楚：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文治之都。后来，他又对一位鲜卑名士说：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何必一定要住在中原？但子孙后代如果永在漠北，又怎么能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因此拓跋宏说，移风易俗，势在必行！[33]
只不过谁都没想到，他的力度会那么大。
改革是与迁都同步的。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三月，北魏朝廷举行了最后一次迁都听证会。四月，祭天仪式和地点由鲜卑的西郊改为汉人的南郊。十月，太庙神主和皇帝先后启程。十二月，尚在迁都途中的拓跋宏颁布了社会改革的第一道诏令，禁止士农工商再穿鲜卑服装。[34]
鲜卑人大为不满。
不满是可想而知的，拓跋宏也明白只能循循善诱再加恩威并施。于是，次年（公元495年）五月二十六日，已经到达洛阳的他跟群臣有了一次深入耐心而又惊心动魄的恳谈。
拓跋宏说：请问诸位的心愿，是希望朕和朕的国家能够超过商、周呢，还是比不上汉、晋？
群臣说：当然是超过前王。
拓跋宏又问：那么应该移风易俗呢，还是因循守旧？
群臣答：当然应该日新月异。
又问：只是朕一人刷新呢，还是子子孙孙？
答：当然要传之万代。
再问：这么说诸位不反对改革了？
众人异口同声：上令下行，谁敢反对！
于是拓跋宏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从今天起，朝堂之上禁止再说鲜卑话。三十岁以上的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可以从缓。三十岁以下的现任官员，如若胆敢违令，那就是明知故犯，必须撤职查办，诸位以为然否？
群臣说：谨奉圣旨！
拓跋宏又说：朕曾经跟李冲讨论过此事，李冲居然说四方之音无所谓谁是谁非。仅仅这一句他就该死！
李冲赶忙免冠磕头。
拓跋宏拿李冲开刀杀鸡儆猴，确实用心良苦。因为李冲是冯太后的情夫，又是汉人，还是改革派，而且一向为拓跋宏所敬重。如果李冲都该死，其他人呢？
当然都噤若寒蝉。
拓跋宏又责问宫官：朕已明令禁止胡服，但是宫中女人仍然夹领小袖，你们为什么阳奉阴违？
众人都磕起头来。
几天后，改革官方语言的诏令正式下达。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迁入内地的鲜卑人死后一律葬在洛阳，这就等于改变了籍贯；按照汉制使用长尺和大斗，这就改变了度量衡。然而，拓跋宏意犹未尽，他还要改变鲜卑人的姓氏，比如拓跋改成元，步六孤改成陆，等等。所改之姓，多达上百。[35]
下一步，是分定姓族。
姓族其实就是门第，或者说就是高门，只不过一等的叫姓，二等的叫族。姓族名单由官方严格审核，组织部门则按图索骥授予官职。姓族子弟天生就有做官特权，八姓更不得授予低级职位，跟东晋的“上品无寒门”一样。
显然，这是魏晋门阀制度的鲜卑化。这个制度一旦实行，鲜卑人便也就有了门第。结果是什么呢？是门当户对的胡汉两族可以通婚。事实上拓跋宏紧接着就下达了一纸诏书，命令他的六个弟弟娶汉人四大家族的女儿为妻。
皇族与汉族通婚，示范作用当然显著。当其他鲜卑人也纷纷效法时，民族融合就得到彻底实现。当然，是作为少数民族的鲜卑像盐一样溶化在汉民族的水中。
更何况，他们还都得着汉服，说汉语。
这可真是大混血。
混血是种族的，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实际上，姓族制度建立以后，士庶之别就取代了胡汉分野。民族界限模糊了，身份认同从族别变成了门第。鲜卑的豪门与汉人的望族共同组成统治阶级，下层则混为一谈。这正是当年崔浩的理想，拓跋宏则把它变成了现实。[36]
与此同时，洛阳也再度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拓跋宏迁都三十多年后，一位名叫陈庆之的南梁将领曾这样描述他亲赴洛阳的切身感受：我原本以为两京沦陷之后，长江以北便都变成了戎狄之乡。这次到洛阳，才知道衣冠人物尽在中原，根本不是我们江东可比的。[37]
拓跋宏成功了。他其实已是中华皇帝，虽然也只有半壁江山。但他开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由胡汉混血的北方来统一中国，从而创建新的中华文明。
这就是鲜卑人的历史功绩。
那么，原本代表华夏正宗的南朝又如何呢？
第三章 南朝试验田
有鉴于宋和齐改革东晋政治的失败，梁武帝把自己打造成了道德楷模。但他复兴国学、以德治国和推崇佛教的结果，却是造成了更为可悲的悲剧。
短命鬼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南朝，那就只有四个字：乏善可陈。短短的一百六十九年间，居然换了四个朝代。其中年头最长的是刘宋，六十年。其次是南梁，五十六年。再次是陈，三十三年。最短是南齐，二十四年。
宋、齐、梁、陈，都是短命鬼。
王朝短命，皇帝亦然。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居然只有一年。此外，在位两年、四年和八年的各三个，三年的七个，五年和六年的各一个。超过十年的只有五个，其中十二年的两个，十五年的一个。[1]
那么，在位时间长的又如何？
也不怎么样。梁武帝萧衍四十八年，宋文帝刘义隆三十年，在位时间都不短。但，梁武帝困死宫中，刘义隆则被自己的儿子谋杀。实际上南朝二十四帝，至少有十三个死于非命，凶手则从太子、宗室、权臣，到侍从、禁卫军、叛乱者、外敌和新皇帝，形形色色不一而足。[2]
这很值得琢磨。
当然，宋、齐、梁、陈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刘宋皇帝共八个，不得好死的竟有五个；南齐皇帝七个，死于非命的有四个，都超过半数。最惨的是南梁，四个皇帝全都不能寿终正寝。而且，这三个朝代被杀的皇帝，竟有六个是未成年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3]
情况最好的是陈。包括亡国之君陈叔宝，也都没有被谋杀，他甚至活到了隋炀帝迁都洛阳那年。不过，陈朝五帝中仍有一个是被废掉的，而且，被废一年半以后就神秘地去世，年龄只有十九岁，难道不可疑吗？[4]
更何况，陈实在不好意思再叫做朝。当他们接受禅让建国时，南梁的国土已经大面积沦丧，陈朝也只能龟缩在东南一隅等着隋来灭亡，尽管他们曾经也想振作一番。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好景不再来。
其实宋、齐、梁、陈的开国皇帝都是有为之君，也都开创过新气象，因此宋有元嘉之治，齐有永明之治，梁有天监之治。但无一例外，紧接着都是大乱，然后则是亡国。一部南朝史，几乎就是治乱循环史。
这就与北魏大不相同。
北魏也乱，十四个皇帝有九个非正常死亡。但北魏动乱的结果是前进，是由蛮夷之邦变成了中华帝国。南朝却早就丧失了中华帝国的意识和气度，更没有东晋那样中央政府的名分，只不过庞大的诸侯王国而已。[5]
结果是什么呢？
是就连汉化了的胡人也看他们不起。在北魏的官方史书中，东晋是被称为“僭晋”的，刘宋、南齐和南梁则被称为“岛夷”。也就是说，晋代表华夏正宗不成问题，只不过东晋政权的合法性可疑。之后的南朝则连冒充中华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算作蛮夷，还是小蛮夷。[6]
这可真是莫大的讽刺。
于是我们要问：南朝的存在也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
充当中华文明的试验田。
实际上，一向被许多人忽视的南北朝恰恰是中华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北方和南方都在进行各种探索和实验，只不过北方更多地提供了成功经验，南方却在试错。然而试错同样是有意义的。事实上，正是由于有北方的经验和南方的教训，后来的隋唐才能实现大变革。
在历史问题上，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那么，南朝的实验又是什么？
改革东晋的政治。
我们知道，东晋的政权是士族的，政治是门阀的。然而南朝的开国之君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和陈武帝陈霸先，却都是寒门素族和行伍出身。这就跟晋武帝以儒生和名士自居大相径庭，也必然导致政权内部士族与庶族、文官政府与军人政权的矛盾。
南朝之乱，主要原因在这里。
问题是，士族的政权，为什么会落到军人手里？
因为士族越来越懒惰和无能。按照门阀制度，那些名门望族的子弟天生就有做官和免税的特权，法律和制度保证了他们可以不劳而获。因此，这些家伙从小就锦衣玉食游手好闲，只知道峨冠博带高谈阔论，或者涂脂抹粉顾影自怜，地地道道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这是一些寄生虫。
寄生虫是不会有上进心和创造力的，也不会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们甚至把官职分成了清浊两种。只不过，清官的意思不是清廉，而是清闲。因此与“清官”相对应的也不是“贪官”，而是“浊官”。
浊官的职责是处理具体事务，比如税收和诉讼。这些俗务烦杂、琐碎而劳碌，寄生虫们根本就不愿意去做。久而久之，他们就变成这样：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7]
这是一群窝囊废。
窝囊废和寄生虫，能保家卫国吗？不能。能安邦定国吗？也不能。能从蛮族手里收复中原吗？更不能。
于是，寒门素族有了机会。
机会是名门望族让出来的，尤其是既辛苦又有危险的军职。这就给了底层平民一个进身之阶，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则正好抓住了机会和机遇。而且自从刘裕成功，寒门子弟便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想出人头地，就去当兵。
南朝都是军政府，并不奇怪。
不过刘裕能够成功，又与东晋的国情有关。东晋其实是没有中央军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琅邪王司马睿建立的政权是一个流亡政府，哪能真以中央的名义一统江山号令天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
举足轻重的，是北府和西府。
北府和西府都是军事集团，组成部分主要是躲避战乱的南下流民，性质则介于官军和民兵之间。由于驻军地点分别在东晋首都建康以北和以西，所以叫北府和西府，也叫徐州北府和豫州西府（或荆州西府）。[8]
刘裕改朝换代，依靠的就是北府。
这也并不奇怪。事实上，两府统帅虽然名义上都是朝廷命官，手下的兵丁和将领却由自己招募。因此，统帅如果对王朝忠心耿耿，他们就是东晋国军，比如淝水之战时谢玄指挥的北府兵。相反，如果统帅别有用心，他掌握的武装力量就不会被用来保卫王室，而是颠覆政权了。
桓温指挥的西府兵，就是这样。
因此，东晋王室和朝廷对两府充满纠结。他们既希望有人为自己平息内乱抵御外敌，又害怕后者一旦成功便尾大不掉。这些家伙的如意算盘是：两府不用帝国劳心费力养兵千日，却能完全服从中央指挥驰骋沙场，还不至于因为做大做强而危及王朝和政权的稳定。
可惜天底下从来就没有这么便宜的好事。机关算尽的结果，是收复中原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丧失，篡位夺权的事情则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只不过前几次功败垂成，刘裕则成功了。他不但终结了东晋，也终结了士族。
那就来看刘裕。
时势不再造英雄
刘裕的崛起，是因为孙恩之乱。
这样的内乱在东晋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之前已有王敦之乱（公元322年）、苏峻之乱（公元327年），之后则有桓玄之乱（公元402年）、卢循之乱（公元410年）。乱世出英雄。北府的先驱郗鉴军团，西府的前身陶侃部队，就是在平定苏峻之乱时脱颖而出，使自己成为影响历史之力量的。
现在轮到刘裕。
公元399年，也就是北魏国王拓跋珪迁都平城并且称帝的第二年，孙恩之乱起。孙恩号称道教徒，其实是邪教组织和恐怖组织头目。在他的蛊惑和挟持下，数万民众倾家破产抛妻别子，甚至杀死被认为是累赘的婴儿，跟着他攻城略地杀人放火，一时间竟风起云涌。[9]
东晋政权的腐朽，世家子弟的无能，则在这场动乱中暴露无遗。孙恩起事时，会稽郡长官王凝之（王羲之次子）既不出兵也不防备，天天在密室里祈祷，还宣称请到了鬼兵数万把守要津。结果如何呢？城破被杀。[10]
难怪他的妻子谢道韫，死都看不起他。[11]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是北府，扭转战局的则是刘裕。尽管当时他只是北府小小的参军，却让貌似强大的孙恩一再溃败终至灭亡。这说明孙恩的邪教组织不过乌合之众，更说明东晋政权已病入膏肓。他们能躲过一劫，靠的竟是这位出身寒门的下级军官，堪称命悬一线。
然而东晋的无可救药却一再显示出来。实际上，孙恩之乱断断续续地拖延了两年多时间，并未居安的执政者却竟然毫不思危，反倒一如既往地骄奢淫逸。这些家伙除了勾心斗角，便是纸醉金迷，简直就是自取灭亡。
结果，孙恩还没死，桓玄就来了。
桓玄是桓温的小儿子，而桓温原本是要篡晋的，只是由于谢安等人的阻挠未能得逞，这一遗愿便只好由桓玄来完成（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桓玄名为西府督帅，坐镇荆州，却其实占有了晋的三分之二。他与朝廷翻脸，皇室能够指望的就只有北府。
北府却倒向了桓玄。
倒戈是有原因的。之前，北府的督帅历来都由门阀士族担任，这时却已经换成行伍出身的刘牢之。刘牢之一生戎马为国驰驱，功勋显赫却并无政治头脑。当时，刘裕等人都极力反对勾结桓玄，刘牢之却大发脾气说：消灭桓玄易如反掌，但之后朝廷那帮家伙还容得下我吗？
原来，他更害怕功高震主。
这就是糊涂了。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是桓玄来势汹汹却没有名分，晋室正当防卫又力量不足，因此双方都要借重北府军，拉拢刘牢之。刘牢之如果有政治远见，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惜他没有。[12]
看来，士族固然腐朽，武夫也未必中用。
收降了北府的桓玄却如虎添翼。他顺顺当当地接管了东晋朝廷，消灭政敌之后又要解除刘牢之的兵权。始料未及的刘牢之惊慌失措，决定前往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讨伐桓玄，问刘裕愿不愿意一起去。
刘裕断然拒绝。
已经在战乱中成长起来的刘裕直言相告：将军以劲旅数万望风而降，桓玄以新得之志威震天下，人心都已离开将军到桓玄那里去了，请问将军还到得了广陵吗？刘裕无法再追随将军，只能回京口（今江苏镇江）去。[13]
京口是北府的大本营。
当然，只有一江之隔的广陵也是北府的根据地，可惜却是老根据地。当年北府从那里移镇京口，就因为京口与建康并无大江阻隔，又能与广陵隔岸呼应。也就是说，刘裕要回的京口比牢之要去的广陵离桓玄更近，他们一个是迎难而上，另一个却其实是逃之夭夭。[14]
两种选择，高下立判。
刘牢之却不死心，又召集手下将领开会，没想到将领们一哄而散。众叛亲离的刘牢之只好北上，但刚刚离开建康就吓得自缢身亡，后来还被桓玄开棺戮尸。他的儿子则连哭丧都来不及，北上投降了鲜卑人的南燕。[15]
追随刘裕的是何无忌。
何无忌是刘牢之的外甥，也是刘裕的老朋友。牢之与刘裕分道扬镳，无忌左右为难。刘裕则态度明朗地对他说：跟我一起去京口吧！桓玄如果是忠臣，你我就共同辅佐他；不然，就干掉他！[16]
结果，桓玄果然被干掉。
跟孙恩一样，桓玄的兴起和灭亡都很迅速。从进入建康到兵败被杀，他一共只折腾了二十六个月，重要原因之一则是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十二月，桓玄逼晋安帝禅让，改国号为楚。于是，早就想消灭他的刘裕，便有了正当理由和强硬口实。[17]
三个月后，刘裕起兵。[18]
很难说刘裕的初衷是为了兴复东晋王室，还是实现个人野心，或者是为刘牢之报仇，但双方力量对比之悬殊却毋庸置疑。当时，北府将领大多被害，北府军也实际上不复存在，刘裕率领的联军其实只有一千七百人。靠这么一点兵力就去进攻桓玄，简直无异于以卵击石。[19]
然而双方的斗志也不可同日而语。手持长刀的刘裕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敌营两员大将都死在他的刀下。与之相反，桓玄却闻风丧胆不战而走。当时一个部下拉住他的马笼头，请求与刘裕一战。桓玄只是用鞭指了指天，便急不择路地狼狈逃窜，他的结局其实已无悬念。[20]
次年（公元404年）五月，桓玄被杀。
此后的历史就由刘裕来书写了，选择的路线则与当年的桓温神似，那就是先建功立业，再篡位称帝。于是短短十几年间，他先后灭南燕（公元410年），灭西蜀（公元413年），灭后秦（公元417年），将东晋的王旗重新插到了长安城头。
这时就连北方的胡人，也知道刘裕下一步要干什么会干什么。匈奴胡夏国王兴奋地说：我看刘裕一定得胜，之后一定回朝，关中就是我的了。崔浩则对北魏皇帝说：王猛是苻坚的管仲，刘裕是晋室的曹操。灭秦之后他一定会回去篡位，秦国的地盘迟早是我们大魏的。[21]
刘裕之心，一如当年的司马昭。
套路也是一样的：先是封宋公，后是封宋王。这时距离成为宋帝，已只有一步之遥，刘裕却说不出口。他只好在寿阳（今安徽寿县）王宫装模作样宴请百官，宣称自己应该功成身退，准备交还爵位，养老京师了。
众人没听出言外之意，一片歌功颂德，只有一个名叫傅亮的高级官员出门以后才恍然大悟。他立即回过身去敲门求见，刘裕的宫门也应声而开。
傅亮进门就说：臣最好先回建康。
刘裕也不多说，只问：需要多少人送你？
傅亮说：几十个足够。
回到京城的傅亮很快就做了安排，甚至起草了禅位诏书让晋恭帝照抄，恭帝竟也欣然命笔。他对身边人说：桓玄之后，我晋朝就已经亡了，只是靠着宋王才又延续了近二十年。今日之事，朕心甘情愿。
公元420年六月，刘裕即皇帝位，国号宋。[22]
南朝开始了。
同室操戈
刘裕的成功值得深思。
谁都知道，刘裕并非篡晋第一人。之前的王敦和桓温条件都比他好，却都功败垂成抱憾终生，桓玄甚至还把自己弄成了过街老鼠。然而出身寒微的刘裕，却成功地崛起于草莽之中，称帝于动乱之后，这又是为什么呢？
时势，还有政治。
如果说三国是英雄的时代，魏晋是士族的舞台，那么到了晋末，时势就不再造英雄，士族也不再成气候。英雄谢幕，登台的就有可能是混混；士族下课，得势的就有可能是流氓。因此刘裕的宋，包括之后的齐和梁，就注定命运多舛充满血腥，谋杀案也接二连三地不断上演。
杀戮从建国之初就开始了。
第一个被杀的是晋恭帝，时间在禅让一年半以后。他是晋、宋、齐、梁四个逊位皇帝中活得最久的，但这绝非因为刘裕心慈手软，而是恭帝防范甚严。他每天都跟自己的皇后共处一室，饮食也都由她亲手烹制于床前。这位可怜兮兮的前任皇帝，其实已生不如死。
刘裕却不想再等下去。他设法让皇后的两个哥哥把皇后调开，杀手则翻墙而入送去了毒药。当恭帝声称佛教徒自杀便不能转世为人时，这些人用被子闷死了他。[23]
接下来被杀的是刘裕自己的儿子少帝刘义符。这位年轻的皇帝是在正常接班两年后，被刘裕生前指定的顾命大臣徐羡之、傅亮等人废掉并杀掉的，时年十九岁。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弟弟庐陵王刘义真，十八岁。结果是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宜都王刘义隆继承了皇位，是为宋文帝。[24]
发动政变的徐羡之和傅亮却没有好下场。拥立刘义隆为帝时，徐羡之问傅亮：宜都王可以跟谁相比？
傅亮说：超过晋文帝（司马昭）。
徐羡之说：那就应该知道我们的赤胆忠心。
傅亮却说：未必。
果然，一年多以后，刘义隆下诏，以谋杀罪判处徐羡之和傅亮死刑，于是徐羡之自杀，傅亮被捕。读完刘义隆的诏书，傅亮说了八个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25]
拥立了两代皇帝的傅亮，兔死狗烹。
让位给刘裕的晋恭帝死了，刘裕的儿子刘义符和刘义真死了，杀死刘义符和刘义真的徐羡之和傅亮也死了，现在轮到当了三十年皇帝的刘义隆。
宋文帝刘义隆当然是一代雄主，元嘉之治就是在他手里实现的。他甚至发动了北伐战争，试图从北魏手中夺回中原失地。可惜他遇到的对手是太武帝拓跋焘，结果是北魏的大军势如破竹地杀到了长江边。如果不是后来拓跋焘突然撤军，刘宋几近不保（请参看本书第二章）。
刘义隆躲过了拓跋焘的兵锋，却死在儿子的刀下。拓跋焘被宦官谋杀的第二年（公元453年），宋太子刘劭发动了兵变。当时刘义隆正与心腹大臣密谋废黜太子，谈话通宵达旦。太子兵入宫中时，刘义隆猝不及防举起几案自卫，结果十指全被砍断，最后倒地身亡，时年四十七岁。
前一年被杀的拓跋焘，四十五岁。
想来当时宫中的气氛一定十分紧张。刘义隆与心腹大臣密谋时，谈话前总要让这个人举着蜡烛四处检查，唯恐有人窃听。然而泄密的却恰恰是他自己。不知为什么，刘义隆把废黜太子的想法告诉了潘淑妃，潘淑妃又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刘濬。刘濬原本就是刘劭同伙，当然要通风报信，走投无路的太子刘劭也只好铤而走险。[26]
谋杀了父皇的刘劭同样紧张。他匆匆忙忙宣布即皇帝位后，便躲进宫中不敢出来，就连晚上睡觉都刀不离手，床边则点着一排又一排的灯。刘劭心里很清楚，他的政变并不得人心，何况外面还有个三弟武陵王刘骏。作为江州刺史，刘骏手中可是有兵权的。[27]
刘劭决定杀了刘骏。
但让刘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派去宣判刘骏死刑的官员反戈一击倒向了刘骏，内战也随之全面展开，而且很快就决出胜负。刘骏成为宋室新主人，是为孝武帝。刘劭和刘濬则成为刀下之鬼，并以凶手的身份载入史册。
有些细节很值得玩味。
刘劭是躲进井里后被抓住的，刘濬则在逃亡的路上向叔叔江夏王刘义恭投降。被俘的刘劭完全没有了皇帝的尊严和架子，他甚至谦恭地问：天子在哪里？
抓他的人答：就在附近。
刘劭问：可以代为启奏，只判我流放吗？
答：皇上自有处分。
刘劭只好听天由命。
与刘劭不同，刘濬倒是没有称弟弟为天子，他使用的称谓是刘骏的官职南中郎将，自称则用小名虎头。看来，刘濬仍寄希望于骨肉亲情，幻想弟弟会网开一面。
刘濬问他叔叔：南中郎此刻在做什么？
江夏王答：君临天下。
刘濬又问：虎头是不是来晚了？
江夏王答：恐怕太晚。
刘濬又问：总不至于会死吧？
江夏王答：可以先去请罪。
刘濬再问：能给个一官半职，让我戴罪立功不？
江夏王答：那就不知道了。
事实上新皇帝根本没打算给他两个哥哥活路，就连嫂子和侄儿也被斩尽杀绝，骨灰则被扔进了长江。据说，临刑前刘劭的殷皇后曾愤愤不平地质问执法官：他们刘家人骨肉相残，为什么要祸及无辜？
执法官答：当了皇后，怎么能说无辜？
殷皇后说：早知道让别人当。[28]
可惜这并由不得她，也由不得别人，猜忌和戾气则像病毒一样在刘宋扩散。孝武帝刘骏，前废帝刘子业，明皇帝刘彧，后废帝刘昱，个个都是杀人狂，宗室的叛乱也此起彼伏。开国皇帝刘裕的九个儿子，四十多个孙子，六七十个曾孙，死于非命的竟达十之七八。[29]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刘宋的政权终于落到了一个不怎么被猜忌的普通将领萧道成手里。公元479年，也就是北魏冯太后开始政改和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三年后，顺帝刘准被迫禅让。萧道成称帝，改国号为齐，是为南齐。
退位的顺帝则在第二个月被杀，这是他被迫让位之时就已经料到的。小皇帝当时最多只有十三岁，却很清楚让出皇位会是什么结果。因此举行典礼那天，他躲进佛堂的宝盖之下死活不肯露面。被硬拖出来后，这个身不由己的孩子抹着眼泪说：但愿来世不要生在帝王家。[30]
当然，这也由不得他。
齐高帝萧道成倒是吸取了教训，他和儿子齐武帝都能善待宗室，南齐也有了永明之治。但从齐明帝起，噩梦又开始了。前任皇帝和宗室诸王都被他屠杀，结果南齐只存在了二十四年，就被南梁取代。
颠覆南齐的是梁武帝萧衍，让出皇位的则是齐明帝的第八个儿子和帝萧宝融。当月，这位十五岁的小皇帝拒绝了让他吞金自杀的方案，要来好酒喝得沉醉不醒，任由萧衍派来的杀手用某种方式把自己送上西天。[31]
梁武帝非常满意。他当然想不到，四十七年后自己也会死于非命，而且死得更窝囊。
梁武帝之死
梁武帝是被活活气死的。
这一天是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五月初二。此刻的萧衍实际上已是被软禁在宫中受人慢待的病夫。夏季的建康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躺在病榻上的他很想喝一口蜂蜜水，却是求之不得。于是，在“嗬嗬”地叫了两声之后，八十六岁高龄的梁武帝孤独而凄凉地离开了人间。
皇太子闻讯泪流满面，却不敢哭出一声。[32]
没错，萧衍父子都是体面的囚徒。他们除了依然保留着皇帝和太子的名分，其实手无寸铁，身无分文。
掌握他们命运的，是侯景。
侯景原本是从北方叛逃到南朝的。此前，立国一百五十年的北魏，已经像罗马帝国一样分裂为东西两半。西魏都长安，实际掌权者为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东魏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实际掌权者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
当然，两魏名义上还是鲜卑拓跋的政权。
鲜卑化的羯人侯景则曾是高欢的部下，但在高欢去世后与继承人高澄翻脸，于是，携黄河以南十三州土地向梁武帝投诚。梁武帝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却没想到西魏趁火打劫占了侯景的地盘，南梁的援军则被东魏打得落花流水。出于无奈，梁武帝只好与东魏议和。
条件，当然是交出侯景。
这就等于把侯景逼入了死角。与此同时，侯景也看透了南梁的腐朽无能。反正只有死路一条的他调转枪头对建康发动突然袭击，像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洗劫罗马一样攻陷并血洗了南梁的首都，最后又攻进了台城。
台城位于今天南京市的玄武区，在东晋和南朝是皇宫与政府的所在地，也是首都建康的城中之城。由于当时的中央政府叫尚书台，所以叫台城。也就是说，当时南梁的首都外围是京城，中心是台城。建康城破，中央政府还在。台城一旦失守，皇帝和太子就只能束手就擒。
侯景与梁武帝终于见面。
不过，这场战争毕竟不是两国交兵。侯景并不认为他是叛乱，梁武帝也不认为自己是败军之将和亡国之君。因此他们的见面依然遵守君臣之礼，侯景甚至表示自己是受奸臣迫害，不得已才惊动圣躬，此刻特地前来请罪。
他的身后，则站了五百个披甲的卫士。
实际上已经成为战俘的梁武帝倒是从容镇定。他十分平淡地说：爱卿久在军中，一路辛苦了！
侯景竟汗流浃背，不敢仰视。
于是梁武帝问：你是哪里人？为什么胆敢如此？你的老婆孩子还在北方吗？
侯景又不敢应对。
旁边的人只好替他回答：臣侯景全家老小都被高澄屠杀已尽，只能只身一人归顺陛下。
梁武帝便问：初渡江时，你有多少人？
侯景答：一千。
梁武帝又问：围台城时，又有多少人？
侯景答：十万。
梁武帝再问：现在多少？
侯景答：率土之滨，都是我的人。
梁武帝低下了头。[33]
这实在是极具戏剧性，而且这种戏剧性其实是历史本身的。是啊，走投无路的侯景以区区千人渡江，不过乌合之众亡命之徒，怎么就一举颠覆了一个王朝呢？
直接的原因是有内奸。
内奸叫萧正德。他是梁武帝的侄儿，也曾经一度是他的养子。梁武帝自己有了儿子以后，萧正德也就失去了做太子的可能，因此怀恨在心。也因此，当侯景许诺拥立他当南梁皇帝时，他打开了建康的城门。[34]
但这只是原因之一。事实上从侯景起兵到台城陷落，前后有半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京都被围，两宫（皇帝和太子）被困，难道就没人出手救援？[35]
当然有。邵陵王萧纶（梁武帝六子），湘东王萧绎（梁武帝七子），司州刺史柳仲礼等人，都曾率军前来勤王。然而怎么样呢？不是止步不前，就是隔岸观火。甚至当城中饿殍遍地时，他们还在城外搂着妓女喝花酒。
这就让很多人看不下去，却没有人能动员他们。邵陵王萧纶固然不听他人劝说，柳仲礼则连父亲柳津的话也不肯听。当时，困在台城的柳津登上城楼向儿子喊话：君父在难而见死不救，子孙后代会怎么看你？
柳仲礼竟不为所动。
无可奈何的柳津回到了宫中。他悲愤满腔地对问计于自己的梁武帝说：陛下有邵陵王，老臣有柳仲礼，全都不忠不孝，反贼又哪里能够平定？[36]
也只能指望台城的守将了。
◎梁都建康图
守城的主将萧坚是邵陵王萧纶的世子（王储），然而这位侯爷却是典型的酒囊饭袋。当时侯景掘开了玄武湖引水灌城昼夜攻战，身负重任的他却只知酗酒，完全不理军务，也不知道奖励将士抚恤百姓。结果，忍无可忍的部下在黎明时分放下绳子，把侯景的人引入城中。
台城因此失守，萧坚也掉了脑袋。
乱兵入城，其他人也顶不住了。萧坚的弟弟萧确倒是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可惜就连奋力作战的他也败下阵来，只好跑回宫中报告台城沦陷的消息。
梁武帝躺在卧榻上淡定地问：还能一战吗？
萧确说：不能。
梁武帝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吧！你赶快出城，告诉你父亲，不要为我和太子担忧。大梁的江山由我得来，又由我自己失去，没什么可遗憾的。[37]
也许这是真心话。也许吧，也许。毕竟，之前的南齐只存在了二十四年，梁武帝却在位四十八年，执政的年头是整个南齐王朝的两倍，确实可以死而无憾。
但，果真如此吗？
只有更糟
梁武帝肯定死不瞑目。
不能说梁武帝是无道昏君。是的，他勤政，十冬腊月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他朴素，不饮酒，不食肉，每天只吃一餐饭，还是素菜。他节俭，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他谦恭，对待宦官都彬彬有礼。他克制，五十岁以后就不过性生活，简直就是苦行僧。[38]
历史上，有这样苦哈哈的好皇帝吗？
没有。
梁武帝甚至也是仁君。普通民众犯了死罪，他总要痛哭一场才下令行刑；王公贵族横行不法，更只是叫来哭骂一顿就算了事。比如萧正德，是曾经叛逃到北魏的。但当他又逃回来时，等待他的仍然是西丰侯的爵位。
这哪里是皇帝，简直就是菩萨。
然而萧正德对梁武帝的回报，却是既要他的官位也要他的命。台城被攻破后，萧正德最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拿刀去杀了梁武帝和皇太子。如果不是侯景提前派兵守住宫门，这两个人早就没命了。[39]
问题在于，萧正德固然禽兽不如，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侯景攻入台城后，号称前来救驾的联军立即就地自动解散，总司令柳仲礼还投降了侯景。进入台城后，他甚至先拜侯景后见皇帝，气得他父亲失声痛哭说：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是我的儿子！何必劳驾来见我！[40]
这一切，梁武帝可曾想到？
当然想不到。
梁武帝其实是很希望长治久安的。而且，由于亲历了宋与齐、齐与梁两次改朝换代，他的治国格外用心。就连姑息纵容萧正德这样的败类，也是为了避免重蹈前朝祸起萧墙的覆辙。至少，他本不想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结果却是更糟。
更糟是肯定的。实际上台城被围时，各路诸侯之所以按兵不动作壁上观，就是想借刀杀人，听任侯景与梁武帝和皇太子龙争虎斗，两败俱伤后再来坐收渔翁之利。很清楚，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皇上和父亲。
所以，台城刚刚沦陷，他们就一哄而散；武帝尸骨未寒，他们就手足相残。这其实是重演宋和齐的悲剧，但等而下之的是还要引狼入室里通外国。萧正德投靠侯景，武帝的孙子萧詧（同察）投靠西魏，萧纶投靠取代了东魏的北齐，萧绎则既投靠西魏又投靠北齐。
于是，就在南梁封侯景为汉王的同时（公元550年），北齐和西魏分别封萧纶和萧詧为梁王。第二年，北齐又封萧绎为梁相国。也就是说，为了消灭竞争对手，武帝的子孙纷纷向北方“夷狄”俯首称臣，把自己变成了卖国贼。
南梁也终于灭亡。
实际上武帝一死，南梁就亡了。后来的简文帝其实是侯景的傀儡，梁元帝其实是割据的诸侯，梁敬帝则不过建立陈朝的跳板。时机一到，陈霸先就逼他禅让了。换句话说，南梁其实只有一个皇帝，寿命只有四十八年，跟宋和齐一样并没跳出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的怪圈。
这当然值得反思。
反思从刘裕就开始了。刘裕是以寒门和军人的身份推翻士族阶级之东晋的，因此他为自己的新政权确定了三条原则：皇权必须加强，天下不可共治，士族应该下课。也因此，宋、齐两朝都大量起用寒门庶族担任中央要职，地方军事重镇和军政大权则交给封为藩王的皇族。
也就是说，寒门掌机要，军权托宗室。[41]
结果怎么样呢？
同室操戈，内乱频起，一朝倾覆。
吸取了前朝教训的梁武帝开始调整政策。一方面，他恢复了士族的社会地位，吏部甚至按照《百家谱》记载的郡望门第给高级士族授予高级官位。另一方面，具有工作能力的寒门庶族仍被任用，以便处理实际政务。宗室诸侯更是地方实权派，不像在宋、齐那样受人监视。[42]
梁武帝认为，这样就能摆平皇族、士族和庶族三方面关系，从而实现政治势力的均衡和制衡。如果更理想一点，这三股力量还能作为三根支柱支撑起帝国的大厦。
可惜他落空了。
首先，士族在东晋末年已经变成腐朽的阶级，此后又遭受了宋、齐两朝八十多年的遏制，怎么可能重振魏晋时期的雄风？他们像出土文物一样被挖出来，恐怕只能腐朽得更快。五谷不分如建康令王复，甚至连马都不认识，一口咬定那是老虎。靠他们保家卫国，岂非天方夜谭？[43]
皇族也不争气，一个个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穷奢极欲贪得无厌，为非作歹不知廉耻。梁武帝的六弟、萧正德的父亲萧宏，甚至与武帝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侄女通奸，还密谋篡夺皇位。这样的人，哪里靠得住？[44]
能依靠的，只有庶族。
但，且不说庶族本身良莠不齐，就算清一色都是君子也很难获得社会认可。毕竟，门阀制度在魏晋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这个百足之虫可是死而不僵。现在，梁武帝又老调重弹，庶族怎么可能成为中坚力量？
更重要的是，从汉末开始，华人社会就没有了核心价值，只剩下门第观念（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如果连这也被废除，请问拿什么填补空白？[45]
梁武帝想到了这一点。
他的办法是九个字：兴国学，行德治，崇佛教。
国学在南梁其实就是儒学，或太学，武帝的创新则是为儒家五经设立五馆。五馆是五经博士讲课的地方，也是候补官员考试的地方。任何人只要通过考试，就有可能获得官职，而无论出身如何。事实上，由于五馆生员以寒门子弟为主，因此它其实就是隋唐科举制度的前身。[46]
这大约是萧衍政治中最可圈可点的。
然而他的以德治国却是一败涂地。比如萧宏，曾经被人举报家有库房百间，疑为私藏兵器。梁武帝闻讯亲自前往查看，却发现里面全是金银财宝，仅仅钱币就藏了三十间房子，每间一千万，共计三亿。梁武帝看了大为放心，兴致勃勃地对萧宏说：阿六，你的生活不成问题呀！[47]
请问，这是什么德育和德治？
事实上，堆满萧宏库房的全是民脂民膏，这一点应该谁都清楚。侯景围台城时，就曾经向城中士民散发谋士代笔的传单。传单上说：请大家看看梁朝王公贵族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吧！这些家伙不耕不织，却锦衣玉食。如果不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他们的钱财又能从哪里来？[48]
侯景虽然混蛋，这话说得却并不错。
如此看来，梁武帝的艰苦朴素便该视为虚伪。这种虚伪虽未必是他本人的，却可以肯定是体制的。而且，正因为他的以德治国其实是体制性的虚伪，才会死到临头都没人救援，哪怕他把自己打造成了道德楷模。
国学和德治能够救梁？白日做梦。
现在，救命稻草只剩下了一根，那就是宗教。宗教是南北朝的大问题，梁武帝则是重要的代表人物。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便与他息息相关。更何况，正是宗教而非其他，最鲜明地体现出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秦汉文明与隋唐文明的分野，是中华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那就来看宗教。
第四章 宗教问题
被后赵皇帝尊为“伟大导师”的佛图澄，第一次将佛教置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之下。但他能够利用皇权取得教权，靠的却并不是佛学造诣，而是道教喜欢的方术。
道教兴起
佛教在中国，一开始是被看作道教的。
这并不奇怪。中国原本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夏和夏以前大约只有巫术。商代有上帝，却是祖宗崇拜，不是宗教信仰。商的上帝也不是God，不是造物主，而是去世的帝王。与之对应的是“下帝”，即在任的商王。
下帝和上帝，都是人。
或者说，下帝是人，上帝是鬼，是死人。
之后的周人既拜祖宗也信天命。天的主要功能是授权天子管理天下，并对不合格的统治者进行革命。这样一种既是Heaven（上苍）又是Nature（自然）的存在其实是人，因此在以后的漫长时代也被形象地称为老天爷。
这同样不是宗教，不是信仰。
事实上，中国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原因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正如我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一样。也就是说，宗教之于中华，只能是外来的异族文化。因此初入中华的佛教，也只能被理解为中国已有的东西。[1]
那么，这东西是什么？
广义和初始的道教。
实际上，就像文化本是“用文明来教化”之意，宗教在汉语中也是“宗奉某种教化”的简称。于是，但凡“以道来教化”的理论和实践，便都是广义的道教。先秦的诸子百家，后来的佛教道教，都曾被这样理解。[2]
这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religion）。
初始的道教也不是。它一半是思想，即黄老道；一半是法术，即方仙道。道教，是黄老和方仙的杂糅。
先说黄老道。
黄老道又叫黄老之术，简单地说就是打着黄帝和老子旗号的思想和方法。把黄帝和老子联系起来是在战国，大行其道则在两汉。这时的黄老道内容庞杂，包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再加上周易哲学、神仙思想和阴阳五行，是这些思想观念的大杂烩。
这是一种思潮。
作为思潮，黄老之术在汉初受到推崇，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但即便如此，他们对黄老的态度也只是信奉，不是信仰。而且就连这种信奉，在独尊儒术以后也逐渐淡出。黄老道中的周易哲学和阴阳五行被儒家吸纳，剩下的就只有神仙思想。
神仙思想是中国独有的，其他民族只有神没有仙。神与仙的区别在于：神是神，仙是人；或者神是死人，仙是活人。一个人，如果生前对国家和民族有大贡献，死后便可封神，就像罗马的恺撒。如果通过修炼或服药而长生不老肉体飞升，那就是仙，比如韩湘子或吕洞宾。
很清楚，封神是国家民族的事，个人只能成仙。
成仙是道教的核心。
实现成仙愿望的方式和技术就是方术，掌握方术的则是方士。方士起源于战国燕齐一带沿海地区，共同特点是能为一般人所不能为，比如，秦皇时徐福能求仙药，汉武时栾大能通鬼神，曹操时左慈神出鬼没，总之是或有奇方或有异术，因此能行走江湖并且结交王侯。
很难说这些人当中谁是骗子谁是奇人，但可以肯定方术并不简单地等于巫术，比如神医华佗就是方士。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巫术与医术往往密不可分，所谓方术则更有可能是被巫术化和神秘化的科学技术。
比如房中术。
房中术其实就是性科学和性技术。道教认为，性生活是必需的，但应该讲究方法。因为性交的意义既不是生育也不是纵欲，而是养生。换句话说，做爱就是合气，也就是把男人的阳气和女人的阴气进行调和，以达到“采阴补阳”和“采阳补阴”的双重目的。
这就只能通过肌肤之亲和交换体液来实现，因此性生活必不可少。只不过如果不合时宜，不知节制，不得要领，则会适得其反。因此要有禁忌，也要有技术。插入的深浅，抽动的快慢，性高潮的时机都有讲究。总之掌握了房中术，就能益寿延年返老还童，甚至成仙。
如此方术，恐怕不少人都乐意奉行。是啊，即便不能成仙，也能飘飘欲仙，或欲仙欲死，何乐不为？
方术与成仙的关系，大体如此。
这就是方仙道。
方仙道的内容当然远远不止于房中，至少还有服食和行气。行气其实是中医倡导的一种呼吸方式，目的是吐出浊气，吸取清气，即吐故纳新，简称吐纳。吐纳的同时还要配合体操，叫导引。再加上按摩，就是行气。
服食也包括两种，即服药和服丹。药就是灵芝一类的草木，所以叫药。丹则是以丹砂为主的矿石，所以叫丹。药能强身健体，丹能让人成仙，所以叫仙丹。最好的仙丹吃下去以后，成仙只需三日，叫九转金丹。
九转就是反复烧炼，炼丹的则是炉鼎。用丹砂等原材料炼出来的叫外丹，化学成分主要是铅和汞，结果不但不能成仙，反而会中毒。因此道教又主张以人体为炉鼎，用自己的精气神为药石和炉火来烧炼，这就是内丹。后来南宋的全真教南北二宗，便都排斥外丹，主张内丹。
服食、行气、房中，是秦汉方术的三大派。此外，方术还包括天文（含占星术）、历算、占卜、命相、堪舆（看风水）、黄白（炼金术）等等。这些五花八门大多被道教照单全收，而且不少被附会为黄帝的发明和老庄的主张。
方仙道与黄老道，由此合二为一。
但这并不是宗教。事实上，方仙也好，黄老也罢，重中之重都是养生和成仙。这就只与个人有关，宗教却是社会有组织的行为。黄老道和方仙道如果不能与社会大众和国家事务发生关系，那就永远不过方术而已。
于是，斋醮（读如叫）和符箓（读如录）被发明了出来。
斋醮是一种祭祷仪式，程序有设坛、摆供、焚香、化符和念咒等等，目的则是求福消灾。这就至少在理论上是利国利民的事，因为斋醮的受惠者上至九五至尊，中至各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完全一视同仁。
道教能有群众基础，斋醮的作用不可小看。
符箓则是用朱笔写在纸上的似字非字的图形，据说烧掉以后就能通神、驱鬼、求雨、治病。这就比成仙更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实际上最早的道教组织天师道和太平道（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就是靠符箓的神秘作用吸引广大信众，并发展壮大起来的。
更重要的是，符箓在后来还成了一种制度。天师道规定，一个人如果在一定仪式上接受了正式授予的符箓并随身佩戴，便意味着他加入了组织，成为这个教团的一员。我们知道，宗教的标志之一是教团组织，作用之一是身份认同（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因此有了符箓制度，方仙道距离宗教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这一步也可能是十万八千里。毕竟，宗教不可能在中国自发地产生，黄老道和方仙道也并不必然地要变成宗教。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和他人的示范，那么，天师道也好，太平道也罢，就算能够产生，也只能是靠巫术来维系的民间组织，弄不好还可能成为邪教。
幸好，佛教来了。
佛法西来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日子历来有不同说法。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是西汉哀帝的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这一年，有一位博士弟子听大月氏使者口授了《浮屠经》。浮屠其实就是佛陀（Buddha），大月氏使者讲述的则是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与后来所知的传说并无出入。[3]
这是比较可靠的最早时间。
那么，最晚是在什么时候？
东汉明帝时期。尽管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寻求佛法只是传说，但他弟弟楚王刘英崇尚浮屠，在王宫中斋戒礼拜应是事实，可见当时佛教的影响已经不小。而道教第一部经典《太平经》的诞生，却至少要在半个世纪之后。[4]
天师道和太平道成为宗教组织，就更晚。
因此，道教创始人从佛教那里受到启发获得灵感，甚至见贤思齐，是完全可能的。没错，从现存资料看，道教的创立似乎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问题是，说佛教对这件事毫无影响，就有证据吗？对不起，也没有。[5]
事实上，只有佛教的影响才能解释，天师道和太平道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被凭空创造出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宗教为何物，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创教，只不过认为别人有这么个东西，我们也应该有，可以有。
也因此，道教在发展过程中还会继续向佛教学习。佛有寺，道就有观；佛有僧尼，道就有道士；佛有袈裟，道就有道袍；佛有释迦牟尼，道教便只好把老子抬出来。其实老子是否确有其人都是问题，跟宗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只有这样，道教才会看起来更像模像样一些。[6]
毫无疑问，这并不奇怪，也不丢人，因为文化原本就是需要学习甚至模仿的。吊诡的是，尽管道教对佛教亦步亦趋，后者却在东汉被看作类似于前者的东西。当然，是被看作初始的道教，即道教前的道教——前道教。
这样的佛教，叫浮屠道。
浮屠道就是外国的黄老道，这是东汉时期上流社会的普遍看法。因此楚王刘英和后来的汉桓帝，都是黄老与浮屠并尊。他们的宫中，则既有黄老祠，又有浮屠庙。[7]
不能说这样做没有道理。事实上，从未见过宗教的中国人只能按照已有的知识去理解那舶来品，比如把僧尼称为道人（道教的神职人员则叫道士）等等。更何况佛教主张的四大皆空，与道家哲学的无中生有；佛教主张的常乐我净，与道家哲学的清静无为，又何其相似乃尔！[8]
然而差别，也不能以道里计。
区别之一在目的。
道教的目的是成仙，佛教的目的是成佛。仙和佛都不是神，而是人。所以，这两个汉字也都是单人旁。这是道教与佛教的共同之处，也是他们与其他宗教不同的紧要之处。也就是说，佛教和道教都是人本的，这很符合中华文明的精神（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但，仙与佛又大不相同。
仙的特点是不死，佛的特点是觉悟。一个人，只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最高智慧），就可以立地成佛。当然，严格地说，只有做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才是佛。只能做到自觉和觉他的，是菩萨（菩提萨埵Bodhisattva）。唯独自己一个人觉悟的，是罗汉（阿罗汉Arhat）。
罗汉、菩萨、佛，都会死。释迦牟尼就是八十岁时去世的，但他生前却已经成佛。他的去世，也被称为涅槃（Nirvana）或圆寂（Parinirvana）。
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实际上，死亡是死亡，圆寂是圆寂，涅槃是涅槃。圆寂的本义是“圆满的寂灭”，涅槃则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它在梵文中的原意是风的吹散，火的熄灭，却绝不是死亡。相反，是一种超越了生死也超越了时空、苦乐以及一切经验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可言说的，只能称之为涅槃。
涅槃有四种德性，叫常乐我净。简单地说，不生不死就是常，永无痛苦就是乐，本性不变就是我，一尘不染就是净。显然，佛教的目的不是把人变成仙，而是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变了，至少也是罗汉。
罗汉与神仙，是两码事。
佛教与道教，也是两码事。
目的不同，方法和途径也不同。比如道教讲守一，佛教讲禅定，都要求精神的专一和专注，看起来很像，其实不同。简单地说，守一是为了防止精气神扩散和泄漏，从而保证长生不老。禅定却是要集中精力观想某个特定对象（比如莲花或诸佛），这样才能获得最高智慧。
显然，守一是养生，禅定是修心。
所以，佛教讲定慧双运，道教讲性命双修。性命就是性和命，神和形，心灵和身体。换句话说，性命双修就是既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是身心都健康。
这当然是很可贵的思想。
禅定则是禅和定的合称。禅（Dhyana）就是禅那，也就是静虑。定（Samadhi）就是等持，也就是专注。慧（Mati）则是明察，也是决断。这三个词连起来，就是安安静静地想（禅），专心致志地求（定），然后斩断迷惑，做出明察，获得佛教之所追求——般若（读如波惹）。
般若（Prajna）就是智慧，或通过智慧到达涅槃的彼岸，所以也叫般若波罗蜜多。佛教认为，生死是迷界，是此岸；涅槃是解脱，是彼岸。从此岸到彼岸，就叫波罗蜜多（Paramita）。而能够如此，是因为有智慧。智可以认识世间事，慧能够证悟出世法，合起来就是般若。
当然，这不是凡夫俗子能有的。
实际上，般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智慧，而是成佛所需的特殊认识。拥有最高智慧“无上正等正觉”的，甚至只有佛陀一人。但不能成佛，还可以做罗汉。关键在于有没有觉悟，能不能从无边苦海中解脱出来。[9]
这就只能从长计议了（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但佛教与道教的区别却一目了然。不妨这样说：佛教是心灵的宗教，道教是生命的宗教。道教希望人活着就能过上神仙般的日子，佛教却更关注灵魂的安顿和寄托。因此，服食和行气等等，佛教也是不讲的。
没错，智慧与方术无关。
宗教需要的，也不是装神弄鬼点石成金。
所以释迦牟尼本人是反对巫术的。他甚至规定，弟子如果实施咒术就算违反了佛戒。不过这项规定并未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严格的遵守。小乘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罢，都以附属的方式保留了咒术。至于与婆罗门相结合的密教，更是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巫术为特征。[10]
然而宗教在本质上却不是巫术。如果它依然与巫术勾勾搭搭难解难分，那就没有必要变成宗教。因此，一种宗教越是纯粹，就越是远离巫术。中国的禅宗就是如此，尽管禅宗也不是真正和纯粹的宗教，而是哲学。
事实上禅宗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必须中国化。儒学化的禅宗是中国化的第三步，玄学化的般若学是第二步，巫术化的浮屠道则是第一步。第一步虽然看似荒唐，但没有它，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中华史的故事。
那就来看这一步。
一步登天
大和尚到！
随着典礼官一声高呼，所有的王公贵族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包括他们的皇帝。
无疑，这是为了表示对一个人的崇敬。
这个人叫佛图澄。[11]
佛图澄是后赵佛教界的领袖，“大和尚”则是后赵皇帝石勒给他上的尊号，意思是“伟大导师”。[12]
僧人地位之尊贵，于此为最。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佛图澄获得这一地位，靠的并不是他的佛学造诣，而是道教喜欢的方术。
佛图澄是西域龟兹（读如秋慈，即今新疆库车）人，也可能是天竺（印度）人。他九岁出家并熟读佛经，进入内地前曾在敦煌逗留。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佛图澄到洛阳传教，却赶上了西晋灭亡前的兵荒马乱，只好潜伏在石勒的一个部将家中。
有一天，石勒召见这位部将。
石勒说：据我所知，你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奇谋，也没什么异术。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每次行军打仗，你都能预测到结果。实话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
部将说：是一个沙门预测的。
沙门（Sramana）就是佛教的出家人。
部将还说：这个沙门预测到将军会得天下。
于是石勒召见了佛图澄。
这时的佛图澄自称已经一百多岁，可以不吃不喝只靠呼吸空气过日子。据说，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小洞，平时用棉絮塞住。晚上要读书时，只要拔出棉絮，洞中放射出来的光芒便足以将整个房间照耀得一片明亮。
呵呵，这哪里是和尚，明明是道士，或巫师。
石勒却不在乎是佛是道，他关心的是这个沙门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因此他问：佛道有什么灵验？
佛图澄很清楚，跟这个没文化的羯人讲什么般若智慧是没有用的，他的办法是要来一盆清水并焚香念咒。结果转眼之间，水中便长出了莲花，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所有人都大为叹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