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7月14日至20日间4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卢沟桥事变爆发及在宛平城下抗击日军的消息很快传到海内外，引起国人轰动。29军的爱国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当时的一首诗歌表达了抗日民众激越豪迈的抗战热情：
多亏了廿九军众英豪，
摩拳擦掌挥大刀，
敌人头脚都砍掉，
桥下河水血滔滔。
亚洲睡狮已醒了，
大家齐把国土保，
不分男女和老少，
同心协力除强暴！
作曲家更心潮汹涌，在卢沟桥事变的第3天完成《大刀进行曲》，这首激荡人心的进行曲很快流行到抗战战场的每个角落。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确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卢沟桥战事打响之际，金振中营就得到当地民众大力支援，北平郊区的农民自动地挑起了支前的重担，他们为前线输送了无以数计的粮食、饲料、燃料、蔬菜和民工，特别是长辛店一带的农民，包括妇女和孩童，帮助军队筑路、送情报、抬伤员、运物资、送食品。在日军炮弹密密麻麻落在宛平城内之时，为驻军修筑巩固阵地，长辛店工人运送来大批枕木、铁板和铁轨。
北平的磨刀匠得知金振中营砍杀日军之事，扛着磨刀凳赶到宛平，为29军无偿磨刀。
北平城里的黄包车夫为到宛平前线抢救伤员，自动来到前线，在运送伤员进城救治时，很多车夫在中途惨遭日军杀害。
北平、全国以及海外侨胞成立了各式各样的“救国会”、“后援会”、“救灾会”、“筹饷会”、“慰问团”、“服务团”等等。
宛平城内，送来的西瓜和其他慰问品堆积如山。纽约所有的华侨社团联合召开了紧急会议，建立统一的华侨组织实行总动员支持祖国抗战。在这之后，在美国各地及其他国家也纷纷成立各种支援抗战组织。自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初，纽约华侨救济总会募捐100多万美元和大批军用物资。
在“缅甸救总”的号召下，40多万缅甸华侨组成救亡大军。
马来西亚地区华侨捐款2000万元国币。
仅从广州口岸回国参加抗战的旅泰华侨及各地华侨达30批2000余人。
乞丐行乞：“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
南京下关一卖菜小贩，得知卢沟桥事变消息，至为激愤，将自己5年辛苦积蓄的300元全数送到中央财委会，捐作御侮守土抗战将士费用。
及时肯定积极面
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举行抗日集会，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斗到底。图为青年学生在街头进行抗日宣传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向北平发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以备事态扩大”的指示。在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写道：“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矣，彼特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何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显然，蒋介石已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蒋介石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一面积极应战，一面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在不求战而必抗战之决心下，努力一切”。
但日本对冀察当局和南京政府的和平努力不加理睬，继续增兵华北，和平解决事变的可能性已十分渺茫。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他说：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我们中途妥协。”“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前发生的征兆……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是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他指出，中国政府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原则是：“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个谈话说明，南京政府已不愿再向日本让步，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蒋介石谈话发表后，与蒋介石打了十年内战的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并以少有的口吻称赞了蒋介石的这次谈话，说它“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一面促蒋、一面救亡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在庐山上的蒋介石
国民党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7月14日，他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
“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自身积极地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准备，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接连致电蒋介石、宋哲元等，并向全国发表通电，呼吁抗战。电文中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祖国之目的。”“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29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即愿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躯，与日寇决一死战！”
聂荣臻回忆道：“到7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7月28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8月15日改编好，20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
坚持积极防御战略
1937年4月2日，周恩来飞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在杭州同蒋介石谈判情况。在机场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欢迎。右起：肖劲光、林伯渠、彭德怀、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
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失，这使中国失去华北与中国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接着，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3条铁路作扇形推进，向华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日军的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8月4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当时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弊端的。意见中还说：“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意见最后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与妥协作坚决的斗争
在周恩来的建议和推动下，1937年9月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在太原成立，续范亭任主任委员。这是续范亭(站立者右2)与李公朴(站立者右4)等在山西合影
蒋介石庐山讲话后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在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1、全国军队的总动员；2、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3、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4、抗日的外交；5、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6、国防教育；7、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8、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这几句话正是对国民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正如英国记者贝特兰所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责‘缺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
由于红军出兵在即，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洛川会议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一时来不及集中，因此，8月9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了一次会。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由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十分明确地断言：“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7月7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对国民党的状况，他分析道：“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离彻底转变还远”。“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但这还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转变，应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谈到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时，毛泽东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在反倾向问题上，毛泽东同意张闻天报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提出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8月5日和张闻天一起发出的电报中说的是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而在仅仅4天后的这次会议上他却谈到“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可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他在红军出动前夜这个关键时刻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
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对7月23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项办法提出补充，初步形成“十大纲领”。4天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时，将这个文件交给她。海伦后来回忆：“毛泽东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
红军开赴抗日前线
中国军队陆续调往华北，增加抗战前线的兵力
向华北前线挺进的八路军
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上海，使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周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18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8月22日，洛川会议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18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
为了在组织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9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代理主任。
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从9月2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战中充实、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动到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当务之急是红军从何地投入抗日前线。
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是毛泽东在八月中旬已经确定下来的。为什么先开入山西？毛泽东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正如任弼时所说：“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利于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第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地区。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日本侵略军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举进攻，严重威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将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想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
早在1936年底，中共党员薄一波等经北方局同意同阎锡山建立了联系。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第三，当时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因此，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把八路军3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
向华北前线挺进的八路军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这时周恩来、博古已赴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他们，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同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重要意义。
5日，毛泽东收到红军总部从云阳发来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主张：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的补充与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回电中强调：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而不是三角地区，作为协助友军作战的地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显然，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
他所以一再强调这些问题，除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和红军自身的特点外，还由于看到蒋介石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已表现出许多不正常的现象：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一方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10个师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又出现闽粤边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诱骗缴枪的事件，毛泽东认为这是“极严重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
促使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八路军最初设总指挥部，1937年9月以后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图为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在抗日前线。
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发展壮大自己；战略方针是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战地区为日军主要进攻方向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图为向华北前线挺进的八路军
在共产党的努力下，7月17日，国民党方面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8月12日，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18集团军），全军4.2 万余人，编为3个师。其后（10月）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全军共1.03万余人，编为4个支队。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受到严重威胁。9月22日中共中央再次郑重向全国宣告，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与国民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国民党终于同意于9月22日由中央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7月15日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发表了蒋介石的谈话。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提出了三项主张和四项承诺。三项主张是：（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需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需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四项承诺是：（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的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
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使全中国形成了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与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开辟了敌后战场，对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起到了积极的支援。敌后战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广大的解放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章 平津保卫战
“扩大战争”派据上风
1937年8月8日，侵入北平前门大街的日本侵略军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和统帅部在如何解决事变以及在对华战争的未来发展等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主要有“不扩大”与“扩大”两派。持“不扩大”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曾经与极垣征四郎一起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他的部下——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主任参谋崛场一雄等人。相比之下，“扩大派”的阵容要比“不扩大派”强大得多。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军司令官小矾国昭和中国驻屯军的决策层与少壮派，都是强烈主张扩大侵略的。
其实，不扩大派并不反对侵略中国，他们与扩大派的分歧在于什么时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日本最为有利。石原等人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若拿出很大兵力对华作战，势必影响对苏备战。中国已经是统一的中国，日本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很有可能陷入长期作战的泥潭，对日本不利。不扩大派的担心后来被侵华战争的实际所证明。这说明，石原一伙是比较明智的法西斯分子。
扩大派是一帮好战的自大狂。他们相信“对中国只需拔刀威胁一下，它就会屈服”；“征服中国只需要1个师团，3艘巡洋舰”；“最大限度，通过一次保定会战，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杉山元踌躇满志地在天皇面前吹牛说：“如果一次派出大量部队，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就可以解决。”小矾国昭则到处鼓吹“要利用这一时机，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
7月11日，日本天皇委任日军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接替患重病的田代皖一郎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同日，日本政府在华北局势趋向缓和的情况下，作出了派兵华北的决策，令关东军独立混成第l、第11旅团，朝鲜军第20师团，航空队及若干特种兵就近开赴北平、天津。这意味着“卢沟桥事变”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和升级。
“七.七事变“发生几小时后，日本按计划从山海关、通县、天津等地调兵千余名增援。
16日即调动10万陆军来华；
17日，东京“五相会议”，又议决动员侵华日军40万。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捷足先登，北宁路每天都有满载关东军的兵车自东北络绎开进关内，从海道送来的大批日军也由塘沽口紧急登陆，热河省的日军也经古北口开至北平近郊。
在空军方面，日本除了集结在天津东局子飞机场的飞机以外，还在塘沽附近修筑了空军基地，每天派出飞机在北平上空和平汉路沿线侦察。
日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关于华北用兵时的对华战争指导纲要》，规定战争初期“以惩罚并击溃29军”，完全占领华北为目的。再与中央军作战，“通过全面战争求得对华问题的彻底解决”。要求日军速战速决，“防止蒋政权西遁，迫其投降”。扩大战争的方法，则由日本“天津驻军在当地递交最后通牒，开始作战行动”。
20日，日军撕毁口头协议，炮击宛平城、卢沟桥，进犯大红门。
21日，日军炮击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一带，25、26日，炮击廊坊。同时，日军分乘30余辆汽车，企图从北平广安门外冲进城内。28日，日军猛攻南苑和北苑，并以飞机轮番轰炸。
25日，日军突然袭击廊坊，飞机狂炸，38师守军被迫撤退。到7月26日，日军增兵已达10万人左右，便兵分三路围攻北平：第一路，关东军酒井、铃木两个混成旅团由热河向北平北侧进攻；第二路，由朝鲜调来的第20师团（师团长为川岸文三郎）向北平南侧进攻；第三路，以华北驻军河边旅团为基干，向北平东侧进攻。
另有从日本国内调来的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配合海军进攻天津。此外，在日本国内尚有个师团择机而动。
26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下最后通牒，要求驻守卢沟桥及北平各地的29军必须于28日完全撤退，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实际上日军已切断了平津交通，从廊坊进攻团河、黄村、通县、南苑，又挑起广安门事件。天上飞机，地面坦克，掩护狂暴的日兵冲杀。日寇按预定计划发动了全面战争。
7月26日晚广安门战斗刚刚停止，日本“中国屯军”便于当晚10时20分下达了攻击中国第29军的作战命令。命令的要点如下：
1、日军于7月27日正午开始攻击。
2、在廊坊及天津的第20师团主力在团河村（北平南约15公里）附近集结，与位于马驹桥（北平东南约15公里）的一部协同进玫南苑。
3、中国驻屯步兵旅团主力从丰台向南苑兵营北端方向进攻，在通州的该旅团步兵第2联队向南苑东北端方向进攻，至11时进人北平——马驹桥一线，听候旅团长指挥。
4、北平警备队保护北平侨民。
5、独立混成第11旅团（在高丽营）从卫窑（北平北约16公里）附近攻占西苑，然后进至永定河一线。
6、独立混成第1旅团（在顺义）从沙河镇方向向永定河一线攻击。
7、军预备队（第20师团的步兵3个大队）位于天津。
8、集成飞行团主力拂晓攻击西苑兵营。
9、临时航空兵团一部在承德，主力转移至天津，协同地面部队进攻，并随时准备与中国空军作战。
由于北平市内日本侨民尚未迁移完毕，而且前面所发最后通牒的期限是28日正午，因此驻屯军决定将攻击时间推迟至28日执行；同时，决定在对北平发动总攻之前，于27日对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第29军驻军发动袭击。
迟到的抵抗决心
行进中的26军
自7月8日中央政府就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蒋介石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同时申令26路军军长孙连仲，率领所部两个师，40军军长庞炳勋的39师兼程北上增援。
7月13日，蒋电饬宋哲元“万勿单独进行和与战”。电文有谓：“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余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控。”
蒋介石“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的观点，无疑是见地远远高于宋哲元。后面电饬既是针对日本的“不愿以中华民国外交部为交涉对手”，又是暗示宋哲元必须听从中央指挥。孙连仲、庞炳勋率师北上，既是威慑日军，同时也是威慑宋哲元。
7月17日，军政部长何应钦密电宋哲元，要求29军兵集南苑、宛平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日方压迫，要求冯治安的37师南调，北平城区只准驻保安队（天津城区根据辛丑条约，已不准驻军），作为谈判条件。两种对立的要求，宋对谁的都得听，对谁的都不能全听。宋举棋难定，只好将两种指令要求折衷。
蒋在庐山令宋哲元到保定坐镇指挥之后，蒋料宋必打折扣。11日果然得到宋到天津消息，蒋大怒，但此时不是发怒之时，一怒可能将宋哲元逼到日本人那面去。他只好忍怒召来参谋次长熊斌中将，向他面授机宜，令其马上北上，向宋哲元传达中央抗战决心。熊斌中将12日即出发北上保定。因宋去天津，迟滞至22日两人才在北平见面。熊斌是个说客，“塘沽协定”之时，曾是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也属留日派。熊与宋的私谊也不错。熊见宋先叙别情，再论国事，最后，又准确而又生动地讲了中央的抗战决心及委员长谆谆期望。
20日前后，军政部拨发给29军300万发子弹，并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高射炮部队，全部调赴保定，拨归宋哲元指挥。鲁、豫各地兵站仓库一律向北推移，以备作战补给之用。
7月27日，蒋介石批准了华北地区防御战的计划。其部署是：
1、我军应仍按照原定计划在沧保、沧石二线上集中构成阵地，期在此线上与敌作整齐之战斗。
2、中央军以援助平津、期与敌在永定河地区作战之目的，先以主力集结于沧州、保定之线。第29军应固守北平、卢沟桥、长辛店、涿县之线，与保定方面保持确切联络。
3、令孙连仲部第26路军即向永定河地区前进。该军之行动此后归宋哲元指挥。所遗保定、任丘、河间、献县防地，已令万福麟第53军接防（当日上午11时30分河间、献县另令曾万钟部接防）。
4、令万福麟部第53军即推进于保定、任丘之线，接26路军防地，在该线上构筑阵地。
此时的宋哲元才作下国人殷望的决断，他要誓死抗日，固守国土，跟日军决一死战。
宋之所以定下抵抗决心，一是他了解到日军仍在源源增兵华北，意识到“大战势不可免”，“我不杀人，人必杀我”。二是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有所了解。7月22日晚，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熊斌奉蒋介石之命由保定秘密赴平谒宋，随后蒋介石又派军委会政训处处长刘健群北上见宋。宋哲元从熊、刘两人那里得知蒋介石这次真的要抗战，因此初步打消了对南京方面的疑虑，也理解了蒋介石一再促其赴保定的用意。在此期间，蒋介石下令补充29军子弹300万发，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高炮部队调至保定，归宋指挥，并命令各兵站向前推移，以便接济29军。这一切，犹如给宋哲元吃了定心丸，坚定了他的抗战决心。
宋哲元在了解了当前形势，知道中央已“决心大战”，特别是经廊房、广安门战斗及收到日军的最后通牒后，方仓促组织抗战。他在16日制订的防守北平地区“作战预先号令”的基础上，于7月28日护所属各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其主要内容为：
1、作战方针：为确保北平、天津两市及其附近地区，对敌实施持久防御，伺机再转为攻势，以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2、兵力部署：将全军分为三路：第一路军防守北平地区。以第132师、38师之113旅及军特务旅为右地区部队；以冀北保安队之2个旅及独立第39旅为左地区部队；以37师之111旅、独立第2旅、38师特务团及北平保安队为城防部队；以骑兵第9师（欠第1旅）为机动部队；以37师（欠111旅）、独立第25旅、骑兵第9师之第1旅、冀北保安1旅之第1团及河北省保安队为总预备队。第二路军防守天津地区，下辖第38师之112旅、114旅、独立乡26旅及天津保安队。第三路军防守察哈尔省，下辖第143师、独立第29旅、独立第4旅、独立骑兵第13旅及察哈尔省保安队。
3、任务区分：第一路军之右地区部队，在北平永定门（不含）大红门、南苑兵营、团河、黄村、庞各庄之线占领要点，构筑阵地进行防御。情况许可时，适时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实施出击，将来犯之敌消灭于阵地之前；为确保南苑兵营，在西红门、新宫小红门及旧宫村配置一定兵力；驻南苑兵营之部队为右地区之预备队，随时准备策应各部队；另外第113旅（欠225团）防守安次及武清县城，破坏敌军交通线，并对敌实施牵制性袭扰。
左地区部队，在北平城东北角（不含）、北苑、沙河镇、昌平车站之线占领要点，构筑阵地进行防御；控制适当之机动兵力，随时准备实施出击，与防守要点之部队协同消灭进攻之敌。
城防部队，按城防计划依托既设工事，坚守城垣，将进攻之敌消灭于城外，同时消灭城内日军。
骑兵部队，在地区守备部队前方积极活动，对当面之敌实施突袭，以利于防御部队之作战、并破坏敌后方交通线及进行牵制性袭扰。
总预备队，派出一部兵力，密切监视卢沟桥附近之敌，择机出击，将其击歼，严防敌人由各要点间隙渗入至西郊地区。
第二路军，在驻天津市部队掩护下，迅速进入市区，构筑工事，组织坚守；派出一部兵力对大沽、塘沽警戒。
第三路军，与第一路军保持密切联系，派出一部兵力据守南口，与沙河镇友军协同，消灭侵入昌平之敌。
4、作战方法：
a、除防守北平、天津市区部队外，其他部队应采用游击战法，集中兵力，各个消灭孤立之敌。
b、在敌机械化部队经过的道路上，埋设地雷或挖掘陷阱，并设便衣伏兵，实施突然袭击。
c、当友军遭敌攻击时，必须主动支援，向进攻之敌的侧背实施奇袭。
宋哲元的这一作战命令刚刚下达至北平地区各师，部队尚未来得及行动，日军便开始发动了对北平的进攻。
宋哲元虽改变态度，决心抗战，但此刻为时已晚。至25日，日军已有第2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11旅团及中国驻屯军步兵旅集结于平津地区，兵力由原来的万余人猛增至5万余人，并且仍在源源不断地向平津增兵。29军处境被动。自11日内阁发表向华北派兵声明，已过13天，日方在这13天里紧锣密鼓布置，作战方案已接近完成。也由于29军无法掌握日方军事情报，和对日军向华北调兵目的反应迟钝，宋哲元等人还以国内内战的经验而决策，决定赵登禹132师石振纲旅守北平，其余和37师进攻丰台、通州，38师进攻天津海光寺。刘汝明143师自南口出来，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截断古北口通路。决定8月1日行动。而被日人抢先动手，导致29军极为被动，败局由此定下。
将士浴血平津
平汉前线我战士利用坑道向敌人进攻
早在7月16日，蒋介石曾密电宋哲元，“乘机围攻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消灭日军发号施令台，除掉日军在平指挥机关。”宋再三考虑，投鼠忌器，因东交民巷是各国驻平外交使团所在地，怕引起外交麻烦，又惧北平古都毁于一旦。且东交民巷防御工事坚固，日军武器已较精良，战事旷日持久，恐将陷北平于紊乱，终于未行。而决定进攻丰台。
25日拂晓，宋派步兵一个旅，配属炮兵一个营，向丰台发起进攻。
上午，战事极为顺利。至中午，中方已占领丰台大部，顽敌仅据守丰台东南端一隅，誓死抵抗。午后四时，日方忽由天津调来大部援军，参加反攻，以致功败垂成。
26日，又与日军在廊坊车站激战，双方伤亡均重。
28日上午8时，日军步兵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南苑第29军营房展开进攻，主攻部队第20师团由南苑东南角和西南角展开攻击。集结于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同时向南苑进攻，切断南苑守军的北平方向的退路。在日军陆军及航空兵协同攻击下，南苑守军第29军特务旅2个团、第38师114旅2个团及师部特务团、骑兵第9师3个团，以及高炮营、装甲汽车大队等共计约2万人左右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通信设备很快被炸毁，联络中断，指挥失灵，部队各自为战，秩序一片混乱。
至下午1时，南苑战斗结束。第29军副军长伶麟阁在混战中壮烈殉国；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向北平方向突围时，于大红门附近受敌截击，也英勇牺牲。
当时，南苑军部仅有一些军直属部队、军官团和一些骑兵，仓卒之间，29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2000余人的部队奋起迎战，在敌密集炮火之下，处境极为不利。面对强敌，佟、赵两人决定誓死坚守，他们指挥部队英勇抗击。由晨至午，战斗激烈，双方损失惨重。下午，佟麟阁等奉命率部向大红门转移，中途被日军包围，乃挥师继续与敌人苦战。佟麟阁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日军突击时，被敌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他退下，他执意不肯，说：“情况紧急，抗敌事大，个人安危事小！”佟仍率部激战。敌机又来狂轰滥炸，他头部受重伤，流血过多，英勇殉国。殉国时年仅45岁。
赵登禹师长在激战中右臂中弹，仍继续作战。不久，他腿部等处亦受伤，传令兵要背他下火线，他对传令兵说：“不要管我，北平城内还有我的老母亲，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对得起祖宗！”赵殉国时仅39岁。
佟麟阁、赵登禹为国牺牲的噩耗传往全国，举国哀痛，激发了军民抗日复仇的义愤。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他们是抗日战争开始，最早牺牲的高级将领。
当南苑战斗激烈之际，已经进到涿县地区的第132师第1旅和第2旅，在师长赵登禹连发电报催促增援的紧急关头按兵不动，贻误了战机。
当南苑战斗进行之时，第37师一部向丰台日军发动攻击。因丰台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已到南苑与北平之间担任阻击，丰台只有少数日军守备，因而在第37师的攻击下受到损失。南苑战斗结束后，当日下午3时，驻屯旅团返回丰台，将攻击丰台的第37师部队击退。此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也已攻占了清河镇，驻防该地的冀北保安部队第2旅退至黄寺。日独立混成第1旅团占领沙河。
28日下午2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部队行动问题。会上决定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当日晚，宋哲元率第37师离开北平赴保定。宋到达保定以后，于30日电报蒋介石，提出：“刻患头疼，亟宜休养”，并将第29军军长的职务交冯治安代理。
29日拂晓，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进攻北苑与黄寺的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部队。战至下午6时，黄寺被日军攻占。
30日，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了伪政权北平维持会，在北苑的独立第39旅旅长阮玄武投敌，在城内的独立第27旅亦被日军解除武装，张自忠躲进德国医院。北平沦陷。
当日军主力大部集中北平作战时，留在天津的日军除驻海光寺的军司令部及直属5个步兵小队外，还有步兵3个大队、临时航空兵团和兵站各部队，全部兵力约5000人。他们分散守备在天津总站、东站、东局子飞机场和日本租界等处。第29军在天津地区的部队尚有第112旅（驻小站）、独立第26旅（驻马厂一带）。
天津的防务由第38师副师长兼市公安局局长李文田负责。廊坊被日军占领后，平、津间交通已断，天津局势紧张。李文田于28日下午7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作战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师属手枪团团长祁光远、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种、天津市保安队队长宁殿武、天津警备司令刘家弯、第112旅旅长黄维纲和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经过分析讨论，一致认为应立即向天津日军发动攻击。最后李文田决定了攻击战斗部署：以天津保安队1个中队在宁殿武队长指挥下攻取东车站；手枪配属独立第26旅1个营和保安队3中队，在祁光远团长指挥下攻海光寺日本兵营；独立第26旅配属保安队第2中队，由李致远旅指挥攻取天津总站及东局子日军飞机场；天津市武装警察负责交通信联络。攻击时间为29日凌晨1时，总指挥部设在西南哨门。
29日凌晨1时，各部队按照指定任务同时向日军发动攻击。由于采取了突然袭击手段，因此攻击开始后进展较为顺利。独立第26旅迅速攻占了总站及东局子飞机场，烧毁了10余架日机，并攻进空兵团司令部，缴获了大量机密文件（包括日陆军航空兵正在使用电报密码本等）。事后日本参谋本部追查这一重要失密事件，航空团参谋长今泽舍次郎大佐及有关人员均被撤职查办。保安队第1队也很快攻占了东车站。惟海光寺日军由于工事坚固、炮火猛烈，未能攻克。
战斗至当日下午，日军临时航空兵团开始对中国军队及其驻地进行轰炸。在日军飞机轰炸和其地面部队火力反击下，第38师各部队间联络中断，指挥失灵，形成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损失越来越大，增调的援军第112旅又迟迟不到，于是李文田部队在当日下午3时开始撤退，天津沦陷。
第29军进攻天津日军时，驻通县的伪冀东保安队在张庆余、牙砚田的率领下反正。张庆余是伪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指挥，张砚是第2总队指挥。该部原系于学忠的两个团。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张庆余曾秘密派人与第29军联系，商定在开战时举行起义。29 日凌晨2时，该保安队向驻通县的日军和伪冀东自治政府发动突然袭击，捉获了伪主席殷汝耕，击毙了日军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及所属日军数十人，并消灭了日军守备队、汽车队大部和全部日本顾问，也牵连杀死了一些日本侨民。然后于下午4时撤离通县，带着殷汝耕，准备将其送往北平；但当到达北平附近时，保安队得知第29军已全部撤退，只好经北平西郊向保定方向转移。转移途中，在北苑、西直门之间遭到日军的袭击。混乱中，殷汝耕逃走。
第29军的第38师在天津的反击和通县伪冀察保安队的起义，使日本遭到一定的损失。日本“中国驻屯军”为解除后方的威胁，急令第20师团第39旅团长高木义人率3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回援天津，同时向关东军求援。关东军立即派兵力约1个大队的先遣队赶赴天津；随后又以第1师团的第2旅团为基干，配属了炮兵、骑兵及工兵，组成第2混成旅团，车运天津增援。增援日军相继于7月30日至8月1日到达天津。天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已撤至静海以南地区，北平地区的中国军队已撤至涿县、固安、永清以南地区。
至此，平津血战宣告结束。
第七章 战果评析
一厢情愿、幻想苟和
1936年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部分委员与日军将领合影。前排左4为天津市长张自忠。二排左4为王揖唐，左5为曹汝霖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场搏杀与谈判交涉，“七.七”卢沟桥事变终以29军撤退、平津失陷而告终。在这个事件中，29军、冀察当局和国民政府显然输给了处心积虑、精心准备的日本侵略者。教训极其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