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抗战－－抗日第一枪
作者：高鹏
内容简介
卢沟桥在地理上就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一旦日军占据卢沟桥，平汉交通为之堵塞，而将使北平进退失据，华北危亡在即。于是，在那个月黑之夜，日军对驻军地肆意挑衅和进犯，中国军队在卢沟桥的英勇抵抗，开启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幕。
作者：高鹏
卢沟桥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广安门外30里的永定河上。
永定河原名“卢沟”，又名桑干河，为古漯水的一支。源出山西省宁武县的管涔山，至北京西郊东北角，流经芦师山之西。卢沟之名始自唐代。因其水混浊，又称作小黄河。其河水经常泛滥，河道迁徒不定，故又称无定河。清康熙27年疏浚后改名永定河，卢沟之名遂废。
卢沟桥始建于金代大定29年(1189年)，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连拱石桥。初名广利桥，后因永定河在清康熙37年（1698年）以前叫卢沟河，故改称卢沟桥。此桥始建于金世宗大定29年（1189年），落成于金章宗明昌33年（1192年）。800多年来，后世虽数度废兴，然其雄风浩气一仍其旧。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此游览后，惊奇万分，盛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国外称其为“马可.波罗桥”。
卢沟桥的狮子
卢沟桥的狮子，有的昂首挺胸，仰望云天；有的双目凝神，注视桥面；有的侧身转首，两两相对，好像在交谈；有的在抚育狮儿，好像在轻轻呼唤；桥南边东部有一只石狮，高竖起一只耳朵，好似在倾听着桥下潺潺的流水和过往行人的说话……真是千姿百态，神情活现。
卢沟桥全长266.5米，宽7.5米，最宽处可达9.3米。有桥墩十座，共11孔，整个桥体都是石结构，关键部位均有银锭铁榫连接，为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桥。特别是桥墩造法颇有特色，墩下面呈船形，迎水面砌作分水尖，外形像一个尖尖的船头，其作用为抗击流水的冲击。桥上的石刻十分精美，桥身的石雕护栏上共有望柱281根，柱高1.4米，柱头刻莲座，座下为荷叶墩，柱顶刻有众多的石狮。望柱上雕有大小不等、形态各异、数之不尽的石狮子。民间有句歇后语说：“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不清”，明代《帝京景物略》也有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之辄不尽”的记载。许多游人试图搞清数目，但数来数去，眼花乱，最后只有作罢。1962年有关部门专门派人搞了一次清点，逐个编号登记，清点出大小石狮子485个，至此，应该说是“迷团冰释”了。孰料，在1979年的复查中，又发现了17个，这样，大小石狮子的总数应为502个，今后是否还会发现，谁也不敢来划这个句号。著名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名闻中外的卢沟桥》一文曾对这些雕刻精美、神态活现的石狮子有过极为生动的描绘：“……有的昂首挺胸，仰望云天；有的双目凝神，注视桥面；有的侧身转首，两两相对，好像在交谈；有的在抚育狮儿，好像在轻轻呼唤；桥南边东部有一只石狮，高竖起一只耳朵，好似在倾听着桥下潺潺的流水和过往行人的说话……真是千姿百态，神情活现。”天下名桥各擅胜场，而卢沟桥却以高超的建桥技术和精美的石狮雕刻独标风韵，誉满中外，实属古今世界上一大奇观。
卢沟晓月
“卢沟晓月”碑为四柱式宝盖顶，碑高4.52米，宽1.27米，两侧及四边刻有二龙戏珠浮图，造型别致，雕刻精美，此种碑形在北京尚属首例。碑刻“卢沟晓月”四字为乾隆皇帝御笔
卢沟桥的东西两头各有一座碑亭，西头碑亭内竖着一座清乾隆皇帝视察卢沟桥的诗碑，东头碑亭内矗立着一座汉白玉碑，上刻“卢沟晓月”4个大字，字迹秀润妩媚，为乾隆皇帝所书。卢沟晓月是古时北京八景之一，其意境是由远山、近水、晓月、美桥之情趣，相互映衬，浑然一体而构成的。古桥本身是构成这一意境的主体。据《图书集成、考工典》载：“桥东筑城，为九道咽喉。五更他处不见月，惟卢沟桥见之。”又据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载，卢沟桥一带“每当晴空月正，野旷天低，曙色苍苍，波水淼淼，为京师八景之一”，故名为“卢沟晓月”，“卢沟晓月”遂成著名燕京八景之一。
西方一位哲人曾说过：“当世上一切歌曲和传说都湮灭无闻的时候，只有建筑在与你说话 ……”是的，那卢沟桥上每头昂首挺胸、狮口大张的石狮，不是正在向过往行人诉说着发生在这座宏伟石桥上的那一件件不容忘记的历史吗？
一座英雄桥
宛平城二期修缮工程城墙抗战弹坑将被保留
卢沟桥是一座英雄桥。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郊，因横跨卢沟而名。卢沟桥一带，是燕地通往华北平原的要津，重要的古渡口。卢沟桥自古就是战略要地、交通咽喉，守桥与夺桥之战不绝于史。在历史上，这座宏伟坚固的联拱石桥还担负着沟通长城内外、联系祖国各地的交通任务。明代赵宽《题卢沟晓月图》诗曰：“银河半落长庚明，城高万户皆鸡声。长桥卧波鳌背耸，上有车马萧萧行。苍烟淡接平芜迥，沙际朦胧见人影。举头一望天宇高，残月苍苍在西岭。”诗中描绘了当年人们在鸡声残月中，车马萧萧、行人匆匆通过卢沟桥赶往京城的繁忙景象。由此可见，卢沟桥是京南通往各地的咽喉要道。桥东不远即为旧宛平城。宛平县始建于明崇帧11年(1638年)，曾名拱北城、拱极城，是明清两代守卫京都的重要门户。进入20世纪，在卢沟桥以北不远处又架起一座铁路桥，1905年中国的交通大动脉平汉铁路经此全线通车。另外，卢沟桥地区还有两条铁路支线，一达北平、通县；一经丰台与北宁线相接。这样，卢沟桥地区就成为平汉、平绥、平津3条铁路线的汇合点，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了。
一座民族独立的桥
卢沟桥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桥。它是建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抗日胜利的无字碑。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于此，桥柱上当年日军的弹痕依稀可见。1937年7月7日 ，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当地驻军29军吉星文团的将士，忍无可忍，奋起抗战，守一桥而捍天下，点燃了全国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因此，“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既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觉醒和复兴的开始，它揭开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伟大斗争，卢沟桥从此被载入史册。”
卢沟桥也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桥。中国人民在卢沟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反抗，也是世界人民向法西斯帝国主义打响的第一枪。
这里需要将中外学术界关于何时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的争论作以介绍，以正视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长期以来一直有着不同的认识，其中主要有1931年说、1937年说、1939年说和1941年说4种。由于多年来史学界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在上述观点中又以1939年说居主导地位，认为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突袭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我国不少专家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认为应把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七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爆发的起点。有专家认为，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制造卢沟桥事变，它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的爆发，由此开始了中国连续8年的全国性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的军队和人民奋起抗战，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1995年出版的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一卷，从全球战争观点出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东、西方先后爆发，而在东方爆发的起点就是”七.七事变”。而”七.七事变”，表明日本法西斯首先将局部战争推向世界性规模，因为征服中国是日本实行其“北进”或“南进”，称霸亚太地区的世界战略的先决条件。因此，在德、日、意结成侵略同盟之后，日本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就不仅是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全球侵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这一观点是否会被国际认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发生在67年前卢沟桥的这场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战争，具有划时代的世界性意义。世界历史将铭记卢沟桥！
卢沟桥将向历史诉说中华民族的屈辱的血泪和抗争的怒吼！
让我们倾听……。
第一章 战前态势
“华北事变”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中将（中），在北平车车站检阅日驻军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仅用4个月零18天就把中国的东三省全部占领了，紧接着于1932年拼凑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又发兵攻击联接关内外的要塞山海关，从此将侵略魔掌伸入关内。1933年3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所部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承德。日军占领热河之后继续南下，直逼长城各口，一时间华北震动，平津告急。正在南方忙于“剿共”的蒋介石，急忙从各地抽调30万兵力，沿长城一线抵抗进犯之敌。3月5日，长城抗战打响了。西起南天门、古北口，中经罗文峪、喜峰口，东至冷口、界岭口，中国军队依托古老的长城，与日军展开了激战。防守喜峰口、罗文峪的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怕死的精神，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进行了殊死搏杀，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寇3000多人，取得了著名的喜峰口、罗文峪大捷，29军大刀队从此扬威海内外。29军也成为与上海“一.二八”抗战的19路军齐名的抗日劲旅，该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均获得最高级别的青天白日勋章，成为一代抗日名将。缺乏纵深的长城防线毕竟经不起日军的攻击，因为它的坚固程度不是取决于最强大的环节，而是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虽然29军防守的喜峰口、罗文峪坚如磐石，使日军未能越雷池半步，但日军从晋军防守的冷口突入长城以内，然后向中国军队侧后迁回。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后撤，长城防线土崩瓦解。最后不得不签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通过这个协定，日军把实际控制范围推进到冀东。
《塘沽协定》的签订，表面上使北方的局势暂时平静下来，但平静的背后孕育着更大的危机。从此，平津化为边塞，华北的冀、鲁、晋、察、绥五省全部暴露在虎口之下了。《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又掀起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日本人为这个运动起了个“自治”的好名，而实际上就是想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6月27日，日本以“张北事件”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屈辱的《秦土协定》。日方通过这个协定达到了实际控制察哈尔省北部的目的，29军大部被迫撤出察哈尔省北部地区，移驻河北。国民政府由于卖国心虚，对签署的屈辱条约秘而不宣。日本人看透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心理，借机发挥，大肆加码，中方口辩无凭，致使主权受到了比原订条款更为严重的损害。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得手后，又将目标转向了河北。他们的做法还是惯用的卑鄙套路：先制造借口，然后以此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逼签协定。为此，日军华北驻屯军暗中雇佣杀手，将住在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举报人胡恩溥和白逾桓枪杀，然后诬称是国民党蓝衣社干的，以此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
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
（二）将于学忠第51军撤走；
（三）将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完全取消；
（四）将国民党中央军撤离河北；
（五）禁止全国排外、排日行动。
在日方的威逼之下，国民政府一一照办。日寇预谋得逞，但仍不罢休。6月11日，日方派人携带一份由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来到北平军分会，由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签字盖章后送交梅津。日方在达到目的之后，何以多此一举呢？其实，他们的企图在于以这种方式履行“协定”的签字手续，使侵略事实合法化。何应钦既不敢公开签署卖国协定，又不敢对日方有丝毫反抗，于是来了个36计走为上，慌忙离开北平逃之夭夭。日方对何应钦的心思洞若观火，于是要了一个新花招，不再坚持由何应钦在“备忘录”上签字，只要求中国方面给一个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日方的“灵活”姿态正合汪精卫、何应钦的心意。这种明不签、暗承认的办法，既可满足日方欲望，又可欺瞒全国民众。7月6日，何应钦签署了一份“致梅津函”，内称：“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特此通知。”至此，由梅津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致梅津函”组成的特殊的《何海协定》便正式达成了，河北省的大部主权从此被日寇攫取。
《秦土协定》、《何海协定》签订后，日本大大加快了“华北特殊化”的步伐。他们一面怂恿汉奸、地痞游行示威，聚众闹事，一面加紧扶持成立汉奸政权。
1935年11月，由日寇策划扶植的、以无耻汉奸殷汝耕牵头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正式出笼，辖区包括冀东22个县。现今的人们或许难以想象，当年一个受日本人操纵的伪政权就赫然存在于北平城的旁边。
12月，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被迫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29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上述一系列事件，史称“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继侵吞中国东三省之后，又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华北的大部主权，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已被逼到了灭亡的边缘。
日本侵略者对华北的渗透，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和深切忧虑，中国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
共同的民族利益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战
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民族情感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使国内战争中相互角逐、厮杀了10年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国民党和共产党逐渐化干戈为玉帛。
国共两党能够实现合作，起作用的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中国最重要的地区当属华中（包括今天的华东与华中地区）和华北，这是中国的头等要地，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物产最丰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果失去了这两个地区，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了。因此，日寇发动的“华北事变”实际上已触及中国人能够承受的心理底线。
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带是华中地区（即长江中下游流域），而华北则是华中的屏障。从地缘政治和国民政府维护其自身统治的角度来说，对于东北的沦陷，国民政府尚可勉强咽下苦果，而华北一旦失去，华中将直接暴露于日寇的虎口之下，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华北事变”的发生不可避免地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并直接危及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已长征到达陕北。这意味着共产党离开了被国民党视若禁区的核心地带——长江中下游流域，而移往西北一隅；加之长征途中工农红军蒙受极大损失，力量明显削弱，这在客观上减缓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的威胁，缓解了国共矛盾。一方面是日本欲壑难填，步步进逼，危及国民党统治；另一方面则是共产党远走西北，力量减弱，国共矛盾缓解。“两害相权取其轻”，国民政府在此情况下开始考虑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而着手抗战的准备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与共产党秘密接触，试图探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
早在国民党政策转变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呼吁。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使国共两党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
尽管国共谈判历尽周折，但“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剿共”战争的血雨腥风终于消散了。随后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
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国共合作的趋势，使日本侵略者感到了恐惧。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强化中国驻屯军，并将驻屯军司令官由军部任命改为由天皇直接委任，将驻屯军的一年轮换制改为永驻制。
6月3日，裕仁天皇批准的新的《帝国军队的用兵纲领》中提出“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其初期的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8月，日军参谋部制订《1937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中规定：挑起战争以后，在华北地区除“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管辖下的部队外，增加由东北、朝鲜和国内的派遣部队组成河北方面军，“以主力沿平汉铁路地区作战，击溃河北省南部方面之敌，并占领黄河以北的各要地。此时，按需要以一部自津浦铁路方面协助山东方面作战军作战。再根据情况，向山西及绥东方面进行作战。”决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两个集团军(5个师)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5省进行作战。日本还频繁地派出将校幕僚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性的现地侦察。
日军增兵华北，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大步骤。具体地说，日军增兵华北意味着日本已将不战而据我华北的政策，转变为武力夺取华北。日本政策的变化，除了国共合作的原因之外，还在于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有着本质的区别，对日本并不俯首贴耳。日军遂将武力夺取华北列入日程。为此，日军在增兵之后，连续两次挑起“丰台事件”，将中国驻军29军挤出战略要地丰台，而将此地完全控制起来。
就在日军增兵华北的前夕，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流血政变，日本军部通过政变取得了对政府的控制权，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形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随之大大加快了。
1937年3月，70多艘日本军舰驶入中国青岛沿海，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登陆作战演习；
1937年4月，日本海军派人勘察天津塘沽港口，为向中国输送军队、给养做准备；
1937年5月，关东军一个旅团开进了毗邻河北的热河省，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中将率众多指挥官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参谋旅行演习；
1937年6月，日本贵族近卫文麿组成“举国一致”的新内阁；中国驻屯军则在平津近郊地区不分昼夜地举行实弹演习。
双方军力对比
“七.七事变”后第3天，红军第四军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1937年平津地区侵华日军的兵力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驻屯军，另一部分是从日本驻朝鲜和日本国内抽调来增援华北的号称河北方面军。
日本驻屯军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诸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列强通过该条约，不仅向清政府勒索4．5亿两白银，还附加了许多苛刻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实际上，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前的4个月，日本政府就以“护侨”、“护路”为名，宣布成立“清国驻屯军”，任命大岛久直中将为第一任司令官，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兵营分别设于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及其周围的战略要地，本来应该是我们最核心的守备区域，但这里却驻扎着日本和其他列强的庞大武装，这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当年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支庞大的武装，犹如一只登堂入室的恶狼，对中国人民不仅是一种威胁，更是一种创深痛巨的民族耻辱。1912年，日本将“清国驻屯军”改名为“中国驻屯军”。因该军驻扎华北，通常被人们称为“华北驻屯军”，因其司令部设于天津，又被称之为“天津驻屯军”。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的，正是驻丰台的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截至“七.七事变”，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北平已有36个年头了。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大力进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加速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由裕仁天皇亲自任命的新任司令官是原任第1师团师团长的田代皖一郎中将，新任驻屯军参谋长为桥本群少将，新设置的驻屯军步兵旅团由河边正三少将任旅团长。根据日方公布的数字，增兵后的中国驻屯军由原来的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而实际的增兵人数远远超过日方公布的数字。据上海《申报》的调查，增兵后的兵力达1.4万人，还有人认为日军兵力超过2万。分别配置于天津、塘沽、唐山、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卢沟桥事变”前夕，具体驻防情况是：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及其直属战车队、骑兵队、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医院和军仓库驻天津。
“中国驻屯步兵旅团”司令部率步兵第1联队(欠第2大队)、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驻北平，其中第3大队驻丰台，另有1个小队驻通县。
第2联队和第1联队的第2大队、炮兵联队驻天津，其中第2联队的第3大队第7中队驻唐山，第8中队驻滦县。
第9中队驻山海关；第1大队第3中队驻塘沽，另有1个小队驻昌黎，1个小队驻秦皇岛。
兵力分配大体如下：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铁路沿线，有日本入侵华北的驻军5000余人；北平以东，有日本卵翼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敌伪军1.7万人；北面和西北面，有日本豢养的察北的伪蒙军约4万人。
担负平津地区守备任务的中国守军为抗日劲旅第29军。驻守卢沟桥的是第29军第37师的一部。29军的前身是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这支军队曾拥兵40万，可谓彦俊荟萃，猛将云集，极一时之盛。但经过中原大战，西北军土崩瓦解，残部只剩下几万人，犹如一场大火后的星星余烬。
1931年1月，退入山西的西北军残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下辖3个师：37师，师长冯治安；38师，师长张自忠；暂编第2师（后改为143师），师长刘汝明。这几位将领，都是深得冯玉祥赏识的西北军战将。29军成立后虽粮饷无着，处境困难，但大家咬紧牙关，埋头苦干，把29军的训练搞得有声有色。29军士兵基本来自北方各省，尤以冀、鲁、豫三省为多。他们普遍身材高大，体格强健，作风淳朴，能吃苦耐劳，并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29军训练的特点之一是注重体力和技能的训练，士兵一入营，就要进行劈刀、刺枪、器械操的训练和忍耐寒、暑、风、雨的本领，因此29军官兵在体能、技能和忍耐困苦方面要比一般军队强得多。
29军还继承了西北军爱国教育的传统。在日本入侵、民族危机深重的形势下，军长宋哲元提出了“枪口不对内”和“中国人不杀中国人”的口号。士兵在吃饭前，要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29军还沿用了西北军举行“国耻”纪念的办法，编有《国耻歌》，令部队演唱。每逢国耻日，开饭时馒头上印着“勿忘国耻”4个字；或者令官兵禁食一天，反省国耻，以期官兵知耻后勇。同时，部队经常举行“国耻’演讲，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旗帜鲜明的爱国教育的熏陶下，29军官兵无不同仇敌忾，铭记国耻，抗日情绪十分高昂。日本人曾对29军下了这样的评语：“该军因与抗日领袖冯玉祥保有关系，故抗日意识深入官兵，实为性质不良之军队。”能被日本人称为“性质不良之军队”实在是29军的光荣。在长城抗战中，该军的“性质不良”得到了充分展现。
29军共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及1个特务旅和2个保安旅，每个师有4个旅，总兵力约10万人，分驻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军部驻南苑。第37师驻北平和保定地区，该师师部驻西苑，第109旅及独立25旅驻保定(一部驻任县)，第110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第111旅驻北平城内。第38师驻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一带。第132师驻河北任丘、河间一带，该师第l旅及独立28旅驻大名、广平、长垣地区。第143师及独立骑兵第13旅驻察哈尔省及河北省境内平绥铁路沿线。骑兵第9师驻南苑和固安、易县。特务旅驻南苑(2个团驻北平城内)。冀北保安部队和独立第39旅驻黄寺和北苑。
以上各部队均为平时按治安需要配置的，不是战斗部署，除驻守卢沟桥和长辛店的第110旅第219团有战备任务、准备对付日军的挑衅外，其余各部都无明确的战备任务，所以在军事上毫无戒备。
驻守卢沟桥的部队，面对春季以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的军事活动，加强了卢沟桥地区的警戒。当时驻宛平及长辛店地区的部队为第37师第110旅的第219团。除团部与第1、第2营位于长辛店外，得到加强的第3营(步兵4个连，轻、重迫击炮各1个连，重机枪连，共1400余人)驻防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第3营见日军频频地在卢沟桥附近地区进行军事活动，判断日军可能挑起事端，因而按照预定的防御计划将部队进行了临战部署：以第11连配置于铁路桥东及以北地区，第12连配置于宛平城以南，第9连配置于宛平城内，第10连集结于卢沟桥西首为营的预备队，重迫击炮连配置于铁路桥西首，重机枪连(1个排配属第11连)集结于城内东北、东南两城角，轻迫击炮连(1个排配属第12连)集结于城东门内准备支援左右邻步兵作战。
战云密布卢沟桥
29军大刀队
由上述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看，到“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已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
东面，有日军扶植的冀东伪政权和所属伪军部队；
北面，有日寇炮制的以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自治政府；
东南面，日军强占了战略要点丰台。
惟有西南面尚为中国驻军宋哲元指挥下的第29军一部防守。因此，位于北平西南10余公里处平汉铁路线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通往南方的惟一门户。
日本人历来以认真细致著称，把发难地点定在卢沟桥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决策，而是大有预谋的。
众所周知，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夺占中国东三省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夺取华北，而平津地区是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核心，其中北平的地位尤为重要，日军甚至认为：“只要拿下北平，其余地方就会不战而降。”这样一来，只有北平西南方向的卢沟桥尚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中，卢沟桥成了北平保持对外联络的惟一通道，成了中日双方的必争之地。而在中国人看来，卢沟桥之得失，北平之存亡系之；北平之得失，华北平原之存亡系之；而西北、陇海线乃至长江流域，亦莫不受其威胁也。这充分说明，日军把卢沟桥作为首攻目标，绝不是针对偶发事件的临时决定，而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蓄谋已久的战略步骤。
1936年9月18日，日军在丰台地区进行军事演习，与中国驻军发生冲突。日军以此为借口，包围了中国军队的兵营，逼迫中国驻军撤出丰台。次日，日军侵占丰台。从10月起，日军以北平为目标，不断在丰台、卢沟桥一带及北宁铁路沿线进行挑衅性实战演习。卢沟桥在北平西南10余公里，横跨永定河，是北平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丰台，均为日军所控制。日军在卢沟桥制造冲突，是在1936年“九.一八”的“丰台事件”以后，这就明白隐示着日军有进一步的占据卢沟桥的企图，以便与丰台事件同样的取得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由于是卢沟桥与丰台同样是北平的门户，是华北的咽喉，它据着平津及冀察的生命线，而位于平汉路与北宁路之交接点，又为平保公路所经之地。所以在军事上，日本必须据有丰台与宛平，才足以控制平津。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1936年冬），日军企图在卢沟桥附近购地，以便在卢沟桥、长辛店及宛平间构筑一军事堡垒，以与丰台驻军成为犄角，来监视中国在宛平、永定河一带的驻军；但这事终于因民众和冀察当局之制止，未能实现。然而却也就从此隐伏着进袭卢沟桥的契机。
很显然的，日本帝国主义既要进行华北的分离运动，那么，它就必须在军事上造成以控制华北的首脑——平、津的形势，才能遂行其政治阴谋；卢沟桥在地理上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一旦日军占据卢沟桥，平汉交通为之堵塞，而将使北平进退失据，此举无异于切断华北之首脑——平、津；这么一来，日本在华北即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的两重控制。 同时，卢沟桥形势之优越，尚不止足以切断北平的命脉，并且还有控制丰台的优势，使丰台的日军有后顾之忧，也使其感到有受与南苑中国军队夹击之虑。这就促成了日军急于夺获卢沟桥的意图。所以，从丰台事件起，日军即对中方表示其对于卢沟桥、西苑、南苑及长辛店各地驻有军队的不满，希望29军自动撤退，但均为29军拒绝。
第二章 战况总览
战前心理战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驻守宛平县城卢沟桥侧的中国守军发动突然进攻。图为日本侵略军炮击宛平县城
“七.七事变”前，日军不断在平津市区及近郊军事演习。其中一个重要用意就是对中国军民进行威慑，力图在心理上首先压对方。在日本人看来，当时中国人畏惧日本，已成普遍心理，一经恫吓，没有不屈服的。他们这服灵丹妙药，不想在当时已经威震中外的29军官兵面前竟失掉效力，不仅不买小日本的账，还与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大胆实施了心理反威慑。
日军在北平西郊举行的坦克步兵巷战演习时，日军出了宛平县城西门，已经到了卢沟桥桥头，根据双方协议，不再通过石桥，而向北行约一公里，再越过铁路，到了大瓦窑村附近，准备开始演习。这次日军行动路线，实际上等于拐了一个90度的直角，按正常行路，是舍近求远，根本无需通过宛平县城，从丰台可直达大瓦窑。显然，日本人要通过此举向中国人示威。
中国人也不甘示弱，在演习的宛平县城街道两旁，中国军人的岗哨如同路边行树，一直伸延下去。这些哨兵身着英式军服，手持上好枪刺的步枪。因29军非常重视士兵身体素质的训练，所以，每个士兵身体精壮，站立如桩，瞪着眼睛，看着日军的步兵和坦克从他们的眼前过去。巡视将军们还经常表彰他们：“没给中国人丢面子！”
1937年6月份以后，丰台日军以卢沟桥守军为假想敌的演习日渐升级，先是日出而来，日落而回，后来变成日暮而来，日出而回，再后不分昼夜，甚至连日连夜持久演习。先是一般空弹训练式的演习，后是实弹实战式的演习。一般地说，日方演习的目的性比较强，如：以某街某巷为目标的巷战演习，以某地某军为假想敌的进攻演习等。而中国军队的演习目的朦胧，大都属“示威”性的演习，就是“不蒸馒头蒸（争）口气”。对于敌方的特点，可能发生的情况，敌方战斗力，将领用兵方法等很少考虑。 有一天，日军丰台一木清直大队所部在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带领下，神神气气、威威风风地进了宛平县城东城门，向西门缓缓前进。这位军官轻轻策马，左顾右盼，只见持枪携大刀的中国士兵密密排列在路的两旁，有点像仪仗队。这更加显露出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威风！日军的战马虽然也训练有素，可是它究竟不是天皇宝驹“初雪”，经常见到这样阵仗，这马感到眼生，恰恰此时站在路旁的中国士兵的大刀在阳光下一闪，刺眼的闪光射向马头，这军官的坐骑一惊，向路旁躲去，一脚踩到了一棵小树，小树在马蹄下倒下去。小树边站着一个中国的持枪岗哨。这个年轻的士兵一见树倒，伸手抓住马头的辔头，冲着日本军官吼道：“罚款两角！”
这次日军军官开始很横，要兵戎相见。中国官兵围了过来，说他损坏中国树木，必须赔偿。他回顾左右，见所率中队已经走到城池正中，四面城墙上枪口向内架着机枪，也许四周建筑之中还有伏兵。一旦动手，中国人岂不是在瓮中捉鳖，首先是自己受皮肉之苦。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衡量利弊，还是红着脸很不情愿地掏出了两角钱。
“两角钱”事件在当时广为传诵，民众赞誉士兵爱国行为。
1937年7月7日下午，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到达卢沟桥以北龙王庙附近。当晚，日军在龙王庙、大瓦窑一带实施演习。
10时许，宛平中国守军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突然听到城东北方向响起枪声，便严密注意日军的动态。
夜12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电话，诡称：有日军陆军一中队，夜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失落士兵1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29军军部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并答复说：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
7月8日晨2时许，日军由丰台增派的部队在第3大队队长一木清直率领下与清水节郎所部会合，按计划占领了宛平东北的沙岗。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双方派员前往调查。中方委派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与日方的冀察绥靖公署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日军辅佐官寺平忠辅和秘书斋藤进行谈判。
晨5时许，双方尚在交涉中，日军即下令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
29军奋起抵抗
戍守卢沟桥的29军士兵
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中国守军第29军第110旅奋起抵抗，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他们表示“愿与卢沟桥共存亡”，“日军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则有死而已，卢沟桥可为吾人之坟墓”。吉星文团连续击退日军3次进攻。日军第3大队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29军只有两个排。他们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同日军展开拼杀，终因寡不敌众，6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日军也在河堤上丢下了上百具尸体。
7月8日夜12时许，吉星文团突击队的青年战士用绳梯爬出宛平城，出其不意地将日军1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夺回了铁路桥和龙王庙，军心为之大振。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要求本“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同时，红军将领致电宋哲元，表示“誓做贵军后盾”。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发动各界同胞援助29军抗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赴前线慰劳抗日官兵；青年学生参加情报、募捐、救护等工作，并组织战地服务团；长辛店的工人运送枕木、铁板和铁轨到宛平，修筑阵地；郊区农民为前线输送粮食、饲料、燃料和民工。人民群众的支援，激发了29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
同日，蒋介石电令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全国备战，并令第26路军孙连仲等部4个师归宋哲元指挥，开赴保定、石家庄，支援第29军作战。
冀察当局却根据国民党政府“应战不求战”的方针，放弃了歼敌的有利时机。于7月9日晨，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达成三项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29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接防。7月10日，日本又在“就地解决”的幌子下，提出29军向日军道歉，卢沟桥、宛平县和龙王庙地区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等无理要求。
宋哲元延误了战机
宛平城守军闻日军侵犯，紧急出城赴战
11日，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诬指中国守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决定增兵华北，任命香月清司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并从驻朝鲜日军抽调第20师团来华。随后，大批日本关东军开抵天津，并以重兵进犯北平郊区。
日军进攻卢沟桥受挫后，日本政府一面以“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为幌子；一面向华北增兵，加紧侵略部署。
11日，日本内阁决定增兵，并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其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分别从辽宁公主岭(今属吉林)、河北古北口(今属北京)向顺义县城高丽营地区集结；第20师由朝鲜经山海关进入天津一带；关东军飞行集团6个中队飞抵山海关、绥中、锦州，高炮、装甲等特种部队开赴华北；令中国驻屯军步兵旅主力集结于北平以东地区，总兵力约10万人。
15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拟制了进攻平、津的作战计划，要求参战部队于20日前集结完毕。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一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但这时蒋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幻想，仍想将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和平解决。
7月19日，宋哲元抵北平后，下令拆除城内的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谢绝全国各界赠送给29军的抗战劳军捐款。同时，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谈判。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日本使馆提议，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将部队撤回原地，然后由外交途径解决，遭日本外务省拒绝。
当时，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老家山东乐陵“度假”，一度幻想和平解决事变。7月11日，他到天津，仍忙于同日方和平交涉，认为“卢沟桥事变”只是“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因而延误了战机。
7月20日，日军中国驻屯军所属部队已分别集结于密云、高丽营、天津和北平附近地区。在日军向平、津地区集结期间，中国政府军事当局派兵一部向保定、石家庄地区集结。第29军令第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令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当日下午，日军炮击宛平城和长辛店。守城官兵在团长吉星文指挥下，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25日夜，日军由朝鲜调来的第20师步兵第77团，袭击廊坊中国军队第38师第226团守备区。守军被迫自卫。次日拂晓，日军在航空兵与装甲部队配合下，攻占廊坊，守军向武清转移。北仓、杨村、落垡诸车站亦被日军占领。当晚，日军中国驻屯军第2团袭击了北平广安门驻军独立第25旅第679团。
26日下午，香月清司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驻守北平城内和西郊的第37师于28日午前撤至永定河以西，尔后向保定方向撤离，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 27日凌晨，日方未待中方答复。便派驻屯军第2团围攻通县城外守军独立第39旅第2团第1营，攻占宝珠寺、团河、黄村等中国守军防地。
27日下午，宋哲元拒绝日方通牒，向全国发出自卫守土通电，令原准备撤防的第37师迅速进入西苑至卢沟桥一线阵地；第132师速至南苑集结。以该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向作战总指挥；催促孙连仲等部北上抗日。此时南苑驻军有第38、第132师各部及特务旅等共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7000余人。当晚赵登禹到达南苑，所部主力尚在涿县，途中，南苑防御部署尚未调整，亦未构筑防御工事，情况十分危急。
日军发动总攻
7月18日拂晓，日机40架突然空袭北平城外南苑、西苑和北苑的中国军队，掩护其机械化部队猛烈进攻
28日晨，日军向北平市郊发动总攻，以第20师主力配重炮40门，在坦克部队和炮兵掩护下，对南苑展开攻击。日驻屯军步兵旅主力由丰台向南苑进攻，切断南苑守军向北平方向的退路。守军被迫仓卒应战，利用营房周围障碍物及村庄为掩体，顽强抵抗，有些阵地失而复得。但由于日军飞机与大炮轮番轰炸，守军无法展开，加之通讯设施被炸毁，指挥失灵。官兵苦战至下午2时，战死约5000人，29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2000余人的部队守卫南苑。在敌密集炮火之下，处境极为不利。面对强敌，佟、赵两人决定誓死坚守，他们指挥部队英勇抗击。
7月28日由晨至午，战斗激烈，双方损失惨重。下午，佟麟阁等奉命率部向大红门转移，中途被日军包围，乃挥师继续与敌人苦战。佟麟阁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日军突击时，被敌机枪射中腿部，佟仍率部激战。敌机又来狂轰滥炸，他头部受重伤，流血过多，英勇殉国。赵登禹师长在激战中右臂中弹，仍继续作战。不久，他腿部等处亦受伤，赵登禹率部突围北走，车行到黄亭子，赵被日军伏兵击中胸部，壮烈殉国。佟麟阁、赵登禹为国牺牲的噩耗传往全国，激发了军民抗日复仇的义愤。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28日下午，宋哲元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留北平和敌人暂时周旋，自己于当日晚离北平赴保定。第37师撤至永定河南岸布防。
29日8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攻击北苑与黄寺。黄寺守军冀北保安部队与日军战斗至18时后撤退。北苑守军独立第39旅与日军战斗后转移到古城，战斗结束后又返回北苑。该旅于31日被日军解除武装。在城内的独立第27旅被改编为保安队维持治安，数日后突围到察哈尔省归第143师序列。
驻防天津的第29军第38师部队，于29日凌晨主动向天津日军发动攻击，攻占天津总站日军驻地，并向驻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和东局子飞机场展开攻击。开始时较为顺利，后在日军飞机、炮火反击下，至15时开始撤退，随之天津沦陷。
29日驻通县伪冀东保安队反正，并向通县日军和伪冀东自治政府发动攻击，取得胜利。当日下午，反正部队撤离通县向北平转移，在城北受到日军的袭击，然后转移向保定。第29军第37师奉令南撤时，该师第110旅在宛平至八宝山一线掩护军部和北平部队经门头沟南撤，任务完成后，于30日撤向保定。
30日，日军占领北平、天津，日军独立混成第l旅团和驻屯旅团分别在30日晚和31日进占长辛店西面高地和大灰厂附近地区。至此，平、津作战结束。
第三章 卢沟桥争夺战
扼守军事要地
京汉铁路线上，中国守军严阵以待
卢沟桥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桥北数百米有一座铁路桥，连结平汉铁路。宛平城建筑在永定河东岸卢沟桥头。明朝末年为拱卫北京，乃于畿辅咽喉卢沟建此屯兵城，名曰“拱极”。北洋政府倒台后，宛平县署迁入城内，改名宛平城。29军为扼守这个军事要地，以37师110旅219团第3营驻守，这是一个加强营，有1400多官兵，营长金振中。团长吉星文事变前在庐山受训未归，团部设在桥西南的长辛店，由团副苏桂清主持。旅长何基沣，师长冯治安均为坚决抗日的爱国将领。
日军为了夺取宛平城已经作了长期准备。驻丰台日军不断在丰台至卢沟桥地区演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准备。至5、6月间，日军每隔3、5天即演习一次，不分昼夜，荷枪实弹。日军第1联队所写《卢沟桥附近战斗详报》供认：“我们行动必须经常保持如疾风迅雷之神速”。“对于薄暮、黎明及夜间之训练务求精进，每一官兵都要作到熟记驻屯地附近地形，并熟练夜间行动；同时对于支那军首脑的住宅和兵营、城门等处，也都策定奇袭计划”，“对各目标一一勘查”。从6月起，驻丰台日军3个中队在宛平城北，平汉铁路北侧至永定河堤一带，日夜不停地演习攻城战术，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日军演习异常
横行在华北的日本侵略军
1937年7月6日，驻丰台的日军清水节郎大尉率领着他的中队在炮兵的配合下，通过宛平县城，然后拐到铁路北面的大瓦窑，开始以卢沟桥为假想敌的攻击演习。
中国守军金振中营长为了侦察敌情，在午饭后，换了便服，扛着铁锹向大瓦窑附近日军的演习地走去。他刚过卢沟桥火车站，就远远地看到日军队伍，这些日军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构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也开了上来。金营长凭一个军人的直觉，感到不同寻常，见机溜了回来。
回到营部，马上召开军事会议。金营长摊开军事地图，一个连一个连地询问战斗准备工作。问到卢沟铁路桥守卫排排长的时候，金营长特别叮嘱铁路桥与石桥同等重要，而铁路桥没有拱卫城，只是桥头一片空地，兵力无法调动，只能死守。 前面已经介绍，当年修建卢沟桥和宛平城目的是拱卫京城，宛平城在桥东，京城一侧。而现在态势已和以往不同。日军已经占据丰台，兵出其后，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兵力部署方向也要和当初相反。永定河东岸（北平一侧）兵力部署的突出部位就是宛平城。宛平城内驻守着9连和重机枪连、轻迫击炮连，城北铁路桥东头是11连，城南一带沿河驻守12连。重迫击炮和预备队均在河西。假如当年建桥和建城的先民忽然活过来，他们怎么也不会理解这些枪口对着京城的队伍，是在保卫北京（北平）！建设平汉铁路的先辈，在建设卢沟铁路桥之时，恐怕也没有想到，此处将是中日交战的焦点。而更难设想敌兵出击方向是在北平一侧，有了铁路桥更增加了中国军队扼守的难度。
7月7日上午，驻守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又到回龙庙和大瓦窑附近演习。回龙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宛平城、回龙庙、大瓦窑各距约1500米，成三角形。
此时，37师110旅旅长何基沣已在头一天接到219团3营金振中营长关于日军有异常情况的报告后（此时团长吉星文在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10日回到宛平），已命令吉星文219团密切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并命令全体官兵“如遇日军挑衅，一定坚决回击！”
何基沣对当天日军演习动向也感到异常，于是就电告正在保定的冯治安师长，并催促他马上返回北平。此时谁也不会想到5个小时以后，在宛平城下，中日两国两个民族的命运决战轰然爆发。
7月7日，暮色降临，在大瓦窑演习的日军迟迟不撤，并加紧构筑工事。为防备万一，宛平警察局在天黑前把东门关闭，不许出入。
晚7时30分，清水节郎大尉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起来。
22时40分，宛平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响起一阵枪声，共18响（据日方统计）。
从当时华北形势看，中日双方军队频繁演习，无论是空弹还是实弹，都是极为平常的事，可是，这十几声枪响，却揭开了中日全面大战的序幕。
谁在挑起战争？
入侵天津的日军
在当时情况下，两军经常演习，枪响也不算回事。但这回枪响，据日方称1名新兵失踪，这名新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位向假设敌传达命令的传令兵。
据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记述：“清水中队长听到枪声，立即以无线电向丰台的大队本部报告了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同时，集合中队点名，发现缺少一人，因此也向大队长报告了‘士兵一人下落不明’。实际上，约3小时（另一说20分钟——编者注）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离队解手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一木大队长听了清水中队长的报告，对士兵一人下落不明之事非常重视，立即将事件报告给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上校）。一木大队长奉命带领丰台的一个中队士兵急赴现地，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涉。
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有一段记述：
